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了句哈啰，并进入洗手间扔掉沾满血的手帕，然后回到卧室，开始脱衣服。
“哈啰，老爹。”她说。
妮基说：“你在夜店没待多长时间。”
我回到公寓的时候，妮基已经上床了。我原本希望她已经入睡，因为被哈珀打过的脸一侧很红，而我又不想做无谓的解释。但是房间开着灯，妮基正在翻看某本法国时尚杂志。
“他想去艾尔玛那里。”
显然，只要他有“供认书”，我就不敢轻举妄动。但我知道一件事：他是个骗子。虽然我还不清楚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骗子，但我已经隐隐约约有了些概念，迟早会弄明白。然后，等到安全的时候，再趁机在警察面前揭开他的伪装。
她显然不爱听这个说：“你打探到更多的情况了吗？”
现在，我对哈珀的态度也是这样。他给了我一顿“杖责”，如果换作其他人，很可能会自怨自艾，但是我不会，我开始思索反击的方法。
“他是一个商人，好像是做记账机生意的。他有一个朋友有辆林肯，想让我帮他开到伊斯坦布尔。我明天出发，报酬还不错，100美元。”
等你回到自己的教室，把签了字的纸条交给老师后，他就会脱下长袍，松开手臂，然后从桌子里掏出教鞭。教鞭都是一样的，大约30英寸长，非常结实。一些老师会把你带到外面的衣帽厅责罚，但是也有老师会当着其他同学的面责罚。你必须弯下腰，用手去勾自己的脚趾，然后他会拿出要打断教鞭的气势狠狠地抽打你。你会感觉后背像被烙铁烫过一般火辣辣地疼，如果同一个位置碰巧被打中两次，那感觉就像是粗重的棍棒上长了钩一样。此时最重要的事情是不能哭喊或吵闹。我记得曾经有一个男孩被打得尿了裤子，不得不被送回家。还有一个孩子被打完回到教室后吐了一地，结果老师不得不让人去找学校门房来清理。(有男孩呕吐的时候，老师们总会去找门房清理，而每次门房拿着水桶和拖把进来时，总会说上同一句话：“就这些吗？”好像很失望没有见血一样。)不过，大多数男孩被打后，会红着脸走回自己的位子，假装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这不是骄傲，而是获得同情的唯一方式。男孩子这时候哭喊，很少会有人替他感到难过，只会因为他的丢脸而感到尴尬，还有就是厌恶，因为老师们会觉得这样做很有效。在科勒姆，我学到的最宝贵的事情之一就是如何憎恨，是教鞭教会了我。我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所受的杖责，而且从来不打算宽恕，除非我能以某种方式让打我的老师来分担我的痛苦。如果他已婚，我会给他的妻子写匿名信，说他是个变态，一直试图骚扰年轻男孩。如果他是个单身汉，我会写类似的信作为警告寄给其他同学的父母。当然，这些信大多没有后续。但是至少有两次我听说有学生的父母问过他们的孩子，还将我的信转交给“猪鬃”。我从来没跟别人说起过这件事，因为我不想让人抄袭我的创意。因为我非常擅长伪造笔迹，所以老师们一直不确定是谁做的。只要让他们心有疑虑，而又无从证实，我就很满足了。因为这意味着他们知道我可以反击，知道我不仅可以当一个好朋友，还可以当一个好敌人。
她闻言坐起身来：“那还真不错，是吧？”然后，不可避免地看到了我的脸，问道，“你的脸怎么了？”
然后，呃，就得去找“猪鬃”了。当然，他有时候会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但更多时候，他会给六组上三角函数或拉丁语的课。这时候，你就得走进去站着，直到他想注意到你。有时候，你不得不等上个五到十分钟，这要看“猪鬃”的心情。“猪鬃”长得又高又壮，一张紫红色的脸，手背上布满了黑色的毛发。他上课时语速飞快，一会儿嘴角处就溅满白色的沫点儿。如果“猪鬃”心情不错，基本上你一进去，他就会中断，并开始打趣道：“啊，好学生辛普森，或者我们应该说不够好的学生辛普森，要我们为你做点儿什么呢？”不管他说什么，六组的孩子都会爆发出一片笑声，因为他们笑得越厉害，他浪费的时间就越多。“你犯什么错了，辛普森，你又犯什么错了？请讲讲。”这时候，你就要说自己干什么或者没干什么了，比如没写完作业了、撒谎了或是溅墨水了，而且必须实话实说，以防他之后找老师求证。等他调侃够了，就会在纸条上签字，然后你就可以走了。在“销魂”事件之前，我认为他还是相当喜欢我的，因为即使我要挨打，也常常假装忍俊不禁，为他的笑话捧场。而当他心情不好时，通常会称呼你为“先生”，我一直认为这有点儿蠢。“得，先生，你又干了什么？在桌子下面抄作业？可耻，先生，真是可耻!趁着白天好好干吧!现在出去，别浪费我的时间。”
“出了点儿意外，有个开着西姆卡的蠢蛋，害得我急刹车。”
上学时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杖责。而关于杖责还有一套固定的流程。首先朝你发火的老师会停止咆哮，如果是平日就比较沉默的老师，则会松开他咬紧的牙关，然后说：“去找校长批张条。”这就代表着你要挨揍了。纸条的内容都一样，请求允许体罚，后面跟着老师的姓名缩写；但是在交给你之前，老师们总是会折叠两次，不希望你看到里面的内容。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必须征得许可让他们感到很不爽。
“警察来了吗？”
我捡起钥匙就走了，没有说晚安或其他什么。他并没有在意，自顾自地喝完杯子里的酒。
妮基有一个令人讨厌的习惯，凡事都喜欢假设。我之前曾被指控(误控)过酒后驾驶肇事，就因为这样，后来无论我遇到多小的交通事故，她都以为我会被警方起诉。
他说：“你忘了你的万能钥匙。”
“没事。”我一边说，一边转身把西服挂了起来。
我转过身，有东西砸到我的胸膛，继而落到我的脚下。
“你会离开很久吗？”妮基好像已经接受了事故的说法。
“嘿!”
