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春节的时候贵敏回到家里，走的时候带上了敏。敏还有一个学期才毕业，但是她想省下学费，直接去找工作。离开老家让她激动不已；之前她从来没有坐过火车或者看到过工厂。“我想早点离开，学一些东西，看看世界，”她说。
在她老家，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外出打工去了。敏还在念中学的时候，她的大姐贵敏到东莞的一家工厂打工。没多久，敏没有通过高考，父母考虑让她也出去打工。贵敏打电话回家，劝他们还是让敏念书；她在工厂挣的钱，可以给敏交学费。父母同意了，让敏到一家两年制的职业高中读书。这使她成为了全村受教育最多的人之一，甚至比为了帮助家里而牺牲念书机会的贵敏还要多。
在东莞，贵敏在便宜的旅社为她租了一间房，还帮她在一家日本人开的生产液晶显示器的厂子里找了一份工作。敏在那儿干了一个月就走了。她从来没有在一个人都不认识的地方呆过，她觉得太孤独，实在难以忍受。她回到那家旅社，在另一家工厂找到一份工作，但没去干。她姐姐提出继续给她付房租，但敏觉得自己成了姐姐的一个负担。在一个公交车站，她看到一张招聘小广告，是一家电子产品工厂招生产线的质检员。她按照广告上的电话打过去（许多广告都是假的，骗那些外来务工人员的钱），接电话的人把工厂的地址告诉敏。她坐了三个小时的汽车，才抵达位于东莞东南部的佳荣电子厂，在那里她独自过了艰苦的一年。
在90年代后期，为了给几个孩子挣学费，敏的父母都外出打过工。她的父亲在沿海的一家鞋厂工作，后来因为身体不好，又回去了。之后，她妈妈也外出打工一年。敏在老家附近的一个镇子住读，但每个周末要回家给爸爸和弟妹做饭洗衣服。
在进入工厂的那一刻，她就意识到这个地方比她离开的那家日本工厂还要差。但走回头路已经来不及了，而且她也不想再让姐姐帮忙。她已经习惯了独立生活——其实这样更好。
她喜欢玩。她学会了游泳，开卡车；她喜欢滑旱冰，受了伤也不让母亲发现。“能摔的跤我都摔了个遍，”她说，“你都想不出来我是怎么摔的！”敏是父亲的掌上明珠。有一年夏天，为了卖自家种的西瓜，父亲租了一辆卡车，带着她在乡下到处跑。他们白天开车，晚上就睡在车上；这是敏最喜欢的一段往事。大多数外出打工的人，都把自己的老家与贫穷、落后联系起来，有些人甚至不愿意说出自己住的村庄的名字。但敏来到城市很长一段时间之后，说起自己的家乡时，仍然是把那里当成一个美丽的地方。
她不喜欢上学，成绩不好。从她记事开始，就不停闯祸。她爬到邻居的树上偷人家的李子；要是抓住了，她会被暴打一顿。她母亲让她干家务活，她总是一口拒绝。“家里这么多人，为什么让我干？”她母亲拿着一根棍子追着她跑了几百米打她。
对于造就他们这种生活的迁移，外出打工的人用一个简单的词来形容，那就是“出去”。“在家没什么活可干，我就出来了。”外出务工人员的故事，都是这样开始的。
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她的未来似乎就已经确定了，那就是以农村生活的一个基本信念为核心：一家必须要有一个男孩。敏的妈妈在最终生下一个男孩之前，生了4个女儿；在政府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初期，这项政策在大多数农村地区执行并不严格。随着80年代经济的开放和生活成本越来越高，5个孩子给家里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作为家里的老二，敏也要背起养家的担子。
城市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安逸的生活。他们付出了艰苦的劳动，却只得到微薄的薪酬——经常比官方的最低工资标准还要低，每个月只挣50美元到80美元。而工作时间也经常超过法定的每周49小时。你要是受伤、生病或者怀孕的话，就只能靠自己了。地方政府对于保护工人的利益方面并不积极；他们的工作就是让企业主高兴，因为这可以带来更多的投资和税收。这些外出打工人员绝不会默默忍受。从家里出来到工厂工作，是他们从未做过的最艰难的事情，也是一次冒险。促使他们留在城市的，不是害怕，而是出于人的尊严：太早回家等于承认失败。出去并且留下来，是为了改变命运。
在卢清敏出生的那个村子里，几乎所有人都跟她是同样的姓。那里住着90户人家，在一片不大的土地上种植水稻、油菜和棉花。敏的家人耕种着面积只有0.2公顷的一片土地，他们的食物主要靠自给。
