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最好把你的想法告诉我，多特。”
夏普小姐没有丰富的想象力，也没那么敏感，但是她和她朋友在这间房子里共同生活了二十年，不会听不出她是在寻求帮助。
“呃，事情发生在星期三。你知道斯蒂恩诊所女士衣帽间的样子吧？它外面是个大房间，有一个洗脸池、一口放东西的小柜子，还有两间洗手间。那天，诊所比平常晚关门。我想，我去洗手间的时候，早就过了晚上7点。呃，我在洗手间里的时候，博勒姆小姐进了外面的大房间，玛丽安护士也和她一起进来了。我原来以为她们都要回家，但我发觉博勒姆小姐肯定是想从她的小柜子里拿什么东西。玛丽安护士是跟着她一起进来的，她们之前肯定一起待在行政主管办公室，因为她们显然一直在交谈，而且好像在争论着什么。我无意中听见了。你懂的，我本来可以咳嗽一声或者冲一下马桶，表示我在里面，可是等我想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她们静静地呷了一口雪利酒。电热取暖器的两根取暖棒微微发红，由于背后的小灯不断转动，模拟煤炭发出闪亮的红光。安布罗斯护士长环视起居室，发现这里很不错。落地灯柔和的光照在适宜的地毯、舒服的沙发和椅子上。在角落上有一台电视机，两根小巧的天线被装扮成枝干上的两朵花。一个塑料娃娃的裙子下方是电话机。对面有一架钢琴，它上方的墙壁上挂着一只藤条编的篮子，一株适合室内种植的植物像一道绿色瀑布般从篮子里蓬松地悬垂下来，几乎挡住了挂在钢琴上方显著位置的夏普小姐外甥女的婚礼集体照。安布罗斯护士长看着这些熟悉的家庭布置，觉得十分温馨。这些东西至少没有任何变化。消息披露完之后，兴奋情绪也随之消失，她感到一阵疲劳。她把两条粗壮的腿分开，呼哧呼哧地弯下腰，去解开脚上那双制式黑皮鞋的鞋带。通常情况下，她一回家就会换掉身上的工作服。今天晚上她却顾不上了。她突然说：“想知道做什么事最有用是不容易的。警司说，任何事情，不管多么微不足道，都可能很重要。话是这么说，可是如果帮了倒忙呢？如果给警方造成了错误印象呢？”
“她们在争什么呢？”她的朋友问道，“钱？”
“你觉得她会把钱留给自己的亲属吗？”夏普小姐说。她对自己的亲属没有什么好印象，自己的外甥和外甥女的行为有许多要批评的地方，但是她谨慎地留下遗嘱，将自己那为数不多、缓慢增长的资金留给了他们。她觉得无法理解，为什么会有人不把钱留给自己的亲属。
根据她的经验，这是家庭纠纷最常见的原因。
“我说的其实也不是这个意思。实际上，蒂格尔应该算是她的猫，可是她从来就没有好好关注过它。我一直觉得这算是博勒姆小姐的特点。她在广场上发现了几乎快要饿死的蒂格尔，把它带进了诊所。从那以后，她每个星期都要给它买三罐猫粮。可是她从来没有宠爱过它，也没有喂过它，更没有让它进过楼上的任何房间。那个傻乎乎的珍妮总是到保安房间去找内格尔，还在蒂格尔的事情上小题大做。不过，我从来没有看见他们哪一个人给它拿过吃的。我认为博勒姆小姐给它买吃的是出于一种责任感。实际上，她并不喜欢动物。不过她有可能把钱捐赠给她喜欢的那座教堂，或者捐给女童子军。”
“呃，听起来好像是。她们说话的声音不大。当然我也没有刻意想去听。我想她们肯定是在谈玛丽安护士的母亲。她是个理学博士，你知道，现在基本上下不了床了。博勒姆小姐说她很难受，但是她已经竭尽全力了。她希望玛丽安护士聪明些，最好理解这个现状，并把她母亲的名字添加到医院床位预约名单上。”
“我觉得她是不会把钱留给流浪猫之家的。”很有头脑的夏普小姐回答说。
“这非常合理。你总不能一直在家护理这样的病人吧。除非你放弃工作，整天待在家里。”
“我担心的正是玛丽安。她去过那里，却不能让一个麦角酸病人为任何人做不在场证明。警司很快就开始怀疑她了。他不断地追问我玛丽安护士和她堂姐的关系如何，她们在斯蒂恩诊所工作是不是为了能在一起。我心想，你去哄鬼去吧，不过我没说。他没有从我这里问出什么东西。不过我可以看出他的心里在想什么。你真的不必怀疑。我们都知道博勒姆小姐有钱，如果她没有立遗嘱说把钱留给流浪猫之家，那么就会由她的堂妹继承。毕竟她没有其他人可以继承。”
“我觉得玛丽安·博勒姆护士做不到。反正她又开始争论，而且说她母亲只能在老年病房和许多老年妇女一起度过余生，博勒姆小姐有责任帮助她们，而且这是她母亲希望得到的。接着她又说，如果博勒姆小姐死了，她就会得到一笔钱。如果现在就能得到一些钱，她们的生活会发生很大的变化，那就好多了。”
“玛丽安护士怎么样？”夏普小姐问道。
“博勒姆小姐的反应是什么？”
“哦，我们没事儿。肖特豪斯、卡利和内格尔，还有珍妮小姐都没事儿。傍晚6点15分以后，内格尔到外面寄邮件去了。其他人都在一起。我不太清楚医生的情况，遗憾的是，巴古雷医生在给贝林治疗之后，离开了夜间门诊治疗室。跟你说吧，有理智的人都不会怀疑他，不过他没有不在场证据还是很遗憾。我们在等警察的时候，英格拉姆医生走过来说，我们没有必要去提这件事。这种无聊的话会使巴古雷医生陷入很大的麻烦。我假装不明白，看了她一眼说：‘我敢肯定，只要我们都说真话，医生，清白的人就没有什么可害怕的。’这句话堵了她的嘴。我这么做了，也说了实话。不过我没有再多说什么。如果警察想听小道消息，他们可以去找肖特豪斯太太。”
“我担心的正是这个，”安布罗斯护士长说，“我已经记不得原话了，大体上的意思是说，玛丽安·博勒姆护士不必指望拿这笔钱，因为她打算改变自己的遗嘱。她说一旦她真的下了决心，就会尽快开诚布公地告诉她的堂妹。她说这笔钱很重要，她一直在祈祷，希望有人能用它去做正确的事。”
“呃，反正你没事儿。如果你一直和英格拉姆医生在夜间门诊治疗室，那你就有了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
夏普小姐哼了一声。她发现，难以置信的是，上帝竟然会建议她不要把钱留给家里人。博勒姆小姐如果不是不成功的请愿者，就是刚愎自用、曲解上帝旨意的人。夏普小姐甚至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同意这样的祈祷。有些事情人们能够靠自己做出决定。但是她发现她的朋友有难处了。
“话是这么说，夏普，可是你知道斯蒂恩诊所是个什么地方。那里的小道消息很多，而且用不着添油加醋。没有哪个医生喜欢博勒姆，就我所知，其他人也不喜欢她。但这不是杀害她的理由。反正我是闭口不言，其他人只要不是傻瓜，也会这么做的。”
“如果传出来，那就糟糕了，”她承认，“毫无疑问。”
“这和忠诚不相干，安布罗斯，这是谋杀案。”
“我觉得我很了解玛丽安护士，夏普。那个孩子连一只蚂蚁都不会去踩。说她会去杀人，简直是无稽之谈。你知道我对年轻护士的总体看法。呃，我明年退休，对于玛丽安护士会接替我的工作，我没有任何意见。这也能说明一些问题。我对她是完全信任的。”
“你是说警司？他非常客气，这我必须承认。他瘦瘦的，有骨感的脸，皮肤黝黑。我没有说太多的话。你可以看出，他惯于从别人的嘴里套话。肖特豪斯太太和他谈了好长时间，我敢说，他从她那里套到了很多情况。呃，我不玩这样的游戏。我对诊所一贯忠心耿耿。”
“也许吧，但是警方未必会信任她。他们凭什么要相信呢？她也许早就成了他们的第一怀疑对象了。她到过现场，没有不在场证据，她有医学知识，知道脑壳上最薄弱的地方在哪里，知道凿子应当插进哪里。有人告诉过她，说蒂皮特不会待在诊所。现在又有了这件事!”
