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咬着嘴唇，暗自祈祷。
“联系驾驶员有没有新消息？”哈珀问。
“没有。”华盛顿说。
又一次加速，我被钉在座位上。哈珀带着我们超越大半车辆，在快车道穿入穿出。一过转弯，我们就看到了囚车。
白色厢型车后方有两扇小窗，位置很高。车子稳定地以时速九十几开在中央线道。哈珀将脚从油门上移开，从右侧追至与厢型车平行。
谁要开90？
“开警笛。”我说。
道奇继续跟哈珀对着干，直到我们转上287。这是一条三线高速公路，繁忙且快速，上面没什么车，限速仍是每小时90千米。
“这是私家车，没闪灯，也没警笛。”哈珀说。
“他们刚经过皮尔森中心的出口。”华盛顿说。
同样的小方窗位于厢型车驾驶座侧高处，都是钢化玻璃，也高得没有人能看到里面。我们唯一的机会就是和驾驶座齐平，对驾驶挥手示意。
我们过早开上单线岔道了。哈珀轻踩刹车，车开始摇摆蛇行，后端不断晃动。道奇的车尾岌岌可危地要将我们甩去撞道路一侧的防撞护栏，而哈珀拼命抓稳方向盘。
当我们开到与厢型车驾驶员齐平时，哈珀按响了喇叭。
“等一下。”华盛顿说。
“拿着。”她边说边将联邦调查局的徽章和证件交给我。
“前面就是上287的岔道。他们现在在哪儿？”哈珀问。
我降下车窗，亮出徽章，对着厢型车驾驶员比手势，要他停到路边。哈珀的喇叭声吸引了驾驶员的注意。
道奇突往左倾，接着又往右矫正方向，我差点摔到哈珀的大腿上。幸好我抓着门把，才勉强在自己的位置上坐正。
他再次将眼神转回路上，车子加速。
我对纽约这部分区域很陌生。这些路我都很不熟，即便我可能在过去某段时间有开车经过。车子此刻在一条两线道上，限速每小时90千米。当我们如箭一般冲过露营车旁，哈珀早已加速到时速140千米。我听到露营车司机的喇叭声，转过头去看，见到那辆厢型车的整个侧边都因风速颤动不已。
我对着驾驶员狂喊，但在引擎的吼声与我们抄截而过时的呼啸风声下，他听不见。
“放轻松，”哈珀说，“我们会赶上的。”
“该死的，他是没看到徽章吗？”哈珀问。
前方交通堵塞，远处可以见到一辆白色厢型车，我的心脏抢了一拍。它可能就是那辆囚车。我坐起身，但立刻后悔这个决定，因为哈珀往右一转，闪过一辆摩托车，千钧一发之际避开防撞护栏，再把我们带回线道。厢型车现在更近了，当我看到那其实是一辆露营车时忍不住出声咒骂。
“他看到了，”我说，“但很可能认为是假的，我们只是想劫走被监禁者。”
我们风驰电掣地开过主大街的十字路口，往左一个急转弯，上了汉弥顿路。我用意志力祈祷车子能开得更快，右脚几乎插进车底。
哈珀加速跟上厢型车，调整角度，靠得更近，叫我再试一次。也许厢型车驾驶员这回会看仔细些。
“了解，不要挂掉。”哈珀说。
结果还是一样：他加了速。只是这次，他踩下油门前对我们比了个中指。
“监狱运输部门无法和囚车取得联系，”华盛顿说，“无线电坏了一星期了，他们还没腾出时间修好。现在正试着联系驾驶员和警卫的手机，但目前没有结果。我只通过追踪器获得了一个位置：他们在塔利镇路上往北走，并在不到1分钟前开上往287洲际公路的岔道，西向。”
每过一秒，我就往道奇的副驾驶门拍一下。每一次为了给驾驶员看徽章而将手伸长，我感到这一切似乎已经太迟。
哈珀的手机上接到一通来电，她按下方向盘旁控制台上的按钮，蓝牙系统通过车内音响接起电话。
“再过20分钟就到新新了。”哈珀瞥着她的导航荧幕，“严格说，这一整路大概都是洲际公路，往下16公里我们都不会碰到交通信号灯，你觉得我们可以等那么久吗？”她问。
哈珀全部予以忽视，使劲踩踏离合器，敏捷地转换排挡、踩下油门踏板。我咬住自己的指节，狠敲仪表板。这全是我的错。
我将双手收回车内，绝望无助地思考还有没有能吸引到警卫注意的方法，而我根本不需要判断我们还有没有另一个10分钟拦下厢型车。不知怎地，我深知我们连1分钟都等不了。
我们一路被人按喇叭，踩刹车。有辆旅行车一偏闪了过去，驾驶员狂按着方向盘中央的喇叭。
“我们得拦下这辆车，现在、马上。”我说。
我感到自己脑中仿佛困了一只虫。即便缓慢，但毫无疑问会把我的脑子蚕食殆尽。那是一只黑色的虫子，你可以叫它愚蠢，也可以叫它罪恶感。我感到那东西啃进头颅，而且我从未如此肯定。我系上安全带，哈珀猛地将这辆高性能的车掉头转向，用靴子狠狠踏下油门。一手抓方向盘，一手对着用塑胶支架附在仪表板上的卫星导航系统打字。
“你有多确定他会自杀？”
我们上了车。
“百分之百。”我说。
“跟我走，艾迪，得有人说动哈维尔。”哈珀说。
“乔，有没有什么好消息？”哈珀问。
“你们两个去追囚车，哈珀，我一接到惩教部门的来电就立刻打给你。”华盛顿说。
“他们还在试。警力与急救人员都上了路，5分钟内到。”华盛顿说。
华盛顿跟着我们到外面，但没上车。他人高马大，而这辆道奇不需要再多加重量，让车速更慢了。
哈珀往方向盘上一拍，说：“抓好。”
身为执法人员的好处之一就是拥有停车优势。我得停到800米外的立体停车场，哈珀则可以将她的道奇停在距离法院门口不到15米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