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宅院的这种特殊结构，也可以解答许多涉及多妻制的问题。每个妻子都住在各自独立的院落中，由自己的仆人服侍，通常还有自己的厨房。这种建筑结构避免了许多冲突。如果一个男子与数个妻子生活在同一屋檐下，有些冲突则迟早会发生。
这种两性隔离由于中国住宅的建筑特点而变得易于实现。房屋多是在地面上横向扩展，而并非是纵向扩展的多层建筑，在华北和华中地区尤其如此。一座大宅院实则由众多独立的院落组成，各有其房舍与花园，并利用各种过道或檐廊彼此连通。
除此之外，在中国古代，还有许多其他因素有助于家庭和睦，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可能是社会交际。过去的中国女子不得参加任何家庭以外的活动，丈夫可以自由参加的社交活动，她们却不能去。与人交谈时，丈夫称妻子为“内人”，而妻子称丈夫为“外子”，这些说法并非毫无缘故。如今，虽然现实环境已经变得相当不同，但是这两个词在中国口语中仍然使用。
即使是中国人本身，想要了解朋友家的“内宅”也是极其困难的。自古以来，在中国一直存在着严格的两性隔离，以至于在旧式家庭中，将男子和女子的衣物挂在同一根晾衣绳上也被视为不当之举。中上层家庭中的未婚女子，除了自己的父亲与兄弟之外，不得与任何其他男子接触，已婚女子也基本限于只和夫家与娘家的男子接触。
女人们被局限在家中，妻妾们便彼此做伴，一起打牌或下棋，或是从事一些文雅的艺术活动，比如绘画和刺绣，或是一同准备大型家宴。在中国，个人尊严也是十分重要的问题，这一点与其他地方并无不同，之所以并未凸现出来，是由于旧式传统已经规定好了大家族中的女性等级制度，从第七房侍妾直至老祖母，各人的权利与义务都已有明确划分。
关于中国的多妻制为何会存在一些普遍的误解，其中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中国的家庭生活向来是一个与世隔绝且被严密监视的区域，直到不久以前仍是如此。除了自家成员之外，其他人皆不可侵入。对于外国人而言，或许只有早期传教士的妻子们可以有机会一窥中国家庭中的女眷生活。但是这些外国太太们只能接触到中国基督徒，在那些家庭中并没有姨太太或侍妾。
由于许多人一起生活，一个人的邪恶行为很容易被温和的外来压力抑制住，且不必有丈夫的介入。如果丈夫十分明智，便会对妻妾间的所有争执努力置身事外。
有些作家将中国古代的多妻制形容为黑暗邪恶的渊薮，又有些作家将其称赞为我们所有社会问题的最终解决方式。事实上，这两种看法都不正确。在中国，多妻制是特定的社会与经济前提下产生的合理结果，比起我们西方的任何一种社会制度来，既不是更好，也不是更坏。如今这些前提条件正逐渐消失，于是多妻制也随之消亡。
另外，经济因素也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中国古人认为让十个女子生活在可悲的贫困之中是没有道理的，只要能找到一个男子养得起她们，就可以让十个女子与这个男子共同过着安逸舒适的生活。另外，由于中国古代的交通方式比较原始，男子常常会离家一二年，然后在做官或经商的地方另娶一位妻子，返家时再带着妻儿一起回去。她们从此融入原先的家庭之中，凡此种种皆被视为理所当然。
一夫多妻制既出现在中国，也出现在日本。由于日本的许多习俗都可以追溯到中国，因此我们在此只探讨中国的一夫多妻制，并将日本的状况看作是一种后续现象。
至于多妻制的起源，汉学家们认为来自于每个男子对于延续家族香火的神圣责任，目的是为了保证对祖先的祭祀得以继续下去，这种看法可能是正确的。如果正室夫人未能生出男丁，男子便有责任娶二房或三房，直到生出儿子为止。民族学者在古代信仰中寻找多妻制的来源，即部落首领比平常人具有一个更为耀眼的“光环”，因此有权占有不止一个妻子，并以此作为威望的象征。这种看法可能也是正确的。在中国，一位高官理应拥有至少四个妻子，这种古老传统的来源可能同样出于体现威望。