那些外出找工作的人，都是农村的主力军。与那些被他们撇在后面的人相比，他们更年轻，受过更好的教育，有着更大的企图心。城里人叫他们“流动人口”——这有着“流民”的意味，但大多数外出找工作的人与某个已经知道一些门道的亲戚或者同乡一起离开家的时候，心里都有明确的工作目标。今天，大多数的外出务工人员原本就不是来自农田——他们来自学校，农事在他们眼中是父母做的事情。
三
外出务工是经济改革的意外后果。在1958年，中国政府建立了户籍制度，每个人不是属于农村户口就是城市户口。城市居民得到分配的工作、住房、粮票和其他一些生活必需品；而不享受这些特权的农村居民，只得被牢牢地固定在土地上。
她本应该是感到恐慌的，但在那一刻，她只知道自己自由了。
在70年代末， 改革允许从事农业生产的家庭把部分收获的农产品拿到市场上销售，而不用全部交给国家。农业产出迅速提高。一时间，粮食在全国各地的市场都能买到，农村居民第一次可以自力更生地在城市生活下来。1984年的一个政府决议中，允许农民进集镇落户；迁移不再是一种犯罪行为。迁移的速度加快了，在1990年之前，中国有600万外出务工人员，其中许多人都流向了沿海地区急速发展的工厂和城市。
在生产线上工作了10个月，敏已经往家里寄了3000块钱，还交到了两个知心朋友。
今天，中国有1.3亿外出务工人员。在工厂、餐馆、建筑工地、电梯操作、快递服务、保洁、保姆、废品收集、理发店以及情色场所，几乎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来自农村的移民。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移民已经占了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在中国南部的一些工厂城市里，那些移民为中国外向型经济的生产线提供了动力。他们构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移民规模，比欧洲在100年的时间里移民到美国的总人数还要多出3倍。
她向她们保证，在拿到新工作的工资后，会回来看她们。敏拿着装有几件换洗衣服的背包以及工厂欠她的那两个月工资，当天就走了。她没有带走自己的毛巾和枕头被子；虽然这些东西是自己花钱买的，但她实在不想再看到它们。
但政府对于移民现状的认识仍然滞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城市里的外出务工人员不得不躲开警察；那些没有暂住证的人要是被抓住，不是被罚款就是遣送回家。终于，中国的内阁——国务院在2003年的时候颁发了一份综合性文件，指出外来人口是国家建设中的重要力量。这份文件禁止就业歧视，主张改善外来人口的工作条件及其子女的教育问题。在农村的砖墙上，出现了肯定外出务工的标语：出去务工，回来发展家乡；劳力流出去，财富流回来。
2004年的农历新年在1月。工人只放4天假，还不够返乡再回来上班的。敏留在宿舍，两天给家里打了4次电话。假期结束后，她又去找老板，这次他放她走。当敏把消息告诉梁荣和黄娇娥这个消息的时候，她们都哭了。在一个都是陌生人的城市里，她俩是唯一知道她要离去的人。她们求她留下来，认为其他工厂的条件也好不到哪儿去，无论是走还是留下来，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但敏可不这样认为。
外出务工使得农村的年轻人走光了。在中国的农村，在田里犁地、收割的都是一些上了年纪的男女，他们留下来种田，照顾那些还在念书的年幼子女。外来人口带回家的钱，已经成为了中国农村积累财富的主要渠道。但挣钱并不是人们外出务工的唯一原因。根据一些调查，外来人口把“了解世界”、“完善自我”和“学习新的技能”放到与挣钱同样重要的位置上。在许多个案中，驱使外来人口离开家乡的原因，并不是赤贫，而是没有事情可以做。耕地面积不大，父母就能轻松打理；附近的城镇没有多少工作机会。“在家没什么活可干，我就出来了。”
一旦有了朋友，工厂的生活可能会变得有趣。极偶尔不用上班的晚上，这三个女孩都会不吃晚饭，去滑旱冰，然后回到工厂看一场深夜电影。在秋去冬来的时候，由于寝室没有取暖设施，姑娘们冻得睡不着。这时敏会拖着她的朋友到院子里打羽毛球，直到全身暖和可以睡觉为止。
四
