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不要去想报仇或是任何其他的事情了。我想我们可以依靠法律的途径来达到报仇目的。既然他们已经设下了陷阱，我们就不能够坐以待毙。现在首要的是解除威胁您生命安全的危机；然后才是揭示事实真相，惩罚犯罪集团。”
“完全明白了。”
“谢谢您，”年轻人边说边站了起来，穿上雨衣，“您让我看到了新生和希望。我一定会按照您的意思去做。”
“只需要做一件事。并且得马上就做。您必须把您刚才让我们看过的这张纸放到那个您之前提到过的黄铜匣子里。此外还要放一张便条在里面，写明除了这仅存的一张纸，其他的文件都已经被您的叔父焚毁了。您的措辞一定要让他们确信您所说的话是千真万确的。然后您要立刻把黄铜匣子放在他们指定的日晷仪上。您听懂我的话了吗？”
“您不能浪费任何时间。同时首先要做的就是照顾好您自己，因为我觉得，确实有一种很真实的危险向您逼近。您打算怎么回去呢？”
“我该做些什么呢？”
“从滑铁卢车站坐火车回去。”
“非常感谢！”福尔摩斯一边说一边把那张纸折起来还给了客人，“您现在不能再浪费一点儿时间了。我们连讨论您告诉我的情况的工夫都没有了。您必须立刻回家，并且采取行动。”
“现在九点还不到。街上应该还有很多人，所以我认为您也许会平安无事。但是，您一定要非常小心。”
福尔摩斯移了移灯，我们俯下身去仔细观察那张蓝纸。粗糙不齐的纸边说明它的确是从一个本子上撕下来的。纸的上方写着“一八六九年三月”的字样，下方是一些像谜一般的记载，内容如下：四日：赫德森来。仍然坚持己见。七日：将橘核交给圣奥古斯丁的麦考利、约翰·斯温和帕拉米诺。九日：麦考利已扫除。十日：约翰·斯温已扫除。十二日：拜访帕拉米诺。非常顺利。
“我带了武器了。”
“还有一件事情，”约翰·奥彭肖说着，把外衣口袋翻了个遍，掏出了一张已经褪了色的蓝纸，展开放在桌子上。“我还记起一些东西，”他说道，“在我叔父焚烧文件的那天，我发现纸灰堆里有一张没有被烧着的文件，那文件的纸边就是这种特殊的颜色。这张纸是我在叔父房间里的地板上发现的。我想它应该是从一沓纸里掉下来的，所以没有被烧掉。这张纸除了提到橘核以外，对于我们恐怕没有什么用。我个人认为它可能是我叔父所写日记中的一页。”
“很好。明天我就开始着手办理您的案子。”
“离您收到这封信已经整整过了两天的时间了，在这之前我们就应该采取行动的。我猜除了您刚才告诉我的那些情况以外，再没有什么对我们有帮助的细节了吧？”
“那么，到时我们在霍尔舍姆碰面？”
“我也不清楚是为什么。今天，我告诉了普伦德加斯特少校我的烦恼，他这才让我来找您的。”
“不，您这件案子的谜底在伦敦。我会去那里寻找线索。”
“没有，他接到的命令是待在房子里。”福尔摩斯又挥舞着双拳咆哮起来。“那么，您为什么来找我呢？”他喊道，“最重要的一点，您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来找我呢？”
“那么我过一两天，再来拜访您，把关于黄铜匣子和文件的消息带给您。我会按照您的意思一件一件去办。”他和我们握手告别后离开了。
“今晚他和您一起出的门？”
屋外狂风依然在怒吼，瓢泼大雨不断地击打着窗户。这个离奇并且疯狂的故事仿佛是随着狂风暴雨席卷而来的——它就像是狂风带来的一片落叶，掉落在我们的身上——现在又随风消逝了。
“然而他们答应派一名警察，和我一起住在那房子里。”
福尔摩斯静静地坐在那儿，低着头，身体略微前倾，两眼注视着壁炉里红彤彤的火焰。他把烟斗点燃，背靠在椅子上，望着蓝色的烟圈一个接着一个地飘向天花板。
福尔摩斯一边挥舞着紧握的双拳，一边愤怒地喊道：“真是愚蠢至极！”
“华生，我想这件案子是我们经历过的最为离奇和怪异的一个案子了。”他谈论道。
“可是他们听完我的故事以后，只是一笑了之。我确信，那些警察打心眼里认为那些信纯粹是恶作剧，就像验尸官说的那样，我的两位亲人的死完全是出于意外，和那些警告没有什么关系。”
“也许‘四签名’案是一个例外。”
“啊！”
“嗯，没错。那件案子也许是个例外。就我自己的感觉而言，这个约翰·奥彭肖面临的危险似乎要比舒尔托更大。”
“我已经报过警了。”
“但是，你对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危险有了确切的想法了吗？”我询问道。