“警司是个什么样的人？”夏普小姐问道。她的脑子里浮现出侦探电视中梅格雷警探和巡视员巴洛的形象。
“这笔钱看来不是小数目，”安布罗斯护士长倾身向前，并压低了嗓门儿，“我想我听到了博勒姆小姐提到过3万英镑。3万啊，夏普!简直像中了彩票!”
“这个嘛，是显而易见的!所以警司一直问我能不能肯定是这个时间。我是见到活着的她的最后一个人，这是毫无疑问的。大约6点15分，贝林太太完成了治疗，准备回家，于是我去候诊室告诉她丈夫。他一向很注重时间，因为他要值夜班。他要先吃饭，然后去上晚上8点的班。我看了看表，正好6点20分。我从夜间门诊治疗室出来的时候，博勒姆小姐从我身边走过，朝地下室楼梯走去。警司问我当时她的神情如何，我们之间说话了没有。我们没有，从我的观察来看，她和平常没有什么两样。”
夏普小姐不由得感到一阵兴奋，但只说了一句：如果有了3万英镑，还要继续工作，那就要看看这个人的大脑是不是有问题了。
“你晚上6点20分的时候看见博勒姆小姐下楼去地下室，7点的时候尸体被发现，所以我认为，杀人的事肯定发生在这个时间段。”
“你会怎么做，夏普？你觉得我应当说什么吗？”
“但你觉得是谁干的呢，多特？”夏普小姐说着又往杯子里添了点酒。这是前所未有的铺张，接着夏普小姐动脑筋开始分析。
安布罗斯护士长很有主见，而且习惯了自己解决问题，但她意识到自己做不出这样的决定，于是把一半担子给了她的朋友。她俩都知道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这两个朋友很少向对方提要求。夏普小姐静静地坐了一会儿，然后说：“不，不管怎么说，现在还不要。她毕竟是你的同事，而且你信任她。你无意中听见她们的谈话，这不是你的错，你只是无意听见而已。这只是你正好在厕所里而引发的巧合。你得尽量把它忘了。不管怎么说，警方会发现博勒姆是如何处理这些钱，是不是已经改过遗嘱了。无论属于哪种情况，玛丽安护士都会成为怀疑对象。如果开庭审理，记住，我只是说‘如果’，呃，你不想卷进不必要的麻烦吧？别忘了伊斯特本案件中的那些护士，她们在牢房里蹲了多久？你不想那样丢人现眼吧。”
安布罗斯护士长故意说得轻描淡写，不过这个消息的影响使她高兴。这恰恰是她所期待的结果。这种令人兴奋的消息不是每天都有的。在火车上，她脑子里就在演练，看怎么传播这条信息才能取得最佳效果。这句反复琢磨过的话准确地表达了事情的主要细节。她暂时把晚饭的事情也忘了。夏普小姐嘟囔着说平底锅里的东西可以等等再做，先给她的朋友和她自己倒了杯雪利酒压惊，而后端着酒在起居室里坐下，听她从头到尾细细地谈。在诊所里，安布罗斯护士长以谨慎周到、沉默寡言著称，在家里却是快人快语，没过多久，夏普小姐对这桩杀人案的了解就和她的朋友一样了。
安布罗斯护士长心想，自己当然不愿意这样。她心目中的想象太生动了。某某勋爵将提起公诉。那个人有高高的个子和高高的鼻梁，可怕的眼睛瞪着她，两个拇指钩着律师长袍上的两条背带。
“要是不晚，那就是奇迹了。诊所里出了杀人案，晚上大部分时间，警察都和我们在一起。据我所知，他们现在还在那儿。他们取了我的指纹，也取了其他工作人员的。”
“好啦，安布罗斯护士长，也许你会告诉上帝或者陪审团，在无意中听到被告和她的堂姐谈话的时候，你在做什么。”
“是你吗，多特？”正在厨房的夏普小姐问道，“你回来晚了。”
法庭中阵阵笑声。穿着红色长袍、头戴白色假发的法官从座位上弯下身子：“如果再出现这样的笑声，我就让旁听者退出法庭。”
她像往常一样，乘坐地铁中央线到利物浦大街站，然后换乘东郊线电车，二十分钟后下车，进入与比阿特里斯·夏普小姐合住的连排公寓。不过今天晚上，她把钥匙插进锁孔的时候，并没有习惯性地看看前花园，也没有用挑剔的目光扫视门上的油漆，甚至没有像以往那样去想这间公寓令人满意的外观，更没有觉得购买这处住房果然是桩令人满意的投资。
肃静。某某勋爵又开始回到案子上：“呃，安布罗斯护士长……”
“我对医生一向忠诚。”这是吉迪亚公园阿卡西亚路的一句口头禅。安布罗斯护士长经常说，在节假日，有些年轻护士偶尔到诊所来替班，在她们所受的训练中就没有多少助人为乐的传统。她对大多数年轻护士都颇有微词，对现代培训更是少有恭维。
不，她肯定不愿意这样抛头露面。
安布罗斯护士长和一个最近退休的老朋友住在一起。她们三十五年前是护士学校的同学。她们在吉迪亚公园买了一幢房子，过去二十年中一直靠共同的收入生活在一起，日子过得舒适、愉快而又和谐。她俩都没有结婚，也没有因此而后悔。她们也曾希望有孩子，可是在看到亲朋好友的家庭生活之后，她们产生了与常人相反的婚姻观念。她们深信婚姻对男人有好处，代价却是由女人付出的，即使做母亲也不是纯粹的幸福。无法否认的是，她们并没有去验证这样的观念，而且从来没有人向她们求过婚。像精神病诊所的其他职业人士一样，安布罗斯护士长也意识到了性压抑的危险，可是她从没感受到这种危险，而且它确实很难在从未觉得性有什么压抑的人身上产生作用。如果她认真地研读过各种精神病理论，一定会认为那大多数都是非常危险的胡说八道。但安布罗斯护士长受到的训练是，医生是仅次于上帝的人。医生像上帝一样，以神秘的方式创造着奇迹，对待他们也要像对待上帝一样，不能进行公开的批评。毋庸置疑，有些医生采用的方式更加神秘，但护士的特权依然是辅助这些只比上帝低级的人，鼓励病人对治疗方式要有信心(特别是当这种方式的成功似乎非常值得怀疑的时候)，并做到在基本职业道德方面完全忠诚。
