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是哲学包含的几个部分，但如此分法难免使其丧失了原有的美感和趣味。我们追求的不应是枯燥乏味的抽象和形式，而应以天才人物丰盈的生活为依托；我们不应只研读哲学，而更应研究哲学家；我们应该接近那些思想的圣人和捍卫者，分享他们智慧的光辉，这样，或许有一天我们也能够或多或少地感受到达·芬奇所谓的“最崇高的愉悦、理解的喜悦”。假如我们能够正确解读这些哲学家，他们每一位都将为我们带来收获。“你知道真正的学者的内心秘密吗？”爱默生曾这样问道，他说：“每个人身上都有值得我学习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就是他的学生。”既然如此，我们就可以秉承这种思想去向那些伟大的哲人学习，而不会感到自尊心受伤了！我们可以继续沾沾自喜，因为爱默生还说过，每每聆听圣人之声便经历一次一种奇异的似曾相识感，仿佛在遥远的青年时代，我们年轻的头脑中也曾出现过这些声音，只不过当时我们既无能力也无勇气将它们表达出来罢了。确实，只有用心去聆听，我们才能领会圣贤之意；也只有心中有根，日后才能开出智慧的花朵。我们有着同样的经历，但未能深入挖掘其中的秘密和隐藏的含义：我们往往为苍茫现实所迷惑，而忽略了它的弦外之音。圣贤们听到了这弦外之音，更听到了宇宙的乐章；圣贤们深知毕达哥拉斯曾说过，哲学即为最高形式的音乐。
具体说来，哲学包含以下五门学科：逻辑学、美学、伦理学、政治学和形而上学。逻辑学探究的是思考与研究的理想方法：观察和内省、推理和归纳、假设和实验、分析和综合——这些人类行为的形式正是逻辑学试图解释和提供指引的领域。对大多数人而言，这是一门无聊的学科，然而人类思想史上所有里程碑式的事件皆指向人们在思考和研究方式上的方法论改造。美学研究理想的形式，即美，是艺术的哲学。伦理学研究理想的行为方式；苏格拉底认为，知识的最高层次是能够辨识善恶，是关于生活的智慧。政治学研究理想的社会组织形式（它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是一门意在传授攫取及保持政权的艺术和科学）；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女权主义——这些都是政治哲学舞台上的角色。最后，形而上学研究万物的“终极实在”（与其他形式的哲学不同，它并不试图寻求理想与现实间的妥协与平衡，这也使得它更难为世人所接受），其中又包括：研究“物质”的真实终极本质的本体论，研究“心灵”的哲学心理学，研究认知过程中“心灵”与“物质”相互关系的认识论。
那么就让我们静下心来品读这些先贤，宽恕他们偶尔的过失并虚心学习他们迫切想传授给我们的知识吧。“理智起来吧，”苏格拉底教导克里托道，“不要在意教授哲学的老师是好是坏，你只需要思考哲学本身，对她进行细致而公正的研究。假若哲学为恶，那么你应说服所有人远离她；假若哲学确如我所信奉的那样，那么请你追随她并效力于她，而且心甘情愿。”
我们是否应阐述得更专业些？科学是分析式描述，哲学是综合式诠释。科学企图将整体分解为局部，将有机组织分解为器官，将不可知转化为知识：它不重视事物的价值或者可能的理想形态，也不关注它们的终极目标；能把事物的现状和作用表达清晰即知足，研究事物在现阶段的本质和变化是其全部意义。如同屠格涅夫诗中的“大自然”，科学家公正不偏：一只跳蚤的腿和一位天才在创作时忍受的煎熬对他们有着同等的研究价值。然而，哲学家不满足于描述事实，他希望将事实与经历结合起来，从而得出意义和价值；他通过诠释性的综合建立事物间的联系，以一种比以前更好的方式，尝试把被科学家们大卸八块的伟大宇宙重新组装起来。科学教会我们如何治愈、如何杀戮；它一面零星地降低着死亡率，一面又用战争大规模地灭杀我们。只有真正的智慧，即在全部经验指导和协调下的思想，才能够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该救，什么时候该杀。对过程的观察、对方法的构建是科学，对目的的批判和协调则是哲学。如今，我们在生存手段和生存工具的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我们对自身理想和目标的诠释和综合，我们的生活充斥着嘈杂和躁动，空洞无聊。因为不指向欲求的事实毫无意义，不联系目的和整体的事实不可能完备。没有哲学指导的科学和欠缺眼光及价值的事实无法将我们从大劫难和大绝望中拯救出来。科学给予我们知识，但唯有哲学赋予我们智慧。
