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还留着她吗？”卡曼问，“伊瑟说你有。”
“瑞芭。”我说，“和那个乡村歌手的名字一样。”
“哦，是的。”我说，想起怀尔曼描述过的劲球彩摇奖：咔嗒、咔嗒、咔嗒。现在，我能听见了。完成《怀尔曼目视西方》的那个夜里，曾有一对访客光临我的浓粉屋，幼小的避难者在暴风雨中寻求庇护。伊丽莎白溺死的姊妹，伊斯特雷克家的苔丝和劳拉。现在，我明摆着要在浓粉屋收留一对双胞胎了，可是，为什么？
顷刻间，脑海中又泛起昔日那种惨淡的浓雾，我先要去想朗达，罗宾，瑞切尔，坐在朋友身上，坐在该死的焦炭上。然后才想到：那是红色的。
因为有些东西已经出手了，那就是为什么。有些东西探出手，并把这主意装进我女儿的脑袋里。这就是摇奖中的第二次咔嗒、掉落在篮兜里的第二个小球。
“她们都很像露西尔·鲍尔，你不觉得吗？我把她们送给一些病人，当然，他们也会给自己的娃娃取新名。埃德加，你给你的娃娃取了什么名字？”
“埃德加？”怀尔曼在问，“你还好吗，朋友？”
“露西？”怀尔曼问道，取出了娃娃。她的粉色棉腿在晃来晃去。她的空洞双眼直勾勾地朝你看。
“还行。”我说着，笑了笑。整个世界恍如回游重现，光影万变。我强迫自己从胡安妮塔手里接过娃娃，她正满脸困惑地盯着娃娃看。这很难，但我做到了。“谢谢了，卡曼医生。亚历山大。”
“她知道你已经有一个了，”卡曼说，“她觉得凑成一对儿更好，能让你想起两个女儿，梅琳达也很赞同。不过，当然了，露西是我——”
他一耸肩，摊开双手。“要谢就谢你的两个女儿吧，尤其是伊瑟。”
尽管卡曼是个精明人，但我相信他不觉得这礼物有什么不妥，何况他长途旅行，远不是最好状态。而怀尔曼呢，正微微歪着头看着我，皱起了眉头。就在那时，我已能确信，卡曼医生再懂我心，也不及怀尔曼了。
“我会的。谁想再来一杯香槟？”
当然是伊瑟了，我心想。我听得见画廊里持续的嗡嗡闲谈声，那就像浓粉屋下面的海贝声。我的脸上还挂着哦天呀，瞧这多漂亮的面具，可要是谁那时戳戳我的后背，我准会尖叫起来。伊瑟是来过杜马岛的，还经过杀手宫前的那条路往南行。
大家都想润润嗓子。我把新娃娃放回盒子里，暗自作了两个保证：第一，决不让两个女儿知道这天杀的玩意儿把我吓得不轻。第二，两姐妹——我是说活着的两姐妹——绝不、永不能同时踏上杜马岛。但愿我能阻止这种情况发生。
卡曼的声音似乎还在遥远的地方飘，“是伊瑟打电话给我的，她提议送个娃娃。之后，她姐姐也给我打来电话。”
这个诺言，我说到做到了。
他们的话音渐渐飘远。胡安妮塔移走了盒盖。于是，瑞芭仰面看着我了，这一次她穿着红裙子，而不是蓝裙子，但波尔卡小圆点的图案却依然如故；黑色玛莉珍妮淑女鞋也照样闪闪发亮；毫无生气的红头发和蓝眼睛也一样在说：哦哦哦，你个死男人！我一直都躺在这儿呢！
十二 另一个佛罗里达
“其实，我没空置备更好的礼物。”卡曼答。
1
“很漂亮啊，医生。”怀尔曼说。
“好了，埃德加，我想我们快完事了。”
我突然明白了那礼物是什么，顿感口干舌燥。不管怎样，我先把盒子夹在断肢下，扯掉丝带，撕开了包装纸。我甚至没发现，是胡安妮塔在帮我捧着它。盒子里面还有一只窄窄的卡纸盒，在我眼里，那酷似婴孩的小棺材。当然，还能像什么呢？盒盖上印着标签：多米尼加共和国出品。
大概她从我脸上读取了什么未言之辞，因为玛莉笑了。“采访真有这么痛苦吗？”
“我不仅亲自捧场，还帮两位令嫒给你带了份礼物。”他说着，把盒子递给我。“可惜的是我没有时间专程购物，只能在存货里挑挑拣拣。恐怕你会失望的。”
“不。”我答道，不算违心，尽管有关绘画技巧的若干问题让我有点不自在，但真的不算痛苦。我将技巧归结为：先观察事物，再倾泻到绘画中。那就是我的窍门。受到了何种影响？我该怎么说？光。总会涉及光线，我喜欢看的画里有光，我喜欢画的画里也有光。光照耀出物事的表面，也似乎能暗示内在所有，仿佛光会自拓其路，直达内外。但那听起来实在不专业；在我想来，简直就像白痴所言。
怀尔曼摇摇头，“我是给帕姆打过电话。朋友，我当时都慌了神啦，因为我明知越俎代庖会让你光火的。她说过，车祸后，你谁的话也不听，但卡曼说的你能听进去。所以我也给他打了电话。我从没想过他会因为那通小留言就千里迢迢赶来，但……你瞧，他来了。”
“好了，”她说，“最后一个问题：总共有多少幅画？”
“你也很好。”我说，“你怎么会碰巧出现在萨拉索塔呢？是怀尔曼叫你来的吗？”我转向条纹遮阳伞下的战友，“是不是你干的？打个电话过去，问卡曼愿不愿意担任我讲演会的神秘嘉宾？”
我们正坐在玛莉·爱尔的寓所里，位于戴维斯岛。这个时髦城区堪称坦帕的高尚地段，在我看来俨然是全世界艺术装饰的首府。起居室宽敞而又空荡，一头摆放了沙发，另一头是两把优雅的靠背椅，没有书架，也没有电视机。晨光会照在东墙上，也会照亮墙上那幅戴维·霍克尼的大幅油画。玛莉和我坐在沙发上，各占一边。速记本搁在她膝上，身旁的沙发扶手上还放着一只烟灰缸。我们中间，摆放着一台大大的银色伍伦萨克磁带录音机，准有五十年历史了，但转轮仍能悄无声息地运转。德国工艺，太厉害了。
“埃德加，你气色真好。我太高兴了。上帝多么仁慈啊，我的朋友。上帝真好。”
玛莉没有化妆，但唇上亮亮的，涂了润唇膏。头发随意地扎在脑后，松松散散，让人感觉既慵懒又优雅。她抽英国欧维尔牌香烟，时不时啜一口酒，那活像是从爱尔兰沃德福特酒桶里直接倒出来的苏格兰威士忌。她问我要不要喝酒，我说更希望来杯水，她似乎很失望。她穿的家居服是手工定制的纯棉货。那张脸老朽又沧桑，却也性感，或许《邦尼和克莱德》在电影院上映的年代才是它最青春美好之时。但那双眼睛依然摄人心魄，就算鱼尾纹延伸漫开，眼睑上也皱纹层叠，甚至没有彩妆予以掩盖，那仍像索菲娅·罗兰的眼睛。
我从路过的侍应生手上的托盘上拿了杯酒，走过人群，递到他手里。接着，尽力伸长我的手臂，揽住他那宽厚的身躯，尽我所能地完成一个地道的拥抱。他也回以热情的拥抱，一使劲，我那愈合不久的肋骨都快疼得嗷嗷叫了。
“你在赛尔拜展示了二十二张幻灯片。其中有九张是铅笔素描。很有意思，但很小。还有十一幅油画，其中有三张都是《怀尔曼目视西方》：两张是局部特写，一张是全景。所以，我要问，还有多少张画？下个月在斯高图的画展上，你一共会展出几幅？”
“再理解不过了。”我说着，扬手让胡安妮塔过来。那身粉色套装大概是她衣橱里最上等的藏品了，可独自站在翩翩穿流的文化商人们中间，她显得孤零零的。我拥抱了她，她也抬头朝我微笑。我好说歹说才让她放心地取了一杯香槟喝（我想说，那只是一小杯而已，便用了pequeño这个词，却让她咯咯直笑，估计是用错了？）就在那时，怀尔曼和卡曼才走进来。卡曼还怀抱着那只礼品盒，穿越人群看到我时，眼神一亮——那让我感觉棒极了，比几轮掌声、乃至立起吹口哨都有效。
“这个嘛，”我说，“我还说不准，因为我现在还一直在画，但我想至今大概有……二十多幅。”
“反正呢，怀尔曼觉得应该让卡曼先生舒坦一下。他说你会理解的。”
“二十。”她轻轻地、不带任何表情地说，“二十多幅。”
我不禁哈哈大笑。同时也很感动。对于卡曼这种身材的人来说，利用公共交通长途旅行可不容易……现在我才想到，在那些可恶的飞机上，他连上厕所都会很艰难，连坐下去都会出问题。站着小便？大概还行，刚好能挤下。但坐在便桶上？想也甭想。他根本弯不下腰。
她那么看着我，让我非常不舒服，便侧了侧身。沙发吱呀轻响。“我想，画展中该有二十一幅，可以确定。”当然喽，还有些画是不能算进去的，譬如《福利之友》，或是《布朗糖果无法呼吸》，以及红袍人的速写。
“他花了大半天在路上，他说自己和飞机的头部相处得不太好。”杰克咧嘴一笑，“他对怀尔曼说，一整天都坐在大人物的位置上，现在很想平稳地下来。”
“换言之，总共超过三十幅。”
“是吗？”这让我有点吃惊，“为什么？”
我默算了一下，又不自然地扭动了一下。“差不多吧。”
杰克把我拉到格斯特那惹人注目的雕塑旁。“刚才，卡曼先生问怀尔曼，是否可以等礼堂宾客散尽后再离场，恐怕会晚点到这儿。”
“而且你根本不知道这有多么让人惊异。我可以从你的表情里看出来，你不知道。”她站起来，把烟灰缸拿到沙发后的垃圾桶里倒清，再站到霍克尼的画下，双手插在昂贵的便裤口袋里。那幅画上有一栋正方形的屋子，一个蓝色的游泳池。池畔有位早熟的妙龄少女，身穿黑色双肩带泳衣，丰满的胸部和长腿都晒成古铜色，头发乌黑。少女还戴着墨镜，两个镜片里都映着一斑小太阳。
“当然。”
“这是真迹吗？”我问。
杰克又拿了一串虾递给胡安妮塔。“可以抽空和您说几句话吗？”
“货真价值，”她没有转过身看我，“泳衣女郎也是真人。玛莉·爱尔，坦帕的吉杰特，约为一九六二年。”说完，她转向我，面色很难看。“把录音机关掉。采访结束了。”
“谢谢。”
我按下了停止键。
“恭喜您，埃德加先生，”她说着，瞥了一眼周围，“这些画都很漂亮，但您的画更好看。”
“我想让你听我说，你愿意吗？”
“谢谢，杰克。好听的话不嫌多。”我将香槟一饮而尽（每个细杯子里只能装一口酒），又转身对胡安妮塔说，“你今天绝对是艳压群芳。”
“当然。”
“祝贺，老板，您震惊全场！”
“有很多艺术家在一幅画上耗费几个月心血，效果却不及你的作品一半感人。当然，也有通宵狂欢、浪费大好清晨的一些人。但你……你像个流水线工人一样炮制出这些画，像个杂志排版工，要不就是……我都不知该怎么说……漫画家！”
杰克也朝我走来，一路上还不忘拦截下两杯细如管箫的香槟。我的家务总管胡安妮塔也跟着他，穿着一套粉色套装，显得利落又时髦。她取了一串虾，但谢绝了香槟。他把第二杯酒递给我，等我把最后一口虾肉都吞下去，才举杯和我碰杯。
“我从小生活在崇尚勤劳苦干的环境里。自创公司时，我的工作时间比现在长得多，因为再好的员工也抵不上一个勤奋的老板。”
“说定了。”话虽这么说，我真想告诉她，如果她要坚持说法语，那采访的事儿就得等到我扣上马奈贝雷帽再说了。她挥手作别，临走前还吻了吻达里奥的面颊，然后便消失在迷人芬芳的三月夜色中。
她颔首表示同意，“不是对每个人都行得通，但你认定了这条金科玉律，那就真的是无上真理。我明白。”
“噢，我们会有些新话题的。”说着，手里的香槟酒杯划了一道弧线，趁四处游走的侍应生经过时放进托盘里，同时，还从一九五〇年代式样的猫女眼镜框后飞给我一个媚眼。她要不这样倒还不算讨人厌。“后天，先生，我们很快会再见的。”
“我只是把那种……你懂，那种信条……搬到了现在所做的事情上。那就好了。该死，不止是好，而是好极了。我打开收音机……就好像进入了恍惚的出神状况……然后就开始画……”我脸红了，“我没想过要打破世界纪录什么的……”
“当然，”我说，“尽管我不知道还能告诉你什么，我想，今晚我已经一吐为快了。”
“那我当然知道。”她说，“告诉我，你用图块对应法吗？”
玛莉·爱尔过来问，采访约定是否还作数。
“图块（block）？”我知道这个词在橄榄球赛中是阻拦的意思，除此之外就毫无头绪。“这是什么意思？”
倒不是说没时间东张西望。祝贺之词好像没完没了，既恭贺我的画展开幕，也恭祝幻灯片演讲圆满完成。但是，起码，我尚不需要招架哪位来客对我的绘画技艺发表批评或攻击，因为原画（外加几张用彩色铅笔画的速写）全都藏在大厅后的两间大屋子里，锁得紧紧的，保护得好好的。而且，我还找到了避免被热情群众压垮的独家秘籍：如果您是独臂残疾人士，那就得让您仅存的爪子始终攥着只培根焗虾。
“算了，当我没说。在《怀尔曼目视西方》里——这幅画实在令人叹为观止，顺便夸你一下——那个大脑，你是如何设置细节的？”
梦游感持续到演讲会后在斯高图举办的接待会。第一杯香槟（细长的杯子比顶针箍粗不了多少）刚吞下肚，第二杯就塞到了我手里。素不相识的人接踵而来，向我敬酒。有人连叫带嚷“听，快听！”还有人在高喊“艺术大师！”我扭头四顾，想看到新朋友们，却一个也没见到。
“我拍了一些照片。”我说。
12
“我肯定你用了照片，亲爱的，但当你准备好画那幅肖像时，你是怎么部署那些极富特色的细节的？”
余下的讲演花了二十五分钟，但我记不全了，好像在梦里指导了一场幻灯片秀。我一直在等，等自己从医院病床上醒来，赤热难当，剧痛欲绝，吼叫着要更多更多吗啡。
“我……呃，我——”
随后，他们齐声鼓掌。掌声大约持续了一分钟。我站在原地，紧紧抓着讲坛的左侧木柱，听着掌声雷动，惊得头晕眼花。
“你用了‘第三只眼法则’吗？”
图像即刻显影在我右边的大屏幕上，九英尺宽，七英尺高：三丛巨大的玫瑰从深粉红色海贝铺成的沙床上长出来。粉色很深，因为海贝都在屋下，在屋子的阴影里。观众们深吸气的声音很短促，却像一阵疾风。我听见了，也知道不只是怀尔曼和斯高图画廊的内行人在倒吸冷气，而是所有看到图像的人。他们窃窃私语的样子，仿佛突然见到了出乎意料的奇景异象。
“三只眼法则？我听都没听说过。”
“越过了连通自己两种人生的桥梁，我发现，无论我们怀抱怎样的期待，美总在变化中。但这算不上是原创的想法，对吗？真的，只是陈词滥调……就像佛罗里达的夕阳。但那恰好就是真相，真相就该被说出来……如果你可以用新办法表述的话。至于我，我想用画来表达。爱丽丝，我们可以开始放映幻灯片了吗？”
她宽容地朝我一笑，“为了在客体双眼间找到正确的空白，画家常常需要在两只真眼睛当中假想出、或甚至设置第三只眼睛。譬如说他的嘴，你是借由双耳的位置来保证它处于居中点吗？”
爱丽丝亲自跑到后台，一秒钟也不耽误。照着我的聚光灯立刻暗成微亮。视听礼堂安全地笼罩在昏暗中。
“没有……就是说，我不知道原来应该是这么画的。”现在，脸上的红潮肯定遍及周身了。
“我们可以把所有灯光调暗吗？包括照着我的灯？有劳了。”
“放松点，”她说，“我不是在暗示你应当追随一套又一套艺术专业课程教授的狗屎规则，更何况，你已经如此辉煌地彻底打破了那些陈腐规矩。只不过……”她摇了摇头，“去年十一月开始画，至今就有三十幅画？不不，时间还没那么长，因为你不是从油画入手的。”
同样，我也为自己滔滔不绝的口才惊叹不已。我的右臂非常安静。好像只是一截残肢，遮在用别针别住的袖管里。
“当然没那么长，我还必须先得买够绘画用品才行。”听我这么一说，玛莉笑得前仰后合，都笑成了咳嗽，最后只能用一口苏格兰威士忌压下去。
“我没有退路。就眼看着幸福……”我一耸肩，“我对我的朋友卡曼说，我以前画过，但好久没画了。他建议我重拾画笔，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我需要保护，以抵抗漫长黑夜。当时我不理解他的话。现在就明白多了。常言道，黑暗降临，但在这里，黑夜是渐渐升起。太阳下山后，黑夜就从海湾上升起。目睹那样壮观的景色，让我惊叹不已。”
“如果一个人快被压死，然后三个月里就能画成三十幅画，”她缓过气来，便又说，“我大概也该去找辆起重机。”
我用双手在暗中摸索，搜肠刮肚寻找恰当的字眼，哪怕他们只能见到独臂单手。或许，还能看到断肢在用别针别住的袖管里抽搐。
“你不会想要的。”我说，“相信我。”我站起来，走到窗前，俯瞰阿达利亚大街。“你这儿的风景可不一般啊。”
“幸福——至少是我所感到的幸福——是长久以来我都不曾细想过的概念，”我说，“我慎重考虑如何养家，办起了自己的公司，也想过，不能让为我工作的同事们失望。我也琢磨过怎样获得成功，怎样去争取，主要是因为有那么多人以为我会失败。然后，车祸突如其来。一切都改变了。我发现自己没有——”
她也走过来，我们一起往外看。街对面人行道旁的咖啡店和七层小楼简直像从新奥尔良直接空运来的。或者，甚至是从巴黎。一位女郎漫步走在人行道上，吃着法国面包式的零食，红裙的荷叶边轻快地旋舞。不知何处，还有人在演奏蓝调吉他，每一个音符都玲珑剔透。“告诉我，埃德加，你从这儿眺望风景时，是以艺术家的眼光、还是昔日建筑商的眼光发现让你感兴趣的物事？”
沉默正在延续，但我已经不怕了。我的观众们也似乎不介意。神思游走，这很自然。我可是个艺术家呀。
“两者兼有。”
我停下来。卡曼从第一排的座位里专注地凝视我，长长的礼品盒稳稳地搁在他看不见的膝头。我记得那天是在法伦湖，他带着破旧的手提箱，深秋透着寒意的阳光射进玻璃窗，在地板上投下长长的斜纹。我记得自己在考虑自杀，条条大路——收费公路、二级高速，乃至没人记得的荒僻小路——都通向黑暗。
她笑了，“说得好。戴维斯岛完全是人工建筑所成——来自一个男人头脑中的想象，他叫戴维·戴维斯。他就是佛罗里达版本的盖茨比。你听说过他吗？”
“是啊，我相信是这样的，那只是你希望有的过去。所以，简而言之，事情是这样的：我在建筑工地上遭遇了一次车祸。很严重。一辆起重机撞到了我的小货车，也撞到了我。我失去了右臂，也几乎失去了生命。我结过婚，但婚姻破裂了。我真的走到人生谷底了。现在回首，我就能看得更清楚；我只知道，自己感觉糟透了，糟到底了。而另一位朋友，他叫亚历山大·卡曼，有一天他问我，还有没有什么事能让我感到幸福？那让我很……”
我摇摇头。