“我想你说得对，夏普，”她说道，“毕竟警司没有特地问我有没有无意中听到她们在争吵。”他当然没有问，而且如果运气好，他永远不会问。
他气得浑身发抖，把双手朝她伸过去。她吓坏了，看了他一眼，转过身跌跌撞撞地朝楼上走去，甚至还被睡袍绊了一下，接着像个孩子似的哭起来。他用眼睛看着她，由于疲劳、饥饿以及自厌，他感到浑身发冷。他必须到她身边去。不管怎么说，不能这样持续下去。不过不是现在，不是马上。首先，他必须喝两口。他在楼梯扶手上靠了一会儿，然后疲惫不堪地说：“哦，弗里德里卡，亲爱的弗里德里卡。你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为什么？”
夏普小姐觉得该换个话题了。
现在，巴古雷已经不可能对她表现出同情和温柔，甚至连局面也控制不住了。他极为镇静地说：“她在自己的房间，做罗夏墨迹检测。我们两个人都没有不在现场证据，这下你满意了吧？不过，如果你想把这桩谋杀栽到弗里德里卡或者我的头上，就需要多一点智慧，而我相信你没有。警司也不大可能听一个心怀仇恨并患有精神病的女人的话。这样的人他见得多了。不过你可以试一试!可能你会走运呢!为什么不来检查一下我的衣服上有没有血迹啊？”
“这个问题斯坦纳医生怎么看？”她问道，“你总说他一直在想办法，要给博勒姆调换单位。”
“弗里德里卡·萨克森呢？”
“这也是很奇怪的事!他感到特别烦恼。你知道吗？我跟你说了，我们最初发现尸体的时候，他和我们是在一起的。你知道吗？他当时几乎无法自控。他不得不背过脸对着我们，我可以看出他的肩膀在发抖。我想他其实是在哭。我从来没见过他这么难受。人有时候是不是挺奇怪的，夏普？”
“我跟你说了，在医务工作人员的衣帽间。”
这是表示不满和抗议的痛哭。人有时候真的很怪!你以为你了解他们。你为他们工作，有时候一干就是好几年。你跟他们在一起的时间比你与家人或好友在一起的时间还长。你熟悉他们脸上的每一道皱纹。他们总是那么令人难以捉摸。像斯坦纳医生，在一个他不喜欢的女人尸体旁哭泣。像巴古雷医生，和弗里德里卡·萨克森的暧昧关系已有多年，一直没人知道，直到有一天博勒姆小姐发现后告诉了他的妻子。像博勒姆小姐，天知道她把什么秘密带进了坟墓。博勒姆小姐，这个愚钝、相貌平平、不引人注目、引人反感的伊妮德·博勒姆，结果却被人用凿子扎进了她的心脏。像工作人员中的某个人，穿得跟平时一样，星期一早晨照常来上班，谈吐和微笑也像平时一样，却是个杀人犯。
她再度站在那里不吭气，接着突然问道：“你当时在哪里？”
“该死的笑面恶棍!”安布罗斯护士长突然冒出一句。她心想，这句话出自一部戏剧。也许是莎士比亚的，大部分引语都是从那里来的。这种简短、尖刻的话很适合她此时的心境。
她一声苦笑：“哦，我可以猜出警方的想法!”
“你现在需要吃点东西，”夏普小姐明确地说，“不要那么油腻，但是要有营养。我们是不是明天晚上再用平底锅做菜，今天就先吃煮鸡蛋吧？”
他听见这句直截了当的、警方和法庭的行话，脸上的肌肉抽搐起来，作出的回答却非常简单：“从表面上看是这样。可是我不知道警方是怎么想的。”
如内格尔所愿，珍妮小姐在圣詹姆斯公园入口处等他。内格尔穿过购物中心，看见战争纪念馆旁那个垂头丧气、郁郁不乐的瘦小身影，怜香惜玉的感觉油然而生。这么阴冷的夜晚，站在那里简直是活受罪。可是她一开口，就把他怜悯的冲动驱赶得无影无踪。
“看来这是内部人员作案，是不是？”
“我们真应该在别处见面。当然了，这里对你来说是方便了。你正好顺道回家。”
“荒唐，海伦!她是行政主管，我们大多数人和她很少接触，即使有，时间也很短。”
她有点不高兴，像个被忽视的妻子。
她开口说话的时候，声音非常冷淡：“你们谁都不喜欢她，是不是？你们谁都不!”
“那就回公寓去，”他轻声细语地逗弄她，“我们可以乘公共汽车。”
巴古雷告诉她的时候，她还是一句话也不说。他们面对面地站着，他惴惴不安地想，该不该走上前去，做出表示安慰或同情的举动。可为什么要同情呢？海伦究竟失去了什么？
“不，不到公寓。今天晚上不去。”
她木然站着，似乎在考虑什么，接着平静地问道：“她怎么被害的？”
内格尔微笑着走进黑暗，与珍妮小姐一起在树木的阴影中漫步。起先他们还隔着一段距离，她没有立即向他靠过去。他向下瞄了一眼，看见她那平静的脸缓缓抬起，已然全无哭过的痕迹，但显得非常疲劳。
“是的，被杀害了。”
她突然说：“那个警司很帅气，是吧？你认为他会怀疑我们吗？”
“博勒姆小姐被人杀了？”
这就是了，她想听到安慰的话，像孩子那样需要保护，即使她表面上满不在乎。
这次她听见了。她下楼的时候，他感到她呼吸急促，看见她眼睛眯成了一条缝，紧紧抓住裹在身上的睡袍。
他没好气地说：“天哪，他为什么会怀疑我们？她死的时候我在诊所外面。这我知道，你也知道。”
“我被留在诊所，那不是亨利的错。我跟你说，伊妮德·博勒姆被人杀了。今晚大部分时间，诊所里都是警察。”
“但是我不在外面。我在诊所里面。”
“亨利·埃瑟里奇!他当然会这么说。他住在哈利大街，手下有足够的工作人员，收入大概是我们的两倍。他把你留在诊所，到现在才放你回来。他有稍微替我着想一下吗？他回家之前，他的妻子总不会一个人待在乡村吧!”
