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家不谈认识论，对冗长无聊的形而上学更是厌恶至极，在这点上他们甚至可与法国人齐名。任何年轻的形而上学者都不愿承认孔子为哲学家，因为他既不张口闭口地谈论形而上，更鲜少提及认识论；他跟斯宾塞、孔德一样是实证主义哲学家，关注的重点始终围绕着道德和国家的建设。更糟糕的是，他言辞中肯、语意明确，并为此“臭名昭著”，因为清楚明白地表达正是哲学家最不该具备的品质。我们现代人早已对哲学如行云端的论述手法习以为常，当其脱去冗长的外衣展露真身时，却一时难辨。人们必须为其偏爱晦涩语言付出代价。
对于避而不谈认识论，本书并不感到歉意。在介绍康德的章节中，这一令人郁闷至极的领域已经得到了充分展示，读者不得不硬着头皮啃下关于认知的种种费解的论述。而晦涩缥缈的语言，应该能受到年轻一代权威人士的欢迎。（事实上，一位曾在美国中西部某大学任教的哲学教授来信透露，在教授康德哲学的十五年间，他从未明白过康德的本意，直到读完本书非常基础地讲述康德的那一章。）这本书的其余章节都向读者暗示，人类认识过程的本质仅仅是众多哲学问题中的一个，并不值得如此多的大学者和德国人废寝忘食；此外，正是这种对认识论刨根问底式的探究日渐将哲学推向了下坡路。法国人就从未因陷入对认识论的疯狂探索而忽视对哲学之道德、政治、历史和宗教层面的思考，今天的德国人也开始反思他们从前的做法。凯泽林说：“哲学实质上是人类智慧对科学的综合……显然，认识论、现象学、逻辑学等都是科学的重要分支。”（完全正确，它们如同化学和解剖学一样，是科学的分支。）“但假若因此放弃对生活智慧的探索则是一个可恶至极的错误。”[7]一个德国人说出这句话，简直可以媲美但以理因不肯背叛信念而被扔进狮笼[8]。在斯宾格勒眼中，孔子和他之前的早期中国哲学家是“政客、官僚、立法者，就像毕达哥拉斯和巴门尼德，就像霍布斯和莱布尼茨……他们是坚定的哲人，在他们看来认识论就是关于现实生活中各种重要关系的知识”[9]。毫无疑问，既然认识论在德国已渐趋没落，作为对民主制度的恰当回馈，它将在美国生根发芽、枝繁叶茂。
本书试图展现一丝幽默——因为令人避之不及的智慧不可能是真正的智慧，而幽默作为一种思想特质，是哲学的近亲，两者相辅相成——但这令权威人士坐卧不安，他们最无法忍受令读者会心微笑的书。政客和哲学家理所当然不懂幽默；德国人永远不会原谅叔本华讲乌采曼的故事[10]，也只有法国人能够透过伏尔泰机敏幽默的言语发掘其思想深度。
但本书的不完整性仍旧不可否认，尤以省略了中国和印度等东方哲学为重。任何所谓源于苏格拉底的哲学故事，若不掺杂介绍老子、孔子、孟子、庄子或者释迦牟尼和商羯罗，都是片面、狭隘的。[6]“故事”一词一直为人们所滥用，而本书选用这个名称，一方面想暗示读者，其中主要的论述对象是更为重要的哲学家；另一方面希望它能向读者传达：思想的发展也是一部激动人心的浪漫传奇。
我相信本书并未误导读者，让他们以为读罢便能在一夜之间成为哲学家，或者免去阅读真正的哲学著作的痛苦。通往知识的大道没有近路可抄，这是真理。四十多年的探求也使我们深深意识到，真理从未真正掀起面纱，仅那些显露出来的特征已让我们愈发地仓皇失措。本书并不试图取代任何一位哲学家，只希望成为对哲学的一份介绍、一本邀请。它广泛地引用诸家言论，希望能有余音绕梁之效果；不时地指向经典原著，并确保读者意识到，对这些哲学经典的阅读不应只有一遍：
本书并不是一部完整的哲学史，只是围绕几位主要的哲学家，以讲故事的形式，对其思辨哲学进行考察，以期达到知识人性化的目的。为了有足够的篇幅将入选哲学家活脱脱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一些相对次要的人物就被略去了。（“致读者”）