我朝第一排看，便看到怀尔曼在点头。
“这只能证明，盛名如浮云。在咆哮的二十年代，戴维斯在太阳海岸是个神一样的人物。”
“但我必须少说几句，因为我的朋友怀尔曼说过，每当我们开始回忆就会耍老千，我相信那是真的。说得太多，你就会发现自己……唔……怎么说……在讲述自己希望拥有的过去？”
她挥臂一揽，仿佛要把楼下密集的街道尽收怀中；骨瘦如柴的手腕上，镯子叮当直响；不知何处，但不太远，有一口教堂的大钟敲响了午后两点。
卡曼悄无声息地拍了拍那双肉乎乎的大手掌。那让我感觉良好。有他在，我就像有了定心丸。如果没有他，我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肯定会如怀尔曼所说——丑得很。
“是他在西尔斯布鲁河口的沼泽地里建造起整个城市。是他说服了坦帕城德高望重的老前辈，把医院和电台搬到了这里，那时候，广播电台可比医疗保险更要紧。他建起的漂亮公寓楼是人们见都没见过的，甚至连公寓楼的概念都闻所未闻。他建起了酒店和噱头十足的夜总会、俱乐部。他也四处撒钱，娶了一位美如天仙的选美小姐，离婚，再复婚。那时候他已是身家数百万——当时的一百万比今天的一千两百万都值钱。他有个密友，恰好就住在杜马岛。约翰·伊斯特雷克。觉得耳熟吗？”
“因此，这就是结果，我之所以能站在这里，是因为我走出了前世，越过了一段连通往昔和今朝的桥梁，才走进了我的今生。”
“当然。我见过他女儿了。我的朋友怀尔曼负责照顾她。”
卡曼频频点头，看起来很满意。上帝作证，就连玛莉·爱尔本人也是这种表情。
玛莉又点了一根香烟。“戴维和约翰，两人都富得流油——戴维在房地产领域做投机买卖，约翰有好多工厂。但戴维好出风头，如果把他比作孔雀，约翰就更像是朴素的褐色鹪鹩。什么人什么命，你知道孔雀的下场吧，是不是？”
“但如果她的意思是，我在干自己不明白的事，也不能用言语表述自己，因为从来没人教过我该用什么术语或理论，那她就是完全切中要害。”
“雀翎被人拔光？”
如果他们喜欢我的画呢？结局也一样。
她猛吸了一口，烟喷出鼻孔时，她又张开手指替我把烟挥去。“先生，您说得再对不过了。一九二五年，佛罗里达州土地监察局出手了，就像往肥皂泡里砸了一块砖。现在你从这里望见的大部分土地都是戴维·戴维斯投资的。”她挥了挥手，示意那些曲折街巷、粉色建筑都包括在内。“一九二六年，戴维斯在各行各业的投资高达四百万美元，收回来的大概只有三万。”
人群中又迸发出一阵笑声。我的双腿恢复了知觉，原来它们不是水泥做的，既然如此，也就可以拔腿而逃，但我已经不想跑，也不需要跑了。他们或许会讨厌我的画，但那不要紧，因为我不讨厌他们。让他们笑吧，让他们嘘吧，就算表露不屑（或遮掩的哈欠），都不要紧，只要他们想那么做就好；等这场活动结束，我就能回去画更多的画了。
我也曾有过骑虎难下的窘迫经历，用我父亲的话来说：财力过度膨胀便会到达一个临界点，逼得你不得不开始诳骗债权人，并在财务报告上做手脚。但我还不至于那么惨，即便在弗里曼特公司初建时那些绝望的日子里也没有。但我能体会戴维·戴维斯的感受，他准是万念俱灰，生不如死。
“我第一次把几幅画带去斯高图画廊时，爱尔女士也看到了，并称我为美国初民。我心里有点不悦，因为我每天早上都换洗内衣裤，每晚睡前也都刷牙——”
“他自己的债务还清了多少？能还上吗？”
这句话引得一些人咯咯笑，仿佛我刚说的是，你们中的某些人大概听说过安迪·沃霍尔吧。被我点到名的那位女士则环顾四周，一副志得意满的模样，背也突然挺直了。
“一开始，他撑住了。那些年，美国境内的很多地域都在蓬勃发展。”
“我本想开场就说，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会一路走到这里，但其实我知道。那很好，因为那是我必须承认的事实。你们会发现，我对艺术史、艺术理论，乃至艺术评价一无所知。你们中的某些人大概认识玛莉·爱尔吧。”
“你了解的还真多啊。”
这次，笑声更自然了，也更柔和了。
“太阳海岸的艺术是我的激情所在，埃德加。但太阳海岸的历史则是我的兴趣所在。”
“大家好，”我重新开头，“我叫埃德加·弗里曼特，我或许不太善于干这事儿。上辈子，我从事建筑业。我知道自己干那个很在行，因为接过不少工程。在目前这段生活中，我画画。但从没人跟我讲过，画画也需要公开演讲。”
“我懂了。那么，土地监察局没把戴维斯整垮。”
我办得到。
“短时间里是没有。在我想来，他肯定趁牛市时抛出了股票债券，才能填补第一轮亏损。朋友们也帮了他一把。”
“大家好——”我说出话来，却被麦克风里爆出的巨响吓得往后一缩。观众们笑起来，那并没有让我光火，但一分钟前就肯定会。那只是笑声而已，并且出于善意。
“伊斯特雷克？”
我朝卡曼点点头。卡曼也颔首回复。接着，我望向观众席，看到他们都是普通的人类。所有的天使都悬浮在我们头顶，正飞向黑暗。至于魔鬼，大概都藏在我的臆想中吧。
“约翰·伊斯特雷克是最慷慨仗义的天使，还数次帮戴维运送走私酒，大概都藏在岛上了吧。”
我想到了怀尔曼——具体说，是目视西方的怀尔曼——便想起了开场白。
“他真那么干了？”我问。
如果我打这一秒起豁出去，如果我运用操练过的联想记忆法，大概是办得到。
“我是说，大概。那是另一个时代，另一个佛罗里达。只要你在这儿多住一会儿，就能听到千奇百怪的禁酒时期地下酒买卖的传奇故事。不管有没有走私酒，要是没有伊斯特雷克相帮，戴维斯肯定会在二六年倾家荡产。约翰不是花花公子，从不像戴维斯和他别的朋友那样去夜总会或妓院，但他从一九二三年起就是鳏夫了，照我的猜想，老戴维或许会在老朋友寂寞时帮他找个姑娘，不止一次。但到了二六年夏天，戴维债台高筑，欠了太多太多，就算老朋友力挺，也救不了他了。”
坐在过道旁的人只可能出自幻觉吧。我眨眨眼，但他仍在那儿。一张大脸盘，黑黑的，很冷静。那么大的身躯把视听礼堂的绒布座位撑得满满登登，似乎只能拜托牛仔帮忙才能把他拽出来。那个人，正是亚历山大·卡曼，斜睨的眼神透过巨大的玳瑁眼镜望着我，似乎比以前更像一尊微缩版的神。肚腩太肥大，以至于大腿都看不到了，但稳稳搁在硕大肚腹上的，是个扎着丝带的礼品盒，大约三英尺长。他看到了我惊讶的表情——毋宁说震惊更确切些——便打了一个手势，不是普通的招手，而是怪异、慈爱的敬礼仪式：手指点眉，再点唇，再摊开手掌伸向我。我能看到他苍白的掌心。他朝我笑，仿佛现身于格尔巴特礼堂第一排、并坐在我的朋友怀尔曼身边是天下最正常不过的事情。宽阔的嘴唇无声地说出四个字：你办得到。
“所以，他在月黑风高夜消失了。”
果然。杰克、我的家务总管胡安妮塔、杰米·吉田和爱丽丝·奥柯意都坐在怀尔曼的左手边。右边靠过道的是——
“他消失了，但不是在月黑风高时。那可不是戴维的风格。二六年十月，伊斯飓风将他的毕生心血席卷一空，之后不到一个月，他就起航去欧洲，带了一个保镖和一个新找的漂亮姑娘，她是马克·赛奈特泳衣美人。姑娘和保镖都到了欢乐巴黎，但戴维·戴维斯没有。他在航行中失踪了，没留任何痕迹。”
我会坐在第一排，他说过的，正中央。
“你跟我说的是真实事件吗？”
现在，所有人都坐下了。掌声的余音也消失了。该是美国初民开口号叫的时候了。倒数第三排，靠走廊的座位上坐着那个聒噪的婊子玛莉·爱尔，似乎翻下了扶手附带的桌板，摊在膝上。我用眼光搜寻怀尔曼。是他说服我非来不可的，但我实在不争气。我只能用眼神，为即将发生的一切向他道歉。
她抬起右手，摆出男童子军的敬礼姿势——只是夹在食指和中指间的香烟轻轻袅袅破坏了些许气氛。“绝无虚言。二六年十一月，告别仪式就是在这里举行的。”她指向两栋粉色艺术装饰风格大楼之间，海湾远景夹在其中，波光粼粼的。“至少有四百人出席，我认为，其中很多是得过恩宠的那种女人。约翰·伊斯特雷克是发言者之一。他抛了一只鲜花花环到海里。”
我可以招呼他们即刻播放第一张幻灯片。也许我可以这样迂回地遮掩一下，听任画面将我带入感觉。我只能希望有人来救场。我看向讲稿，发现那张皱巴巴的纸不仅被撕破了，还被掌心的汗洇得字迹模糊，简直都分辨不清涂鸦为何。这张破纸、连同精神压力，让视觉和脑体间的联络彻底短路了。那么，第一张幻灯片是什么来着？是信箱的速写？还是《槐米的夕阳》？我几乎都能肯定，想到的这两幅画都不是。
她叹了一声，气息飘到我面前。我不怀疑这位女士能克制饮酒，也相信她早已习惯了微醺，因而不至于在这个下午酩酊大醉。
掌声响起，仿佛万炮齐鸣。我命令自己临阵脱逃，也命令自己当即昏倒。但什么都没发生。我像个梦中人——绝不是什么美梦——走上了讲台。世间万物突然变慢了。我看到座无虚席、却又无人在席，因为他们全都起立鼓掌了，那是在向我致以最高致敬。穹顶高高在上，飞翔半空的天使对下界俗事无动于衷，我多希望自己也是他们中的一员啊。达里奥站在讲坛旁，伸手指向我的方向。他紧张地伸出了右手，伸错手了，我也只能在情急之下扭过左手，和他别扭地反握一下。讲稿被夹在我俩手掌之间，然后，呲啦一声被扯成两半。我心里嘀咕着，瞧你干了什么啊，浑蛋；那一瞬间，我真害怕心里话冲口而出，经由麦克风放大，让满屋子人都听见。达里奥把我孤零零留在讲坛后，我这才惊觉聚光灯是多么明亮。也方才看到麦克风插在不锈钢活动支杆上，顿觉那酷似一条眼镜蛇，从舞蛇人的竹篮里缓缓盘旋升出。我也看到了不锈钢表面、玻璃杯边缘以及摆放在旁的依云矿泉水瓶身上都有强烈的反射光斑。我注意到掌声渐渐稀疏下来；有些人已重新落座。他们在等我开始。只是，我无话可说。就连那句开场白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会继续等，沉默也会继续延长。很快就会有人尴尬地干咳两声，再然后，窃窃私语就会嗡嗡而起。因为他们都是浑蛋。只是一群徒有其表的傀儡，伸着橡皮脖子。如果我真的能发出声音，也只能是一连串暴怒的污言秽语，像个罹患抽动障碍症的病人在发飙。
“毋庸置疑，伊斯特雷克痛失好友，伤心极了。”她说，“但我敢说，他肯定更庆幸自己能躲过伊斯飓风的劫难。我打赌，出席告别仪式的人都这么想。他要能预知六个月后的事，肯定会往海里抛下更多花环吧。不是一个爱女，而是一双啊。我觉得该说三个才对，如果你把大女儿也算上的话。要是我没记错，她跟老爸工厂里的一个领班，私奔去亚特兰大了。不过，那比不上两姐妹双双丧生海底的打击更大。上帝啊，那准能让人伤心欲绝。”
“女士们，先生们，有请埃德加·弗里曼特，他曾久居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现今暂居杜马岛。”
“她们走了。”我说，想起怀尔曼摘引的报纸头条。
此刻，他的停顿是为了夸大戏剧效果。我分明感到一滴毒汗迸出眼角眉梢，便伸手去抹。举起的那只手仿佛重达千斤。
她用犀利的眼神盯着我，“也就是说，你也做足功课了。”
“好了！”达里奥愉快地表示介绍已近尾声，却在我狂跳不已的心中搅出新一轮恐慌，又即刻输送到可悲的下腹，纠结成剧烈的绞痛。这可倒好，上头是惊恐后的一片空白，下头是紧憋的屎尿，多可爱的组合啊。“十五年来，斯高图画廊第一次在春夏旺季主动吸纳新星艺术家，我们也从未在引入某位艺术家时抱以如此高昂的兴趣。我相信，您即将欣赏到的幻灯片、即将聆听的演讲都将成为最好的解答，让您领会我们为何如此激情高涨。”
“不是我，是怀尔曼。他对自己效力的女主人很好奇。我认为他不知道伊斯特雷克家和戴维·戴维斯的关系。”
达里奥唠唠叨叨高谈阔论，胡安·米罗怎么怎么，布列东的超现实主义宣言怎么怎么……与此同时，昔日的建筑承包商吓得战战兢兢，直冒冷汗的手心里攥着他那张可怜巴巴的演讲稿。我的舌头好像铁块般僵死了，似乎只能哇哇喊，却无法柔软伶俐地吐出能让人听懂的语词，更何况要对着这两百位艺术专家——其中不乏资深的学者，还有很多他妈的教授呢。最糟糕的还不是口舌，而是我的脑子。空空如也，只待无谓的、强烈的愤怒来填充：词句躲躲闪闪，愤怒却总是不请自来。
她似乎若有所思，“我甚至怀疑，伊丽莎白自己还记得多少？”
那就是说，他打算用接下去的十分钟来引荐我，而我则站在后台，唯一的手里死死攥着一张皱巴巴的演讲稿。好多响当当的名字如游行中的彩旗一一掠过。有几个是我知道的，譬如爱德华·霍珀，萨尔瓦多·达利。其他的人我就闻所未闻了，像是伊夫斯·坦圭，凯·塞齐。陌生的名字越多，我就越觉得自己是个冒牌货。我很害怕，而且不再停留在心理上，甚至也延伸到下腹肠胃，仿佛被钳住般绞痛起来。我觉得自己需要吸氧，但似乎更该担心屁滚尿流。这还不是最糟的呢。先前预备好的每个字眼都从脑海中飞走了，只记得第一句话，那倒是十万分的合时宜：我叫埃德加·弗里曼特，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会站在了这里。我原以为这句话会逗得满堂人咯咯笑。但现在我明白了，不会有人发笑的，但那至少是句大实话。
“这阵子她连自己姓啥叫啥都忘了。”我说。
达里奥把第一张卡片插到最后，又差一点儿把整一摞卡片抖到地上，拢好纸，定定心，他再望向观众席。“我简直不知从何说起才好，好在我只需抛砖引玉，实在让我如释重负，因为真正的天才在任何地方都会像金子一样闪光，无需他人多言。”
玛莉又瞥了我一眼，继而从窗前走开，去拿烟灰缸，掐灭了香烟。“阿尔茨海默？我听到些传言。”
这段开场白立刻引来观众们的热烈掌声，怀尔曼后来说，那些座上宾或许知道莫奈和马奈的区别，但显然丝毫不知乔治·巴比特和约翰·包比特之间还有悬殊。可站在后台入口的我根本没注意到这些，我在忍受着只有主讲人才会经受的炼狱般的煎熬，等着介绍人缓缓念完循序渐进的开场白。
“是的。”
“晚上好，我是达里奥·南努兹，”他说，“本次活动的策展人之一，也是棕榈大道斯高图画廊的经纪人主管。更重要的是，这三十年来，我始终是萨拉索塔艺术社区的一员，当我谈及美国缺乏纯艺术社团时，有些人可能会称之为巴比特派的市侩俗见，还望诸位海涵。”
“真该死，听到这消息我很难受。很多戴维·戴维斯故事的精彩细节都是她跟我说的，你知道。过去的好时光啊。我们以前老见面，转来转去就能碰到她。大多数住过她那栋鲑鱼角的艺术家我也都采访过。对了，你给它起了别号，是不是？”
达里奥一身笔挺西服，茂密的头发从前额朝后归顺地梳得光溜溜的，这情景比格尔巴特视听礼堂里交头接耳的满座宾客更让我恐慌，那儿的灯光调得半明半暗……只有中央舞台上的演讲台被聚光灯照得光辉耀目。事实上，达里奥自己也非常紧张，上台时差点儿把发言用的卡片掉在地上，这更是把我吓得不轻。
“浓粉屋。”
11
她笑了，“我就知道你起的名儿会很可爱。”
就我如决堤之口。
“有多少位艺术家住过那栋屋？”
你想玩，就该付出代价。
“很多。他们到萨拉索塔或凡尼斯做讲座，或许还会暂居一段，画些画。不过，住在鲑鱼角的画家们画得很少。伊丽莎白的大部分客人在杜马岛都像是在度免费的假期。”
《女孩和船No.8》。
“她为他们免费提供住所？”
画到第四夜。
“对，是免费的。”她露出几分讽刺的笑意，“萨拉索塔艺术委员会为他们提供生活津贴，伊丽莎白通常负责解决住宿——浓粉屋，也就是昔日的鲑鱼角。但你没享受到这个待遇，对吗？或许下一次吧。更何况，你确实是在那里工作的。我可以报出六七位艺术家，都住过你的小屋，却连笔都没润过。”她走向沙发，脱下眼镜，抿了一口酒——该说是一大口。
画到第三夜。
“伊丽莎白有一幅达利的速写，就是在浓粉屋画的。”我说，“我亲眼所见。”
画到第二夜。
玛莉顿时两眼放光，“哦，是的，没错，达利。达利非常喜欢那里，但也待得不长……不过离岛以前，那个婊子养的浑蛋对我吹毛求疵的。你知道他走后伊丽莎白跟我怎么说的吗？”
我画到太阳下山，画到月亮在海面上投下白亮亮的光膜，画到连月光都流逝了。
我摇摇头。我当然不知道，但很想听听。
宝藏，是的。战利品。
“他说那里‘太丰富了’。埃德加，这种说法会让你有什么联想吗？”
我为了掘宝来到这里。
我一笑，“在你看来，伊丽莎白为什么要把浓粉屋作为艺术家度假屋？她一直都是艺术赞助者吗？”
我记得很分明，整个世界仿佛都在等我去开启，也记得吉他尖叫、海贝呢喃时，我感到有多少能量奔腾穿过我的身体。
她似乎很惊讶，“你的朋友没告诉你吗？或许他也不知道。根据本地传说，伊丽莎白自己就是一位传奇画家。”
鲨鱼帮在广播里唱《挖》。一级棒的歌。一级棒的词。生活不止是爱和快乐。
“本地传说，这话怎么讲？”
我上楼，去小粉红，就像个梦游人，只穿着短衬裤。我打开骨头频道，把《女孩和船No.7》支在墙边，又把一张崭新的画布搭上画架，尺寸不及《怀尔曼目视西方》那么大。消失的右臂在发痒，但这已经不像以前那样让我手足无措了；事实是，我几乎开始期待那种感觉了。
“有种说法——我认为几乎就像神话——说她是个神童。很小的时候，她就能画得非常传神，可突然间就封笔了。”
晚餐就别想了；我甚至没考虑要做。身下不远处的海贝正在喋喋不休：画呀，画呀。
“你没问过她吗？”
10