“呸！呸！”福尔摩斯喊道，“您务必要行动起来啊，先生。要不您可就完了！只有精神的力量可以挽救您了。现在可不是绝望的时候啊！”
“危险的性质是毫无疑问的。”他回答道。
“老实说，”他垂下头，用细瘦苍白的双手捂着脸，“我感到非常无助。我感觉自己像是一只被毒蛇盯着的可怜的兔子。我就像被一种无法抗拒和冷酷无情的魔爪困住一样，而这魔爪是怎么也防范不了的。”
“那么，到底是什么呢？这个‘K.K.K.’是谁？为什么他要一直对这个不幸的家庭纠缠不休呢？”
“什么都没有做吗？”
夏洛克·福尔摩斯闭上眼睛，两肘放在椅子的扶手上，十指指尖合在一起，评论道：“作为一个完美的推理家，一旦他得知事实的一个方面，他就能从已知的这个方面推断出事实的其他方面，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一切后果。就像居维叶38那样，凭借着一块骨头就能正确地描绘出一只完整的动物。那么，作为一个观察家，既然已经彻底掌握一连串事件中的某个环节，就应该对前前后后所有的环节做出陈述。我们还没有达到仅仅依靠推理就能得到结果的程度。要解决问题就必须进行深入的研究，仅仅依靠直觉而不去研究，这样的人是一定会失败的。不过，要让这种推理的技艺达到顶峰，推理家就必须善于利用自己了解的所有事实，这也就意味着你要掌握渊博的知识，这点对于你来说很容易理解。即使是在出现了免费教育和《美国百科全书》的今天，达到这种成就也是十分稀有的。不过，一个人要掌握对他工作可能有益的所有知识，也是不可能的。我自己一直在向这个方向努力着。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在我们刚刚结识的时候，你曾经有一次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我知识的局限性。”
“没有。”
“是的，”我笑着回答道，“那是一份不一般的档案。我还记着：哲学、天文学、政治学，都是零分；植物学，很难说；地质学，对伦敦方圆五十英里的泥坑了如指掌，造诣极深；化学，很古怪；解剖学，不够系统；在惊险文学和罪行记录方面是无可比拟的，是小提琴音乐家、拳击手、剑术运动员、律师，是服用可卡因和吸烟的自我毒害者。我认为，那些都是当时我分析的要点。”
“您有没有采取什么措施？”福尔摩斯问道。
当听到最后一项时，福尔摩斯咧着嘴笑了。“嗯，”他说道，“我现在这样说，就像我过去说过的一样：一个人的大脑就像一座小小的阁楼，应该给它装满他可能需要的任何东西。剩下的东西他可以放到藏书室去，当他需要的时候，可以随时拿来用。现在，为了今晚递交给我们的这桩案子，我们的确需要集中所有的资源。劳驾把你身旁书架上的《美国百科全书》里的K字卷递给我。谢谢！让我们研究一下情况，看看我们从中能推理出什么。首先，我们可以从一个推测开始，这个推测具有充分的依据——奥彭肖上校是由于某种原因不得不离开美国的。一个人到了他那样的年纪，绝对不会改变全部的习惯，他也不会放弃佛罗里达舒适宜人的气候欣然回到英国来过寂寞的乡镇生活。他那么喜爱在英国时孤独寂寞的生活，表明他心中惧怕什么人、什么事，因此我们也许可以做出一个假设，他是出于对什么人、什么事的惧怕才离开美国的。至于他惧怕的是什么，我们只有根据他本人和另外两个继承人收到的那几封可怕的信件来推断了。你有没有留意那几封信的邮戳？”
这时年轻人从马甲的口袋里拿出一个皱皱巴巴的信封，来到桌旁，在桌上抖落了五个又小又干的橘核。“就是这个信封，”他继续说道，“盖的是伦敦东区的邮戳。信封的内侧还是那几个字‘K.K.K.’。接着写的是‘把文件放在日晷仪上’。”
“第一封寄自本地治理，第二封寄自敦提，第三封寄自伦敦东区。”
“我可怜的父亲死于一八八五年一月，到现在已经有两年零八个月了。在这期间，我在霍尔舍姆过着还算幸福的生活。我开始希望：灾祸能够随着上一代人的离去而远离我家。可是谁能料到，我的这种自我安慰为时过早。昨天早上，灾祸又一次降临了，情景和我父亲当年所遭遇的一模一样。”
“寄自伦敦东区？你能由此能推断出什么来呢？”
我在这种险恶的境遇下，继承了遗产。您也许会问我，为什么没有把它处理掉？我的回答是：因为我确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家的灾难是由于我叔父生前的某种意外引起的，因此不论我们住在什么地方，灾祸都会降临到我们的头上。
