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错一次，一辈子都翻不了身。”
他从文件夹里拿出一沓纸，说道：“就你的过往经历而言，很难让人信服。”
“恐怕不止一次。我们这里有关你的卷宗从1957年开始。你曾因各种指控被捕，还因为轻罪接受过罚款处罚。其余的因为缺乏证据没有被警方记录在案。”
“我说的是实话。”
“本来就不是什么大事。”
他摇摇头：“很难令人相信。”
他只当没听见，接着道：“然而，我们确实跟国际刑警组织打听过，想知道他们知不知道你的事，看来他们知道的还不少。显然你曾经从事过餐饮行业。”
“是的。”
“我母亲在开罗开过一家餐馆，那也是犯罪吗？”
“就只是为了钱吗？”
“欺诈就是犯罪。你母亲曾是一家餐馆的老板。她去世后，你将餐馆卖了出去，买餐馆的人以为你拥有餐馆的全部股份。但实际上，餐馆还有另外两个股东。买方指控你欺诈，但在警方允许你规范交易后撤诉。”
“我会得到100美元的报酬。”
“我根本就不知道其他股东的存在。我母亲从没跟我说过她卖过股份。”这是真的，母亲要对我因此遇到的麻烦负全责。
“但是就算这样，你也同意跑这趟活儿。”
“1931年，你在开罗投资加盟了一家小型出版公司。这家公司对外宣称涉及国外的杂志和期刊发行业务。但是实际上，它真正的业务是为西班牙语和英语市场制作色情作品。这也就变成了你真正的买卖。”
“是的。”
“这绝对是谣传。”
“以至于离开雅典后，把车子搜查了一遍。”
“这些信息通过国际刑警组织获得，由伦敦警察厅应纽约警方询问提供，1954年的资料。伦敦警察厅肯定很早就认识你了。”
“是的。”
我知道现在发火对我没什么好处，于是平静地说道：“这些年来，我确实编辑过一些文学类杂志，有时也为这些杂志写稿。有时候，尺度可能过大，被各种审查机构列为禁书。但我想提醒你，像《尤利西斯》和《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这样的书也曾被同样的机构定性为色情或淫秽书籍，但是它们现在作为文学艺术作品已经得到人们的认同，而且被极其广泛地出版发行。”
他想了一会儿，然后点点头说：“这也说得通，关于护照日期的事，你当然有充足的理由忽视，反正埃及那边是不会给它续签的。我认为这种解释不是不能接受。那么我们继续，”他又翻了翻文件说，“你跟站长说曾经怀疑这个哈珀是个毒品走私犯。”
他又看了看手里的文件，说道：“1955年1月，你在伦敦被捕，手里藏有各种淫秽和色情期刊的样本并试图大量售卖。其中包括一本名为《仅限男士》的书和一份名为《魅惑》的月刊，全部都出自你所有的埃及公司。你因违反有关此类出版物管制的英国法律而被起诉，同时被控走私淫秽书刊。在法庭上，你没有提及任何文学艺术作品，认罪后被判了12个月的有期徒刑。”
我知道自己现在是安全的，说话时声情并茂。
“那是司法的歪曲。”
“我没有意识到护照过期的事。我上次使用护照还是几个月以前。所有的事在几个小时内就谈妥了，我几乎没有整理行李的时间。大家一直在使用过期的护照。不信你可以随便找家国际航空公司的人问问，他们也会告诉你相同的答案。所以在称行李时，他们总会查看一下乘客的护照，就是怕后面遇到麻烦。而我，没有人替我检查。希腊的边检几乎不看护照。我要离开，他们才不感兴趣。”
“那你为什么认罪？”
“即使你的护照失效了，你也同意？”
“因为律师劝我认罪。”实际上，我是上了刑警的当。他骗我说只要我认罪，罚个款就没事了。
“很对。”
他若有所思地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然后合上文件夹说：“辛普森，你真是愚不可及。你跟我说你说的都是实话，但是在我确认你的供述时，听到的只有抗议和抱怨。无论你找什么理由为过去辩解，或者对自己可能还抱有什么样的幻想，我都不感兴趣。如果撒谎不能带来任何好处的时候你都不愿意坦诚一些，那么你的话我一个字都没法相信。你因为走私并试图兜售淫秽制品在英国被捕，为什么要否认呢？这样，你再跟我说自己不知道今天下午走私武器和弹药的事，我就很难不去想，这个人没犯过大罪，但是嘴里恐怕一句实话都没有。没错，我只能认定你在说谎，而且必须采取其他方式从你那里获得真相。”
