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波士顿大学霍华德·高特利档案研究中心（Howard Gotlieb Archival Research Center）的高罗佩收藏（Robert Hans van Gulik Collection）中，存有一份关于本书的资料笔录，包括华林寺、光孝寺、光塔、花塔、五仙观、白云山、城隍庙等名胜的简介，并附有若干简图。尤其珍贵的是，其中还有一幅高公本人手绘的草图：
以上内容，承蒙昔日同窗汪天罡先生亲临各处、实地察考，过后发来许多古今图片、文字解说与相关文献资料，令译者受益匪浅，后又幸得广州历史学者陈晓平先生核对修订，特此致谢。
从整体看去，这张草图应是借鉴了1890年广州全图，如果与《五羊城图》做一对比，便可发现在后者中与实际地理位置不符的贡院和花塔寺，在前者中却标注得并无差错。由此推测高罗佩先生之所以稍稍加以改动，或许是为了让图中各处的分布看去更为均衡。无论如何，通过这些现存的手稿资料，足见他在创作本书之前，曾对广州城的历史与格局做过详尽研究，其认真细致的态度着实令人感佩。
23．大食先贤墓，应是前文提到的传教士宛葛素之墓。
本书中的大食舞姬祖母绿，其名原文为Zumurrud，与意为“绿宝石”的Zumurud Stone十分接近，因此根据其音其意，定名为“祖母绿”。
14．归德门，为清代时的城门，现已不存，城门石额现安放于广州博物馆碑廊。
本书中的疍家人，是中国沿海水上居民的统称。他们分布在广东、广西、福建、海南、浙江一带，以船艇为家，在江海上四处漂泊、居无定所，主要从事沿海渔业与水上运输。“疍家”是一种贬称，广东疍家人自称“水上人”。疍家人以前被陆上居民蔑视，没有户籍，不准穿鞋、不准建屋、不准与岸上人通婚，由于长年生活在船上，他们的腿部弯曲，双脚也同生活在陆地上的人略有差别，因此也被贬称为“曲蹄”。高罗佩先生在另一部著作《中国古代房内考》中也曾提及：“广州的妓女和艺妓属于一种特殊的少数民族，即所谓疍家（原文为tanka，tan-chia），也叫疍户（tan-hu）。”(1)
13．五仙观，宋朝以前庙址多有迁徙，宋政和三年在现址重建，是一座祭祀五仙的道教谷神庙，相传古时有五位仙人骑着口含谷穗的五头羊飞临珠江北岸，将谷穗赠给当地人，故而广州又称羊城、穗城。
第三回中提到的“金钟”，是中国人喜爱的鸣虫之一。畜养秋虫、令其相斗或赏其鸣声，在中国具有悠久的传统，南宋贾似道所作的《促织经》，是历史上第一部研究蟋蟀的专著。关于金钟，以下有两段专门记述。明代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三中记载：“有虫黑色，锐前而丰后，须尾皆歧，以跃飞，以翼鸣，其声蹬稜稜，秋虫也。暗则鸣，鸣竟刻，明即止，瓶以琉璃，饲以青蒿，状其声名之，曰金钟儿。”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中记载：“金钟儿产于易州，形如促织。七月之季，贩运来京，枕畔听之，最为清越，韵而不悲，似生为广厦高堂之物。金钟之号，非滥予也。”在此还需说明一点，1935年至1946年间，高罗佩先生曾先后在日本和中国工作，与中国各界文化名流有过许多交往，其中很可能不乏精于此道者，比如古琴大师管平湖就是一位养鸣虫的高手。根据高公本人的记录，1946年，二人曾在北京会面数次。本书中关于捕捉和畜养蛐蛐的各种细节描述，或许在古籍史料之外，亦有高公亲见亲临、耳闻目睹的回忆成分。
12．怀圣寺，俗称光塔寺，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最早创建的四大著名清真寺之一，“怀圣”意为怀念先知穆罕默德圣人，始建于唐太宗贞观元年，相传由公元七世纪初来华的阿拉伯传教士阿布·宛葛素主持，由当时侨居广州的阿拉伯穆斯林商人捐资所建，寺内西南角建有光塔，原名呼礼塔，波斯语读作邦克塔，亦用作珠江夜航灯塔。
