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闻舟纳闷地抬头去看陶然：“你都喝成这样了，还记得那女孩叫什么？”
“刚开始有个男人来报案，说孩子丢了。”陶然翻了翻笔记本，除了照片和画像以外，笔记本上的大部分内容都是纯手写的，老刑警的字很漂亮，清秀又有力，有形有体，照片前面的一页上写着“郭恒”两个字，名字下面画了三行重点线，“对，报案人就是这个郭恒，失踪的是他十一岁的女儿，小名叫‘菲菲’。”
陶然：“听老头念叨多少年了，来龙去脉我都能背下来。”
“当时市局有个政策，不满三十五周岁的都得下基层锻炼——要么是去派出所，要么是到当时几个县里，我师父他们去的就是莲花山，在那待了半年多。”骆闻舟小心地捏起照片的边缘，重新夹回笔记本里，“刚去没多久，就遇上了那起案子——郎二你可能都没听说过，那会我还是学龄前儿童呢。”
常宁平时工作忙，看电视的时间都少，难得近距离地听刑警队的人讲故事，不由得好奇地追问：“怎么丢的呀？”
“是杨老吗？”郎乔问，“他怎么会管开发区的事？”
“那时候家长带孩子普遍不像现在这么走心，十一二岁的已经属于大孩子了，平时都散养，去哪儿玩一般都是跟家长说一声就跑了，大人也不会一天到晚围着他们转。但是郭菲这个小女孩属于特别文静规矩的，上学、放学都有固定点钟，晚回来五分钟都能有原因，学习也从来不用家里操心，失踪当天没什么特别。据她同学说，那天郭菲放学后没在学校逗留，像往常一样按时回了家。从学校到她家，孩子步行大概有十五分钟吧，她就是在这十五分钟里失踪的。我师父他们沿着她平时走的路来来回回踩了几十遍，那时候虽然没有‘天网’，但那孩子回家的路没有特别‘背人’的地方。当时正是夏天，放学的时候天还没有黑，外面人很多，按理说，那么大一个女孩被人从街上带走，哪怕稍微有一点不对劲，也不可能完全没人注意到。”
老照片这东西很奇怪，所有的相纸放上几十年，都是一样的褪色、一样的泛黄，但如果照片上的人幸福美满，那泛黄的旧迹就显得回味悠长、岁月静好。而如果照片上的人后来遭到不测，旁人再回顾他当时的音容，却总能从中看出些许诡异阴沉的气息，好像主人的怨愤与不甘都附着在了静态的图片上，冥冥之中昭示着什么似的。
“可是走访了一大圈，就是一无所获。把学校附近翻了个底朝天，连女孩一根头发都没找着——福尔摩斯不是有句名言么，‘排除了一切不可能的，剩下的再不可思议，也是真相’，所以当时有人说，这个事，要么是亲戚朋友中的熟人作案，要么是孩子自己离家出走了。”
一共六张。
“孩子身上没什么钱，要真是离家出走倒好了，最多一两天，她自己就回来了。于是当年的警察们先顺着熟人作案的思路查，学校的老师、校工、郭家的亲朋好友，甚至那孩子平时常去的文具店主、小超市收银员……警方一共传讯了上百人，但都一无所获。”
它们有的是画面模糊的生活照，有的是时代特色浓郁的照相馆作品——都是荷兰风车的背景布，打着夸张的灯光，少女们的笑容有些僵硬，像是曝光时间过长的摆拍。
陶然说到这，话音一顿：“就在他们调查陷入困境的时候，女孩父亲郭恒突然接到了一通电话，接起来以后没人说话，就听见有个小女孩声嘶力竭地惨叫。孩子她妈一听就晕过去了，警方立刻通过号码找着了电话的位置——是个很偏僻的电话亭。”
“莲花山”在燕城北郊,早年是燕城下辖的县城，叫作“莲花山县”，近年来城市扩张，它成了燕城的开发区。笔记本的那一页中，除了那幅传神的画像，还夹了几张泛黄的旧照片,用透明胶条贴在纸页间,时间太久了，一碰就往下掉。
郎乔奇怪地问：“没有监控吗？”
陶然被骆闻舟一脚踹翻，略微清醒了一点，也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他扶着沙发站起来，一边帮骆闻舟收拾地上的东西，一边顺水推舟地帮着转移大家的注意力：“是莲花山那事吧？老头念叨了一辈子。”