[1]尼采，《快乐的智慧》，“前言”。
此时，某些缺乏教养的读者大概会打断我们，指出：哲学如下棋般无用，如愚昧无知般含混晦涩，停滞不前，仿若自满自足。西塞罗[3]曾经说过：“没有比哲学家的著述更荒诞无稽的了。”毋庸讳言，一些哲学家具备了所有知识，唯独缺乏基本常识；而许多哲学论战亦缘起于缥缈虚幻的观点。因此，让我们下定决心，此趟哲学旅途只停靠在光明的码头，避开形而上学的泥泞溪流，绕过神学争端的汪洋大海。哲学真的停滞了吗？科学似乎从未停止过前进的步伐，而哲学的领地似乎日益缩减。但这是因为哲学接手的是一个充满艰难险阻的任务，要处理尚未如科学研究般有章可循的问题。譬如善与恶、美与丑、生与死、秩序与自由，等等；一旦某一领域的知识探索得以突破并以公式形式准确表述，该领域即被划入科学的行列。科学始于哲学，止于艺术；始于猜测和设想，止于完美的成就。哲学是对未知（譬如形而上学）或不尽知（譬如道德论或政治哲学）的臆想式诠释，站在以围堵策略获取真理的最前沿。科学作为被攻克的领土，后面有稳固的城池，是知识和艺术共建的不甚完美但精彩非凡的世界。哲学似乎一直矗立不动，满脸疑惑；这是因为她将胜利的果实悉数留给了她的女儿们——众科学，而自己未感到丝毫满足，继续朝着不确定和未曾探索的方向前行。
[2]《学术的进展》，第8卷，第2节。
我们就像《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米特亚，“不求百万财富，只求问题之答案”。我们渴求把握眼前事物的价值和前景，以免陷入日常生活的旋涡。我们希望了解事情的轻重缓急以避免本末倒置；希望眼中的世界恒定如常，仿佛照耀在“永恒的光束下”；希望能够笑对不可避免之事，甚至是日益逼近的死亡；希望保持完整，通过分辨和协调欲望来调整精力分配，因为协调精力是伦理学、政治学，乃至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的基石。梭罗告诉我们：“作为一个哲学家，不仅需要具备缜密的思维或建立某一学派的能力，还要热爱智慧，循其意旨过一种简单、独立、宽容、信任的生活。”我们愿意相信，若能找到真的智慧，那我们的生命将不再盲目。“首先去追求思想中那些美好的内容吧，”培根告诫，“其余的部分即使不是接踵而至，也会在失去时不觉可惜。”[2]真理无法帮助我们富有，却能使我们自由。
[3]西塞罗（前106—前43），古罗马政治家、作家与演说家。——译注
哲学使人愉悦，即使是形而上学的幻景也蕴含诱惑，每个学习者都能体会得到，直到粗粝的生存需求将我们从思想的高峰拽下，抛入生活的撕扯琐碎中。我们大多数人都知晓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哲学黄金年代，那时，哲学确实称得上柏拉图口中“那珍贵的喜悦”；那时，审慎追寻难于捉摸的真理远比追求肉欲低俗的生活方式荣耀得多。人类社会早期追求智慧的努力留给后来者某种永不消逝的渴慕。“生命有其意义，”正如勃朗宁所说，“对它的探求是我精神所寄。”生命的大半难寻所谓“意义”，我们优柔寡断，碌碌无为，不停地与来自内心和周围环境的混乱无序作斗争；但是我们愿意相信，假使能够读懂自己的灵魂，我们身上那种不可或缺、意义重大的东西必将呈现。我们想要弄清楚“生命之于我们，意味着不断地将我们自身及所遭遇的一切转化为光与火”[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