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琼当机立断，命令兵士把赵恒的车驾转向北城行进。到了黄河渡河口浮桥处，赵恒又停下来。高琼用铁锤击打驾赵恒御车的辇夫的背，迫赵恒渡过了黄河。
接着，高琼便上前请赵恒立即动身渡河。赵恒进退两难，干脆不表态。枢密院事冯拯在一旁斥责高琼对宋真宗鲁莽无礼。高琼不认识字，少小从军，完全凭武功起家，年过花甲的他一直瞧不起冯拯这帮不懂军事的文人，当即愤怒地驳斥道：“你冯拯只因为会写文章，官做到两府大臣。眼下敌兵向我挑衅，我劝皇上出征，你却责备我无礼。你有本事，为何不写一首诗使敌人撤退呢？”冯拯无话可说，宋真宗则继续一言不发。
尽管车驾中的赵恒本人心惊胆寒，然而，当大宋皇帝的黄龙旗在澶州北城楼上一出现，城下宋军与百姓立即齐呼万岁，欢声雷动，声闻数十里。宋军因而气势倍增。当时辽军围攻澶州，辽国萧太后亲自上阵擂鼓助威，辽军无不激动振奋，奋发向前，宋军看见辽军的声势，不战而寒。可以说，赵恒亲临北城，从根本上扭转了宋军的士气。
于是寇准与高琼仔细商议了一番，再一起去见赵恒。赵恒才刚刚缓了口气，一见寇准又来了，立即头都大了。他已经料到寇准要继续游说他渡河，是以一开始就在心理上处于弱势。果然，寇准张口就说：“陛下如果认为我刚才必须要渡河的话不足凭信，可以问问高琼。”赵恒还来不及回答，高琼便说：“寇相公的话不无道理。陛下千万不要考虑迁都江南，随军将士的父母妻子都在京师，他们不会抛弃家中老小随陛下只身逃往江南的。”相公是宋朝对宰相等高级官员的尊称，一般官员不得称相公。
赵恒到澶州北城象征性地巡视后，仍坚持回到南城行宫。但宰相寇准就此留在北城，负责指挥作战。赵恒回到南城后，尽管有黄河天险，但还是不放心，数次派人前往北城探视寇准的举动。而寇准竟然与知制诰杨亿在北城城楼上喝酒下棋，“歌谑欢呼”，泰然自若，十分镇定。寇准如此表现，显然是胸有成竹，赵恒欣喜道：“寇准整暇到这样子，我还忧虑什么呢？”总算放了心，不再恐慌。其实这是寇准知道赵恒心中不安，为了安定皇帝和军心，故意而为之。果然，“人以其一时镇物，比之谢安”。
寇准所提出的“取威决胜”相当有道理，赵恒却很不情愿，只是公然拒绝宰相的提议无异于表明自己怕死，只好默不作声。寇准看见皇帝这副样子，自然明白过来，于是跑出去找武将高琼，说：“太尉深受国家厚恩，今日打算有所报答吗？”高琼也是个血性汉子，当即慷慨地回答说：“我身为军人，愿意以死殉国。”
就在这个时候，留守东京的雍王赵元份突然暴病而亡，赵恒于是借此机会回驾京师，将前线抗辽的军事大权全部交给寇准。
北宋时，黄河还未改道，流经澶州，河道将澶州城一分为二为南城和北城。赵恒的车驾到达澶州时，辽大军已经抵达北城附近，赵恒遥遥望见黄河对岸烟尘滚滚，显见战事激烈异常，心中胆怯，不敢过河，只愿意驻扎在安全系数较高的南城。寇准认为澶州北城将士正在浴血奋战，皇帝亲临，会极大地鼓舞士气，于是力请赵恒渡河，说：“陛下不过河，则人心益危，敌气未慑，非所以取威决胜也。”（《宋史·卷二百八十一·寇准传》）
就在宋真宗赵恒离开澶州后不久，宋威虎军头张瑰用威力惊人的床子弩射杀了辽军先锋萧挞凛（萧燕燕族兄弟，擒获名将杨业之人），极大地动摇了辽军军心。
宋军正式开拔后，辽军日益迫近的消息如雪片般从前方飞来。宋军更是听说辽国太后萧燕燕不顾年过半百，戎装上阵，亲自擂鼓助威，辽军士气极旺，以致大军刚动，便开始军心动摇。跟随赵恒亲征大臣中又有人趁机提出应该迁都金陵，赵恒优柔寡断，本来就勉强出征，现在更是犹豫，想打退堂鼓，于是召寇准商议。寇准坚决反对，说：“现在大敌压境，四方危急，陛下只可进尺，不可退寸。进则士气备增，退则万众瓦解。到时辽军必然趁势来攻，恐怕到不了金陵，陛下就成了辽军的俘虏。”握有兵权的殿前都指挥使高琼也支持寇准的意见。赵恒不得已，加上有其父宋太宗亲征失踪的前车之鉴，只好不再提撤退之事，继续北行。
此时辽军孤军深入中原腹地已久，供给线长，粮草不继，已经无力持久。加上辽军先锋萧挞凛被射死对士气影响极大，于是萧燕燕下令暂缓攻城。
景德元年（1004年）十二月，赵恒以雍王赵元份（宋太宗第四子，宋真宗弟）为东京留守，率军御驾亲征。然而，满朝文武对此战都没有信心，甚至表示支持寇准的宰相毕士安也借口有病在身，不肯随驾北征。
而宋军方面，由于赵恒御驾亲征，士气高涨，集中在澶州附近的军民，多达几十万人。局势明显对宋军有利，宋真宗却没有抗敌的决心。早在他离开京师的时候，就暗中派出了使臣曹利用往辽军大营与太后萧燕燕议和。只是因为当时战事激烈，曹利用一直未能到达辽营。而当宋辽两军在澶州对垒之时，曹利用一直谋求往返于两军之间。
临出发前，寇准奏请参知政事王钦若出镇河北大名。王钦若此人富有心机，多智谋，擅权变，寇准生怕他留在京师会再想出什么主意阻挠赵恒亲征，因此抢先下手，搬去了一块绊脚石，朝廷中的主迁派失去了核心人物，但却由此与王钦若结下了深仇大恨。
萧燕燕见辽军处境不利，担心腹背受敌，便开始谋求议和，派宋降将王继忠（望都之战中被辽军俘虏后投降辽军）与曹利用联系。
此时，寇准再一次提出要赵恒领兵亲征，说：“只要皇帝亲征，人心振奋，文武大臣协作团结一致，辽军自可退去。辽军来攻，我们可出奇计骚扰，打乱其进攻计划；也可以坚守不出，使辽军疲惫不堪，再乘机打击。这样就可稳操胜券。如果退至江南或是四川，则人心动摇，辽军乘势深入，大宋江山还能保得住吗？”寇准的意见得到了宰相毕士安和武将高琼等人的支持。赵恒内心实在很不情愿，但此时形势逼人，朝堂上主张亲征的一派占了上风，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勉强同意亲征，但却迟迟不肯动身。
寇准坚决反对议和，主张乘势出兵，收复失地，如此“可保百年无事”。宋军将领宁边军都部署杨延昭（杨业子之，著名的杨六郎的原型）也坚决主战，上疏提出乘辽兵北撤，扼其退路而袭击之，以夺取幽燕数州。但由于赵恒倾心于议和，致使宋臣中的妥协派气焰极为嚣张。这些人联合起来，攻击寇准拥兵自重，甚至说他图谋不轨。寇准在这帮人的诽谤下，被迫放弃了主战的主张。
王钦若和陈尧叟均是有才之人，尤其是陈尧叟，也曾经造福一方，有着极好的名声，但才气与品德、为人与气节往往不是一回事。这两人的职务都是副宰相级别，属于执政重臣，堂堂中枢大臣，竟然公然主张不战而逃，由此可见宋朝朝野上下对辽国的畏惧心理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寇准大怒，当着王钦若、陈尧叟的面说：“谁为陛下画此策者，罪可诛也。”声色俱厉地要求将主张迁都的人斩首，逃跑派的气焰才一时被遏制。
在辽军大将殒命、兵势受挫、宋军已经明显占据优势的情况下，宋辽两国的和谈就此开始。辽军提出的议和条件是要宋朝“归还”后周世宗柴荣北伐夺得的“关南之地”。这显然是狮子大张口，因为燕云十六州本来就是中国的土地，收复失地是宋太祖、宋太宗两朝皇帝念念不忘的大计，而辽国竟然反客为主，俨然以主人自居，可谓极大的笑话。但由此却可以看出萧燕燕的政治家风度，当此宋军已经明显占有上风的局面下，她却能把握住赵恒软弱无能、企盼和谈的弱点，漫天要价，提出割地为盟。宋方的条件则要软弱得多。只要辽国退兵，宋朝愿意以金帛代地，每年给辽国一定数量的银、绢作为补偿，但不答应领土要求。
陈尧叟，字唐夫，阆州阆中（今四川阆中），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状元。陈尧叟中状元时二十九岁，宋太宗召见时，见他体貌英伟，器宇轩昂，举止得体，很是高兴，问左右说：“这个年轻人是谁的儿子？”有人回答说：“他是楼烦县县令陈省华的儿子。”宋太宗于是召陈省华进京陛见，任陈省华做太子允中。次年四月，宋太宗同时任陈省华、陈尧叟父子为秘书丞，并同赐绯袍以示恩宠。秘书丞虽然官职不高，但父子同日升同样的官，受同样的赏赐，却是旷代殊荣，被传为一时佳话。陈尧叟曾任广南西路转运使。当时岭南风气未开化，人们信巫，有病不服药，而是祷神祛灾。陈尧叟移风易俗，将《集验方》医书刻于石上，立于驿站，使之广泛传播。岭南炎热，当地人不会打井，饮水只靠河水或是下雨时的积水，陈尧叟教岭南人植树凿井，因而深得当地人拥戴。
