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后记中提到的埃德温·赖肖尔（赖世和）是著名的日本学家，早年曾师从叶理绥（Serge Elisseeff），并担任过哈佛燕京学社社长。作为美国驻日本大使，他在1966年前后与高罗佩先生常有交往。(6)在其本人的自传中，也曾提及高罗佩先生，现试译如下：“从另一个层面上说，自从学生时代起，我便与荷兰大使高罗佩相识。他毕业于莱顿大学，以其创作的系列推理小说而闻名，这些小说以狄公为中心人物，情节紧凑，扣人心弦，采用了十四至十七世纪中国明代小说的写作风格，然而表面上却使用了七至十世纪中国唐代的逸闻趣事。在某一本书中，他还注明曾借鉴过拙作《圆仁唐代中国之旅》中的资料。”(7)
关于本书中描述的人虎，高罗佩先生在另一部著作《长臂猿考》中也曾有所提及：“公元一世纪，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佛教认为所有动物皆有灵魂、灵魂可以轮回之教义结合中国古老的有关动物长于采气的理念，强化了炎黄子孙有关动物的神秘性观念，他们甚至相信动物能化身为人类，反之亦然，诸如广为流传的虎人、狐人等传说。”(5)关于人虎与鬼魂显灵等问题，高罗佩先生在《铁钉案》一书的后记（二）中亦有解说，有兴趣的读者敬请参阅。
译者在读到有关高罗佩先生的生平记述时，不时会发现一些或与小说相关的有趣细节，不妨摘入译后记中与读者分享一二。莱顿大学的中国语言和文学教授何四维（Anthony Hulsewé）博士写过关于高罗佩先生的生平简介，其中提到“几乎所有的研究报告表明，一旦他的兴趣被激发了，他就会竭尽全力，力图彻底弄清问题的症结所在”。在荷兰驻日大使馆里，“他做的事情不多。大家都知道他几乎不工作，但一旦有要事，他总能找到正确的关系，总是能够提供正确的建议，或者很快写好一份高水平的、深刻的报告”。荷兰外交部一个最高级官员曾经就他的工作说过：“就发给他的各项指示而言，我们当然不能指望他会严格执行，但他也永远不会干出傻事。”(8)高罗佩先生本人亦是兴趣多样、爱好广泛，并收藏有《花营锦阵》《江南销夏》等明朝春宫图册。从以上叙述中，不难看出本书中蓬莱原县令王德化的影子。
本书第十六回中提到的于公，当是西汉丞相于定国之父。《汉书》卷七十一有载：“于定国字曼倩，东海郯人也。其父于公为县狱吏、郡决曹，决狱平，罗文法者于公所决皆不恨。郡中为之生立祠，号曰于公祠。”桂万荣在《棠阴比事》的序言中曾提及此人，高罗佩先生在译著《棠阴比事》英文本中也为他作注，记述其言语事迹。
本书第十五回中唐主簿临终前大段呓语般的自白，或可与《湖滨案》楔子的呓语叙述对读。书中被夫休弃的曹小姐后来结局如何，乔泰寻找的仇人何在，在其他后续作品中都将提及，还有第十八回开篇处提到的节度使倪守谦，也将会在《迷宫案》中大显身手。凡此种种，足见作者对于书中人物的命运遭际，自始便有着明确的设定与通盘考虑，因此方可做到令这一系列小说既能每本独立成篇，又能在整体情节上前后呼应，做到“草蛇灰线，伏脉千里”，读来格外引人入胜。
此回中提到的铸剑师三点，英文名为Threefinger，直译当为“三指”。高罗佩先生的传记中曾提到三合会这一组织，在荷属东印度又称三点会(4)，英文版中写作Three Finger Bond，因此译者采用“三点”一名。
2018年11月
本书第二回狄公收服马荣、乔泰一节中，曾提到“全有或全无”，原文是all or nothing，若从字面作解，可为“全有或全无”，若是采用引申义，则可为“孤注一掷”，或“要么全力以赴、要么索性不做”。由于这是挪威剧作家易卜生名作《布朗德》中的名句，高罗佩先生在此或有一语双关之意，否则不会借乔泰之口将其奉为人生信条。特此说明，敬请读者见仁见智。
(1) ［荷兰］C.D.巴克曼，［荷兰］H.德弗里斯著，施辉业译：《大汉学家高罗佩传》，海南出版社，2011年，第216、217页。
本书中的白凯，原文中写作Po Kai，依照读音规则可作“卜凯”。译者在《大汉学家高罗佩传》后附的《人名地名中外文对照一览表》中，见到“李太白”写作Li T'ai-po时，忽有所悟。高罗佩先生不但收藏有《李太白全集》，并且在著作中不时引用其诗句，书中的白凯诗酒风流、放浪不羁，尤其是第六回“醉相公吟诗对明月”一节，大有太白的潇洒风神，且所吟诗句似是取自李白《月下独酌》其一、其四之意，因此将人名定为“白凯”。
(2) 见《资治通鉴·唐纪》之高宗显庆五年。
