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中国古代行政体系具有独裁性，但是中国人长期以来特有的民主精神仍是不可埋没，对于滥用司法权威的最有力的审查仍是来自民意。公元前成文的《吕刑》中写道：“判官行事时理应与民意一致。”(2)所有开堂审案都对民众公开，全体百姓都可了解审案过程并加以议论，听取各方证词和最初查案也是当众举行，在这一方面，中国古代司法制度甚至走在了西方前面。百姓们成群结队、熙攘喧闹，不过却是高度自制自律的群体，并且能够使得自己的呼声直达官府。家庭或宗族将人们密切联系在一起，除此而外，还有更广泛的职业行会组织、同业公会与宗教兄弟会。百姓一旦遇到残酷暴虐或是独断专行的县令，并且决意要违抗他的命令，便会拖延缴税，使各种记录混乱不清，公共设施也变得无人修缮，过不多久，监察御史便会亲临此地进行调查。这些令人畏惧的监察者在全国各地微服私访、巡按四方，拥有极大的权力，且只对皇帝负责，有权将任何一名官员立即拘捕并解送京城受审。
至于滥用司法权威，有几种因素可以对此加以限制。首先，地方县令只是整个帝国庞大的行政机器中一个小小的齿轮，必须向直属上级汇报自己的所有举动，并附上全部相关原始文件。由于每个官员无论职位高低，都必须完全为其下属的行为负责，因此这些记录将会被各级行政部门仔细检查，一旦发现有可疑之处，便会要求复审，一旦发现犯有过失，便会对负有责任的县令进行严厉训诫。县令看似拥有绝对权力，并且地位高高在上，其实不过是借来的荣光而已，这些权力并非基于其个人禄位，而仅仅来源于他暂时被授予的官职和所代表的整个体系的威名。不可侵犯的是法律本身，而并非是代表法律的判官。司法官员不可声称自己拥有豁免权或其他基于职位的权利。一旦上司发现判官犯下错误，此人的所有权利就会被当即剥夺，立时沦落到“阶下囚”的悲惨境地，跪在案桌前的冰凉地板上，遭到众衙役的辱骂——直到他证明自己的行为正当为止。在此书中，笔者也曾试图描述过这一内容。
从整体而言，这一制度的最大缺陷是对于金字塔结构中的上层依赖过多。当京城官员普遍腐败堕落后，这种恶化便会自上而下迅速传播蔓延。满清王朝的最后一百年间，司法管理上的普遍恶化是显而易见的现象。因此在十九世纪，外国人观察过中国的现状后，对司法体制评议不佳是毋庸置疑的。
古代判官自有一套办案方法，由于缺乏现代科学手段，必然颇多障碍，比如没有指纹系统、化学检测和照相术，然而他们却拥有刑典所赋予的广泛权力，因此在办案时可得到许多便利。判官只要发票就能拘捕任何人，可在用刑当中审问嫌犯，命人当场痛打顽固的证人，使用间接证据，恐吓被告使其说谎，然后得意地指出其抵牾不合之处——简而言之，尽可以堂而皇之地公然使用所有三四流手段，令西方法官听后不禁浑身发抖。不过还有一点必须说明，中国判官并非依赖用刑或其他暴力手段来获得胜利，而是通过手下人员广博的知识，以及自己的逻辑思考与良好常识，后一点尤其重要。如狄公一般的中国县令，具有强大的道德力量与高超智慧，同时又是出色的文人学士。在接受了古典教育之后，他们不仅完全通晓中国的文字与艺术，而且拥有对于人间万象的广博知识，甚至对于医学和药理也略知一二，还有佛家教义中关于人类情感和思维活动的详细分析。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后，使得中国学者早早便具备了一种敏锐的心理洞察力。本书中狄公对于刘飞波变态情爱的分析，乍一看似是时代错误，其实并非如此。
第二个缺陷是在这种制度下，地方县令担负了过多的责任。县令向来公务繁重，不得不将相当一部分事务交给下属去办理。像狄公一般精明强干的县令尚可应对一切大小事宜，而那些能力稍逊之人，则很快便会完全依赖县衙中的常驻人员，比如主簿或衙役班头等，这些小人物尤其容易滥用权力。
县令的居处也在院内，其妻子儿女与家中仆从全都住在其中。内宅常常自成一体，形成一个单独的小院。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即担任地方县令是日后升至高位的晋身之阶。由于升迁只依赖于实际考绩，且任期一般不会超过三年，因此即使才能平庸之辈，也可尽力成为令百姓满意的父母官，以期在一段时间之后升到较为轻松的高位。
二堂出去便是二进庭院，周围有数间较小的房舍，衙吏、档房管事和书办等人在其中各自做公。公廨后面有一座花园，花园后面是一间轩敞的花厅，用于进行各种公开活动，或者接待贵客。