第六回中关于大食人宴席的描述，猜测来自高罗佩先生的亲身经历。1942年7月30日，高罗佩先生作为外交人员撤离日本后，乘船前往非洲，8月17日到达葡属东南非洲的洛伦索马贵斯，10月4日又到达丁香岛桑给巴尔，“我寄宿在我国的名誉领事家中，他是一个年轻单身汉，住在一栋宽敞的阿拉伯式老房子里。很多的阿拉伯农庄主都是他的朋友，他们多次给我们举办了美好的正宗阿拉伯式晚餐。我们坐在露台平台上，在厚厚的地毯上，即席享受着手抓饭。女人们是斯瓦希里和阿拉伯混血，她们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2)。根据荷兰学者饶抱思的新作《狄公案插图及其来源》，在“曼苏尔宴请两贵客”一图中，上方的阿拉伯铭文意为“奉宽大仁慈的真主之名”，所采用的字体是有饰型库法体，即在字里行间添加各种花、叶、枝、藤等图案。这种字体起源于埃及法蒂玛王朝（909—1171）。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高罗佩先生曾经前往埃及，或许见过这一铭文，不过其复制品也闻名于世。(3)
11．花塔寺，始建于南朝梁大同三年，初名宝庄严寺；北宋初年毁于大火，989年重修，改名净慧寺，因寺内有六棵古榕，民间俗称为六榕寺；1097年建成舍利宝塔，采用砖木结构，外观呈八角形，共有九层；1100年，苏东坡由海南北归，路过广州时到此游赏，题字“六榕”；1411年（明永乐九年），净慧寺重修，寺僧将苏东坡遗墨“六榕”刻成木匾，悬挂于寺门之上，自此改称六榕寺，舍利塔称六榕塔，因其塔身红白相间、华丽壮观、形似花朵，又被称为花塔。
第九回中的插图“乔泰寻访大食舞姬”，在荷文本中略有不同：
10．光孝寺，初为公元前二世纪南越王赵建德之故宅，三国时代，吴国虞翻谪居于此，后来改为寺院，初名制止寺，东晋隆安五年（401年）称五园寺，唐代称乾明法性寺，相传唐高宗时，六祖惠能在此剃度，南宋时称报恩广孝寺，后改名光孝寺。
第十八回中提到贡院内的匾额“激流勇进，终登禹门”，显然是用“鲤鱼跳龙门”这一典故来比喻金榜题名、飞黄腾达之意，龙门位于山西河津县城西北的黄河峡谷中，相传为夏禹所凿，又名“禹门”。书中此词的原文为Jade Gate，直译为“玉门”，但其意似是难合，因此以谐音取“禹门”。
9．市舶使院，原文为Custom-house，意为“海关”，唐高宗显庆六年（661年），在广州创设市舶使这一官职，又称监舶使、押番舶使，总管东南海路邦交外贸事务，其官署称为市舶使院，《五羊城图》中标注的位置大致为如今的北京南路近珠江处。
本书后记中提到的《苏秦徇市》一则，旧出《春秋后语》。高罗佩先生的译著《棠阴比事》英译本中的此则后有如下一段注解：“苏秦是战国时期一位具有传奇性的外交家。《春秋后语》是一部小书（篇幅较小），仅有一卷，作者是晋朝学者孔衍（268—323），此书重印在《汉学堂丛书》中。”
7．孔庙，《五羊城图》中标注的位置，实为清代的广府学宫，当时的孔庙位于贡院北侧，即大东门西北处。
后记中提到的《南诏野史》，为明代杨慎所著，其下卷五之“地羊鬼”有一段关于毒药的记载，与本书中的描述十分相符。原文如下：“或有娶其女者，夫每出，必问归期，即饵以毒，如期而归，更以药解，否则毒发而死。”
5．集市，此处似为高公杜撰，根据《五羊城图》，其位置在双门底东南侧，第一回末尾处提到的计时仪器“滴水楼”，是由四只铜壶组成的浮箭法复式漏壶，1316年（元延祐三年）由广州人冼运行、杜子盛铸造而成，原本放置于双门底的拱北楼，清代徐良琛曾著有长诗《拱北楼铜壶歌》，后来几经迁移，抗战胜利后被挪至镇海楼，1959年被借调到北京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展览，实为中国现存最早、最大、最完整的铜壶滴漏。