“那些地方都是海港，写信的人一定在船上。”
收到信后的第三天，我父亲去探访他的一位老朋友，弗里博迪少校，他在朴次当山一处堡垒担任指挥官。他走出家门令我感到很高兴，我觉得，他离开家也许就意味着远离了危险。然而事实上我错了。他出门后的第二天，弗里博迪少校给我发来了一封电报，恳求我立即赶到他那里。我父亲面部朝下地跌倒在一个很深的白垩矿坑里，这种矿坑在当地到处都是。他躺在里面，昏迷不醒，头盖骨早已摔破。我急匆匆地赶了过去，可是他再也没有醒过来，从此离开了人间。似乎他是在天黑时分从费尔哈姆回家的。由于他对乡村的道路不了解，而白垩坑周围又没有栏杆遮挡，因此，验尸官便很果断地做出了‘意外死亡’的判断。我仔细地检查了每一处与他的死亡有关的细节，但是没有找到任何表明可能是蓄意谋杀的证据。案发现场没有暴力迹象，没有脚印，没有发生抢劫的迹象，也没有陌生人经过的记录。就算我不说，您也应该知道，我的心情始终无法平静。我敢肯定：他一定是被人密谋蓄意杀害的。
“太棒了，我们已经找到线索了。毋庸置疑，写信的人很可能——极有可能——在一条船上。现在我们来研究另一点。就本地治里而言，从收到恐吓信起到惨案发生，总共是七个星期。就敦提而言，总共只有三四天的时间。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让他们来取笑我的痛苦，我才不干呢。’‘那让我去吧？’‘不，你也不许去。我不想为了这种事情而大惊小怪的。’与他争论没有一点儿用处，他是个非常固执的人。我只好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开了，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
“前者比后者的路程远。”
‘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约翰？’他结结巴巴地问道。我的心情变得非常沉重。我说：‘这是K.K.K.。’他看了看信封的里层。‘是的，’他叫喊着，‘就是这几个字母。但是这上面还写了些什么？’我从他背后偷偷看着信封念道：‘把文件放在日晷仪上。’‘什么文件？什么日晷仪？’他又问。‘就是花园里的日晷仪，别处都没有啊，’我说，‘文件肯定是那些已经被烧掉的文件。’‘呸！’他鼓足勇气说道，‘我们这里是文明的国家，绝对不允许有这种愚蠢至极的举动！这东西究竟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从敦提寄来的，’我看了一眼邮戳回答道。‘真是一个离谱的恶作剧，’他说道，‘日晷仪、文件，和我有什么关系？我不会去理会这种鬼话的。’‘如果是我，就去报警。’我说道。
“可是信件经过的路程也较远呀？”
呃，我父亲搬到霍尔舍姆时，正是一八八四年年初，一切都是那么地顺利，一直到一八八五年的元月。那是元旦后的第四天，我们一家人围着餐桌吃早餐的时候，忽然听到我父亲的一声惊叫，只见他坐在那里，神情呆滞，一只手拿着一个刚刚打开的信封，另一只手五指伸展，手掌心上有五个干瘪瘪的橘核。以前每次我给他讲叔父的遭遇的时候，他总取笑我说那是无稽之谈，但是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他自己身上的时候，他也被吓得胆战心惊，神志不清。
“那我就不明白了。”
我父亲接管了霍尔舍姆的房产之后，在我的请求下，仔仔细细地检查了顶楼那间常年挂着锁的储物室。我们在那里发现了那个黄铜匣子，尽管匣子里的东西早已被人毁掉了。一张写着‘K.K.K.’三个大写字母的纸标签贴在匣盖的里面。字母的下边还写着‘信件、备忘录、收据和一份记录’等字样。我们推断：这证明了叔父所销毁的那些文件的性质。除了一些零乱的文件和记录我叔父在美洲时的生活情况的笔记本之外，储物室的东西并没有什么价值。其中有一些是关于美国内战时期的情况和他尽职尽责、荣膺英勇战士称号的记述；还有一些是战后南方各州重建时期的记录，大多与政治相关。很显然，我叔父当时曾经积极参加过反对那些北方派来的只知道四处搜刮钱财的政客的斗争。