谈判在两军对峙中进行。萧燕燕十分懂得见好就收，最终按宋方的条件达成了协议。剩下的问题就是每年给辽国银绢的数量。曹利用就此请示赵恒，赵恒说：“逼不得已，二百万（银、绢各一百万）也可。”意思是说，只要不割地，能讲和，辽国就是索取百万钱财，也可以答应。
王钦若，字定国，新余人（今新余东门）。自小聪颖过人，读书作文都很出色。他曾经为开封某门客作有一屏联：“龙带晚烟归洞府，雁拖和色过衡阳。”一时间广为传诵。宋太宗率军进兵太原的时候，王钦若作《平晋赋论》进献，时年十八岁。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年），王钦若进士及第。据说他在殿试中考了第一，也就是头名状元。但他因为欣喜若狂之下，与同中一甲的袁州窗友许载纵情狂饮，袒腹失礼，宋太宗大怒，下旨再试，王钦若就此丢了状元。据说王钦若也是宋朝第一个江南籍的宰相，因其颈部长有一肉瘤，时人称其为“瘿相”。王钦若文才过人，宋朝四大部书之一《册府元龟》便是此人与杨亿等主持修纂。
当时宋朝极其富有，宋真宗时，宋朝廷的年岁收入折算为银绢，大概为七千万两／匹。因此，宋真宗认为可以承担“岁币”之数百万，以此来换取和平。
第二天，朝堂上爆发了激烈的争吵。不少大臣不但不主张皇帝亲征，甚至还力劝赵恒做迁都之议。参知政事王钦若是江南人，主张迁都金陵。另一枢密院事陈尧叟是四川人，主张迁都成都。
曹利用承旨后，刚从赵恒的行宫出来，就被一直守候在门外的寇准拦住。寇准问明情况后，警告曹利用说：“虽然有圣上的旨意，但你去交涉，答应所给银绢不得超过三十万。否则，你一回来我就要砍你的头！”曹利用后来成为风光一时的权臣，跟另一权臣丁谓联合起来，与寇准一派大搞党争，不过当时还未见显赫，只是个默默无闻的小吏，被寇准一吓，立即悚然而惊，喏喏应命而去。
而鉴于宋太宗赵光义之前有高梁河惨败的教训，宋真宗赵恒一直都有畏辽如虎的心理，现在突然听到宰相寇准提出要御驾亲征，立即面带难色，站起来就要回内宫。寇准连忙上前拦住，力劝赵恒不要动摇。赵恒性格软弱，勉强同意第二天朝议亲征一事。
经过谈判，曹利用果然以三十万银绢谈成。宋辽双方订立了和约，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澶渊之盟”（澶州西有湖名澶渊，澶州也称澶渊郡）。澶渊之盟规定：
自古以来，皇帝御驾亲征非同小可，但到宋朝却有所不同。宋朝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出身行伍，当上皇帝后犹自南征北讨，可以说是以武为生。其后是宋太宗赵光义，宋太宗小兄长十二岁，早在宋朝立国前，就已经是一员猛将，一手策划了陈桥兵变。当上皇帝后，宋太宗雄风不减，亲自率军讨平了北汉，虽然在与辽国的对垒中屡次大败，自己都挨了辽人两箭，但毕竟也是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帝王，有别于一般的皇帝。真正有本质变化的是从赵恒开始，一直到北宋灭亡，皇帝们都是长于深宫妇人和宦官之手，从来没有见习过兵仗，对打仗有着本能的畏惧。
一、辽宋为兄弟之国，辽圣宗年幼，称宋真宗为兄，宋尊萧太后（辽圣宗生母萧燕燕）为叔母，后世仍以世以齿论。
宋军告急的文书一日之内五至，京师大震，朝廷上下慌乱不已。唯独刚刚走马上任的宰相寇准平静如常，还将告急的文书都扣下来，不让宋真宗赵恒知道。赵恒听到风声后质问寇准，寇准便将一堆急报都拿出来。赵恒一见这么多急报，立即慌了手脚，忙问该怎么办。寇准不紧不慢地说：“陛下是想尽快解决此事呢，还是想慢慢来？”赵恒当然是想尽快解决。寇准趁势说：“陛下要退辽兵，不过五天时间即可。”宋真宗自然不相信。寇准则趁机提出要赵恒率军亲征。
二、以白沟河（今河北巨马河）为国界，双方撤兵。双方各守现有疆界，不得侵轶，并互不接纳和藏匿越界入境之人。
景德元年（1004年）闰九月，萧燕燕和辽圣宗再度率领大军南下攻宋。辽军声势浩大，号称二十万，经保、定二州，直扑澶州（今河南濮阳）城下。这样，不光河北的大片领土陷入辽军之手，仅隔一河的都城开封也暴露在辽军铁骑的威胁之下。
三、宋方每年向辽提供“助军旅之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称为“岁币”，至雄州交割。
此时，辽国国主为辽圣宗耶律隆绪，但由母亲萧燕燕摄政。她胆识过人，兼通韬略，在她的治理下，辽国国力日益强盛。实力强了，野心也就大了。萧太后气势汹汹，不断率军南侵，宋朝的北方边境频频告急。对于辽军的步步紧逼，宋军则完全采取守势。
四、双方于边境设置榷场，开展互市贸易。
自从宋太宗赵光义在高梁河一战中惨败后，宋朝一直处于战略防御的状态。雍熙三年（986年），赵光义为报一箭之仇，再次派宋军全力进攻辽国。宋军分东、西、中三路进军，东路军贪功冒进，结果大败。辽军在萧燕燕的指挥下，乘势猛攻，宋军全线崩溃。西路军老将杨业率军掩护边民撤退，在陈家谷被辽军包围，在激战中受伤几十处，被俘后绝食三日而死。此战中，宋军被歼二十余万，精锐尽失。之后，宋朝再无能力对辽国发动进攻，不得不全面转入防御。
好笑的是，和议达成后，宋真宗询问结果，曹利用伸出三个指头。赵恒误以为给了辽国三百万，大吃一惊，说：“太多了！”但想了一想，又认为谈判既已成功，也就算了，又说：“三百万就三百万吧。”后来，赵恒弄清了只给辽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合计数才三十万，不到宋年财政收入的千分之五，大大低于早先的估计，不禁大喜过望，重重奖赏了曹利用，甚至写诗与群臣唱和，以此来庆祝。
寇准虽然入相，但他所面临的局面并不乐观，正如前面所提到的，他正式拜相没几天，就发生了辽军大举侵宋事件。边境烽火雄起，皇帝昏庸，朝中大臣只知谄媚，历史将一副重大的担子压在了寇准的肩头。
宋真宗刚刚即位的时候，为了应付北方强大的辽国，以及西北与党项的战争，大肆扩军，招募禁军至五十余万人，加上地方上的厢兵，号称养兵一百万，数目相当庞大。澶渊之盟后，宋真宗立即着手裁减军队，遣散老弱残兵，精简编制，如取消富有战斗力的河东效顺一军，龙骑军原有十二个指挥，减为六个指挥等等。不仅如此，宋真宗为了表示友好的诚意，还将同辽国接壤的地名作了改变：改威虏军为广倌军、静戍军为安肃军、破虏军为信安军、平戍军为保定军、宁边军为永定军、定远军为永静军、定羌军为保德军、平虏军为肃宁军。
寇准与同科进士张咏友情深厚。寇准出任宰相时，张咏任益州（今成都市）刺史，他对属僚说：“寇公奇才，只可惜学术不足！”后来寇准被贬出知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时，张咏刚好从益州调回京师，路过陕州，寇准在任所设盛宴款待张咏。临别时，寇准送张咏至益州城郊，问张咏：“张公有何见教？”张咏意味深长地说：“《汉书·霍光传》不可不读。”寇准当时并不明白张咏所说何意，回到任所后，特意找出《汉书》读《霍光传》，至“不学无术，暗于大理”一句时，才恍然大悟：“原来张公是说我不学无术呢！”这是历史上极为著名的一段典故。