她在工厂现在有两个知心朋友，梁荣（音译）和黄娇娥（音译），她俩都比她要大一岁。在敏去上课的时候，她们会给她洗衣服。衣服总要洗，因为工人没有几身衣服可换。在下班后的那些潮湿的黑夜里，打工妹们排着长队，拿着桶走来走去，到宿舍的水池打水。
在过去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敏还在不停回忆自己第一次去人才市场的情景，她仔细地想着那些细节，仿佛那是一个自己无法诠释的梦境。那是2004年2月一个礼拜天的早上，从佳荣电子辞工后，她来到这个人才市场，在那里逗留了4个小时。她很紧张，什么都没带。她所有的求职策略用4个字就能概括：要求不高。她参加了6个单位招聘办事员的面试。办事员要打字、接电话、填表、给文件归档、接待客人以及倒茶。在办公室的等级制度中，办事员位于最底层。“你不要找一个要求太高的企业，”她后来说。“那会录不取的，很快你就失去了信心。”
敏觉得这个建议不咋地。她告诉父亲，“别担心，我能照顾好自己。”
在一家名叫怡东电子（音译）的企业摊位前，招聘人员要敏拿出简历来。她根本就没想到还要准备简历。那个女人让她在一张申请表上写下自己的工作经历。敏甚至连笔都没带，于是那个女人借给她一支笔。然后，那个女人微笑地看着她。“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她对着我微笑。大概正是这个微笑吧。”敏一遍遍地回到那一天，想解开她转运的秘密。
她给家里打去电话，说准备辞工。她的父母反对她这么做，他们在老家耕种着一小块土地，而且还有三个小一些的子女仍在念书。父亲说“你总想跳来跳去”，女孩子不应该这么浮躁。他告诉她，留在一个地方存一些钱。
那个女人让她去工厂参加下一轮的面试，但敏嫌那个地方太远，所以没去。但在怡东电子的总部，一个名叫李鹏杰（音译）的经理正在看简历，在看到敏的简历时，他停住了。他注意到这个姑娘的字写得很漂亮。
在闹过之后，敏的老板对她好了一些。他好几次劝她考虑留下来；甚至谈到要把她提拔为工厂的楼层执事，但工资不涨。敏一口回绝，她对老板说：“你的这家工厂不值得我把整个青春浪费在这里。”她在附近的商业学校报了一个电脑班。不用加班的时候，她就省去晚饭，上几个小时的课学习怎么敲电脑或者用电脑画表。大多数的打工妹都认为自己受的教育太少，上课也没有用，但敏不一样。她认定，“学总比不学好。”
在中国的传统里，字写得好是人受过良好教育的标志。好的书法代表着优雅和文学成就；书法甚至能显露出一个人性格当中一些被隐藏起来的缺点。李鹏杰脑子里的想法其实很实际：他需要一个文书能记录工厂那些设备的档案，那些档案都是手写。在一家为手机生产连接器和背后照明的工厂里，这种古老的技巧至关重要。
为了表达不满，她第二天没去工作，结果罚款100元。接下来的一天，她又去见老板，要求辞职。他的回答让她大吃一惊：继续干到6个月之后的春节放假，她就能辞职，而且能拿回工厂欠她的两个月工钱。敏的老板这是在假定她会留下来。在春节过后，工人会涌向东莞这样的打工城市，那个时候的工作最不好找。
李鹏杰给敏的堂哥打手机——那会儿她还没有自己的手机，要求她过去进行面试，那次面试进行了3个小时。
敏反击道：“即使我瞎了，也不愿意在你这样讨厌的人手下工作。”
一开始，她的电脑考试没及格。李鹏杰对她说：“其他姑娘都比你更懂电脑。”
敏的老板说：“你在生产线的表现不好，你是瞎了吗？”
接下来，他问敏的工作履历。
6个月之后，敏去找她的老板——一个20多岁的男人，说想辞职，但他拒绝了这个要求。
“我没做过这种工作，”她说。“我没有任何经验。”
工人规定工作的时候不许说话，否则罚款5元。要去厕所的话，必须10分钟回来，而且要得到签字批准。敏在质检部门工作，负责检查那些在生产线上移动的电子产品，确保按键正常，塑料件是否接好，电池是否装好。她不是一个模范工人，坐在生产线上的时候不停说话，还和其他女人一起唱歌。但坐在那里还是让敏觉得像是在坐牢，所以她不停地去洗手间，就为了看看窗外绿色的群山，那让她想起自己的老家。东莞地处植物葱郁的亚热带，但有时候敏似乎是唯一一个注意到这一点的人。由于她总去厕所，所以这家工厂制定了一条规定，工人每4小时才能去一次厕所；如果违反规定，就要罚款5元。
接着他又让她进行写作方面的考试，她考得不错。李鹏杰告诉敏，她被录取了，自己将是她的新老板。他让敏马上去把自己的东西搬过来，这样当天她就能上班了。