他翻开文件夹，说道：“从表面看，似乎很难让人相信。让我们看看，你说这个叫哈珀的美国人让你驾驶一辆属于利普女士的车，从雅典开到伊斯坦布尔，并将给你100美元的报酬，你同意了。我说的对吗？”
我得承认他所说的“其他方式”给了我当头一棒。毕竟，五分钟前，他还一直给我倒酒。当然，他是想吓唬我，让我感到害怕。不幸的是，他成功了。虽然仅仅是因为我心烦意乱、疲惫不堪而且还在遭受消化不良的折磨，他才成功的。
“我跟站长说的每个字都是实话。”
“长官，我说实话，”我能听到自己的嗓音颤抖地变了声，但是对此无能为力，“我向上帝发誓我会说实话。我只希望能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离弃黑暗，奔向光明。”
“好了，”他又恢复公事公办的状态，“你现在已经清楚自己的立场了，也就是完全没有立场可言。现在我们再来聊聊你被捕前跟边防检查站站长讲的故事。”
他探究地盯着我，我忽然意识到自己所说的话，不禁一阵脸红。我居然使用了哈珀让我在支票供认书中写下的荒谬字眼，真是糟透了。
他点了一根烟，似乎在刻意平复自己的情绪。我趁机喝了口酒。
他的嘴边瞬间掠过一丝讥笑。“是了，”他说，“我忘了你还是一名记者，那么我们现在再来一次。记住我不需要长篇大论的辩解，实话实说就好。”
我几乎脱口就想反驳说那要取决于他索要的价格，但是如果他想摆出这么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那就没有争论的必要了。显然，我触碰到他的敏感区。
“当然。”我的脑子一片混乱，一时间根本想不出应对之策。
对我而言，这种回答合情合理，但是不知何故，他却似乎因此被激怒。他眯起了眼，有那么一瞬间，我以为他要把自己手里拿着的杯子扔到我脸上。然而，他只是叹了口气，说道：“你都五十多岁了，还那么无知，以为别人跟你一样荒谬。你真的认为我会被收买吗？就算会，你觉得像你这样的人能收买得了吗？”
“1955年的时候你为什么去伦敦？你肯定知道伦敦警察厅当时已经掌握了你的全部资料。”
“我没钱。”
“我怎么可能知道？我当时已经很多年没去英国了。”
“那不重要。我们现在讨论的是你的案子以及你的参与程度。我要指出的是在这起案子里，我们的行为不会因为你是外国人而受到任何制约。没有领事会为你出面，一个都没有，你现在属于无国籍人士。唯一能帮助你的人就是我的上司，”他顿了顿，继续道，“但是他需要一个理由，你懂我的意思吗？”
“战争期间你在哪儿？”
“根据《1948年的英国国籍法》，除非我特别声明放弃英国国籍，否则我仍然是英国人，而我从未正式声明放弃过。”
“在开罗干活儿。”
“英国人可不这么想。这种事很难怪到他们头上。”
“什么活儿？”
“我的护照问题尚在审理中。再说，我已经申请恢复我的英国国籍，而作为英国服役军官的儿子，我完全有资格。实际上，我是英国人。”
“翻译。”
“而且还使用着已经失效但没有上交的护照。”
“那你为什么去伦敦？”
如此不公正地歪曲事实，肯定是埃及方面告诉他的，于是我开口道：“我一直在抗议那个决定。”
我清了清嗓子，喝了一口酒。
他不耐烦地耸了耸肩说：“让我们说清楚。你已经在土耳其境内犯下了严重的刑事罪行，难道还指望依靠证件的不合规来逃脱罪责吗？我想这点你应该清楚。而且你也清楚你的护照不是因为个人疏忽而失效的。埃及政府已经拒绝了你的续签。实际上，他们在两年前就因为你在入籍文件上的声明弄虚作假而撤销了你的国籍。”他看了看文件，继续说道，“你说你从未被判过刑，也从未入过狱，这两项声明都是谎言。”
“回答我!”