“两三天吧，我会突然坐着飞机回来，然后带着小情人给你个惊喜。”
我把自己的东西装回口袋里，然后朝门口走去。
我以为会逗乐她，但她连嘴角都没弯一下。我上了床，在她旁边躺下。她熄了灯，过了一会儿后，说道：“像哈珀这样的人怎么会想去妓院？”
他打开门说：“那就这么定了。现在收好你这些破烂儿走吧。我得睡一觉。”
“可能是因为在其他地方他都硬不起来吧。”
“你说了算。”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抬起手抚摸我的脸说：“老爹，到底怎么回事？”
“明早我带你去。”
我不是没想过告诉她，但这就意味着要公开承认我在车祸的事上撒了谎，因此我没有回话。过了一会儿，她转过身去睡着了。
“我在哪里取车？”
早上我离开的时候，妮基仍在睡觉，也可能是假装在睡。
“让我想想。明天是星期二，如果你中午出发，晚上就可以在那里过夜，然后周三晚上到埃迪尔内。等到伊斯坦布尔的时候应该是星期四下午，时间上可以，”他想了一会儿，继续道，“我告诉你怎么做。你今天晚上收拾一下行李，明天早上乘出租车或电车过来。10点在楼下等我。”
哈珀让我等了十分钟，时间长到足以让我想起自己忘了取下汽车上的电瓶。电瓶的蓄电情况不是很好，估计等我回来的时候，车上的电子钟就会把电耗完。我正琢磨要不要给妮基打电话，让她请门房取下电瓶时，哈珀下来了。
“六七个小时吧。”
“准备好了？”他问道。
“明天，你开车去萨洛尼卡要多长时间？”
“好了。”
这个回答也算在我的意料之中：“好吧，我什么时候出发？”
“我们去乘出租车。”
他点了点头说：“正常。但是，亚瑟，这份工作的唯一要求就是不该问的别问。”
他跟出租车司机说去比雷埃夫斯的石碑街。我们一上路，他就打开公文包，掏出一个大信封交给我。我敢肯定，昨天晚上还没有这个东西。
我沉默了，他说的话我一个字都不相信。他也知道，可他不在乎。他就那么看着我，一副很享受的模样。“好吧，”我最后说，“但是我有几个问题。”
他说道：“这里有你需要的一切东西，包括车辆旅行通行证、保险绿卡、1000德拉克马的希腊货币、100里拉的土耳其货币和50美元的紧急费用。通行证已经复签，让你能够通过海关，但你最好自己再检查一遍。”
“亚瑟，今晚只为了300美元，你就能铤而走险。现在有14 000块，鬼知道你能做出什么事来。成熟点儿吧!这样一来，我就不需要担心了，我的朋友也不需要担心。只要我得知汽车安全抵达，这页小小的供认书就会被撕毁，而支票也会重新回到我的口袋里。”
我又确认了一下。通行证上显示车子的登记地是苏黎世，而车主或者说车辆的法定负责人是一位叫伊丽莎白·利普的小姐，地址写的是苏黎世劳芬的埃克塞尔西奥大酒店。
“那可不是这么容易能办到的。”
“这位利普小姐就是你的朋友？”我问道。
“所以，问题很明显不是吗？如果你开着它进了第一家修理厂然后转手把它卖掉怎么办？”
“没错。”
“14 000。”
“那我们现在是要去和她见面吗？”
他看上去一副受伤的样子：“勒索？什么勒索？我说的是保险。那是一辆价值7000美元的林肯，亚瑟。你知道它现在在土耳其值多少钱吗？”
“不，但是或许你会在伊斯坦布尔见到她。如果海关问起来的话，就说比起850英里的车程，她更喜欢乘船去伊斯坦布尔。”
我成功被逗笑了：“如果只是这样，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勒索我。这样的工作，这样的价钱，我每周都乐意做。”
“她是过来旅游的？”
“一辆车，你要开着它去伊斯坦布尔，报酬是100美元，其他费用另算，就只是这样而已。”
“要不然呢？她是我一个商业合伙人的女儿。我只是卖给他个人情。对了，如果她想让你载她去土耳其转转，你可以趁机赚点儿外快。不过，兴许之后她还会让你把车开回来。我不清楚她后面有什么计划。”
“什么？”
“好吧。”他曾对我说过不该问的不要问，这会儿倒是出奇地健谈，“到了伊斯坦布尔以后，我要去哪里交车？”
他又笑了，挥舞着我写的那张纸和支票道：“不用担心，亚瑟，什么事都不会发生。这只是个小小的保险。”他拿起酒瓶，重新在我的杯子里倒满白兰地，同时说道：“你看，我有一个朋友想托你保管点儿贵重的东西。”
