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这些寒暄的客套话讲得越多，”卡洛琳说，“他就会在这里待得越久。”
“一定是天气的关系，”我说，“气压什么的。你们两个一向处得很好呀。”
“我差不多要走了，”雷说，“伯尼，你记得那胖子皮夹里的几张剪报吗？他们把俄文翻译出来了，全都是有关‘林哥黑魔鬼’的。”
“你来了真好，”雷说，“小矮人跟我已经彼此越看越不顺眼了。”
“是里加。”
我说：“嗨，卡洛琳。嗨，雷，”然后找了个位置坐下，她在我左边，他在我右边，如果他们决定要来场网球对决的话，我刚好就坐在主裁判的位置。
“随便。他们找了个人负责其他剪报，想找个人来翻译，不过我敢跟你打赌，内容都差不多。”
我直接回书店，整个下午最有趣的事发生在《猎杀莴苣》这本书中。我看到剩最后五十页时做了记号，合上书，因为下班后到饶舌酒鬼喝一杯的惯例聚会我已经迟到了。我到了那儿时，卡洛琳已经坐在我们平常坐的那张桌子前。她没落单，不过看起来好像巴不得落单似的。
“我不赌。”
这是连续第二次谈话以同样的方式收场，对方提供了我一个地址。再多一次的话，我就要把这件事加进巧合的名单里了，但目前为止，好像还没巧到那种地步。不过我的确记下了玛里索·马里斯的地址，还有她的电话。
“无所谓，因为反正我赢定了。跟你说，那些字母跟我们的一样，但没有一个词是你我能看懂的，不过有个词我倒是从译文里头认出来了，因为那是个名字。”
“在布鲁克林，”他说，很有教养地没问我为什么想知道，“她父亲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晚期或七十年代早期来到纽约。当初是借着到多伦多参加一个西洋棋锦标赛时叛逃，然后设法移民到了美国。他当时住在山脊湾，她则住在几个街区外的日落公园，然后他们相遇、相爱。”他抬起头看着我。“如果你还想知道更多，”他说，“那就得问她了。她大概还住在原来的公寓里，不过得靠那个带屎每个月开支票供养。你要我把地址给你吗？”
“库卡洛夫。”
她的父母，我问，是怎么认识的？在美国吗？或者，呃，在其他国家？
“这你又是怎么知道的？”他举起一只手阻止我解释，“算了，伯尼。你已经查出些结果了，我只需要知道这些。现在随时都会有兔子飞出来了。”
“太年轻了。”他说着微笑了。我问他那换算成人类年龄该是几岁，他说她大约二十五岁。我算了一下，她应该出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晚期，排除了我本来想胡乱下的一个结论。除非——
他走出门后，卡洛琳说：“哈，他当然没付啤酒钱就走人了。你知道吗？我如果想摆脱他，得请他喝上一整箱啤酒才行。”
“马丁，她今年几岁了？”
“哦，雷还好吧。”
“是吗？”他皱起眉，然后耸耸肩，“她说过她很幸运，她母亲曾想给她取名为伊玛库拉达·康赛普馨，可是她父亲反对。还真多亏他了。”
“不，”她说，“不好。总之，会飞的兔子是怎么回事？”
“几乎可以确定就是拉脱维亚了。”
“他希望我从公文包里变出一只兔子。”
“她想对她父母两边的族裔致敬，就是波多黎各和立陶宛，或者是拉脱维亚？”
“你公文包里有兔子？”
我懂他的意思。把玛里索·马里斯和马丁·吉尔马丁两个名字并列，简直是太可怕了。
“或是从我帽子里变出来，不过反正我也没帽子。他要我把所有人邀到一个房间，然后揭穿凶手的身份，我想不出要怎样才能办到。”
“哦，没错。玛里索·马里斯。我原以为可以说服她改名，但她不肯。她觉得自己的姓名出现在戏院遮檐广告或者工作人员表上看起来会很独特，不会让人觉得可笑。我想她是对的。现在她的名字反正不会再和我的名字并列，我看她名字的眼光就更客观了。”