澶渊之盟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事件，对整个北宋朝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甚至有人认为澶渊之盟“影响了中国思想界及中国整个历史”（蒋复璁语）。一方面，这是一个在宋军占有优势的局面下签订的屈辱性条约；另一方面，这个屈辱性的条约却给宋辽边境带来了长达百年的和平，极大地促进了两国经济、文化的发展。
寇准虽然没有直接支持赵光义立赵恒为太子，但毕竟是因为他的话，才使太子一事定下来。加上后来赵光义猜忌太子，也是寇准从中斡旋，因此，寇准也是帮助宋真宗赵恒登上皇位的有功之臣。赵恒一即位，就开始重用寇准，先迁为尚书工部侍郎，后历任河阳、同州、凤翔知州，再迁刑部，权知开封府。咸平六年（1003年），赵恒将盐铁、度支、户部合为一使，寇准迁兵部，为三司使。一年后，名臣毕士安任宰相，同时推荐寇准任相，称赞寇准忠诚可嘉，资历深厚，善断大事，自己也比不上他。赵恒却还是有些担心，说：“听说寇准刚愎自用。”毕士安说：“寇准忘身殉国，坚持正道，打击邪恶，因此不为流俗所喜。此时北部边防有事，辽国人不断南下骚扰生事，正应当起用寇准这样的大臣。”于是，赵恒诏寇准为集贤殿大学士，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名列毕士安之后。这是寇准第一次入相，对热衷名利的他来说，自然是无上的荣光。
澶渊之盟以后，辽宋长期保持友好往来，宋朝在雄州、霸州（今河北霸县）、安肃军（今徐水）、广信军（今徐水东），辽在新城、朔州（今山西朔县），分别置榷场，进行双边贸易，边境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得到加强。宋辽双方每逢有皇帝即位、生辰、丧事等，都互派使者来往。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北宋末年，时间长达百年之久。辽宋不曾兵戎相见，边境安定，当时的人这样评论：“（辽）与朝廷（宋）和好年深，蕃汉人户休养生息，人人安居，不乐战斗。”
至道三年（997年）三月，在位二十二年的赵光义因箭伤发作去世，最终未能实现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愿望。赵恒即位为宋真宗。即位时，寇准已经外贬为官，贬斥的来由非常可笑。赵光义晚年，寇准担任参知政事，也是中枢重臣。他为人耿直，一些臣僚对其人品性情极为折服，但也有一些同僚对寇准恨之入骨，可以说，寇准的性格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仕途不可能一帆风顺。寇准走马上任后，恪尽职守，宰相吕端、参知政事李昌令等人都由他引荐升官。有人借此机会，向赵光义揭发寇准交结私党，扰乱法度。赵光义很是生气，第二天上朝时，吕端先到朝堂，赵光义就与寇准结党一事严厉责问吕端，吕端曾被赵光义称为“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在此时开始“犯糊涂”，一言不发，根本不作辩解。不久后，寇准也来到朝堂，当赵光义责问寇准时，寇准却显出刚直的个性，毫不相让，力争不已，并拿出了许多文书做证据。赵光义反而更加恼怒，说：“雀鼠尚知人意，况人乎？”认为寇准“性刚自任”，在朝堂上强辩有失执政大臣体面，于是贬其为地方官，罢知邓州。
但在中国历史上，澶渊之盟却始终是个有争议的命题。辽国在不占有任何优势的情况下，反而从中大大获益，《辽史》的编纂者认为“澶渊之役”是萧燕燕军事生涯中最光彩辉煌的一页。对于宋朝而言，澶渊之盟是带有屈辱性的城下之盟，既从法律上承认了燕云十六州属于辽国，又开“岁币”之滥觞。宋真宗赵恒也因而成为“岁币”的始作俑者，开宋朝以“岁币”求和的先例，直接导致此后两宋之积弱，使宋朝繁荣的局面江河日下。
赵光义册立太子后，大赦天下。京师百姓见到太子赵恒都欢呼道：“真是个少年天子。”赵光义得知后却很不高兴，马上召寇准说：“四海之心一下子都归化了太子，那将我摆在什么地位呢！”他刚刚册立太子，太子便如此深得人心，即使有父子之情，也起了猜忌隔阂。幸得寇准说：“太子众望所归，是陛下的英明决策，是国家百姓的洪福。”赵光义听后才消气，请寇准喝酒，大醉方罢。事见《宋史·卷二百八十一·寇准传》。如果不是寇准应答巧妙，消除了赵光义莫名其妙的猜忌，后果实在难以想象。
这一年，被公认是宋朝“积弱”的开始。
此时，赵光义的生命已经流逝到晚年，当年高梁河之战中所受的箭伤逐渐恶化成脓疮，给他的身体带来了巨大痛苦，他自知大限将至，不禁为没有立太子而发愁。之前，赵光义长子赵元佐本来是最有希望被立为皇太子的，但他同情被赵光义迫害致死的叔叔赵廷美（赵匡胤之弟），故意装作发疯发狂来发泄对父皇迫害骨肉的不满，因此被废为庶人。之后替代赵元佐位置的是异母弟陈王赵元僖，却又莫名其妙地中毒死去，皇储人选再一次空缺。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天子也不例外，赵光义烦恼不堪下，便将寇准召回京师，任为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主动征询太子人选。寇准虽然性情耿直，却深知外臣不能干预内事的祖宗家法，不便直接回答，就说：“陛下为天下选择君主，不能与妇人、宦官和近臣去商量。只愿陛下选择能符合天下所仰望的人。”赵光义犹豫了很久，提出想立襄王赵元侃（赵元佐同母弟，母李妃）。寇准委婉地回答说：“知子莫如父。”意思是说，父亲最了解自己的儿子，选择一定不会有错，终于促使赵光义下定了决心。于是襄王赵元侃被立为太子，改名赵恒，就是后来的宋真宗。
即使是在宋真宗一朝，澶渊之盟也被认为是奇耻大辱，寇准也因此而受到牵累，后来又因此而搞出“天书”的历史闹剧。
寇准离开京师后，赵光义耳根清净了许多，却反倒有些不习惯，不免想起寇准的好处来，还经常询问有关寇准在青州的情况。
澶州之盟签订之初，赵恒认为南北停战是件大好事，是宰相寇准的功劳，因此加寇准为中书侍郎兼工部尚书，待其甚厚。寇准功盖群僚，有目共睹。后来王安石也在《澶州》一诗中赞扬过寇准：“欢盟从此至今日，丞相莱公功第一。”然而，早先与寇准结仇的王钦若一直想方设法地排挤寇准，一天退朝后，王钦若故意留下，在赵恒面前攻击寇准说：“寇准逼着陛下亲征，将陛下当做‘孤注一掷’，订立‘城下之盟’。这不是胜利，是君王的耻辱，怎么还能说寇准对社稷有功呢？”又说：“时议有谓，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渊之举，是城下之盟也。”（《宋史·卷二百八十一·寇准传》）这话相当震撼，宋真宗当时没有表态，但此后对寇准的疑忌加重。寇准逐渐失宠。
二十九岁时，寇准任同知枢密院事，已经步入了中枢重臣的行列。他少年得志，难免年轻气盛，意气风发，对看不顺眼的便要大加嘲讽，厌恶之色溢于言表，由此得罪了不少臣僚。知院张逊与寇准不和，一直想找机会扳倒寇准。刚好有一天，寇准和另外一名大臣温仲舒外出办事，半路上遇到一个疯子，疯子拜在寇准的马前，高喊“万岁”。这件事明显是有人要对付寇准，但寇准当时却并未在意。之后，张逊抓住此事不放，唆使心腹王宾弹劾寇准有非分之想。寇准自然不服，在朝堂上与张逊激烈辩论，二人唇枪舌剑，各自雄辩不已。赵光义眼见两名重臣不顾体面，在皇帝面前互揭隐私，各不相让，气得发抖，一怒之下，将寇准贬知青州（今山东益州），张逊也被降职为右领军卫将军。
不久，宰相毕士安病逝，寇准失去有力的同盟。寇准少年富贵，性喜奢侈，又好饮美酒，赵恒借机以“过求虚荣，无大臣礼”等罪名，罢免了寇准的相位，出知陕州（今河南陕县），改任王旦（寇准同科进士）做宰相。此时，寇准当上宰相不过一年多时间。
