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护工的孕妇，每十个人里就有一个流产
2025年，“成团一代”集体达到75岁，迎来晚年，日本将开始进入超老龄化社会。护工的工作在现阶段已经出现较大缺口，今后将会面临更严重的供不应求。当然，护理等福利机构、医疗行业的专业人员也出现了缺口，而从事这些行业的人员大多是非正式雇佣的女性。许多女性由于怀孕、分娩、育儿而不得不离开劳动力市场。
理惠真切地说道：“我希望领导和制定制度的官员、政界人士都能够到福利机构和医疗一线亲自体会一下夜班的辛苦、日班的忙碌，不从国家层面改善制度，人手不足的问题就会一直持续，生育期的种种困难就不会停止。这样一来，这个行业的人只会越来越少。”
据调查，从事护理行业的女性非常多，在职场女性中，每20位女性之中就有一位从事护理行业（保健师、助产士、护理师、准护理师）。根据厚生劳动省的调查，护理行业在编人员有166万人（2016年），其中女性占90%。除此之外，日本护理协会的调查显示，在医院从事护理工作的在编人员的离职率有10%。也就是说，这个行业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如劳动时间较长、加班时间过多、夜班负担较重等，且这些问题已越发严峻。
理惠抱着六个月大的孩子，又回到了夜班的岗位。她知道，在这样的工作单位，孕妇得不到关怀，哺乳期和育儿期也会有更糟糕的情况等待着她。就算在这儿工作10年以上，勤勤恳恳地值夜班，每个月也只有20万日元左右，她想辞职，但为了生计无法轻易离开。
在这些问题的背后，女性生育期骚扰也不可忽视。
生完孩子后，她原本计划请一年的育儿假再回归职场，但考虑到家里的经济状况，半年后就回归了职场。上司打电话再三催促：“人手不足，快回来上班吧。”
日本医疗劳动工会联合会发布的《护理人员的劳动情况调查》（2017年）显示，2014年4月之后怀孕的护理人员，只有26.4%的人表示“一切顺利”，30.5%的人经历过先兆早产、流产，10%的人经历过流产。
只要不值夜班，工作是可以继续的。如果有先兆流产的医生诊断书，是可以按照伤病处理并领取伤病补贴的。于是，理惠静养了一段时间，但症状有所好转后，就没有补贴和收入了。加之社会保险的钱也要自己负担，这样一来每个月都入不敷出，仅靠丈夫的收入根本无法维持生计，就连第一个孩子的托儿费都不得不拖欠。他们彻底走投无路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较早的一些资料，厚生劳动省发布的《护理人员就业状况等实际调查》（2010年度）中，有一个问题是“生育和照料第一胎的时候想得到哪些制度的支援”。答案中排名较前的有“免除夜班或者减少夜班的次数”“免除上班时间以外的加班”等。这样看来，护理行业的状况丝毫没有改变。
又过了两年，她第三次怀孕了。单位的工作状况毫无改观，只要是正式职员就免不了值夜班。她觉得自己对流产有了阴影，强烈向上司提出了免除夜班的请求。“我们不能为你开特别通道，与其咱们双方都不痛快……”不久之后，理惠就被迫停薪留职了。
随着老龄化问题逐渐严峻以及医疗技术的发展，一线的工作会越来越繁忙。因此，在一线工作的女性也许会在生育期面临重重困难，这也会导致她们离职。
理惠回想起当时的经历，仍然无法释怀。
公务员世界的巨变——四十岁的弘子
公务员的世界似乎总是“安稳”的，但没想到的是，公务员的工作状况也出现了巨大的变化。随着临时职员和非编制职员的增加，“怀孕分娩就等于雇佣终止”这样的现象越来越频繁。
“是夜班的工作夺走了我孩子的生命，生命还分什么第一胎、第二胎吗？”
宫田弘子，今年40岁，在东京某单位工作，她研究生毕业之后，成了一名非编制公务员。她的合同每年更新，最多可以续约五年，在第四年的时候，她怀孕了。她本想向单位的同事打听一些事项，结果发现，单位里经历过怀孕生子的非编制职员一位也没有。
她赶到妇产科，医生诊断后告诉她确实是流产了。她向单位的领导报告情况，领导竟然说：“你这是第二胎，没什么大不了，做护理工作流产是正常的。”
因为怀孕初期反应严重，她有时会迟到早退，上司警告她，这会影响她的工作绩效考核。之后，上司对她的态度很强硬，说道：“我们这儿非编制职员没有怀孕生孩子的，你要想继续工作，就不要请假。”