“至少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测：这个人或这伙人乘坐的是一条帆船。看起来好像他们在出发之前就发出了那种稀奇古怪的警告。你看，从敦提发来了警告后，惨案紧接着就发生了，你说有多快。如果他们从本地治里乘轮船过来，那么他们就会和信同一时间到达。但是，实际上惨案是在七星期之后发生的。我认为信件是由邮轮运来的，而写信的人是乘帆船来的，七个星期正好是两者的时间差。”
“谢谢您，请您继续说。”
“有可能。”
“收信的日期是一八八三年三月十日，他是在七个星期后的五月二日那天自杀的。”
“不仅是有可能，估计就是这个样子。你看出来了吧，这件案子具有极度的紧迫性，所以我才一再劝告小奥彭肖要提高警惕。发信人的旅程一结束，灾祸就来了。但是这一次信是从伦敦发出来的，因此我们不能再耽搁了。”
“请等一下，”福尔摩斯打断了年轻人的话，说道，“如我所料，您所说的这件案子是我所听到的最不平常的一件案子。请告诉我您叔父收到那封信的日期和他死的那天的日期。”
“天啊！”我叫喊着，“这种残忍冷血的迫害说明了什么？”
“好，福尔摩斯先生，让我把这件事情的结果告诉您吧，不能让您继续等下去了。有一天晚上，他又像是发了酒疯一样冲出了房间，但是这一次再也没有回来。当我们找到他的时候，发现他背朝天地栽倒在花园角落里一个盖满绿色浮藻的水坑里。现场并没有发现任何暴力的痕迹，水坑的深度也不超过两英尺。考虑到他平时行为古怪异常，因此，陪审团裁定为‘自杀’。但是据我对他的了解，他一向是一个胆小怕死的人，怎么会去寻死呢？无论如何，这件事情慢慢地也就过去了。我父亲继承了他的地产，还有他大约一万四千镑的银行存款。”
“奥彭肖携带的那个文件对于帆船里的这个人或这伙人来说至关重要。我认为很明显的一点是，他们肯定不只是一个人。仅仅一个人不可能接连造成两个人死于意外，而且作案的手法连验尸的陪审团也能欺瞒过去。这里面肯定是一伙人，而且还是一伙有智慧有勇气的人。不论文件藏在谁的手里，他们都一定要弄到手。这样看来，‘K.K.K.’已经不是一个人名的缩写了，而是一个组织的标志。”
我按照律师的指点签了名，然后律师就把遗嘱带走了。正如你想的那样，这件异常的事情给我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我不断地沉思，翻来覆去地考虑，还是没有猜出其中的奥秘。尽管日子一天天过去，这种恐怖的感觉也在慢慢减缓，并且也没有发生任何影响我日常生活的事，然而我始终无法从这件事带给我的那种朦胧的恐怖感中摆脱出来。那之后，我看得出我叔父发生了变化。他酗酒的程度比以前更加厉害，并且离那些社交场所越来越远。他经常把自己一个人关在房间里消磨时光，房门还上了锁；但是有时他又像是发了酒疯，疯狂地冲出房间，手里拿着一把左轮手枪，在花园里一边狂奔一边尖叫着，说他什么人都不怕，不论是人是鬼，谁也不能像禁锢绵羊那样把他禁锢起来。这种近似疯狂的发作过去之后，他又慌慌忙忙地跑回自己的房间，把门反锁起来，仿佛一个被内心的恐惧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人，再也没有颜面死撑下去了。每当这种时候，我看见他的脸总是大汗淋淋，不管天气是多么地寒冷，也像刚从水盆里浸泡出来的一样。
“但是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呢？”
‘约翰，’我叔父说道，‘我希望你作为我的遗嘱见证人。我把我的财产，不管它的好坏，统统留给我的亲哥哥——也就是你的父亲。毋庸置疑，你父亲将来也会把它留给你的。如果你能平平安安地享受它们，那当然是最好的了；如果你感到不能的话，那么，孩子，接受我的建议吧，把它留给你的死敌。给你留下这样一个具有双刃剑般意义的东西，我感到很抱歉，但是我也不知道事情究竟会向哪个方向发展。请你按照福德姆律师的要求，在遗嘱上面签上你的名字吧。’
福尔摩斯俯下身压低了声音说道：“你没有——难道你从来没有听说过三K党吗？”
我按着他所说的办了。律师来了以后，他把我叫到房间里。壁炉里的火烧得很旺，炉栅里有一大堆黑色蓬松的东西，看上去是纸灰烬。旁边放着小黄铜匣，盖子是敞开着的，里面什么都没有。我瞥了一眼那个匣子，吓了一跳，那个匣子盖上面印着三个‘K’字，正是早上在信封上看到过的。
“从未听说过。”
‘他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吧，但是我还是会打败他们的。’他宣誓诅咒地说道，‘让玛丽今天把我房间里壁炉的火生起来，再叫人把霍尔舍姆的福德姆律师请来！’