寇准真正进入中枢的契机，也与契丹有关。有一次寇准上朝，赵光义正与群臣商议与契丹议和一事。寇准当即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契丹屡屡南侵，意在劫掠，只需要加派精兵防守，绝对不能议和，并将战和的利弊做了对比。这件事后，赵光义将寇准提拔为枢密院直学士，寇准一步登天，步入了中枢机构，此时的他还不到三十岁。在各种重大问题上，赵光义也相当重视寇准的意见，为了表示恩宠，还特意将用通天犀制作的两条珍贵玉带中的一条赐给了寇准。
寇准改知天雄军后，刚好遇到辽国使者路过。辽国使者故意问道：“相公德高望重，为什么不在中书省做官，却来到天雄军呢？”寇准被说中痛处，却回答得相当巧妙：“如今朝中无事，不需要我居中任职。皇上认为天雄军是北门锁匙，非我寇准执掌不可。”这话回击得无懈可击，由此也可见寇准相当自负。
话虽如此，但赵光义对寇准始终不能像唐太宗李世民对魏徵那样亲密无间，备加信任，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寇准夫人宋氏是宋太祖赵匡胤宋皇后幼妹。当年大雪之夜，赵匡胤神秘驾崩，宋皇后命宦官王继恩急召赵匡胤幼子赵德芳进宫即位，王继恩却擅作主张，去召了赵光义，于是赵光义即位。然而，宋皇后召赵德芳进宫的一幕，赵光义却始终不能忘记，这也是为什么宋皇后死后，赵光义甘冒天下汹汹之口的议论、下令不准以皇后礼下葬宋氏的原因。赵光义的胸襟气度，也由此可见一斑，这样一个心胸狭隘且急功近利的皇帝，几次北伐契丹失败就不足为奇了。
赵恒听信王钦若的话以后，深以澶州之盟为耻辱，常常闷闷不乐。王钦若趁机讨好对赵恒说：“惟封禅，可以镇服四海，夸示外国。”但是自古封禅，一般要有“天端”，王钦若和宋真宗想出了伪造“天书”的计谋。
年轻的寇准被赵光义赞为“临事明敏”，颇受赞赏，自步入仕途开始，官运亨通，仕途顺利，加上人长得英俊豪迈，很容易地赢得了一份爱情，娶到了宋太祖赵匡胤宋皇后（开宝皇后）幼妹为妻。尽管寇准春风得意，但他在朝臣中却一直以刚直足智著名，非常之难得。端拱二年（989年），寇准在大殿奏事，极言利害，对朝廷的一些政策多有抨击。赵光义听不进去，生气地站起来要回内宫。寇准却牛脾气发作，上前扯住赵光义的衣角，非要皇帝听他把话讲完才能走，旁边的大臣都为寇准捏了一把冷汗。事后，赵光义想明白了，反而十分赞赏寇准的执拗，高兴地说：“我得到寇准，就像唐太宗得到魏徵一样。”寇准确实堪比魏徵，然而赵光义无论是文韬还是武略，都与李世民差得太远。
由于担心宰相王旦反对，王钦若暗中向王旦传达圣意。赵恒又假装赐一坛好酒给王旦，王旦回家打开酒坛一看，发现坛内全是上好的珍珠。王旦自然明白这是皇帝亲自贿赂，从此不敢对“天书”这等荒唐之说有异议。
寇准（962～1023年），字平仲，华州下邽人，少年好学，通晓《左传》等经典古籍。七岁随父登华山时，便留下了“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举头红日近，俯首白云低”的诗句，名噪一时。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十九岁的寇准考中进士甲科，并取得参加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资格。当时，因宋太宗赵光义多喜录用中年人，有人便劝寇准在殿试的时候多报几岁年龄，以增大录取几率。寇准却严肃地说道：“我正思进取，怎么能欺君瞒上呢！”还是如实申报，结果，寇准凭借满腹经纶，一试得中，受任为大理寺评事（虚衔），实任大名府成安县（今河北成安）知县。与寇准同榜中进士者还有李沆、王旦和张咏，这四人后来均成为北宋名臣。
一天，赵恒对群臣说，夜见神人降“天书”于承天门。于是，以宰相王旦为首，王钦若、陈尧叟、丁谓等大臣皆称贺。赵恒率领群臣们到承天门，果然发现“天书”。王旦下跪献进，赵恒再拜接受，交陈尧叟启封，又命他宣读。于是，群臣入贺。有大臣名叫孙奭，对这君臣一唱一和的虚伪场面很看不惯，当面问宋真宗道：“以愚臣所闻，天何言哉！岂有书耶？”赵恒默然不答。
就在这一年，辽军大举攻宋，北方州县频频告急。此时，寇准刚刚当上宰相后不久，历史的风云赋予了他难得的机遇。然而，他个人的命运如同国家的命运一样，在这一年呈现出戏剧般的色彩，已经昭示出日后的悲剧迹象，悲剧的根源，既与当时的朝政局势有关，也与寇准其人的性情有关。这位民间传说中大名鼎鼎的寇老西，一生宦海沉浮，几起几伏，大起大落，有三件大事与其个人命运和国家都有紧密关系：一是澶渊之盟，二是轰动一时的“上天书”事件，三是误用丁谓，直接造成了他罢相、复相、再罢相的跌宕生涯。
不久，又在泰山得“天书”，赵恒亲自到泰山封禅。之后，赵恒在王钦若、陈尧叟、丁谓等大臣的迎合下，屡次搞“天书”、封禅等自欺欺人的活动，又大肆祭祀孔子、老子，并尊崇道教，大造道观，耗资巨大，以致岁出日增。
从这一年的正月开始，便有十分不好的兆头，宋朝京师开封连续三次发生了地震，这是非常罕见的现象。随后，冀（今河北冀县）、益（今四川成都）、黎（今四川汉源）、雅（今四川雅安）诸州均发生了地震。
朝中大臣只有孙奭、张咏、李迪等敢于提出些批评。张咏（寇准同科进士）病重，临死前奋力上书，历数丁谓的罪行，并说：“乞斩丁谓头置国门谢天下，然后斩我张咏头置丁氏之门以谢丁谓。”意思是要皇帝杀丁谓谢天下，他张咏愿意以死谢丁谓，相当于是以死相谏了。然而，宋真宗只是赞叹张咏的忠直，并无悔改之意，依旧宠信丁谓。
景德元年（1004年），这是中国历史上不能被忘记的一年。这一年，是宋朝“积弱”的开始。
宰相王旦因为对赵恒的所为不闻不问，从不提出反对意见，所以安坐宰相的位子。但他死前却留有遗命，让后人为他削发披缁入葬，表示悔恨他当初不谏“天书”的过失。
3．江南春尽离肠断，苹满汀洲人未归——寇准
赵恒大搞“上天书”，劳民伤财，百姓不服，他开始有些不安，因此有人提出，只要平素不相信这些活动的寇准出面，便能使百姓折服。于是，赵恒命宦官周怀政暗示寇准“上天书”，想用寇准的名声来收服人心。寇准开始不愿意参与这种荒诞不经的活动。寇准的女婿王曙当时在内阁当郎官，与宦官周怀政交好。王曙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授意下，极力撺掇怂恿寇准，说只要寇准愿意上天书，便可以重回宰相位置。寇准一时陷入两难的境地。
平仲即为寇准的字，为向敏中写给同年寇准之作。
寇准有个门人，颇有远虑，提出一个解决困境的办法：“寇公走到半路假称有病，坚持要外补为官，此为上策；如果入见皇帝，也可揭发天书之事皆是伪造的祥瑞，可以保全寇公平生正直的名声，此为中策；最下策则是再入中书省为宰相，如此则平生威望尽损。”十分可惜的是，寇准少年富贵，长期担任中枢要职，功名之心极重，难以自拔，最终还是没有听从门人的建议，违心地加入了“上天书”的行列。此事成为寇准一生中的重大污点，为时议所非。
九万鹏霄振翼时，与君同折月在枝。细思淳化持衡者，得到于今更有谁。
上天书后，寇准果然被龙颜大悦的赵恒重新起用为宰相。然而，这位寇老西在错误的时机，通过错误的手段重新得到了宰相的职位，威信已经大为下降，并自此卷入是是非非的漩涡中，再也无力脱身。
向敏中为人清谨，能诗善文，散文如《留别知己序》等志意高远，人称有宰相风度。著有文集十五卷，今已佚。《全宋诗》卷五四录其诗十一首。《全宋文》卷一二九收其文十二篇。现录《寄寇平仲》诗一首：