斯宾诺莎不是拿来读的，而应当用来研究；你必须像对待欧几里得一样对待他，认识到就在这短短的两百页文字中，一个人书写了他毕生的思考，并像雕塑家一样，剔尽了繁文末节。匆匆读过一遍之人休想了解其中深意……不要一口气读完全书，你应当分多次阅读，且每次读一小段。读完以后，告诉自己，这仅仅是理解全书的开端。接下来你应该读些评论，譬如波洛克的《斯宾诺莎》或马蒂诺的《斯宾诺莎研究》，又或者两者都读。最后，再读一遍《伦理学》，你会发现它像一本新书摊在你面前。如此，你将永远爱上哲学。
批判“概论”类读物的声音尽管刺耳，但大多中肯。毫不例外，《哲学的故事》也有种种缺点和不足：首先，它叙述的不是一部完整的哲学史，其中对经院哲学的舍弃完全出于个人的义愤。必定有许多读者赞同我的做法，要是我没猜错的话，他们在读大学期间或参与研讨会时与此类哲学有过许多不愉快的接触，有的人甚至对它恨之入骨，认为它只是伪装起来的神学，而非真正的哲学。事实上，撇开篇幅不谈，就完整性而言，本书对某些哲学家（如叔本华、尼采、斯宾塞、伏尔泰）的论述要远远超过大多数哲学史著作。我在这本书的一开始即坦率承认：
令人欣慰的是，本书的出版带动哲学经典图书销量直升两百多点。出版商纷纷重印柏拉图、斯宾诺莎、伏尔泰、叔本华和尼采等哲学家的作品。纽约公共图书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级官员甚至对我说：
三
《哲学的故事》出版之后，公众对哲学经典的阅读需求日益广泛和增多，各家分馆中此类图书的库存量也在不断增加……过去，我们购进少量的哲学书籍是为了确保体系的完整；近两三年里，我们会在一开始就大量购进某本颇具可读性的哲学新书，以备来日需求快速增长。
紧接着涌起一股大潮。“概论”类书籍一本接一本地出，“故事”一册接一册地讲；从科学到艺术，从宗教到法律，每门学科都涌现出各自的说书先生，就连贝克尔的一篇反对宗教神学的札记也被热情地改造成了《宗教的故事》。一位作者的一本书就能涵盖人类的全部历史，难怪没人愿意费劲阅读威尔斯、房龙、梅西、斯洛森或是伯利斯坦德，读者的胃已被填满。专家学者们开始抱怨这类读物的肤浅和仓促，反感的种子就此埋下，悄然发芽，此类图书受此波及，无一幸免。潮涨潮落，“概论”写作很快偃旗息鼓，人们甚至不敢再提“知识人性化”，批判、痛斥“概论”成为赢得评论声名的捷径；轻视通俗读物、不读大众文学成为新时尚，文学史开始步入自命不凡的时期。
向大众传授知识不应令我们感到羞愧。那些将知识圈入高墙的学者眼红我们的成就，但应该受到责备的正是他们。他们的孤傲和佶屈聱牙的术语将世人拒于门外，使之不得不去书本中、讲座上或成人教育课堂里寻求未曾获得的教导。他们应该“感激”，他们的犹豫不决、吞吞吐吐激发了一批热爱生活的业余爱好者，替他们进行了这项让教育人性化的事业。也许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教师可以互为补充：小心翼翼者以谨慎的眼光审视业余者的激情，激情澎湃者则用热情和鲜血转化学术的累累硕果。两方合力或许能在北美大陆上培育出一批善于聆听天才之声的读者，打下产生天才的基础。作为教师，我们都不完美，但只要能推动教育事业前进一小步，只要尽力，就无悔于心。我们宣读完开场词，然后退下，无数更优秀的演员将在我们之后登场。