福尔摩斯一页页地翻看着放在他膝盖上的百科全书，念道：克尤·克拉克斯·克兰39，这个名字来源于想象中的扣动来福枪扳机的声音。这个恐怖的秘密组织是南方各州的前联邦士兵在美国内战以后组建的，并飞快地在全国各地建立了分支机构，尤其在田纳西、路易斯安那、卡罗来纳、佐治亚和佛罗里达各州更为显著。该组织利用其力量实现其政治目的，主要是恐吓黑人选民，谋杀那些反对他们意见的人或者将其驱逐出境。他们在实施暴行前，先给他们的目标寄去一些稀奇古怪但是能够辨认的东西作为警告，比如，一束橡树叶、几颗西瓜籽或几个橘核。接到警告的受害人，要么发誓放弃原有观点，要么背井离乡逃往国外。如果置若罔闻，那么必然会遭到某种不寻常的、无法预料的灾祸导致死亡。这个组织的机构是如此的完美，使用的方法又是如此的具有系统性，以至于记录在案的案子中，没有一个反抗者能够幸免于难，凶手也从未被缉拿归案过。不管美国政府和南方上层做了多大的努力，这个组织几年间还是非常兴盛。最后，这个三K党竟然突然崩溃，尽管此后这类暴行还偶有发生。
‘死亡！’他说道，从餐桌旁站了起来，转身回到了他自己的房间，把我一个人留在那里，吓得我心惊肉跳的。我把信封拿了起来，看见信封封口的里侧，也就是涂着胶水地方的上方，三个用红墨水写得很潦草的‘K’字映入眼帘。信封里面除了那五个干瘪瘪的橘核，什么都没有。究竟是什么东西把他吓成这样呢？我离开餐桌上楼的时候，他正好往楼下走，我看见他一只手拿着一把生锈的钥匙——这一定是顶楼那间储物室的钥匙，另一个手里提着一个很小的黄铜匣，看上去很像是一个钱箱。
福尔摩斯一边放下手中的书一边说道：“你一定会发现，那个组织的突然崩溃和奥彭肖带着文件离开美国是同时发生的。两者很可能存在因果关系。难怪奥彭肖和他的家人，总被一些哀怨的幽灵纠缠不放。不难理解，这个花名册和日记涉及美国南方的某些头面人物。也许还有很多人如果找不到这些东西就会寝食难安。”
我喊道：‘叔父，怎么了？’
“那么，我们曾见过的那页……”
那是一八八三年三月的一天，叔父餐盘的前面放着一封贴着外国邮票的信。收到一封信对他来说是一件非比寻常的事情，因为他一直都是用现款支付账单，而且也没有任何的朋友。‘从印度来的！’他拿起信吃惊地说道，‘庞地切瑞的邮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他急匆匆地拆开信，从信封里掉出来了五个干瘪瘪的橘核，落到了他的餐盘上。看到这情景，我正想发笑，但是当我看到他的表情的时候，笑容顿时从我的嘴边消失了。只见他耷拉着嘴唇，双眼凸出，面如土色，双目怒视着手里的那封信，手还不住地颤抖。‘K.K.K.！’他尖叫着，然后喊道，‘天哪，天哪，我的劫数到了！’
“不出我们所料。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那上面写的是‘把橘核送给A、B和C’。那就是把组织的警告送给他们。紧接着写道：A和B已被清除，或已离境；最后还说拜访过C；我害怕这会给C带来凶险的后果。好，华生，我认为，我们可以让这个黑暗的地方重现一丝光明。而且我相信，同时，小奥彭肖仅有的机会就是按我说的去做。今晚没有什么要讨论的、要做的了。所以请把我的小提琴递给我！让我们暂时忘掉这让人懊恼的天气和处境，更加可怜的我们的同胞吧。”
他表面上并没有关照我，但是事实上，他还是比较喜欢我的，因为他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我还只是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孩子。那是一八七八年，他返回英国已经有八九年了。他向父亲乞求让我和他住在一起，用他自己的方式来疼爱我。他在清醒的时候，喜欢和我一起玩巴加门棋37和国际跳棋。他还让我作为他的代表跟他的下人和生意人打交道。所以当我到了十六岁的时候，已经变成他家的小主人了。所有的钥匙都归我掌管，只要不影响他的隐居生活，我可以去任何我想去的地方，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情。但是，也有一个奇怪的例外，那就是，在顶楼上有一个房间堆满了废旧的杂物，这间房任何人都不能进去，不论是我还是其他人。为了满足我这个大男孩的好奇心，我曾经透过钥匙孔向屋内偷看。但是屋子里除了一大堆破旧的箱子和大大小小的包袱外，别的什么东西也没有。
