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约翰·杜威
然而，詹姆斯的本意其实是想清理一下束缚了哲学向前发展的蛛网；他希望以一种一鸣惊人的全新方式，重新演绎英国人对待理论和思想的方法。他只是继承了培根的事业，将哲学的面孔再次转向不可逃避的现实世界。詹姆斯定会为世人铭记，不是因为他对真理的论述，而是因为他对经验的强调——一种全新的现实主义；他会为世人称颂，或许更是作为一名心理学家而不是哲学家。他知道，自己没有找到那古老难题的答案，他坦然承认，自己阐述的只是另一种猜测、另一个信仰。詹姆斯去世时，他的书桌上放着一张纸，上面是他写下的最后一句话，或许也是他最富个性的一句话：“世上本无结论可言。在我们应该终结的事物中，有什么终结了呢？命运不能预测，劝告无法赐予。永别了！”
1. 教育
当然，詹姆斯提出的检验真理的新方法其实并不新；我们这位哲学家并不喜欢故弄玄虚，他谦虚地说，实用主义是一个“新名词，但全新的外衣之下是陈旧的思维方式”。如果有人说新的检验方法要求真理是能经受实践或实验考验的东西，我会告诉他，“当然如此”；如果有人说新的检验方法意味着个人效用即对真理的考验，我会告诉他，“当然不是”；个人效用只适用于个人，唯有普遍永恒的效用才能构成真理。如果某些实用主义者认为某种信仰曾经真实是因为这种信仰曾经有用（尽管现在已被证明虚假），那么，这些实用主义者只是满口胡言，没有真才实学，因为那只是一个有用的错误，绝非真理。实用主义唯有成为老生常谈，才是正确的。
实用主义并非不折不扣的美国哲学，因为它没有捕捉到新英格兰各州西部和南部等地的精神，而这些地方占据了美国的大部分面积。实用主义仍是浓重的道德哲学，暴露了詹姆斯的清教徒本质。詹姆斯是多变的，他此刻谈论实际效果与情况，下一刻又满怀希望，一跃跳入茫茫的天空。一开始詹姆斯还积极反对形而上学、认识论，让人们误以为他的实用主义是自然哲学或社会哲学，但最终他却几近谦卑地为信仰的理性和尊严辩护，认为每一种信仰都是可爱的、有其理性和尊严。究竟何时，哲学才能学会把这些关于另一个世界的复杂问题交由宗教处理，把这些关于认识过程的不解之谜交由心理学解答，而把自己的力量用于人生意义的启蒙及人类生活的协调与升华？
当然，正如许多人指出的，詹姆斯的思考内容虽说早已抵达大洋彼岸，但其思维方式是完完全全属于美国的。美国人天生好动，并热爱学习，因此，当詹姆斯准备在哲学的海洋里扬帆起航时，其文字与思想的风帆早已高扬，其哲学之旅也因此而变得轻松无忧，好似天空中飞翔的小鸟。亨内克[69]称其哲学为“市侩哲学”，确实，詹姆斯的哲学散发着一股市场推销的气息：他谈论上帝，好像在用各种推销手段向满脑唯物论的顾客介绍一件商品；他劝我们信仰上帝，好像在向我们推荐某种高回报率的长期投资，并向我们担保，接受这种信仰，不仅不会蒙受任何损失，还能赢得整个（另一个）世界。这一切体现了年轻的美国对欧洲形而上学和科学的防御与反抗。
大环境已经万事俱备，只等约翰·杜威来满足人类的这个愿望，并勾勒出一幅能够表达美国精神的哲学图景，当时，美国已经觉醒，人们见多识广。杜威出生在“颓废的东部”（佛蒙特州的伯灵顿，1859年），并在那里完成了学业。这仿佛是他为了在冒险进入新文化之前，对旧文化的一番吸收。很快，杜威接受格里利[70]的建议，直奔西部，先后在明尼苏达大学（1888—1889）、密歇根大学（1889—1894）和芝加哥大学（1894—1904）教授哲学。后来，杜威回到东部，加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并任至系主任。在人生的头二十年里，佛蒙特州的环境造就了杜威纯朴的个性，即使后来名满天下，他也不改本色。生活在中西部的二十年里，杜威目睹了美国国土的广袤——沾沾自喜的东部人对此一无所知；对于美国的不足与强大，杜威已经了然于心；当他开始将自己的哲学思想付诸文字时，他向学生和读者解读了美国“诸省”那肤浅的迷信思想背后简单但又看似可靠的自然主义。正如惠特曼之诗作，杜威书写的哲学不单单属于新英格兰州，更属于整个美国大陆。[71]
我想，对于这种哲学思想中的新旧元素，读者无须指点便能明白。科学和宗教历来是一对冤家，如今，两者的战争依然打得轰轰烈烈，实用主义哲学只不过是这场战争的一部分；同康德和柏格森一样，詹姆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将信仰从机械唯物主义的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实用主义博采众长，根植于众多的哲学思想：康德的“实践理性”、叔本华对意志的升华、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理论、从功效角度对一切善进行衡量的功利主义、英国哲学重经验重归纳的传统……同时，它也与美国生活的真实场景息息相关。
杜威第一次受到世界瞩目，是因为他在芝加哥教育学校的工作。正是在那几年里，杜威展露了其思想坚定的实验主义倾向；即使在1952年垂危之际，他仍关注着教育领域的最新进展，对“明日学校计划”依然兴趣盎然。或许，杜威最伟大的著作要数《民主与教育》。在这本书中，杜威将其多条哲学思路汇聚在一起，并将焦点对准一个目标，即培养出更为优秀的下一代。所有进步教师都承认杜威在教育领域的领袖地位，在美国，几乎找不到一所没有受过杜威影响的学校。为了对全球的学校进行改造，杜威活跃在世界的各个角落；他在中国待了两年，专门向那里的教师讲授教育改革问题，并在土耳其重组国立学校之时，为其政府拟了一份报告。
4. 评论
在斯宾塞提出在教育中增加科学比重、削减文学比重后，杜威补充道，学生甚至不应只通过书本学习科学，而应选择有用的职业，通过参加实践活动来接触科学。杜威不注重“博雅”教育，因为这个词原本指向的是“自由人”——从不工作的人——的培养；显然，这样的教育更适合过着贵族生活的有闲阶层，而不适合在工业民主社会日夜东奔西跑的普通百姓。如今，我们大多数人都已被欧洲和美国的工业化重重包围，我们学习的东西更应该来自工作，而非书本。学究式的教育指向势利，共同工作则趋向民主。在一个工业化的社会里，学校应该是一个小型的工作间和社会群体，它应该通过实践、探索向学生教授建立合理的经济和社会秩序所需要的技术和纪律。最后，教育者应该对教育进行重新规划，教育不仅仅是成年的准备（人在成年后应停止接受教育，这种荒谬的观点便来源于此），它还意味着心灵不断成长、对人生的认识不断加深。从某种意义上说，学校只能帮助我们在心灵上日益成熟，剩下的要取决于我们对经验的吸取和解读。真正的教育自我们离开校门的那一刻才刚刚开始，我们没有理由在生命走到尽头之前停止接受教育。
曾冲破惊涛，战胜风险。[68]
2. 工具主义
我们遭难时，众多勇敢的帆船，
杜威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毫不掩饰自己对进化论的全盘接受。他认为，心灵和肉体是在生存竞争中从较低等形式进化成形的器官。无论在什么领域，他都以一个进化论者的身份出现。
他勉励大家，要扬帆猛进。
当笛卡尔说“如果某物质是在人们的眼皮底下渐渐成形的，相比于一下子以最终和完美的状态出现在人们眼前的物质，该物质的本质更容易为人想象”时，现代世界开始意识到这种即将控制整个世界的逻辑，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便是该逻辑的最新科学成果……伽利略曾这样言及地球，“它确实是运动着的啊！”达尔文也像伽利略一样，彻底摆脱了束缚，把发生、发展和实验的观念作为提出问题、寻求解释的工具。[72]
一位遭难的水手，葬身在此岸，
因此，对事物的解释不再诉诸超自然因素，而是根据事物在环境中的地位和作用。杜威是一个率直的自然主义者，他不认为应该“笼统地将宇宙理想化，理性化意味着人类无力控制那些与我们息息相关的事物的发展轨迹”[73]，他也不相信叔本华的意志论和柏格森的冲动说；他认为，我们无法否认这些观点的存在，但也不必崇信它们，它们只是人间的力量，无法毁灭人类创造、尊崇的一切。[74]神性存在于我们的内心，而非这些中性的宇宙力量中。“曾经，智慧静默不动，却是万物运动的推动者；它是终极的善，居于物质世界偏远的边缘，在孤独寂寞中度日；如今，智慧已走下高台，在变幻无常的人类事务中占据一席之地。”[75]我们必须忠实于现实。
詹姆斯支持社会主义，但他不喜欢社会主义对个性与天才的压迫。泰纳把一切文化现象简化为“种族、环境和时代”，这是片面的，因为他没有考虑个人的因素。唯有个体才有价值，其他一切的一切都只是手段，甚至包括哲学。因此，我们一方面需要一个政府，一个懂得维护社会每一个个体利益、服务于每一个个体利益的政府，另一方面需要一种哲学、一种信仰，来告诉人们，“宇宙不是一个迂腐的学园，而是一个刺激的乐园”[67]，世上尽管有失败，但它依然等待人们去获取胜利的果实，人类的精力必将因此而得以全面发挥。