宋真宗赵恒晚年，皇后刘娥开始干政，引起一些大臣的警惕和不满，这其中以宰相寇准和翰林学士李迪为首。寇准因为上天书重新得回宰相位置后，开始着力培养自己的亲信朋党，比如推荐丁谓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如果说寇准之前的上天书只是个人品德问题的话，误用丁谓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失误，这一错误严重干扰了当时的朝政。
宋真宗景德年间，辽国举兵犯边，直逼澶州（今河南濮阳南），宋真宗御驾亲征。那时，西夏党项人也欲反叛。宋真宗出征前，赐右仆射向敏中一封密诏，将西北边防托付给他，允许他相机行事。向敏中得到密诏后收藏了起来，毫不张扬，只像往常一样管理政事。当时正逢盛大的驱鬼傩会，传闻有禁军士兵要趁傩会时作乱。向敏中命亲信士兵披上甲胄，事先埋伏在廊下幕布中。第二天，将来宾、幕僚、军官、士兵全部召来，备置酒席，观赏傩会。等到傩人到来后，向敏中忽然举手，埋伏的士兵一拥而上，将傩人全部擒获，果然从他们身上搜出不少短刀匕首。向敏中下令将这些人当场在酒席前斩首，又就地挖坑深埋，然后打扫干净庭院，继续饮酒作乐。外面丝毫不知军乱之事，可见向敏中遇事敏速，极富才略。
［宋朝有著名传奇“狸猫换太子”，流传极广，说的便是宋真宗皇后刘娥用狸猫换取了宫女李氏所生的龙种（即后来的宋仁宗），并将龙种说成是自己的儿子。刘娥原是个贫寒的花鼓女，靠打鼗鼓谋生，偶然的机会与当时还是襄王的赵恒结识，二人一见钟情，从此形影不离。宋太宗听说儿子喜欢上一个轻浮的花鼓女后，勃然大怒，勒令赵恒立即将刘娥逐出襄王府。赵恒实在舍不得刘娥，于是表面将刘娥送回四川老家，但暗中却将其送到亲信幕僚张耆（原名张旻）的家里。刘娥离开襄王府后，赵恒奉宋太宗命娶名将潘美（即戏曲中的潘仁美）第八女为妻。但赵恒一有机会，就悄悄去张耆家与刘娥私会。一直到宋太宗晏驾，赵恒即位为宋真宗，刘娥才得以重见天日。她进宫后立即被封为美人，不久便进为德妃。赵恒与刘娥长期相爱，最终还是冲破重重阻力结合。景德三年（1006年），郭皇后去世后，刘娥三十七岁，年纪在后宫嫔妃中最大，但在后宫地位也最高，离皇后宝座只有一步之遥。然而，刘娥的卑微出身，成为她当上皇后的最大障碍。朝中群臣一直赞成立沈才人为新皇后，宋真宗对此也不表态，显然是因为偏爱刘娥的缘故。为了压过沈才人，刘娥最终想出一个移花接木、李代桃僵的计策，命令心腹侍女李氏去服侍宋真宗。果然如其所愿，宋真宗对李氏产生了兴趣，临幸了她。不久后，李氏怀孕，产下一子，宋真宗喜出望外，给孩子取名为赵受益，后来改名赵祯，但孩子却被刘娥占为己有，宋真宗也默许她抱养李氏之子。赵祯不明真相，一直以为刘娥是自己的亲生母亲，其真正生母李氏则在宋真宗死后被赶去守宋真宗的永定陵。赵祯即位为宋仁宗后的第十年，李氏病重，直到临死前，才得进封宸妃。这段故事后来被演绎成匪夷所思的“狸猫换太子”，其实不过是子虚乌有，但却由此反映出后宫以子争宠的复杂局面。拥有子嗣，对刘娥能册立为皇后，以及宋真宗死后能够垂帘听政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刘娥被册立为皇后，此后一生与宋朝的政治紧密相连。尤其是赵祯即位为宋仁宗后，她以皇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对北宋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为寻找真凶，向敏中秘密派了一个小吏出去查访。一天，小吏来到附近村里的饭馆吃饭，饭馆的老太婆听说他是从城里来的，就问：“那个僧人的案子怎么样了？”小吏骗她说：“听说昨天已经被处决了！”老太婆说：“要是现在再抓到真的凶手会怎么样呢？”小吏肯定地答道：“这个案子已经判决，尽管错了，但如果再抓到真的凶手也不会再问罪了。”老太婆听说后，就凑了过来，悄悄地对小吏说：“这话现在说出来也没有关系了。那个女人实际上是村里的某个年轻人杀的。”说着就指点着小吏看到那户人家。小吏如获至宝，赶紧来到年轻人的家里将其擒获。后经过审问，年轻人招认不讳，又从他家里搜查到了丢失的赃物。无辜蒙冤的僧人被无罪释放。
丁谓，字谓之，宋太宗朝进士。此人工于算计，机敏狡猾。他为了迎合宋真宗，大搞上天书活动，曾随宋真宗赵恒巡视。大礼结束后，赵恒下诏赐给随行大臣玉带。当时随行大臣共有八人，但行宫库房中只有七条玉带。不过，尚衣局存有皇帝备用的一条玉带，称为“比玉”，价值八百万钱。赵恒见玉带数目不足，便想用比玉补足数量。丁谓很想得到这条比玉，但其官位在其他七人之下，无论如何也轮不到他。丁谓便故意对办事的官员说：“不必动用尚衣局的玉带，我自己有小腰带，暂且拴上它来行辞谢礼，等回到京城另外赏赐也不迟。”办事官吏觉得丁谓很大度，便具实奏报，赵恒觉得有理，便按丁谓的方法去做。结果，随行大臣都接受了赏赐的玉带，而丁谓自己的腰带仅仅像指头一样宽。赵恒看在眼中，觉得十分过意不去，立即告诉办事官吏：“丁谓的玉带与同列官员差别太大，你们迅速取一条来与他更换。”办事官吏报奏说只有尚衣局的那条比玉，于是赵恒决定把比玉赏赐给了丁谓。事见沈括《梦溪笔谈》，丁谓的机敏诈变由此可见一斑。
供词合情合理，于是就此结案，报到州府批复。州府官吏都认为此案判得对，人证物证俱全，唯独向敏中持有异议，认为所丢财物未能查获，案件存在疑点。他特意重新提审僧人，反复劝说，终于得知真实情况。
开始，丁谓依附权臣王钦若等人，时人称其为“五鬼”。王钦若便是在澶渊之盟后谗言寇准罢相的人。奇怪的是，尽管丁谓依附王钦若，但寇准却十分欣赏他的才气。赵恒即位之初，寇准就大力举荐丁谓。当时的宰相李沆（寇准同科进士）十分鄙视丁谓的人品，说：“纵观丁谓的为人，难道可以使其位于他人之上？”寇准为人尖刻，当即回敬道：“像丁谓这样的才气，难道能够长久使其位在他人之下？”李沆说：“日后你总会想起我这句话的。”但寇准始终不以为然。
第二天天亮，那家主人不见了妇女与财物，沿着脚印追到枯井边，发现了井底下的僧人和女尸，就将僧人扭送到官府。人赃俱在，僧人无法辩解，为免受皮肉之苦，只得含冤承认是他引诱那妇女一起逃跑，由于怕人追来，所以把她杀了扔到了井里，而本人也不慎掉了进去，偷得财物扔在井边，后来不知让什么人拿去了。
丁谓当上副宰相后，开始小心谨慎，对寇准十分谦恭。有一次中书省宴会，寇准在豪饮后，被菜汤沾到了胡须上。丁谓看到后，马上起身为寇准擦拭胡须。寇准不但不领情，反而十分恼火，当场讥讽丁谓说：“你现为参政，国之重臣，怎么能为长官擦拭胡须呢？”丁谓一时难以下台，不由得恼羞成怒，结下深怨，发誓要报复寇准。
只是深更半夜，四下乌黑一片，僧人又不熟悉道路，竟失足摔进了一口枯井中。事也凑巧，刚才被强盗劫持的妇女已被杀死，也抛尸在同一口枯井里。僧人一见暗暗叫苦不迭，欲出无门，只好在井中坐等。
此事也可见寇准的性格，自视甚高，性情刚硬，言语尖刻，经常弄得人难以下台。这些没有必要的口舌之快导致他一生树敌甚多。比如当年签订澶渊之盟的曹利用后来担任枢密使，执掌军机。寇准看不起曹利用，认为其既无品行，又无才气。两人每每有意见分歧时，寇准总是大声训斥曹利用说：“你是一介武夫，怎么能识大体？”由此导致曹利用恨寇准入骨，倒向丁谓一边。二人联合起来与寇准分庭抗礼，导致党争不已。
向敏中在西京洛阳当官时，曾遇到一件疑案：一天有名僧人路过某个村庄，因天色已晚，就向一户人家叩门请求投宿，但主人没有答应。僧人投宿无门，只得暂且栖身在这家门外的车棚里。半夜时分，僧人正睡觉之中，忽然被外面动静惊醒，发现一个强盗拉着一名妇女带着衣物包裹翻墙而出。僧人心想：“我昨天来借宿，主人不肯收留，现在主人家里人财俱失，明天早上发现了，必然会怪罪于我。不如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尽早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想到这里，僧人决定一走了之。