“那年月哪来那么多监控？再说那个电话亭本身在垃圾站旁边，看着像废弃的，垃圾站的工作人员都不知道那台电话还能用。”骆闻舟说，“电话亭旁边找到了一点血，和郭菲的血型一致，但当时不能检验DNA，无法确准究竟是不是她，也没有找到有价值的指纹。”
郎乔好奇地问：“这是什么？”
客厅里一时没人说话，好一会，半天没吭声的费渡才插嘴问：“只有这一通电话吗？没有勒索，也没有要赎金？”
郎乔还没闹腾完,正打算乘胜追击,伙同一干同事继续围剿骆闻舟,不料一探头,正好和那张掉在地上的画像看了个对眼---公安系统里有专门做模拟画像的技术人员,其中不乏高手,相比而言,这幅肖像画的画技实在属于初学者水平。但是很奇异的,画中人的神韵极其生动，那张脸好像曾经在绘画人的心里反复描摹过无数次,忍无可忍,方才借由生硬的笔付诸纸面。
“没有，”陶然说，“那通电话之后，绑匪再也没有联系过女孩家里。”
“吴广川——六个女孩的尸体仍未找到。”
费渡端着酒杯轻轻晃着，若有若无地嗅着酒香，好像杯子里盛的不是超市里随便买的干红，而是罗曼尼康帝。
画纸上标着日期，是二十年前，角落里还写着注解。
“那挺奇怪的，”他说，“听起来绑匪绑架女孩不是冲孩子，而是为了折磨她家里大人——女孩父母都是做什么的？”
他话音没落，一张铅笔的人物肖像从本子里掉了出来，上面画着个男人，五官端正、文质彬彬，平视纸外的眼睛里却隐约压抑着某种黑沉沉的东西。
“郭恒本人是个中学老师，妻子是基层公务员，在当时看来，家境还算不错，但也就是小康，都是按月拿死工资的普通人，要说多有钱，那不可能。两口子平时都是知书达理的人，工作上野心不大，和同事关系也挺好，没听说和谁有利益纠纷，也没有婚外情。”
“没出息啊，一喝多就瞎说。”骆闻舟捡起一个泛黄的笔记本抖了抖灰，僵硬地转移了话题，“哎，师父的旧笔记怎么在你这？”
普通人家，普通父母，普通女孩——女孩甚至都不是个漂亮孩子，全家都过着循规蹈矩的日子，和酒店样板间一样乏善可陈，任凭警察掘地三尺，也挖掘不出什么特殊的故事。
他顶着费渡沉甸甸的视线，硬着头皮干咳一声，欲盖弥彰地站起来去收拾陶然碰掉的纸箱。
虽然有民谚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但是警方把和郭家有关的人都反复梳理过几次，乃至于个人隐私都拿着放大镜剖析过一通，最后得出了结论，郭菲和她家里人就是个“无缝的蛋”。
骆闻舟抽搐：知道尴尬你还广而告之！
时间在流逝，沉默的绑匪再也没出过声，无论是警察还是女孩家里人都知道，孩子找回来的机会很渺茫了，她最好的下场是被贩卖到某个穷乡僻壤的地方，更有可能是人已经死了。
郎乔没心没肺地用胳膊肘顶了骆闻舟一下：“真的假的，老大，你还干过这事，铁汉柔情，好尴尬。”
绑匪因为什么选中这个女孩，警方全无头绪。未知的绑匪好像只是在大街上扔骰子，随机地点到谁就是谁---平白无故。
费渡和骆闻舟一人守着一个桌角，各自僵住。
郎乔问：“那……其他五个小孩子也是这么丢的吗？”
各种专业书、闲书、文件夹、笔记本稀里哗啦地掉了一地。
“类似。郭菲失踪案所有线索中断，没办法，这案子只好就这么悬而未决地不了了之。后来我师父调回市里——当时是在玺台区分局的刑侦队，辖区内又发生了一起儿童走失案，也是女孩，也是十一二岁，也是放学路上神不知鬼不觉的失踪，绑匪还是一声不吭。最可怕的是，那女孩失踪两天以后，她家里也接到了一个孩子哭喊的电话。”
骆闻舟听着话音不对，连忙在桌子底下给了他一脚，然而已经来不及了。陶然所剩无几的平衡感在他这一脚下灰飞烟灭，整个人一侧歪，碰倒了旁边还没来得及收拾的一个装杂物的纸箱。