“没人会一直怀疑你的。医生们都看见了。这些话我们都说过了。如果你保持头脑冷静，听我的话，就不会出问题。这是我希望你做的。”
她的脑子里立即出现了医务主任的名字。
珍妮小姐像个温顺的孩子那样听内格尔说着，但是他看见她那疲惫而冷漠的脸，觉得自己好像在跟陌生人打交道。他无聊地思考着他们俩能否再度分道扬镳。他突然觉得，其实她并不是受害者。
“是的。抱歉，我回来晚了。有件事也很抱歉，我在电话上不能多说。在斯蒂恩诊所发生了特别可怕的事情，埃瑟里奇认为这件事少说为妙。伊妮德·博勒姆被人杀了。”
他们来到湖边后，她收住脚步，凝视着水面。黑暗中传来鸭子压抑的叫声和缓慢的脚步声。内格尔嗅到晚风中海的咸味，不由得一颤。他转身端详着她的脸，见她一脸疲劳，但他在心中看到的却是另一个形象：白色护士帽扣在宽宽的前额上，帽子下方有着黄色的头发和深邃的灰色大眼睛。他试探性地想了一个新主意。当然，可能不会有任何结果，而且稍有不慎就会满盘皆输。不过这样的情形很快就会结束，他可以把珍妮甩掉。再过一个月，他就去巴黎，不过去巴黎也就只需要坐一个小时的飞机，他会经常回来的。甩掉珍妮之后，他会开始一种新的生活，这值得尝试。还有比跟有3万英镑的继承人结婚更好的命运吗？
十五年来，每天晚上她都用这种不必要的问题跟他打招呼。
玛丽安护士走进伦敦西北部的雷廷杰大街17号。那是一些狭窄的带平台住房，她所熟悉的底楼气味扑面而来，那是煎炸留下的油脂味、家具的油漆味和刺鼻的尿臊味。那辆双胞胎用的手推车放在门背后，污迹斑斑的垫毯搭在手柄上。烹饪散发出的气味不像平常那么浓烈。今天晚上，她回来得很晚，住在一楼的房客们肯定早就吃完晚饭了。从住房的后面隐约传来婴儿的啼哭声，几乎被电视机发出的声音所淹没。她可以听见国歌声，那是英国广播公司正在结束一天的节目。
“是你吗，詹姆斯？”她大声说。
她慢慢爬上二楼。这里的食品气味淡了许多，被各家各户消毒剂的强烈气味掩盖了。二楼的住户特别喜欢干净，就像地下室住户特别喜欢喝酒一样。楼梯平台的窗台上如往常一样贴着一些条子。今天晚上的条子上写的是：“别把脏奶瓶放在此处，此窗台是私人的。指的就是你。”虽然现在已经很晚，但是从那扇褐色油漆门的背后依然传来吸尘器全速运转的呼啸声。
他思考着怎样才能以最佳方式把博勒姆小姐遇害的消息告诉她。海伦和她只有一面之交，是那个星期三在诊所里的会面。他不知道她俩谈了些什么。可是那次简短的见面像催化剂一样，使她们变得很亲密。或许那是一种针对他的进攻性同盟关系？不过肯定不是由博勒姆采取行动，她对他的态度从来没有变过。巴古雷甚至可以相信，博勒姆认为他要比多数心理咨询医生都强。他发现博勒姆历来都是非常配合，非常乐于助人，也非常正确。那个星期三的下午，博勒姆在对他毫无恶意、仇恨，甚至厌恶的情况下，让海伦到她的办公室，与她交谈了半小时，摧毁了他的最大快乐。他正想到这里，海伦出现在了楼梯顶端。
现在快到四楼，也快到她们自己的公寓住房了。她在最后一截楼梯的底端停了停，像个陌生人似的，看了看她为改善居住环境以及在形象方面所做的令人乏味的努力。这里的墙壁都刷了一遍白色乳胶漆。楼梯上铺了条灰色的棉毛地毯。那扇门被漆成鲜亮的橘黄色，上面装了只蛙形黄铜叩门环。墙上精心布置了三张她从贝里克大街市场挑选的印花图画，一张贴得比一张高。一直到今天晚上，她都很喜欢自己动手布置的这种效果。这确实给进门前的这块地方增色不少。有时候这块地方让她觉得，如果邀请诊所的博斯托克太太，甚至安布罗斯护士长到家里来喝咖啡，也无须向她们解释或者表示歉意。可是今天晚上她自由了，无须对贫穷的现状再自欺欺人了。她可以看见这栋公寓住房的本来面目：肮脏、黑暗、空气不流通、气味难闻、令人伤感。今晚，她可以第一次安全地意识到，她讨厌雷廷杰大街17号的每一块砖头。
他锁上车库的门，穿过宽阔的草坪，来到大门口。花园一看就无人打理。维护花园费用很高，而海伦对打理花园毫无兴趣。如果把这地方卖掉，换幢小一点的屋子，无论从哪方面考虑都更好。可是海伦不愿意谈卖房子的事。对她而言，住在斯塔林谷比住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幸福。这里的社交生活面很窄，要求也不高，至少给了她某种安全感。这种喝鸡尾酒、吃小饼干的生活，与时髦、苗条、贪婪的女人愉快地聊天，关于外国女佣和寄宿姑娘的八卦，以及关于孩子的学校费用、成绩报告和孩子没有感恩之心的哀叹，都能引起她的同情与共鸣。巴古雷早就知道，因为夫妻间关系冷淡，她在家的时间很少，这使他感到很痛苦。
她轻轻地踩在楼梯上，还不想马上就进去。现在没有太多的时间进行思考与筹划。她很清楚推开母亲的房门后会看见什么。那张床是靠窗户放的。在夏季的夜晚，博勒姆太太可以躺在那里，观看城堡那坡面屋顶和扭曲烟囱后面的日落，和远处在晚霞映衬下的圣潘克拉斯火车站角楼的雄姿。今晚窗帘会被拉上。这位地区护士要把母亲安顿上床，把电话和袖珍收音机放在床头柜上，还有一只手摇铃铛也要放在上面。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用它来请楼下的房客上来帮个忙。她母亲床前的那盏灯将亮着，这样可以在昏暗中留下一片灯光。在房间的另一头有一台电取暖器，只开了一根电热管，在精打细算下为10月的夜晚提供舒适的环境。只要她推开门，就能看见母亲用喜悦和期待的目光看着她，就能听见她与往常一样无比愉快的招呼声，无微不至地问她一些鸡毛蒜皮的当天小事。
可是她流产了，而且失去了再怀上孩子的希望。若是还有希望，又会有什么不同呢？这幢房子就不会像没有升值希望的仓库一样了吗？他静静地坐在车里，看着那扇亮着灯光的不祥窗户，心想，所有不幸的婚姻基本都大同小异。他和海伦的情况与莫里卡夫妇没什么不同。他们之所以还待在一起，是因为他们希望这样不像分手那么痛苦。如果婚姻的压力和痛苦超出了离异造成的损失、不便和痛苦，他们就会分手。理智的人不会继续忍受无法忍受的痛苦。对于他来说，离婚只有一个正当的、高于一切的理由，那就是他希望和弗里德里卡·萨克森结婚。现在，这个希望已经彻底破灭，他便不妨继续保持这样的婚姻。这种婚姻尽管很痛苦，但至少使他觉得还有人需要他，这样，他的心里会舒服些。他鄙视自己的个人形象。他是个心理治疗医生，却无法处理好自己的个人关系，婚姻状况岌岌可危。可是婚姻关系中至少有些东西可以维持；在大多数情况下，软弱和同情的无常冲动可以使他更具宽容之心。