“当然问了，傻小子。向人提问就是我的工作。”现在，她的脚步有点打飘了，索菲亚·罗兰式的眼睛显然已经充满血丝。
想得挺好，可一躺下就睡到了晚上六点才醒来。
“她是怎么说的？”
我想了想，要不要来点甜品？冰箱里有杰尔奥布丁，有段时间被称为“单身男人的最后一条天堂捷径”。但终究还是把盘子放进了水池，一瘸一拐地走进卧室，指望睡个午觉。我想过要设定闹钟，但又懒得去拨弄；顶多就是眯一会儿吧。就算真的沉睡过去，一两个小时后夕阳也会照进小屋西侧、反照到卧室窗户，肯定能把我唤醒的。
“没有那回事儿。她说，‘能画的，就画。不能画的人，好比我们，玛莉，就扶持那些能画的。’”
我倒不是太饿，但仍然剜了几勺吞拿鱼沙拉，铺在生菜叶上，配着一杯牛奶咽下肚。我喝全脂奶——对心脏无益，但有助骨骼生长。我觉得那纯属瞎掰，帕姆肯定会这么说。我一打开厨房里的电视机就看到布朗糖果的妻子把萨拉索塔市告上了法庭，上诉的缘由是公务员疏忽职守导致其丈夫死亡。宝贝儿，祝你这回有好运，我在心里念叨。当地的气象学家说，今年的龙卷风季节会比往年来得更早。而魔鬼射线队则在一场友谊表演赛中以大比分惨败给了红袜队——大男孩们，欢迎来到真实的棒球世界。
“我觉得这说法很地道。”我说。
浓粉屋的冷空调开得呼呼响，可印有“迷失维京岛”字样的T恤衫还是被汗水浸湿了，近日徒步到杀手宫的往返漫步都比这事儿更轻松。我累坏了，耳朵也因靠在电话机旁太久而发烫，血管跳动。我为伊瑟感到不安——一旦孩子们长大，天黑了也不用打电话回家报告行踪，洗手间的门插得紧紧的，父母通常都会如此担忧，但我同时也因有所介入而感到满意，就像以前在工地上遇到棘手问题并妥善解决时那样。
“是的，我也赞同。”玛莉说着，又从沃德福特大酒桶里啜饮一口。“可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不相信那是空穴来风。”
9
“为什么不相信？”
我觉得也是。
“我不知道，只是不信。我有个老朋友叫安吉·温特伯恩，曾是坦帕《讲坛报》的情感问题专栏作家。有一次我碰巧和她聊起这段传闻。大概就是达利大驾光临太阳海岸的那段时间，一九八〇年左右。当时我们在酒吧里——那个时代我们不是在这个酒吧，就是在那个酒吧——无意间谈到民间传闻是如何诞生的。作为辩论时的证据，我提到，据说伊丽莎白曾是儿童版的伦布朗；安吉呢——她死了好久啦，愿上帝赐她安息——说她不觉得那是虚构的传说，她认为真有其事，至少有原型。她说她在哪张报纸上读过相关报道。”
她几乎是即刻地回答道：“我觉得这名字琅琅上口。”
“你查过吗？”我问。
“是的，我想称之为‘杜马视界’。你觉得怎样？”
“我当然去查了。我不会把一切都写下来，”她朝我抛了个媚眼，“但我很喜欢把所有事情打探清楚。”
“那我想，你一定想到了更精彩的主题吧。”
“有何收获？”
“是的，”我说，眺望着佛罗里达屋外的远景。海面就像耀眼的蓝白色瓷盘，我不得不眯缝着眼去看。“但那不算太准确。”
“什么也没有。《讲坛报》上没有，萨拉索塔或凡尼斯的报纸上都找不到。所以，那大概真的只是没来由的传说。该死的，大概所有那些有关她父亲把戴维·戴维斯走私的威士忌藏在杜马岛的故事也都是瞎编的。可是……我可以打赌，安吉·温特伯恩的记忆力很好。而且，我当面问伊丽莎白时，她的神色也似乎有问题。”
“我一直在揣测，你大概是想把它叫作‘海贝上长出的玫瑰’，”她说，“那很好，很深情。”
“什么样的神色？”
“爱丽丝，我们从没讨论过，画展的标题吧？”我说。
“好像在说：我不会告诉你的。但那都是陈年往事了，很多酒都在地下流通，你现在没法再问她那事儿了，不是吗？除非她的记忆力还没你说的那么糟。”
这次，爱丽丝·奥柯意接电话时好像活泼多了，没那么多顾虑了。我想，这种改变还是不错的。
“是很糟，但她或许会清醒过来的。怀尔曼说她以前就反反复复，时好时坏。”
8
“那就让我们期待吧，”玛莉说，“你知道的，她是世间罕有的人物。佛罗里达到处都是老人，否则也不会有‘天堂等候室’的美名，但只有极少数老人是在这里土生土长的。太阳海岸的伊丽莎白所记住的——曾经记住的——是另一个佛罗里达。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匆匆忙忙的度假胜地，也没有四通八达的收费公路和圆球形的体育馆，这里也不是我从小印象中的佛罗里达了。我的回忆里是约翰·D.麦克唐纳德时代的佛罗里达，想当年，萨拉索塔的人们都熟识街坊四邻，坦帕—迈阿密公路还是低级夜总会区。想当年，人们常去教堂，回到家呢，会在自家游泳池里找到鳄鱼，或是在垃圾桶里发现野山猫。”
她挂了之后，我握着电话机又呆坐片刻，听着空无一声的寂静。“成全每一天，也让每天成全你。”我说完，拨号音跳出了，我决定再打一个，反正也逃不了。
她真的是酩酊大醉了，我方才意识到……但这不影响她言谈的有趣的程度。
“我也爱你。”
“佛罗里达的伊丽莎白和她的姐姐们生长的年代，印第安人刚被赶跑，但白人先生们还没完全巩护……巩固权势。那时候的杜马岛和你现在住的小岛可有天壤之别啊。我看过一些照片。棕榈树覆盖着勒颈无花果树、裂榄木和陆地沼泽松；有些湿地里还长着橡树和红树。低矮的切罗基豆和光滑冬青铺盖在地面上，而现在呢，那些该死的丛林都不见了。海滩是唯一亘古不变的东西，还有海，那当然了……像裙裾一样翻舞。那时已经有岛北头的吊桥了，但岛上只有一栋屋。”
“好的。我真的要走了。爱你。”
“那些树靠什么生长？”我问，“你知道吗？我是说，四分之三的岛屿都被植物掩盖了。”
“再等几天就能见了。你很快就会收到正式请柬。”
她好像没听到我的话，“只有一栋屋，”她重复道，“坐在那儿隆起的小丘地上往南看，那番壮丽的风景啊，你只能在查尔斯顿或墨比尔的豪宅旅游团中才能有幸看到。有大柱子和一条碎石铺的车道。朝西看，你看得到壮阔的海湾；朝东看，就能将佛罗里达海岸美景尽收眼底。其实也没什么好看的，只有凡尼斯。凡尼斯村。昏昏欲睡的小小村落。”她发觉自己有点口齿不清了，便振作精神，“对不起，埃德加。请原谅。我不是每天都醉成这样的。真的，你不妨将我的……兴奋……视为对您的一种恭维。”
“谢了，爹地。我真想马上见到你。”
“我明白。”
我想了想自己的第二次机会。想我如何从一场杀身之祸中存活下来。看起来，我所做的也不止是瞎晃悠。我深深体会到了感恩之情。“永远都该。”
“搁在二十年前，我肯定会不遗余力地把你勾上床，决不会把自己灌成醉鬼。说不定十年前也一样。可如今呢，我只能希望自己没把你吓跑，乃至以后也不敢见我。”
“我也经常想念以前的日子。事情不会像现在这样复杂。”她停住了。我本可以说点什么——我想的——但终究还是沉默着。有时候，沉默是金。“爸爸，人应该享有第二次机会吗？”
“我还没那种荣幸。”
“我也想你呀。”
她大笑起来，笑声苍凉却也欢快。“那我就盼着和你早日再见了。我把你折腾了一下午。现在……”她用单臂揽住我，引我走向门口。隔着衣衫我也能感到她硬邦邦的身体，瘦骨嶙峋，却热得发烫。她的步态倒是依然稳健，“现在，我想该释放你了，也该让我自己睡个午觉。必须承认我得睡一觉，真让人遗憾。”
“好吧。但我很想你，老爸。”
我走到客厅，又折回去，“玛莉，你有没有听伊丽莎白提起过孪生姐姐去世的事？她那时大概四五岁。这么惨痛的伤心事，她应该能记住了。”
我没有立刻回答，但停顿得不长。有时候，没时间去挑挑拣拣，没工夫去想哪个才是最佳答案。有时候你只能给出真实想法。“不想，宝贝。”
“从来没有。”玛莉说，“一次也没说过。”
“如果你能回到过去……你愿意吗？”
2
怎么总有人问我这种问题。“不。”
大厅门口外一溜儿排开十几把椅子，刚好摆在狭长而阴凉的阴影里，午后两点一刻的日头下，显得挺舒服的。六七个老人坐在那儿，望着阿达利亚大街上的车水马龙。杰克也在，但他没呆望来往车辆，也没观赏翩然而过的女郎。他向后靠在粉色的灰泥墙上，正在看《丧葬科学之傻瓜指南》。他一见到我便站起来，让我也能一眼找到他。
“你不想改变吗？”
“在这个州，选这行够明智。”我边说，边扬扬下巴示意那本书，封面上有个科学怪人，两只眼睛装饰成了Google标志。
“那不是事故，也不是错误，而是二十四年的好光景，还得到了两个漂亮可爱的乖女儿，而且我们还能和和气气地交谈。那不是个错误，伊瑟。”
“迟早都得选一行嘛。”他说，“但看你最近的势头，我不认为这一行还能兴旺下去。”
“爹地，和妈妈结婚，是你犯下的一个错误吗？还是她的错？或者说，那只是一次偶然事故？”
“你可别咒我。”我说着，摸了摸口袋，想确认自己有没有带上阿司匹林的小药瓶。带了。
“有时候会。现在不太多了。”
“事实上，”杰克说，“这正是我想去做的工作。”
“吃得好，才能想得妙。”她的声音又变了，变成了成熟版。这生硬的转变着实令人不安。“有时候我躺下来却睡不着，就会想到你在那里。你会失眠吗？”
“你等会儿有什么要紧事吗？”我问，跟在他身边跛行走下水泥人行道，一暴露在阳光下就觉得酷热难当。佛罗里达西海岸是有春天的，但来得快去得也快，只够喝杯咖啡的光景，便急忙迎头北上担当重任去了。
“行。只要你继续吃就好，别当鸵鸟埋头瞎想。”
“我没事儿，但你四点钟约了萨拉索塔的哈德洛克医生。我想，不堵车的话我们刚好赶得上。”
“有一大群同学准备去公园野餐，这就是原因。还得带上学习笔记和飞盘。我负责带奶酪和法棍面包。而且我要迟到了。”
我搭住他的肩膀，“那不是伊丽莎白的医生吗？你在说什么呀？”
“那你现在为什么没出去吃午饭？”
“体检。老板，据说是你自己延后体检日的呀。”
“吃得像只大肥猪！”
“其实是怀尔曼。”我咕哝了一声，抓了抓头发，“是讳疾忌医的怀尔曼。我从没让他替我定日子。你可是我的证人啊，杰克，我决不会——”
“回答我的问题，伊。”
“不是他，他说你肯定会这么说的。”杰克说。他拖着我继续往前走。“走吧，走吧，我们现在上路，就不会赶上高峰时段了。”
她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谁？如果不是怀尔曼约的，还会是谁？”
到了这个节骨眼，帕姆肯定会穷追不舍地问下去：在那个同台合唱的女孩和你之间作出决定？而我问的是：“你吃了吗？”
“您的另一位朋友。黑人大块头。伙计，我真喜欢他，他酷毙了。”
“——想知道，当然，当爹的都想，但这次我帮不了你了。目前，我所知的一切只是我还爱着他——至少我认为我爱——也很想念他，但他必须做个决定。”
我们走到了雪佛兰车前，杰克为我打开了副驾座车门，但我只是站在那儿呆呆看着他，仿佛遭了晴天霹雳。“卡曼？”
“我不想当个探子，宝贝。只是当爹的都很好奇——”
“对，就是他。他和哈德洛克医生在演讲会后的招待会上谈了谈，卡曼医生刚好提到，你承诺要做的体检一直没做，他有点担心，哈德洛克医生就自告奋勇帮你做一次。”
“那还要再看看。”
“自告奋勇。”我说。
“所有的，还是——”
杰克点点头，在灿烂的佛罗里达阳光下灿烂地微笑着，年轻得不可思议，胳膊下夹着一本淡黄色封面的《丧葬科学之傻瓜指南》。“哈德洛克医生对卡曼医生说，他们千万不能让一位崭露头角、至关重要的天才画家出什么意外。正经地说，我也举双手赞同。”
“不去了，”她说，“已经完了。”只有四个字，区区四个字，但我能从中听到一个不同以往的、成熟的伊瑟，或许在不远的将来，这个伊瑟就会自如地穿着连身内衣和职业套裙，噔噔踩响八英寸跟的高跟鞋，或许还会把头发紧紧束在脑后，提着手提箱而非背着GAP双肩包，自信地走在机场大厅。不再是“如果如此”女孩了；你可以把“如果”从这个版本里划掉。但女孩依然如故。
“谢你一万遍，杰克。”
“还打算出其不意地去蜂鸟团探班吗？”我努力克制声调，好像只是好奇罢了。不能显露出我格外关注二十岁未满的小女儿的爱情生活。
他笑起来，“你别逗了，埃德加。”
“成千上万喽。”她说着，咯咯笑起来。
“我可以认为自己也酷毙了吗？”
“好一番恭维，我得用多少糖果才能报答你呀？”
“是啦是啦，你的酷是骨灰级。上车吧，趁现在过桥我们就不会堵车了。”
“爹地，你实在太了不起了。不只是康复，还杀了个漂亮的回马枪。”
3
“小软糖，我明白你的意思。”
果然，我们准点到达哈德洛克医生位于贝尼瓦街的办公室。根据弗里曼特的办公室等待原则，你必须在约定时间上再加三十分钟才能见到真正约见的对象，但这次却让我大吃一惊。前台小姐十分钟后就喊到我的名字，带领我走入一间令人愉悦的诊疗室，左边墙上贴的海报描绘了浸在脂肪中的心脏，右边的海报则显示了一瓣如经炭烧般的肺。正视前方，能看到一张视力检测表，哪怕我只能看到第六行小字，那也感觉不错了。
“妈妈说你犹豫不定，但她打算和你在岛上交的新朋友联合起来，非把你说动不可。我爱死这主意啦！听她的口气，就像以前一样！”她停下来喘口气，再开口时显然就没那么冒失了，“呃……也不完全，但多少是有点像过去。”
一个护士走进来，在我舌头下插入一支体温计，并搭了脉搏，接着在我手臂上绑了测血压用的布箍带，充气，细看读数。我问她情况可好，她露出公式化的微笑，“还行。”接着就开始抽血。做完这些，我得去厕所用塑料杯接尿，拉下拉链时我在心中暗骂卡曼。独臂人当然可以提供尿样，但潜在危机显然要大得多。
“你说过。”尽管独自一人，我还是忍不住咧嘴笑了。她说话的声音或许像琳一样成熟，但第一声试探性的“哈啰”之后，她又回到以前的老样子了，还是我的小伊瑟，欢声笑语，像可乐瓶里的泡沫那样兴高采烈。
回到诊疗室时，护士已经不在了。她留下一个文件夹，上面有我的名字。文件夹旁还有一支红笔。残肢突然一阵刺痛。我想也没想就拿过笔，放进了裤袋里。我的衬衫口袋里夹了一支蓝色圆珠笔。我取出蓝笔，放在刚才红笔所在的位置。
“我很好，爹地，但不如你好——我有没有跟你说过，那些画太棒了？我是说，我亲口对你说过吗？”
等她回来，你该说什么？我默默自问，笔仙进来过，决定换个颜色？
“亲爱的，你好吗？”
还没等我想出答案——也没想通我为什么要偷窃红笔，基恩·哈德洛克便走进来，向我伸出手。他的左手……也就是我的右边。当他身边没有那位留着山羊胡的神经科医生普林西比时，我发现自己还挺喜欢他的。哈德洛克六十岁上下，矮矮胖胖，留着牙刷毛式的白胡子，临床检查的礼仪也很到位，让人舒适又放心。他让我脱下外裤，仔细检查我的右腿和体侧。他在很多部位摁下手指，问我疼痛的程度。他还问我服用哪些止痛药，可当我回答说吃阿司匹林就行时，他却面露惊异之色。
她的声音立刻变得欢快了，“爹地！”
“接下来我要检查你的截肢部位，”他说，“可以吗？”
“嘿，‘如果如此’女孩，你干吗呢？”
“当然可以。你不用紧张。”
此刻已到中午，其实我不太希望逮到她在电话机旁。我认为她会和朋友们出去吃午餐。可是，偏偏和帕姆一样，铃响一下她就接了。她说“哈啰”时很紧张，怪得很，直觉告诉我：她以为来电者是卡森·琼斯，要么是来请求她再给一次机会，要么就是费一番口舌为自己开脱。解释一遍还不够，他得再三努力。我没去证实这番直觉是否属实，但那时，我不需要打破砂锅问到底。有些事是真是假，你就是知道。
“我会尽力的。”
7
我坐着，把左手放在赤裸的左腿上，往前看着视力检测表，他则单手握住我的肩膀，再用另一只手托住我的残肢。第七行字似乎是AGODSED。我不禁纳闷：一个神，会说什么？
“百万千万，还有一份爱藏在你的枕头下。”她说，好像在哄小孩。那也没错。我又坐了片刻，望着外面的海面，无心地揉了揉眼睛，继而满心希望：接下去的这通电话是今天的最后一桩任务。
声音似乎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我感到有些压力。“疼吗？”
我笑了，“有多爱？”
“不疼。”
“爹地，”停顿，“我爱你。”
“好的。不，不要朝下看，请保持直视前方的姿势。你感觉到我的手吗？”
“接下去也得这样，你要保证安全抵达佛罗里达。”
“嗯哼。在上面。有压力。”但没有刺痛感。怎么会痛呢？不复存在的那条手臂想要笔，而那支笔已经在我口袋里了，所以，现在它又安心沉睡了。
“是的，爹地。”我几乎能看到，她边回答边翻白眼呢。
“现在呢，埃德加？我可以叫你埃德加吗？”
“你有没有好好照顾自己呀？”我问她。
“没问题。还是一样的位置。有压力。很轻微。”
当然，她知道。
“现在你可以看了。”
你也是啊，琳，我心里说。我想起她七岁时的模样，病得一塌糊涂，帕姆和我都心慌意乱，以为她会夭折，但谁也不敢说出口。那时候，梅琳达总是瞪着大大的黑眼睛，苍白的小脸蛋，头发稀稀拉拉。有一次我甚至想到了《棍子上的骷髅》，并痛恨自己竟然有这种联想。更让我痛恨自己的是，在心里最隐秘的最深处，我知道自己想过：假如两个女儿之一必须忍受疾病之苦，那由她、而不是伊瑟来承担，我会高兴的。我一直试图让自己相信，我对女儿的爱是同等的，但那并不是事实。或许，对某些家长来说——我觉得对帕姆是——不偏心的爱是可能的，但我自己始终做不到。那么，梅琳达知道吗？