而随着赵恒身体状况的恶化，刘娥权力越来越大，成为宋帝国实际上的统治者，其一举一动，对当时的政局，尤其是对寇准与丁谓两派之间的党争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刘娥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也开始笼络自己的势力，主要是以翰林学士钱惟演和副宰相丁谓为首：因刘娥义兄刘美（实际上是前夫）娶了钱惟演之妹，而丁谓则是钱惟演的姻亲。
向敏中（948～1019年），字常之，开封人。为家中独子，自小父亲管教严厉，养成淳谨端厚的性格。他与张咏、寇准为同科进士，三人终身保持着极好的友谊。宋太宗赵光义曾飞白（一种字体）书向敏中、张咏二人的名字交付中书省，嘱咐道：“此名臣也，朕将用之。”
而之前，刘娥宗族横行不法，强夺蜀地百姓盐井，被人告发。宋真宗念及刘娥，想就此不问。但寇准铁面无私，坚持要求依法惩治，由此得罪了刘娥。只不过刘娥隐忍未发。
2．九万鹏霄振翼时，与君同折月在枝——向敏中
天禧四年（1020年）六月，赵恒得了疯瘫病，政事多由皇后刘娥主持，钱惟演、丁谓一派立即权势熏天。寇准和李迪对此深以为忧。
这首诗写访友不遇返回客店，寒霜、远店、凉月、空樽、雁鸣、风惊等景象栩栩如生，反衬出作者凄清和孤寂的心情。
赵恒自以为一病不起，想将皇位传给太子赵祯。宦官周怀政将宋真宗的心思秘密告诉了寇准。有一天，寇准请屏除外人，对宋真宗说：“皇太子是万民所仰，愿陛下考虑到后继之事，传位给太子，并挑选端方正直的大臣来辅佐。丁谓、钱惟演是奸邪之徒，千万不能让他们辅佐少主。”赵恒点头答应。寇准立即密令翰林学士杨亿草拟表章，由太子参政监理国事，并打算用杨亿辅政，替代丁谓。
旧径莓苔合，儿童独闭门。踏霜归远店，凉月照空樽。雁响蒹葭浦，风惊橘柚村。知音在何处，凝寂欲销魂。
这是相当重大的应变行动。杨亿深知事关机密，非同小可，连夜亲自撰写书稿。然而，纰漏却出在了寇准本人身上。寇准“性豪侈，喜剧饮”，结果喝醉了酒后泄露了机密，被丁谓知道。丁谓质问李迪说：“官家（指宋真宗）马上就要恢复健康，看你们怎样处理此事？”李迪回答说：“由太子参政监国，是古来就有的制度，为什么不可以呢？”
张咏为文疏通平易，不为崭绝之语。其诗名列西昆体中，为《西昆酬唱集》第十一名。有《乖崖集》传世。现录一首《访人不遇》：
丁谓立即将此事报告给刘娥。刘娥立即在赵恒面前诬陷寇准要挟太子，预备夺取朝廷大权。史书记载此时赵恒已经不记得先前与寇准的谈话，于是罢免了寇准的宰相职务，这是寇准第二次罢相，也仅仅只做了一年宰相。显然，这是在为赵恒打掩护，不过是要掩饰赵恒畏惧妻子的事实。实际上，到了赵恒晚期，刘娥已经牢牢掌握了朝政大权，宋真宗有心无力，如同当年的唐高宗与武则天的情形。
著名诗人潘阆曾写诗赞美张咏知杭政绩，有句云：“贪吏诫守廉，饥民苏今生。钱塘太守贤，好共致太平。”
寇准罢相后，李迪和丁谓担任宰相。而寇准被降为太子太傅不说，赵恒还挑选了最小的地方“莱”，封寇准为莱国公。这是赵恒恼怒寇准口风不严，导致事败。这个微妙的细节多少可以说明赵恒不满刘后坐大，只是他天生性格懦弱，已经无力改变。一个强硬的皇后，与一个软弱的皇帝结合，结果只能是皇后干政。如果皇后还比皇帝长寿的话，垂帘听政更是不可避免。
当时江南一带农业歉收，饥荒之际，有很多百姓甘犯禁令、贩卖私盐（宋代对盐实行垄断经营）度日，官兵捕拿了数百人，张咏随便教训了几句，便都释放了。部属们说：“私盐贩子不加重罚，恐怕难以禁止。”张咏道：“钱塘一带十万户人家，挨饿的有八九成。这些人若不贩盐求生，一旦作乱为盗，用死来换取生存，就成大患了。待秋收之后，百姓有了粮食，再以旧法禁贩私盐。”这年秋天以后，杭州再也没有盐贩子了。
寇准一派失利，导致形势急转直下。宦官周怀政一向依附寇准，更是感到深重的危机。当时朝廷崇尚道教，周怀政趁机托神造符，掠取国库钱财，妄言国家休咎，评品朝廷大臣，相当招人怨恨。朝中不少大臣都告发周怀政。寇准因为周怀政一直顺从自己，他也需要在皇宫中有个亲信，因此一直没有追究。
张咏任杭州知州时，有个年轻人和姐夫打官司争产业。姐夫说：“岳父逝世时，我小舅子还只三岁，岳父命我管理财产，遗嘱上写明，等小舅子成人后分家产，我得七成，小舅子得三成。遗嘱上写得明明白白，又写明小舅子将来如果不服，可呈官公断。”说着呈上岳父的亲笔遗嘱。张咏看后大为惊叹，叫人取酒浇在地下祭岳父，连赞：“聪明，聪明！”向姐夫道：“你岳父真是明智。他死时儿子只有三岁，托你照料，如果遗嘱不写明分产办法，又或者写明将来你得三成，他得七成，这小孩子只怕早给你害死了，哪里还能长成？”当下判断家产七成归子，三成归婿。当时人人都服张咏明断。
寇准被罢相后，周怀政日夜惶恐不安，决定铤而走险，派其弟周怀素召客省使（接待外使的官员）杨崇勋、内殿承制杨怀吉等，准备发动政变，一举杀死丁谓，用寇准为宰相，奉赵恒为太上皇，罢刘皇后预政，传位给太子赵祯。结果，这件事被杨崇勋告诉了丁谓。丁谓知道事情紧急，立即换上便衣，乘坐妇人用的车辆，连夜找曹利用商量对策。
又有一次，一名僧人到府署呈验出家凭牒，被张咏撞见，立即下令以杀人罪名逮捕僧人，交给司理院审理。众官吏均不明白张咏如何判定僧人是杀人凶手。张咏问僧人道：“出家几年了？”答称七年。张咏突然指其额头道：“既然出家七年，为何额头还有头巾系痕？”僧人惶恐服罪，原来他其实是俗民，因与一僧同路，杀僧抢其度牒袈裟，剃发冒为僧人周游撞骗。众官吏无不惊佩张咏明察如神。
第二天，丁谓将此事上奏赵恒和皇后刘娥。赵恒下诏审讯周怀政，周怀政满口招认。赵恒暴怒之下，竟然还想严惩太子赵祯。皇帝发了大火，群臣谁也不敢说话。只有宰相李迪从容地上奏：“陛下有几个儿子？竟然想如此处理。”赵恒这才醒悟过来，便不再追究太子。
曾有某农民告状，家中耕牛被人割舌。张咏问农民道：“你曾与谁结怨？”答：“邻人前借粮未予，恐已结怨。”张咏便教老农回家即宰其牛，卖肉于市。老农遵教行事。宋代宰杀耕牛是重罪，随即有人到府署告状，说某农民私宰耕牛。张咏质问告状人说：“你既割人家牛舌，为何又来诬告他私宰耕牛？”告状人惶恐，吐实服罪。
幸亏李迪从中斡旋，此案才没有株连太多，仅仅只杀了周怀政一人了事。但丁谓却趁机对寇准大加迫害，将其一贬再贬，先是降为太常卿、知相州，后徙安州，再贬道州司马，最后被放逐到边远的雷州（今广东海康）去当司户参军，等于被发配到那里去充军。寇准离开京城那天，大臣们由于害怕丁谓，都不敢去送行，只有王曙以“朋友之义”为寇准饯行。从此，寇准远离他所热衷的名利场，直到最后死在南方。
张咏擅长审案，曾有人将他判决的案例和判词集录编辑刻录成书，名《诫民集》，流传后世。
寇准遭贬，据说是丁谓和刘娥勾结起来，背着宋真宗干的。据《宋史·寇准传》记载，宋真宗一直都不知道寇准已经被贬出朝，他还曾经很奇怪地问左右说：“为什么有很长时间没有见到寇准了？发生了什么事情？”众人这才知道寇准被贬的谕旨并非宋真宗的意思。然而，刘娥势倾朝野，也没有人敢告知皇帝真相。甚至宋真宗在病逝前，还对近臣说群臣中只有寇准与李迪是可以托付国家大事的重臣。
胡中不识春时节，门外春回花未发。奴家闻道汉宫春，遥望南天拜新月。拜新月，攒双眉，别部胡茄声亦悲，低头自叹胡无知。
寇准被贬斥后，丁谓担心李迪与寇准交好，会帮助寇准复相，于是勾结刘娥，罢免李迪的宰相位。尤其阴险的是，丁谓打算将寇准和李迪置于死地，挖空心思地想出一条毒计，他让去向寇准和李迪传达圣旨的宦官在马前悬挂一内插宝剑的锦囊，使人误以为是降旨赐死的样子。李迪为人耿直，立即上当，一看见宦官就误以为是皇帝降旨赐死，主动要求自裁。幸亏被儿子抱住，才没有枉送性命。宦官如法炮制来找寇准，众人见到宦官杀气腾腾的样子，都十分惶恐。唯独寇准镇定自若，说：“朝廷如果是赐下臣死，下臣要亲自看看圣旨。”丁谓的阴谋才没有得逞。