杜威可以说是培根、霍布斯、斯宾塞、穆勒这个谱系的传人，他与实证主义者一样，反对形而上学，视之为神学的替身。哲学那一直无法摆脱的头疼还在于，它研究的问题总是与宗教纠缠不清。“我读柏拉图的时候发现，哲学最初还或多或少地知道自己在本质上是以政治为基础的，也知道到自己的使命。它知道，哲学关乎公正社会秩序的建立，但它很快便迷失在关于另一个世界的理想中。”[76]德国哲学对宗教问题的兴趣使之偏离了哲学发展的轨道；而在英国，哲学家对社会的兴趣远远超过超自然力量。两百多年来，一场战争在唯心论与感觉论之间展开；唯心论反映了宗教专制和封建贵族的利益，感觉论则代表了对进步民主的自由信仰。
尽管如此，詹姆斯并不认为哲学是对死亡的沉思。因为对他来说，一个问题的解决能够为人在世时的事业提供指导、予以激励，这个问题才有价值。“他研究的是我们人类本性的优越性，而非其绵延时间的长短。”[66]与其说詹姆斯日夜沉迷在书房里，不如说他时刻在生活的浪潮中随之起伏。他是一位热情洋溢的工作者，为了人类的进步作着不懈的努力，他不停地伸出自己的援助之手，用自己的勇气感染、鼓励每一个人。他认为，每一个个体都有自己的“精力储备”，这些储备会在一定的环境下释放；他对个人、对社会喋喋不休地说教，其实是在恳求，恳求人类在有生之年用尽自己的“精力储备”。眼见人类把大量的精力浪费在战争上，詹姆斯感到震惊。他认为，如果能够“把战争的枪口对准自然”，人类这种好战好胜的强大冲动便能得到更好的发泄。每一个人，无论贫富，为何不能将人生中宝贵的两年献给自己的国家？但为国家献身，绝不就是对其他民族大开杀戒；为国家献身，可以是扫除瘟疫、排干沼泽、灌溉沙地、挖掘沟渠，也可以是致力于自然工程、社会工程——建造它们是一个缓慢而又痛苦的过程，而战争却能在顷刻间将其摧毁于无形。
直至今日，战争仍在进行，所以，我们其实并未走出中世纪的阴霾。唯有当自然主义被广泛接纳时，人类迈入现代社会的钟声才会敲响。进入现代，并不意味着心灵要被简化为物质，而是说，人类不再从神学的角度，而是从生物学的角度，对心灵和生命进行解读，并将心灵和生命看作存在于自然环境中的器官和有机体，而这些器官和有机体在环境中经历了一个作用与被作用、塑造与被塑造的过程。我们所研究的必须是反应模式，而非“意识的状态”。“我们的大脑主要是一个行为器官，而非认识世界的器官。”[77]思想帮助人们反复适应环境，大脑同人体的四肢和牙齿一样，也是一种器官。观念则是人类想象中的与环境的接触，它好似一种实验，可随时进行调整。但这样的调整不是被动的，它不只是斯宾塞式的适应。“对环境的完全适应意味着死亡。人类一切反应的核心目的是制服环境。”[78]哲学的问题不是我们如何认识外在世界，而是我们如何学会制服和改造外在世界以及出于什么目的这么做。哲学不是对感觉和知识的分析（因为这是心理学的研究范畴），而是对认识和欲望的综合及协调。
我本人绝不相信我们人类的经验就是宇宙中存在的最高形式的经验；我宁可相信，我们与整个宇宙的关系，就像我们的猫儿、狗儿与整个人类生活的关系。它们住在我们的客厅里、书房里，参加到我们的各种活动中来，虽然它们对这些活动的意义全然不知。它们只不过是历史曲线的一条切线，对这历史曲线的起点、终点和形状，它们也全然不知。我们就是万物那更广阔生活的切线。[65]
要理解思想，我们必须对思想在具体情况下的发生过程进行考察。我们知道，推理不是从前提开始，而是从问题开始的；有了问题，推理者会设计一个假说，该假说或许最终会成为结论，而为了得出这个结论，推理者会努力搜集各种假设；最终，他让假说接受实际观察或实验的检验。“思考的首要特点便是面对现实——调查、细查、普查、观察。”[79]这样一来，神秘主义就会显得比较别扭了。
如今，从人们对上帝的坚定信仰中我们可以看出，这种信仰确实有其普遍的生命和道德价值。詹姆斯惊异于各种各样数不清的宗教体验、宗教信仰，同时也被它们深深吸引；即使对某些宗教不敢苟同，他也以艺术家般的敏锐之心，对它们进行生动的描绘。他发现，每一种宗教其实都有其道理，他希望人们能够以宽广的胸襟面对每一种希望。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参加了心灵研究学会；为何宗教信仰不能像其他现象一样成为人们潜心研究的对象呢？最终，詹姆斯相信了另一个世界的存在，即精神世界。
此外，思考还是社会性的；思考不但出现在具体情形中，还出现在特定的文化大环境中。社会是个体的产物，然而，个体又何尝不是社会的产物？风俗习惯、行为举止、文化语言好似一张大网，随时准备扑向每一个新生的婴儿，这张网出自谁之手，便将他们塑造成谁的模样。这种社会性遗传发生得如此迅速、如此彻底，以至于人们常常误以为是身体或生物上的遗传。连斯宾塞都认为康德的范畴，或者说思维习惯和思维形式来自个体，但十有八九，它们只是大人经过社会传递遗传给孩子的智识习惯。[80]一般来说，本能的作用被夸大了，而早期训练的作用被低估了；性、好斗等人类最强大的本能已通过社会训练被大大减弱，并得到控制；而占有、好胜等其他本能却没有理由被社会影响力和教育削弱。我们必须舍弃人类本性一成不变、生存环境至高无上的观点。变化和发展没有已知的限制；一切皆有可能，除非思想作怪。
如果某种生活真是我们应当过的较好的生活；如果某种观念，一旦我们信仰了它，便能够指引我们去过这样的生活，那么，除非信仰它会不经意地与我们其他更重要的切身利益冲突，我们最好还是信仰那种观念。
3. 科学和政治
但是，要证明这种自由意志或多元宇宙或“有限的上帝”，与证明与之对立的哲学形态一样，缺乏理论依据。就连现实依据也因人而异——某些人如果信仰决定论，放弃自由主义哲学，可能生活得更好，这也说得通。当证据匮乏的时候，我们应该根据切身利益和道德利益作出选择。
杜威把“发展”奉为人间最高美德；他把这一相对而具体的概念以及没有绝对的“善”作为自己的伦理标准。
与一元宇宙论相比，多元宇宙论的价值在于，哪里有相互抵触的趋势、相互斗争的力量，我们的实力和意志便能在哪里发挥作用，协助争端的解决；在我们的世界里，没有什么是不可改变的，一举一动都举足轻重。对我们来说，一元世界犹如一个死亡之地，在这样的宇宙中，不论愿意与否，我们都得扮演全能上帝或原始星云为我们指定的角色；即使我们流干眼泪，也无法抹去这永恒剧本中的任何一个词句。在一个一切均已成定局的宇宙里，个性犹如天方夜谭；一元论者使我们相信，“实际上”，我们都是马赛克镶嵌画上的一块碎片。但在一个一切尚未被决定的宇宙中，我们能为自己的角色书写台词，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今天的抉择会对我们不得不生活于其中的未来产生决定性影响。在这样的世界里，我们可以拥有自由；这个世界充满的是机遇，而非命运；一切都不是“静止不动的”；我们的为人和所为或许会改变世上的一切。帕斯卡说，如果克利奥帕特拉的鼻子长一寸或短一寸，历史便会被重新书写。
完美不是最终目标，不断完善、不断成熟、不断美好的过程才是人生的目的……什么是坏人？——无论他曾经多么好，一旦他开始变坏，变得不再那么好，他就是坏人。什么是好人？——无论他曾经多么坏，一旦他踏上变好的道路，那么，他就是好人。如果一个人能在心里将之牢记，便会严于律己、宽以待人。[81]
詹姆斯认为，多神论能够帮助我们对相互矛盾的不同需求进行整合。他提出“有限的上帝”概念，“有限的上帝”绝不是端坐在白云之上、冷眼旁观的奥林匹亚山怒吼之神，“他是一位拯救者，在所有的世界命运塑造者中，数他年纪最长、资质最深”[62]。宇宙不是一个封闭、和谐的系统，它是一个战场，处处是相互抵触的趋势和目的。因此，宇宙并非一元，而是多元的；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似乎有点儿可悲：我们生活在混乱之中，说这种混乱源于一个始终如一的意志，根本无济于事，因为种种迹象表明，宇宙内部的矛盾和分裂早已存在。或许，古人比我们更聪明，当今世界多元化的发展程度已足以令人吃惊，因此，多神论比一神论显得更为真实。这样的多神论一直都是“普通大众真正信仰的宗教，今天也如此”[63]。人们是对的，哲学家错了。一元论是哲学家与生俱来的病症，他们渴望的（正如他们所思考的）不是真理，而是统一。“‘世界等于一！’这样的公式或许会导致数字崇拜。‘三’和‘七’被认为是神圣的数字，但是，抽象而论，为什么‘一’比‘四十三’或者‘二百万零一十’要好？”[64]
此外，做好人并不仅仅意味着服从他人、不伤害他人；无能的善叫差劲；如果我们缺乏智慧，世上一切美德都无法拯救我们。无知不是幸福，而是麻木、奴性；唯有智慧才能使我们把握自己的命运。意志自由不会违反因果关系，相反，它会通过知识启迪我们的行为。“如果说一位医生或工程师在思想或行为上是自由的，其自由程度取决于他对自己所从事工作的认识程度。或许，我们能从这里找到获取自由的金钥匙。”[82]毕竟，我们可信任的是思想，而非本能；如今，我们生活在工业化的怀抱里，各种问题错综复杂，我们身陷其中难以自拔。为了适应这样一个日益虚假的环境，本能如何能帮助我们改造自我？