我转头去看。他仍一手扳住我的肩膀，但另一只手垂下。根本没有靠近残肢。“啊哟，猜错了。”
“嗯，我非常肯定，她和他闹别扭了。伊瑟说她觉得‘一切都结束了’。我这是照搬她的原话哦。里克倒是不吃惊。他说你永远都不能信任一个当众祈祷的人。我只知道，她听上去有点长大了，不再是以前我那个婴孩妹妹了。”
“没关系，截肢后的肢体有幻觉，这很普遍。我只是惊讶于痊愈的速度。而且没有疼痛感。一开始我捏得可用劲儿呢。一切都很好。”他又托住断肢，往上推。“这样会疼吗？”
“是说过。”
有点疼——感觉迟钝、隐约，还有点模模糊糊的发热。“有一点。”我说。
“因为她和卡森……她说她跟你说起过他……”
“要是这也不疼，我反而要担忧了。”他松手了，“再朝前看着视力表，好吗？”
“我可没打算传八卦。”
我照他吩咐直视前方，决定将至关重要的第七行字定为AGOCSEO。这样就说得通了，因为这些字母拼凑不出什么词句。
“你跟她通话时，别提里克要去，好吗？留给我亲自告诉她。”
“我用几只手指点着你，埃德加？”
“还没，为什么这么问？”
“不知道。”根本感觉不到他在触摸我。
“我会转告他的。”她的语气渐渐有了变化，“你和伊瑟通过话了吗？”
“现在呢？”
“很高兴认识里克。或许我会偷走他的贝雷帽。好歹我现在是艺术家了。”
“不知道。”
她用那尖细的嗓音叫起来，几乎让我的耳膜发颤，但我没有移开电话。我已经很久、很久没听到琳·弗里曼特这样兴奋地尖叫了。“谢谢，谢谢，爸爸——太棒了！”
“现在？”
“只要机票没卖空，你也不介意两人合住一屋——我估计那不成问题吧——他当然能来。”
“三只手指。”他都快摸到我的锁骨了。我突然想到——疯狂一念，却十分固执——如果我正处于绘画的癫狂态，准能感觉得到他的手指，随便何处，随便几指。事实上，就算他把手放在残肢下的空气里，我也能感觉得到。而且我认为他也能感觉到我……结果就不用说了，肯定能把这位好好大夫吓得尖叫着冲出诊疗室。
“他对前辈非常尊敬。”
他继续检查，从我的腿到我的头。他听了听我的心音，看了看我的瞳孔，还干了很多医生们拿手的小动作。等他把能干的事都忙完了，便让我穿上衣服，到大厅尽头的办公室里见他。
“他能保证不取笑你老爸吗？”
他的小办公室很招人喜欢，东西堆得满满的。哈德洛克坐在桌子后，背靠椅背。有一面墙上挂了些照片。我猜想，有些是医生家人，而另一些显然不是：和乔治·布什一世握手，和毛瑞·博文齐握手（在我的名人辞典里，他俩在智力上不相上下），还有一张是他和伊丽莎白·伊斯特雷克的合影，她竟是那么神采飞扬，漂亮得令人窒息。他俩都握着网球拍，我也认出了那个网球场——杀手宫里的。
“有啊……”
“我想象得出来，你很想马上回到杜马岛，让臀部放松些，是不是？”哈德洛克问，“每天这时候准会疼吧，我也敢说，刮风下雨时就会疼得像《麦克白》里的三个女巫一齐施法。如果你想要我开些维柯丁或普克赛——”
“他有护照吗？”
“不用，我吃阿司匹林就够了。”我好不容易才戒掉那些强力药，我不想现在重蹈覆辙，不管疼不疼。
“里克可以去吗？”
“你的康复太让人震惊了，”哈德洛克说，“我想，你不需要我来告诉你，你有多幸运，余生不用坐在轮椅里，转得头晕眼花。”
“你得过来自己判定。”
“我能活下来就已经感谢上天眷顾了。”我说，“看样子，你没觉得有何异样？”
“太不可思议了。别的画都这么棒吗？”
“血液和尿样报告还没出来，但我可以说，你状态很好。如果你担忧还有什么症状，我可以安排X光照你的右侧伤口和头部——”
这个问题能让我纠缠个把钟头。“就在这儿。”
“我没有任何忧虑。”我有症状，确实令我担忧，但照X光是无法指明症结的。也可能，是多处症结。
“你激动？妈妈给我发了些图片先睹为快，我都等不及要飞过去！你什么时候学会画画的呀？”
他点点头，“我仔细查看你的断肢，是因为你没有安装人造假肢。我原以为是因为你的伤口很敏感，也可能因为有感染征兆。但现在看来，一切都好。”
“我刚刚和你妈妈通过电话。你们会接到由我这场画展发出的正式邀请函，但她说你肯定会来，我真是太激动了。”
“我想……我只是还没准备好用假肢。”
“好多了，谢谢。”
“很好。岂止是很好呀。想想你完成的杰作吧！我不得不说，东西没坏就别去修。你的画……非同一般啊。我非常期待能到斯高图的画展上目睹真迹。我会带太太一起去的。她兴奋极了。”
“很好。链球菌感染好了吗？”
“太好了，”我说，“谢谢你。”听来有点平淡，至少在我自己听来好像不够激动，但我仍然想不通该如何回复这么多热烈的赞赏。
“爹地，你一切都好吧？”
“没想到你竟是出钱租鲑鱼角的房客，这很让人悲伤，也很讽刺。”哈德洛克说，“你大概也知道了，多年来，伊丽莎白一直把那栋屋当作艺术家专用休憩地。后来她病了，才允许那栋屋列入租赁地产名单，尽管她再三强调，不管谁租，都必须签三个月以上的长约。她不想让春季游客在那儿开狂欢派对。不能在萨尔瓦多·达利、詹姆斯·巴马等艺术大师们养精蓄锐的地方。”
一声男人的轻笑传来。唉，埃德加，我心里说，隔着千山万水你也要让他们隔着走廊喊话，你是个超级大浑球。
“我决不会因此责怪她的。那是个极其特殊的地方。”
她咯咯笑起来，可算让我心里的石头落地了。和琳开玩笑，你不可能预先知道哪一句会起效，因为她的幽默感很情绪化，就像四月午后那般时晴时雨。她高声喊起来，“里克！我爸爸……”后面有些话我没听清，“……贝雷帽。”
“是的，但在那里住过的艺术家中，只有极少数创作出了不同凡响之作。谁料到，随后迎来的‘房客’——曾在明尼阿波利斯建筑业叱咤风云的企业家——在车祸后来此疗伤，并且……啊，伊丽莎白一定心满意足了。”
我当然不想在鸡蛋里挑骨头。“好，我很高兴你交到了朋友。他有没有戴贝雷帽？”
“在建筑业界，我们称过度恭维为‘扣水泥高帽子’，哈德洛克先生。”
“——哎呀我真傻，”很难分辨她是被我逗乐了，还是恼火了。电话很清晰，但还没清晰到那个地步。“事实上，他是。”潜台词便毋庸置疑了：想要挑毛病了吗？
“请叫我基恩，”他说，“可听过你演讲的人都不会觉得我是在吹捧。你就是个奇迹。我真希望伊丽莎白能在现场。她肯定会盛装亮相的。”
“一切都好，”我说，“刚才是你的室友吗？”这是句玩笑，但她那一贯的、毫无特征的沉默让我领悟到，什么叫做哪壶不开提哪壶。“没什么大不了的，琳，我只是——”
“或许她能参加开幕式。”
梅琳达慌里慌张地跑来接电话，“爹地？爸爸？一切都还好吧？”
基恩·哈德洛克非常缓慢地摇摇头，“我怀疑她去不了。她拼着老命和阿尔茨海默症抗争，但到了时候，疾病总会轻而易举地获胜，譬如多发性硬化，还有癌症。不是病人太弱，那只是一种自然现象。一旦症状开始加剧，通常以暂时性记忆丧失为标志，倒计时就开始了。我担心伊丽莎白的大限已到，真让人难受啊。我一眼就看出，也相信演讲会现场的每个人都已发现，兴师动众的场合让你很不自在——”
话筒咣当一声被放下了。刹那间，我看到了一幅卡通图景——非常清晰，非常不合情理，很可能是帕姆提及我给生病的女儿画卡通小人书引发的——巨大的臭鼬戴着贝雷帽，鼎鼎大名的卡通名人：佩佩乐佩由先生正神气活现地在我女儿的套间（巴黎那些卧室与起居室合二为一的公寓，是这么说的吗？）里昂首阔步，白条纹的尾背弯出几道波纹。
“真是明眼人。”
“没错，你打对电话了。”话筒被挪开了，“梅琳达！是你父亲，我想是吧。”
“——但如果她在，她就会帮你享受那种氛围。我认识她都快大半辈子了，所以可以这样告诉你，她会愿意监管一切，包括每一幅画该挂在画廊的什么位置。”
“呃，我大概打错电话了，”我说，好像自己不仅是个捣乱的浑球，还是个只会说美国话的笨浑球。“我找梅琳达·弗里曼特。”
“真希望我早点认识她。”我说。
“喂？喂？”有点不耐烦了，“谁呀？”
“她很了不起。她四十五岁时，我二十岁，我俩搭档混双，赢了高船岛网球锦标赛冠军。那时我刚好休学年假回来。那座奖杯，我至今都珍藏着。我猜想她也保留着奖杯。”
过了好几秒，我都没说话。法语让我有点晕乎。事实上，是年轻男子的法语让我有点晕头转向。
这让我想起了别的收藏品——你会找到的。我很肯定——但还来不及细想彼时情境，又突然想到了另一件事。相对来说，就是眨眼之前的事。
“喂？哪位？”
“哈德洛克医生——基恩，伊丽莎白自己有否画过？油画或是素描？”
6
“伊丽莎白？没有。”他笑了。
我们就这么谈了半个小时。
“你说得很肯定。”
“接下来，是铅笔素描。”我说。
“是的。我问过她一次，记得非常清楚。那是诺曼·洛克威尔来此演讲的时候。他没有住你的小屋，而是丽兹酒店。诺曼·洛克威尔真是个神人啊！”基恩·哈德洛克摇摇头，笑意更浓了，“上帝啊，那场面可热闹啦，艺术委员会宣布‘周六晚邮报’先生驾到时，大呼小叫闹成一片。那是伊丽莎白出的点子，她喜欢那种能掀起轩然大波的噱头，她说他们大概会填满本希尔格里芬体育馆——”他看到我一脸茫然，便修正说，“就是佛罗里达大学。‘只有鳄鱼队才能存活的沼泽地’？”
“《海贝上长出的玫瑰》，我记下了。”只见过我一次的爱丽丝似乎很高兴我们在谈正事了。
“如果你说的是橄榄球，我从头到尾只知道维京队和帕克斯队。”
“我知道，所以现在就把具体时间都告诉你，不过，爱丽丝，听着：第一张幻灯片不需要打日期，那该是《海贝上长出的玫瑰》。你明白了吗？”
“回到正题，就在洛克威尔掀起观众骚动的时候，我问起她自己的画艺。顺便插一句，他的画果真销售一空；不止是在格尔巴特，中城区也一样。伊丽莎白开怀大笑，说她只能画出木棍儿般的小人儿。事实上，她打了个比喻，用的是运动术语，大概这让我想到了鳄鱼队吧。她说自己就像那些富有的大学赞助人，只不过她的兴趣点不在于赞助橄榄球队，而只是纯艺术。她说，‘宝贝儿，如果你当不成运动员，那就赞助运动员；如果当不成艺术家，那就喂饱他们，照顾他们，确保他们水深火热时还有个地方可以投靠。’但要说她自己的艺术天赋？绝对是没有的。”
“可是我不知道每张画的创作时间，我一直想告诉你来着，可——”
我很想告诉他，玛莉·爱尔的朋友安吉·温特伯恩是怎么说的。但我的手碰到了口袋里的红笔，便决定不说了。我知道，自己只想尽快回到杜马岛，只想画画。《女孩和船No.8》是该系列里最嚣张的一幅，尺寸最大，画面也最复杂，眼看就快完成了。
“好的。简单地说，我们需要按照创作时间来排序——”
我站起身，伸出手，“谢谢你为我费心了。”
“那还用说？万事俱备。”
“别客气。如果你改主意了，想要开点强劲的止痛药——”
“您手边有记事本吗？”
4
“当然，埃德加，我当然愿意。”很明显，语气舒畅起来，如释重负。这让我觉得自己像个英雄。当然，也像只过街老鼠。
通往杜马岛的吊桥拉起，以便某位富翁的水上大玩具驶进海湾。杰克坐在雪佛兰的驾驶座上，欣赏着在前甲板上晒日光浴的绿色比基尼美女。广播调在骨头频道，刚刚播完一则代理经销摩托车的广告（骨头频道里，摩托车销售广告最多，也有很多抵押借贷的金融服务），便插入谁人乐队的歌：《魔力巴士》。截肢骤然抽痛一下，然后，开始痒了。瘙痒慢慢地向下蔓延，慵懒缓慢，却隐伏得很深。非常深。我把音量调大一度，探入口袋取出偷来的笔。不是蓝色，不是黑色；而是红色的。在夕阳光线里欣赏了片刻，用拇指推开笔套，又四处摸索起来。
“能耽误您一两分钟吗，我想商讨一下讲演会上用的幻灯片的标号顺序。”我说。
“要我帮你找东西吗，老板？”
“是，埃德加？”甜美转变为谨慎。以前她就用这种口气和我说话的吗？难道我完全没注意？
“不用。盯着更年轻的宝贝儿吧。我自己就行。”
“嗨，爱丽丝，我是埃德加·弗里曼特。”
我翻出一张“改装车大赛指定汉堡”的免费赠券，上面写着“你得吃！”。我把券翻到背面，便成了一张白纸。我画得飞快，根本容不得半点思考。那首歌还没完，我就画好了。小小的图画下面，还有五个字母。那张画很像上辈子的我边打电话和人砍价（通常是和白痴）时的随手涂鸦。五个字母组成一个单词：PERSE（珀尔塞），我那神秘幽灵船的名字。只不过，我不确定你会怎么念。我可以把重音放在后面一个E上，听起来更像是Persay（珀赛），但我觉得这么读也不对。
多么甜美悦耳的声音啊，早在十天前我就该熟悉了。
“这是什么？”杰克凑过来看，然后自问自答。“红色小野餐篮。挺可爱的。这钱包（Purse）是什么意思？”
“斯高图画廊，我是爱丽丝。”
“你把它读成persie了。”
5
“那我还是相信你的读法吧。”吊桥下的栏杆升起了，杰克发动汽车，直奔杜马岛。
我瞪着搁在膝头的无绳电话，骂道：“操死你，死电话。”然后又开始拨号。
我端详刚画的红色小野餐篮——你大概把这种柳条边的玩意儿叫作‘累赘’吧——只觉得万分眼熟。然后意识到这种眼熟并不是因为我亲眼见过它，而是这幅画所表示的“语汇”本身是我熟悉的。去找南·梅尔达的野餐篮，我载着怀尔曼从萨拉索塔纪念医院回岛的那夜，伊丽莎白这么说过。那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她神志清醒，现在我全想起来了。在阁楼上，是红色的。还有：你会找到的。我很肯定。还有：东西在里面。然而，我刚一追问，她就无法回答了。她的神思又溜走了。
我们道别、收线时才十点三刻。那年冬天，只有在小粉红的傍晚到夜间，时间才会眨眼飞逝——站在画架前，我会深思西天的色彩怎么会流转得那么快；而早上把拖得没法再拖的电话一一打遍时，时间竟过得如此缓慢。就像吞下苦口良药，一片又一片，我也得拨打一通又一通电话。
在阁楼上，是红色的。
“千万别客气。”
“当然是咯，”我说，“一切都是。”
“谢谢了。”我说。
“你说什么，埃德加？”
“怎么了，宝贝？”我相信，她是下意识说出昵称的，不假思索，也不知如何收住话音。啊，很好，当我远在佛罗里达喊出她的熊猫昵称，然后在一步步向北的途中逐渐降了温时，她大概也有同感。
“没什么。”我瞪着偷来的笔，说，“只不过是彻底想明白了。”
“没问题。还有，帕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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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必须给女儿们打电话，因为她们等得都快抓狂了。尤其是伊瑟。好吗？”
《女孩和船No.8》是该系列的最后一幅，我几乎能确定。它真的已是完成态，我却仍然站在斜长的夕阳光影里凝视它，思忖着。衬衫已经脱去，铜斑蛇之路乐队在骨头里号叫。我在这幅画上花的时间比任何一幅画都要长——我突然意识到，那几乎相当于别的画所用时间的总和。它令人心绪难宁。因此，每次画完我都会用白布遮住它。此刻，当我希望自己能冷静、不带情绪地看看它时，才发现，心绪难宁一词根本不确切，这幅宝贝画他妈的能把人吓出病来。看着它，就像看着心智渐渐游离。
“什么？”
或许，这幅画是永远画不完的。显而易见，仍有空余之处可以画入一只红色的小野餐篮。我可以让它挂在珀尔塞号的船首斜桅上。去他妈的，为什么不呢？这天杀的画里已经堆满了人影和物事的细节。再画一样进去，总会找得到地方的。
“我们已经联手了，不是吗？”她听上去神采飞扬的，“你需要的。不过你还得为我做一点事。”
一支画笔已经浸饱了血色的颜料，我伸手去拿时，电话铃也响了。如果我已经提笔，肯定是不会去接的，就让它去响。但我没有那么做。野餐篮只是一个花音，但我已经把主旋律复调都画齐了。于是，我把笔放回，再去接电话。怀尔曼听起来十分激动。
“是啊。”我说，“他绝对是人才。你们俩联手，准保把我治得乖乖的。”
“埃德加！今天下午她清醒过一段。或许不能说明什么，毕竟我不能让期望值升得太高，但我以前见过这种反复。一开始先是明白了什么，然后又明白了什么，一阵接一阵地汇总起来，她就又变回她自己啦，至少清醒了一段时间。”
“我会写完请柬，电邮给怀尔曼先生。你可以先过目一遍，再让他打印出来。他可真是稀有宝贝啊，你的怀尔曼先生。”
“她知道自己是谁了？知道在哪里了？”
“是吗？那好吧。”
“不是现在，而是半小时前，大约五点半开始好转，她知道自己是谁、身在何处，也知道我是谁。听着，朋友，她甚至自己点了香烟！”
“我想帮上忙。”
“我保证向军医处处长报告。”嘴上这么说，我却在回忆。五点半。恰好是我和杰克在等吊桥降下的时候。也就是，我感到有画画的冲动的时候。
“小——”差一点要说小熊猫，“帕姆，我不想麻烦你。”
“除了香烟，她还有什么要求？”
“埃迪，你愿意让我负责发送邀请函的事吗？就按照我做的那个样板？我可以做些具体修改，再把文辞润色一下。”
“她要吃东西。但在那之前，她要去瓷亭。她想要她的小瓷人儿，埃德加！你知道她忘了有多久？”
“不。大概是住在法伦湖的那会儿，我才有了画画的念头，但一旦提笔画起来，倒比我预料的要顺利。”我想到《怀尔曼目视西方》和没有嘴巴和鼻子的布朗糖果，觉得自己刚刚说了一句本世纪最保守的评语。
其实我非常清楚。听到他为她的好转激动万分，我也很欣慰。
