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案》是整个系列小说中最具浪漫与美感的一部，在戏谑的介绍之后，高罗佩先生为我们展示了严酷的现实。在描述疾病和衰弱时，他没有略去令人毛骨悚然的细节，一股狞邪的气味从书中油然飘出，当我们正在犹豫是否想要摆脱的时候，他带着我们继续前行，成功地证明人间的情爱可以将我们从陈腐的旧日中释放出来。当然，条件是“爱情将要承受一切风险——财富，名声，未来，无论什么。它将完全漠不关心地拒斥一切，唯独除了所爱之人。”
荷兰作家扬威廉·范德魏特灵在传记《高罗佩：他的生活，他的著作》中，曾有一段对于此书的评述，现试译如下(3)：
在此书中，破败的茅棚庇护着一对恋人，因此变得比宫殿还要美丽，一个麻风病人与一个没牙的老年盲妇拥抱在一起（这二人曾经是著名的朝臣与美丽的歌伎，彼此相爱，却又受命运摆布而分离），我们从旁注视着这一幕微妙的景象，心中几乎没有欢愉之情。
书中关于歌伎生活和妓院的描述，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见高罗佩先生《中国古代房内考》一书中关于唐代艺妓和妓院制度、宋代三种不同等级的妓院制度的章节。
诚如上文所言，此书不但“最具浪漫与美感”，而且是第一部情节全部出于作者自创、并未借鉴任何中国古代典籍的小说，显示出高罗佩先生高超的原创与构思才能，在描摹情天恨海、男女纠葛的同时，又有扑朔迷离的新旧罪案穿插其中，读来格外动人心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阿虾阿蟹这一对形容迥异、形影不离的朋友，高罗佩先生称之为自己创作的最佳人物之一，此言着实不虚。关于阿虾的不幸遭遇，书中虽然着墨不多，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于这类身份卑微、经历惨苦却始终保持自尊自重的小人物，高公向来给予了深切的同情和敬意，体现出悲悯的人道主义情怀与真正的平等观念，相信有心的读者自会有所感悟。
对比二图，可见原版中的女子更多矜持与审视，而修改后的人物则是姿态傲然，显得大胆而挑逗，与书中的相关描述更为相符。1965年Charles Scribner's Sons出版社的美国初版，书前注明版本来自1964年伦敦海涅曼出版社（William Heinemann Ltd.）的英国初版，以此推测，修改后的插图应是首次出现在英国初版中。然而在荷文本中，此幅插图则始终沿用原版。
张凌
书中第一回的插图“游廊上狄公遇花魁”，在1961年马来西亚初版中有所不同：
2019年6月
关于本书的书名The Red Pavilion，不但可译作红楼，还可译作朱阁、红阁、红亭或朱楼。日译本书名有《红楼之恶梦》，想必来自第七回中令人过目难忘的梦境描述，以此思路，甚至可以演绎为红楼噩梦、红楼梦魇。“楼”在古时可指酒楼或妓院，红楼与青楼相对，和本书中的风月场花柳地甚是相合，因此采用此名。
(1)［荷兰］C.D.巴克曼，［荷兰］H.德弗里斯著，施辉业译：《大汉学家高罗佩传》，海南出版社，2011年，第223页。
1961年7月，此书的英文本由马来西亚吉隆坡艺术印刷社（Art Printing Works）出版，名为The Red Pavilion；荷文本也在同年由荷兰范胡维出版社（W. van Hoeve Ltd.）出版，名为Het Rode Paviljoen。
(2)《大汉学家高罗佩传》，第234页。
1960年前后，高罗佩先生曾将“新系列”三部小说《漆屏案》《朝云观》《红楼案》寄给英国伦敦的迈克尔·约瑟夫出版社（Michael Joseph Ltd.），但他们表示每年只肯出版一部狄公小说，并且认为新小说篇幅太短。于是高罗佩先生决定换一家出版社，同时也很想看到公众对于“新系列”有何评议。他当时正担任荷兰驻马来西亚大使，结识了一位华裔青年，此人在吉隆坡主持一家印刷厂，专门印制电影票、剧场简介和小册子。二人达成协议，由高罗佩先生出资，在1961年印刷了三千册《红楼案》。高罗佩先生亲自设计封面，选择字体、纸张、开本大小等，并监督目睹了整个印书过程。出版商采取自行销售的方式，所有新书在六个月内全部售出，使得高罗佩先生不但很快收回了成本，还获得了一笔可观的利润。后来，他们又以同样的方式出版发行了《朝云观》与《漆屏案》。这三部小说在华人世界和西方出版界均获得好评，高罗佩先生由此确信“新系列”比“第一系列”更为出色，自认已找到了正确的写作模式。
(3)Janwillem van de Wetering：Robert van Gulik: His Life，His Work，Soho Press，New York，1998，p.92-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