在这部有关远东错误的百科全书中，“一夫多妻制”这一词条必将占据相当多的篇幅。除了远东政党之外，很少有其他主题会令读者遇到如此之多的错误论述。
或许正是如此，多妻制在中国平稳实行了两千多年，其间确实发生过不少悲剧，同时也产生过不少幸福的个例，与我们的一夫一妻制是同样的状况。考虑到中国古代特殊的社会与经济环境，我本人不会执着于任何一种方式。
若是一个人勤奋好学而又绰有余暇，或许可以考虑编纂一部百科全书，专门收录从西方古今文学中摘出的有关远东题材的所有错误观点。这部百科全书将会用尽他的一生，不过绝不是白费工夫。在我们这个小小的星球上，人们之间的关系已变得如此错综复杂，因此研究错误常常比研究陈腐的老生常谈更有启发性。
不过，在中国古代多妻制中，我认为有一点值得称赞。父亲的所有子女，无论是由正室夫人、二房还是侍妾所生，全都是合法后代，都具有无可争议的权利，包括分享遗产。
附：纳妾：关于一个多面论题的一面之谈(6)
有些西方作家坚称中国的多妻制使得夫妻之间无法存在心灵之爱。中国文学提供了大量的证据，证明在古代的特殊情况下，这种看法并不正确。有无数的事例表明两个或三个富有教养的女子可与一个男子和睦相处，并怀有着深厚而真切的爱情。(7)这种家庭和睦的秘密，似是来自于容忍的美德与妥协折衷的天赋，前者是中国人性格中一个普遍而显著的特征。
2020年11月
最后，我将用一则中国笑话来为这篇随笔作结，这是为数不多的一则可以译为英文的笑话，因为十分巧合的是，“酸”在中文与英文中具有同样的双重涵义。
张凌
故事讲的是一个男子有一个极其善妒的妻子，很多年不准他娶二房夫人。男子通过坚持不懈的软磨功夫，终于得偿所愿，将一位年轻美貌的侍妾带回家中。从那时起，每到晚饭时间，管家总得询问主人今晚是打算与大夫人共度，还是与新人共度，这一刻不免十分尴尬。于是主人就想出了一个法子，让管家在献酒时，问自己今天喝黄酒还是白酒。在此需要说明一下，中国的黄酒放置一个月左右就会变味，而白酒则类似西方的杜松子酒，能够保存更长时间。如果回答“黄酒”，则意指大夫人，如果回答“白酒”，则暗示主人想与侍妾过夜。
此书中由于加入不少关于外来宗教的内容，因此平添了许多异域风情与特色。高罗佩先生博学多才、涉猎广泛，对于印度文化亦是兴趣浓厚。早在中学时代，他就曾跟随荷兰著名语言学家乌伦贝克（C. C. Uhlenbeck）教授学习梵文。1935年完成博士论文《马头明王古今诸说源流考》，所谓“马头明王”，正是发源于印度的密教八大明王之一。1952年至1953年在印度工作期间，还著有关于中国和日本梵语研究的《悉昙》一书。在此申明一点，这一系列小说里偶尔表露出的对于佛教道教以及其他外来宗教信仰的异议或微词，只是作者在文学创作中进行的合理虚构，是身为正统儒者的主人公狄仁杰在其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理应持有的看法，并不能代表作者本人的立场和态度。
主人与管家秘密商定之后，头天晚上，管家在侍奉晚饭时，适时询问主人想喝黄酒还是白酒，主人答曰“白酒”。第二天，管家听到的回答还是“白酒”，第三天仍然如此。到了第四天晚上，管家又要提及这一重要问题时，便靠近主人的座椅，躬身行礼，随后低声说道：“老爷，小的只想提醒一句，今晚还是喝些黄酒吧，不然怕是要变酸了。”
高罗佩先生对于中国的深入了解，除了通读史料之外，或许也来自某些友人的亲身经历，比如英国汉学家、佛学家蒲乐道（John Blofeld）。1932年，十九岁的蒲乐道远渡重洋来到东方，在香港、北京、重庆等地游居了十七年，对于中国各地的山川风物、世态人情，终其一生都怀有深深的眷爱，并用中文著有自传《老蒲游记——一个外国人对中国的回忆》。1943年至1945年间，他与高罗佩先生同在重庆，由于志趣相投而交往密切。1951年，蒲乐道移居泰国曼谷，高罗佩先生在1967年因病去世之前，曾数次前往曼谷与他会面晤谈。(5)
