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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公是中国古代著名判官之一，历史上实有其人，是唐代的一位著名政治家，其全名为狄仁杰，生于公元630年，卒于700年，后来官至宰相，对于国家政事有过许多良好建议，起到了有益的影响。正是由于享有断案如神的名声，在后来的许多中国公案小说里，他被塑造成一位英雄人物，当然这些小说的大多数内容并无史实基础，纯属虚构而成。
笔者从十六世纪的中国公案小说中借用了三个故事，且与狄公或《狄公案》毫无关联。通过笔者翻译的《狄公案》(1)，读者已经熟悉了狄公及其四名亲随。这三个故事被重新改写，成为一个以狄公为中心人物的连续故事。由于中国公案小说中皆是由县令负责办案，因此狄公被引入这一故事中便显得十分自然。这种小说的类型比书名更为重要，无论办案的是包公、彭公、施公还是狄公，事实上并无多少差别。
笔者遵循中国小说传统，在结尾处详细描写了行刑过程。中国人的正义观念要求对于罪犯受刑应做出详尽描述。笔者借用了中国明代小说中所描写的风土人情，而本书背景实则是在几百年之前。书中插图同样借用了明代的服饰和习俗，而并非是唐代所有。
密室杀人案取材于严世蕃的一则轶事。此人是明代一位臭名昭著的奸臣，死于1565年。据说他发明了一种特殊的毛笔，靠近烛火后会射出致命的暗器（见亚瑟·韦利［A. Waley］关于《金瓶梅》英译本的简介）。据前人记载，严世蕃用这种“藏有暗器的笔”作为防身之物，他在书斋中读书写字时，一旦遇到政敌惊扰，手头又没有其他兵器可用的话，便可用到此笔。在本书中，笔者将这种暗藏机关的笔写成一种杀人暗器，旨在多年后报仇雪恨，这一主题在中国小说中并不少见。还须说明的是，新笔初用时，首先需要烧去笔尖上多余的杂毛，操作时须将笔管端成与眼睛平齐，然后凑近烛火，这便给暗器从笔管中射出并刺中受害者面部提供了好机会。即使当时笔管内粘住弹簧的蜡并未烧化，有人一旦使用此笔，仍是难逃厄运，因为总要低头伏在纸上，并且与用来照亮的烛火直接相对，而这正是本书中丁护国的遭遇。
在所有中国公案小说中，县令总是同时办理三桩或者更多完全不同的案件，笔者在此书中也沿用了这种饶有趣味的特色。依我看来，在这一点上，中国公案小说比西方侦探小说要更加符合实际。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地区内，主管者同时办理多个案件才是唯一合情合理的方式。
秘密遗嘱案取材于中国古代的著名故事。一个简略版本来自《棠阴比事》中的《司空省书》(2)，另有一个来自十六世纪的著名公案小说《龙图公案》中的《扯画轴》，此书是关于宋代著名判官包公的断案故事集。还有更为详细的一个版本，来自十七世纪的故事集《今古奇观》(3)中的《滕大尹鬼断家私》。在原来的故事中，真遗嘱藏在画中，后来被人发现。在本书中，笔者则改为画中藏有线索，而夹入的遗嘱只是掩人耳目。本书中还加入了神秘的迷宫故事。据笔者本人所知，虽然迷宫在中国宫殿介绍中偶有提及，但是中国公案小说中还从未出现过迷宫这一因素。本书中的迷宫形制，实则借用了中国式的香炉盖子。中国人习惯将一片刻出纹样的镂空薄铜板盖在装满香粉的容器上，当香粉从一端燃着之后，会像导火线一般沿着图样缓缓烧下去。在以往的几百年中，中国出版过为数不少的此类书籍，专为收集香篆造型，常是些吉祥用语，设计得十分精巧。本书借用了1878年出版的《香印图考》一书中的一幅图片。(4)
至于书办如何能不用速记法而准确记下审案过程，《狄公案》的读者可能会对此有所疑问，答案在于中国的文言文本身便是一种速记法，比如口语中需要二三十字的语句，用文言书面语可能会缩减至四字便足以表达。同时还有多种快速书写方式，笔画多达十几画的汉字，可以简化到一笔完成。笔者在中国任职时，中方雇员常会为一些内容复杂的协商谈话做中文笔录，而他们记录的精确程度着实令人惊叹。
