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你知道，金小姐也知道──但巴克和陪审团不知道。我的委托人在昏迷中，不管巴克想要他做什么……唔……哈维尔都做不到。给我一点时间，让我交互诘问。一个17岁少女的生命正悬于一线。”
“但审判全毁了，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了。”舒尔茨法官说。
金点点头，说：“只要我们都同意，这就不再是一场真正的审判。这么一来，大众和媒体就可以被挡在外面，巴克的证词也不会泄露出去。”
“如果你宣布无效审判，那么巴克就不再需要遵守誓言了。他可以离开，然后再回来参加新的审判。但若他说的是真话，那么到那时卡洛琳·哈维尔早就死了。他给了我们一段时间救她。的确可能是胡扯，但也可能是真的。如果是真的，你却宣布无效审判，就等于你杀了那个女孩。”
舒尔茨法官用她的笔敲敲桌子。我听到她咬牙的声音。
舒尔茨法官僵住了，她没说话，只是举起一根指头指着门。
“你不能逮捕这个人吗？”她问向金。
“不行。”我说。
金摇摇头。“他有豁免协议。我不想成为第一个在审判杀人犯途中，真的把他的被害人害死的检察官。我们可以陪他玩12小时，然后无论怎样我们都会知道真相。如果这一切全是谎言，我们也没什么损失。但如果是真的，我们还让这个人直接走出去了……”
“你们两个都给我出去。”法官说。
“我懂了，”法官说，“我们会封锁大楼，陪审团和法院员工留下，外加辩方和检方──其余人全部离开。”
舒尔茨法官甚至无视了金。法官知道这是检察官身上的盲目性，看过那个视频的人都不会怀疑。
“那巴克呢？”金问。
金已经被卷入了为反对而反对的旋涡。她很聪明，但如果你每天都戴着有色眼镜，用不了多久就会什么都看不见的。
“把他拘留在牢房里就可以了。弗林先生，你需要多少时间？”
检察官是倚靠对系统的盲目信仰在运作的。这个系统，当然不是司法系统，不是，应该说是检察系统。如果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把人关起来，你就必须相信自己做的事情是对的。警察把案子带给你，你看看证据，也许会再多要一些证据，接着你就在法庭上策马狂奔、直冲定罪──次次如此。如果一个聪明的辩护律师成功使被告获得无罪释放，你的灵魂会被深深吞噬。那样是错的，你才是对的。在上诉法庭上，你会看见检察官的心被赤裸裸地摊开。就算是清白计划找到新的DNA证据，可以排除那些合理怀疑，证明被定罪的囚犯实际上是无辜的，但又有多少检察官会看着证据说：“好吧，这个是我们搞错了，打开门让这家伙出来吧。”甚至连稍微这么考虑一下的检察官都很少，他们会极力抵抗：辩护方错了，他们才是对的。
走出办公室时，我和金都没有说话。书记官带我们出去，回到已经空无一人的法庭。陪审团正在休息室中，并将在那儿待上4个小时。在还不清楚究竟怎么回事、哈维尔做了什么，也不知道我该怎么演这出戏之前，我不能见巴克。
她吞咽了一下不存在的口水，说：“我们的立场不变。我们有她喷在墙上的血，也有DNA的分析证明这一点。她死了，而她的父亲绑架、杀害了她。”
4个小时。这是舒尔茨法官给我的时间。如果我无法在这段时间内解开谜团，就不得不开始质询巴克了。联邦调查局的人和金会尽可能帮我搜集信息。金不想这样，但她不能忽视巴克。
“你不会是认真的吧？”我不解地问。
空无一人的法院走廊里，我们的脚步声大声地回荡着。在经历这么多事情后，这份死寂显得有些诡谲。
我似乎看到金的眼中涌起水雾。她摇摇头，说：“不，庭上，巴克先生不会被当成被告，他手上握有豁免协议，检方相信这只是巴克先生耍的噱头，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被告无罪释放。”
这里感觉像是一间酒吧（或房屋），刚刚有辆灵车把里面的尸体装进尸袋运走。这里有人。犹如一场突发的血腥暴力留下的污渍。你能意识到，也能感觉到。
“金小姐，我明白这可能不是你的错，我也不是要在这里找人兴师问罪，但我毫不怀疑，这名证人两次三番地在审判进行时拿出不属于检方持有范围的证据，大家完全无法得知这项证据的可信度有多少，而我也绝对不会让陪审团将之纳入考虑范围。弗林先生，虽然这对你的委托人并不公平，但这场审判已经成了一场彻头彻尾的笑话：我要宣布无效审判。陪审团会离开，我们两周内会重列新的陪审团名单。我真心希望你的委托人到那时已经康复了，弗林先生。还有，金小姐，我希望你能抽时间评估巴克提供的证据。搞不好他应该和莱纳德·哈维尔一起列在起诉书上，又或者检方其实犯下了天大的错误？你要考虑清楚了，金小姐。”
我收拾好档案，信步走出去。
舒尔茨法官正在用手指用力挤压着一块很大的橡皮擦，开口时几乎抑制不住自己的愤怒。
哈利正在走廊中等我。他腋下夹了一捆文件，脸上挂着忧虑的表情。
舒尔茨法官把我和金叫进她的办公室。我们都知道法官会怎么做。这个可能的结果金应该也可以接受。她被巴克玩得团团转，就和所有人一样。
“我知道乔治要屠的龙到底是谁了。”他说。
哈利得先等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