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百列狼吞虎咽地看着。尽管搜查得十分彻底，但埃迪和朱莉的失踪没有任何联系。他的电话和电子邮件记录没有任何可疑之处，旅馆里也没有客人抱怨他有任何不当行为。根据调查记录显示，案发当天他一直在旅馆工作到晚上8点。
加百列可以想象自己当时是多么兴奋，哪怕此时此刻，同样炽热的熔岩几乎将他吞噬。作为警察和第一发现者，他一定像婢虫咬狗一样扑向了那个“嫌疑人”。埃迪认识朱莉，他们都在旅馆工作，或者至少曾在走廊上擦肩而过。于是，2008年4月20日，警察突袭了埃迪的家。
他不可能绑架朱莉。
三年服刑期满后，埃迪离开了尚贝里，回到了距离萨加斯十公里的奥尼亚克，先是在镜湖水电站工作，后来被悬崖旅馆聘为清洁工。
他继续探索着:听证会、摘录、总结、专家报告……证词中几乎贯穿着“可爱并讨人喜欢的女孩”“有时会发脾气的小妞”这样的句子。朱莉的老师都认为她是个好学生，她甚至在2007年暑期就完成了高中前三个月的课程，而且她的能力还远不止于此。在悲剧发生前，朱莉的成绩已经名列全班第五。可以说，这些来自曾和朱莉有过接触的亲朋好友的讲述，从多个角度还原了朱莉生活的全貌。
加百列激动得微微发抖：2008年4月17日，他曾在犯罪司法档案库中按“地理位置”搜索“萨加斯”，于是一个“嫌疑人”出现了:埃迪·勒库安特，三十二岁，当地居民，1997年曾因性侵未遂受审。案件发生地是尚贝里，一名年轻女子因在酒吧拒绝埃迪的示爱，随后被他跟踪，在步行回家途中再次被骚扰。女子大声尖叫，但他威胁着把她推进一栋大楼，用手捂住她的嘴。女人的裙子和衬衫被当众扯下，还好一群赶去参加聚会的路人看到了他们，埃迪仓皇逃跑。随后，警察毫不费力地在他的家中逮捕了他。
记录一页接着一页，数百份冗长艰涩的数据密密麻麻地涂黑了纸面。案发时所有离开拘留所的在押犯的行程都得到了核实。耗时数月的调查陷入僵局。
他飞快地翻着页，最后停在了自己入住悬崖旅馆的日期上:2008年4月9日至10日。所以，这之后的信息对他来说都是未知的。他必须填补这个黑洞。
威士忌和啤酒开始让他感觉有点上头。此刻摆在眼前的几页文件让搜索目标变得更为明确：一，找到保罗提到的灰色福特车；二，自己在2008年深秋返回旅馆讯问的确切原因。
一页页记录再现了来自亲朋好友的反馈。最后一个见到朱莉的人是露易丝:周六一早，两个女孩在位于萨加斯郊区的露易丝家里复习功课，吃过用微波炉加热的乳蛋饼后，朱莉于下午2点骑自行车离开。她每逢周三、周六和周日下午都会去练习自行车，几乎雷打不动。加百列当时正在宪兵队，科琳娜则在十四公里外的一个病人家里。就连他们两个也提供了各自的不在场证明，对于失踪案来说，父母通常是第一嫌疑人。
首次追踪到福特车痕迹的时间是2008年5月23日。当时距离绑架案发生已两个半月，警方查看了3月7日和8日位于萨加斯十公里处的A40高速公路收费站的监控录像。朱莉失踪当天，这辆灰色福特车曾于下午2点48分穿过里昂收费站，朝萨加斯方向驶来，然后又于下午5点57分从相反方向穿过萨加斯收费站，向里昂驶去。车牌是假的。现金支付。
一切都仿佛在昨天……靠在树上的自行车、刹车痕迹、遍布森林和山谷的扫荡式搜索。他当时的队长曾劝他不要参与调查，但没有用。加百列从不屈服，他的上司只好放手。
加百列盯着一张附在记录后面的低像素照片，手有些发抖。从俯视角度只能看到车身，前挡风玻璃后面的情况一无所知。
2008年3月9日上午8时30分，朱莉·莫斯卡托的父母抵达萨加斯宪兵队办公室。自前一天以来，他们和女儿彻底失去了联系。朱莉通常于下午5点左右结束自行车训练后返家。鉴此，案件调查正式启动，以收集任何可能确定失踪原因的线索和信息……从此，加百列有了四个身份:父亲、警察、受害者、调查员.