“我承认我的护照过期了，但这仅仅是一个疏忽。如果边防检查站的站长按照正规流程办事，我应该被遣回希腊。”
“我正要回答，长官，”我别无选择，只能实话实说道，“我们出版物的英国经销商突然停止付款，给他的信函也没有回复。我去英国一探究竟，发现他的办公室关门了。我以为他倒闭了，于是开始寻找新的经销商。结果跟我洽谈的那个人是一名伦敦警察厅的警探。我们以前常把货藏进棉花堆里，然后寄到利物浦，貌似海关发现了这一点并通知了警方。我们的经销商那时已经被抓进监狱，而警方没有将此事公示，于是我就上钩了。”
“我们等会儿再讨论你参与多少的事儿。首先，让我们聊聊你的护照问题。”他说。
“很好，这样好多了，”他说道，看上去似乎有些愉悦，“不过，很自然地，你对英国当局存在诸多怨恨。”
但是显然，他不必非得看到我发抖的手。他知道自己在对我做什么，而且希望我明白他知道。他非常悠闲地拿起酒瓶，给我倒了半杯烧酒，然后将杯子推到我这边。
我本应想到他之前说过的话，但我仍然一片混乱，于是试图转移他的注意力。
“但是，我根本没有参与，长官，我向你保证。我也是该案的受害者，无辜的受害者。”当然，关于死刑的说法，他很可能是在夸大其词，但我不确定。还有，又是“政治层面”这个词。我之前看过报道，知道他们曾因政治罪吊死前政府成员。我真后悔刚才他给我酒的时候我没有喝一杯。现在我的手都在发抖，而且我知道如果自己伸手去拿瓶子和杯子，他一定会发现。
“当然，我当时是有些怨恨。我认为自己没有得到公正的审判。但是过后，我意识到警察也有自己的职责，”我觉得这么说能够取悦他，“而制定法律并不归他们管。因此，我努力成为模范囚犯。我想我做到了。毕竟，我因为表现良好争取到最大的减刑机会。我无法抱怨自己在梅德斯通所受到的待遇。实际上我离开时，跟地方长官握了手，他还祝我一切顺利。”
“现在，”他继续说道，“让我们来看看你的处境。首先，你所犯罪行一经定罪，将至少面临20年的监禁。根据你在案件的政治层面的参与度，我们甚至可以考虑要求判处你死刑。”
“然后你就回到了埃及？”
他抬起头，灰色的眼睛直视我的眼睛，冷冷地说道：“最好不要，我没有时间可浪费。”接着，他啪的一声合上文件夹，将它放在自己面前的桌子上。
“是的，考察期一到，我就回了开罗，长官。”
“同时也让我更健谈，是吗，长官？”我觉得诙谐一些可能会显得我没那么害怕。
“接着你在那里向埃及当局举报，说一位名叫科尔比·埃文斯的英国商人是英国特工。”
图凡将文件夹放在膝盖上，给自己倒了一杯酒，说道：“从伊斯坦布尔坐飞机过来真是颠死个人。这些短距离行程，我们用的还是活塞发动机飞机，”他咽了一口酒，就好像在吞下一颗药丸一样，然后将瓶子朝我的方向推近了一两英寸，“你最好来一杯，辛普森，它能让你放松点儿。”
他的话就像一记耳光抽在我脸上，但这次我稳住了阵脚说：“不是接着，长官，那是后来苏伊士危机期间。”
他转而对警卫说了些什么，后者拿着汤和面包离开，并且再次锁上门。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不，谢谢，长官。”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跟他这样的人我该怎么解释自己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原则？于是，我索性闭上了嘴。
“你还要吃点儿吗？”他问。
“是因为你需要通过某种方式向埃及当局证明你是反英派，还是因为你不喜欢这个人，或者你本身就是一个坚定的反英派？”
此时响起了敲门声，图凡置若罔闻。过了一两分钟，门开了，一名警卫走了进来，拿来一瓶烧酒和两个杯子。图凡示意警卫将其放到桌上，然后他注意到之前的羊肉汤。
我猜三者兼而有之，但我真不知道，于是几乎不假思索地答道：“我的母亲是埃及人，我的妻子在英国发动的袭击中被他们的炸弹炸死。我为什么不能坚定地反英呢？”
他似乎并不着急。只见他打开信封，取出一个文件夹，开始查看整理里面的文件，就好像他刚刚弄掉了所有东西，现在正试图重新排序一样。
这可能是我当下能够给出的最好答案，听起来非常可信，即使事实并非如此。
我很高兴他的客气，但是并没有因此放松警惕。当警察给你递烟时，通常是游戏的第一步，在这种“让我们看看能不能像男人对男人一样理智交谈”的游戏里，他们一般会拿着套让你自己往里钻。我点燃了一根烟，等待他下一步的动作。
“你真的认为那个人是特工？”
“谢谢。”
“是的，长官。”
他从口袋里掏出烟和火柴，扔到我面前的桌子上，说道：“你可以抽烟。”
“然后就申请了埃及国籍。”
我用法语答道：“遵命，长官。”
“是的，长官。”
“那我们就用法语来代替英语，这样我会方便一些。”
“你在埃及一直待到1958年，也就是他们最终断定埃文斯不是英国特工并放了他的时候？”
“是的，少校。”
“他被判定有罪，被释放是一种宽恕。”
“坐，辛普森。我猜你会说法语，但不会说土耳其语。”
“但是埃及人当时确实开始对你展开调查。”这是一个陈述句。
门一关上，少校就拉了一把椅子来到桌前，坐了下来，然后冲我招手示意我回到面包旁边的座位上。
“我想是这样。”
警卫出去时差点摔一跟斗。
“我明白了，”他再次替我倒满酒，“我认为我们已经开始相互了解了，辛普森。你现在应该意识到道德审判既不是我的工作，也不是我的兴趣。另一方面，在我们拼凑事实的讨论过程中，我也开始了解你的想法。那么，现在再让我们回到你关于哈珀先生和利普小姐的故事上来。”他又看了看文件夹说，“瞧，对于像你这样阅历丰富的人来说，真是有些匪夷所思。你明明怀疑哈珀可能是在利用你，而且是为了某些非法的目的来牟取暴利，却依然照做，就因为区区的100美元。”
他扫了一眼旁边睁大眼睛注视着他的警卫，突然厉声下令道：“出去!”