这些对哲学作出选择并对哲学起支配作用的气质可以分为两种：柔性的和刚性的。柔性气质散发着宗教气息，它喜欢确定不变的教条以及先验真理，信仰自由意志、理想主义、一元论和乐观主义。刚性气质不信仰宗教，它信仰的是唯物论、经验主义（只用“事实”说话）、感觉论（将一切认识归于感觉）、宿命论、多元论、悲观主义和怀疑论。其实，每一类理论的内部也存在着激烈冲突，难怪具有某一气质的思想家在选择自己的理论时，往往既选择第一类，也选择第二类理论。也有一批人（比如威廉·詹姆斯）在气质上属于“刚性”，他们沉溺于事实，并依赖自己的感觉，但是，他们又有着柔性气质者的特点，他们对决定论深恶痛绝，而且离不开宗教信仰。我们能否找到一种哲学，对这些明显冲突的需求进行协调呢？
眼下，自然科学已经远远超越心理科学，我们也已经学会操控机器来制造我们需要的物品；但是，对于什么可以使可能的价值变为生活中的现实价值，我们一无所知。因此，我们依然受到习惯、偶然的支配，受到力量的支配……随着我们对大自然的控制力度越来越大、开发大自然以满足人类需要的能力越来越强，我们发现，目的的实现以及人类对价值的享用越来越没有保障、越来越不稳定。有时，我们似乎陷入矛盾之中；我们产出的越多，对它们的利用也越不确定、越不广泛。难怪卡莱尔和罗斯金[83]给整个工业文明下了一条禁令，而托尔斯泰则声称要回归荒野。我们如何才能沉着冷静而全面地看待这些问题呢？唯一的办法便是牢记，科学发展以及科学在生活中的应用给人类带来了许多问题，我们的问题便是其中之一……道德、哲学应该回归其最初的爱——对智慧的爱中，智慧是抚育善的乳母。当哲学回到苏格拉底身边时，它那套“行头”已焕然一新：它拥有大量专门用于探究问题、检验答案的研究方法以及一整套系统知识，并支配着社会的方方面面；工业、法律、教育便是在哲学的安排下集中精力解决问题，这个问题便是：如何使所有人凭借自己的能力分享已经获得的一切价值？[84]
在很大程度上，一部哲学史就是一部人类多种气质冲突的历史……一位哲学家不论拥有哪种气质，他在进行哲学思考时，总是试图把自己的气质隐藏起来。我们在习惯上不承认气质是理由，为了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他会要求自己提出的理由不掺杂任何个人因素。其实，由他的气质所造成的偏见，比任何更为客观的前提给他造成的要强烈得多。[61]
杜威不同于大多数哲学家，他认同民主制，尽管他深知民主制的缺点。政治秩序的目的是帮助个体完全地发展自己；唯有当每一个人都能凭借各自的能力参与所在群体的政策制定和命运决定，个体的完全发展才会成为现实。物种不变，阶级便不会变；物种转化理论出现时，各阶级间才会相互流动。[85]贵族制和君主制比民主制更有效，同时也更危险。杜威不信任国家，他希望能出现一个多元秩序，在这个多元秩序里，社会工作能够尽可能多地由自愿联合的组织完成。他发现，随着各种组织、政党、公司、工会的涌现，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的矛盾也得以调和。
我们都知道，需求决定观点，但我们的观点绝无可能左右我们的需求。
随着这些组织、政党、公司、工会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国家已趋向于在它们中间扮演一个调节者的角色——限制它们的行为，预防并解决争端……此外，自愿联合的组织……与政治的界限并不吻合。不论是数学家协会、化学家协会、天文学家协会，还是公司、劳工组织、教堂，都是跨越国界的，因为它们所代表的利益是世界性的。因此，国际主义并非只能鼓舞人心，它早已成为一个事实；国际主义也不仅是多愁善感者的理想，它是一种力量。然而，这种国际利益却被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生硬地阻挠，它与国家主权观念格格不入。正是这种深入人心的主权观念，或者说教条，才是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人才的最大障碍，而唯有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会认同当今的劳动力、商业、科学、艺术、宗教的跨国界流动。[86]
在课堂上，它们或许可以得到很好的证明，但在广阔的天地和奔涌的海洋中，它们根本得不到证明。[60]
但是，唯有我们把曾成功用于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和态度用于解决社会问题，政治改革才能展开。在政治哲学方面，我们依然处于形而上学的层次；我们凭着空洞的想法相互攻击，到头来却一无所获。要治愈我们的社会顽疾，不能依靠海量的观念以及看似恢宏的泛泛之言，如个人主义、秩序、民主制、君主制、贵族制等等，必须用具体的假说，而不是普遍适用的理论来对付每一个问题；理论都只是触须，要使生活卓有成效、不断向前，必须依赖反复的实验、不断的探索。
现在，我对哲学和宗教来一番重新考察。
倘若抱着实验的态度……便能避免大量的论断、受个人气质影响的信仰以及越模糊越恢宏的观点，而代之以细致的分析、具体的探究以及对事实细节的关注。在道德、政治、教育等社会科学中，思想的进步要依靠鲜明的对比，依靠理论上的对立物，比如秩序和自由、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和功用、自发和纪律、现状和传统。物理学曾经被各种类似的“笼统”观念统治，一个观念越是模糊，便越有感染力。但是，随着实验方法的进步，问题不再是两位主张相悖的人中谁能进入该领域，而是通过逐步深入的分析，解决某一纷乱如麻的问题。我从未见过一个未经实验的观念能在最后取得胜利的例子。这样的观念无一幸免，因为它们越来越与相关环境脱节；一旦脱节，它们便失去了意义和趣味。[87]
夜晚的湿气浸入我的灵魂，愈来愈深……
这便是哲学的归属。哲学应致力于用人类知识来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哲学像一位腼腆的老处女，依恋着早已过时的问题和观念；“对当今难题的直接关注已经交由文学和政治学负责”[88]。今天，哲学在各种学科的挑战中已陷入困境，这些学科一个接一个地抛弃哲学，进入一片工业化天地。哲学被孤立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好像一位被遗弃的母亲，元气大伤、家徒四壁。哲学怯生生地放弃她真正关心的问题——人类及其世俗生活，来到一片叫作认识论的残垣断壁前，仿佛随时有锒铛入狱的危险，因为律法禁止人们在摇摇欲坠的危房里安身。但对我们来说，这些古老的问题早已失去了意义：“我们无心解决，我们绕道而过”[89]；社会矛盾不断，生活变幻无常，古老的问题在这股浪潮中烟消云散。哲学必须像其他的一切那样，将自己世俗化；哲学必须脚踏实地，通过照亮人类生活来获得生存资本。
逻辑和说教永远不能使人信服；
对于那些并非从事哲学专业研究，但善于认真思考的人来说，最渴望知道的是在新的工业、政治和科学运动下，要对代代传承的人类智慧作何修改、如何取舍……未来哲学的使命便是依据时代的社会和道德问题对人类思想进行梳理，并以明晰的方式表达出来。哲学的目标是尽其所能，成为解决这些矛盾的工具……哲学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普遍理论，能够对生命中的种种冲突进行有效的调节。[90]
所以，人们接受或排斥某种哲学，根据的是自己的需求和气质，而不是“客观真理”。他们不会问：“这合乎逻辑吗？”他们会问：“如果我们将一种哲学付诸实践，那么，这种实践对我们的生活和兴趣意味着什么？”不论是支持还是反对，哲学只能给人以启迪，但绝对无法被证实。
有了这样的哲学，能够坐上王位的哲学家的出现或许也指日可待了。
哲学在某些方面或许无可指摘，但它有两个缺陷，其中任意一个对其普遍性都是致命的一击。首先，从本质上说，哲学的基本原理绝不能阻挠和挫败我们最心爱的愿望……哲学会与我们积极的偏好（如愿望、希望）发生矛盾，但糟糕的是，哲学要剥夺我们偏好的对象。如果哲学与我们最私密的力量格格不入，以至于在普遍事务中将其孤立，并存有一举消灭它的动机，那么，这样的哲学比悲观主义更不受欢迎……这就是唯物主义总是不能被普遍接纳的原因。[59]
结语