“安齐尔觉得你应该试试，把小人书拿去出版，你不记得了？可是这些画……我的上帝啊。你以前知道自己能画得这么优秀吗？”
“不过，我把她送到瓷亭后，她又犯迷糊了。她四处看看，问我珀西在哪儿。她说她想要珀西，还说珀西要钻进饼干桶。”
小鹿唐纳德胆子小，系个铃铛轻轻响，小心翼翼朝前跑，可是……“不记得了。”我说。
我看着我的画。看着我的船。现在它是我的了，没错。我的珀尔塞。我润了润干燥得像皮革的嘴唇。就像我在车祸后第一次醒来时那样干燥。也像我记不得自己是谁的时候那样。你知道这有多古怪吗？记得自己在忘记。就像站在无数镜子中间，看到无数个镜子和自己。“哪一个瓷人叫珀西？”
“小鱼弗雷迪？大螃蟹小卡拉？胆小的小鹿唐纳德？”
“我他妈的怎么知道。每次她让我把曲奇罐扔进锦鲤池时，总是非要把一个女瓷娃娃放进去。通常都是脸孔被撬掉的那些牧羊女。”
“我画过？”我记得梅琳达有一年生大病；接二连三地得传染病，攒到最后还有一场痢疾恶狠狠地发作，搞不好是抗生素吃太多引起的，那次，她在医院里住了整整一星期。那年春天她掉了十磅体重。要不是有暑假——还有她A等生的聪明才智——她或许得重读一年。但我不记得自己画过什么小人书。
“她还说了什么？”
“后来，你的朋友怀尔曼给我电话，告诉我你需要帮助……他就把那些画发给了我。我都等不及想看原作了。我是说，我早就知道你有些天赋，因为以前琳病得厉害的那一年，你就画了那些小人书——”
“她想要吃的，我跟你说过了。西红柿汤。还有桃子。等她不再茫茫然盯着瓷娃娃看了，就又变得一脸迷糊了。”
“我明白了。”现在的她听起来很像过去的帕姆，看来，她大概真的找对了医生。
是不是因为没看到珀西在那儿，她才迷糊？还是珀尔塞？或许……可是，即便她曾经有过一艘瓷船，我也从没见过。我不止一次地想到，“珀尔塞”这个名字很滑稽。你没法信它。因为它老是在变。
“我的心理医生说，事情并不在于你怎么想，而是我怎么想。”
怀尔曼说：“那时候，她还说，桌子在漏水。”
“帕姆，你不欠我任何——”
“在漏吗？”
“不过，我有所好转了。我又开始去教堂了。你会相信吗？还有心理医生。我每周见她一次。”她顿了顿，又一股脑儿地说下去，“她很棒。她说，谁也无法关闭连通过去的门，只能予以修正和改善，然后继续往前走。我明白，但我不知道该怎样补偿你，埃迪。”
电话里沉默了几秒。然后，“我们是不是在讲笑话呀，关于怀尔曼弄坏了多少家具，我的朋友？”听起来，他不是很有幽默感。
我刚想问蓬蓬球是什么，又即刻想到了那只猫。
“不，我只是好奇罢了。她怎么说的？具体点？”
“但这真的太难以置信了，甚至你打电话告诉我那些事儿之后，我还是没法相信。你知道，你说中了我的新电视。还有蓬蓬球。”
“就是这么一句，‘桌子在漏水’。可她的瓷娃娃们都在桌子上，很结实的桌子，你也知道的，可不是水桌。”
幸好，我说的是：“帕姆，别说了。”
“你冷静点。别死脑筋。”
我没有离开你！我差一点就喊出声来。就差那么一点。惊险极了，激出我一脑门的汗。我没有离开你，是你提出离婚的，自作聪明的伍婆（该说是巫婆）！
“我使着劲儿让脑筋转呢，但我不得不说，你说起话来剑走偏锋，埃德斯特。”
“我在很多人面前丑态百出，自从你离开我之后。”
“别叫我埃德斯特，听起来活像是福特古董车。你给她上了汤，她就……怎么了？迷糊了？”
我猛然醒悟，她是边哭边说，不禁有点着慌。“帕姆，听我说。”
“就是这么回事儿。还砸烂了一对瓷偶——一匹小马和一个牛仔女郎。”他叹了一声。
“其实，和伊瑟和琳都通了话，但当我和伊瑟聊起来时，故意把话题扯到汤姆身上，我一听她的口气就知道了，她对于我们的事儿一无所知。在这一点上，我也误会你了。当时我真是丑态百出……”
“她是在你上菜前还是上菜后说‘漏水’的？”
“是的，我——”
“之后，之前，有什么关系？”
“我也和伊瑟通了话，关于你的画展。”
“我不知道。”我说，“到底是前是后？”
这就像，肚子上紧紧勒了一根皮带，突然解套松开了。有时候，事情会有好结果。有时候真的有。“那很好，帕姆。”
“我想……之前吧，对，是在前。上菜之后，她基本上对一切都没兴趣了，包括第一百万次把甜蜜欧文扔进池塘里。我用她最心爱的杯子盛了汤，可她一把就推开了，热汤都溅到她可怜的老胳膊上了。好像她也没感觉到烫。埃德加，为什么你要问这些？你知道什么情况了吗？”他准是拿着耳机到处走。我听得出来。
“真是难得碰到这种事啊。他的原话是这么说的，‘如果没有你，我现在已是死人了’。而我不能告诉他应该谢你，那未免也太疯狂了。”
“没什么。我纯粹是在暗中摸索，看在上帝的分上。”
“没有。”事实上，我最近也刚接到某人的电话，感谢我拯救了他的视力，因此我很理解她的言下之意。
“哦？你用哪条胳膊摸索的？”
“汤姆·赖利给我打电话了。就是两天前。他恢复吃药了。用他的原话来说，他打算恢复用药，再去‘拜访一下’，我猜是说拜访他的心理医生，他打电话来是为了感谢我救了他的命。你有没有接到过这样的道谢电话？”
这句话把我噎住了，但我们已是如此亲密的伙伴，撒谎就不够意思了，哪怕实话就像蠢话。“右边的。”
“你？你为什么非要向我道歉？”
“好吧，”他说，“那好吧，埃德加。真希望我能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仅此而已。因为确实有点蹊跷。”
“我也欠你一声对不起，”她说，“那么，我们就算扯平了吧。”
“或许是有点蹊跷。现在她怎么样？”
我这是道歉吗？好吧……不去管了。大概多少也算吧。“那，我同样很抱歉。”
“在睡呢。而且我显然打扰你了。你在干活。”
接下来是好长一段沉默，我不得不怀疑她已经悄悄地挂了电话。可她终于还是开口了，“我还在，埃迪——我只是需要时间从震惊中回过神来。我都不记得上一次你向我道歉是什么时候了。”
“我没有，”我说，把画笔甩到一边去。“活已经干完了，我想我也该歇一阵子了。从现在起，到画展开幕，我只想散散步、捡捡贝壳。”
我深呼重吐一口大气。怀尔曼说过，上帝最恨懦夫。当然他也说过别的。“我打电话来是为了说谢谢。我一直表现得很操蛋。你愿意出手相帮，那正是我需要的。”
“多崇高的志向啊，但我认为你做不到。像你这样的工作狂，没门儿。”
“是吗？”语气里，听不出她的真实情绪。
“我觉得你错了。”
“我……挺好。很好。我刚刚和我朋友怀尔曼谈了一会儿。他把你俩合做的邀请函给我看了。”你俩合做。听上去不太友善，甚至有点像阴谋，可还能怎么说呢？
“好，我错了。反正也不是第一次了。你明天会过来探望我们吗？如果她又活过来了，我想让你也看到。”
“你好，埃德加。”她很谨慎地说，“你好吗？”
“说定了。或许我们还能打几拍网球。”
“帕姆。我是埃德加。”
“我没问题。”
今天我抽中了一号签。铃声响了一下，帕姆就接了。于是，万般祈望缩成一个小小要求：但愿这场谈话比上次轻松些。事实上，是比前几次都要轻松才好。
“怀尔曼，还有件事。伊丽莎白以前画过画吗？”
我坐在佛罗里达屋的沙发上。心怦怦地狂跳。这种电话，谁都经历过几次吧，一方面期待第一次就能打通，以便把事情搞定；同时又希望打不通、没人接，这样你就可以正当延怠，把难题、甚至是痛苦的谈话拖延一会儿。
他放声大笑，“天知道！我问过她一次，她说她只能画木棍儿般的小人。她还说，自己对纯艺术的兴趣跟那些富有的大学赞助人热衷于赞助橄榄球队或篮球队没什么差别，她开玩笑说——”
“哈啰？”
“如果你当不成运动员，那就赞助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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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字不差！你怎么知道的？”
我便开始听。
“这句话不新鲜了。”我说，“明天见。”
“是吗？那就好好听着。”
我挂了电话，呆立片刻，望着海湾夕阳燃烧如炬，可我没有想画的欲望。那句话，和她对基恩·哈德洛克说的一模一样。我还敢肯定，如果再问别人，一次两次甚至十多次，还会听到同样的逸闻：她说她只能画木棍儿般的小人；她说，如果你当不成运动员，那就赞助运动员。可是，为什么？因为诚实的女人会偶尔搞错事实，但不露马脚的撒谎者却从不会擅改其言。
“那还挺有用。”
我没有问过他红色野餐篮的事，但我让自己相信，不问也没关系；如果它在杀手宫的阁楼里，那么，明天会在，后天还会在那里。我对自己说，有的是时间。当然，我们不是一直这么哄骗自己的吗？我们无法想象时间飞逝而尽，上帝会因为我们无法想象的事情而惩罚我们。
“我不能告诉你该说什么。”怀尔曼说，“但可以给你些参考，就像这个。”他把那本小册子，或者说是邀请函递给我，“我可以给你个模板。”
我用近乎嫌恶的眼神看着《女孩和船No.8》，把盖布蒙上去。我终究没把红色野餐累赘篮加画在船首的斜桅上；再也没有在那幅与众不同的画上添过一笔；那是我住进浓粉屋的第一张速写的最后一代子嗣，我终将命名为《地狱No.8》的那幅画或许是我有生以来画得最精彩的作品，但出于某种诡异的缘由，我几乎把它忘记。直到画展开始。而那之后，我就再也忘不掉了。
我想开口驳倒他。但我想到达利的画。想到梵高的妙不可言的杰作，《星空》。甚至想到安德鲁·维斯的画作——不是《克里斯蒂娜的世界》，而是画作内部的细节：留白的空间里，光线既充实又古怪，仿佛同时来自两种方向。我又闭紧了嘴巴。
6
这个婊子养的竟然大笑起来，“如果你照实说……他们会相信你的。”
野餐篮。
“埃德加怎么了？”
该死的红色野餐篮装满了她的画。
可怀尔曼非常沉稳地说：“埃德加！”
何其魅惑我心。
这就是心结。脱口而出了。所有麻烦的根源。
即便到了今天，四年后，我发现自己仍不能忘怀，依然在假设、在揣测：如果我把别的事都推得一干二净，坚持猎寻它，那会造成多大的改变？最终，它是被找到了——是被杰克·坎托里找到的——但为时已晚。
“我该怎么讲呢？”我问。我的手掌还搁在伊丽莎白的头发两侧，感受着发质的光滑，就像很久以前女儿们用香波洗发后那样；当回忆以最强烈的姿态出现时，老动作就会困扰我们，徘徊不去，反而令我们的肉体变得像鬼魂。“我该怎么去说绘画的过程呢？至少有一部分是超自然力？”
或许——我真的说不准——什么也改变不了，因为某种能量在施力，对杜马岛、也对埃德加·弗里曼特施力。我可以说，正是那股力驱使我走到那一步吗？不。不是它令我到杜马岛的？不，我也没法如此定论。但当三月转向四月时，它已经开始攫获强力，甚而悄无声息地蔓延至更广更深之处。
“谢谢，埃德加。谢谢你，我的朋友。”
那个篮子。
伊丽莎白打起盹来，但头发还在脸颊上飘，她用手指去拨拉，好像在被昆虫骚扰。我站起来，从轮椅扶手下的袋子里取出一根橡皮筋——那儿总存着这玩意儿，五颜六色的——再帮她扎了个马尾辫。我也曾给梅琳达和伊瑟扎过辫子，回忆甜蜜而又苦涩。
伊丽莎白的、天杀的野餐篮。
我默默地坐着，努力设想帕姆惊傻的表情。我想得出来，但想到的那张被惊喜和困惑照亮的脸庞是多么年轻啊。已有好些年头我无法再让她惊成那样了。
是红色的。
“她惊得都傻啦，朋友。”
7
“她有何反响？”
怀尔曼希望伊丽莎白渡过难关，但看起来没有希望。她毫无气力地窝在轮椅里，嘟嘟哝哝，时不时用苍老的鹦鹉般的破锣嗓嚷嚷着要烟抽。他雇下海港私人护理中心的安妮玛莉·惠瑟尔，每周来四次。多一个帮手或许能减轻怀尔曼的工作压力，但丝毫无助于消解他的忧愁；他伤心极了。
“是我。”
但那是我必须用眼角偷偷去瞥才能看出的端倪。四月的烈日热浪蜂拥而来。提到热浪……我正置身其中。
“是你把画发给帕姆的，对吗？你给她发送了JPEG的小图。”
玛莉·爱尔的采访一经刊出，我就成了本地名人。怎么会不出名呢？艺术家就够惹眼的了，尤其是在萨拉索塔地区，曾经建筑银行大厦，然后弃商从画的艺术家就更容易出名。而天赋爆棚的独臂艺术家？那绝对是千载难逢的黄金热点新闻。达里奥和杰米帮我安排了一系列采访，还包括第六频道的一次视频专访。我现身于位于萨拉索塔的录影棚，头疼得稀里糊涂，像个傻子一样，还得了一枚印有“第六频道为您观测预报太阳海岸天气”的保险杠贴纸，真是莫大的殊荣，结果，我把它贴在了写有“恶犬”的木栅栏上。别问我为什么。
他挥手弹了我一下，好像在说，我们又和好了。
我也接受了佛罗里达旅游局的安排。那时候，怀尔曼光忙着让伊丽莎白吃东西了，她除了吞云吐雾外，几乎粒米不进。我还发现，自己竟可以每隔两三天就和帕姆在电话里讨论明尼苏达州的宾客名单，还要为从别的地方赶来的亲朋好友制定行程表。伊瑟给我打过两次电话。我认为她是强作欢笑，但也可能是我多虑了。我用委婉的方式探问她的恋爱进展，但每次都被她果断地中止。梅琳达也打来电话，问我戴几号的帽子，还有别的琐事。我问她干吗问这个，她却不肯说。等她挂了电话十五分钟后，我突然反应过来：她和她的法国男友真的打算给我买一顶该死的贝雷帽！便忍不住大笑一通。
“你的脸请参见我的屁股，”我说，“埃德加·弗里曼特，当下今日。”
一名驻坦帕的联合通讯社记者赶到了萨拉索塔，他本想来杜马岛，但我一想到有记者踏进浓粉屋，听着我现在昵称为海贝呢喃的声响便受不了。于是，采访改在斯高图画廊进行，其间，还有位摄影师为精心挑选的三幅画拍了照片，分别是《海贝上长出的玫瑰》《槐米的夕阳》和《杜马岛路》。采访时我穿着“凯西岛钓鱼屋”T恤衫、反戴棒球帽、短袖袖管里只有一截残肢的照片却传遍了全国报纸。从那以后，我的电话简直被打爆了。安齐尔·斯劳卜尼克来电，聊了二十分钟。说到一半，他说他老早就知道我藏了一手。我反问他：“藏了什么？”他答：“狗屎，老板。”我们便像神经病一样狂笑一通。卡迪·格林来电，我听她一吐为快，关于她的新男友（不太妙）和新策划的自助项目（妙极了）。我告诉她卡曼特意前来听演讲，也帮了我大忙。讲到最后，她哭起来，说她从没有过这么有胆量、反败为胜的病人。接着又说，等她见到我时，会命令我躺倒、给她做五十个仰卧起坐。那听起来才像我的老朋友卡迪嘛。但最出乎意料的是陶德·贾米森——不下二十次把我从人形碎肉堆里挽救过来的医生，寄来了一瓶香槟，还附有一张卡片：期待观赏你的杰作。如果怀尔曼和我赌画展前我会不会提笔作画，他肯定输。没有采访之类的大动作时，我只是散步、阅读，或是睡觉。有一天下午，我和他坐在杀手宫木栈道尽头的条纹遮阳伞下品绿茶时，我还特意提到这事儿。那天，距离画展开幕已不到一周了。
“溜之大吉，逃跑呗，”他好像在为自己辩护，解释道，“英国俚语。参见伊夫林·沃的《军官和绅士》，一九五二年。”
“我很高兴，”他只是答，“你需要休息。”
“溜溜走？”我问，“溜溜？这是他妈的什么玩意儿啊？”
“那你呢，怀尔曼？你最近如何？”
“怎么？”他问，“你还不信？”
“不太好，但我会存活——葛洛利亚·盖诺，一九七八年。简而言之，很伤心。”他叹了一声，“我要失去她了。我总说她还会缓过来的，但那大概是在逗自己开心，我快留不住她了。这不像是失去朱莉亚和埃斯梅拉达，感谢上帝，但仍然堵得我心里难受。”
我面带怀疑地看着他。
“我很遗憾，”我把手搭在他的手背上，“为她，也为你。”
“如果你在讲演会现场溜溜走，开幕式晚会就会让你加倍难受——”
“谢谢。”他眺望海波起伏，“我经常觉得，她根本不会死。”
我不禁发出呻吟。
“不会？”
“好。现在我想和你谈谈演讲的事儿。”
“不会。我想海象和木匠会来接她。他们会带她走，就像是带走那些信赖他们的小牡蛎。带她沿着海滩走下去。你记得海象是怎么说的吗？”
“好吧，”我说，“我全都听你的。”
我摇摇头。
“帕姆和我把航班的事全安排妥当了，”怀尔曼说，“除了从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机场起飞的客人，还有从别的地方飞来的。”他拍了拍那本手工打印的小册子，“这里提到的法航和三角洲航空的航班都已经订好了，你女儿梅琳达真的已经确认过了。她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伊瑟也是。她们只是在等待，等你正式邀请她们。伊瑟想要给你打电话，可帕姆让她再等等。她说这事儿必须等你自己定夺，不管在你们的婚姻里她办砸了哪些事，朋友，在这一点上她完全正确。”
“‘我们把他们带到这么远，还让他们一路小跑，再如此捉弄他们似乎很可耻。’”他猛地抽出手臂挡在脸上，“瞧我呀，朋友，我在哭，就跟海象一样。我是不是很蠢？”
“不是腌菜，是醋渍蛋。”我说着，大块头安齐尔那张宽阔、扁平的笑脸此刻似乎近在眼前。安齐尔，在我手下工作足有二十多年，最后，一次严重的心脏病爆发才让他退出职场。安齐尔，不管我向他提什么要求，哪怕看似蛮横无理，他总是回应说，老板，我去办。
“当然不。”我说。
怀尔曼看到我的手在揉额头，这才松了口。“听着，她联系的大多数人都已经口头答应会来，当然，他们很乐意来。你的老部下安齐尔·斯劳卜尼克对帕姆说，他会给你带一大罐腌菜。她说，听上去他都快激动死了。”