“我以为是回程的时候会有猫腻，长官。等他意识到我已经猜到他想干什么时，我想他不得不付给我冒险的钱。”
“晚上好，少校。”
他把身子向后靠去，同时露出一个笑容：“但是在想到这种可能性之前，你就已经接受了这100美元。否则，你也不会在雅典郊外搜车。知道问题卡在哪儿了吗？”
他神情淡淡地打量了我一会儿，然后点点头，说道：“我是图凡少校，二科副主任。”
我知道了，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我猜他大约有35岁，也许更年轻，又高又瘦，颧骨凸起，灰色的眼睛，还有一头褐色短发。他的嘴唇很薄，在我看来，属于英俊的一种。他身穿便装，是一套深色西服，显然出自上好的罗马裁缝之手，还系着一条深灰色的丝质领带，看起来就像是刚从一个外交使团的鸡尾酒会归来。据我所知，可能真的是这样。他的右手腕上戴着一个金色识别带，手里则拿着一个大的马尼拉信封。
他又点燃一根烟，说道：“辛普森，就在几分钟前，你还非常明智地要离弃黑暗，现在为什么不继续了呢？要么你的整个故事都是谎言，要么就是你忘掉了一些重要的东西。无论哪个，我都要找出来。如果你现在就告诉我，我们两个都能轻松点儿。”
刚开始的时候，除了有人在走廊上说话，什么也没有发生，从我的角度根本看不见外面，只能听到一个严厉强硬的声音似乎在发号施令，还有另一个谦卑的声音不停地表示服从：“是，是，长官，马上。”然后，说话声停止了，下达命令的人走进房间。
我知道自己已经输了。我又喝了些酒说：“好吧。我对他跟对你一样没辙。他勒索我。”
我站了起来，现在我能听到不断接近的脚步声和说话声，有人开了锁，然后门“哐”的一声被推开了。
“怎么勒索你的？”
“注意!”他喝道，然后又焦急地说，“起立!起立!’
“你们和希腊签订了引渡条约吗？”
20分钟后，远处传来车门关门的砰砰声。警卫也听到了，立即站起身来。我看向他，他瞪了回来。
“那不重要，我又不是警察。”
一架军用飞机，谈话结束了。但是我注意到他开始不停地看自己的手表。我想可能是换班时间到了让他变得不耐烦。
于是，我只能把旅行支票的事告诉他。
“Askeri ucak.”他简短地说道。
我说完之后，他点了点头，说了一句“我明白了。”过了一会儿，他起身走到门口，敲了敲门。门马上就开了，他朝门外的人交代了些什么。
我说的是法语，但是他没有听懂。我用手比画着，但他似乎误解了我的意思。
我很确信他已经没什么可问的了，现在正吩咐警卫把我带到牢房，因此我大口喝完杯子里剩余的酒，并把火柴放进自己的口袋里，想着万一运气好也许能把它们顺走。
我问道：“埃迪尔内有一个大机场吗？”与其说我想知道，不如说我更想打破屋子里漫无止境的沉默。
牢房的事我似乎并没有猜对。他吩咐完，就关上门走了回来。
快9点的时候，一架双引擎飞机飞到监狱上方，然后一圈圈地盘旋，似乎正在降落。飞机的声音对警卫来说好像代表着某种信号。他看了看手表，然后心不在焉地把手伸到外套前，似乎要确认所有扣子都扣上了一样。
“我让人送点儿能吃的东西过来。”他说。
他指了指洗手间。显然，如果我想喝水，只能去喝水龙头里的水。这实在不是个好主意，消化不良已经够糟了，我可不想再得上痢疾。我勉强吃了一些面包，然后又掏出烟，希望这个新警卫能给我根火柴。他摇了摇头。我指着桌子上的塑料烟灰缸，提醒他未必不允许吸烟。他依然摇头。
他没有在桌旁停下来，而是朝电话走去。我点燃一根烟，把火柴重新放回到桌子上，我想他应该没有注意到。他让人转接一个伊斯坦布尔的号码，而且还在这个号码前面加了一堆吓死人的头衔。然后他挂了电话，回到桌子旁。
没有勺子，我用面包蘸着汤尝了尝。汤是温的，漂着一片片凝固的油脂。就算没有消化不良，我也根本吃不下。现在，光是汤的味道就让我想吐。我看向警卫，问道：“有水吗？”。
他说：“把你记得的有关这个哈珀的一切都告诉我。”