张咏为这事特意写了一首《孟孟词》：
寇准去职后，民间对他十分怀念，流唱歌谣说：“欲时之好呼寇老，欲世之宁当去丁。”丁就是指丁谓。不知是有意，还是巧合，丁谓后来因事被贬，放逐之地是崖州（今海南），恰好要经过寇准被贬的雷州。听说丁谓要来后，寇准的家仆打算为寇准报仇。寇准就将这些家仆锁在房间里，放任他们赌博，另外派人携带一只蒸羊去送给丁谓。一直等到丁谓走了，寇准才将家仆们放出。
张咏到四川上任，未携带家眷。属下官吏见他单身一人，处事严峻，都不敢娶侍妾、养婢女。张咏体贴人情，就自己主动买了一名婢女服侍起居。解任回朝时，唤其父母领回嫁人，厚赠婢女妆奁、嫁资。后来娶到婢女的男子大为感激，因为婢女仍是处女。
雷州气候恶劣，生活艰难，加上忧愤不已，寇准身体很快垮下来。天圣元年（1023年），寇准突患重病，他急忙命人取来当年宋太宗赐他的通天犀玉带，沐浴后具朝服束带，北面再拜，呼左右趣设卧具，就榻而卒，时年六十二岁。此时，宋仁宗赵祯刚刚即位不久，改寇准为衡州（今湖南衡阳）司马。然而，圣旨到时，寇准已经死去。
有一日阅军，张咏带着侍从刚入操场，一伙兵卒蜂拥至马前，群呼：“万岁！万岁！”势欲哗变。张咏镇定异常，从容下马，面朝开封方向跪下，也大呼“万岁”，众士卒从呼。张咏再从容上马，缓缓向阅兵台行进，举手即将一场即将发生的哗变消灭于斯须之间。寇准后来也遭遇过类似的“万岁”事件，却因为乏于应对之策，被对手弹劾去职。明人郑暄在其《昨非庵日纂》中评论道：“大抵天下事出于熟计深思，常才可办。惟变起急猝，飘风迅雷，自非英雄盖代之才，应之未有不颠谬者。”张咏的应变之才，堪称盖世。
寇准本人很有文采，诗词写得清丽宛转，旖旎多情，如《江南春》云：
当时蜀中有谣言说：“一白头翁午后吃人，无论男女。”张咏坚决不信，派人深入调查，揪出造谣者，立斩示众，谣言顿息。
波渺渺，柳依依。孤村芳草远，斜日杏花飞。江南春尽离肠断，苹满汀洲人未归。
王继恩部下居功骄横，恣意妄为，常常仗势欺人，勒取民间财物。张咏派人捕捉，也不向王继恩交代，命人直接将这些士兵投入井中淹死，对外则声称是畏罪自杀。王继恩心知肚明，可自己理亏，也不敢向张咏责问，双方都假装不知，安然无事。王继恩部下见张咏手段厉害，不得不规矩起来。后来张咏干脆密奏请朝廷召王继恩回朝。
一泓春水，烟波渺渺；岸边杨柳，随风飘荡。萋萋芳草连绵不尽，一直蔓伸到遥远的天涯。夕阳下，孤零零的村落寂寥无人，只见凋谢的杏花飘落满地。这样饱含伤春情愫的小词竟然是出自一代名臣寇准之手，实在令人惊诧。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中评论此词说：“观此语意，疑若优柔无断者；至其端委庙堂，决澶渊之策，其气锐然，奋仁者之勇，全与此诗意不相类。盖人之难知也如此！”其实，寇准的一生几经沧桑，也许正是以诗意来寄托自己流年风雨、壮志难酬的感伤。
张咏生平政绩，以治蜀最为突出。宋太宗淳化年间，四川发生王小波、李顺起义，朝廷派王继恩（即《斧声烛影》小说中的内侍行首）任招安使前去镇压，同时任命张咏参赞军务，安抚地方。起义虽然平定，但太监王继恩统军无方，与当年的王全斌一样纵兵扰乱民间，深以为患。王继恩还派兵捉了许多所谓的“乱党”交给张咏治罪，张咏二话不说，将这些人尽数放了。王继恩大怒。张咏道：“前日李顺胁民为贼，今日咏与公化贼为民，有何不可哉？”王继恩这才无话可说。
寇准死后，因家无余财，其妻宋氏（宋太祖开宝皇后的幼妹）入宫启奏，请求朝廷拨款，以从雷州搬运寇准灵枢回故土安葬。结果，朝廷给予的拨款仅够运灵柩到宋氏住地洛阳，根本不够运回寇准故乡下邽。当时朝政大权都在刘娥手中，这显然是刘娥故意所为，表明她仍然不忘当年寇准大公无私惩治刘氏宗族之仇。一直到寇准去世十一年后，刘娥病死，宋仁宗得以亲政，才下旨准寇准归葬故土，并为寇准昭雪，下诏复寇准官爵，追赠中书令、莱国公。宋仁宗还诏命翰林学士孙抃为寇准撰神道碑，并亲笔题“旌忠”二字为碑额，立于寇准墓前。皇帝亲自题写碑额，在当时是无与伦比的荣耀，由此也总算对寇准几起几落的一生做出了肯定。
张咏性格刚直，刚愎自用，治才强干，为官理事尚严猛，多有政绩。他从不像其他官员那样派人做耳目，而是不厌其烦地亲自到民间探访民情。曾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张咏答道：“别人都有自己的好恶，会扰乱我的视听。我只是分别了解各方面的人，反复询问，而不只听一面之词。向君子询问得到的是君子之见，向小人询问得到的是小人之见。虽然各人都可能有所隐瞒，但真实情况也就可以了解到十之八九了。”问者当即感慨道：“张公算得上绝顶聪明的人。”
4．高琼
张咏任崇阳县令时，发现管钱小吏偷了一文铜钱藏在头巾里带出库房，于是下令杖责作为惩戒。小吏很是不满，嚷道：“我不过是偷了一文钱，你竟因此打我，但你敢杀我吗？”张咏大怒，当即写了四句判词道：“一日一钱，千日一千。绳锯木断，水滴石穿。”随即拔剑，亲自斩杀了小吏，再行公文报省府自劾。当时朝廷驾驭地方官员松弛，司法粗糙，地方长官越法杀人是常有之事，省府也不予追究。然而此事震动崇阳，从此全县公事肃然，再无敢蚀公贪污者。张咏三年任满还朝，崇阳百姓感其政绩功德，建祠敬祀至今。
小说中高琼的个人背景和经历均为真实史实，他本因强盗罪被判死刑，离奇逃脱后成为晋王赵光义心腹，多次跟随出入大内皇宫，为宋太祖赵匡胤瞩目，特意赐其军衣。赵光义即位后，高琼一飞升天，逐渐位居武将高位，朝中无人能出其右，他曾孙女高滔滔就是后来有“女中尧舜”之称的高太后（宋英宗皇后，宋神宗生母）。
崇阳一带百姓一向以种茶为生。张咏得知后说：“茶得利多，以后官府一定会权衡利害改变政策，不如早点自行更改。”于是下令砍掉茶树，拔茶栽桑，养蚕发展丝绢生产；又兴修水利，灌溉农田，百姓纷纷叫苦。不久，朝廷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榷茶（即对茶叶实行专卖），鄂州其他各地茶园户或破产失业或贫困不堪，独崇阳县桑树成林，丝绢年产百万匹，百姓以缣纳税，生活安定富足。
高滔滔祖父是名将高继勋，母亲是北宋开国元勋曹彬的孙女，姨母是宋仁宗皇后曹氏。高滔滔从小就被曹皇后视为亲生女儿，养在宫中，被称为“皇后女”。当时宋英宗赵曙年幼，也被抱养在宫中（宋仁宗无子），被称为“官家儿”。两个小孩刚好同岁，宋仁宗对曹皇后说：“异日当以婚配。”这样，高滔滔和赵曙青梅竹马，有着很好的感情基础。长大后，宋仁宗和曹皇后亲自为两人主持婚礼，当时有“天子娶媳，皇后嫁女”的说法。赵曙即位为宋英宗后，立即立高氏为皇后，二人的感情一直很好。高滔滔自小在宫中长大，经历了许多重大政治事件，见识相当不凡，决非普通女子可比。
张咏初入仕途时被分发任崇阳（今湖北崇阳）县令。刚到崇阳城门时，见到一农民自城中买菜回村，张咏勃然大怒，命人捉住老农，责罚他有地不种菜自用，又下令乡村农户都必须自种菜吃，不然要重罚。百余年后，崇阳百姓犹称萝卜为“张知县菜”。
宋英宗死后，宋神宗赵顼即位，尊生母高皇后为皇太后，立妃子向氏（已故宰相向敏中曾孙女）为皇后。
张咏进士及第后步入仕途，官俸几乎都用来买书，时人称他“不事产业聚典籍”，意思是说，他有钱不买房、不置产业，一心只顾着买书。久而久之，张咏的藏书竟有近万卷之多，除正统的经、史、子、集外，还包括医药、种树甚至卜筮方面的书。尽管后来官居显要，张咏却一有闲暇，就躲进书房读书，“力学求之，于今不倦”，可以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书痴。