常言道：吃得多，胃口大。在美国，没能走进大学校门的数百万人渴望了解历史和科学常识，而读过大学的也没有停止对知识的渴求。约翰·梅西[5]的《世界文学史话》作为对文学这个“新奇”领域的一次友善又有益的探索，受到成千上万读者的欢迎和追捧。《哲学的故事》恰逢此轮求知大潮达到巅峰之时诞生，因而获得了出人意料的成功。读者惊奇地发现，哲学竟如此生动有趣，它关注的原来是与自己息息相关的生生死死。人们于是口口相传、争相购买，当然，偶然也会将这原本不该太受待见的书拿出来读一读。总而言之，《哲学的故事》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这种成功日后恐怕很难再现。
《哲学的故事》已被译为德语、法语、瑞典语、丹麦语、南斯拉夫语、汉语、日语和匈牙利语等语言出版。
与此同时，亨德里克·威廉·房龙眼角泛着微笑，一手铅笔、一手钢笔地闯进这片天地，开始了自己的历史写作事业。他生性幽默，不拘小节，看待历史也是如此，以生动诙谐的散文笔法叙述、评论历史事件与人物。成年人买来《人类的故事》送给孩子看，私底下却拿来自己阅读。渐渐地，人们对历史的了解趋向世俗的多角度。
[1]斯宾格勒（1880—1936），德国哲学家，代表作《西方的没落》。——译注
尽管令人难以置信，但有两位学者还真的做到了：芝加哥大学的埃及学家伯利斯坦德教授[4]以及罗宾逊教授各自修订完善了一本旧教科书；一家颇具眼光的出版社将两人修订后的作品集结成两大卷并冠以夺人眼球的书名——《人类大冒险》。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概论”，一部有着日耳曼式权威和高卢式清晰逻辑的史论著作。迄今为止，这两卷书依然在史学领域占据着不可超越的地位。
[2]爱德华·迈尔（1855—1930），德国历史学家。——译注
当代首开“概论”先河的是英国作家H.G. 威尔斯。同时代的历史学家对他的《世界史纲》束手无策，夏皮罗教授认为该书“充满谬误”，虽能达到教育大众的目的，却过于自由。的确，这本书错漏百出，但这是任何一本涵盖范围过广、涉及内容过多的图书的通病。对任何一位读者而言，阅读此书绝对称得上是一次惊奇不断、引人入胜的经历。如职业记者般的特有敏感使威尔斯将这一系列的书与世界和平联系在一起，成为“教育和灾难角逐”中的一支重要队伍。没有人愿意看到灾难，所以每个人都去读这本书。读史成为一种时尚，历史学家们不由得警觉起来——像威尔斯一样将历史讲出趣味成为一种共识。
[3]詹姆斯·哈维·罗宾逊（1863—1936），美国历史学家。——译注
人类对知识进行人性化改造的历史开始于以“对话”体裁著书立说的柏拉图。哲学权威们大概都知道柏拉图留有两套著述：一套写给他在阿卡德米学园的弟子，专业而晦涩，另一套在于吸引有一定文化修养的雅典人了解、学习哲学，以对话形式写就，幽默易懂。在柏拉图看来，对于哲学思想，不论是以文学的体裁、戏剧的形式来表达，还是进行修辞或者文风上的美化，都无可非议，而从哲学的角度讨论、解决道德与政治问题，使哲学亲近于现实亦无损其尊严。可历史似乎跟我们开了个玩笑，经过它层层筛选流传下来的竟是柏拉图那套“不专业”的哲学科普集。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为柏拉图赢得后世盛名的也正是这套通俗的“对话录”。
[4]伯利斯坦德（1865—1935），美国考古学家、历史学家。——译注
二
[5]约翰·梅西（1877—1932），美国评论家、作家。——译注