现在，我们要用实用主义的方法来对哲学最古老的问题——上帝的存在和本质，进行解答。经院哲学家认为，“上帝是实在的，是自身存在的，是在万物之外和之上的，是必然的、唯一的、无限完善的、纯洁的、永不改变的、无量的、永恒的、智慧的”[58]，何等壮观！对这样一个定义，哪个神不感到自豪？但是，这样的定义意味着什么呢？——它对人类有什么效用呢？如果上帝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我们便是上帝的玩偶，也就是说，我们根本无力对上帝从一开始便描绘、拟定的命运轨道作出改变；加尔文主义和宿命论就是上述定义的必然结果。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对机械决定论进行一番考察，结果是相同的：如果我们信仰决定论，我们便会成为印度教的神秘主义者，置身于茫茫无涯的命运之海中，被命运如牵线木偶般玩弄。当然，我们不接受这些阴暗的哲学，人类之所以反反复复地提及它们，是因为它们有着符合逻辑的简单与匀称。然而，生命不理睬它们。生命将它们淹没，片刻不停地向前奔去。
现在如果读者能对这三套哲学思想做个小结，或许会发现，作者不顾时间先后顺序而将桑塔亚纳放在詹姆斯和杜威前面，确实更为公正。回想一下，在所有健在的思想家中，最雄辩、最敏锐的几乎无一例外拥有欧洲文化传统渊源；威廉·詹姆斯虽然在许多方面依然与欧洲传统藕断丝连，却捕捉到了一股至少属于美国东部的精神，其文字风格所体现的精神更属于整个美国；约翰·杜威，作为美国东西部的产儿，他对美国民众务实、民主的特性进行了哲学包装。显然，我们对欧洲思想的依赖已在慢慢减少，我们开始以自己的方式从事哲学、文学和科学事业。当然，这只是个开始，因为我们还年幼，还没有学会脱离欧洲祖先的帮助独立行走。但是，如果我们觉得难以超越自己，如果我们时常因为自身的肤浅、地方主义、狭隘顽固，因为对发明试验抱有不成熟的偏执和羞怯的反对而灰心丧气，我们便要牢记，英国从建国到莎士比亚诞生，经历了整整八百年；法国从建国到蒙田诞生，也是整整八百年。我们从欧洲带来的、从中挑选用于保存和效仿的，与其说是善于冥思和艺术的灵魂，不如说是具有首创精神的个人主义以及渴望进取的先驱精神；我们将全部精力用于森林的开辟、土壤的开垦，以至于没有时间来培养一种本土文学、一种成熟的哲学。
3. 多元论
但是，我们获得了财富，而财富是艺术的准备。每一个国家，如果经过几百年的体力劳动最终获得了享受荣华富贵、闲情逸致的资本，文化便会自然而然地出现，好似植物在富饶滋润的土壤上必然会生根发芽。富裕是首要的，一个民族唯有解决了温饱问题才能学会哲学思考。无疑，我们的国家比一般国家的前进步伐要快许多，我们内心的骚乱也源自国家的快速发展。我们就像年轻人，因为突如其来的发育以及青春期的特殊经历而在一段时期内惴惴不安、心神不定。但是，我们会很快成熟，我们心智的发展会赶上身体发育的速度，我们的文化发展也会赶上物质繁荣的速度。或许终有一日，我们的土地上还会出现比莎士比亚更伟大的灵魂，比柏拉图更伟大的头脑。当我们学会像尊重财富一样尊重自由时，我们也将迎来自己的文艺复兴。
真理是一个过程，是“观念偶然发生的作用”；事实便是证据。实用主义不考虑观念的来源，或者观念的前提是什么，它考察的是观念的结果；实用主义“转换了重点，它将眼光着眼于前方”。实用主义是“一种态度，它不考察原本的事物、原则、‘范畴’或者假定的必要性，它考察的是最终的事物、结果、效用、事实”[57]。经院哲学问观念是什么，于是陷入了“诡辩”之中；达尔文学说问观念的起源是什么，于是陷入星云之中；实用主义问观念的结果是什么，于是将思考引向了实践、使它面向未来。
[1]1921年9月29日贺拉斯·卡伦的文章，《哲学杂志》第18卷，第534页。
恰如“正确”只不过给我们带来行为上的便利，真理……也不过是能给我们带来思维上的便利。便利的可以说就是时髦的；当然，这要从长远的眼光和整体的角度去理解，因为那些可以便利地适合眼前经验的事物未必可以令人满意地适合将来的一切经验……真是善的一种，而且，正如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真并非一个与善迥然不同的范畴，它与善和谐一致。无论什么，只要它从信仰上被证明是善的，那它便是真的。[56]
[2]罗伊斯（1855—1916），美国哲学家，新黑格尔主义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主要著作有《哲学的宗教方面》《近代哲学精神》等。——译注
这一简单而又古老的方法帮助詹姆斯对真理进行全新的解释。以前，真理被认为是客观关系（美和善也曾被如此理解），现在，倘若真理如美、善一样与人类的判断和需求息息相关，又会如何？“自然法则”曾被认为是永恒不变的“客观真理”，斯宾诺莎曾把它作为其哲学核心；但其实，这些真理不过是系统阐述了实践中方便而成功的经验，它们不是对客观的复制，而是对具体结果的正确推测，是真理的一个观念的“兑现价值”。
[3]《美国的性格和思想》，第1章末尾；纽约，1921。
1878年，詹姆斯终于找到了他梦寐以求的武器：在《科普月刊》中他偶然发现了查尔斯·皮尔士[55]写的一篇文章——《如何使我们的观念清晰明白》。皮尔士说，为了找到某一观念的意义，我们必须对该观念在实践中产生的结果进行考察，否则，对这一观念的争论便会无休无止，且一定不会有什么结果。皮尔士为詹姆斯指明了道路，后者也兴高采烈地踏上了这条道路；他用这一方法对古老的形而上学的问题和理念进行了细致考察，在这一方法的冲击下，古老的形而上学就像突然遭到电击的化合物，瞬间土崩瓦解。而那些富有意义的问题则被披上了一层现实的面纱，变得如溪水般清澈见底——正如柏拉图那著名的洞穴比喻：它们走出阴暗的洞穴，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之中。
[4]雨果·缪斯特伯格（1863—1916），德裔美籍心理学家，美国实验心理学和工业心理学先驱。——译注
正是这种对直接、实在、真实事物的热情使詹姆斯举起了实用主义大旗。詹姆斯从小接受的是崇尚明晰的法式教育，因此对艰深晦涩、喜爱卖弄术语的德国形而上学恨之入骨。难怪当哈里斯[54]等人将早已垂死的黑格尔哲学介绍到美国时，詹姆斯的反应就好像一位检疫员发现了瘟疫。他坚信，不论是德国形而上学的术语还是其研究的问题，都是虚幻的；为了向每一个坦诚的心灵证明德国形而上学的空洞无物，他想方设法对其意义进行检验。
[5]桑塔亚纳在此期间所写的著作篇幅不大，主要有《三位哲学诗人》（1910，由三篇分别关于卢克莱修、但丁、歌德的经典讲稿组成）、《教条之风》（1913）、《德国哲学中的自我主义》（1916）、《美国的性格和思想》（1921）和《英伦独语》（1922）。这些作品都相当值得一读，而且读来比《理性的生活》轻松。桑塔亚纳所有作品中，数《宗教中的理性》最佳。L. P. 史密斯主编、桑塔亚纳亲自编排的《乔治·桑塔亚纳小文汇编》是一本相当优秀的选文集。
意识不是实体，也不是一个东西，它是对各种变化关系的整体把握；意识好似一个焦点，在这个点上，思想的次序和关系与事件的次序、万物的关系相互重叠，并给人以启迪。在这样的瞬间，人类思维中闪现的便是实在本身，而不仅仅是“现象”，因为在现象和“表面”之外空无一物。了解一个灵魂，我们无须超越经验过程，因为灵魂不过是我们心理生活的总和，正如“本体”不过是所有现象的总和，“绝对”是世界万物的关系网一样。
[6]《怀疑主义与动物信仰》，第5、6页。
詹姆斯总是把具体事物作为自己的思考对象。即使把心理学作为思考的起点，他也不是那种一味沉醉于缥缈、晦涩之中的玄学家，他永远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在他看来，思想，无论如何与物质划清界限，本质上都是一面反映外部物理实在的镜子。其实，这面镜子比一些人认为的要好，它所能感知、反映的不仅仅是独立的事物（休谟便持这种观点），还有事物间的联系；它把万物放在大环境中进行考察，而人类对大环境的感知与对万物形状、触感、气味的感知一样，快速而又敏捷。因此，康德的“知识问题”（我们是如何将意义和秩序置于我们的感觉中的？）是毫无意义的——意义和秩序，至少是其轮廓，本来就存在于我们的感觉之中。英国学派的原子心理学将思想看作一系列独立的想法，这些独立的想法以机械的方式建立相互联系，这样的心理学不过是对物理学和化学的模仿，会使人误入歧途；思想不是一系列想法，它是一条河流，其中奔流不息的是人的感知和感觉，而想法则像血液中的血球，是思想河流中转瞬即逝的结点。我们的某些心理“状态”（这也是一个静态的迷惑人的术语）与我们言语中的介词、动词、副词和连词相对应，而某些“状态”则反映了名词和代词；我们能够感觉人和物，同时也能感觉“为”“向”“反对”“因为”“后面”“以后”等词语。正是思想河流中这些“过渡性”语言元素构成了我们完整的心理活动，使我们得以对万物的连续性进行衡量。
[7]《怀疑主义与动物信仰》，第11页。
2. 实用主义
[8]“私生子”（natural child）一词在英文中的字面意思是“自然出生的孩子”。——译注