依照全集的故事时间线，此书是整个狄公案系列小说的终章篇。狄公入阁拜相后，身为大理寺卿，办理了判官生涯中的最后一案。乔泰果然应了开篇故事《黄金案》第二回中的谶语和《漆屏案》第十四回中算命先生的预言，为救狄公而殒身于雨龙剑下，足见对于主要人物的命运遭际，高罗佩先生自始便有着明确的构思与设定，在创作过程中也始终遵循这一方向，写作态度认真严谨，并不会为了迎合读者而有所改变（由于在《铁钉案》中安排洪亮去世，高公曾收到过不愿接受这一结果的读者们写来的抗议信）。英雄之死理应庄严崇高、悲而不惨，书中这一部分文字，写得深沉凝重，读之震撼人心，增添了浓郁的悲剧气氛。及至此处，狄公的四大随从已皆有分定，洪亮、乔泰以身殉职，陶干偶遇佳人，终得美满结局。值得一提的是，本书中通过旧友之口，间接道出马荣娶了袁氏姐妹后儿女满堂，安分居家度日，然而从此“失掉了英雄气概”，略有一丝无奈的憾意。此处虽似闲笔，却是独具匠心、颇可玩味，既符合人物一贯的性格与发展逻辑，又写出了复杂而微妙的人生况味。“新系列”完成之后，在海涅曼出版社的要求下，高公又写出了“新新系列”的两部作品《项链案》《中秋案》，故事发生在狄公担任蒲阳县令期间，其特点是皆由狄公独自一人办案。马荣、乔泰虽在《项链案》结尾处仍有出场，但已不再担任办案助手的角色。
4．贡院，始建于南宋绍兴二十七年，清代广州贡院建于康熙年间，确切位置应在大东门西南方向靠近东城墙处，《五羊城图》中的贡院则在大东门西北方向，实际对应如今的番禺学宫。
今年既是狄仁杰1390周年诞辰，亦是高罗佩先生110周年诞辰。经由高公手中的生花妙笔，狄仁杰这一历史人物在离世千年之后，竟会意外地走向世界，为各国人民所熟知并喜爱，甚而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标志性人物，狄公若是泉下有知，想必也会惊诧于这一段不可思议的奇妙机缘吧。
3．军塞大营，此处应为高公杜撰，唐时军营位置不可考，清代八旗曾驻扎城西，即大北门至归德门一线以西。
张凌
2．县衙，其位置大致对应清代的广州府衙门。
2020年11月
1．节度使府与州府官衙，唐初为岭南道署，明清时为布政使司，现为广东省财政厅，大门正对的南北向街道分三段，分别称为承宣街、双门底、雄镇街，1920年拓建为永汉北路，1936年至1945年易名汉民北路，1967年与大南门外的永汉南路一起改称北京路，此路及其前身（从节度使府直到天字码头）一直是广州的南北中轴线。
(1) ［荷兰］高罗佩著，李零、郭晓惠、李晓晨、张进京译：《中国古代房内考》，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319页。
由于书中背景第一次设在真实的中国城市，在此试对图中几处地方的历史沿革作一简介：
(2) ［荷兰］C.D.巴克曼，［荷兰］H.德弗里斯著，施辉业译：《大汉学家高罗佩传》，海南出版社，2011年，第86页。
1962年，高罗佩担任荷兰驻马来西亚大使，在马来西亚工作的最后一年写出了此书，作为整个系列小说的终章结局。1964年，此书的荷文本由荷兰范胡维出版社（W. van Hoeve Ltd.）出版，名为Moord in Canton；1966年，英文本由英国伦敦海涅曼出版社（William Heinemann Ltd.）出版，名为Murder in Canton。
(3) Piet Rombouts: Judge Dee Illustrations and Their Sources，Probook，Utrecht，Netherlands，2019，p.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