在宋神宗之前，宋仁宗、宋真宗都是著名的守成之君，基本上完全继承了宋初制定的政策——即宋太祖、宋太宗制定的“祖宗之法”。到宋神宗即位之时，宋朝开国已经将近百年，积弊日深，国内危机日益严重，边境还面临辽国和西夏的严重威胁。而宋神宗此时刚刚二十岁，年轻而富有朝气，对此内忧外患的局面十分焦虑，想缓解危机、富国强兵。年轻的宋神宗深信要改变现状，变法是唯一的办法。他为此重用王安石，开始了中国历史上重要的熙宁变法。
这则有趣的故事仅仅反映了张咏性格的一个侧面。在历史上，张咏还以好读书、喜藏书而闻名。他出身贫寒，家里穷得买不起书，渴望读书的他只好到有书的人家恳求借阅，借到手之后，先手抄下来，然后再详细苦读。他十分勤奋，因家中没有书桌，就背靠着院子里大树的树干读书，一篇文章读不完，决不进屋歇息。张咏有《劝学》诗：“玄门非有闭，苦学当自开。”正是他青年时代刻苦攻读的真实写照。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变法失败，王安石罢相。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宋神宗也在内外交困中病死，在位十八年，年仅三十八岁。一位心有大志想有所作为的皇帝，就这样英年早逝。
张咏性格刚烈暴躁，是出了名的急性子。他有一次戴着头巾吃馄饨，偏偏那头巾的带子长了点儿，连着几次垂到了馄饨碗里。张咏登时火冒三丈，一把将头巾拽下来塞进碗中，高声嚷道：“就让你吃吧！”自己则扔下勺子站起身走了。
皇太子赵煦即位为宋哲宗，改元元祐，尊祖母高滔滔为太皇太后，尊宋神宗皇后向氏为向太后，尊生母德妃朱氏为皇太妃，军国大事由太皇太后高滔滔暂时处理，一切按照宋真宗皇后刘娥听政的先例办理。从此，五十四岁的太皇太后高滔滔开始垂帘听政，执掌朝政大权达八年之久。
又据宋人王巩所著《闻见近录》记载：张咏客居长安时，夜里听见隔壁有人号哭，不由心生好奇，叩门问原因。原来隔邻的主人是一名奉派异乡任官的官员，因曾私自挪用公款，被手下恶仆抓住把柄，自此一直受恶仆要挟，甚至要强娶他女儿为妻。张咏了解事情真相后，第二天故意来到官员家拜访，假意要商借恶仆陪他探访亲戚。那恶仆本来不愿意，几经催促，才勉强随张咏上路。两人骑马出城后，行经一处山崖边，张咏一一数落恶仆罪状，趁恶仆震惊分神时，抽出袖中木棍，向恶仆挥去，恶仆当场坠崖而死。张咏不动声色，坦然回城，对那官员说：“那个仆人不会再来了，你赶紧辞官回到你的家乡吧，以后做人行事要谨慎小心点。”极有游侠色彩。张咏自己曾对朋友说：“张咏幸好生在太平盛世，读书自律，若是生在乱世，那真不堪设想了。”
高滔滔一向反对王安石的新法，对儿子宋神宗大力推行新政非常不满，她垂帘听政后，立即起用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她先是召回被变法派排斥在外的老臣司马光。随后，高滔滔废除了宋神宗和王安石推行的新法，将因为不支持新法而被下放贬谪的旧臣都召回京师，分别重用。
过不多时，店翁的二儿子又到了，张咏仍依样画葫芦将他杀死，持剑去寻店翁，只见他正在烤火搔痒，甚是舒服，当即一剑将他脑袋割了下来。这才招呼小童赶驴出门，点燃事先准备好的柳枝，一把火烧掉了客栈。走了二十里天才大亮。第二天，后面跟上来的人纷纷说：“前面那家客店不慎失火，全家都被烧死了。”
熙宁元丰年间，有一批重臣因为反对变法而被罢官，包括文彦博、司马光、范纯仁等人。这些人被免职后，与在洛阳的一些士大夫往来十分密切。当时洛阳有名士邵雍、程颢、程颐等人，均以道学家自居，文彦博等人待之如上宾。富弼、司马光等人仿照白居易九老会的故事，经常集中在一起，赋诗取乐。他们只按年龄大小排列顺序，不按官职高低来论资排辈。他们在经常聚会的地方专门修建了一所房子，将他们十三人的像全部画在房子里面，当时人称之为“洛阳耆英会”。这些“洛阳耆英”十分喜欢接纳宾客，经常召集士大夫在一起，谈论一些趣闻轶事或国家大事，然后喝几杯酒，吃一顿便饭，号称是“真率会”。洛阳人敬重这群人的学识和风度，也十分羡慕他们的生活方式。每次“耆英”聚会之时，总有不少人围观，竟然由此成为洛阳的一大景观。
刚到半夜，店翁打发他大儿子来叫门：“鸡已经打鸣了，秀才可以上路了！”张咏一声不响。大儿子听到无人答应，便来推门。张咏早已有备，先用木床顶住左边的一扇门，又用手挡住右边另一扇门。大儿子反复用力推门，张咏突然松手退开，大儿子毫无防备，跌了进来。张咏回手一剑，将他杀了，随即将门关上。
而这些“耆英”中，最为人瞩目的要数司马光。司马光作为保守派的领袖，声望极高，当时民间早已流传一句话：“君实不出，如天下苍生何？”君实是司马光的字。在天下人的心目中，司马光才是“真宰相”。宋神宗去世后，司马光到京城开封吊唁宋神宗。刚到开封，宫廷卫士及京城老百姓争先恐后地拥在司马光身边，对他说：“相公不要回洛阳了，留下来当宰相，老百姓会生活更好。”围观者多达数千人。由此可见司马光声誉之隆。然而，司马光却消受不起这般众星捧月般的拥戴，十分恐惧，生怕因此而招来朝廷猜忌，急忙不辞而别，返回洛阳。高滔滔听说司马光回洛阳后，急忙派宦官梁惟简追到洛阳，代表太皇太后加以安慰，并向司马光问政。之后，司马光入朝拜相。
走了三十余里，天渐渐黑下来了，路边只有间孤零零的小客栈，张咏便去投宿。客栈主人是个老头，有两个儿子，见张咏的驴子上带了大量钱财，很是欢喜，悄声议论道：“今晚上有大生意了！”张咏暗中听见，知道店翁不怀好意，于是预先砍了一大捆柳枝放在房子里。店翁问道：“那是用来干什么的？”张咏说：“明天天没亮就要赶路，路上用来当火把照明。”
高滔滔一临政，便拜司马光为相，立即赢得了相当的人心。就连大宋的敌国契丹，听说司马光为宋朝宰相后，也大为敬畏，告诫己方的边关守将不要轻易挑起争端，要维持辽宋双方友好关系。
张咏不仅政绩突出，而且文武双全，剑术高明。他年轻时漫游全国各地十余年，留下许多佳话。据宋人刘斧《青琐高议》记载：张咏有一次回老家时路过汤阴，县令和他相谈投机，赠送了十贯钱和一些布帛。十贯有一万个铜钱，数目不算小，装起来有一大袋子，张咏将钱和布帛驮在驴背上，和小童一道赶驴回家。有人警告他说：“回去的路上夜间要宿店，那里人烟稀少，常有歹人出没，很不安全，还是等到有其他客商后结伴同行，较为稳便。”张咏道：“现在已经到了秋天，天气渐渐冷了，父母年纪已大，没有寒衣御冬，我怎么能在这里多停留？”只背了一柄短剑便即启程。
高滔滔垂帘后，“以复祖宗法度为先务，尽行仁宗之政”，尽量与民生息。她治下的九年，史称“元祐之治”，被认为是宋朝天下最太平、百姓最安乐的时代，这也是宋朝最后一个国势较强的时期。《宋史》记载说：高滔滔“临政九年，朝廷清明，结夏绥安，杜绝内降侥幸；文思院奉上之物，无问巨细，终身不取其一，人以为女中尧舜。”
张咏（946～1015年），字复之，自号乖崖，濮州鄄城人，是宋臣中极为传奇的人物，不仅在世时已名倾朝野，更是在死后为无数士大夫交口称颂。北宋名相王安石评价说：“忠定公（张咏谥忠定）殁久矣，而士大夫至今称之，岂不以刚毅正直，有劳于世若公者之少欤！”名相韩琦撰《张咏神道碑》云：“张公以魁奇豪杰之才，逢时自奋，智略神出，勋业赫赫，震暴当世，诚一世伟人也。”南宋名诗人刘克庄作诗赞美张咏道：“军皆歌范老，民各像乖崖。”范老指范仲淹，乖崖则是张咏的号，可见张咏在朝野影响之大。
高滔滔能被称为“女中尧舜”，足见其治下朝政清明，然而，宋朝历史上最激烈、最残酷的党争也发生在这一时期，甚至从元祐时期一直延续到宋哲宗亲政后，在朝的大臣无论是保守派还是变法派，都不可避免地卷入激烈的党争。这其中，复杂微妙之处难以言表，既有保守派与变法派之间的政治之争，也有宋哲宗与高太后的冲突，还夹杂着许许多多说不清道不明的个人恩怨和情感。
1．知音在何处，凝寂欲销魂——张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