“哪里都不用去，直接去公园饭店。我会为你在那里预订房间。你只要在星期四登记入住，然后等待指示就行了。”
“真是谢谢了。”
“好吧，那我什么时候可以拿回我签字的信？”
“好吧，我来告诉你会怎样。首先，他们会认为你是个疯子，可能还会以为我也是个疯子，但是他们不会对我感兴趣。而我也不会露面。另一方面，因为支票，他们不会轻易放过此事。300美元!足够他们上心了。因此，他们首先会同美国运通公司联系，找出所有能追溯到雅典银行账户的伪造支票。然后他们就会把你抓起来拷问。你能怎么办，亚瑟？告诉他们我的事还有发生的一切吗？这样做很蠢，不是吗？他们会给你最严厉的处罚。不，你那么聪明，肯定不会这么做。你懂得随机应变，这么一来，你就真得为自己辩护了——主动认罪、赔偿或真诚悔改。我敢打赌，只要一句套话你就能脱身，也就关个不到一年吧。”
“等到这个活儿干完，信会和钱一起给你。”
我耸了耸肩。
石碑街顺着码头延伸，一个奇怪的巧合是，对面正好有一艘土耳其客运货运服务公司的船，载着一辆汽车从侧入口港经过。我不禁瞥了哈珀一眼，想看他是否注意到了。不过就算他看到了，他也没有给出任何反应。我什么也没说，如果他只是无知，我不会特意加以提点；如果他仍然真的以为我会蠢到相信他那套关于利普小姐旅行需要和安排的说辞，那就更好了，我可以为自己做好打算，至少我想我可以。
“没错。现在，你可以想想如果我将它寄给警察会怎样。”
顺着石碑街跑了大约一半，路旁出现一家汽修厂，上面挂着一个老旧的米其林轮胎标志。哈珀让出租车司机停在那里等，然后和我一起下车朝汽修厂走去。屋子里有一个人，透过窗户看到哈珀后，立刻迎了出来。他又黑又瘦，穿着一身油腻腻的蓝色工装。我没听到哈珀用任何名字称呼他，但他们似乎相当熟稔。可惜的是，他们在一起交谈时使用的是我从来没学过的德语。
“我已经按照你说的写了。”
过了一两分钟，那人带着我们穿过一个小车间，经过一个废料场，然后到达一排上锁的车库前。他打开其中一个车库，里面正是一辆林肯，灰色的四门大陆，我估计车龄在一年左右。那人把钥匙交给哈珀。哈珀钻进车子，启动后将其从车库开到院子。车子长得好像足有一英里。哈珀下了车。
“现在不说话了，亚瑟？”
“好了，”他说，“车子没问题，油也加满了，你可以出发了。”
我交给了他，他来回看了两遍，然后冲着我笑了。
“好的，”我把行李放到后座说道，“但是我想先打个电话。”
“给我。”
他立刻警惕起来：“打给谁？”
我写上了日期。
“给我公寓的门房。我想跟他说我这次出去可能比之前说的要久，让他帮我把车上的电瓶取下来。”
“日期是从今天算起的一周后。不，还是写成23日比较好。”
他犹豫了一下，然后点点头说：“好吧，你去店里打吧。”
我签了名。
他对蓝工装说了几句话，然后我们都进到店里。
“这个我们等会再说。你先接着写，‘支票号码为P89.664.572至P89.664.577，全部为50美元一张。我打算模仿哈珀先生的签名，使它们非法兑现。我曾经以这种方式偷走、伪造并兑现过其他支票。’闭嘴，继续写!‘但是现在我发现自己做不到。哈珀先生拥有基督徒的慈悲心怀，而且在游览雅典期间对我非常友善，我觉得自己不能对他下手。因此，我现在通过这封信归还自己从他那里偷走的支票。作出这样的决定，让我有了离弃黑暗奔向光明的感觉。作为一个犯下大错的罪人，我知道自己现在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归还窃款、坦白认罪，并按照法律规定支付罚款。只有这样，我才有希望在来生得到宽恕。’然后，签上你的名字。”
妮基接了电话，我和她说了电瓶的事。她开始抱怨我走时没有叫醒她告别，我挂了电话。我说的是希腊语，但哈珀一直在旁边听。
“你要我做什么呢？”
“是个女人的声音。”他说。
“你想更快一点儿为自己辩护吗，比如现在？要是这样，我可以立马给警察打电话，让你好好解释一下这把万能钥匙，”他顿了一下，复又更加耐心地说道，“看，大叔，也许你和我将会成为唯一看过它的人，也许一周后它就不复存在了。我只是给你一个赎罪的机会，你为什么不心怀感激地接受呢？”
“是门房的妻子，怎么了，有问题吗？”
他把手伸进口袋向外摸撕下来的支票时，我开始抗议：“哈珀先生，我不能这么写，我会被定罪的，我无法为自己辩护。”