“亲爱的，这一天在诊所还好吗？怎么回来这么迟，出什么事了吗？”
车开得很快，可是等他到家，已经晚上10点多了。透过高高的山毛榉树的间隙，他看见了海伦卧室的灯光。这么说她没有等他，而是自己上楼了。这可不是个好兆头。他把车停进车库，打起精神，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任何事情。斯塔林谷非常安静。这是一片小型私人别墅区，经过精心设计，以传统方式建造，每一幢房子都有一座大花园。它和邻近的斯塔林别墅几乎没有联系，是繁华近郊里一片名副其实的绿洲。这里的住户受世俗偏见和势利的束缚，像流亡者一样生活在异域文化中，却保留着文明的体面。这幢房子是巴古雷十五年前买的，当时他刚结婚不久。他一开始就不喜欢这个地方，过去这些年，他懂得了不重视第一印象是很荒唐的。但是海伦喜欢这个地方，而且当时还怀了孕，所以多了一个让她高兴的理由。在海伦眼里，这幢宽敞的仿都铎建筑的前景一片大好。前面的草坪上有一棵巨大的橡树，是“大热天放婴儿车的好地方”。宽敞的门厅是“以后孩子们会喜欢并可以聚会的好地方”。这里的环境安静，“亲爱的，你在伦敦和那么多可怕的病人打交道之后，这里对你来说是非常非常宁静的”。
这些问题该怎么回答呢？
什么也不说是不是很可疑？如果一个人清白无辜，谈谈自己不曾参与的一桩谋杀案，是不是更自然一些？这个小房间好像突然闷热起来，原有的平静被焦虑和痛苦所溶解。他无论如何必须告诉海伦，她知道得越早越好。
“没什么大事，妈妈，有人刺穿了伊妮德堂姐的心脏。毕竟我们要发财啦。”
他没多说什么，随即回到吧台。接着，巴古雷心想自己这么说是否明智。明天所有报纸都会刊登这件事的。也许明天在公共酒吧，人们就会议论纷纷。很自然，乔治会说：“星期五晚上，医生像往常一样来了。关于杀人案的事，他守口如瓶……不过看来心情不好。”
这意味着什么呢？亲爱的上帝，这意味着什么？再不用闻上光漆和尿布的气味；再也不用去巴结三楼那个妖里妖气的女人，指望她听见铃声能上来帮忙了；再也不用整天看电表，担心是不是天真的太冷，要再开一根取暖管了；再也不用感谢堂姐一年两次慷慨地开出支票了。曾经，她们得指望12月的支票让她们能过个像样的圣诞节，7月底的那张使她们能支付租汽车和住昂贵旅馆的费用。这下她们付得起钱了，再也不用扳着手指头，查着日历过日子，担心伊妮德今年的支票会不会兑现。再也不用千恩万谢地接过支票，把低垂的眼睛背后的仇恨和不满隐藏起来。她真想把支票撕碎后扔向那张自命不凡、平淡无奇、屈尊俯就的脸。再也不用爬这样的楼梯了，她们可以买一幢她母亲提到过的那种郊区住房。当然，是在比较有钱的人居住的郊区，离伦敦比较近，去诊所上下班比较方便。在真正不需要工作之前，最好不要放弃这份工作。但也不要离得太近，要有一个小花园，甚至要能看到乡村的景色。她们甚至可以买辆小车。她可以去学驾驶。然后，等到她无法把母亲一个人丢在家里的时候，她可以在家陪着她。这就意味着对于未来的忐忑不安一去不复返了。现在还没有理由去想象她母亲住进慢性病病房，由疲劳不堪的陌生人照看，周围都是无法自理的高龄老人，无助地等待人生旅途走到尽头的场景。金钱可以买到快乐的生活，它不是攸关性命，但却也不是无关紧要。她会添几件衣服。如果她想买一件质量较好的上衣，就再也不必等两年一度的清仓大甩卖了。伊妮德堂姐以前买的那些裙子和套装一点也不漂亮，她只要花一半钱就能穿得好一点，真正穿得有品位一点。在肯辛顿的那座公寓里，肯定有挂满衣服的大衣柜，甚至要雇一个人帮忙拾掇它们。谁会要那些衣服呢？谁会要伊妮德堂姐的东西呢？只要她的钱、她的钱还是她的钱。但假如她已经写信给律师改变了遗嘱……那肯定是不可能的!玛丽安护士抑制住自己的恐惧，迫使自己再度理智地考虑这种可能性。这些念头她曾经想过很多次。假定伊妮德是星期三晚上写的。那好，假定她已经写了，当天晚上寄出信件已经太晚，所以这封信只有今天早上才能收到。大家都知道律师办一件事情要花多长时间。即便伊妮德强调这封信很急，赶上了星期三晚上发走的那拨邮件，新的遗嘱也还没有到签字画押的时候。即便一切准备就绪，即便它已装进结实的办公信封，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堂姐已经不能再用她那只圆圆的、笔直的、孩子般的、与众不同的手来签字了。伊妮德·博勒姆堂姐永远不会再签字了。
“是啊，”他回答说，“今天诊所里有点事耽搁了。”
她又一次想到了那笔钱。这次是不属于她的那一份。现在，那点钱很难给她带来幸福。可是，即使他们因为那起谋杀把她抓起来，他们也无法阻止她妈妈得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那是谁也阻挡不了的。但不管怎么说，她必须尽快拿到一些钱。大家都知道，一份遗嘱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通过证明。如果她到博勒姆堂姐的律师那里去，解释她们是多么穷困，并询问能做出怎样的安排，这会不会显得非常可疑或者没有良心？去找银行贷款是不是要明智一些？也许律师会请她去一趟的。是啊，他肯定会的。她和她母亲都是堂姐的至亲。遗嘱一经宣读，她马上可以很有策略地提出提前支付的问题。当然，那不是很自然的吗？对于一个即将继承3万英镑的继承者来说，提出预支100英镑的要求并不过分。
从巴古雷第二次光顾起，乔治就这么称呼他。至于他怎么知道自己是医生的，巴古雷不得而知，也不想知道。
