我缓慢地点头。她说得对。我也想过放下这一切，回到日常生活中。我也想过卸下重担，让自己恢复正常。我想要振作起来，却发现一切都停滞不前。现在旅人回来了，我便更不可能恢复到正常的样子，只会变得和从前一样有心无力。
“我不知道这样好不好。你可能应该让警方去调查。我知道你不想听我劝你，但发生了这种事，你可能会毁了自己。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想雷切尔·乌尔夫明白这一点。或许正是因为觉得她能理解，我才会来找她。
“但我需要帮助。我想知道所有的消息。”我忽然感到一阵恶心，咽口水时嗓子又很痛。
“你还好吗？”她伸出手，碰了碰我的手，我快要哭出来了。我再次点了点头。
“上次讨论后，有人和警局专员说起了这件事。由于他的家人受到冷落，专员不太高兴。”
“你现在的处境很艰难。既然他联系你，一定是希望你参与进来，或许这也是一条线索。从调查的角度，你应该维持现状，等着他继续联系你。然而从你个人的角度……”她顿了一下，“我就直说了，或许你需要更专业的帮助。”
我告诉她我不知道。
“我知道，谢谢你的建议。”这真是一种奇怪的体验。我被一个女人吸引了，她却建议我去看心理医生。看来我们的关系只能维持在按小时计费的层面了。“警方希望我留下来。”
她合上了笔记本：“你知道我不该参与这个案子吧？”
“我感觉你不会听他们的。”
我又说了一遍。讲到中间，她抬起一只手，让我停下来：“‘嘴对嘴的吻’引用了乔伊斯的话，这是《尤利西斯》中对‘苍白的吸血鬼’的描述。这个人的教育程度很高。‘我们这类人’像是在引用《圣经》，但我不确定。我回去查查吧。你再重复一遍。”这一次我说得很慢，她把它们记在了线装的笔记本上：“我有一个朋友教的是神学和《圣经》研究。也许他知道这些话的来源。”
“我在找一个人。这是另一件事，我觉得那个人可能遇到了麻烦。如果我留下来，就没有人帮她了。”
乌尔夫似乎还想问更多问题，却放弃了：“你再重复一遍那个旅人讲的话，这次慢一些。”
“离开这里一段时间可能是好事，但根据你说的……”
“我相信是同一个人。”
“怎么了？”
“就算那个女孩真的存在，你确定杀手是同一个人吗？”
“你好像要去救一个人，但你根本不知道她有没有危险。”
“没有人找过。一个老婆婆做梦获得的消息不足以让警方展开调查。”
“或许是我需要去救她。”
“有人找过那个女孩吗？”
“可能吧。”
“一个朋友带我见过一位老婆婆，她说自己曾听到一个死去的女孩对她说话。那个女孩的死法与苏珊和詹妮弗一模一样。”
那天上午，我告诉沃尔特·科尔，我要离开这座城市，继续寻找凯瑟琳·狄密特。我们坐在安静的查姆利酒吧里，这是贝德福德一家历史悠久的地下酒吧。沃尔特打电话约我，我也不知道自己选定这里的原因。当我坐下来喝咖啡时，我才知道为什么要选中这个地方。
“为什么你说他是旅人？”
我喜欢它的历史感，喜欢它从前的地位，它就像是眼角的一道旧疤痕或皱纹。在美国的禁酒时期，查姆利酒吧就已经存在，为了躲避搜查，客人们总是从通往巴罗街的后门匆匆离开。它经历了世界大战、股市崩盘、非暴力反抗和岁月的侵蚀，其中最后一种影响最为隐秘。现在，我喜欢它的波澜不惊。
我毫无保留地讲述了昨晚的事情。旅人的话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中。
“你要留下来。”沃尔特说。他又穿了那件皮革大衣，此时将它松垮地挂在椅背上。他穿着大衣走进来时，还有人朝他吹口哨。
“能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吗？”
“不行。”
从她的眼神中，我看出她本想问一问关于我父亲的事，但我的神情让她没有继续问下去。她噘起嘴，推开空盘子，身体向椅背靠了靠。
“什么意思？”他生气地问，“他终于和你联系了。你留下来，让我们监听电话，如果他再打过来就可以追踪。”
“我倒不觉得。对她而言，我小时候真的很麻烦。我父亲都快疯了。”
“我感觉他不会再打了，至少这一段时间不会。我也不觉得我们能追踪到他。他可不想被阻止，沃尔特。”
“也许她担心自己生不出更好的小孩了？”她微笑着说。
“那就更有理由阻止他了。天哪，看看他都做了什么，又打算做什么。再看看你因为他——”
我耸了耸肩：“他没有别的孩子。在我之后我母亲没再生别的孩子。”
我将身体靠近，低声打断了他：“我怎么了？你说啊，沃尔特，你说！”
“那别的孩子都叫什么？”
他沉默了，我知道他把想说的话咽了回去。我们走到了悬崖边，但他及时停下了脚步。
旅人想让我留下来。他想让我待在公寓，等待一通永远不会打来的电话。我不能遂了他的愿。然而我和沃尔特都知道，也许他与我取得联系，便是线索的第一环。
一开始，我大概十分困惑。当我努力思考这个问题时，她笑得很开心。我以前也经常被这样问，但这一次，我很高兴她能以此分散我的注意力，她应该也知道这一点。
在贝尔谋杀案期间，我的一个朋友罗斯·奥克斯曾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哥伦比亚警察局工作。拉里·吉恩·贝尔绑架并闷死了两个年轻女性，一个在邮筒附近被绑架，另一个在她玩耍的地方被绑架。警察最终发现时，她们的尸体已经严重腐烂，看不出是否遭遇性侵，但贝尔后来承认他性侵了她们。