第二天清晨，雨过天晴，太阳透过模糊的云雾在这座伟大城市上空发出柔和的光芒。我下楼时，福尔摩斯已经在吃早餐了。“请你原谅我没有等你，”他说，“我预感到，调查小奥彭肖的案子会让我忙上一整天。”
我叔父伊莱亚斯年轻时侨居美国，成了佛罗里达州的一个种植园主，据说他把种植园经营得非常好。美国内战时期，他为杰克逊的南军作战，后来投靠胡德将军，被提拔为上校。南军统帅罗伯特·李投降以后，他离开了军队，回到了他的种植园，之后又在那里生活了三四年。不是一八六九就是一八七〇年，他重返欧洲，在苏塞克斯郡霍尔舍姆附近置办了一小块地产。他在美国曾经暴富过，离开美国返回英国的原因在于他非常讨厌黑人，对共和党给予黑人选举权的政策也很厌恶。他是一个非常怪异、凶猛暴躁、性情孤癖怪异的人，发脾气时会出口伤人。在他定居霍尔舍姆的这些年里，他很少出门，我甚至怀疑他是否进过城。他有一座花园，还有房子周围的两三块地，在那里他可以锻炼身体，但是他却常常几个礼拜都不出家门。他喜欢每日豪饮白兰地酒，并且烟瘾非常大，但是他又不喜好交际，不想和任何人交朋友，甚至与自己的亲哥哥都不相往来。
“你打算采取什么步骤？”我问道。
您要知道，我的祖父有两个儿子——我的叔父伊莱亚斯和我的父亲约瑟夫。我父亲在康文特里开设了一家小型工厂，在自行车被发明出来的那段时间里，他扩大了工厂的规模，并且是奥彭肖防破车胎的专利权所有人，因而生意做得十分成功，这使得他在卖掉工厂之后，能够凭借那笔巨款过着衣食无忧的退休生活。
“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看我初步调查的结果了。不过，我也许要去霍尔舍姆一趟。”
“我名叫约翰·奥彭肖。”他说道，就我的理解而言，我本人与这件糟糕的事情没有多大关系。这个问题是上一代遗留下来的，为了让您对这件事情有一个大致的了解，我必须从头讲起。
“先不去那里吗？”
那年轻人把椅子向前挪了一下，把两只湿淋淋的脚伸向炉火边。
“不，我将从城里开始，你只要拉下铃，女佣就会把咖啡给你端来的。”在我等咖啡时，拿起了桌上没有动过的报纸扫了一下。其中一个标题吸引住了我的目光，让我心里一下凉了大半截。“福尔摩斯，”我喊道，“你已经晚了！”
“您所讲的让我充满了兴趣，”福尔摩斯说道，“请您把有关的重要事实从头到尾讲一遍，然后我会就我认为重要的细节向您提一些问题。”
“啊！”他一边放下杯子一边说道，“我最害怕的就是这个。究竟是怎么搞的？”他说得很平静，但是我能看出他的内心很不安。我的眼睛一下就停留在奥彭肖的名字和“滑铁卢桥附近的悲剧”这一标题上了。该报道的内容如下：
“可是，先生，我有个疑问，在您以往办过的案子里，有没有比在我家族中所发生的那一连串的怪事更让人感到神秘、感到费解的呢？”
昨夜九点到十点之间，八分队警探库克在滑铁卢桥附近巡逻时，忽然听到呼救声和落水声。然而当时夜色极为黑暗，而且又是狂风暴雨交加，所以尽管有过路的人施以援助，但是也未能营救成功。警报发出以后，通过水警的帮助，最后打捞起一具尸体。经验尸官验明，该尸体系一名年轻绅士。从其衣服口袋里发现的信封得知死者名叫约翰·奥彭肖，生前在霍尔舍姆附近居住。据推测，死者可能急于赶乘滑铁卢车站的末班车，匆忙间迷失了方向，误入一轮渡小码头以致失足落水。尸体并没有发现任何暴力痕迹。毋庸置疑，死者是由于意外而身亡，此事应当引起市政当局对河滨码头安全情况的注意。
“来找我的委托人，他们的案子没有一件是平常的。我这里都快成了最高上诉法院了。”
我们静静地坐了几分钟，福尔摩斯情绪低落，我还从没见过他像现在这样的震惊和失落。
“这不是一个平平常常的案子。”
“华生，我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他终于开口说道，“虽然这是一种细微的感觉，但我的自尊心的确是受到了伤害。现在这变成我个人的事了。如果上帝再多给我几年时间，我将亲手解决这帮暴徒。他特意跑来向我求救，而我竟然让他出去送死……”说着他从椅子上猛地跳了起来，在房里走来走去，难以抑制自己激动不安的情绪。他消瘦的双颊上泛起红晕，两只瘦长的手时而手指交叉在一起，时而又松开，看得出他是那么地不安。