他对蓝工装说了几句话，我听懂了其中的一个词是德语里的地址。我猜他是想确认我有没有泄露汽修厂的地址。那人摇了摇头。
“开头写上，‘致雅典警察局局长’。明白吗？继续。‘我是住在’——写上你的地址——‘的亚瑟·A. 辛普森，特此供述，6月15日，我用万能钥匙非法进入布列塔尼大酒店沃尔特·K. 哈珀先生的套房，偷走了价值300美元的美国运通旅行支票，支票号码为……’”
哈珀看向我说：“没，没问题。不过你要记住，你现在是为我干活儿。”
“好了。”
“我会在伊斯坦布尔见到你，还是回到这里找你？”
“准备好了？”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现在出发吧。”
我完全不知道他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能拿起笔。
我花了一两分钟熟悉车子的各个控制装置，哈珀和那个男人则站在旁边看着。然后，我发动车子，掉头朝雅典和底比斯-拉里萨-萨洛尼卡公路驶去。
他总算停止了手里的动作，抬起头，说道：“好了，亚瑟。这里有一沓白纸和一支笔。我来说，你来写。不，不用废话，就照我说的做。”
跑了大约半英里后，我发现我们之前乘的那辆出租车跟在我后面。因为要适应车子，我开得并不快，按理说出租车早就应该超过我，但它仍然在我后面，可见哈珀一路都在盯着我。
他没有回答，而是从写字台上拿起一个信封，开始用铅笔写写画画。我此时迫切地想来根香烟，但是又不敢真的点上一根，免得自己看起来太过悠哉。我确实很不安，也很困惑，但是我得确保自己看起来也是这个样子。于是，作为代替，我喝了口白兰地。
开出雅典大约5英里的时候，我看到出租车靠路边停下，然后开始掉头。现在就剩我一个人了。我又开了40分钟左右，直到到达第一块棉花田，然后转上一条小路，停在几棵洋槐树的树荫下。
“去过几次，一些游客喜欢公路旅行。怎么了？”
我花了整整半个小时的时间把车子从里到外翻了一遍。我先查看了一些比较明显的地方，比如备胎舱后面、坐垫下面还有仪表板后面。然后，我又拆下所有的轮毂盖。一些轮毂盖后面的空间大得惊人，尤其是美国汽车。我知道的一个人经常用这种方式运毒，而且一次就能偷运近两公斤的海洛因。但是这辆车的轮毂盖里面什么都没有。于是，我又检查了一下水箱，用一根长树枝四处戳了戳，看看里面或底下有没有隔间，结果依然一无所获。我想爬到车底下看看是否焊接了什么东西，但是底盘太低，我钻不进去。我决定到萨洛尼卡找间汽修厂，从下面检查车底。另外，车上装有空调，因此我拧开盖子，看了里面，还是什么都没有。
“回答我，去过吗？”
现在的问题是，我对自己要找的东西一无所知，不知道它们是珠宝、毒品、黄金还是货币。我只是感觉车里肯定有东西。一番折腾后，我放弃了搜查，坐在那里开始抽烟，同时思索着有什么东西值得从希腊走私到土耳其。但是我什么都没想到。我掏出车辆通行证，查看车子的行驶路线。车子来自瑞士，经过意大利，由布林迪西经轮渡到佩特雷。副联显示利普小姐是连人带车一起轮渡过海。也就是说，她至少知道渡车过海的事。但是，这只让整件事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这属于刑事犯罪吗？”
然后我突然想到哈珀曾说过可能需要返程，需要我将车从伊斯坦布尔开回雅典。也许这才是整件事情的重点。我从希腊正大光明清清白白地开车去土耳其。等到汽车过关时，车子和司机都会给希腊和土耳其的海关留下印象。几天后，同一个司机开着同一辆车返回，他们会说什么？“伊斯坦布尔怎么样，伙计？你的肚子还好吗？有什么要申报的吗？后面没有藏着大尾绵羊吧？过吧，伙计，过。”然后，车子就会开回比雷埃夫斯的汽修厂，而穿着蓝色工装的男人则会从底盘的内凹处、车身的轮毂下以及自动变速器旁边的发动机罩里掏出一包包藏好的海洛因。除非，希腊海关那边有个马其顿的浑蛋想给自己挣个奖章。这样的话，人们就会听到一桩奇闻，令人尊敬的瑞士女士雇用的司机不知检点，因走私海洛因被抓，那我可就真摊上事了。
“你曾经从这里开车去过伊斯坦布尔吗？”
我只能见机行事。
“那里的导游必须有资格证，而我没有。”