突然，她再也忍不住了。长期的紧张瞬间爆发。她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爬最后几阶楼梯，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把钥匙插进锁里。她迅速进入公寓房，径直走到她母亲的房间，发出恐惧和悲伤的叫喊声。这是她长大成人之后第一次哭。她扑进母亲怀中，双手搂着她，从那副柔弱颤抖的臂膀上，她感受到舒适和无穷的力量。她像个孩子似的用臂膀摇着母亲。那可敬的声音使她感到安慰。从廉价的晚间内衣上，她闻到了那柔软肌肤的熟悉气息。
“医生，你今天来晚了。”
“嘘，我亲爱的，我的宝贝。嘘。怎么啦，出什么事了？告诉我，亲爱的。”
乔治把他的啤酒端了过来。
玛丽安护士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
他们没有再谈有关凶杀案的事。巴古雷觉得因为有些问题没有再问出口，车里气氛变得过于沉闷。二十分钟后，他把车停在里奇蒙格林不远处，靠近凯特尔小姐公寓的地方，以轻松的心情侧身为她打开车门。她从他的视野消失后，他不顾寒冷的潮气，从车里走出来，把车子的天窗打开。随后的几英里路面，上有金线般的猫眼，是这条路最好的一段。他的车在路上飞奔，秋天的凉风从天窗直往下灌。他在斯塔林下了主路，来到一家小酒吧。它离大路有一段距离，处于一片榆树包围中，光线幽暗，并不诱人。斯塔林库贝欢快的年轻人要么从来就没有发现过这个地方，要么不喜欢它，而是喜欢在绿化带旁边的那些漂亮酒吧。这家酒吧的青砖墙边上，从来没有那些年轻人的捷豹车。里面的沙龙像往常一样空无一人，但是透过隔板依然听得见公共酒吧那边的轻声交谈。他靠近壁炉坐下，无论冬夏，壁炉里总是生着火，里面烧的显然是老板从旧家具上拆下来的气味难闻的木头。这个房间并无诱人之处。烟囱里的烟很快被东风吹散，地面上铺着石板，靠墙放置的几张木长凳又硬又窄，坐在上面很不舒服。不过啤酒倒是清凉爽口，酒杯也很干净，不过由于陈设简陋，远离尘嚣，倒也显得十分清静。
自从两年前离婚之后，斯坦纳医生就一直住在汉普斯特德孀居的姐姐罗莎家里。他有自己的起居室和厨房，这样的安排可以使罗莎很少和他打照面，从而造成他们的关系还不错的假象。罗莎结交的是一些文化人物。她的房子是一些休演的演员、出过一本诗集的诗人、芭蕾舞界的边缘人物和一些更希望谈论自己写作技巧而不去写作的作家的活动场所。他们在同情、理解的气氛中探讨，而不是去实践什么。斯坦纳医生并不讨厌他们。只要他们的吃喝花的是罗莎的钱就行。他意识到自己的职业得到了姐姐的赞许，而且介绍“我弟弟保罗·斯坦纳，著名心理分析医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对他的补偿。况且他时而还交一点廉价房租，而且对这种亲缘关系并不在意。除非他是一个银行经理，不然他可租不起这种经济、舒适的房子。
“我们也只能在去地下室的楼梯上，或者你到诊疗室的时候遇见。不过我觉得我谁也没有看见。警司一直追问我。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一个有能力的人，他似乎对整起事件的认识都稀里糊涂的。”
今天晚上，罗莎出门了。斯坦纳医生需要她的陪伴，她却不在家。她太欠考虑，太令人恼火，不过这也是罗莎的特点。那个德国女佣也出门了，她大概没有什么正当理由，因为星期五不是她的半休日。在他的厨房里放着做好的汤和色拉，可是斯坦纳就连把汤在炉子上热一下似乎也不会。他在诊所里吃的三明治没有味道，让他觉得倒胃口。他觉得自己要摄入蛋白质，最好是热的，而且要做得比较好吃。但他不想一个人吃。他给自己倒了一杯雪利酒，承认自己想找个人聊聊这场谋杀案，随便是谁都行。这种需要简直太迫切了。他想到了巴尔达。
“她不是一个人。她从来没有一个人过。实际上我一直陪她待到5点40分左右。如果你早来几分钟，我们就应该可以见面了。”
他和巴尔达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只要夫妻双方无视对方的基本需要，还错误地以为相互十分理解，他们的婚姻必然会以失败而告终。斯坦纳医生并没有因为离婚而感到孤独，但他感到了不便与痛苦，而且不断地有莫名的失败感与负疚感。巴尔达表面上获得了自由。他们见面的时候，他总是对她熠熠生辉的形象印象深刻。他们并没有躲着对方，因为见到自己的前夫，见到被抛弃的情人，表现出最为完美的形象和幽默是巴尔达所谓的有教养的行为。斯坦纳医生不喜欢她，也不羡慕她。他喜欢和消息灵通、受过教育、聪明机智、比较严肃的女人在一起。但是他并不希望和这些女人上床。他很了解这种不方便的两分法念头。他和他的心理分析医师用了很多宝贵的时间来讨论其中的原因。遗憾的是，了解是一回事，而改变是另一回事，这一点连他的一些病人都会告诉他。有时候和巴尔达(洗礼名叫米利森特)在一起时，他是真的不想表现出什么不同。
“我想是没有。不过，我可以听见你那位接受麦角酸治疗的病人发出的声音。我觉得她吵吵闹闹的。似乎那里只有她一个人。”
电话铃响了大约一分钟，她才拿起听筒。尽管电话里传来吵闹的音乐声和玻璃酒杯的碰杯声，他还是把博勒姆的事告诉了她。显然，那幢房子里全是人。他甚至怀疑她有没有在听。
“你没有看见什么人吗？”
“怎么回事啊？”他不耐烦地问道，“你们是不是在聚会？”
“哦，没有，每件东西都井井有条。当然，门是锁着的，所以我从保安休息室里拿了钥匙。我拿完东西就把门锁上，然后把钥匙挂回那块板子上了。”
“就几个好朋友。等一下，我把录音机音量开小一点。好，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当时里面跟平常一样？病历档案没有被乱七八糟地丢在地上？”
斯坦纳医生又说了一遍。这一次巴尔达的整体反应倒是令他满意。
“是啊，如果她是6点20分左右死的，那就肯定是这样，对不对？警司没有告诉我这个时间。可是听说我去过地下室，他就很感兴趣。我去拿了一份老沃里卡的档案。我下去的时候肯定是5点45分左右，不过我没有停留，因为我知道那份档案在哪里。”
“被人杀了!不!亲爱的，对你来说太可怕了!博勒姆小姐是不是那个你很讨厌的老古板行政主管，那个在出差费用报销问题上老跟你过不去的人？”
“下午5点45分？这离博勒姆的死亡时间只有三十五分钟啊!”