“那么请您把椅子往壁炉这边挪一些，和我聊一聊您这件案子的详细情况吧。”
终于，他大声喊道：“他们真是一帮狡猾的恶棍，他们是怎么把他诱骗到那里去的呢？河岸并不在通往车站的路上啊！就算他们要达到目的，即使是在这样一个夜晚，桥上的人也太多了吧。唉，华生，等着瞧吧，看谁是最后的胜利者！我现在要出去了！”
“那么，对于我的这件事，您很可能也会成功的。”
“去找警察吗？”
“确实是这样，一般来讲，我还是成功的。”
“不，我要自己当警察。等我把网结好了，就可以像捕捉苍蝇一样捕捉他们了。不过首先要把网结好。”
“但是，这同您成功的次数相比算得了什么呢？”
这一整天我都在忙我自己的工作，我回到贝克街的时候已经很晚了，福尔摩斯还没有回来。一直到将近十点钟的时候，他才疲惫不堪地走了进来，脸色显得那样地苍白暗淡。他跑到餐柜旁边，掰下一大块面包，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紧接着喝了一大杯水，把面包咽了下去。
“我曾经有过四次失败的经历——三次被男人打败，一次被女人打败。”
“你饿了啊？”我问道。
“他还说您从没有被打败过。”
“饿疯了！我忘记吃东西了，早餐以后就没吃过东西。”
“他说得太夸张了。”
“没吃东西？”
“他说您能够处理好任何问题。”
“一点儿都没吃，没工夫想到吃东西。”
“哦！是的。他被诬告用假牌行骗。”
“事情进行得如何？”
“福尔摩斯先生，我对您仰慕已久。普伦德加斯特少校曾和我说起过您，说您是怎样把他从坦克维尔俱乐部丑闻案子中给解救出来的。”
“还算顺利。”
“那可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你有线索了？”
“并且请您帮助我。”
“他们尽在我的掌握之中了。小奥彭肖的仇不日就能得报。嘿，华生，我已经想好了，让咱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好说好说。”
“什么意思？”他从橱柜里拿出一只橘子，掰成几瓣儿，挤出橘子核放在桌上，从中选了五个，放进一个信封里。在信封封口盖内侧写上“S.H.代J.O.”40。然后密封好信封，写上地址：“美国，佐治亚州，萨凡纳，‘孤星号’三桅帆船，詹姆斯·卡尔霍恩船长收。”
“我是特地来向您求教的。”
他一边咯咯地笑一边说道：“当他进港时这封信正在那儿等着他呢，这封信会使他彻夜不眠。他还会发现这封信预示着他的死亡，就像奥彭肖过去经历过的那样。”
“粘在您鞋尖上的泥土能够很清楚地告诉我您是从那里来的。”
“这个卡尔霍恩船长是个什么人？”
“是的，我是从霍尔舍姆来的。”
“那帮暴徒的首领。还有其他几个人，不过先拿他开刀。”
“把您的雨衣和伞给我吧，”福尔摩斯说道，“把它们挂到钩子上，不一会儿就会干的。看来，您是打西南边来的吧？”
“那么，你是怎么追踪出来的呢？”
“我非常抱歉，”他边说边将金丝夹鼻眼镜向上推了推，“我希望我没有打扰到您！我害怕我从暴风雨里带来的泥水把您整洁的房间弄脏了。”
他从外衣口袋里拿出一大张写满日期和姓名的纸来。“我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他说，“来查阅劳埃德船舶协会的登记册和陈旧文件的卷宗，追查一八八三年一月至二月期间在本地治里港停靠过的每艘船离港后的去向。根据记载，这两个月里，在本地治里港停靠过的吨位较大的船共有三十六艘。其中有艘叫作‘孤星’号的船立即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这艘船虽然是在伦敦结关离港的，然而却是以美国某个州的名字来命名的。”
一个年轻人走了进来，二十岁左右的样子，衣着整洁，穿着十分考究，文质彬彬，落落大方。他手中拿着一把湿淋淋的雨伞，灯光将他身上的长雨衣照得闪闪发亮，这一切都表明他一路上是冒着狂风暴雨而来。他在灯光里焦虑地四处打量。我发现他的脸色苍白无光，两眼呆滞，显然他是被某种巨大的焦虑压得喘不过气来。
“我想，是得克萨斯州吧。”
然而，这次福尔摩斯猜错了，因为过道里响起了脚步声，紧接着传来了敲门声。他伸出长长的手臂，将那盏照亮自己的灯转向那位客人一定会坐的空椅子上。“进来吧。”然后他说道。
“我一直没弄清楚是哪一个州；不过我知道，它肯定是艘美国籍的船。”