我又把林肯开回大道，继续赶路。当天傍晚6点多一点儿，我到达萨洛尼卡。为了谨慎起见，我开进一间大汽修厂，给了修车小哥几个德拉克马，让汽车上了液压升降机。我说车子有异响要检查一下。结果车底没有发现新焊接的迹象。我并不感到意外，此时，我已经基本确定返程才是关键。
“你那时候也是假扮成正式导游了吗？”
我找到一家舒适的小旅馆，利用哈珀给的钱美美地吃了一顿，还要了一瓶葡萄酒，然后很快就休息了。次日清晨，我一大早就出发了。从萨洛尼卡穿过色雷斯到埃迪尔内(以前也叫作阿德里安堡)附近的土耳其边境需要8个小时，如果没有及时赶到，就有可能碰到道路交通海关检查站夜间关闭的情况。
“托普卡珀博物馆。”
我大约在4点半的时候抵达，顺利通过希腊关检。但在土耳其这边的卡拉阿加克时，我不得不等待前面一些农用卡车先行。大约过了20分钟，我才将车开到关卡。我带着通行证和其他证件进入检查站时，里面几乎已经没人了。
“哪个博物馆？”
当然，相比自己我更担心车子。因此，在把护照和货币申报单递给边检人员后，我就直接去海关柜台那里提交车辆通行证。
“我在伊斯坦布尔因为带人参观博物馆被罚过款。”
一切都似乎进行得非常顺利。一名海关检查人员和我一起出来查看车子，他检查了我的行李，至于车子他只是随便看了几眼。他一副无所事事的样子，只惦记着自己的晚饭。
“在那里有过案底吗？”
“旅游？”他问。
“去过。”
“是的。”
“你去过那儿吗？”
我们回到站里，他继续贴签，确认通行证入境有效，同时撕下他那部分的副联。就在他将通行证合上递给我时，我感到有人拍了一下我的肩膀。
“土耳其？为什么这么问？”
是刚才的边检人员，他的手里拿着我的护照。
“好吧，先不说这个，”他打断我的话，“土耳其呢？”
我伸手去拿，但是他摇了摇头，拿着护照在我眼皮子底下晃来晃去，同时用土耳其语说着什么。
“我不明白为什么……”
我会说埃及阿拉伯语。土耳其语里面有许多阿拉伯语单词，但是土耳其人的发音方式很奇怪，其中还掺杂了大量的波斯语和古土耳其语。我无奈地耸了耸肩，他见状又换成法语，我这才听懂。
他认同地点了点头，说道：“艾尔玛也是这么想的。现在，你只需要像这样老实交代就行了，那样我们或许就不需要警察插手。你以前有在哪里蹲过监吗，我的意思是，入狱服过刑吗？”
他说我的护照已经过期三个月了。
“当然没有，只是被罚款了。”
我马上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今年早些时候，我与埃及领事馆的人(或者按他们的说法叫“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产生了一些分歧，结果就忘了护照的事。事实上，我已经决定告诉埃及人他们可以拿他们的护照去喂狗了，并准备联系英国那边恢复我的英国国籍。这点我需要声明一下，我完全符合资格。但是因为有那么多事要忙，我实在懒得去填那些必要的表格。我的希腊居留证能够正常使用，而我平时需要的所有证件也就是它了。坦白地讲，我觉得我们当今实施的所有证件管制都非常无聊。因为哈珀的事情，我一直焦虑不安，自然没有想过去确认一下护照上的日期。如果我早知道护照过期，肯定会费更多的心思和边检人员打交道，比如在他贴签或者干类似这些事的时候不停地和他说话。我以前从未让自己陷入过这样的麻烦当中。
“然后怎样？你坐牢了吗？”
于是，整件事情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当然不能怪我喽。边检拒绝给护照贴签，并表示，我必须开车回萨洛尼卡，找埃及副领事续签护照，然后才能让我入境。
“三次起诉的罪名都是说我冒充正式导游。事实上，我所做的一切不过是让一两个游客脱离枯燥的考古学解说罢了。正式导游必须背下那些玩意儿才能通过考试。游客想知道他们在看什么，但他们不喜欢无聊的东西。”
这在当时来说根本不可能，但是我甚至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海关检查员开始发话，他一边挥着通行证，一边嚷道车辆准许入境，现在已经合法进入土耳其。如果我不能过境，不能合法地进入土耳其，那怎么才能合法地取出车子呢？护照过期有什么大不了的？才过了三个月的时间。他怎么就不能给护照贴签，睁只眼闭只眼让我过去呢？
“因为什么？”