在这样一个时期，教师的责任尤为重大，即在“职业学者”与普通民众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如同“职业学者”学习大自然的语言，教师应该学习术语，从而将这些职业领域内的知识转化为普通民众熟知的语言和表达形式，打破知识与需求间的隔阂。知识若庞杂到无法在民众中普及，则极易沦为经院哲学，甚至演化为民众对权威的盲目迷信；人类也将因此进入对“职业学者”这个新兴牧师群体无限崇拜的新信仰时代，而人类文明借助教育之普及升华自身的希望行将破灭；同时，作为人类文明垄断者的学术阶层，在日新月异的术语、词汇的重重包围下，也将蒙上一层神秘莫测的面纱，彻底与世人隔离，在无形中侵蚀、动摇文明原本坚实的根基。正因为如此，我们便不难理解詹姆斯·哈维·罗宾逊[3]“拆除壁垒，还知识于民众”的号召为什么会得到全世界的赞赏和响应。
[6]关于这点疏漏，作者将在《文明的故事》第1卷中加以弥补。（本书注释如无特别注明，均为原注。）
如今，科学家“知道的愈来愈多，研究的却愈来愈少”，而哲学家研究的愈来愈多，知道的愈来愈少。科学家戴着眼罩工作，为了将与研究主旨无关的一切排除在外，只专注于眼睛下方鼻尖上方的一个小点儿。这样一来，他们得到的仅仅是成批堆积却又相互孤立的事实，失去了纵观全局的眼光，没有实现真正的理解，也不再能激发智慧的火花。每一门学科、每一个哲学流派都在发展中逐渐形成了各自面向“圈内人”的术语体系，于是，随着人们对世界的了解不断增加，向同样受过良好教育的“圈外人”介绍和解释自己所从事和奉献的行业变得愈加困难，横亘在人生与知识之间的沟壑也愈发宽广：统治者无法理解智者的思考，求知者无法理解知者的观点。前所未有的学习热潮引发的却是集体性无知的蔓延，无知与愚昧的模范被推选为世界上伟大城池的统治者。就在科学享受着史无前例的发展和推崇之时，新兴宗教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古老的迷信思想正在收复失地。普通大众不得不在悲观晦涩的科学与充满无畏希望的宗教神学之间作出选择。
[7]《创新性理解》，第125页；纽约，1929。
“概论”之风的兴起或可以说是顺应了时代的呼声。在这个时代，知识高度积累，无限延展，各个分门别类的学科衍生出更加细致的分支。望远镜让人类看到了人脑无法想象和估量的恒星和星系，地质学使人们认识到地球的存在既不是数千年也不是数万年，而是数百万年；物理学发现了原子中的宇宙，生物学呈现了细胞中的“微观世界”；生理学带人们认识身体，心理学领人们走进梦境；人类学重构了远古时代，考古学让深埋地下的墙垣城池再见天日，史学则证明一切历史皆为人类伪造，并描绘出一幅唯有斯宾格勒[1]和爱德华·迈尔[2]这样极具前瞻眼光的哲人，才能洞察历史的画卷；神学思想摇摇欲坠，政治理论土崩瓦解，人类生活与战争因发明创造走向扑朔迷离；经济学推翻了政府，世界各地燃起熊熊战火。而哲学，这个曾经集众学科于一身、主持构建世界和谐景象和行为之真善美的“带头人”，如今却在不同知识洪流的激荡冲撞中心力交瘁，不得不逃离寻求普遍真理的战场，走上隐蔽的羊肠小道以回避人生的种种问题与责任。人类掌握的知识已远远超出其理性所能承受的极限。
[8]《圣经·旧约》中的犹太英雄但以理，因信仰冲突被古巴比伦统治者判刑并丢进狮笼，却在上帝的庇护下免遭狮子攻击。——译注
出版商希望我借此次《哲学的故事》再版之机，为读者解读一下当今文坛的“概论”之风，以及本书存在的缺点与不足。有这样的机会，我很高兴。本书瑕疵重重，依然能得到民众的广泛认可，着实令我感激万分，故以只言片语聊表谢忱。
[9]《西方的没落》，第1卷，第42页。
一
[10]详见本书第七章。——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