太阳沉了下去，窗外逐渐变黑。屋子里静悄悄的，我听不到监狱其他地方的声响。我猜这可能是早就设计好的，这样外面也听不到审讯室里发出的任何声音，比如尖叫声。在里面待了两个小时后，外面的走廊上传来了脚步声，接着门被打开了。一个新警卫走了进来，他拿着一个锡碗装的羊肉汤和一大块面包，把它们放在我面前的桌子上，然后朝原来的警卫点了点头，后者出去并重新锁上门。新来的警卫则在板凳上坐了下来。
我从一开始就把整个故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但是他现在想听取更多的细节。
在埃迪尔内，我从一开始就陷入死地。如果早知道车里藏着什么，在边检站站长问我的时候，我就不会告诉他哈珀的事情，只会装傻，或者干脆一言不发。这样，等之后我最终撑不住并“全部招认”时，我所说的话，他们至少会相信一部分。可现在，我恰好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但听起来就好像我在糊弄他们一样。所以，你可以想象我在等待时的心情。我知道自己一定要倒霉了，因为根本没有可操作的余地。
“你说他说话像在美国生活了几年的德国人，你是什么时候有这种感觉的？是在汽修厂听到他和那个人讲德语之后吗？”
无论用哪一种语言问我世界上哪些、哪种或哪类人最为猜忌、多疑、狭隘，完全就是不讲道理、丧失人性、残暴嗜虐和毫无信誉的浑蛋，我肯定都会毫不犹豫地说：“反间谍部门的人。”跟他们打交道，只有一个故事是行不通的，尤其还不是真实的故事，他们本能地就不会相信。你必须拥有一系列的故事，这样当他们推翻第一个时，你可以拿出第二个，然后等他们接着质疑时，你再拿出第三个。这样一点点地，你就会发现他们真正想让你讲的故事，而他们则会认为自己取得了进展，不会继续难为你。
“不是，听他说德语只是更加证实了我的想法。”
对于站长提到的反情报二科，我一无所知，但是也不难推测那是什么。土耳其人一直是法语单词和短语的伟大借用者。Ikinci Büro在我听来像是土耳其语里的第二科，不会差太多。
“如果听到我说一口流利的德语，你能判断出那是不是我的母语吗？”
唯一的麻烦就是在军队，除非你是个人嫌狗憎的讨厌鬼，否则大家一般倾向于相信你的话，因为这样一来事情更简单。另外，他们也知道就算你是在编故事，也肯定已经出了一身的冷汗，算是达到了惩罚的目的。想要警察相信你则困难得多，他们不愿意漏过任何一处疑点。他们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核实你的故事，找到证人和证据，弄清所有的可疑之处。“那位女士叫什么名字？长什么样子？你护送她去的房子到底在哪里？她的母亲真的住那里吗？你见到了吗？从购物商场到炮兵公园另一侧需要22分钟，然后从那儿走到营房需要30分钟，总共是52分钟。但是你晚回来两个小时。剩下的1个小时又8分钟你去了哪里？我们有目击者称见过你……”等等。你没法用半克朗买到足够好的故事来应付警方。如果对方是情报机构，那就更糟了。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甚至不必担心法庭诉讼问题。因为他们就是法庭，法官、陪审团和检察官他们全包了。
“不能。”
是这样的，长官，我当时正沿着营房路往回赶，以便按照部队规定在熄灯前回到营房。然后，长官，就在我经过军械大道的购物商场时，突然听到一个女人的叫喊声。此时停顿一下，长官，我停下来听了听，结果再次听到她的喊叫声，还有混乱的哭声。声音貌似是从商场里的一家店铺传来的，所以我就过去看了看。再次停顿，然后继续往下说，然后，长官，我发现一个中东佬，抱歉，长官，是一个本地人，在门口调戏一位白人妇女。我能看出她是位正经人家的女子，长官。此时声音略显沉重，然后，长官，那位女士看到我来了，便立刻向我求助，说她正准备回自己母亲家，就在炮兵公园对面，而这个当地人试图，好吧，试图骚扰她。我让他让开。长官，结果他开始恶语相向，用他们当地的脏话来骂我，而且还用了一些侮辱性字眼来辱骂军队。