詹姆斯对启发式分析的热情使他必然从心理学进入哲学的王国。他认为，形而上学的目的不过是对问题进行清晰的思考（这一点有违其实证主义倾向），他还用明白易懂的语言定义哲学，认为哲学“只是用最为综合的方法对万物进行的思考”[52]。1900年以后，詹姆斯出版的著作几乎全部属于哲学领域。詹姆斯的第一部哲学著作是《信仰的意志》（1897），随后，他又出版了心理学分析巨著《宗教经验种种》（1902）以及《实用主义》（1907）、《多元的宇宙》（1909）、《真理的意义》（1909）等多部重要著作。詹姆斯逝世一年后，《哲学诸问题》（1911）面世，随后，《彻底经验主义论文集》（1912）出版。我们将从最后一本书开始对詹姆斯的探索之旅，因为在这些论文中詹姆斯清晰系统地阐述了其哲学思想的基础。[53]
[9]《常识中的理性》，第93页；纽约，1911。
1870年，詹姆斯在哈佛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之后，从1872年至1910年逝世，詹姆斯一直留校任教，一开始教授解剖学和生理学，后来教心理学，最后教授哲学。他最大的成就是他的处女作——《心理学原理》（1890）。此书既包含解剖学内容，也包含哲学内容，还有作者深刻的分析，令读者爱不释手；究其原因，应该是因为詹姆斯的心理学还未摆脱其母体——形而上学的影响。即使在今天，此书作为心理学概论的代表作依然引人入胜，使读者受益良多。在弟弟亨利的帮助下，詹姆斯的文字变得更为细腻，并完成了自休谟以来心理学历史上最为激烈的反思——休谟的反思清晰明白、洞若观火，但也着实不可思议。
[10]《怀疑主义与动物信仰》，第192、298、305、308页。
1842年，威廉·詹姆斯出生在纽约。他的父亲是施维登堡派的神秘主义者，不过神秘主义并无损他的智慧和幽默；儿子威廉也一样，集智慧、幽默与神秘于一身。威廉在美国的私立学校度过几个年头之后，和弟弟亨利（比威廉小一岁）一起被送到法国的私立学校学习。在法国，他们开始接触夏尔科[51]及其他精神病理学家的著作，并一起转向心理学。后来，他们中的一人把小说当作心理学著作来写，另一人则把心理学当作小说来写。亨利的大半辈子在国外度过，最终成为英国公民。他接触欧洲文化的时间比威廉要长，因此，亨利有着其兄长所缺乏的思想成熟度。而回到美国定居的威廉却深受鼓舞，他发现，这个国家不仅拥有一颗年轻的心，还蕴藏着无数机会与希望。他牢牢把握着时代与本土精神，好似插上了时代精神的翅膀，登上其他哲学家闻所未闻的寂寞荒凉的声誉之巅。
[11]《常识中的理性》，第3、6、17页。
而在詹姆斯身上，不论是腔调、措辞，还是用词的变化，均具美国特色。为了使自己的想法为普通民众理解，他总是乐于使用“兑现价值”“效果”“利润”等特色词汇；说话时，詹姆斯不像桑塔亚纳或亨利·詹姆斯[50]那样，带着贵族般的矜持，而是喜欢用生动活泼的方言，铿锵有力、坦率直接。正因如此，他的“实用主义”和“精力储备”哲学让人不禁想到“务实”“发愤”的罗斯福。此外，詹姆斯还道出了普通人的心声——普通人对旧神学思想的信仰虽然脱离实际，但这样的信仰与商业金融领域的务实精神，与那将荒蛮变为乐土的坚强、执着和勇气，共存于美国人的灵魂之中。
[12]《科学中的理性》，第318页；纽约，1906。《常识中的理性》，第96页。
我想，无须提醒读者便很清楚，不论从哪方面看，我们之前概括的哲学实际属于欧洲哲学，只不过出现在欧洲之外罢了。它有着古老文化精细优雅、成熟内敛的特点；拿起《理性的生活》读上几段你便会发现，这根本不是发自美国本土的声音。
[13]桑塔亚纳在著作《地狱对话录》中，把德谟克利特塑造为一位英雄。
1. 生平
[14]《怀疑主义与动物信仰》，第7、8页。
二、威廉·詹姆斯
[15]《怀疑主义与动物信仰》，第237、271页；《常识中的理性》，第189页；《教条之风》，第199页。
最终，我们不得不如此评价他：通过哲学，桑塔亚纳坦诚无畏地表达着自我；通过哲学，一个成熟、敏感又过于忧郁的灵魂静静地用庄严优雅、古色古香的美丽文字述说着自己。一个世界的消逝令桑塔亚纳深以为憾，于是，他在哲学中以凄然的语言委婉地表达自己的遗憾之情。或许，这样的凄然让我们不快，那低调的哲学令人反感，但是，我们却能在桑塔亚纳的哲学中看到这个方生方死的时代的完整容颜。在这样的时代里，人类不可能拥有绝对的智慧和自由，因为他们在抛弃旧有观念的同时，还未找到带领他们趋向完美的新观念。
[16]《科学中的理性》，第75、131、136页。
桑塔亚纳生来喜爱孤独……我记得有一次，一艘远洋客轮在南安普敦靠岸，我倚靠在轮船的栏杆上，看着一大群旅客纷纷走出摆渡船，挤在通往客轮的跳板上。我发现，有一个人远离人群，站在摆渡船的一侧，静静地、饶有趣味地看着同船的旅客急急忙忙、推推搡搡，直到甲板上空无一人，他才不紧不慢地上船。“除了桑塔亚纳还会有谁？”站在我身旁的人说；看到桑塔亚纳最真实的一面，我们深感欣慰。[49]
[17]《常识中的理性》，第219、214、212页；《教条之风》，第150页；《怀疑主义与动物信仰》，第287、257、218—219页。
一位观察敏锐的朋友说：
[18]《常识中的理性》，第211页。
但是，如果蝴蝶会说话，它会提醒我们，博物馆（像唯物论哲学一样）里陈列的只是一些无生命的东西，现实世界总是会努力避开这些可悲的标本；激情使人痛苦，但现实却依然将自己置身于这痛苦之中，置身于那千变万化、永无休止的生命河流之中。
[19]《教条之风》，第107页。
理论并不是冷冰冰的。倘若通过赋予某一感觉以形式，音乐便能充满激情，那么，将我们所知晓的一切整理得秩序井然、有条不紊，不是能给人更多的美感，不是更能使人感到惊骇吗？……如果你只对特别的神灵深信不疑，或者总是期盼在第二次生命中延续你的浪漫冒险，那么，唯物论定会让你失望，并使你感到不快；而且，在你思考的一两年内，你会不停地告诉自己，我已经失去了活着的理由。但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绝不会半路出家，他们像伟大的德谟克利特——一位整日笑容可掬的哲学家一样，生来信奉唯物论。一台机器能容纳如此神奇而美丽的生灵，能带来如此多令人兴奋的激情，它能给予唯物论者莫大的愉悦，这愉悦与游客在自然历史博物馆欣赏五颜六色的蝴蝶、火烈鸟、水生甲壳动物、猛犸象、大猩猩时的感觉一样，具有相同的理性特征。人生总是充满意外，但毫无疑问，人生难免有痛苦的时候，不过，痛苦很快便会过去。而人生又是一场盛会，何其壮观！宇宙万物间的相互影响又是何等的趣味盎然！那些微小而又纯粹的激情何其愚蠢，又何其不可避免！[48]
[20]《宗教中的理性》，第4页；纽约，1913。
桑塔亚纳把宇宙仅仅看作一台物质机器，与其忧郁、内向的个性不无关系；桑塔亚纳将生命从世界中剥离出来，在自己的心中找寻生命。但是，他本人反对这样的说法；尽管我们可以不相信他，但他喋喋不休的抗议，优美动人，着实令我们心服口服：
[21]《科学中的理性》，第297页；《宗教中的理性》，第28、34页。
但是，人们在不停地对自己发出死亡警告的同时，或许也扼杀了活着的快乐；为了生存，一个人必须更多地想到生而非死；不仅要珍惜眼下的、实际的事物，还要怀抱遥远的、美好的希望。“思辨的目标不是别的，而是把人生当作永生来度过；既要学习真理，也要投身于真理。”[46]不过，这会使人过于严肃地看待哲学，也许哲学根本不值得如此严肃地看待；而且，如果哲学使人脱离生活，它和神秘的迷信何异？在迷信中，人们迷恋着彼岸世界的虚情幻景，却看不到当下的美味珍馐。桑塔亚纳说：“理想的幻灭给人智慧。”[47]但是，幻灭只是智慧的开端，正如怀疑是哲学的开端，智慧不是目的或圆满；快乐才是目的，而哲学只是手段。如果我们把哲学当作目的，我们便会像印度教的神秘主义者一样，把专注于自己的肚脐眼作为人生的目标。
[22]《怀疑主义与动物信仰》，第6页；《常识中的理性》，第128页；《宗教中的理性》，第27页。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这几页文字散发的是一种忧郁的气息，这忧郁属于这样一个男人：他舍弃自己所爱的一切，作为一名失去祖国的浪子，他把自己看作西班牙贵族，一位流亡至中产阶级美国的西班牙贵族。有时，一种无名的悲伤会突然出现，他会说：“人生值得过活，这是人一生中最为必要的假设；否则，‘人生值得过活’将是人一生中最不可能的论断。”[42]在《理性的生活》第一卷中，他从哲学的角度谈论着人类生活与历史的故事和意义，但在最后一卷他又质疑，所谓的意义或故事真的存在吗？[43]他下意识地描述着自身的悲剧：“完美本身便蕴含着悲剧，因为创造完美的宇宙本身是不完美的。”[44]像雪莱一样，桑塔亚纳从未在这个平凡的星球上感到自由自在过；世界上星星点点的美好确实给桑塔亚纳带来愉快，但在面对事物丑陋的一面时，他那强烈的美感又给他带来更多的痛苦。有时，他会变得尖酸刻薄。或许，那是因为他从未像异教徒那样，由衷地舒心欢笑，从未感受过勒南或法朗士那亲切而宽容的人道主义。他总是一副清高超然的样子，也因此总是孤独。“智慧的作用是什么？”他问道；回答是——“为了在做梦时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为了超然于世界，又不对世界心怀敌意；为了欣赏那短暂的美丽，怜悯那短暂的痛苦，同时又时刻牢记，这些美丽和痛苦是多么短暂”[45]。