假车牌，闪电往返，贴膜的车窗……毫无疑问，绑架他女儿的人就在这辆车上。
C1区议事录显示了调查于2008年3月9日上午正式启动。加百列依然记得当时正是同事索伦娜在他眼前打印了这份申报文件:
他一口气喝光啤酒，跪在地上，飞快地摊开所有文件，一页页按内容分类，尽可能收集灰色福特车的信息。警方随后在法国各地发出通告，但似乎为时已晚，追捕行动只能戛然而止于3月8日的里昂收费站。警方后来不断收到误报线索的电话和证词，不得不处理大量的虚假信息，承受了无数次希望燃起后又破灭的痛苦……
他继续埋头于各种文件：总共近一千页的六百八十二份议事录，仅仅覆盖了调查的头四年，细致地追溯了日复一日的调查进展。
……直到2012年7月9日——五百页、四年之后——一辆同款灰色福特车被发现于里尔附近的田野，车身已被烧毁。同样是假车牌，后备箱毯子下的备胎仓旁边堆放着另外三个假车牌，包括2008年在监控录像中看到的那个，由此与朱莉失踪案建立起了联系。
在某个地方，有人知道真相。模糊的人称代词，完美地总结了所有人的无能为力。加百列悲伤地放下啤酒。战斗是徒劳的，此刻他独自一人在旅馆喝着闷酒就是最好的证明。
根据里尔警方的议事录，由于后备箱上留下了清晰可辨的指纹痕迹，焚车肇事者很快就被逮捕。两名年轻的主犯均来自鲁贝市，据供述是光天化日之下在一个商业区的停车场偷走了这辆车，那个商业区位于比利时的布鲁塞尔，毗邻法国小镇伊克塞尔。
时光的流逝渐渐消磨了战斗力。协会成员从最初的一百零八人缩减到了2011年的二十三人，更少的媒体曝光和更有限的预算让案卷页面逐渐变成空白。加百列想象着当时人们的沮丧、失望和疲惫，以及那段希望彻底破灭并必须让生活重新开始的痛苦岁月。那些善良的灵魂已经行使了让自己不再面对痛苦的权利。
绑架朱莉的汽车在比利时被盗，后来又被两个反社会青年在法国烧毁。加百列想起了保罗的话:自己曾经抛弃萨加斯，毅然去了北方。他想象着自己当时的状态……四年的调査毫无头绪，只能在绝望中爆发。为了抓住车主，也许他独自一人身穿便服前往伊克塞尔和布鲁塞尔附近调查？或者相反，他只是抛弃了一切，选择在远离萨加斯山区的北方坠入深渊，任由自己慢慢死去？
他继续往下看着。2011年和2012年，警方没有任何行动。根据案卷记录，加百列在此期间利用假期去了伦敦，然后是蒙特利尔，积极组织当地失踪儿童协会的各种活动，报告还指出了这种活动的有效性——堪称“真正的战斗武器”和值得效仿的榜样。他盯着一份蓝色印刷品，上面排列着一张张曾经存在的青少年的脸——那些消失了的孩子。法国每年都会有成千上万名儿童失踪。
凌晨2点半。树叶在窗外翩翩起舞，加百列的大脑飞快地运转着。他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手上拿着福特车的照片。
朱莉的脸就这样传遍了整个法国。加百列和协会成员，包括女儿的朋友和团结的萨加斯居民，多次一起前往巴黎参加失踪儿童日的聚会活动。2008年、2009年、2010年……地址清单在他眼前徐徐展开——全部都是与他经历了相同悲剧的家长。但加百列完全不记得这些了，不记得这些人，不记得他们的样子，甚至不记得这类活动的具体情况。