“你的父母很喜欢爵士乐吧。”她最终说道。
贝尔给第一个女孩家里打了几通电话，主要是和受害者的姐姐交谈，这让警方开始对他进行追踪。他还把女孩的遗嘱寄给了她的家人。在电话中，他让家人们以为女孩还活着，然而一周之后，她的尸体就被找到了。绑架了第二个女孩后，他向第一个女孩的姐姐描述了绑架及杀害的过程，还扬言她会是下一个受害者。
她又笑了，蛋糕似乎快要从她嘴里掉出来，她用力推了推。我们的对话暂停了一会儿。
警方最终找到贝尔，是通过受害者信件上的书写压痕。那是一个不完整的电话号码，最终通过排查程序追踪到一个地址。拉里·吉恩·贝尔是一个三十六岁的白人男性，以前结过婚，现在和父母生活在一起。他告诉联邦调查局调查支援组的探员：“是另一个坏拉里·吉恩·贝尔干的。”
“我明白。我以前对本杰瑞冰激凌也是这样，直到我发现自己开始变得像包装桶一样圆。”
我知道很多类似的案件。在这些案子中，凶手与受害者联系，从而暴露了自己的行踪。但我也看到，这种心理折磨对活着的家人造成了很严重的影响。那个女孩的家人还算幸运，因为他们只和贝尔打了两周的交道。
“抱歉，我无法抗拒这类东西。只要面前放上一块，我就不太讲究礼节。”
前一天晚上，我感到无比愤怒、痛苦、悲伤。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种感觉让我害怕旅人再次联系我，至少目前是这样。
她点了点头，选中了一个面包卷，扯下一大块塞进嘴里，满意地叹了口气。或许我显得有些惊讶，于是她用手捂住了嘴，温柔地笑了。
他的出现竟让我有些如释重负。
“抱歉，”我说，“我刚刚走神了。”
七个多月过去了，什么都没有发生。警方的调查陷入停滞，个人的努力并没有让我找到杀死我妻子和女儿的凶手，我担心他真的消失了。
除了想和她聊聊昨晚的事，我对她本人也有点儿感兴趣。自从苏珊死后，我从未被任何一个女人吸引，我的太太也是最后一个和我上床的女人。雷切尔·乌尔夫把红色的长发梳向耳后，使我产生了一种渴望，但并不只是性欲。我感觉自己的内心十分孤独，又感到一阵胃痛。她好奇地看着我。
现在他回来了。他联系了我，这让我知道我可能会找到他。他还会继续杀人，并在杀人时暴露特征，这会让我们更容易找到他。深夜里，这些念头纷纷掠过我的大脑。然而，黎明的第一道曙光出现时，我明白了它们意味着什么。
我们走向阿姆斯特丹大道的匈牙利糕点屋，那里有很多男女学生正在一边认真读书，一边喝咖啡。雷切尔·乌尔夫穿着牛仔裤和一件带有心形图案的厚实套头衫。
旅人想要把我拉进一个依赖性的循环。他给我打了一通电话，又寄来了我女儿尸体的一部分作为甜头。他认为这样我便会期待更多人的死亡，因为我会因此得到新的线索。意识到这一点后，我决定不与这个人保持联系。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但我知道如果他还想联系我，一定会找到我。我要离开纽约，继续寻找凯瑟琳·狄密特。
“他又出现了。”
然而，在我的内心深处，还有一个想要继续寻找凯瑟琳·狄密特的理由。我只是隐约意识到这一点，或许雷切尔·乌尔夫也注意到了。
“找我有事吗，帕克先生？”她问。她有些困惑，但同时也现出一丝兴趣。
我认为悔恨必定需要补偿。我没有保护好我的妻子和女儿，让她们失去了生命。虽然我很灰心，但如果凯瑟琳·狄密特也因为我不再继续找她而死去，这便是我的第二次失败，我不知道自己能否承受。我在她身上看到了赎罪的机会，虽然可能只是我的错觉。
我到这里时，雷切尔·乌尔夫刚刚结束讲座，于是我便在礼堂外面等她。她一边走过来，一边和一个神情认真、留着鬈发、戴圆框眼镜的年轻男人交谈，那个人专注地听着她说的每一句话。她看见我，便停下脚步，和那个人微笑着告别。他有点儿不高兴，本想再待一会儿，却还是转过身，低头走开了。
我向沃尔特解释了其中一部分理由：我不想和那个人建立依赖性的关系，而且继续寻找凯瑟琳对我和她来说都很重要。但大部分理由我并没有告诉他。我们很不愉快地分开了。
校园很大，一侧是巴特勒图书馆，另一侧是行政大楼，中央的草坪上有一座女神雕像，仿佛是学术和官僚之间的调停者。和大多数市民一样，我也很少来哥伦比亚大学。这里宁静的学术氛围与咫尺之外的繁忙街道形成了鲜明对比，时常令我震惊。
由于太过疲惫，我在出发前往弗吉尼亚州之前断断续续地睡了一小时。醒来时，我浑身大汗，神志错乱。在梦里，我一会儿和一个没有脸的杀手没完没了地对话，一会儿看见我女儿死前的样子。
第二天早晨，我给雷切尔·乌尔夫的私人机构打电话，秘书告诉我，她去参加了哥伦比亚大学举办的一场研讨会。我从东村搭乘地铁，提前到达了学校的大门口。我在巴纳德学院的图书集市转了一圈，看了一会儿文学书，学生们在我身边挤来挤去。然后，我又回到了正门。
快要醒来的时候，我看见凯瑟琳·狄密特被黑暗、火焰和孩子的尸骨包围着。我知道，黑暗已经降临到她身上，我需要去拯救她。只有这样，我才能将我们两个从黑暗中拯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