“我并不讨厌她，巴尔达。我还有点尊敬她，她人很正直。当然，她有点强迫症，潜意识中的攻击性连她自己都怕，也许还有些性冷淡……”
巴古雷医生感到很吃惊，差点把车停了下来。
“这就是我的意思，亲爱的。我就知道你不能忍受她。保罗，他们不会认为是你干的吧？”
“哦，你记不得了？奇怪!那是个沾满灰尘、令人恐惧的小房间，我从来不会忘记我什么时候去过那里。我今天下午5点45分的时候去过那里。”
“当然不会。”斯坦纳医生说，但开始后悔自己太冲动，跟她说了实情。
“不能。”巴古雷回答得很干脆。这个描述生动异常。为了改变话题，他说：“要是知道谁是最后一个去档案室的，那就有意思了。我说的是案发之前。我都记不得自己上次是什么时候去的了。”
“不过你过去一直在说，真应该有个人把她除掉。”
“是的，要两个人，不是吗？没有帮手，谁也不能在升降梯里把自己提上去。”她在说“帮手”这个词语的时候神秘兮兮的，好像这是犯罪黑话的一部分，是一种顽皮的表达方式，但她竟然还敢用。她接着说：“我无法想象，亲爱的埃瑟里奇医生蹲在升降梯里，像一尊胖胖的小佛像，而博斯托克太太用她那双强壮的手拉绳子的情景，你能吗？”
这场谈话开始走向噩梦。巴尔达的聚会中刺耳的高音与留声机中的连续不断的沉闷低音相互交织，斯坦纳医生太阳穴上的青筋随着背景乐在跳动。他感到自己的头痛快犯了。
“关于有人可能乘升降梯到地下室的问题，达格利什肯定没有认真思考过。当然，升降梯比较大，需要两个人操作。”
“我的意思是应当把她调到另一家诊所，不是用钝器去猛击她的头部。”
“今天晚上有人在用升降梯。你知道有人用这部升降梯的时候，它会发出吱吱的声音，而且到了三楼还会咣当一下吧？呃，我听见了咣当声。当然，我不知道确切时间，因为这在当时似乎并不重要。那已经不是傍晚前了。我认为可能是6点30分。”
这个原本很平常的话引起了她的好奇心。对于暴力事件，她一向很感兴趣。他知道她已经想象到鲜血和脑浆溅了一地的场景了。
“升降梯怎么了，凯特尔小姐？”
“亲爱的，我一定要听完整的情况。干吗不过来谈呢？”
“恐怕我为他提供不了很多帮助，但是他对升降梯的情况很感兴趣。”
“呃，我也在考虑。”斯坦纳医生说道。接着，他巧妙地说：“有一两个细节我在电话上不好说。不过如果你们真的在聚会，那也不方便。坦率地说吧，巴尔达，我现在还没有参加社交活动的心情。我的头疼又要犯了。这竟是那么骇人。毕竟，发现那具尸体的事跟我多多少少有点关系。”
巴古雷医生认为，博斯托克太太是个野心勃勃的麻烦制造者，但觉得说这种话没什么意思。于是他问凯特尔小姐，与达格利什的谈话进行得怎么样。
“你这个可怜的家伙。听我说，给我半小时，我来打发这群家伙。”
“哦，有!他有工作，”凯特尔小姐回答说，好像这个事实与他支付度假费用的能力没有关系，“不过，他的妻子尽了很大的努力，可是仍然不会管家。如果诊所不拿钱，他们还真拿不出钱到外面去。我很遗憾地说，博勒姆小姐没有什么同情心。还有一件事，她为我预约病人，事先却不告诉我。今天就出了这样的事。我离开之前查看工作日志，发现加了一个新的病号，时间安排在星期一上午10点。当然，博斯托克太太已经做了登记，可是她补充道‘根据博勒姆小姐的指示’。博斯托克太太本人是绝不会这么做的。她是一个非常讨人喜欢而且效率很高的秘书。”
斯坦纳医生觉得“家伙”这个词像是他们被困住了似的，他也不禁把这个想法说了出来。
他问道：“难道莫里卡先生没工作？”
“其实不是的。我们都要去托尼家里去。我不去他们照样能玩。我来催他们走，你过半个小时出发。行不行？”
巴古雷医生想说，多年来莫里卡夫妇的婚姻一直处于危机之中，无论这家旅店有多么宜人，都不可能在两个星期里拯救这段婚姻。莫里卡夫妇成天提心吊胆的原因，主要是担心他们的感情基础，不经过一番斗争，他们是不大可能放弃的。
这当然行了。他放下话筒，觉得自己还有时间洗个澡，换件舒服的衣服。他犹豫着该用哪一条领带。无法解释的是，他的头似乎已经不疼了。正当他准备离开的时候，电话铃响了。他感到一阵害怕。也许巴尔达改变主意，不想把朋友送走，和他单独谈了。毕竟这在他的婚姻中一直是个反复出现的模式。他很恼火地发现，自己伸出去接电话的手似乎有点抖。不过，打电话的是埃瑟里奇医生，说他明天晚上8点钟要召开诊所医委会紧急会议。斯坦纳医生感到一阵轻松，暂时忘记了博勒姆，也没有傻乎乎地问为什么。
“是吗？这么说我肯定没有不在场的证据了。”凯特尔小姐得意地说。过了不久，她又说：“我现在能用自由基金为莫里卡夫妇组织一次乡村度假了。对于把自由基金用在病人身上的事情，博勒姆小姐总是推三阻四。斯坦纳医生和我认为，如果莫里卡夫妇能安安静静地在一家比较宜人的乡村旅店住两个星期，也许就能把他们的事情理清楚。这能够挽救一次婚姻啊。”
如果拉尔夫和索尼娅·博斯托克也住在克拉普汉姆，他们的公寓就会被称为地下室。然而，那间公寓在汉普斯特德，实际上离斯坦纳医生的住处只有半英里。有块小木牌上歪歪扭扭地写着几个字，指出通向花园公寓的路。为了一个不错的地段，为了看见起居室窗外一片绿色斜坡的草坪，他们每周要支付将近12英镑的房租。他们在草坪上种植了番红花和水仙花。春天到了，这些植物能在几乎没有阳光的地方开花，至少会给人这座公寓还带座花园的印象。然而到了秋天，就没有这么赏心悦目的景观了，斜坡上的潮气会渗透到房间里。这座公寓环境比较嘈杂。隔了两户人家就是一座幼儿园，在一楼还住了一对年轻夫妻。
“大概在晚上6点20分。”巴古雷简短地回答说。
拉尔夫·博斯托克向他们精心挑选的朋友提供饮料，然后在洗澡时间的一片喧闹声中，提高嗓门说：“对不起，太吵了。恐怕知识分子就喜欢养孩子，唉，可是他们不知道怎么管管这些小崽子。”他说了一些刻薄的话，有些还挺俏皮，可是有点过分了。他的妻子一直怕他对同样的人重复同样的俏皮话。对于一个男人而言，没有什么比重复说玩笑话更有损他的名誉了。
“哦，你是这么想的吗？我懂了。我认为他对整件案子感到迷惑不解。今天晚上大部分时间我也是在自己的房间里，所以我大概也没有不在场的证据。可是我不知道她的大致死亡时间。”
今天晚上，博斯托克先生外出参加一次政治会议了。她支持他参加这次会议，因为对他来说，这可能是一次重要会议，所以她一个人待在家里也不介意。她需要时间进行思考。她走进卧室，脱掉外衣，仔细地抖了抖，把它挂进衣橱，然后套上一件咖啡色天鹅绒休闲服。接着，她在梳妆台前坐下，将一条绉丝纱巾缠在额头上，开始卸去脸上的化妆品。她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太累了，需要喝一点酒，可是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她进行这每天晚上的惯例。她有太多的东西需要思考、筹划。镜子里那双被乳液包围的灰绿色眼睛平静地看着她。她身体前倾，仔细地看着眼睛下方皮肤的细小皱纹，第一次注意到年龄留下的印记。毕竟她才28岁。现在还没有必要过于担心。但是拉尔夫今年已经30岁了。光阴荏苒，如果他们要成就什么事情，就不能浪费时间。