另外，从小说的前言和正文中，可知高罗佩先生借鉴了有关唐朝时中国与高丽战争的历史背景。唐朝初年，朝鲜半岛上存有新罗、高句丽与百济三国。660年，“百济恃高丽之援，数侵新罗，新罗王春秋上表求救”，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率领唐军，“水陆十万以伐百济”，并联合新罗，于8月攻破都城，百济王义慈与太子等人皆降，唐朝在百济故地上设置了熊津、马韩、东明、金连、德安五个都督府。(2)灭亡后的三年里，百济曾展开过复国运动，但最终失败。663年8月，在白江口发生的水战中，唐朝、新罗联军战胜了倭国、百济联军。668年，唐军伐高句丽，“九月，癸巳，李绩拔平壤”，分其境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一百县。(3)若是以史实与本书故事发生的时间来比照，书中的玉素似为百济人，但考虑上述高丽婢玉素之原型，译者还是一律采用高丽之名。倭国系日本古称，《古今图书集成》中记载：“咸亨元年，倭人始更号日本，遣使贺平高丽。”咸亨元年即公元670年，不过此次更名似未获得唐室立即承认——直至武则天当政的长安三年（公元703年），故此唐代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说“武后改倭国为日本国”，其时间发生在本书故事之后。或许是为了方便大众阅读，高罗佩先生对上述史实做了简化处理，在书中只用Japan，因此译者依据原文一律译作“日本”。
(3) 见《资治通鉴·唐纪》之高宗总章元年。
《折狱龟鉴》的编者在书中作注，指出郭正一从未去过高丽，且从未与奴婢有涉，足见此事是从唐代小说中借用而来。然而这一案件显示出许多典型的特色，因此不大可能是虚构而成，很可能曾经发生在其他中国官员的身上，其人参加过对高丽的战役，或许正是公元668年唐军占领并劫掠平壤的时候。不幸的是书中只提供了一个极为简略的梗概，但是有一点似乎很清楚，即故事背景是高丽人密谋报复中国的征服者，否则魏昶的计谋就会令人迷惑不解。还有一点可以想见，即中国官员从高丽战役中不仅带回了年青美丽的奴婢，还有为数不少的仆人，包括卫士和马夫。魏昶深知当堂审问宅内的高丽人毫无用处，因为他们必会袒护那女奴，于是才选了郭家的三名中国仆人（在《折狱龟鉴》与元版《棠阴比事》中附有‘端正’二字，意为正直忠诚），并让他们表现出似是心向高丽，于是方可确保卫士对他们道出真情。魏昶利用郭家的仆人而不是自己的手下，无疑正是为了这一目的，因为前者能够查明卫士所言是否为实。
(4) 《大汉学家高罗佩传》，第129页。
后在南宋郑克《折狱龟鉴》卷七之《迹贼》中见有《魏昶》一则，叙述更为详细，且指明郭正一“破平壤，得一高丽婢，名玉素，极姝艳，令专知财物库”。后来又看到高罗佩先生的译著英文本《棠阴比事》，在《玉素毒郭》一则后附有详细注解，足证先前的猜测不谬。试译全文如下：
(5) ［荷兰］高罗佩著，施晔译：《长臂猿考》，中西书局，2015年1月，第28页。
唐中书舍人郭正一，有婢玉素，极姝艳。正一夜须浆水粥，非玉素煮之不可，玉素乃毒之。良久觅婢并金银器不得，录奏，敕令长安万年尉石良捕之。石良主帅魏昶，有策略，唤舍人少年家奴三人，布衫笼头，及缚卫士四人，问十日内何人觅舍人家。卫士云有投化高丽留书遣付舍人牧马奴，索验之，乃云金城坊中有一空宅，更无他语。石良往彼处搜之，至一宅，封锁甚密，打开，婢与化士并在其中，乃是化士共牧马奴藏之。奉敕斩于东市。
(6) 《大汉学家高罗佩传》，第271页。
译者在南宋桂万荣《棠阴比事》一书中曾读到《玉素毒郭》一则，其中提到下毒与高丽人，疑为书中高丽女子玉素之出处，原文如下：
(7) Edwin O. Reischauer: My Life Between Japan and America, Harper & Row, Publishers, New York, 1986, p. 185.
本书中的地名“蓬莱”，在地图中写作“平来”，荷文本是Foe-lai，英文本则是Peng-lai。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译者采用“蓬莱”一名。
(8) 《大汉学家高罗佩传》，第164、166、179页。
《黄金案》虽然是狄公案系列小说的开篇故事，实则却是高罗佩先生创作的第四部小说。1956年，他担任荷兰驻黎巴嫩与叙利亚公使时，在贝鲁特写成此书，大约花了六周时间，后来依照初稿而出版。高罗佩先生曾在其他地方注明，写作此书时，第一次觉得终于找到了一种方式，既可令自己满意，同时也可被东西方读者所接受。这一进步表现在此书中需要二十二个人物（相比之下，《铜钟案》里有二十七人，《迷宫案》里有二十四人，《湖滨案》里有二十六人）。在此书中，狄公的几名随从已成为真实的人物，包括其他角色也是生动鲜活，比如海月法师与曹小姐，不过曹鹤仙显得有些过度，并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1)1958年，本书的荷文本由荷兰范胡维出版社（W. van Hoeve Ltd.）出版，书名为Fantoom in Foe-lai，意为“蓬莱鬼”。1959年，英文本由英国迈克尔·约瑟夫出版社（Michael Joseph Ltd.）出版，书名为The Chinese Gold Murd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