总体来说，中国古代行政制度运行良好。下面这段话出自《大清律例》的杰出译者乔治·斯当东爵士（Sir George Staunton）的笔下，可引述在此，作为对中国古代司法制度的称赞。这段话写于十八世纪末期，当时满族人的权力中心已经逐渐瓦解，随之而来的许多滥用司法权力的现象初露端倪，因此这位谨慎的观察家写道：“从事实角度来说，存在着坚实的基础使人可以确信，无论处于任何级别或职位的官员，其明目张胆或是一再出现的不公正行为，并非总能完全逃脱罪责。”
大堂是一间宽敞的大厅，四壁几乎空空，只挂有少数几张称颂律法威严的字幅。大堂后方有一座高台，上面设有案桌。案桌后摆着一张宽大的扶手椅，供县令开堂审案时就座。案桌左右两旁各有一张低桌，书办坐在彼处，负责记录审案过程。案桌后方有一道门廊，通向县令专用的二堂——或称为县令的议事厅。此门廊由一幅帷幕或屏风遮蔽，帷幕上绣有硕大的獬豸图样，在中国古代，这种神兽是明察秋毫的象征。大堂不开的时候，县令在二堂中办理所有例行公务，每天依例在早间、午时和晚间开堂三次，没有周末休息，唯一的节假日是新春佳节。
在本书中，笔者遵循了中国小说体例——即传统公案小说体例——让判官同时办理三桩案件，将三个故事组织贯穿成一个连续的故事，以唐代著名大臣狄公作为中心人物。狄公本名狄仁杰，历史上确有其人，生于公元630年，卒于700年，早年曾经担任过地方县令，由于破获了许多疑难案件而声誉鹊起，后来成为当朝宰相，头脑睿智又勇于进谏，对朝政起到了有益的影响。
即使如此，县令行事的主要地点仍是县衙大堂。他端坐在高台上的案桌后，面对狡猾的嫌犯，用机智的提问使其心慌意乱，遇到强硬之徒，则用威吓使其招供，或是诱哄胆小怕事的证人道出真相。县衙法庭是县令官署中的一部分——通常称为大堂。县衙是一个庞大的院落，里面建有许多房舍，四面筑有围墙，内部用庭院和廊道分隔开来。正门装饰富丽，旁边是守卫居住的门房。进入正门之后，大堂正在一进庭院的后方，有一面硕大的铜锣悬挂在门口的木架上。三声铜锣敲响时，昭示县衙即将开堂。当地百姓随时可敲响这面铜锣，表明有人意欲在县令面前报案。
新娘失踪一案取材于一个真实的假死案件，出自《惊人奇案》第六部分。此书是一部罪案故事集，1920年在上海出版，作者王艺从多部古书中摘录出这些故事并加以重印，可惜没有注明来源出处。这一假死案据说发生在1880年，即晚清光绪年间。笔者只借用了其中的主要情节，对整个故事背景做了改动，从而使之可与舞姬溺水一案相呼应。
这些亲信是县令的左膀右臂。县令派他们出去打探消息，面会证人，跟踪嫌犯，寻找罪犯的藏身之处，并将其捉拿归案。然而这并非意味着县令本人从不走出自己的官署一步。在中国古代官员的举止规范中，规定县令一旦外出公干时，应当摆出与其职位相称的所有排场，不过也可时常微服出行，在乔装改扮后悄悄离开衙院，利用私人闲暇时间出去四处勘察。本书中描述了狄公的头一次类似经历，以及从中得到的教训。
舞姬溺水一案是将三桩案件联系起来的主干，由笔者本人构思而成。在中国公案小说中，常常会出现花船杀人案与秘密政治团体暗地活动的故事。然而必须说明一点，即白莲教成立于狄公生活的年代之后，作为反对蒙古人统治的中国民族主义运动，最初出现于十三世纪，后来在1600年的明末时期再次复兴。本书中写到的白莲教，是由一伙只为寻求个人私利的罪魁们策划的一场阴谋叛乱，类似的故事在中国历史上确实发生过，但却常常是由忠诚无私的爱国者组织起来，旨在推翻外族统治或是剥削压迫民众的政权。在此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国民党在孙逸仙博士的领导下，于1912年推翻了满清政权，建立起中华民国，其发端便是一个名为“同盟会”的秘密政治团体。1896年，满清政府悬赏捉拿孙博士，孙博士访问伦敦时，被诱骗进入大清公使馆，遭到秘密囚禁，预备押送回国并处以死刑，但是他设法将自己被绑架的消息秘密送给英国当局，后来沙士勃雷侯爵（Lord Salisbury，时任英国首相与外相）介入此事，并使孙博士终于获释。史实常常比小说更加奇异！
狄公如同其他县令一样，亦是从“绿林兄弟”中招募亲信，即罗宾汉式的拦路劫匪。他们之所以被迫以此为生，常是由于被人诬告或是杀死过贪官酷吏等类似原因。狄公案系列小说之《黄金案》中描述了狄公在刚刚步入仕途时，如何挑选了马荣乔泰作为亲信，在此书中，则叙述了狡黠多智的陶干如何成为狄公手下的经过。
至于一伙匪盗聚居在难以攻破的沼泽地里的情节，取材于中国古代著名流浪汉小说《水浒传》，这是一部颂扬官逼民反和农民起义的文学作品，其英译本有杰克逊（J. H. Jackson）的两卷本《水边》（Water Margin），1937年出版于上海，还有赛珍珠（Pearl Buck）的《四海之内皆兄弟》（All Men are Brothers），1937年出版于伦敦。