“我真恨啊，恨自己终要面对那个念头：她这一次会永远地消失，而她的灵魂却跟着海象和木匠沿着海滩越走越远，什么也没留下，只剩一堆软绵绵的皮肉还没彻底忘记如何喘气。”
“不是。”其实我是。老朋友般的愤怒又回来了，期盼能挑动语气、再抬高嗓音，让我像骨头频道里的玫瑰轴乐队那样号叫出来才作罢。我抬手，用手指点住右眼上方，就在那儿，头痛正在酝酿风暴。今天我不会再画了，全是怀尔曼的错。就该怪怀尔曼。有那么一瞬间，我希望他的眼睛是瞎的。不止是一只眼，而是双眼全盲。我也突然意识到，我可以那样子画他。如果怒火狂泻的话。
我无言以对。他又用前臂抹了抹眼泪，再深深地猛吸一口气，说：“我细看了约翰·伊斯特雷克的生平故事，讲到他的女儿们如何溺亡，以及随后发生的事——记得吗，你曾经让我去查的。”
“你要发火了吗？”
是我，但似乎是很久以前的事，也无关紧要。现在我思索的是：是什么想让我有这种感觉？
“他们不……我不……他们不能……”
“我在互联网上搜索，找到好些本地报纸，还有一些回忆录是可以下载阅读的。其中有一份叫《航行与蜂蜡，诺科米斯的少女时代》——朋友，我绝对没和你开玩笑，作者是斯黛芬妮·韦德·格拉佛—米勒。”
他没理睬我。“你是想让我相信，能经营那么庞大的企业的家伙反倒搞不定几张机票和十几间酒店客房？更何况，他只需张张口、吩咐办公室职员就行？他们都巴不得听命于他呢！”
“听上去有些年头了。”
“帕姆言过其实了。”
“可不是嘛。她写道：‘快乐的黑奴们，一边摘橘子一边用甜蜜的歌喉颂唱简朴赞歌。’”
怀尔曼依然神色严厉。如果此刻我正站在证人席上，恐怕早就被吓得眼泪汪汪屁滚尿流了；法官便只能宣布休庭，让法警拖地板，或者顺便也把我擦擦干净。“帕姆说，如果你把弗里曼特公司建的楼从圣保罗市的天际线里去掉，那座城市便会退回到一九七二年德梅因的模样。”
“那肯定是Jay-Z说唱乐火爆之前的事了。”
“不对，你们全都搞错了。”我说，但这些话软绵绵的，听起来毫无说服力。“只是所有这些组织事宜逼得我快发疯了，我……你知道的……我只是想往后拖延罢了。”
“又答对了。更妙的是，我还和住在凯西岛的克里斯·夏宁顿聊了聊，估计你肯定见过他。花里胡哨的怪老头，拄着疙疙瘩瘩的石楠木拐杖，走遍了每一个犄角旮旯，拐杖几乎和他一样高，他还总戴一顶大草帽。他的父亲是埃利斯·夏宁顿，也就是约翰·伊斯特雷克的园丁。根据克里斯所言，溺水事件发生后十天，正是埃利斯把玛丽娅和汉娜——伊丽莎白的两个姐姐——带回了布莱顿学校。他说：‘两个叽叽喳喳的小姑娘为小妹妹的死伤心欲绝。’”
“自我介绍完毕，我们立马就进入第一项议程，亦即：让帕姆·弗里曼特明白，再过五周，她前夫的大型艺术个展就要开张了。第二，她给航空公司打了电话，才知道她前夫在预订专机事宜中也放了鸽子，怀尔曼呢，就提着电话等，充分利用刚刚恢复的视力玩起了填字游戏。于是我们继续讨论下去，关于埃德加·弗里曼特是否打心眼里决定，大展时候一到，他只管大闹天宫，一跑了事？这些可都是我荒废的青春期里常用的字眼。”
怀尔曼把老头的南方口音模仿得惟妙惟肖，可我不知为何又想起了海象和木匠，身后跟着小牡蛎，一起走在沙滩上。那首诗，我只能清楚地记起一小段：木匠对牡蛎们说，这段旅程真愉快啊，但显然牡蛎们无法回答，因为他们都被吃了——一个没剩。
我无言地瞪着他。
“你现在想听故事吗？”怀尔曼问。
“胡说？是不是？我给丽兹卡顿酒店打电话，问有没有一位弗里曼特先生预订了四月中的房间，人家回复我说，没有，没有，一间也没有。所以我深吸一口气，鼓足勇气联系了你的前妻。她的名字已经不在电话簿上了，但你的房产经纪人给了我号码，因为我对她说，事情有点紧急。随后我就发现，帕姆仍然在关心你。她真的很想给你打电话，亲口告诉你，但她很怕你会发火。”
“要看你现在有没有时间细说。”
“怀尔曼，那只是——”
“有的是时间。安妮玛莉的班要上到七点，不过事实上我俩经常一起忙活。我们为什么不进屋去呢？我有个文档给你看。内容不多，但有张照片很值得一看。克里斯·夏宁顿在他父亲的遗物箱里找到的。我跟他一起到凯西岛公众图书馆复印了一份。”他停了一下，又说，“是苍鹭栖屋的照片。”
“我怀疑你是不是真的明白。”他叹了口气，又长又重。“你说那只是怯场，害怕当众演讲，但你可以把画展撑下来。我相信，你心里多少是相信自己办得到的，可是朋友啊，我要说的是，我认为你私心里根本不想出席斯高图画展在四月十五日的开幕式。”
“以前的照片，你是说？”
“我明白了。”我说。
我们走上了木栈道，但怀尔曼停下了脚步，“不，朋友，你误会了。我说的是最初的那栋苍鹭栖屋。杀手宫是第二栋，大约建于小女孩们溺亡后的二十五年。那时候，约翰·伊斯特雷克曾有的两千万身家已经滚成了一亿五千万的大雪球。战争是好生意，快把你儿子投资进去。”
“达里奥给你发电邮征询你的决定，可石沉大海。他和其他人都打过电话给你，听到的都是模棱两可的答复，‘我在考虑呢’。如果你是詹米·维斯或代尔·齐胡里，他们才不会担心呢，但你不是那些大腕儿啊。说得直白些，你不过是走在大街上的无名氏。所以，他们把电话打给了我，我也尽力而为——毕竟，我是你他妈的经纪人，但我不是艺术家，他们也不是，不完全是。我们就像一群手忙脚乱的司机，要运送一个不懂事的婴儿。”
“反越战运动，一九六九年，”我说，“总是和一张海报前后脚地出现，海报上写着：女人需要男人，就像鱼需要自行车。”
我一言不发。
“回答正确，朋友，”怀尔曼说。他扬手指了指我们南面的惊人茂密的丛林。“第一栋苍鹭栖屋就在那边，那时的世界年轻又新鲜，处处歌声飞扬。”
“没道理？换成上辈子的你，会怎么看待这些举止，朋友？签了约的水泥供应商到时候不露面，或是管道公司接下你新工地的活儿，开工时却连人影儿也不见，你当真，我不知道，当真会对这样的人抱有信心？你会相信他们的那些借口？”
玛莉·爱尔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不是微醺微醉而是深深沉醉，她在说，只有一栋屋，那番壮丽的风景啊，你只能在查尔斯顿或墨比尔的豪宅旅游团中才能有幸看到。
“他们没道理那么想。”我说，可脸孔情不自禁地涨成一块烧红的砖。
“那屋子怎样了？”我问。
“他们又不知道！”他也吼了一嗓子。原来他吼起来这么有底气，果然能在法庭上把人震慑住。伊丽莎白没有被惊动，倒是几只鹬鸟扑啦啦飞起，在水边撩起一阵褐云。“他们有一种很滑稽的想法，觉得你四月十五日那天根本不会到现场，搞不好还会把那些画一揽子全带走，在油水最旺的旅游时节留下一间间空荡荡的展厅，你知不知道？他们每年四分之三的业绩都是这时候赚的。”
“据我所知，只有时光落在它身上，任其颓废。”他说，“约翰·伊斯特雷克放弃寻找孪生女儿的尸体后，也放弃了杜马岛。他谢过所有帮过他的人，收拾好所有家当，带着身边仅剩的三个女儿钻进劳斯莱斯——他确实有一辆——然后远走高飞。就像菲茨杰拉德没写的一部小说，这是克里斯·夏宁顿说的。他还告诉我，在伊丽莎白把他带回这里之前，伊斯特雷克一直没有释怀。”
“怀尔曼，我可以参加画展，只是这该死的讲演——”
“你认为，夏宁顿真知道什么隐情吗？还是说，那只是他信口说溜的一段传说？”
“闭嘴。”他说，我从没听过他用这样不近人情的口吻对我说话，也不曾看过那样的眼神。“你不是浑蛋，朋友，所以别装得像个浑蛋。你可以承担他们的信任吗？如果他们向客户承诺推出的新星艺术家既没有在演讲会上露脸，也没在画展上现身，你可以补偿他们的名誉吗？”
“谁知道呢？”怀尔曼停下脚步，朝杜马岛的南端一挥手。“那时候，丛林还没有疯长。你可以从大陆看到那栋豪宅，反之亦然。我调查下来的结果是，朋友，豪宅还在那里。且不管剩下了什么，都仍在原地伫立着腐败着。”他在厨房门前看向我，面无笑意，“那挺值得一画的吧，不是吗？干旱陆地上的一艘幽灵船。”
“我完全有能力承担斯高图那些人投进去的钱——”
“大概吧，”我说，“大概是值得。”
“很多人将很多希望和信任寄托在你身上，更不用说金钱了——”
8
“真你他妈的！”我怒吼道，觉得被人耍了。
他带我走进角落里有骑士盔甲的图书室，墙上依然陈列着博物馆级别的武器。桌上的电话机旁有一只文件夹，标记上写着约翰·伊斯特雷克/苍鹭栖屋Ⅰ。他翻开封面，取出一张影印照片，上面的豪宅和我们立足的这栋大宅是如此相像，谁都不会认错——虽有本质上的差别，但二者就像亲生骨肉：构造一致，鲜亮的西班牙橘色瓷砖屋顶也一样，这种细节上的相似比比皆是。
他惊得一缩身子，“这可有点伤人啦，但或许你有权利这么做。大概有五六次吧。起先，我告诉她你在这儿有点麻烦，你的身边有很多人——”
现有的杀手宫包围在一座全封闭的高墙内，如隐世独居，唯一的开口便是大门——甚至还不是为销售员预备的。杀手宫的内部有庭院美景，却只有寥寥几个外人能尽情观瞻：除了怀尔曼，安妮玛莉——可怜的姑娘——只有一周来两次的园丁。这座宅邸好比是遮掩在无形衣衫中的美女胴体。
“你和她通过几次话了？杰罗姆？”
而第一代苍鹭栖屋却大不相同。和伊丽莎白的瓷偶城里的大厦一样，豪宅有很多宏伟的古典立柱，以及一条宽敞的迎宾道。显然还有一条宽阔的车道跟随其后，在看似两英亩大的草坪间穿过。但那不是玛莉·爱尔对我说的那种碎石车道，而是玫瑰色的碎贝铺成的。第一代大宅敞开胸怀，邀请整个世界进入其内。而其后代——杀手宫——却冷面严拒外部世界，让外人滚得越远越好。伊瑟见过那架势，我也见过，但那天我们只是路过时瞥了几眼。从那以后，我的视角就变了，理由很充分：我习惯了从海滩那边看到这里。不经意间，邂逅的是它不设防的后门。
忽然之间，一切都说得通了。
第一代苍鹭栖屋的规模也更大，楼层更高，正面有三层楼，北面有四层，也就是说，其视角确实很高，恰如玛莉所言。若站在顶楼，一定会有壮观的三百六十度全景，能将海湾、内陆、凯西岛和东彼得岛一览无遗。真不错。但宅前草坪却凹凸不平，乱蓬蓬的，有些奇怪，宅园两侧如草裙舞娘般舞动的一排景观棕榈树间也有不少漏洞。我凑近了看，又看到上层的几扇窗被木板挡住了。屋脊的天际线看起来也怪异地失衡。我想了想才明白缘由。东侧有一顶烟囱。西侧也该有一顶才对，但什么也没有。
“不是她，朋友。是帕姆在她的老相册里找到的。”
“这是他们离岛后拍的吗？”我问。
“你不是从伊瑟那儿弄到这张照片的。”我说。
他摇摇头，“据夏宁顿说，这是一九二七年三月拍摄的，在小女孩们淹死之前，这儿的每个人都还快快乐乐的。你看到的不是荒宅，而是暴风雨席卷之后的惨相。爱丽丝干的。”
“当然，那只是粗略草拟的。”怀尔曼试探性地对我说。换言之，那一点儿也不像平日的他。“如果你不喜欢，我马上就丢掉它，再做份新的。没闯祸，就不算犯规。”
“谁是爱丽丝？”
我把那封信、也算是本宣传册或说邀请函合上，静静地坐了一会儿。我不太信任自己，不晓得开口会说什么话。
“本地的飓风季节理论上是每年六月十五日开始，持续五个月。根据以前的讲法，在此季节之外的暴风雨都是爱丽丝。就像把爱丽丝卷入仙境的龙卷风。是句玩笑话。”
爹地
“你瞎编的吧。”
希望你能来——不管怎样都爱你，骑小马的小女孩——
“才不是呢。二六年最厉害的飓风叫伊斯，完全绕开了杜马岛，但二七年三月的爱丽丝却是正面冲击，把这里刮得七零八落。然后又吹进内陆，在格雷兹入了海。损失惨重，如你所见——其实照片上的还只是冰山一角；飓风吹倒了很多棕榈树，击破了许多玻璃窗，把草坪连根掀起。但从长远角度看，这场风暴后患无穷，你至今仍能感受到。因为，似乎爱丽丝就是直接导致苔丝和劳拉溺毙的原因，也引发了其后的一切，包括你和我站在这里。”
如果你想知道还有谁要来，可以给我打电话：941-555-6166，或致电杰罗姆·怀尔曼：941-555-8191，也可给你母亲打电话。她会和明尼苏达大军一起南下，顺便说一句，也会在酒店里和你碰头。
“愿闻其详。”
我原以为在打印小册的最后一页还会看到某幅画的复制图，但没有画了。我在最后一页看到的，深深刺伤我心，令我又惊又爱。梅琳达一直是我的难题，我的问题女孩，但从未因此而少爱她半分，这种感受在那张黑白照片里尽显无遗。照片的两只角都皱巴巴的，正中央还有一道折痕。它如此陈旧，却也颇有道理，因为站在我身边的梅琳达大概只有四岁。也就是说，这张照片至少有十八年的历史了。她穿着牛仔裤、牛仔靴，还有一件西部风格的小衬衫，戴着顶草帽。我们是不是刚从快活山庄回来？她经常在那儿骑马，那匹小马是英国设德兰种，名叫糖糖？我想是吧。不管是不是，我们在照片里并排站在人行道上，背后就是我们早年在布鲁克林公园附近贷款买的商品房。我也穿着洗白的牛仔裤，白衬衫的袖子卷到上臂，头发像抹了油般向后梳得光溜溜的。我的一只手里捏着一罐谷带啤酒，还带着一脸的笑。琳的一只手勾在我的牛仔裤兜里，也是一脸爱意地仰着头——那样的爱啊！真让我喉头发紧，眼眶发热。我笑起来，但就像你差一丁点儿就要热泪迸出时的模样。在这张照片下写着：
“还记得这个吗？”
伊瑟，我心想，准是伊瑟帮了他一把。
他从文件夹里取出另一张照片，那我当然记得。正是二层主楼楼梯口挂着的那张大照片。这张小得多，但也更清晰。伊斯特雷克全家照。约翰·伊斯特雷克穿着黑色连体泳衣，看起来就像专演好莱坞B级侦探片或丛林史诗的男演员。他抱着伊丽莎白，单手托住她胖鼓鼓的小屁股，另一只手里拎着箭枪和带通气管的潜水面罩。
我很生气，但我不笨。是得有谁出手干这事。显然，怀尔曼已经主动揽下这活儿了。
“根据伊丽莎白所言，我估计这张照片拍摄于一九二五年。”怀尔曼说，“看上去，她大概两岁，三岁不到。阿德里安娜——”他指了指最大的女孩，“就像是十七岁，迈向三十四岁，你不这么觉得吗？”
如果你来不了，我也很能理解——巴黎可不近呀！——但我热切期盼你的到来。
确实。青春正茂的十七岁，即便罩在那件差不多把全身都遮得严严实实的该死的泳衣里，你依然看得出丰满的曲线。
这页的文字很简短。
“她已经满脸不悦，撅着嘴唇了，好像在说，我想去别的地方，”怀尔曼说，“我很想知道，她父亲得知大女儿跟着种植园经理私奔时是何等惊诧。我也想问问他，是不是又打心眼里替她的远走高飞而高兴。”他又模仿克里斯·夏宁顿的腔调说道，“跟着个扎领带还涂眼影的小伙子跑到了亚特兰大。”又戛然而止。我不禁为他默默感伤，爱女夭折，这话题仍是他心头的创伤，即便是八十年前他人的故事也一样会勾起心痛。“她和她的新郎回来过，但那次只是为了寻找妹妹们的尸体。”
翻到下一页，又是两张炫目的复制图：《海螺贝的夕阳》在左边，未命名的信箱速写在右边。那是非常早期的一幅画，用维纳斯彩色铅笔画的，但我很喜欢木制信箱旁盛开的花朵——用鲜明的黄色和黑色画出的蟛蜞菊，而且，即便被翻拍成小图，这幅彩色速写看起来仍很不错，好像画画的人早就知道自己将大展身手。或者说，开始意识到了。
我指了指神色严峻的黑人保姆，“这是谁？”
下面又有一个小箭头。我抬头看向怀尔曼，一脸困惑。他还是摆着那张扑克脸，但我能看到他的右额上有根血管在轻跳。过了一会儿，他说：“我知道我越了界，咱俩的交情可能玩完了，但总得有人干这事啊，我已经看明白了，你反正是不打算出手了。”
“梅尔达，或是提尔妲，或是别的什么妲，上帝拯救我们，这是克里斯·夏宁顿的原话。他父亲知道，但克里斯已经记不得了。”
……我衷心希望你能出席我的个人画展，开幕式定于四月十五日晚七时至九时在佛罗里达萨拉索塔的斯高图画廊举办。我已为你订下头等舱位，敬请搭乘法航22号航班，十五日早上八时二十五分飞离巴黎，十点十五分到达纽约；转乘三角洲航空496号航班于十五日午后一时二十分飞离纽约肯尼迪机场，四时三十分抵达萨拉索塔。将有豪华轿车接机，将你送至丽兹卡顿酒店，十五日至十七日的房间已为你预定。
“手镯很漂亮。”
我没答话，只是翻到下一页看。左边印着《夕阳中的巫草》，右边则是《女孩和船No.1》。图片下的文字是：
他瞥了一眼，但没什么兴趣。“你说漂亮那就是漂亮。”
“你想用什么字体都行，”他说，“照我看，这种字体太女孩子气了，但我的合作者挺喜欢。另外，每一份请柬上的名字称谓都可以改，这是当然啦。你在模板上改一下就行。这就是用电脑干这种活儿的美妙之处。”
“约翰·伊斯特雷克说不定和她睡过觉。”我说，“说不定，这些手镯就是小礼物。”
忙得很下面有一个小箭头。我抬头看看怀尔曼，他正面无表情地观望着我。在他身后，伊丽莎白呆呆地遥望海湾。我不知道自己是对他越俎代庖的举动感到愤怒，还是因此而如释重负。老实说，二者兼有。但我不记得曾告诉过他，有时候我会叫大女儿“琳”。
“天知道喽！富有的鳏夫，年轻的美女——这种事天下皆知。”
亲爱的琳：这是我在佛罗里达的成绩，虽然我知道你忙得很……
我又指向黑人女仆双手怀抱的野餐篮，胳膊上的肌肉鼓起，说明篮子很重。你肯定会想到，如果只装了三明治，不该那么沉……但也许还装着一只整鸡呢。搞不好还有几瓶啤酒是为主人预备的，作为他当日潜泳后的小小奖赏。“你觉得这篮子是什么颜色？深棕色？还是红色？”