深吸一口气，是这样的，长官，为了那位女士着想，我忍了下来，没有发火。事实上，长官，我想那个男人一定是喝醉了或嗑了药。他还算清醒，没敢直接上前，但是当我护送这位女士离开商场时，我发现他就跟在我们后面，想等机会再次骚扰她。那位女士也发现了。长官，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位女士害怕成那样。当她请求我护送她去她母亲家时，我意识到这会让我晚归。但是，如果我就那么走了，她很可能会遭遇不测，而那样的话我永远都不会原谅自己，长官。抬头挺胸，咬紧牙关，直视指挥官头顶的墙壁，说，长官，我知道错了，甘愿领罚。指挥官这时想不出什么话来，只会说一句“下不为例”，事情就算过了。
“他是怎么发音的，比如说，英语单词‘稍后’？”
审讯总是一样的。我记得我父亲在被杀前一晚曾试图向母亲解释过这一点。对于一名犯错的士兵而言，在他的指挥官前实话实说没有什么好处。他必须想到更多更花哨的说辞来蒙混过关。如果他在熄灯后半小时才回到营房，只是因为喝了太多啤酒错过末班车，那么谁会同情他呢？不过是个粗心大意的傻蛋而已，于是指挥官会说些类似“七天禁闭，下一个”的话，就这样。但是，在被问及是否有话要说时，如果他编个故事，让指挥官听得津津有味，那么情况就会发生变化。他最终可能只是被警告而已。我父亲说他以前的团里有个下士就非常擅长为士兵们编故事，而且每个故事只卖半克朗。他编的故事统称为“是这样的，长官”。我父亲有次因为晚归被“追责”时，就曾买过一个故事，那个故事是这么编的：
我努力学给他听。
我掏出烟，递了一根给警卫。他摇摇头，一脸轻蔑的样子，好像嫌弃我没拿出像样的东西孝敬他似的。我耸了耸肩，将烟放进自己的嘴里，示意借个火。他再次摇头。我收起烟，在桌子边坐了下来。我不得不做好准备，现在二科的人随时会过来审问我。而我此刻最需要的就是得想好怎么跟他们说。
他说：“你看，德国人发‘I’这个音时更为前置，但在土耳其语中，在某些元音之前，‘I’的发音就像你刚才所发的英语辅音。如果他说他在土耳其待过，你会怀疑吗？”
屋子大约有18平方英尺大小，角落里有一间不带门的厕所。家具除了靠墙的长凳外，还有一张固定在地板上看起来结实异常的桌子和六把椅子；墙上有一部电话和一幅裱了框的凯末尔·阿塔图尔克石版画；地板上铺着破旧的棕色油毡。
“如果他这么说，我可能就信了。但哈珀是土耳其名吗？”
审讯室里只有一扇很小的窗户，上面还装了铁栏杆。太阳即将下山，屋里已然一片昏暗。一名警卫跟着我一起进了屋，顺手打开灯。另一名警卫从外面将门关上锁住。跟我一起的警卫在靠墙的凳子上坐了下来，大声地打了个哈欠。
“那它是德国名吗？”
监狱里的工作人员都是一个样的。我脱完衣服后，他先是检查了我的衣服和鞋子内部。接着，用手电筒查看我的嘴和耳朵。然后，他从壁柜里拿出一副橡胶手套和一罐凡士林检查我的直肠。对于这种侮辱，我一直深恶痛绝。最后，他采取了我的指纹。“白大褂”全程都有条不紊，甚至还给了我一张厕纸擦拭手上的墨水，然后他让我穿好衣服去另外一个隔间。那里有一台照相机，还有配套的溢光灯和固定的聚焦杆。拍完照后，他们押着我拐过几个走廊，来到一扇绿色的木头门前，上面喷着白色漆字“ISTIFHAM”。这是土耳其语，我认识，意思是“审讯”。
“可能是希佩尔的英化。”
隔间里有一张小桌子、一把椅子和一个带盖的桶，角落里有一个洗手盆，墙壁上还有一个白色金属柜。“白大褂”坐在桌子旁，准备用来采取指纹的印盘。他瞥了我一眼，用法语说道：“把衣服脱了。”
“也可能是哈巴克的英化，”他耸了耸肩，道，“也可能是别名，而且很有可能。我只想知道这个人是否有可能是土耳其人。”
我乖乖照做。边防检查站的人拿走了我所有的证件和钥匙，现在我口袋里只剩下我的钱、我的手表、一包香烟和火柴。桌子旁边的人把手表和香烟还给我，把钱和火柴放进一个信封里。这时一个穿着脏兮兮的白大褂的男人走了过来。他拿着一个薄薄的黄色文件夹，走进后面的一个隔间。过了片刻后，他喊了句什么，我被押了进去。