[23]《宗教中的理性》，第103、125页。
6. 评论
[24]《宗教中的理性》，第137、130、172页。
那么，我们应该争取什么样的社会形式呢？或许，社会形式并不存在，因为不同的社会形式之间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如果真要说出一个答案，那便是“荣誉政体”。在荣誉政体下，政府官员由德高望重者担任；此外，荣誉政体是一种贵族制，但不世袭，每一个人，不论性别，都可凭借自己的能力沿着开阔的大道到达国家的最高层；对无能者来说，无论他赢得多少公民选票，这条道路也永远是对其封闭的。“唯一存在的平等将是机会的平等。”[41]有了这样的政府，腐败将降至最低限度，在政府的鼓励下优秀的科学和艺术必将繁荣发展。在当今政治的一片骚乱中，这种民主制与贵族制的结合正是全世界朝思暮想的：唯有最优秀者才能荣登统治者的宝座，但是，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机会，有机会成为最优秀者中名副其实的一员。这不禁让人再次想起柏拉图，这位在《理想国》中提出让哲学家成为国王的思想家总是端坐在每一种深思远虑的政治哲学的最前沿。我们越是思考这些问题，便越确信自己又回归到柏拉图。我们不需要新的哲学，我们只需鼓起勇气，实践我们最古老、最灿烂的哲学。
[25]参见《美国信使》，1924年1月，第74页。
革命向来都是模棱两可的。一般来说，革命要成功，必须依赖其适应能力，以及对其反抗对象的再吸收能力。改革成千上万，世界依然堕落。为什么？因为每一次成功的改革都会建立一个新的制度，而新的制度又会有相应的新的弊端。[40]
[26]《美感》，第189页；纽约，1896。《怀疑主义与动物信仰》，第247页。《教条之风》，第46页。《宗教中的理性》，第98、97页。
桑塔亚纳最为鄙视的莫过于现代生活的嘈杂和忙乱。令他不解的是，既然古老贵族制的教条认为善不是自由而是智慧，为何它不能带给人更多的幸福呢？更何况人们对自身的不足已欣然接受。不过根据古典传统，确实只有少数人能够得到幸福。但如今，民主制开放了自由放任政策下这场工业主义角逐——人人可以参加这场自由式摔跤，于是，再也没有人懂得满足，每一个灵魂即使将自己撕裂也要不顾一切地往上爬。阶级之间相互斗争，毫无约束；“不论是谁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都会结束自由主义”[39]。这也是对革命的惩罚：为了生存，他们必须重建他们曾经摧毁的专制制度。
[27]《宗教中的理性》，第240页。
桑塔亚纳不喜欢平等的概念，他同意柏拉图的观点，认为不均等的平等仍是不平等。但是，桑塔亚纳也没有把自己出卖给贵族制，因为他知道，历史证明，贵族制是利弊参半。其弊端在于，一个人若要成就一番事业，非出身名门不可。贵族制还会阻碍其自身优势和价值的提升，更不用说其提升空间本来就相当有限。此外，从理论上来说，这些优势和价值偏偏又是贵族制应该培养并运用的。贵族制带来了文化繁荣，同时也带来专制和暴政；在贵族制度下，数以百万计的民众俯首称臣，为少数人的自由付出沉重代价。政治的首要原则是，评判一个社会时，应该根据其采取的提高社会成员生活水平和个人能力的措施是否优越；“若不是每一个人都过上了优越的生活，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值得名垂青史，甚至都不及海洋中的一堆泥沙”[37]。从这个角度来看，民主制是对贵族制的巨大改进。但是，民主制也并非十全十美；民主制度中不仅仅有腐败及政府的无能，更糟糕的是，民主制还有其独特的专制手段，即对一致性的迷恋。“最令人恨之入骨的莫过于一种俗不可耐、专门抹杀个性的专制制度。它无孔不入、无处不阻挠，处处表现出自己的残忍与愚蠢，将一切新事物、刚露头角的天才们扼杀在摇篮中。”[38]
[28]《宗教中的理性》，第273页。
迄今为止，文明存在于种种习惯的传播与扩散之中，而这些习惯来自特权阶层。文明并非源于人民，但文明在人民中以异于人民的方式出现，然后，文明便从上至下强加在人民身上……如果一个国家主要由工人和农民组成，那么，这个国家必然是粗俗野蛮的。在这样的国家里，一切自由传统必将消亡，爱国主义所蕴含的合理历史精髓也将荡然无存。毫无疑问，爱国情绪必将延续下去，因为人们缺乏的不是慷慨之气。他们有各种冲动；他们缺乏的是经验，因为经验的积累意味着高级机构的建立，而这些高级机构联合起来便能形成一个贵族社会。[36]
[29]《科学中的理性》，第239页。《怀疑主义与动物信仰》，第54页。
桑塔亚纳认为，世界已有的一切文化都是贵族统治的结果。
[30]《社会中的理性》，第22、6、195、41页；纽约，1915。《常识中的理性》，第57页。《科学中的理性》，第258页。
桑塔亚纳不像斯宾塞那样热衷于工业，因为他知道，工业虽然渴望安定，但也充满钩心斗角。总的说来，相比于喧闹嘈杂的现代都市，桑塔亚纳在古色古香的贵族氛围中更觉安心。我们制造大量的东西，甚至淹没在自己制造的物品之中，正如爱默生所说：“我们拥有的物质坐在鞍上，驾驭着人类。”“在一个完全由哲学家组成的世界里，每天一两个小时的高质量体力劳动便能满足我们的物质需求。”英国比美国要聪明得多。为什么？因为英国即使同样沉溺于一股制造狂热之中，却仍有一部分国民认识到休闲和艺术的价值。[35]
[31]《社会中的理性》，第45、77、79页。
或许，国际体育运动的发展能为团体竞争精神的宣泄提供一定的渠道，并在一定程度上充当“战争的道德等价物”；为了争得世界市场，贸易各方大打出手，或许，金融交叉投资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32]《社会中的理性》，第164—167页。
今天，人们已不再提及曾经梦寐以求、名义上几近建成的世界秩序——一个实现了普遍和平、理性艺术四处渗透、哲学被顶礼膜拜的帝国……我们今天的政治实践可追溯至那些黑暗的年代，在那些黑暗年代里却诞生了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的政治理论，这些关于世界帝国和天主教派的理论反过来又与先前的理性时代遥相呼应。当时，有那么一小拨人有着统治世界的意识，他们一度把世界看作整体进行考察，并试图公正地统治它。[34]
[33]《社会中的理性》，第171页。
对哲学家来说，这样的语言相当强硬；但是，还是让我们全面了解一下桑塔亚纳。他认为，一般来说，一个较大的国家征服和吞并较小的国家是人类通往秩序与和解的重要一步；如果世界由某个超级大国或大国集团来统治，这将是人类的福分。正如世界曾是罗马的天下，它起初以刀剑统治，后来以文字统治。
[34]《社会中的理性》，第81页；《科学中的理性》，第255页。毫无疑问，这里指的是安东尼时代，从中我们还可以看出，桑塔亚纳接受吉本和勒南的观点，即安东尼时代是政府历史上的黄金时期。
在多数国家、多数时候，政府和政党所扮演的角色可以说都是反面的。如果一个社会的政党和政府的确如此，那么，若不考虑战争对国家造成的破坏，战争中是本国军队取胜还是敌军取胜，对这个社会来说，实际上毫无区别……无论如何，普通民众在这样的国家里需要缴纳大量税款，在个人利益方面，他们忍受着无尽的苦恼，并处处被国家忽视。尽管如此……这些被压迫的民众依然会像其他人一样，洋溢着爱国热情。如果有谁指出，政府根本不代表民众利益，而且民众对政府的忠诚只是出于个体的无助，完全不合常理，那么，这些被压迫的民众即使是拼了老命，也要去诋毁这个人的声誉。[33]
[35]《社会中的理性》，第87、66、69页。
国家的罪大恶极之处在于，它总是倾向于成为一部战争机器。它把某些国家视为劣等民族，在他们面前耀武扬威、不可一世。但桑塔亚纳认为，世上从未有一个民族赢过一场战争。
[36]《社会中的理性》，第125、124页；《科学中的理性》，第255页。
从一定程度上说，人民的爱国热情便是如此被激发出来的；他们知道，宁愿政府当权，也不要社会大乱，因为后者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令桑塔亚纳不解的是，这种爱国主义是否弊大于利，因为一旦社会需要变革，变革的拥护者便会背负不忠的罪名。“爱国者，除非他的爱国心盲目而又懒散，否则必然会对国家的现状及国家的理想进行鉴别，这种鉴别反过来会要求社会进行变革，他们也会为之付出努力。”另一方面，种族爱国主义必不可少。“一些种族明显优于其他种族。优越的种族能够更好地适应生存环境，由此便获得了精神上的胜利、自由以及相对的稳定。”因此，异族结婚具有很大的危险性，除非通婚的种族互不侵犯，并承认相互间的平等地位。“大敌当前之时，犹太人、希腊人、罗马人、英国人才会表现出空前的伟大，他们奋勇抗敌，并接纳对方的文化。但是，只要民族间的接触变为融合，他们的伟大便在瞬间消失了。”[32]
[37]《社会中的理性》，第52页。