他在努力设想一个场景:可疑车辆在离开三小时后再次从相反方向驶过高速公路；而当天下午，朱莉在森林练习骑自行车，反复往返于相同的起点和终点，最后在通往阿尔比恩停车场的斜坡上停下来；就在她准备再来一次时，她被绑架了。
他一边看，一边抚摸着右臂上被抹去的文身印记。案卷里详细记录了警方的所有行动，并附有日期。加百列想象着同事们的辛苦调查和自己的种种努力。或许，当时为了避免胡思乱想，他不允许自己有太多空闲时间：制作横幅和T恤，在超市和高速公路休息区张贴海报，通过邮件建立互助链接，收取捐款……他还亲手写下了一句话，咒语般地散落在案卷的各个角落:在某个地方，有人知道真相。各种媒体见面会也都被详细地记录在册：《自由多菲内报》，RTL传媒，法国电视三台……还有为任何可能提供线索的人设立的热线电话。加百列用旅馆座机试了一下：号码已不存在。
福特车司机很可能是提前埋伏在森林某处，强迫朱莉停车——“小姐?能帮个忙吗？”一个信号！朱莉突然刹车，把自行车靠在一棵树上。最后，绑匪强行将她拖到福特车边，或者成功说服她跟他上了车。
几张较新的传单让他的胃里打了个结:那些令人痛苦的标题——“自2008年以来从未找到”“三年来杳无音信”“只有你能帮助我们”，以及经电脑“老化”的“朱莉”的照片：永远面带微笑。毕竟，积极正面的形象更容易引起共鸣。另一份文件里出现了一个协会的名字，是以他女儿的名字命名的——朱莉协会。索伦娜·佩尔蒂埃曾是该协会的会长兼财务主管，她既是加百列的同事，也是朱莉的教母。科琳娜并没有出现在文件里，加百列记得在女儿失踪的最初几周里，饱受抑郁药折磨的她基本是在床上度过的。
加百列可以想象女儿当时的恐惧，关闭的车门将她推入一个未知的世界。她被打了吗?被打晕了吗?她有没有大声呼救过？爸爸，救救我!我需要你！
书……朱莉非常喜欢看书，尤其是侦探小说。她从十三岁就开始读这类小说，那都是加百列一本本从图书馆抱回来的。她常说案件调查就像下棋:两位棋手都在努力猜测对方下一步走向哪里。加百列想象着朱莉的房间，多年后，科琳娜会让它保持原样吗？还是在保罗的说服下清空了所有记忆?他为什么和科琳娜离婚?毫无疑问，对于两个被痛苦和心碎击溃的个体来说，或许很难放下二十多年的共同生活，但始终无法克服他们唯一的女儿失踪的悲剧。他们的家被永远摧毁了。
可他并不在。
寻一名少女，十七岁半，身高1.63米，苗条纤细，运动型，深金色长发，蓝眼睛，右耳戴着一只金色环形耳环，脖子上挂着一个银色书状吊坠……
他俯下身，紧紧抓住文件，再也读不下去了。他太累了，爬上床，手里拿着一张传单，倒在床上，看着微笑的朱莉，手指抚过书状吊坠。如果这一切都没有发生，他本可以花更多时间陪伴她，一起骑自行车，享受她的存在，告诉她他爱她。可他从未这样做过。
加百列悲伤地盯着传单上朱莉的照片。
加百列曾发誓找到女儿，但十二年后，他再次回到了起点，躲在这个阴森的旅馆房间。或许，失忆本身也是一种提醒，提醒他其实早已一败涂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