在每一部中国公案小说中，这些亲信总是被描写为身强力壮、英勇无畏的人物，并且精通中国拳术与角抵。他们与后来伦敦弓街（Bow Street）(1)上的英国侦探一样，也遵循随身不带武器的高贵传统，在拘捕凶犯时全凭赤手空拳。
此书中写到翡翠铭文中藏有开门密语一节，根据这一原理制造的简易挂锁(3)在中国已有几百年的历史，至今仍在广泛使用。这种挂锁由一根圆柱与贯穿其中的一条横轴组成。圆柱中间套有四五个可以转动的轮箍，每个轮箍外面刻有五个或七个汉字，内面有一道凹槽，可与横轴上的纹路相合。惟有每个轮箍都转到正确的位置，即所有凹槽都与纹路相合时，才可从圆柱中抽出横轴，从而将锁打开。开锁密语通常是一句诗文，由每个轮箍上的一个字组合而成。
鉴于这种状况，县令通常与自己的三四名亲信关系密切。这些人皆是他在初入仕途时精心挑选出来，并一路跟随至各地任所，直到县令最终升迁为刺史。亲信的职位由县令本人亲自任命，通常高于县衙内所有常驻人员。县令正是依靠他们的协助，方可进行侦缉查案。
中国人下两种棋，一是象棋，一是围棋。象棋的棋子个个价值不同，对弈目的是将死对方的“将”，如同国际象棋一样，是一种为各个阶层所喜爱的棋戏。本书中描写的围棋却更为古老，几乎只有文人学士们才下此棋。围棋在八世纪时传到日本，如今仍然广受欢迎，日本人称之为Go。关于这种非常复杂且引人入胜的游戏，至今仍存有许多文献，包括死活题手册等。史密斯（A. Smith）写过一本出色的英文读物，名为《围棋》（The Game of Go），1908年在纽约出版，1956年在东京重印。
公务过于繁重时，县令从县衙常驻人员那里只能得到很少的帮助。衙役、书办、守卫、狱吏、仵作等下属只做各自的例行公务。至于明察暗访，县令则无法要求他们予以协助。
最后还需说明的是，中国与西方社会相反，中上阶层更趋向于力求全家人住在一起。儿子成婚后，便会从家族大院中分出一个庭院来供他使用，并有单独的厨房和用人。其原因在于子女有责任服侍父母，因此必须与父母同住，并且家中众多成员可以互相协作，关系更加密切并彼此受益。“五代同堂”是中国家庭生活的理想方式，每个中上阶层的家宅，就是由数个独立的家庭组成的聚合体，彼此之间通过庭院、廊道和花园连通。在此书以及其他狄公案系列小说中，常常有许多关于中国家宅中多重庭院的描述。
如同其他几部狄公案系列小说一样，笔者试图展示出县令的职责是如何全面而广泛。发生的罪案将直接上报至县令面前，众人期望他去搜集所有证据，再加以甄别，寻出真凶后将其捉拿归案，使其认罪再宣判，最终得到应有的惩处。
高罗佩
地方县令的职权中包括判案一项，从中可体现出其人的刑侦才能。因此我们发现在中国公案小说中，破获疑难案件的智多星从来不是“侦探”，而是“判官”。
(1) 英国伦敦考文垂花园的一条大道，与法律颇有渊源。1749年，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英国著名小说家，代表作为《汤姆·琼斯》，曾任伦敦治安官）在此成立了伦敦第一支职业警察部队，名为“弓街奔跑者”（Bow Street Runners）。1832年，伦敦警察厅在此建立了派出机构，后来发展成为弓街治安法庭（Bow Street Magistrates' Court）。
县令治下的辖区，是中国政治管理的复杂体系中最小的行政单位，通常包括一个四面建有围墙的大型城镇以及周围的乡间地带，方圆约有二百里。县令是这一地区内职位最高的官员，负责城市与乡村的行政管理，主持县衙公务、征税、出生死亡婚姻登记，通常还负责维持整个地方的公共秩序，实际上统管着当地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被称为“父母官”。县令只对上峰负责，即本州刺史或是本地节度使。
(2) 即《尚书·吕刑》，高罗佩先生在译著英文本《棠阴比事》中曾提及此篇。文中虽没有与此句完全对应的字句，不过仍有不少与此相关的叙述，比如：“简孚有众，唯貌有稽。”“哀敬折狱，明启刑书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罚，其审克之。狱成而孚，输而孚。”“明清于单辞，民之乱，罔不中听狱之两辞，无或私家于狱之两辞！”
如同所有中国古代公案小说一样，本书的中心人物狄公也是一位地方县令。从古时候直到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这一职位向来兼法官、陪审团、公诉人和侦探于一身。
(3) 即藏诗锁，是一种以诗句为密码的古代锁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