“因为你所指的政治层面？”
所有的监狱似乎都充斥着消毒剂、尿液、汗液和皮革的味道，这里也不例外。顺着木头做的楼梯，我来到一扇钢门面前，一个带着一长串钥匙的人从里面将门打开。进去之后，右边好像是接待室，有一张桌子，桌子后面坐着一个人，后头还有两个隔间。警卫推着我走到桌子前，呵斥了一句什么。我用法语表示自己听不懂，桌子后面的那个人说道：“把口袋里的东西都掏出来。”
“明摆的事儿。催泪瓦斯弹、震荡手榴弹、烟幕弹、6支手枪和6人份20发的子弹，再找上6个死士全副武装，然后对某个重要人物或某些重要人物发动突然袭击，就能造成很大的破坏。现在仍然有很多旧政权的支持者，不喜欢军队的铁腕统治。”
“进去，进去!”他厉声说道。
我忍住没说我也不太喜欢那些铁腕统治。
押送我的一名士兵是士官，他向内门的守卫报告后过了一会儿，两名身穿另一种制服的人从旁边一扇较小的门走了出来。其中一人拿着一张纸交给了押送我的士官。我看到那是我的接收单。士官当即解开我的手铐，将我从吉普车中拽了出来。新的押送人员推搡着我向侧门走去。
“但是，当然，”他继续说道，“我们会一直盯着他们。如果他们想闹点儿动静出来，总得借助些外力。你说他有瑞士法郎、联邦德国马克和美元对吗？”
我被押进一辆带篷的吉普车里，右手铐在护栏上，在两名士兵的看管下，驶往驻军监狱。驻军监狱位于城郊，是一座古老的石头建筑，院子四周都是墙壁，窗户上安有带孔的金属网和栏杆。
“是的。”
他走了，过了一两分钟，边检员进来了。
“当然，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很有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背后肯定需要很多金钱支持。这个哈珀不惜花费巨大的精力和财力来运输这批军火。或许……”
“那就不是我能说的了。我只能警告你，二科的负责人是哈基将军。他的手下将会对你进行审讯，而且最后一定会让你乖乖合作的。所以你最好一开始就这样做，据我所知，他们的耐心非常有限。就这样。”
电话铃在此时响了起来，打断了他的话。图凡接起电话，是他之前要求转拨的伊斯坦布尔的电话。图凡在电话这边说的话我最多能听懂十分之一。显然，他在向他的上司汇报。我的名字被提及了几次，之后大部分时间他都在聆听，偶尔穿插几句“是的”，表明明白对方的意思。我能隐约听到话筒那头传来嘈杂的说话声。最后，对方停下来，图凡又问了一个问题，收到一声简短的回复，就没了。图凡恭敬地结束了对话，然后挂上电话，朝我看了过来。
“政治层面？什么政治层面？”我试图以发火来掩饰自己的惊慌，但并不是很成功。
“坏消息，辛普森，”他说，“我们科长不愿意帮忙，他认为你所犯的罪行太过严重。”
他收起脸上的笑容说：“那我也警告你，在埃迪尔内，你将不会与普通的警察机关接触。我们认为你的案子可能已经涉及政治层面，因此将交由反情报二科负责。”
“真遗憾。”似乎没什么好说的了，我又倒了一杯酒，想抚慰一下自己的肠胃。
“我只是警告你。”
“他觉得你对我们没有太大的帮助，我说服不了他。”
“所以你不仅是记者、司机和军火走私贩，还是律师。”
“我知道的已经都告诉你了。”
我说得义正词严，可惜，他似乎只是觉得好笑。
“这还不够。我们需要知道更多有关这个哈珀的事，比如他的同党和接应人是谁，这个利普小姐是谁，还有这些武器和弹药的去向以及用途。当然，如果你能提供这些信息或帮助提供这些信息，我们可能会重新考虑你的案子。”
看来跟上级机关的直接联系似乎让他没有了最初的自信。我决定趁热打铁、虚张声势一把，于是大声说道：“长官，我必须提醒你，鉴于你将我拘留在此的行为，我已经正式向你提出抗议。我现在再次抗议。车子及里面装的东西在你的法律管辖范围之内，但我不在。因为证件不符合要求，我被拒绝入境。因此，从法律上讲，我不在土耳其境内，应该被立即遣返边界另一边的希腊。而在希腊，我有有效的居留证。如果你的上级领导知道这些事情，我相信他有很多问题要问你。”