“如果是那样，肯定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案子。如果不是，谁愿意在这个时候出门呢？我想这个人多半会是房东太太的老朋友。”
“后来又怎样呢？”
“那么，也许是位委托人吧？”
“我查找了敦提的记录。当我发现三桅帆船‘孤星’号于一八八五年一月在那里停靠过的记录时，我的猜测得到了证实。接着我又查询了目前停靠在伦敦港内船只的情况。”
“除了你，我没有其他的朋友了。”他回答道，“并且，我从来不鼓励人们来访。”
“结果如何呢？”
“嘿，”我抬头看了看我的伙伴说道，“确实是门铃响了。今晚谁还能来？或许是你的哪位朋友吧？”
“那‘孤星’号是上周到达这里的。我又到艾伯特码头，查到这艘船今天早上已经趁着早潮顺流而下，返回萨瓦纳港去了。我给格雷夫森德港发电报，得知这船已经驶过该港了。由于刮的是东风，我认为此刻它已驶过古德温斯，距离怀特岛不远了。”
那时正是九月下旬，秋分时节的暴风雨非常猛烈。一整天狂风呼啸，暴雨也不断地击打着窗户，甚至在这伟大的、用人类智慧的双手建造起来的伦敦城内，我们此时此刻也不由自主地对日常生活失去了兴致，认可那伟大自然力的存在。它就像铁笼里未被驯服的猛兽，隔着人类文明的铁栅栏向人类尖叫怒吼。随着夜色的来临，急风暴雨更加肆无忌惮。暴风时而大声狂啸，时而低声呜咽，就像一个婴儿在壁炉的烟囱里哭叫。福尔摩斯心事重重地端坐在壁炉的旁边，整理着罪案记录索引；而我坐在壁炉的另一旁，忙着阅读克拉克·拉塞尔所写的一部有关海洋的精彩小说。当时并未察觉，屋外的狂风和暴雨，犹如翻滚的海浪一般，仿佛和小说的主题相互呼应，融为一体了。那个时侯，我的妻子正在娘家探亲，所以我这几天又回到了我在贝克街的故居。
“那么，你想怎么办呢？”
我们在一八八七年接手了一系列非常有趣并且平常的案子，关于这些案子的记录，我一直都保存着。在这一年记录的标题中，有以下对于各案的记载：“帕拉多尔大厦案”、“业余丐帮案”（这个业余丐帮在一个家具店库房的地下室拥有一个极其奢华的俱乐部）、“美国船‘索菲·安德森’号失事真相案”、“格赖斯·彼得森在乌法岛上的破案”，还有“坎伯韦尔投毒案”。记得在最后一个案子里，当夏洛克·福尔摩斯给死者的表上发条时，发现这块表的发条在两小时前就已经被上紧了，从而表明死者在这期间已经上床睡觉。这一推断对于弄清楚案情至关重要。也许有一天，我要把所有这些案子统统概述一遍，但是其中没有一个案子比我马上要动笔描述的这个更加扑朔迷离，更加荒诞不经。
“我要去捉住他！据我所知，他和他的那两个副手，是那船上仅有的三个美国人，其他的都是芬兰人和德国人。我还打听到他们三个人昨晚曾经离船上岸。这是当时给他们装货的码头工人告诉我的。当他们的这艘帆船驶到萨瓦纳时，邮船早就把这封信送到那里了，同时萨瓦纳的警察已经接到了电报，得知这三个人是正在被通缉的谋杀犯。”
在我粗略地浏览着我所保存的一八八二至一八九〇年间我对福尔摩斯侦探案所做的笔记和记录时，我发现我眼前的材料是那么的离奇有趣，那么的丰富多彩，让我不知道该如何割舍。有些案子经过报纸的报道已经为人们所熟知，但是也有些案子对于我的朋友来说，缺少令他尽情施展才华的空间，而他的这种才华恰恰是那些报纸最想要报道的题材。还有一些案子对于他善于分析的本领来说是一种阻碍，正如有些故事一样，讲述变得有头无尾。又有一些案子，仅仅弄清楚出了一部分案情，对于案情的揭示只是出于推断，不是以准确无误的逻辑论证为依托，而我朋友最看重的正是这种准确无误的逻辑论证。在这最后一类案子中，有一个案子情节离奇，结局也很离奇，使我忍不住想要重新叙述一遍。虽然与这件案子有关的一些真相以前没有弄明白，以后也许永远都不一定能够弄明白。
然而，再周密的计划，也会有漏洞。那些杀害约翰·奥彭肖的凶手永远也收不到那几个橘核了，这几个橘核会告诉他们世界上还有一个和他们同样善用计谋、意志同样坚决的人正在追捕着他们。那年的秋风刮得异常猛烈和持久。我们一直想得到有关萨瓦纳“孤星”号的消息，但等了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音讯。最后我们终于听到了消息：在遥远的大西洋的某个地方，有人看到一块破碎的帆船尾柱在海浪中漂浮着，上面刻着“L.S.”41两个字母，我们所知道的有关“孤星”号的消息只有这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