好吧，这只是我的臆测。事实上，他们现在开启了土耳其语交谈模式，相互斥责，就好像我不存在一样。如果我能和边检人员单独待会儿，那我还可以试试贿赂他，但是现在还有旁人在场，这样做太过冒险。最终，他们俩都离开去找上级领导了，留我一个人站在那儿，既没有通行证也没有护照，只有——实话实说——满心的焦躁不安。真的，我当时唯一的希望就是他们会听从海关检查员的意见，忽略护照的日期。
我喝了一口白兰地说：“好吧。我有过三次案底。”
运气好的话，不是不可能。但就算“运气好”，他们让我通过，事情也会变得很棘手。我可以设法在伊斯坦布尔购买埃及领事馆的贴签，伪造护照续签，但这并不容易。或者，我不得不去英国总领事馆报失英国护照，利用他们确认的空当设法让他们给我弄一个临时旅行证，同样不容易。但是，就我的尴尬处境来说，至少这些困难都是可以想到并且能应付的。而实际上，我真正要面对的难题却是我之前从未遇到过的。
“她有什么不能说的？你又没有跟她说过支票是偷的，不是吗？”他将杯子里的白兰地一饮而尽，继续道，“我碰巧不喜欢花钱嫖娼，但我想了解更多你的事，于是就问了。而当她们明白我不会不付钱就闪人时，也都表现得非常友好，帮我叫了出租车，打点好一切。现在，我想你可以说了。”
我在海关检查站的小屋子里待了大约十分钟，被门口一个带枪的警卫盯着，他看上去就好像巴不得有理由给我一枪一样。我装着不去在意他，但是他的存在着实让人没法忽略。事实上，我已经开始感到一阵阵的肠胃不适了。
“她跟你说了这个？”这真让人恼火，本来至少还能指望一个妓院老鸨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的。
过了一会儿，边检人员回来朝我招了招手。我跟着他走进一间小营房附近的走廊里，最后来到一扇门前。
他笑了：“嗬，老兄!我知道你那辆车在这里卖多少钱，我还知道油价是60美分每加仑。按照你的收费标准，永远也别想赚回本来。对了，你可以从餐厅、夜店和妓院抽取提成，但它们加起来也没有多少，因此肯定还有其他什么东西。基拉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但是她知道有猫腻，因为你从她那里兑现过不少旅行支票。”
“现在要干吗？”我用法语问道。
“这似乎并不重要。为什么你会怀疑我呢？”
“站长要见你。”
“你为什么不说要给汽车加油呢？这么说我还可能就信了。”
他敲了敲门，然后把我引了进去。
我无奈地耸了耸肩：“这样我才能过来。”
这是一间简陋的办公室，屋子很小，中间摆着一张绿色台面的搁板桌和几把硬木椅。海关检查员站在桌子旁边。一个与我年龄相仿的男子坐在那里，脸色蜡黄，满是皱纹。他穿着某种军官的制服，我猜是军事安全警察。我的护照和通行证就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
他继续说道：“我从机场就看出你是个什么人，但是我不认为你会这么蠢。你为什么要告诉基拉自己没吃晚餐？”
他抬头冷冷地看着我说：“这是你的护照？”他的法语说得很不错。
我打了个喷嚏，绝对不是存心的，鼻子又开始流血。他不耐烦地叹了口气，从托盘里抓起一堆纸巾扔给我。
“是的，长官，我只能说很后悔没有注意到它到期了。”
“你知道我的意思，少给我磨叽。”
“你给我们造成很多麻烦。”
我犹豫了一下：“呃，也不能说是案底，交通违章算吗？”
“我知道，长官。但是请容我解释，星期一晚上我才得知要跑这一趟，昨天一大早就出发了，急匆匆的，压根没想到要检查一下证件。”
“我们可以从雅典开始。”
他低头看着护照，说：“上面写着你的职业是记者，但你跟海关检查员说你给人开车。”
“在雅典吗？”
他喜欢刨根问底，我的心沉了下去。
“在警局有留过什么案底吗？”
“我是司机，长官。我原来是一名记者，现在也是，但人必须生活，这行并不好干。”
“是的。”
“所以你现在是一名司机，也就是说护照上又有一处对不上，是吧？”这么说并不公平，但是我想最好还是不要跟他较真。
“确定？”
“世事多变，长官。我在雅典有自己的车，出租车。”
“没有，先生。”
他凝眉注视着车辆通行证说：“这辆车归伊丽莎白·利普所有，她是你的雇主吗？”
“也就是伪造签名喽。那么，我再问你，你之前有没有被抓过？”