家庭是人类获得永恒的途径，是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即使其他一切社会机构或单位停止运转，家庭依然能够延续人类的命脉。但是，家庭只能将人类文明提升至一个较为低级的层次，文明如需向前迈进，还需建立一个更庞大、更复杂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家庭不再是生产单位，也无须控制家庭成员间的经济关系，它的权威和力量将越来越受到国家的支配。正如尼采所说，国家像一只怪物；这只怪物的体型不是过大，便是过小；但它高度集权的暴政也有好处，即扫清数不清的专制小国——这些小国长年累月地骚扰人民、束缚人民，并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巨大灾难。与一百个趁人不备、日日夜夜敲诈买路钱的小海盗相比，一个从小海盗手中接受贡品的大海盗要好得多。[31]
[38]《社会中的理性》，第217页；《美感》，第110页。
的确，正如叔本华所指出的，爱是种族对个体的一种欺骗。此外，“爱的原因十分之九在于施爱者，十分之一才可能在于被爱者”，爱“使灵魂再次陷入非个人的盲目冲动之中”。尽管如此，爱并非没有回报：一个人付出得越多，获得的满足感就越强。“据说拉普拉斯曾在临终时说，科学是微不足道的，除了爱，一切都是虚的。”毕竟，罗曼蒂克的爱情虽然只是富于诗情画意的妄想，但它结出的果实——亲子关系——给本能带来的满足感要远远大于任何单身生活带给人的安全感。我们因孩子而不朽；“如果我们把自己的人生比作底稿，那么，当我们发现自己那流芳百世的作品一半已经被收入一个更为洁净的副本时，我们便会毫不犹豫地将充满污迹的底稿付之一炬”[30]。
[39]参见赫伯特·史密斯的文章，《美国评论》，1923年3月，第195页。
设计一种方法，使人无须受到超自然之希望与恐惧之刺激，便能广施美德，这是哲学的大问题。这个问题在理论上已被解决过两次：苏格拉底和斯宾诺莎都曾为世界设计过足够完美的自然的或合理的伦理体系。如果人类能够依据其中的任意一种塑造自我，世界将呈现一片祥和景象。但是，“世上从来不曾有过完全理性的道德规范或社会制度，寻找它也是难之又难”，那几乎已成为哲学家的奢望。“每一位哲学家的内心都有一片宁静的港湾，但我怀疑，在他人的生命里追寻虚构的幸福……只是一个诗化的象征；哲学家在真理中享受快乐，他留恋这片人生的美景，也愿意欣然弃之而去”（尽管在他们身上，我们或许可以看到一种顽强的生命力）。对我们其余人来说，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道德的发展必须寄望于社会情感的培养。“在爱的气氛中、在温馨的家庭里，社会情感犹如鲜花般盛开。”[29]
[40]《宗教中的理性》，第83页；也可参见《科学中的理性》，第233页。
5. 社会中的理性
[41]《社会中的理性》，第123页。
桑塔亚纳说：“谁生活在理想中，并在社会或艺术中表达这种理想，谁便拥有了双重的永生。在世时，永恒将他重重包围；死后，其他人在他的影响下纷纷投向永恒的怀抱。通过与其内心的至善保持完美的一致，其他人便可成为他的化身，体现他内心的一切，并使其代代流传，实现永生不灭。无需任何托词，也无须欺骗自己，他便可以大声说，他不会完全死去；因为与一般人相比，他更清楚构成其存在的到底是什么。通过审视并承认死亡和宇宙的变迁，他将登上精神之顶、敏悟之巅。如此设想，他或许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解到，他是永恒的。”[28]
[42]《常识中的理性》，第252页。
因此，有教养的人绝不会去惊扰那慰藉、激励我们人生的神话，或许，他还会对神话欣羡不已，因为神话能带给人无限的遐想。不过同时，他也不会相信来生。“对永生来说，出生便是一个不祥的兆头。”[27]唯一能够吸引他的是斯宾诺莎笔下的永生。
[43]《常识中的理性》，第9页。
对神话的批判有两个阶段……第一，愤怒地斥责神话为迷信；第二，微笑着把神话看作诗歌……宗教是需要人类用想象力去解读的人类经验……如果说宗教能够通过字面而非象征表现真理和人生，那简直是天方夜谭。谁拘泥于字面，谁就无法对宗教进行有益的哲学思考……宗教问题绝不应成为争论的焦点……我们应该对宗教虔诚地表示敬意，对这些寓言中所蕴含的诗意表示理解。[26]
[44]《科学中的理性》，第237页。
从其性格和家族传统来看，桑塔亚纳不可能赞同新教，因为年轻时代的信仰更让他着迷。他咒骂新教徒，斥责他们抛弃了中世纪的美丽传说；最重要的是，桑塔亚纳不满新教徒对圣母马利亚置之不理，他像海涅一样，把圣母马利亚看作“诗歌中最美的花朵”。正如智者所言，桑塔亚纳相信世上没有上帝，但他却坚信，马利亚是上帝的母亲。他用圣母马利亚与圣徒的画像装点自己的房间，[25]他深爱着天主教的美丽，甚于爱其他任何信仰的真理。也因如此，桑塔亚纳爱艺术甚于工业。
[45]参见赫伯特·史密斯的文章，《美国评论》，1923年3月，第191页。
桑塔亚纳认为，如果在认识基督教时不拘泥于其字面意思，那么基督教便称得上美轮美奂；然而，日耳曼人坚持直意理解，于是，传统的基督教日后在德国瓦解也就成为必然。如果从字面上理解，那些古老的教条，比如对无辜者死后进入地狱的诅咒，或者在万能仁慈者创造的世界中罪恶的存在，都变得荒谬至极。不同人对基督教的不同解读势必形成各种各样的教派，并在精英阶层形成一种温和的泛神论，但这种泛神论充其量不过是“理想化的自然主义”。莱辛和歌德、卡莱尔和爱默生便是这场变革的标志性人物。简而言之，崇尚武力的耶和华曾因历史的偶然而随崇尚和平的先知和基督融入基督教，可喜的是，耶稣凭借其道德体系将耶和华摧毁消灭了。[24]
[46]《常识中的理性》，第28页。
被桑塔亚纳称为“北方蛮族”的日耳曼人从未真正接受过罗马基督教。“一种非基督教之勇气与荣誉的伦理、一种非基督教的迷信、传说和感性，不停地流淌在中世纪人们的血液里。”哥特式大教堂没有任何罗马特征，它是野蛮的象征；好战的条顿人昂首于和平的东方人面前，将基督教从一种歌颂兄弟情谊的宗教变成了灌输商业美德的训诫，将一个一贫如洗的教派变成一股四处开花、权势冲天的宗教势力。“条顿人把这年轻的宗教——深邃、野蛮、充满诗意的宗教——引入基督教，替代了那两个垂死世界的最后一声叹息。”[23]
[47]《常识中的理性》，第202页。
造就神祇的除了恐惧，还有人类的想象：人类是无可救药的万物有灵论者，并用拟人的方式解读万物。人类将大自然人格化、戏剧化，并以各路神祇象征它。以彩虹为例，人类“将彩虹看作……一位美丽羞涩的女神飘然而过后留在天幕上的痕迹”。并非人类相信这些优美的神话，人类是借助诗性来忍受人生的平淡无奇。今天，人们对神话的兴趣已经日渐减少，科学使人质疑想象，甚至猛烈抨击想象；但在原始民族那里，尤其在近东地区，人类的想象力依然如天马行空、无拘无束。整部《旧约》里诗歌、隐喻比比皆是；创作《旧约》的犹太人并不以字面意思解读自己塑造的人物。但当重实际、轻想象的欧洲民族将《旧约》拿在手中时，却把诗歌误认为科学，西方神学也因此诞生。一开始，基督教是希腊神学与犹太人道德的结合，这是一个不稳定的结合，因为希腊神学与犹太人道德必有一方向另一方屈服。最终，在天主教中，希腊与异教成分占据了上风，而在新教中，取胜的是严厉的希伯来道德准则。前者经历了一场文艺复兴，后者则接受了宗教改革的洗礼。[22]
[48]《科学中的理性》，第89—90页。
对超自然力的信仰是人类在命运最低谷时，为自己下的一个绝望的赌注；它远远不是正常生命力的源泉，如果命运好转，生命力便会慢慢恢复……如果一切顺利，我们就归功于我们自身……一个人学会辨别并反复实践的第一类事情是这样的：拥有自己的意志，并能抵制不经意的欲望；因此，他们面对现实时产生的第一种情感便是仇恨，这种仇恨在弱者面前变为残忍，在强者面前变为恐惧和奉承……可悲的是，宗教，即使是最高级的宗教，其归于神祇的动机也是低贱的，至于动机的缘由，竟是人生的重担与苦痛。得到最好的供奉、被人铭记、赞颂、盲目拘谨地服从，这一切对神祇来说攸关体面，为此，神祇会赐予恩惠、施以惩罚，无所不用其极。[21]
[49]参见玛格丽特·缪斯特伯格的文章，《美国信使》，1924年1月，第69页。
同卢克莱修一样，桑塔亚纳把恐惧视作神祇出现的根源。
[50]亨利·詹姆斯（1843—1916），美国小说家，威廉·詹姆斯的弟弟。——译注
正是凭借这种神秘的爱、这种坚定不移的怀疑，桑塔亚纳奠定了《宗教中的理性》一书的崇高地位。这部著作的字里行间不仅透露出作者一如既往的怀疑态度，还充满了温柔的悲伤；此外，在天主教的优美中，桑塔亚纳找到了热爱它的充足理由。确实，桑塔亚纳嘲笑“传统正教，因为根据传统正教，宇宙不但因人类或人类精神而存在，而且宇宙因此是善的”，但是他也鄙视“年轻的智者和迂腐老朽的讽刺家所谓的启蒙和教化，他们搔首弄姿，自以为发现了科学不适用于宗教（对此，即使是最无知的蠢材也看得出少许门道），却对信仰由之产生的思维习惯、信仰的本义、信仰的真正功能置之不理”。宗教这一现象着实引人注目，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有自己的宗教，如果我们不懂宗教，我们何以认识人类？“人终有一死，但通过研究宗教，无神论者便能直面人类存在的神秘性与悲剧性；无神论者便能知晓，宗教为何如此深刻动人，以及从某种意义上说，宗教又是如此公正。”[20]