无头女尸案在中国古代公案小说中较为常见，比如《棠阴比事》中的《从事函首》(5)。笔者将此案改写成一个围绕着同性之爱的故事。在中国小说与戏剧中，同性之爱被视为一种离经叛道的行为。关于女子之间的同性爱情，最著名的一例便是十七世纪著名剧作家李渔所著的《怜香伴》，剧中描写了少女曹语花与范云笺(6)互相爱慕的故事。至于妇人对侍女的残酷虐待，在中国世情小说中有过许多描写，《金瓶梅》第八章便是一例。中国古代女子之间频繁出现的同性之爱与偶尔出现的性虐待现象，无疑应归因于一夫多妻的家庭制度，众多女子被迫长期居住在同一屋檐下，且生活环境十分促狭。研究社会学的学生们会在拙作《秘戏图考》(7)中找到关于这一问题的论述。笔者在此书中之所以选择这一原因来解释案情，部分是由于能够设计出意想不到的情节发展，部分则是为了表现中国古代故事具有何等惊人的现代性。
总而言之，中国古代的政治体系运行相当良好。上层的严格管束避免了越轨不法行为，公众评议则是另一种约束邪恶或渎职县令的方式。死刑须得皇帝批准，任何被告都可向更高一级的法律系统提出申诉，最高可诉至皇帝面前。县令不可私下审问被告或证人，包括初查在内的所有听审都必须在县衙大堂上公开进行，一切过程都将被详细记录下来，并呈报给上一级官员以供检查。
本书第七回中三个和尚谎报金佛被劫一节，取材于《棠阴比事》中的《德裕模金》。(8)
中国法律有一条基本原则，即任何人在自行招供罪行之前，不得被判有罪。有些顽固死硬的罪犯即使在面对铁证时仍会拒绝认罪，并藉此逃避惩罚。为了避免发生此种情形，法律允许用刑，比如用鞭子或竹板抽打，枷手或枷踝。除了这些法定许可的刑罚外，县令常会使用更加严酷的手段。但是，如果被告受到永久的身体伤害或是死于酷刑之下，县令及其所有衙内人员都将受到极其严厉的惩处。因此，绝大多数县令更依赖其精明的心理洞察力和下属的知识来办案，而并非一味使用酷刑。
本书中边远小城的恶霸篡权一节，也是中国小说中常见的情节。有时是县令智胜恶霸并将其制服，有时是篡权者被写成英雄人物，从贪官手中夺得权力，后来由朝廷开恩，予以正式承认。
县令办公的二堂通常在大堂后方，与高台之间用一幅帷幕隔开。
最后再说说书中鹤衣先生这一人物。这是一个在中国公案小说中常见的高度提炼的“机械降神”(9)，作为一种超越自然的存在而出现（有时是阎罗王现成人形后出现在阳间），用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帮助县令破解疑案。此类情节当然无法被现代读者所接受，因此，笔者在此书中将鹤衣先生描述成一位超凡脱俗的道家隐士。至于狄公从二人谈话中悟出的线索，究竟是幸运的巧合，还是由于鹤衣先生深知倪家内情，抑或是此翁具有异乎寻常的精神力量，书中未下断语，而是留给读者自去猜想。笔者将这场对话的背景设为儒家与道家之争。众所周知，自从公元前四世纪开始，儒家与道家便是中国古代哲学与宗教思想的两大基本源头。儒家思想现实而入世，道家思想则是浪漫且完全出世的。
衙役们在高台前排成左右两列，彼此相向而立。在整个讼告过程中，原告与被告都必须双膝跪在光秃秃的石板地上，夹在两列衙役中间，并无律师从旁协助，也可能没有证人，其处境很难令人歆羡。整个程序事实上是为了对平民百姓形成威慑作用，造成一旦牵涉进法律便会后果严重这一印象。
狄公作为正统的儒家学者与官员，对于儒家教义尊崇备至，极其重视公平、正义、仁慈、责任等公认的道德价值。鹤衣先生却恰恰相反，坚持道家准则，认为所有现实价值都具有相对性，提倡超越善恶之上的无为人生，并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这两种彼此对立的观点，浓缩在倪守谦所写的关于地蚓与天龙的对子中。笔者引用的这副对子，出自一本禅宗的佛经。禅宗是佛家的一个教派，常常与道家十分接近。
案桌上还摆着四方形县衙大印与惊堂木。惊堂木的形状与西方法庭内常用的木槌不同，是一块长方形硬木，长度大约一尺左右，用于震慑公堂。
高罗佩
案桌上通常陈设有以下物品：一方朱墨二色砚台，两支毛笔，一只盛有多枚细竹片的圆形签筒，这些竹片常在犯人受刑挨打时用来计数。比如衙役要打十棍，县令便会掣出十枚竹签来掷在地上，每打一下，衙役班头便会取过一枚竹签，放在一旁。
(1) 指清代公案小说《武则天四大奇案》，作者不详，全书共六十四回，高罗佩先生截取前三十回译成英文，并于1949年在东京出版，译名为《狄公案》。
本书提供了中国古代法庭断案的基本程序。每逢开堂时，判官在案桌后就座，亲信与书办分立左右。案桌摆放在高台之上，桌面上铺有一幅垂至地面的红布。