“我师父立刻意识到不对劲，向上级反映了情况，当时的玺台区负责人决定上报市局。结果发现，整个燕城市含周围县区，类似的儿童走失案居然有六起。”
“没有没有，真……真没有。小费渡那时候也不是我一个人照顾的，大家都关心你，连我师父后来听说，都时常会问几句……还有那谁——闻舟。”陶然随口出卖了战友，“你别看他平时不说，其实偷偷去看过你好几次，你那游戏机还是他托我……”
“其实是七起。”骆闻舟说，“最后还有个幸存的女孩。当时市局牵头，从各区抽调了人手，成立了专案组，老杨后来也是因为这个机会才调到了市局——但是专案组查了半天，也没有进展，因为几个失踪女孩之间没有任何交集，除了……”
常宁听完了这伙人你一言我一语地推销陶然，别的没感觉，先觉出了陶副的好人缘，忍不住偏头冲着陶然笑。陶然的酒量本来就是比“一杯倒”强点儿，被灌了大半杯红酒，头已经晕了，又被梦中情人似笑非笑地瞄着，整个人几乎丧失了思考机能，窘迫得胡言乱语起来。
骆闻舟说到这里，突然不知想起了什么，目光落到了旁边听得目不转睛的晨晨身上，他一顿之后，生硬地把话音一转：“除了绑匪的作案手法都差不多。”
常宁好奇地看着他，费渡抿了一口红酒：“我妈没得早，陶哥当时正好是处理我妈那起案子的民警，当时我父亲顾不上管我，他义务照顾了我好几年——其实我那时也十多岁了，就算没人管，自己也饿不死，但我是在他这才知道什么叫‘认真生活’。姐姐，你别看他自己老是瞎对付，其实照顾起别人来特别周到，什么都能替你想到。”
“郭菲的父亲听说以后，办了长期的停薪留职，专门跑到市里，想从专案组这里等一个结果，可惜终于还是失望了。”陶然十分珍重地把老刑警的笔记本收进纸盒里放好，“后来专案组也散了，还在一直记挂这案子的，就剩下受害人家属和我师父这个一开始就经手的。又过了大半年，郭恒突然找到师父，说他查到了嫌疑人，是个老师，叫吴广川——就是画像上那个人，他是‘锦绣中学’的老师，锦绣是当年最早的私立初中，寄宿制，面向全市招生，学费高、教学质量也高，不少远郊区县的家长觉得当地中学不行，都把孩子往锦绣送。郭菲失踪的时候，吴广川恰好在锦绣中学派往莲花山地区招生的团队里。”
陶然面红耳赤地连连摆手。
常宁屏住呼吸：“那···是他干的吗？”
“陶哥真的很有耐心，”费渡适时地插话进来，“等将来有孩子了，肯定也是模范爸爸。我小时候没少给他添麻烦。”
“吴广川那年三十六岁，离异独居，确实有作案条件。老杨私下里去跟踪过他，还非法用了一些手段，但都没查出什么来。吴广川脾气温和，人缘不错，是个远近闻名的好人，不仇视社会，平时工作经常接触小孩，也没做过越线的事，跟走失儿童的家长也没有私人恩怨。老杨跟踪了一阵，觉得不是他。但郭恒鬼迷心窍似的，死活认定了吴广川就是绑匪。后来老杨撤了，郭恒自己带着一把西瓜刀找上了吴广川，把人捅了。”
郎乔机灵地看出陶然和常宁之间粗大的单箭头，当着常宁的面，即兴口头组织了一篇“陶副礼赞”。从陶然如何爱岗敬业讲到他热爱生活、热爱小动物，分门别类地列举了陶副队多年来为了保护广大“碎催”，和鬼见愁的骆队长做出的种种艰苦卓绝的斗争。最后在骆闻舟皮笑肉不笑的注视下，她话音生生打住，又凭空给陶然编造了一个加强连的美女追求者，吓得陶然赶紧作揖，恳求这位女施主不要无故坏人清白。
郎乔“啊”了一声：“死了吗？”
果然，什么“膝盖以下”，什么“咽炎”，都是这混蛋玩意儿装的孙子。
“嗯，拉到医院就没气了。警察在吴广川的地下室里发现了第七个失踪女孩，以及之前六个女孩的衣服——衣服都被剪成了一条一条的，上面有和几个受害人血型相符的血迹。当年的连环儿童绑架案就这么破了，可是衣服在，人却找不着，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嫌疑人也死无对证。”骆闻舟站起来，伸了个懒腰，“郭恒涉嫌故意杀人，也给判了。这事在老杨心里一直过不去，他总觉得是自己判断失误才导致了后来的悲剧，念叨了一辈子——不提这个了，吃饭。”