怀孕第九周，刚值完夜班的理惠突然感到一阵腹痛，她预感不妙，不一会儿子宫出血，伴着血块甚至能感到胎盘脱落。直觉告诉她这是流产，她不敢相信流产竟然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弘子想，最好能够向单位请育儿假，这样工作上也不会耽误太多，但没想到的是，她次年的劳动合同就被终止了，她遭到了解聘。单位给的理由是“下一年度业务预算不足”，但以往的非编制职员都能够干满五年，这样看来，单位是因为她怀孕而终止了劳动合同，这才是真正的理由。这件事已经过去五年了，但如今的状况丝毫没有改变。
理惠的收入加上丈夫的收入，每年共计500万日元。考虑到房子的贷款、通勤生活所需的汽车维护费用，以及第一个孩子的托儿所费用，理惠无法轻易辞职。
当下，许多行政部门的非正式雇佣人数都有所增加。据总务省的调查（2017年），市级、町级、村级的非正式雇佣公务员高达64.3万人，九年期间增加了19万人。他们的工作待遇不佳，与正式职员有较大差距，工资收入仅是正式职员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
一年后，她发现自己又怀孕了，夜班的工作还是一如既往。因为人手不足，她每个月需要加班的次数和夜班的次数高达10次，上司训斥她道：“不想值夜班的话，就辞职吧，或者转为合同工。”
在这些非正式雇佣人员中，有不少怀孕的女性面临继续就业的困难。
于是，理惠请产假之前，夜班的工作一直照常，她不敢有任何松懈。虽然经历了先兆流产和早产，但她还是顺利地生下了第一个孩子。
国立社会保障及人口问题研究所公布的《出生动向基本调查》（2015年）显示，如果怀孕（第一胎）之初是非正式职员，能够申请育儿假并继续在该单位工作的人仅有10%（结婚和分娩在2010年至2014年之间），而正式职员的话，比例则有59%。
理惠在一家北关东的康健养老机构工作。照料卧床不起的老年人绝不是一份轻松的活儿。她怀第一胎的时候，害怕流产，因此向上司请求减少夜班次数，上司对她说：“你是正式职员，就算是怀孕了也要值夜班。大家不都是这么过来的嘛。”她的夜班工作量并没有减轻。
从弘子的遭遇中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差异显然不再是普通企业所面临的问题了。
加藤理惠，今年35岁，是一名护工，这句话成为她永生难忘的痛苦回忆。她在10年前经历了流产，第一个孩子出生后不久，她又怀上了第二个孩子，然而在值夜班的时候，她不幸失去了这个新的小生命。
怀孕原本是可喜可贺之事，新生命在众人的庆贺声中来到这个世界多么令人欣喜，然而现实十分可悲，在职场打拼的女性一旦怀孕，就要一直向周围的人重复地说“抱歉”。法律原本规定了女性在妊娠、分娩之时应受到保护，但许多单位无视这样的规定，单位的强压导致不少女性冒着流产的风险仍在拼命工作。
“你这都二胎了，没什么大不了的，许多人也都流过产。”
若想平安生下孩子，有些女性只得辞职，她们觉得“辞职总比工作上产生纠纷或矛盾要好”，但辞职的后果往往只能自己默默忍受。这样的情形在众多专职人员的身上也屡见不鲜，于是出现了恶性循环，承担护理、看护、托儿等许多家庭所必需的社会服务职能的机构流失了大量人才，必要的社会保障功能也随之下降。
厚生劳动省发布的《有关护理、服务机构的调查》（2016年度）显示，在日本从事护工的劳动人口大约有183万人，其中70%至80%都是女性。护工的工作主要是照料卧床不起的老年人，身体承受的负担很大。因此，在这一行业中也常常出现生育期骚扰。
倘若事态进一步发展，也许会有一些人为了照顾家中的老人和孩子而不得不辞职。如此一来，企业效益下降，政府的税收随之递减，再进一步发展则会上升到国家层面。
“都二胎了，流产也没什么吧”——三十五岁的理惠
女性比例较高的护理、护工行业也出现了生育期骚扰。
专业技能职位是许多人通过努力获得的，这些专业人员因生育而被迫离职，相比普通企业职员的生育期离职，意义不同寻常。
“你这是第二胎，没什么大不了，做护理工作流产是正常的。”生命还分什么第一胎、第二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