高罗佩
再说其二，中国的一夫多妻制向来饱受西方世界的诟病，并令西方人因此产生出种种阴暗的猜测和假想。高罗佩先生旁征博引，力矫其妄，通过大量的中外历史文献，证明多妻制下的中国家庭生活总体来说仍是健康和正常的。“有充分理由可以断定，中国妇女一般并不比按一夫一妻制生活的西方姐妹们更加不幸。另一方面，也没有理由认为，中国的一般家长比只有一个妻子的西方家长更加幸福。……在中国，妻妾都有由成文法和习惯法确定的固定地位和法定的个人权利，家长必须尊重这些权利，并履行对女眷的各种责任，不仅要满足她们的性欲，经济合理地扶养她们，而且要在更敏感的方面，注意她们的个人感情，考虑每个人的爱好和脾性，并理解这些女人之间的关系。如果家长未能恪尽其责，就会发生争吵，而家庭失和则会使男人名声扫地，前程断送。作为文官他会丢掉官职，因为不能治家者不能委以重任的古训在上层统治者的头脑中已经扎了根；而作为商人他会因此失去信用，因为人们都知道一个治理无方的家是资金短缺的根源。”(4)尽管《中国古代房内考》一书在学界享有盛誉，但是影响范围毕竟有限，要想改变西方大众对于中国的刻板印象与狭隘偏见，最好的方法莫过于将学术观点融入拥有众多读者的通俗小说中，从而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译者个人认为，在这一系列小说中，高罗佩先生不厌其详地多次描写狄公的宅院格局与家庭生活，尤其是三位夫人和睦相处的场景，突出表现多妻制家庭中平和温馨的一面，用意正在于此。不可否认的是，他在描述和评价多妻制下的家庭生活时，确实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回护与美化，然而之所以如此，并非基于任何猎奇心理或是恶趣味，而是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由衷欣赏与热爱，出于一种深刻的“理解之同情”，在东西方彼此隔膜、西方对中国抱有许多偏见与误解的年代里，这一点更是难能可贵。1950年，高罗佩先生曾发表《纳妾：关于一个多面论题的一面之谈》一文，比较集中地表达了他本人对于中国古代多妻制的看法。如今全文译出，附录于后，以供读者参考。
(1) ［荷兰］C.D.巴克曼、［荷兰］H.德弗里斯著，施辉业译：《大汉学家高罗佩传》，海南出版社，2011年，第270页。
先说其一，所谓密教，实为印度佛教和印度教的房中秘术，其修炼方法与中国的道术修炼酷似，其中包括佛教金刚乘与印度教性力派。金刚乘是真言乘的一种晚期发展形式，“金刚”即坚不可摧的霹雳，并与“空性”同义，即最终的不可摧毁的空。在佛像画中，这种神秘武器被表现为一种双头杵，两端各有一股、两股、三股或更多的刃头，被信徒们尊奉为金刚乘教义的象征。本书第七回的插图“问旧事女巫施法术”中，佛像右手所持的法器看似正是三股“金刚手”。金刚乘的主要哲学观点是终极真理在于人体，人体内含有“生命的火花”，通过入定，这种火花会燃烧起火，从而达到神人合一的涅槃极乐境界。印度教性力派的出现晚于金刚乘，继承了金刚乘的房中秘术和对万能太阳神的崇拜。在湿婆教性力派中，早期经咒中以湿婆神为日，呈红色，以其配偶雪山神女为月，呈白色。这一点在本书最后一回中也有所暗示。译者个人认为《紫云寺》与《朝云观》这两部小说或可称为姊妹篇，一写佛教，一写道教，并且都与各自的秘术有关。这些房中秘术在历史上存在着二教互相影响以及在中印两国之间传播与回传的过程。公元七世纪时，中国道教的房中秘术曾刺激了金刚乘在印度的出现，不久后便由传教者于唐代到达中国时传入。十二世纪时，金刚乘在印度虽已消失，但其教理却传入西藏，与西藏当地的宗教信仰融为一体，产生出喇嘛教。喇嘛教又从西藏传入蒙古，成为忽必烈及其后人的信仰，道教房中秘术隐藏在喇嘛教的外衣之下，以至于中国人并未意识到它本是基于中国的原理，反而以为是外来的教义。以上所有引用观点，均来自《中国古代房内考》附录一《印度和中国的房中术》。