骆闻舟动作一顿，还没等他说话，就看见费渡用筷子尖轻轻地戳了那肘子一下，皱着眉和蹄髈大眼瞪小眼片刻，然后一脸嫌弃的夹到了自己碗里，表情好像嗅到了进口猫粮气味的爱国家猫骆一锅。
众人在陶然家闹腾到下午，打车和坐地铁来的都散了，自己开车来的留下帮陶然收拾新家，顺便等醒酒，常宁和晨晨也回家了。陶然后来又被灌了几杯，洗碗的时候都有点站不住，“碎碎平安”了一个盘子，被骆闻舟赶走了。
陶然家的餐桌地方不够，好多菜摆不上来，只好端过来直接给大家分，骆闻舟一不留神，舀了一大块“白糖肘子”在费渡手边的小盘里，放进去才想起来，此处属于“膝盖以下”，那少爷不吃。
骆队三下五除二地洗干净一堆盘子和碗，回到客厅的时候，看见费渡背对着他，正有一搭没一搭地翻着老刑警的笔记。他好像背后长了眼似的，对骆闻舟说：“你刚才是不是少说了一句，除了作案手法，失踪女孩肯定还有个共同点——是衣服吗？”
人齐了，来电了，众人闹哄哄地上了桌，费渡和常宁都属于外向会说话的类型，很快就能融入气氛，看着一点儿都不像外人。郎乔还狗长犄角装了洋，带了两瓶红酒过来，除了未成年人，一人倒了一杯，热烈庆祝陶副加入房奴大军。
骆闻舟靠在门厅墙上，哑然失笑：“你怎么知道？你不会是凶手转世吧？”
然而也许是俩人关系有所缓和，骆闻舟那一分为二的视角居然有点要合而为一的意思，偏差和谬误彼此修正，擦出了一小块客观的清明——他想，费渡其实既不是危险的反社会，也不再是可怜的小男孩，他长成了一个男人，而且是非常英俊好看的男人，知情知趣，有点假正经，不过假得赏心悦目，不惹人烦。
“你当时看了晨晨一眼，然后把话咽下去了。晨晨今天穿了一条碎花裙。”费渡转过身来，“当年在吴广川地下室里找到的衣服，该不会都是碎花裙子吧？”
而心平气和的时候，他又总是会想起当年那个缩在别墅门口的单薄少年，有时候会担心他，有时候也会不由自主地过度关照。
骆闻舟一看见他，就想起那尴尬的游戏机，有几分不自在地避开他的视线：“嗯？”
骆闻舟看着他，突然惊觉，费渡已经完全脱离了少年的范畴，是个男人了。他认识费渡多年，看费渡的眼光是时常分裂的——针锋相对的时候，骆闻舟觉得费渡是个危险的祸害，目无法纪，有钱有手段，随时有可能爆炸，而且一张嘴就找揍，特别不会说人话。
费渡：“怎么没说？”
费渡从骆闻舟手里接过改锥，十分熟练地拆开电表箱，把烧断的保险取了下来，然后用老式的保险丝在线路两头转了几圈，轻轻一拧，也没要钳子，直接用一字改锥的锥头一划，就把那一小截保险截断下来，他伸手拉了两下，确保装结实了，回手重新推上电闸。身后的屋里传来“哔——”的一声，冰箱和空调同时满血复活，整个过程没有超过半分钟，旁边骆闻舟叼在嘴里的烟还没来得及点。
“没什么好说的。”骆闻舟说，“你可以教孩子防备陌生人，提高警惕，但是不能让她怕穿碎花裙子，不然要我们干什么用的？”
晨晨没吭声，被费渡的安全教育吓到了，寻求安全感似的迈开小短腿，飞快地跑进了屋子。
“嗯。”费渡轻轻地一点头，“骆队说得对。”
“你俩买个保险丝要半年，偷吃什么去了？”骆闻舟把手电和一字改锥拎出来放在一边，“再不回来，冰箱里冻的鱼都要越狱潜逃了。”
骆闻舟难得从他嘴里听几句好话，被他这一点头点得肝都颤了，果然，下一秒，他不祥的预感成了真。费渡静静地问：“除了小白花，游戏机之外……还有什么？”
骆闻舟正在电表箱前，叼着根烟，靠在墙上等着费渡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