工作的第一个礼拜，敏过了17岁生日。她请了半天假，独自一人去逛马路，买了一些糖，然后一个人全给吃了。她不知道其他人是怎么娱乐的。在来到城市之前，她对于工厂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隐约觉得工厂应该是气氛活泼的社交场合。“我原本以为在生产线旁工作是一件好玩的事情，”她后来说。“我以为会有很多人一起工作，大家一边忙碌，一边聊天、开玩笑。我以为气氛会很宽松，但实际不是这样的。”
这个工作来得太出人意料了，敏不知道该说什么。但当她离开李鹏杰的办公室时，突然说了一句话。她问自己的新老板，“许多人都想得到这份工作，你为什么选了我？我什么都不懂啊。”
从她进厂那一刻起，就想离开，但她发誓要干满6个月。对她而言，让自己变得能更加吃苦是一件好事，因为目前她的就业选择非常有限。法定的最低工作年龄是18岁，但十六七岁的人也能找到一些劳动时间短一些的工作。一般来说，只有根本不在乎劳动法的老板才会雇佣她这个年龄的人，敏把这种工厂称为“最黑的工厂”。
“你很坦率，”他说。“而且，你比其他人更诚实。”
生产线的上班时间从早上8点到午夜，加上吃两顿饭的时间一共工作13个小时，工人们一连数周每天如此。有时候周日的下午不用加班，那是他们仅有的休息时间。工人一个月挣400块，加班费几乎可以到这个数字的一倍，但钱总不能按时给。这家工厂有1000名工人，大多数都是女工——不是刚离开老家的少女就是年过30的中年女人。这里没有20多岁的年轻女人——她们是制造业的主力，所以看看这里缺什么人，你就能断定这儿的工作环境。敏一想到自己在之后的10年里，每天都要像这样坐在生产线旁边，就不寒而栗。她只有16岁。
敏第二天就开始在那家工厂上班，在设备处担任文员工作。这个部门要负责跟踪记录生产手机零件的那些冲压机、磨床等设备。一个合订本记录着每一台机器的状态和历史，就像是一个巨型哑巴病人的病历。敏的工作就是要整理好这些档案。工人是8人睡一间屋子，一餐包括米饭、三份荤素和汤。在办公室一天要上10个小时的班，有时候周六或者周日可以休息。敏一个月可以挣到800块，这比她在上一家工厂拿到的基本工资要高出一倍。
她打工的那家厂叫佳荣电子（音译）。这家香港企业生产闹钟、计算器和能够显示世界主要城市时间的电子日历。敏在2003年3月来这里面试的时候，觉得这家工厂看起来还不错：镶瓷砖的厂房、水泥大院、紧闭的金属折叠门。在被雇佣之后，她才得以入内。她的寝室是靠近厕所的一间屋子，上下铺挤了12个人；房间又脏又臭。食堂的伙食也很差，每餐包括米饭、一份荤菜或者蔬菜，还有几乎像水一样的汤。
五
有很长一段时间，卢清敏（音译）都觉得孤单。她的姐姐在深圳的一家工厂上班，这座发展迅猛的工业城市距离她有一个小时的大巴车程。敏（她的朋友都这么叫她）老家的那些朋友们在中国沿海各地打工，而她已经和她们失去了联系。这是自尊心在作祟：因为她不喜欢自己工作的地方，所以没有跟任何人说她在哪儿。她让自己从大家的眼中消失了。
三周后，我第一次见到了敏。她个头不高，很结实的样子，一头卷发，什么都逃不过她那双乌溜溜的黑眼。跟从中国农村出来的许多年轻人一样，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还要年轻，好像只有15岁，或者14岁，甚至只有12岁；她穿着工装裤和跑鞋，就像是一个在不耐烦中等着长大的假小子。她长着一张娃娃脸，圆圆的，对世界充满了好奇，挂着一副偶尔也会出现在小孩子脸上的那种耐心期待的表情。
二
我在一个名叫林雪的女人家里见到的她。林雪给一本针对外来工读者的当地杂志撰稿，我跟她讲，我想为《华尔街日报》写点关于那些年轻打工妹的文章；她妹妹在一家工厂上班，于是邀请了她的同事敏来见我。那时我已经见过一些外来工，所以敏的故事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新意。
找到一份更好工作的唯一办法就是辞掉你手里的工作。面试会占用你的上班时间，而且新的雇主希望你立刻开始工作。辞职也是你找到一份新工作的最大保证，因为吃住的压力会激励你尽管找到工作。为了壮胆，打工妹经常一起辞职，说好一起到一家新工厂上班，但通常人算不如天算。
“我来自湖北农村，在五个孩子中排行老二，”她对我说道。“父母在一个农场上班。我们的条件不是很好。”
打工妹们总在说要走。工厂要求工人必须干满6个月，但6个月之后你的辞呈也未必获得批准。工厂会把每个工人头两个月的工资扣下作为押金；如果工人不经同意辞职，就意味着那两个月的工资没了，到另一个地方后一切都得重头开始。进厂易，离厂难，这种工厂生活是你在外面不可能了解的。
“我跟大姐一起出来的，她在深圳上班。我们原本想在同一个地方上班，但是不能。”