(2) 《大汉学家高罗佩传》，第10页。
本书后记中提到的《中国古代房内考》，是高罗佩先生的一部重要学术著作，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堪称一本前无古人的奇书，1961年由荷兰莱顿博睿（E.J.Brill）出版社出版。借用中文本译者李零先生的一句话，“这是一本非常正经也非常严肃，在西方汉学界享有盛誉，用确凿史料从根本上影响和改变了西方世界对中国之了解的经典之作”(3)。此书中的许多观点与细节，都可在整个狄公案系列小说中得到印证与反映。在此只略论与本书内容密切相关的两点，一是关于密教及其房中术，二是多妻制下的中国古代家庭生活。
(3) ［荷兰］高罗佩著，李零、郭晓惠、李晓晨、张进京译：《中国古代房内考》，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译者前言》，第3页。
本书第十五回中关于皮影戏的描述，猜测或是来自高罗佩先生对于爪哇皮影戏的回忆。由于父亲在荷属东印度军队中担任医疗服务工作，童年的高罗佩曾在印度尼西亚生活过八年，并从管家翁索那里接触到历史悠久的爪哇皮影戏，对此酷爱多年。他不但收集皮影、自行演出，还进行系统研究，年仅十岁便撰文绘图记录有关皮影的各种知识，“那些文章讨论了皮影戏的流行变种，详细描述了皮影人物、音乐和背景，描绘了舞台剧目的内容，介绍了主要人物的角色”(2)。
(4) 《中国古代房内考》，第113页。
本书第五回中提到的室韦人，原文为Mongolian，直译为蒙古人。“蒙古”一词最早见于唐代，《新唐书》《旧唐书》中的“蒙兀室韦”是现代蒙古族的祖先，故此选用“室韦”一名。
(5) 荷兰作家扬威廉·范·德·魏特灵（Janwillem Van de Wetering）所作的传记《高罗佩：他的生活，他的著作》（Robert van Gulik: His Life，His Work）一书中，引用过蒲乐道的书信，信中曾提到有关二人交往的情形。
书中的兰坊全图，显然是在1951年《迷宫案》日译本地图的基础上修改而成，添加了几处本书中人物的住处以及城外的紫云寺与庵堂。另外，在1965年出版的《黄金案》日译本中，白云寺改名为紫云寺。由于此书的译者沼野越子女士与高罗佩先生是多年好友，彼此交往密切，因此这些细微的改动格外值得注意。
(6) 1950年4月1日，高罗佩先生在日本东京的《远东进行曲》（Far East Fanfare）上发表此文，其复印件现存于美国波士顿大学，收在霍华德·高特利档案研究中心（Howard Gotlieb Archival Research Center）的高罗佩收藏（Robert Hans van Gulik Collection）中。
1965年，高罗佩先生第三次赴日工作，担任荷兰驻日本大使，在日本东京写成此书。据他本人记述，应读者要求，在此书中花费了更多的笔墨描述狄公的三个妻子，“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三个人的日常交往中，几乎从来没有听到不和谐的声音。这是理想的状况，没有吵架，没有斗嘴，真正的婚姻乌托邦”(1)。1966年，此书的英文本由英国海涅曼出版社（William Heinemann Ltd.）出版，名为The Phantom of the Temple，意为“佛寺幽灵”；1968年，荷文本由荷兰范胡维出版社（W. van Hoeve Ltd.）出版，名为Het Spook in de Tempel。
(7) 在《中国古代房内考》第十章中，高罗佩先生特别提及明代学者冒襄所著的《影梅庵忆语》，此书是冒襄为其逝去的宠妾董小宛所作的生平记述，“它不仅是一部感人的爱情故事，同时也是那个动乱年代如何影响到一个显赫家族由盛而衰的真实记录”。或可作为佐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