条纹遮阳伞的阴影下（杰克用电工用的胶带把伞面上的裂口黏合了），放着一只黑色文件夹。我打开一看，像是那种铜版纸广告手册。封面上是一幅我的早期画作，《槐米的夕阳》，其专业感令我颇为惊讶。复制印刷的小图下还写着：
怀尔曼狐疑地看了我一眼，“黑白照片，不好说啊。”
然后，距离演讲会只有一周了，怀尔曼说他想给我看点东西，是他为我准备的。一些手工艺品。“或许你可以站在艺术家的角度给我点建议。”他是这么说的。
“那跟我说说，暴风雨怎么会导致小女孩淹死的。”
我开始忘记事情——譬如：点开达里奥、杰米或斯高图画廊的爱丽丝·奥柯意发来的电子邮件。要是杰克问我，眼看就要在赛尔拜图书馆的格尔巴特视听礼堂“干我的大事”了，我是不是很兴奋？我就会告诉他，哦耶，没错，紧接着让他到鱼鹰镇加油站把雪佛兰灌饱，然后就能把他刚刚问我的话忘个精光。怀尔曼问我有没有和爱丽丝·奥柯意谈过该如何把画作分组悬挂，我就会建议玩一场网球，因为伊丽莎白似乎很喜欢看这种热闹。
他又翻开文件夹，递给我一张报纸复印件，图文并茂。“这是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凡尼斯《贡多拉船夫报》上的报道。我从网上找到原始材料的。杰克·坎托里给报社打了电话，找人复印了一份，发传真给我的。顺便夸一句，杰克太棒了。”
漫步沙滩时，吃午餐时，喝啤酒时，无论有怀尔曼作伴还是独自一人，我都很快乐。画画时，我也很快乐。不止是快乐。当我在画时，甚觉充实，享受着醍醐灌顶般的彻悟，在我到杜马岛以前，我从未用如此本质的方式去领悟世界。但当我想到斯高图力推的新人画展以及相关的无数琐事即将走上正轨，我的理智就进入了一级戒备状态。那可不止是怯场，而是彻头彻尾的惊惶。
“人见人爱。”我应了一声，仔细研究起复印件上的照片。“这些姑娘都是谁？不——先别告诉我。他左边的是玛丽娅。右边的是汉娜。”
最后的这幅画中，船上的女孩穿着一条绿裙子，背带交叉在她赤裸的脊背上，而笼罩她全身上下、并漂浮于死气沉沉的海水上的，全都是玫瑰。那画面惹得人心烦意乱。
“满分。汉娜是有胸脯的那个。一九二七年，她十四岁了。”
还是那些画看起来更真实，不过，画画……上帝啊，画画的感觉太美妙了。当我在夕阳西下时站在小粉红的画架前，脱掉衣服，只剩运动短裤，再打开骨头频道，看着《女孩和船No.7》以诡谲的速度从白色画布里浮现出来时（恍如什么东西从雾堤中隐隐而出），我就顿感彻头彻尾的清醒、鲜活，绝对是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的一个正确的人选，恰如完美落袋的那颗球。幽灵船又露出了一些新的端倪；露出的名字成了“珀尔塞（PERSE）”。灵感一闪，我上网Google了这个词，搜寻结果竟然只有一条——大概也算得上世界纪录了吧。珀尔塞的原意是暗紫、灰蓝，也是英格兰一所私人学校的名字，男校友都被称为“老珀”。网上资料没有提及这所学校拥有一条同名船，不管是三桅还是几桅，都没有。
我们默默看了一会儿照片。电邮的效果会好一点。复印件上总有恼人的纵向黑线条，令影像模糊而断裂。但标题却非常清楚：风暴造福寻宝人，业余潜游者抱得财宝归。其实照片本身也够清晰的了。伊斯特雷克的发际线向后退了几分。仿佛是欲加补偿，他原本像伴舞乐队指挥的小胡子却壮大了，现在很像海象。尽管他还是穿着那件黑色连体泳衣，但衣服似乎紧绷绷的……事实上，一侧腋下还鼓出肉来，尽管照片的分辨率不是很高，但我觉得自己没看错。显然，伊斯特雷克老爹在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间吃了不少猪排。如果不开始戒甜点、不去健身房流汗，他恐怕找不到B级动作片角色了。身旁的两个女孩不像她们的大姐有一双媚眼。你看着阿德里安娜，会想到干草垛里的骄阳午后，而你看着这两个姑娘，只会怀疑她们有没有做完作业。但她们显然有种忘乎所以的姿态，兴奋的神采简直力透纸背。当然会了。
埃德加·弗里曼特，一年前还在圣保罗市城建委员会为了楼盘地基测试打桩争执不休，现在竟要在一群地道的艺术赞助商面前做一次艺术演讲？怎么想都觉得太疯狂。
因为，她们面前的沙滩上，摊着许多财宝。
认为他们中有谁会愿意来看我瞎涂瞎画的成果的念头，开始显得荒谬起来。
“我看不清全文，内文都该死的糊了。”我抱怨起来。
我没有做的事情还有写邀请函，为四月十五日和十六日在萨拉索塔丽兹卡顿大酒店预订房间，预订湾流公司的专机把一群叽叽喳喳的亲朋老友从明尼苏达州接过来。
“桌上有个放大镜，但我还是帮你省下头晕眼花的苦吧。”怀尔曼拿起笔，用笔尖指着照片里的细节。“这是只药瓶，那是颗滑膛枪子弹——伊斯特雷克在接受采访时是这么说的。玛丽娅手里拿的显然是只靴子……或者说是靴子的残余部分。紧挨着靴子——”
两百人，意味着四百只眼睛，全都齐刷刷盯着我。
“一副眼镜。”我说，“还有……一条颈链？”
而我没有做的事情，便是为我该做的“演讲”起草样稿，达里奥打电话来说讲演会改在公共演讲厅了，那儿能坐下两百人，我听着这消息，不免奉承了自己几句，但那唐突的回复丝毫没有显示出我已经浑身冰凉。
“报道里说，那是一只手镯。我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我只能确定地说，是某种金属环，还长了很多脏东西。但大姑娘拿着的是一只耳环，这一点很明确。”
“太好了。”我说，但其实感觉并不太好。三月的头十天里，一股奇怪的慵懒弥漫全身。那倒并未影响到工作；我又画了一张夕阳画，以及《女孩和船》系列的新作。每天早上，我都背着包走在沙滩上，盼着找到一些海贝，或是任何可能被冲上岸的有趣垃圾。我发现了好些啤酒罐和苏打水罐（大多数都被洗刷得又白又滑，仿佛得了健忘症），几只避孕套，一把小孩玩的塑料激光枪，还有一条比基尼内裤。但一只网球也没看到。我和怀尔曼坐在破遮阳伞下喝绿茶。我耐心地哄伊丽莎白吃下吞拿鱼三明治、通心粉沙拉，把美乃滋酱涂得厚厚稠稠；还得连哄带骗地劝她用麦管喝下“安全牌奶昔”。有一天，我们坐在木栈道她的轮椅旁，把她那双苍老的大脚上不知从何而来的黄色硬茧磨掉。
我扫了一眼报道文章。除了照片上显示的这些东西，伊斯特雷克还找到了数量庞大、花色各异的餐饮器皿……有四款被他称为“意大利风格”……一个三角火炉架……一盒齿轮（实在不明白所指为何）……还有未标尺寸的钉子。他还发现了半只瓷人。不是中国人，而是瓷做的人偶。没有瓷人的照片，至少我在这份复印件里没看到。报道说，十五年来，伊斯特雷克一直在杜马岛西海域风蚀礁岩下潜泳，有时会钓鱼，有时只是为了消遣。他说他找到过各种各样的垃圾，但大都没什么意思。他说，爱丽丝（他是这么称风暴的）掀起一些不同往日的大浪，肯定掀动了礁岩内的海沙，令久藏其中的宝物翻卷而出，形成了他所谓的“垃圾堆”。
“更何况，我们还会发送JPEG图片到我们的观众的电子邮箱里。”他说。
“他没说那是残骸。”我说。
第二天，杰克·坎托里就把《怀尔曼目视西方》带去了斯高图，达里奥刚把它从纸板箱里取出来便迫不及待地给我电话。他声称从未见过如此高妙的杰作，还说他想把它和《女孩和船》系列作为个展的主题作。他和杰米都相信，这些画作不予出售的消息将激发广泛的好奇。我对他说，这么办很好。他问我是否准备好讲演内容了，我回答说在考虑。他说那也不错，因为请柬尚未发出，这一活动已然掀起了坊间热议和“非同一般的兴趣”。
“不是残骸。”怀尔曼说，“没有船。他没找到船，那些帮他打捞女孩尸体的几十人也没发现沉船。只有碎屑。如果真有沉船残骸，他们肯定早就发现了；岛西南端的海水只有二十五英尺深，也就是奇特暗礁留存至今的区域，直到现在，海水都很清澈。要是回到当年，准跟绿宝石玻璃一样透明。”
3
“有没有随之而来的推论？”
我想再跟他说点什么，解释一下，但他急急忙忙进屋去了。况且，那本来就是他的提问。他提的愚蠢问题。
“当然有。最合理的解释是，大约一百年、两百年，或是三百年前，有艘船被暴风雨吹到这里，遇到暗礁而漏水，船体开始下沉。船员很可能把重物都扔下海，以求船能继续浮在水面上。风暴过后他们把漏洞修好了，又继续上路。这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伊斯特雷克找到那么多零碎小物，但没什么特别有价值的东西。真正的财宝肯定还在船上。”
南方的丛林里，那只鸟又忧心忡忡地高叫起来：“哦—哦！哦—哦！哦—哦！”
“那么，早在十八世纪、乃至十七世纪，船被风暴吹到这里，暗礁有没有可能撞断船的龙骨？”
“我懂。你的手。痛苦。你的太太。我问了个愚蠢的问题。显而易见。先让我把这幅画放在妥当的地方，好吗？下次杰克过来，让他开车到这儿来。我们要把它包裹得严严实实，他才能送到斯高图去。但把它送到萨拉索塔之前，我得先在包装外面到处写满‘非卖’标志。如果你把它给我了，这个宝贝儿就是我的了。谁也甭想瞎搅和。”
怀尔曼一耸肩，“克里斯·夏宁顿说，谁也不知道奇特暗礁一百五十年前的地貌。”
“当然好，”我说，“怀尔曼，我只是说——”
我又细看摊放的战利品。不是最大、也不是最小的两个女儿在笑。爹地也在笑，他很快就得给自己买件新泳衣。我突然认定他并没有和保姆睡过觉。没有。就算是情妇也会告诉他，有报纸来拍照时不该穿那件老掉牙的丑衣服。她肯定会找个委婉的说法，但最真实的原因明摆在我眼前，即便过了这么多年、即便用我视力不佳的右眼去看，也能瞧得出来：他太胖了。只是他自己不觉得，他的女儿们也没有注意到。有爱的眼睛反而看不到真相。
“我把画搬到前厅去，你陪她待一会儿，好吗？”
太胖了。事情明摆着，不是吗？A号已经穿不下了，需要B号。
她立刻伸出双手，活像被夺走玩具的婴孩。“烟！烟！我的烟！”怀尔曼用拖鞋底踩灭烟屁股，随后片刻她又安静下来，尼古丁瘾得到了满足，香烟自然就被遗忘了。
“我很吃惊，他把自己找到的东西一一数来。”我说，“如果你今天碰巧遇到这种事，还跑去第六频道泄露天机，半个佛罗里达的人都会开着小车跑来，拿着金属探测仪找寻古西班牙的金币银币。”
“唔，”他说，“我只是有点好奇。”再转身拿走伊丽莎白的香烟。
“啊，但那是另一个佛罗里达啊。”怀尔曼说，我记起玛莉·爱尔也这么说过。“约翰·伊斯特雷克是个有钱人，杜马岛是他的私人领地。更何况，也没有古西班牙金币银币——只是些相对来说有点意思的垃圾，被一场疯狂的暴风雨吹上海面。他用了好几星期潜下海床，那些碎片残骸散得到处都是；而且，根据夏宁顿说，海水变得很浅；退潮时，你都可以趟着水走。当然啦，他说不定始终留心寻找着有价值的宝贝。他是有钱人，但我觉得，谁对财宝都难以抗拒。”
“我愿意把这段人生改回去。”我说，“诚心所愿。”
“是的。”我说，“我相信谁都忍不住。”
我想到在小粉红画画时，骨头频道大力播放大块头们捣鼓的硬核摇滚。我想到了不起的沙滩漫步。甚至想起先前包伽廷家的男孩们和我玩飞盘时喊着“哟，弗里曼特先生，扔得真好！”。接着，又想起在医院病床上醒来，感到从未有过的火烧火燎的热烫，思绪又曾如何变得七零八落，又有多少次甚至记不起自己的名字。愤怒。糊里糊涂的意识（在杰瑞·斯宾格上演恶搞秀的时段里），肉体的那部分AWOL。我曾经一哭就停不下来。
“他去寻宝探险时，那个保姆肯定跟他一起出海。留在家里的三个女儿也一起去：双胞胎和伊丽莎白。玛丽娅和汉娜要回布莱顿寄宿学校，大姑娘已经逃到亚特兰大了。伊斯特雷克和小娃娃们大概就会在海边野餐。”
“这话你说过。跟我说说，朋友。看着这个……再想想你拿起画笔后完成的那些作品……你愿意改写过去吗——夺去你手臂的那场车祸？假设你办得到，你愿意改变吗？”
“很频繁吗？”我有点摸清脉络了。
“去年此时，我等电话时还在便签纸上乱涂乱画呢。”我说。
“经常。垃圾堆的货色多，说不定每天都去。他们从豪宅出来，走一条名叫‘黑影滩’的小路到海边。估计，有半英里吧。”
怀尔曼说：“埃德加，有很多事情我都想弄明白。自从来到杜马岛，我的问题比上床前的四岁娃娃还要多。但有件事我从不疑惑，那就是，为什么你想要待在这里。如果我也能画出如此杰作，我也想永远待在这儿。”
“一条小路，两个探险的小女孩可以独自走下去。”
之后片刻，我们都默默无语，只是看着那幅画，而伊丽莎白像呜呜叫的火车一般吞云吐雾。一辆老掉牙的呜呜小火车。
“有一天，她们确实这么干了。也让每个人都心碎了。”他把几张照片放回文件夹里。“事情就是这样，朋友，我觉得这段逸事比小女孩吞下玻璃球更有意思，但悲剧就是悲剧，说到底，一切悲剧都很愚蠢。如果让我选，我每一次都会挑《仲夏夜之梦》，而不要《哈姆雷特》。任何双手稳健、呼吸均匀的笨蛋都能用纸牌搭成一栋楼，然后吹口气，将它夷为平地，但让人们开怀大笑？这需要天分。”
“是。也不是。”他又站着多看了片刻，随后转向我说，“这是我想要的模样。或许以前我就是这样，在最好的年华里的那么几天。”又不情不愿地加上一句，“我最理想主义的时候。”
他沉吟片刻。
“这是你吗，怀尔曼？”我是真的好奇。
“发生在一九二七年四月那天的情况可能是这样的，苔丝和劳拉本该睡午觉，可她们决定起来，偷偷沿着小路走向海边，去黑影滩寻宝。或许，她们只想蹚水走一走，最多让水浸到膝盖，这是大人们规定的。有篇文章里曾提到，约翰·伊斯特雷克是这么说的，阿德里安娜也表示赞同。”
“对我来说，大概就足够了，斯高图也比这栋房子来得保险。埃德加，这幅画太值得展出了。该死的，它需要被人们亲眼见识一下。”
“婚后的女儿回娘家了。”
“是啊，大概是。”
“是的。她和丈夫回来后一两天，搜寻尸体的工作无功而返，正式宣告结束。这是夏宁顿说的。不管怎样，双胞胎之一可能看到不远处有什么东西亮晶晶的在反光，便蹚水过去。然后——”
“你自己也说过，画一旦完成，对画中对象的影响力便告终结——”
“另一个想去救她。”是的，我也能看到那幅画面。只不过，我看到的是琳和伊瑟很小的时候。她们不是孪生姐妹，但有三四年光景她们几乎形影不离。
“我不知道那是不是好——”
怀尔曼点点头，“然后退潮流把她俩都卷走了。肯定是这么回事儿，朋友；所以尸体一直找不到。她们走得远，在大碗翡翠汤里飘向远方了。”
“你必须把它放进个人画展里去。”
我开口想问退潮流的详情，却蓦然记起温斯洛·霍默的一幅画，浪漫的画面里有一股不容分说的强力。那幅画叫《回头浪》。
“是你的了。”我说，“别和我争。”
墙上的内部对讲机叫起来，把我俩都吓了一跳。怀尔曼连忙转身，手臂扫过桌上的文件夹，影印照片和传真掉得满地都是。
怀尔曼转回来再看画。“你不是真要把这幅画送出手吧，是不？你不能那么做。这是不可思议的杰作。”
“怀尔曼先生！”安妮玛莉·惠瑟尔在呼喊，“怀尔曼先生，你在吗？”
但他还是递给她了，不管有没有阿尔茨海默症，她老道地夹住烟，深深吸入一口，再任烟雾从鼻孔里喷出来，然后便舒服地窝进椅子里，不再像船板上的布莱船长，而是变成阅兵台上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她只需要在齿间塞个香烟夹，当然，首先需要有一口牙。
“我在。”怀尔曼说。
“这种回答可真不来劲儿，亲爱的。”
“怀尔曼先生？”她激动不安，接着，好像自言自语般念道，“耶稣基督啊，你到底在哪里？”
“烟！”
“该死的按钮。”他嘟哝着，走向墙边柜摁响按钮，并不着慌。“我在。出什么事儿了？她跌倒了吗？”
怀尔曼从短裤裤兜里掏出一包“美国精神”牌香烟，抽出一根放在唇间，点燃后再递给她。“要是我让你自己点烟，你会不会把自个儿烧着呀，伊斯特雷克小姐？”
“不！”安妮玛莉叫起来，“她醒了！而且她有意识了！她想见你！你能过来吗？”
最终将他彻底唤醒的是一声声尖利的拍打。是伊丽莎白。她醒了，狠狠拍着餐盘。“烟！”她高喊着，“烟！我要抽烟！”似乎，终究还是有什么事物能逃脱阿尔茨海默症的迷雾。她的大脑里渴求尼古丁的那部分从未衰竭。她会抽烟抽到死。
“马上就到。”他转过身，朝我咧嘴一笑，“听见没，埃德加？快走！”他停了下来，“你在看什么呢？”
但当他把视线从肖像上挪开时，我意识到那是真的。他的模样就像是刚受了当头一棒。直到那时我才明白，就算我所做的一切能够感染他人，怀尔曼在三月那个清晨的反应却无人能及。
“这个。”我说，拿出两张伊斯特雷克穿着泳装的照片：一张是女儿们围绕他的，一张是两年后照的，身边只有玛丽娅和汉娜。
“你会无言？不可能吧。”
“现在甭管那个啦——你没听到她说什么吗？伊斯特雷克小姐清醒了！”他冲向房门。我把他的文件夹放在图书室的桌上，紧跟其后走出门去。我已经找到了关联点——多亏我花了几个月时间培养艺术观察力，奋发图强地催生艺术眼光。
“我说不出来。无言以对。”
“怀尔曼！”我喊了一声。他已穿过长过道，走上了几级阶梯。我尽可能快速地一瘸一拐，还是追不上他。他停下来等我，有点不耐烦。“是谁告诉他垃圾堆在哪里的？”