每个月让人最高兴的一天是发工资的时候。但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天也是让你最不开心的一天。让人恼火的是，在辛苦工作了这么长时间之后，看到自己的一部分工资因为各种无聊的原因而遭到克扣，比如某天早上迟到了几分钟，或者因为生病请了半天假，或者因为工作服要要从冬装换成夏装而需要另外交钱。在发工资那一天，每个人都挤在邮局，把钱汇回老家。刚出来打工的姑娘们，非常喜欢汇钱回家，但那些出来时间更长的姑娘们则嘲笑她们的做法。有些女孩把钱存在自己的银行账户，特别是那些已经有了男朋友的姑娘们。每个人都知道哪些姑娘会存钱，以及已经存了多少钱；每个人还知道哪些姑娘大手大脚，把钱都花在了唇膏、银色的手机、心型的项链坠和许多高跟鞋上。
她戏剧性地停顿了片刻。
因为生活变化得太快，所以朋友之间也经常闹翻。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为什么不能？”我问道。
在交到一个朋友之后，为了她你什么都会做。如果有一个朋友辞职后没有地方住，你会让她和你挤一张床，哪怕被人抓住后要罚款10元。如果她上班的地方很远，你会在好不容易放假的那天起个大早，坐几个小时的汽车去看她；你的朋友也会专门请假陪你一天——这次的罚款是100元。你可能会在你并不喜欢的工厂里上班，也可能会从一个你喜欢的工厂辞职——这都是因为一个朋友让你这么做的。好朋友之间每周都会写信，但那些出来打工时间更长的打工妹们认为这种做法太幼稚，她们通过发短信和朋友联系。
“因为我们总吵架。”说完，她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在厂子里交到真心的朋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间屋子里住着12个打工妹，在逼仄的宿舍里，最好还是守住自己的秘密。有些打工妹来工厂的时候是借的身份证，她们从来不会把自己的真名实姓告诉别人。有些人只跟老乡交往，但这也有麻烦：闲话很快就从工厂传回了村子里，等你回老家的时候，三姑六婆对你挣了多少钱、存了多少钱、是否有对象等情况了如指掌。
敏什么都愿意说；这跟我认识的大多数中国人都不一样，显然她很乐于与人分享自己的故事。她对我的好奇，与我对她的好奇一样多；她后来告诉我，那天来林雪家，是因为“想看看美国人长什么样”。我唯一的担忧是，她可能已经没有追求了——手边有一份稳定的办公室工作，或许她人生最宏大的一幕已经落幕。但我实在没有必要替她担心。
当你碰到一个来自另一家工厂的打工妹时，你会迅速地对她估量一番。你们互相打听“是哪一年的”，听起来好像不是在谈论人的年龄，而是汽车的制造年份。“一个月挣多少钱？包吃包住吗？加班费是多少？”接着，你可能会问她老家是哪儿的。从头到尾你都不会问她的名字。
在我们见面的那一天，敏告诉我她的人生规划。她将在那个城市工作7年，把钱给家里，以报答父母把她抚养成人；这反映了中国的一种传统观点——子女应该感激父母的养育之恩。到了23的时候，该报答的也报答了，敏将回到老家，找一个人结婚。
一
那天她的情绪很高。用外来工的话说，她已经“走出了工厂”，穿越了靠体力吃饭的人和靠脑力吃饭的人之间的阶层划分。“上帝终究是公平的，”她说。“他让我吃了一年的苦，但现在又让我有一个新的开始。”她那会儿刚满18岁，但在开始一段新人生方面，却已经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老手了。
出去并且留下来，是为了改变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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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Leslie T. Chang；翻译/杜然
本文节译自《工厂女工：在变迁的中国从农村走向城市》（Factory Girls:From Village to City in a Changing China）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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