“因为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马里斯？马里斯有什么不好？我的意思是，罗杰·马里斯[1] 用这个姓不也很好吗？”我想了一会儿，“哦。”
“啊，对于发生了什么事，我已经很有头绪了，”我说，“知道怎么发生、谁让它发生的。但这不是一般的案子，寻常案子里头会有几个锁定的嫌疑犯，凶手是其中之一。”
“可能没说过，等一下你就明白为什么了。她姓马里斯。”
“我们根本没有任何嫌疑犯，伯尼。”
“可能有。你告诉过我她姓什么吗？因为我好像不记得了。”
“我知道。通常会有各种人走进我的书店，到头来其中一个就是凶手。这回唯一走进我书店的是瓦尔第·伯金斯，就是拉脱维亚大使馆的那个胖子，但是他不可能是嫌疑犯，因为他很快就被杀了。”
“爱沙尼亚，当然了。厄立特里亚在哪里？不，别告诉我，因为不管在哪里，反正她父亲不是从那儿来的，也不是从爱沙尼亚来的。这样有帮助吗？”
“所以你打算怎么做？”
“爱沙尼亚。”
“我什么都不该做的，”我说，“我已经干了一件收获颇丰的活计，并且全身而退。甚至中间还交到了一个女朋友。这不是认识姑娘的好方法，我不会推荐给任何人，但在这件案子里头进行得还不错。其实我已经把关于我的真相告诉她了，这种事通常我会避免的，可是我别无选择，而且目前为止她好像还能接受。所以我现在可以停下来，让警方去破案或不破案，一切都会平安无事。”
“总共有三个小国，不是吗？有两个是L开头，她父亲就来自其中之一，第三个国家我记不得了。厄立特里亚？不，不是这个。”
“可是你不会停止，对吧？”
“你不记得是哪个波罗的海国家了，对吧？”
“不一定。”
“是波罗的海的某个共和国。很特别的组合，不是吗？冰与火。”
“是哦，没错，”她说，“可能性不大，伯尼。”
“她父亲则是从北欧来的。”
我打电话给芭芭拉，发现是答录机便挂了，又试了她的办公室。看起来今天会工作到很晚，她说。我则说我可能也一样，还有些事情要去办。她提醒我，她是宣誓过、有义务的法院人员，所以如果我要去办的事情不合法，那她宁可不要事先知情。我叫她那个漂亮的小脑袋不必伤神，于是她给了我一句建议，我想了想，她这句建议从字面意义上来看是不太可能在物理层面付诸实践的。“请原谅我说拉脱维亚语。”她补了一句，然后我们一致同意明天再谈。
“这个嘛，是波多黎各裔。我相信她生于布鲁克林。”
我搭公车到三十四街，吃了一片比萨又喝了瓶可乐，然后搭了横向的公交车到列克星敦大道。我拜访了半打酒吧，包括帕西法尔，不过在每家都待了不超过两分钟。我还打了几个电话，包括打到河谷区的科兰多·梅普斯家。一个男人接了电话，我说：“不知道这个电话对不对，我想联系克里弗·梅普斯，是一位作家。”
“我有一两个问题想问问玛里索。她母亲是从波多黎各来的吗？”
“我没听说过，”他说，“我还不知道有个叫梅普斯的作曲家。他写的是哪一类音乐？”
“什么意思？”
“哦，不是音乐，”我说，“他是写五行打油诗的。非常有才华。”
“很高兴你这么说，”我说，“不过我很好奇，我们能不能偷看一两页。”
“那祝福他。”他说，然后挂掉电话，接下来我花了足足二十分钟胡乱幻想有关可怜虫梅普斯的押韵传说，他卷入了一些可怕的纠纷，麻烦缠身掉了不少积分，诸如此类的内容。最后一行可以是，女人的身材都形态各异，醉酒尿湿了帘子和墙壁，不过中间的对句我怎么都想不出来，最后终于命令自己放弃。如果你想费脑筋续上，请便。
“没有，”他说，“我也不希望有。那一章已经结束了，伯尼。她选择了另外一个男人，而且她完全有资格做这个选择。我已经摆脱了那种想惩罚他的强烈欲望，这点我必须说，是我们合力达成的，但我不想惩罚她，或再把她抢回来。就像我刚刚说过的，那一章已经结束了。”
其他几个电话是打给马丁给我的那个号码，我因此听到了玛里索·马里斯的录音，邀请我留话。她的声音很好听，感觉不出任何波多黎各或拉脱维亚口音，听起来就像来自宾州奥克蒙镇的年轻女郎。
侍者拿着那张纸离开后，我问马丁他还有没有跟玛里索联络。