“我想获得这些信息，唯一的方法就是明天开车去伊斯坦布尔，当作什么都没发生过，按照原计划去公园酒店，等人和我联系。你们是想让我这么做吗？”
他沉吟了一下说：“这个我还没有收到指示，但它肯定会成为证据。”
他面对着我坐了下来说：“如果我们认为你值得信任，那么我们可能会让你这么做。但是我们科长有所顾虑。自然，他是想到了你之前的经历。”
“那我开来的车呢，长官？”
“这有什么关系？”
他说：“你现在将被押往埃迪尔内的驻军监狱。”
“不是明摆着吗？如果你跟这些人通风报信，说出车被搜的事，他们或许会给你好处。”
接完第四次电话后，站长走出他的办公室，对一直守在过道的边检员吩咐了两句，然后就进了厕所。
“给我好处？”我大声笑了起来，我想自己肯定是有点儿沉不住气了，“奖励我告诉他们他们被监视了吗？你说真的？我们现在说的可是一群不惜以身犯险的亡命之徒。我目前唯一认识的联系人就是哈珀，他可能在伊斯坦布尔，也可能不在伊斯坦布尔。如果他不在，取车的人必须先联系我。我要怎么做？在他耳边小声说，‘快跑，事情暴露了’，然后还指望他离开之前给我小费？还是说我再等等，等着多认识几个联系人后，再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让他们筹钱给我？别闹了!他们立刻就会想到自己跑不远，因为你会再次把我抓起来审问。好处？到时候他们不要我的命，我就谢天谢地了。”
至于我的罪名可能无法洗刷，尽管我是现实主义者，当时也没打算去考虑这个问题。
他笑了：“我们科长就是想看看你有没有这种觉悟。”
我不确定这是不是好事，警方的行为总是难以预料，即使你对这个国家知之甚深。有时候，一些自以为是或者有施虐倾向的低阶官员总喜欢穷追滥打，相比之下，高阶一点儿的负责人反而更好说话，能够及时听取合理的解释，消除误会，接受你因为带来麻烦而表达的真诚歉意。但另一方面，高阶负责人手里的权力更大，更能为所欲为，就算想行贿，也得掂量掂量他会不会翻脸。不过，我必须承认，我当时最关心的是自己会遭受到怎样的对待。当然，无论低阶高阶，每个警察机构永远都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正当”的。据我的经验(虽然我这辈子也就被逮捕过个十几次)，“正当”一词几乎可以涵盖任何东西，从附近餐馆带来的热汤热饭和充足的香烟，到牢房里铐紧的手铐以及在你抱怨时踹过来的一脚。我之前跟土耳其警察打交道的不愉快经历仅仅停留在他们的不通人情和粗暴蛮横上，但所涉问题多多少少都与技术有关。我现在不得不面对更为严重的指控，即“持有武器、爆炸物和其他攻击性武器，试图将其偷运到土耳其共和国，携带藏匿的枪支，并且在没有有效证件的情况下非法入境”。要证明我的清白和无辜需要时间，而在此期间难保不会发生许多令人不愉快的事情。
但是他之前愚蠢的假设实在令人恼火，以至于我没有立即反应过来他话里的意思，也不再管他能否听懂，继续用英语说：“无论怎么样，你们又能损失什么？如果我明天没有在伊斯坦布尔出现，他们肯定会想到出了岔子，而你们所得到的不过就是几个没有任何实质意义的人名，和一辆二手林肯。当然，还有我，但是我所知道的一切你都已经清楚了。等你站在法庭上试图证明我要发动单人政变时，看起来肯定蠢透了。我看你那个倒霉的科长不过是个善良、正直、满嘴废话的浑蛋，认为只要犯过错的人就应该永无翻身之日，但如果他的脑袋没有长在屁股上，他就应该知道他必须相信我，因为他根本没有其他选择。”
边防检查站没有拘留犯人的地方。在站长向总部汇报、等待上级指示的期间，我被暂时关押到厕所里。厕所距离他的办公室只有几码远，在接下来的20分钟内，电话一共响了4次。我能听到他接电话时说话的嗡嗡声，而他的语气一次比一次恭敬。
图凡平静地点点头，将酒瓶拿到我够不到的地方，说道：“你多少道出了科长的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