“目前是，长官。”
“是的。”
“她人呢？”
他点了点头说：“这样好多了。好吧，让我们重新开始。所以说，你是个小毛贼，一有机会就会溜进酒店客房偷旅行支票。那么，复签怎么办，你自己签吗？”
“我猜是在伊斯坦布尔，长官。”
“钥匙不是。我只是把它锯短了。”在这个问题上撒谎似乎没有什么意义。
“你不知道？”
“你做的？”
“是她的经纪人雇的我，长官，让我把车开到伊斯坦布尔，说她要在那里旅游。她自己更喜欢乘船过去。”
他查看了我所有的东西，包括我的驾照和证件，还挨个用手翻了一遍。当然，最后他在零钱包中找到了万能钥匙。我已经将钥匙柄锯短，而且还在末端割了一个槽，这样用一个小硬币就能转动钥匙，但是钥匙仍然有两英寸多长，而且还很重。正是钥匙的重量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好奇地盯着它看。
然后就是一阵令人不安的沉默。他再次查看通行证，然后突然抬头看着我说：“这个女人是什么国籍？”
我按照他的话做了。
“我不知道，长官。”
“把你口袋里的东西全都拿出来，放到这张桌子上。”
“年龄呢？什么样的女人？”
“对不起，先生。”
“长官，我从未见过她，所有的事情都是她的经纪人操办的。”
“有些事情你最好搞清楚，亚瑟，”他缓缓地说道，“刚才在里面不过是热热身。如果我真想修理你的话，你就只能躺在担架上离开。而且除了你，没人会在乎。我回来时正好撞见你偷东西。你想凭借武力脱身，而我不得不进行正当防卫。这就是事情的经过。所以，别给我扯淡，好吗？”
“她从雅典到伊斯坦布尔乘船只需要24小时，但她却让她的车花三天跑上1400公里过去。如果她要让车到伊斯坦布尔，为什么不直接带车过海呢？很简单的事，而且基本上花不了多少钱。”
但是他并没有动，只是朝卧室瞥了一眼，而后又看向我。
我很清楚这一点，于是耸了耸肩说：“我不过是拿钱开车，长官，而且报酬很不错，轮不到我去问这位女士的计划。”
他转身瞪着我，一张脸突然让人分辨不出年龄，那是一种病态的苍白色，嘴巴也看起来怪怪的。我以前见过类似的脸，顿时做好了心理准备。旁边的写字台上有一盏金属灯，不知道在他扑过来前，我能不能先发制人。
他打量了我一会儿，然后抽出一张纸放在自己跟前，并在上面写了几行字，然后交给海关检查员，后者看了看，点了点头，就很快出去了。
我擤了擤鼻子，让血继续流，然后回答道：“先生，我这是第一次做这种事，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了。也许是因为和你一起喝了白兰地，我真的喝不惯这种酒。”
站长似乎放松下来，开口道：“既然你对车子的主人一无所知，那就说说她的经纪人吧，是旅行社吗？”
“亚瑟，你是第一次被人抓住吗？”
“不，长官，是一个男人，一个美国人，他说自己是利普小姐父亲的朋友。”
他给自己倒了杯酒，一边往杯子里放冰块，一边看向我。
“他叫什么？现在在哪里？”
这种想法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
我把自己知道的事都告诉了他，包括我和哈珀之间的关系。但我没有提旅行支票的事，他对那个应该不会感兴趣。
他在一个杯子里倒了些白兰地，然后放在我旁边的桌子上。有那么一瞬间，我感觉自己看到了希望。一般人如果想将一个人送给警察，是不会先让他坐下来喝一杯的。也许哈珀只是想来一次诚恳的谈话，只要我给他讲一个不幸的故事，表现出悔不当初的样子，他就会因为自己的宽宏大量相信我说的话，并且决定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他安静地听着，偶尔点点头。等我说完后，他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表情几乎可以说得上是和蔼可亲了。
他示意我坐在窗户下写字台旁边的椅子里。我听话地坐了下来，现在似乎也没什么别的办法可想。我的鼻子仍在流血，头也一阵阵发疼。
他开口问道：“你以前跑过这样的活儿吗？”
客厅侧壁处有一个大理石台面的柜子。柜子上有一个托盘，里面放着一个冰桶、一瓶白兰地和几个玻璃杯。他拿起一个杯子，然后看向我，说道：“坐那儿。”