他知道自己希望得到安慰，当然也希望听见她迫不及待地提出反对意见，说谁也不可能想到要怀疑他。他很快又情不自禁地补充说：“当然啦，这种事情很讨厌，不过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希望他能尽快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
她在思考对策。这个局面需要仔细把控，不可以犯任何错误。她已经想出一个办法。她抽了内格尔一个耳光，这在当时是难以抑制的，但显然是个错误，可能还是个很大的错误。这种粗鲁的表现会是个隐患。想当行政管理人员的人，即使在比较紧张的情况下，特别是想给人一种沉着、有权威、有能力的印象时，是不会去打保安耳光的。他记得萨克森小姐当时脸上的表情。不过，弗里德里卡·萨克森是没有资格说三道四的。遗憾的是，斯坦纳医生当时也在场，不过事情发生得非常快，他是不是真的看见了，她也没有把握。珍妮那个孩子倒是无足轻重的。
“我觉得他办事效率很高，”巴古雷医生回答说，“我对他的态度有点儿矛盾，也许是因为我拿不出不在场的证据。在他们推定的博勒姆小姐的死亡时间里，我正好独自一人在医务工作人员衣帽间里。”
如果她被任命，内格尔自然就必须走人。在这件事上，她也要谨慎。内格尔是个无耻之徒，不过诊所里的员工可能更糟，而医生们都知道。优秀的保安可以让医生很舒心，特别是如果他特别愿意、而且能够完成许多必要的、细小的维修工作的话。如果把内格尔调走后，每次吊窗绳断了或保险丝断了都要等集团工程部派人来修，那她这么做就不得人心了。内格尔是断然不能留的，不过她要先物色一个能替代他的人选，然后再采取行动。
“真是一桩复杂的谋杀案，不是吗？时机也很怪。你对那名警司怎么看？”
当务之急是要让医生们支持她的任命。她可以肯定埃瑟里奇医生会支持她，他的话是最有分量的。但他不能是唯一支持她的。再过六个月，他就要退休了，他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弱。如果能任命她为代理行政主管，而且一切都很顺利，医管会也许不会太急于进行广告招聘。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会等到这起谋杀案结案或者等警方把这起案子挂起来再行决定新行政主管。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巩固自己的地位就完全要靠她自己了。绝对不能以为新行政主管理所当然会是自己。一家单位如果内部有问题，委员会往往会考虑任命外来人员来管理。对他们来说，任命一个不受先前内部问题干扰的人是比较保险的举措。在这件事情上，管理委员会的集团秘书是个有影响的人物。自己在上个月向他咨询关于报考医管学院一事的举动是明智的。他喜欢自己的员工提升素质，而且他也是个人，有人向他咨询也会使他感到受宠若惊。但他不是傻瓜。集团秘书没有必要当傻瓜，医管会很可能会发现她是个合适人选，而且他也知道。
一路上，她都没有说话，到达骑士桥之后，她那带呼吸声的声音飘进了他的耳朵。
她在单人床上躺下，把脚放在枕头上，全身放松，脑子却在想入非非。“我夫人是斯蒂恩诊所新任行政主管。”
一开始，巴古雷医生的车开得很慢，因为大家都知道凯特尔小姐不喜欢飙车。她坐在他旁边，身上裹着一件厚厚的花呢外套，灰色的头发修剪得很短，头上戴的编织红帽显得很不协调。她像许多职业社会工作者一样，对人没有多少真正的理解，因而被人们误以为感觉迟钝。当然，如果他们是她的病人，情况就不一样了。巴古雷医生多么讨厌“病人”这个词!一旦他们被安全地囚禁在有职业关系栏杆的笼子里，她就对他们尽心尽力，无微不至，而他们的隐私则会所剩无几。无论他们喜欢与否，她都理解他们，看清并宽恕他们的弱点，称赞与鼓励他们的努力，而且原谅他们的罪过。在凯特尔小姐的心目中，斯蒂恩诊所里除了她的病人，其他人几乎是不存在的。巴古雷不是不喜欢她。他早就得出了一个悲哀的结论，心理治疗社会工作对那些最不合适从事它的人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不过凯特尔小姐比大多数人要好。她为他准备的报告过于冗长，用了很多特殊的行话，不过至少她能够提供那些报告。斯蒂恩诊所也有其他一些心理治疗社会工作者。他们都是出自想治疗病人这一无法抵御的冲动。在接受普通心理治疗培训之前，他们都那么焦躁不安，像社会工作报告及安排康复假日这些不怎么刺激的工作，他们就不怎么愿意干。不，他不是不喜欢露丝·凯特尔，可是今天晚上不同于其他的夜晚，他本来可以高高兴兴地独自驾车回去的。
这比说“其实我夫人是个秘书。实际上，是斯蒂恩诊所的”要好得多。
巴古雷医生知道，他应该让凯特尔小姐搭他的便车回家，否则自己就太不够意思了。她住在里奇蒙，而他回萨里别墅就要经过她的住处。通常，巴古雷医生都会尽量避开她。她在诊所的排班很怪，所以他们很少在同一时间下班。他通常可以独自驾车而没有任何内疚。他很喜欢开车，即使高峰期驱车通过市区颇为让人不爽，他也觉得那只是一种必须付出的代价，只要穿过那几英里笔直道路后他就到家了。他可以感觉到汽车的力量，就像背后有一股推力，把一天的疲劳都驱散在欢快的空气中。快到斯塔林的时候，他习惯性地把车停在一家僻静的酒吧边，准备喝它一品脱啤酒。他从不多喝，但也不少喝。这是他晚间的惯例，是他白天和夜晚的正式分界，自从他失去弗里德里卡之后，这已经成了他每天必做的事情。这个夜晚并没有使他的神经衰弱得到缓解。他正在让自己适应一种生活：他对病人的事要求严格，而职业技能相关的工作都在自己的家里完成。不过一个人静静地坐着也是一桩美事，是一段可以品味两个截然不同，但又基本相似的世界之间的短暂插曲。
在秋季的夜晚，伦敦北部距此不足两英里的一个太平间里，博勒姆小姐的尸体像冷冻在冰箱里的鲱鱼，慢慢地僵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