(2) 四部丛刊续编本《棠阴比事》，商务印书馆，上海，1934年8月。此则后注明出自《风俗通》。原文如下：汉时沛郡有民，家赀二十余万，一男才数岁失其母，有一女不贤。其父病，因呼族人为遗书，令悉以财属女，但遗一剑，云儿年十五以此付之。其后又不与儿，既而讼之太守。司空何武省其手书，顾谓掾吏曰：女性强梁，婿复贪鄙，畏害其儿，且俾与女内，实寄之耳。夫剑者，所以断决限，年十五者，度其子智力足以自居，或闻州县，得以申理，其用虑宏远如是。乃悉夺财以还子。
办案由县令亲自主持，并有三四名亲信辅助。这些亲信常是县令初入仕途时便挑选出来并一路追随的，其地位高于县衙其他人员。他们在当地无亲无故，因此办理公务时更少为私人考虑所影响和左右。出于同样原因，本乡本土之人不能被任命为当地县令便成了一条定例。
(3) 此书是一部明代白话短篇小说选集，抱瓮老人编，全书共四十篇，选自冯梦龙的“三言”和凌濛初的“二拍”。《滕大尹鬼断家私》原是冯梦龙《喻世明言》一书中的第十卷。
县令在履行日常职责时，有县衙内的一班永久人员辅助，比如书办、狱吏、仵作、衙役、守卫及走卒。但是这些人只处理例行公务，并不涉及办案。
(4) 根据宋希於《高罗佩的迷宫图·丁月湖的印香炉》一文，考证出此书实则名为《印香图稿》，清人丁月湖编，高罗佩先生藏有一册。此文见于《掌故》第一集，中华书局，2016年出版。
县令的任期一般为三年，之后将改任其他地方，直至被擢升为刺史。这一升迁是有选择性的，完全依据各人的实际政绩而定。
(5) 四部丛刊续编本《棠阴比事》，商务印书馆，上海，1934年8月。此则后注明出自《玉堂闲话》。原文如下：近代有因行商回，见其妻为人所杀而失其首。妻族执其婿，诬以杀女。吏严讯之，乃自诬伏。案具，郡守委诸从事。从事疑之，请缓其狱，乃令封内仵作、行人遍供近与人家安厝墓冢多少去处，一一面诘之。有一人曰：某近于豪家举事，只言死却奶子，五更时于墙头舁过凶器，轻似无物，见瘗某处。及发之，但获一女人首，即将对尸，令其夫验认，云非妻也。继收豪家鞫之，乃是杀一奶子，函首葬之，以尸易此良家妇，私畜之。豪民弃市。
任何平民，无论出身是贫是富、家世背景如何，都可参加官府举办的科举考试，一旦通过便可步入仕途，成为一名地方县令。就这一方面而言，当欧洲尚在封建制度下时，中国的政治系统已经具有了相当民主的一面。
(6) 剧中人物名为崔笺云，其夫名为范介夫。
在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系统中，地方县令处于这一庞大金字塔的最底层。他必须向主管十来个县的刺史汇报，刺史又向主管数个州的本道观察使或节度使汇报，观察使或节度使再向位于京城的中央部门汇报，皇帝则居于最高地位。
(7) 此书出版于1951年，是高罗佩先生关于中国古代性文化、性习俗研究的一部力作，收录有多种古代文献与明朝套色春宫版画。
县令向来公务繁重、过于劳碌。他与家人同住在衙院内一处分割开来的独立院落中，依例每天须将所有时间都用于办理公务。
(8) 四部丛刊续编本《棠阴比事》，商务印书馆，上海，1934年8月。原文如下：唐李德裕镇浙右日，甘露寺主僧诉交得堂住实物，被前主隐没金若干两，引证前数辈，皆还相交割文籍在焉，且其初交领分两既明，及交承之日，乃不见金，鞫成服罪。公疑未穷破用之数，前主即曰：居寺者前后空交分两文书，其实无金。群众以某孤立，不狎流辈，欲乘此挤之。因流涕，公乃以兜子召诸关连僧，咸使面壁，不得相向，以泥各令模金之状。僧既不知形状，各模不同。公怒，即劾前数辈诬证之罪。
县令负责主管辖区内的行政事务，通常包括城墙围绕的县城和方圆约二百里的乡下，同时还负有多种职责，不但全权管理收税、出生死亡婚姻的登记、田地即时注册，还要维持治安、主持断案、缉拿并惩罚罪犯、听取所有民事及刑事案件。由于县令实际掌管着百姓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通常被称为“父母官”。
(9) 原文为拉丁语词组deus ex machina，这一说法来自希腊古典戏剧，原意是机关跑出的神。在古希腊戏剧中，当剧情陷入胶着、困境难以解决时，会突然出现拥有强大力量的神将难题解决，令故事得以收场。常常利用起重机或升降机的机关，将扮演神的演员载送至舞台上。此语专指意料之外的、突然的、牵强的解围角色、手段或事件，又可称为机器神或解围之神。
中国古代探案小说有一大共同特色，即总是由案件发生地的县令充当侦探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