“跑过几次，长官。”
我进了客厅，他越过我走到门口，然后插上了门。
“拉着游客一起？”
“过去。”
“是的，长官。”
我乖乖照做。浴室里有一扇窗户，就算从那里逃走不会摔断脖子，我也没有想尝试的念头。因为他会听见，而且，我能逃到哪儿去？他只要打个电话给夜间执勤人员，警察就会在五分钟内赶到。而他没有喊人，这至少已经意味着事情还有转圜的余地。或许，作为外国人，他并不想成为证人牵扯到案子里。毕竟，他实际上也没什么损失。而且如果我等会儿能够卑躬屈膝一些，甚至掉几滴眼泪，他很可能会决定当作什么都没发生过，尤其是在他把我打得那么惨的情况下。我想得很好，但是我早就应该料到，像哈珀这样的人，根本就不能指望他具备一般人应有的社会礼仪。当我从浴室出来的时候，我看到他已经捡起支票夹，正把它放入手提箱。而我撕下的支票却仍然搁在床上。他拿起它们，示意我朝客厅走去。
“有不带游客的时候吗？”
他说：“浴室里有纸巾，去弄干净你的脸，但是不要关门。”
“没有，长官。他们喜欢在去伊斯坦布尔的路上顺道看看奥林匹斯山、萨洛尼卡和亚历山德罗波利斯。”
他拍了拍我的口袋，我猜他是在确认，然后他将我推开。
“那你不觉得哈珀的提议很奇怪吗？”
我摇摇头。
我挤出一个笑容说：“我觉得很奇怪，站长大人，只有两个原因能解释得通。一是哈珀先生很重视他的商业伙伴，急于给他女儿留下一个靠得住的好印象，以至于在安排行程前忘了咨询别人的意见。”
“你身上有枪吗？”
“二呢？”
我爬了起来，他也迅速起身。我以为他会再次打我。但是，他只是抓住了我一侧的夹克翻领。
“二是他知道车子轮渡到伊斯坦布尔必须由车主亲自随行，而他又不希望在车子过海关时露面，因为担心会被人从车中发现某些不应该发现的东西。”
“起来，”他说，“注意别把血沾到地毯上。”
“我明白了，”他微微一笑，道，“但是你就不害怕？”
他坐在扶手椅里，身体后仰，就那么看着我。
此时，我们之间的气氛已经融洽了许多。我说道：“站长先生，我可能有点儿粗心，会忘了续签护照，但我不是傻子，昨天离开雅典的时候，我特地停下车，把车子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包括车轮都搜索了一遍。”
我再次被打倒在地，这次他总算没有继续。我的耳朵嗡嗡直响，眼前一片模糊，头疼得好像要裂开，鼻子也开始流血。我掏出手帕捂住鼻子，以免弄脏衣服，同时在撒得到处都是支票的地毯上四处摸索我的眼镜。我最终找到了眼镜，有点儿变形，但是还没有坏。我戴上眼镜，看到他的鞋底离我的脸不过一码远左右。
这时有人敲门，是海关检查员回来了。他拿着一张纸放在站长面前。站长看着纸上写的东西，表情瞬间严肃起来。他再次抬头看着我说：“你说你把车上的每一处都搜查过？”
我的眼镜被打掉在地，身子也踉踉跄跄地朝床退去。我抬起手来想自保，但他紧接着又挥起了另一只手。等到我被打得站不住脚时，他把我拖了起来，继续殴打，就像野蛮人一样。
“是的，长官，每一处。”
力道大得犹如脚踹。
“那你搜过车门里面吗？”
然后，他突然反手朝着我的脸扇了一巴掌。
“呃，没有，长官，车门是封闭的，我不能毁坏……”
“我正要回去。”真是蠢话，我想。不过估计这时候无论我说什么，听起来都高明不到哪儿去。
他用土耳其语快速说了几句话。突然，边检人员用一只胳膊锁住我的脖子，并用另一只手摸向我的口袋。然后他猛地一下子把我摁倒在椅子上。
“好吧，亚瑟，”他说，“你应该等我的，不是吗？”
我茫然地盯着站长。
我正好站在一张床的床脚处，被他堵了个正着。有那么一会儿的时间，他就站在那里笑嘻嘻地看着我，似乎心情非常愉悦。
他看着手里的纸，念道：“车门里面藏了12个催泪弹、12个震荡手榴弹、12个烟幕弹、6副防毒面具、6支巴拉贝鲁姆手枪还有120发的9毫米子弹。”然后，他放下纸，站起来身来说道，“你被捕了。”
我在卧室里，而他是从客厅过来的。他开门的时候动作肯定很轻，否则我不可能听不到门响。我猜他八成很希望在这里见到我。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整件事情从头到尾都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