我没留话，连个假的、看她是否在过滤电话的留言都没有。她是个女演员，她不会过滤电话，电话铃响她就一定会接，就像她一定会永远怀抱着希望那样。如果转到答录机，就表示她出去了——不是跟梅普斯，因为此时他人在德文郡小巷的古老大房子里，试着不要去想一首里头有他名字的五行打油诗。
我们边喝着酒——他的是马提尼，我的是白葡萄酒——边决定午餐要点什么，然后马丁写了张点菜单给侍者。我不知道这俱乐部点菜为什么要这样，那个侍者的听力没问题，也可以记住我们点什么，或自己写下来。我想是这家俱乐部喜欢行事与众不同，免得会员忘记他们是在私人俱乐部，而不是在某个餐厅。
我往上城西边走，经过时报广场，沿路碰到没坏的公共电话，就停下来试着再拨给玛里索。我手指搭在听筒钩架上，一听到答录机就立刻挂断。如果你动作快，就可以拿回退币。我每次都成功，只有一次失败，我觉得自己真厉害，因为即使没有答录机，纽约公用电话的退币率也只有百分之六十左右。
“很高兴你这么想。”他隔着西装拍拍其中一个信封，“反正我也不愁没地方花。”
这招我太拿手了，结果在第九大道和四十六街交会口一家杂货店外墙上的公用电话拨号时，我挂断又掏回硬币后才意识到刚刚不是答录机。声音跟答录机里面一样，不过是现场本人讲的，但我还是照样挂断了电话。
“没错，但为什么放弃呢？没有你的话，这事情也做不成。”
我又拨了一次——号码都会背了——这回她的“喂”声音有点尖。“对不起，”我说，“我是刚才打电话来的，恐怕之前断线了。”
“你完全有资格自己留着，伯尼。我很确定我当初自动放弃要抽成的。”
“我还纳闷呢。”
“对我来说，”我承认，“最棒的部分就是钱。”
“还好你在家，”我说，“你不要走开，我几分钟内就到。”
“真是惊人，”他说，“最棒的部分是，这对那个带屎的家伙来说是个巨大损失。”
我急忙赶过去。那幢大楼是地狱厨房那一带常见的出租公寓，每层楼有四户，3C的电铃上标着“马里斯”。我按了铃，对讲机里面杂音大得听不见她的声音。“是我。”我说，大概说了等于没说，不过足以让她满意，按键开了门锁让我进去。
“里头有可能装的都是一美元的钞票，”我说，“但不是。可以说是大获成功吧。”我告诉他两个信封里面有多少钱，是总额的一成五。
我一次跨两层台阶上了楼，正要伸手敲3C的门时，门刚好打开。来开门的年轻女子高而纤瘦，有种小马般生涩的魅力。她有波罗的海般的蓝眼珠和蜂蜜色的头发，高高的颧骨，深褐色的皮肤，还有宽而丰润的嘴唇，真要感谢最高法院撤销了那些愚蠢的法律，那张嘴让人想到的销魂事现在已经不违法了。
“了不起。而且我想你成功了。从这两个信封的厚度来看，应该是非常成功。”
她看起来吓坏了，但不一定是被我吓的。“你是谁？”她问道，“你为什么来这里？你想干什么？”
“星期五晚上。”
“我名叫伯尼·罗登巴尔。”我说，“我想跟你谈谈瓦伦丁·库卡洛夫。”
“真是惊喜，”他说，“我根本不知道你已经，啊，打了美妙的一仗。”
她往后退了一步，一手掩着她那张妙不可言的嘴，然后突然哭了起来。
“这些是你的。”我说，他把信封一端抬高到足以让他看到里面装满了现金的程度。他眼睛微微一亮，把信封放进衣服两边的内侧口袋，隔着西装拍了拍。
[1] 罗杰·马里斯（Roger Maris，1934—1985），美国职棒大联盟一九六一年的全垒打王，单季六十一支全垒打纪录高悬三十七年之久，被称为“马里斯障碍”。
“冒牌者”里有个规定，禁止在俱乐部里面做生意。当然，他们不会监控吧台或台球桌四周，以确定没有人在谈选角色或者看剧本的事情。他们想避免的是一副大家在这里谈生意的样子，因此规定进门时得寄放公文包。于是我把那个公文包放在柜台，马丁的那一份钱之前已经挪到了两个白色信封里。饮料端上来后，我就把信封递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