最终，我实在无法忍耐了，“说点什么，怀尔曼。随便说点。”
“伊斯特雷克？我估计他潜泳消遣时无意中发现的吧。”
南方很远处，也就是我视其为杜马丛林的地方，那只鸟又警鸣般嘶叫起来，“哦—哦！”。
“我不这样想——他很久没穿那件泳衣了。带着通气管潜泳或许是他二十几岁时的爱好，但我觉得一九二五年前后，吃大餐成了他最主要的娱乐项目。所以，谁跟他说的？”
我把车停在庭院里，紧挨着伊丽莎白·伊斯特雷克那辆越战时期的银色梅赛德斯—奔驰。我从卑微的雪佛兰里取出画作，举立起来让怀尔曼看。当他站在那儿静静端详时，我突然有种奇怪的感觉：我真像个裁缝，站在男装店的镜子旁，我的顾客很快就会告诉我，喜欢我为他定做的西服，或是遗憾地摇摇头，说那根本不合身。
安妮玛莉从走廊尽头的一扇门里走出来，脸上挂着一个呆呆傻傻、难以相信眼前事的笑容，令她好像看上去年轻了二十岁。
2
“快来，”她说，“真是太好了。”
他握住沉睡的老妇人身下的轮椅把手，转了个方向，让她面向庄园里那些橘色的屋顶。“现在，让我们去看看我的肖像吧。我好想看看当年的自己啊，那时候，我还认为杰瑞·加西亚能拯救世界呢。”
“她——”
“好的。”
“是的。”抢先回答的，是伊丽莎白那粗粝的烟嗓，你不可能听错。“进来，怀尔曼，让我看看你的脸，趁我还认得。”
“问问她关于伊斯特雷克的事。搞不好能撞大运呢。伊斯特雷克小姐在年轻时代可是个赫赫有名的艺术赞助者。”
9
“是的。他们把采访安排在所谓的讲演会之后的那周。”
我和安妮玛莉在过道里等，不知道该干什么，便看看周围的小玩意儿，还有走廊另一头挂的弗雷德里克·雷明顿的老画：骑马的印第安人。没多久，怀尔曼喊起我的名字。听声音就知道，他很着急，而且在哽咽。
他抓紧我的手臂，“我会像个婊子养的那样深挖到底的。说不定你也一样可有斩获。你会接受玛莉·爱尔的采访，对吗？”
房间里很昏暗。百叶窗都合上了。空调口在天花板上轻声嗡响。床边桌上有一盏灯，灯罩是绿玻璃的。那张床是医用款式，可随意摇升，她不用动就可以半坐起来。灯光柔和地照出她的轮廓，头发松散地披在粉色睡袍的肩头。怀尔曼坐在她身边，握着她的手。床头挂着一幅画的印刷复制品，也是这间屋里唯一的一幅画：爱德华·霍珀的《午前十一时》，画上一人独坐窗前，等待有什么变化发生；任何变化都好。
“不。”我想那只会让情况恶化，也说不上为什么。况且，浓粉屋才是我的地界，我已经深深爱上了它。“不过，怀尔曼，你愿不愿意找点老资料？关于伊斯特雷克一家，尤其是关于那两个女孩的？既然你又能看东西了，或许可以在互联网上掘地三尺……”
钟走动的滴答声响。
“你想搬到这里住吗？和我们住一起？”
她看着我笑。我在她的脸孔上看到三种征兆，令我惊了又惊。第一，她瘦了那么多！第二，她累得不成人形！第三，她来日无多了。
我不计较画展——泡沫盛名。而是更多。只是，我不知道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尚且还不知。如果我非得尝试诉之言语，那一定会是些愚蠢至极的话，活像写在幸运饼干里的那些玩意儿。包含命运一词的那种玩意儿。
“爱德华，”她说。
“我不打算走。我在这儿的事儿还没完呢。”
“不——”我刚开口，她却抬手（手肘下的皮肉仿佛松松垂在雪白的袋子里），我便愣了一下。因为，第四样征兆出现了，比先前更令我心头一震——假如刚才是用石块砸我，现在就是山崩地裂，我看到了自己。这就是人们在车祸后看到的我，当我竭尽全力把散失的意识拢进脑海时，那些曾如珍宝般的记忆却溃散成丑陋而脆弱的残片。我想起自己曾忘却娃娃的名字，便知道其后会怎样。
他点点头，倒像很不情愿似的，“也对。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想得起来，”她说。
“或许在普通的地方不会伤害普通人。”我说。
“我知道你行，”我说。
“埃德加……我不认为鬼魂会伤害谁。”
“是你把怀尔曼从医院带回来的。”她说。
“我很怕她们。”说这话时，我声音压得很低。
“是的。”
“我也这么想。我认为你看到了她姐姐们的鬼魂。”
“我好担心他们会让他住院，那我就孤单了。”
我顿感一阵寒战，“也许她们真的在那儿。”
对此，我没有作答。
“对。那你怎么想呢，埃德加？昨晚到底有没有死去的小女孩在那儿呢？”
“你是埃德蒙吗？”她胆怯地问了一声。
就像小孩子踌躇着背诵课文，不确定是不是正确，我说道：“特殊的看？”
“伊斯特雷克小姐，别太苛责自己，”怀尔曼轻柔地说，“这位是——”
“不用猜就知道。那在杜马岛上，看又是什么？”
“嘘，怀尔曼，”我说，“她办得到。”
“画就是看，我想是这样。”
“你画画。”她说。
“那画画是什么？”
“是的。”
“海湾。夕阳下的海湾。”
“你画过船了吗？”
“那你画得最多的是什么？”
刹那间，五脏六腑犹有诡谲电流闪过，陷得不深，似乎骤现又骤散，在心田和肺腑间留下某种空白的缺失。我的双膝似乎要弯折。钉在臀骨里的钢针开始发烫，颈项却骤然变得冰凉。还有一股暖意，如微火刺肤，沿着那条不存在的手臂渐渐向上升腾。
“海湾。也就是你说的‘翡翠汤’。”
“是的。”我说，“画了一遍一遍又一遍。”
“因为你努力要把一件简单的事搞复杂。朝前看看，朋友，你看到了什么？”
“你是埃德加。”她说。
“我不太清楚你的结论会是什么。”
“是的，伊丽莎白。我是埃德加。你真棒，甜心。”
“我有。重点在于，你没疯，如果你担心那个的话。在杜马岛上，伤痕累累的人似乎是特殊族群。当他们不再是伤痕累累时，他们也就不再特殊了。我，我已经痊愈了。你仍然是伤者，所以你还是特殊的。”
她笑了。我猜已经很久很久没人叫她甜心了。“我这脑子就像一块千疮百孔的大桌布，”她看向怀尔曼，“这比喻很滑稽吧？”
“你要说的重点是什么？或者说，有重点吗？”
“你需要休息，”他说，“事实上，你得像木头一样沉沉睡。”
他点点头，“七。”手指在前胸打鼓般敲了片刻，又任其垂到膝间。“昨天，我还能说出答案。今天就不行了。我的心灵感应——小小刺痛——不见了。算是挺公平的交易。怀尔曼重返往日，怀尔曼要说非常感谢。”
她惨淡一笑，“像根木头。是的。我想，自己醒来时还会在这里。再留一会儿。”她把他的双手捧到面前，再亲吻。“我爱你，怀尔曼。”
“不对。是七。”
“我也爱你，伊斯特雷克小姐。”他说。他真好。
他沉默了片刻，远眺海湾，然后说道：“九？”
“埃德加？……是埃德加吧？”
我想了个数字，“好了。”
“你觉得呢，伊丽莎白？”
“逗我玩玩嘛，朋友。”
“是，当然是。你要办画展了吗？在我最后一次……之前，我们就是这样处理那些东西的。”她垂下眼帘，好像假寐。
“干吗？”
“是的，在斯高图画廊。你真的需要休息了。”
“随时都可以。你心里想个数吧，从一到十。”
“很快就办吗？你的画展？”
“没别的了。我睡得很香，像个宝宝，一觉睡到早上六点。然后我把你——把你的那幅画——搬到车后箱里，开车到了这儿。顺便问问，等你做好心理准备看——”
“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
“我只是问问。”
“你的画……船的画……都离岛了吗？在画廊里？”
“这些还嫌不够？”
怀尔曼和我对看了一眼。他一耸肩。
“没别的了？”他问。
“是的。”我说。
我便告诉他，如何在黑暗中完成了肖像画。再告诉他，我看到了自己的右臂和右手。接着又看到了两个死掉的小女孩站在楼梯上，自己却昏了过去。等我说完，我们已经慢步走出海水，走回了伊丽莎白打鼾的地方。怀尔曼开始清理她的食盘，将没用的碎屑扫进一只塑料袋里，他是从她轮椅扶手下的袋子里抽出来的。
“好。”她笑了，“那我就可以休息一下了。别的事都可以等……等到你画展之后再说。现在该是你享受的好时光。你会卖了它们吗？船的那些画？”
“说定了。”
怀尔曼和我又对视一眼，他眼神里的话意很鲜明：别惹她着急上火。
“我想，最好还是让你知道昨晚的状况。但你得先答应我，听完后别把穿白大褂的招来。”
“标注了非卖，伊丽莎白，就是说——”
我站在那儿，感到波浪将我托起又放下，琢磨着该怎样告诉怀尔曼。该告诉他多少。答案好像不言自明：要么全说，要么一字不漏。
“我知道非卖的意思，埃德加，我昨天没从橘子树上掉下来摔成白痴。”深陷在核桃般深纹中的双眼闪现出一丝微光，尽管那张脸庞正坠向死亡之渊。“卖了它们。不管有多少幅，你必须全都卖出去，不管你有多么舍不得。还要切断它们之间的联系，四面八方，卖到不同的地方。你明白我说的吗？”
“好像巴斯克维尔的猎狗刚刚啃下了你左边的屁股蛋子。如果是因为加班干活，或许你应该歇歇手、活络活络筋骨。”他又一耸肩，“‘这是我们的观点，欢迎您不吝赐教’，就像他们在第六频道上说的那样。”
“是的。”
“什么模样？”
“你会照办吗？”
“元旦过后她已经掉了二十多磅了。我给她做大号‘安全牌奶昔’——我保证，他们是这么叫的——每天一次，但她总是不愿吃。你怎么样？只是努力工作才让你这副模样吗？”
我不知道能不能照办，但我认得暴怒涌起时的征兆，只需对照自身经验就能一眼看穿。于是我应允道，“会的。”到了这个节骨眼，只要能舒缓她的情绪，我甚至可以向她保证套上七里格之靴纵身跃上月球。
“她好像瘦了。”我说。
“就算那样卖光，它们也未必安全哪。”她用近乎可怖的低声念了一句。
我听见了鼾声。我扭头去看，看到伊丽莎白的下巴已经垂到了胸前。一只手里还半握着一片吐司。头发在脑袋周围飞舞。
“现在不说了，”我说，拍拍她的手，“别再想这事儿了。”
“好吧，那就，”他说，“我只想说这些。”
“好吧。画展之后我们再谈。我们仨。我会变得强壮点……头脑也清楚点……而你，埃德加，也更会警觉些。你有女儿吗？我隐约记得你有。”
“明白。”我说。至于潜台词，我也很明白：当别人给你开空白支票时，你必须永远不去兑现。这不是所谓想出来的结论。有时候，领悟力会绕开大脑，直抵你的良心。
“是的，她俩会和母亲一起住在内陆。住丽兹。已经安排好了。”
“任何事，只要我能办到的，”他说，“不管是什么。我这一生。只要你开口，我都愿意赴汤蹈火。你说，我做。这是一张空白支票。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她笑了，但嘴角几乎立刻沉坠下去，仿佛她的嘴正在融化。“摇我躺下去，怀尔曼。我已在沼泽里待了……四十天、四十夜了……实在感觉……太累了。”
怀尔曼转身面对我。他不似二十五，但自我们相识后，此时的他显得最年轻。左眼里没有一丝血红色，那种“我行我素、哪怕看错方向”的症状也消失了。毫无疑问，那是在看我；目不斜视。
他把床摇平，安妮玛莉端着托盘进来，盘里有只杯子。不管杯里是什么，伊丽莎白都没机会喝了；她已经沉睡了。在她头顶上，全世界最孤单的女孩坐在椅子里，永生永世遥望窗外，长发遮住她的脸庞，赤裸全身，却穿了一双鞋。
海水向我们涌来。一旦适应，我便爱上了波浪那丝绸般的质地：第一浪让我觉得瞬间失去了二十磅体重，犹如启动了神奇减肥魔法，回浪又将陷在我脚趾间的沙子卷走，精巧的小漩涡微微刺痒我的脚底。身后七八十码开外，两只肥肥的鹈鹕滑翔而过，勾勒出清晨的一缕风景线。然后，它们收拢双翼，像两块石头一样落下地。一只两爪空空，另一只却已搞定了早餐。甚至就在鹈鹕飞起的那一瞬，也能看到小鱼消失在它的大口里。着实是古老的芭蕾，但至今看来也不失美妙。南方的内陆上，绿色植物莽乱张扬，另一只鸟“哦—哦！哦—哦！”直叫，一圈圈地盘旋着。
10
第二天早上，一大清早，怀尔曼和我就站在沙滩上，海水拍打着我们的脚踝，冻得能让人弹眼落睛。是他先走进海水里的，而我也毫不质疑地跟进。一句废话也没有。我俩都手握咖啡杯。他穿着短裤；我迟疑了好一会儿，才把长裤卷到了膝盖上。在我们身后，木栈道的头上，伊丽莎白懒散地窝在椅子里，阴郁地望着海平面，花白头发飘荡在脖颈上。早餐没怎么动，依然放在她面前。她吃了几口，再把剩下的掰碎乱放。她的头发散着没梳，被来自南方的暖风吹起。
我呢，那天晚上睡了很久。午夜刚过我就沉沉坠入梦乡。潮已退，屋下的窃窃私语也消退了。不过，我脑海中的低语却没有停止。
1
另一个佛罗里达，玛莉·爱尔悄声说道，那是另一个佛罗里达。
十一 杜马视界
卖了它们。不管有多少幅，你必须全都卖出去。那是伊丽莎白，毋庸置疑。
有些问题，我永远得不到让自己满意的答案，但我已经画出了自己的画，当涉及其艺术性时，我知道那已足以诠释尼采：如果你集中意志力，聚焦之物也必将以你为焦点。有时候，无需誓言或条件。
长大的伊丽莎白。但我也听到另一个她，因为我必须捏造出那个声音，所以听见的其实是伊瑟儿时的语声。
是那个娃娃般的东西逼得苔丝和洛洛去死吗？也是它生造出了大男孩？那时的伊丽莎白和瓷偶之间究竟有了多少瓜葛？谁才是艺术家，谁才是白纸一张？
那儿有宝藏，爹地，那个声音说，你戴上面罩和通气管，就能找到宝藏。我可以告诉你到哪儿去找。
因为瓷娃娃是很特殊的。只属于莉比。那是她的赏金。
我画了一幅画。
他又出发了，回来时抱着古董玩意儿，满满登登抱在臂弯里，姿势怪异地抵着前胸。后来，他会用上南·梅尔达去市集时挎的大篮子，放一块铅锤进去，就能让篮子轻松下沉。再后来，会有一张照片登在报纸上，约翰·伊斯特雷克露着微笑，身旁铺满了好些被抢救而出的好东西——“宝藏”，还有他那天资非凡、最懂得聚焦重点的女儿。但照片里没有瓷娃娃。
11
我就知道有。我画出来了。近旁的毛毯上放着红色野餐篮，箭枪就躺在篮盖上。
黎明前我醒来，以为自己还能继续睡，但直到吞下一片闲置已久的复方羟氢可待因、再打了一通电话后才真的睡着。我吃了药，拨通斯高图的号码，等候转接答录机——在这个钟点，画廊里该是一个大活人都没有。艺术家们都不是晨起的鸟儿。
可当他向小莉比游回来后，却一次又一次地拥抱她。
我拨通达里奥的11号分机，在听到哔一声后说：“达里奥，我是埃德加。我改主意了，现在我决定把《女孩和船》系列都卖出去，好吗？唯一的条件是，必须卖给不同的买主，如果可能的话。多谢。”
他说，要是下面啥也没有，我就惨了！
我挂上电话回到床上。又躺了十五分钟，瞪着头顶的电风扇懒洋洋地转啊转，听着海贝在我身下聊啊聊。药力起效了，但我还没有犯困。接着便猜到了缘由。
她站在海里，水浸没膝头，胳膊下夹着诺问，她望啊望，直到南·梅尔达担心回潮会把她卷走，才喊她回到被他们唤作“黑影滩”的沙滩上。然后，她们一起站着等。伊丽莎白高声喊，让约翰停下来。她们看到他第一次下潜时鳍足向上翻拍。他潜下去该有四十秒，然后海面的平静被再次扰乱，从通气管的呼气口冒出很多泡泡。
我知道确切的缘由。
我赢，你赢。
我又爬起来，摁下重拨键，听到答录机说话，再次摁下达里奥的分机号，再等到他的录音邀请我在哔一声响后留言。“除了第八号作品，”我说，“那幅依然是非卖品。”
这一切我都知道。伊丽莎白画了一些，我也画了一些。
为什么它是非卖品？
她站在原处，他则继续往海里走，等他向前游去、把他的身躯扎进翡翠汤时，鳍状肢在她的眼里活像一条小小的平底船。后来，她会把这情景画入画中，就照这种印象画。他拿起面罩，在水里荡了荡，再套上脸孔。将通气管的呼气口咬在唇间。摆动鳍足，脸孔沉下水面，他就这样游进了阳光下的蓝色大海，身体一起一伏，光斑也灿灿起伏，能把玻璃面罩照成金子般的颜色。
虽然我自认它好得有如神助，但这不是非卖的原因。甚至也不是因为我看着它时，就好像听到了——对我来说——心底里最阴暗角落里的滔滔不绝。真正的原因是，我感到在画它时，有什么东西能让我活下去，卖了它，就像是否认我自己的人生以及我为了收复生命而忍受的一切苦楚。
她在他身旁涉水而行，海水浸到了她肉鼓鼓的小膝盖，她手指那里，说道，就在那儿呢，游过去踢几下，直到我喊停。
是啊，就因为这个。
爹地说，只要有娃娃，全都是你的——抢救宝藏，应该有赏，上帝应该为此帮助他。
“那幅是我的，达里奥。”我说。
她想请求她的爹地。她想给自己的无非是瓷娃娃。
然后我回到床上，总算睡着了。
说到聚焦重点，伊丽莎白·伊斯特雷克是个魔鬼；还记得她如何一笔一画地把自己画回这个世界来的吗？当栖在诺问体内的声音对她谈起宝藏时，她把所有注意力集中在这一点上，并把散落于湾流海底沙床中的宝藏尽数画出。等暴风雨过去，一切显露出水面时，入口便会离海面很近，近到阳光肯定能在日正中午时照出灿灿反光——光芒准会自寻路径，投射到海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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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重点突出。这是好画和庸俗之作的区别所在，如果只是把世界万物堆积在画面上，那就不成其为好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