[51]夏尔科（1825—1893），法国医学家、临床医师。也是弗洛伊德的老师，现代精神病学的奠基人之一。——译注
它是至善的温柔之乡，是一切希望的归宿。
[52]《哲学诸问题》，第25页。
又远离了精神的王国，
[53]如果读者有闲暇，应阅读詹姆斯的《实用主义》一书，与大多数哲学著作相比，此书清晰明白。如果时间充足，应再读读《心理学原理》，必将获益匪浅。亨利·詹姆斯写过一部两卷本的自传，其中多次谈及其兄威廉。弗卢努瓦有一本书对詹姆斯的思想进行了深入的阐述，而欣兹的《反实用主义》则对詹姆斯进行了有力的批评。
在那里，瓜达拉纳高耸着它紫色的山巅，
[54]哈里斯（1835—1909），美国哲学家，曾在一股复活黑格尔之风中创办《思辨哲学杂志》，创立了美国早期新黑格尔主义的代表圣路易学派。——译注
既远离了狂风呼啸的荒野，
[55]查尔斯·皮尔士（1839—1914），美国哲学家、化学家、逻辑学家。——译注
流亡的我，
[56]《实用主义》，第222、75、53、45页。
圣佩甫这样评论他的同胞：即使很长一段时间不做基督徒，他们也会继续做天主教徒。勒南、法朗士、桑塔亚纳也如此分析。桑塔亚纳热爱天主教，就像男人对欺骗过他的女人仍痴心不改一样——“尽管我知道她在说谎，我仍然相信她”。他为自己失去的信仰悲伤，他那失去的信仰是“一个辉煌灿烂的错误”，与生命本身相比，“这样的错误更符合灵魂的冲动”。在牛津的一次古老仪式中，他如此描述自己：
[57]《实用主义》，第54页。
4. 宗教中的理性
[58]《实用主义》，第121页。
柏格森大谈特谈生命，自以为摸透了生命的本质，然而，要对何为生命作出回答，势必要对死亡与出生进行考察，这才是合乎常理的分析方法。阳光和雨水带动了生命的运转，但这个必须等待阳光和雨水来启动的创造意志又是什么？一颗子弹能够瞬间了结一个人的生命，这样的生命又是什么？温度微微下降，便能将整个生命冲动驱逐至宇宙之外，这样的生命冲动又是什么？[19]
[59]《心理学原理》，第2卷，第312页；纽约，1890。
桑塔亚纳也读过柏格森的书，桑塔亚纳对柏格森嗤之以鼻并避而远之。
[60]惠特曼，《草叶集》，第61、172页；费城，1900。
这样的唯物论无疑令人心情舒畅，但我们必须接受它吗？经过几百年的努力，哲学依然无法对花朵的生长和孩子的嬉笑作出合理解释，但令人惊奇的是，像桑塔亚纳这样敏感的思想家，如此轻盈的诗人，会将如此沉重的哲学背在自己的肩上。或许，把世界看作一个一半是物质一半是精神的“二元混合体”是类似“将机械与幽灵结合的笨拙之举”[18]，不过这却清楚明白并合乎逻辑地体现了桑塔亚纳的想法：他把自己看作一个自动思考自身并反映其自动性的自动人。如果意识没有任何功效，它为何能如此缓慢、如此痛苦地进化发展？在一个无用事物很快便被淘汰的世界里，它又如何能生存下来？意识是人类作出判断的器官，承载着人类的快乐，它的主要功能是对反应进行预演和协调——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依据。或许，与陆地和海上的种种机器相比，花朵及其种子、孩子及其嬉笑包含着更多的宇宙秘密；或许，从生命的角度解读自然，而非从死亡的角度认识自然，才是明智之举。
[61]《实用主义》，第6页。
是心灵掌控着困惑的肉体吗？在各种身体习惯还未确定如何相互配合之前，是心灵为各种身体习惯指点迷津吗？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台内部自动机械装置在从事着那不可思议的工作，而心灵只是这儿看看、那儿瞧瞧，时而表示欣喜、支持，时而又作些无力的反抗，最终也只能旁观机械装置运作的整个过程？……拉朗德，或无论其他什么人，如果用望远镜搜索天堂时找不到上帝，那么，他即使用显微镜搜索大脑，也不会找到人类的心灵……相信心灵存在无异于相信魔法存在……心理学家能够观察到的唯一事实便是物理事实……灵魂只是物质性的动物体内一种精妙而敏捷的组织……它是一个庞大的由神经和组织构成的网络，在每一代人那里形成于萌芽阶段。[17]
[62]《实用主义》，第298页。
生命的机械性和物质性是如此彻底，以至于意识（意识不是事物，而是一种状态、一个过程）没有任何因果功效；因果功效在于热力，而不在思想的光芒之中，冲动和欲望依赖这种热力推动着大脑和肉体运作。“思想的价值是理想性的，而非因果性的”，也就是说，思想不是行动的工具，而是像一座影院，放映的是绘声绘色的经验，思想还能体会道德与审美带给人的喜悦。
[63]《宗教经验种种》，第526页；纽约，1902。
或许，机械论具有普遍性；尽管“物理学无法对地壳中那些细微的运动和发展（包括人类的发展在内）作出解释”，但心理学研究的最佳方法便是作出如是假设：即使在人类灵魂的最深处，机械论也无处不在。唯有当心理活动的物理和物质基础成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时，心理学才能走出文学的困境，成为名副其实的科学。即使是斯宾诺莎那论述情感的杰出作品，充其量也不过是“文学性的心理学”，一种演绎辩证法，因为它在冲动和情感背后找到的并非其生理的和物理的基础。今天的“行为主义者”已经找到了正确的道路，他们应该无所畏惧地走下去。[16]
[64]《实用主义》，第312页。这个问题的答案自然是：统一，或者说一个掌管整个宇宙的定律体系，便于人类对宇宙进行解释、预测和控制。
桑塔亚纳不赞同泛神论，因为泛神论只是无神论的一个托词罢了，把大自然称为上帝，并不能给大自然增添什么；“自然一词已充满足够的诗意，它充分表现了我们所生存的这个世界那强大的繁衍能力和控制能力、无限的生命力以及变化无穷的秩序”。倘若永远固守那精美文雅但矫揉造作的陈腐信仰，与笨拙地修补过时盔甲的堂·吉诃德何异？桑塔亚纳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诗人，他知道，如果世界缺乏神性，便好似一个没有温暖的家，令人不适。“人类为何总是违背自然，回过头来又以各种各样的形式狂热崇拜虚无缥缈的神呢？”或许，那是“因为灵魂更接近于永恒与理想”，它不满足于现状，渴求更美好的人生；但对死亡的思考让它悲痛欲绝，它寄希望于某种力量，某种能够使它在变迁中永垂不朽的力量。但桑塔亚纳断定：“我相信世上绝无不朽的事物……无疑，世界的精神与活力便是我们体内那活跃的因素，正如小小的波浪起伏造就了茫茫的大海；但世界的精神与活力会穿透我们而去，无论我们如何声嘶力竭，它也不会停下前进的脚步。我们的特权仅在于，能够在它前行的时候感知到它的存在。”[15]
[65]《实用主义》，第299页。
在自然哲学中，我是一名坚定的唯物论者……显然也是当今世上唯一的一位……但我并不自诩知道物质本身是什么……我等待着科学家来告诉我。……但无论物质是何物，我依然大胆地称之为物质，正如我把我的朋友称为史密斯或琼斯，尽管我并不知道他们有何秘密。[14]
[66]卡伦，《威廉·詹姆斯和亨利·柏格森》，第240页。
桑塔亚纳非常谦虚谨慎，他没有提出新的哲学，而只是将旧有的哲学应用于当下的生活。他认为，史上第一批哲学家不可超越，他们属于最优秀者；在这第一批人当中，他把德谟克利特[13]和亚里士多德放在第一位。他把朴素而坦然的唯物论放在首位，其次是冷静、沉着的理智。“亚里士多德的人性概念完美无瑕：一切理想事物均以自然为基础，而一切自然事物都经历过一个理想的发展过程。如果对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展开一番彻底的认识和思考，我们便会知道，他的伦理学是如此的不可超越。理性生活在那里找到了经典阐释。”从此，桑塔亚纳以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和亚里士多德的中庸之道为武器，探索当代生活中的种种问题。
[67]切斯特顿语。
《生活的理性》以科学为基础，因为“科学包含着所有可靠的知识”。桑塔亚纳懂得，理性不可靠，科学也难免犯错，因此，他虽接受现代科学分析方法，但同时认为，现代科学分析方法只能对我们观察而来的规律进行简要的描述，这种“规律”并不是支配世界、永不改变的“规律”。但是，即使如此看待科学，它依然是我们唯一的依靠；“对理智的信仰……是唯一的信仰，理智的丰硕成果使这种信仰得到广泛认可”[12]。因此，桑塔亚纳决心要认识生活，他像苏格拉底一样，认为未经讨论的人生不值得过活。为此，他要用理性的手术刀对“人类进步的每一步阶梯”、人类历史的每一个重要场景进行静观默察。
[68]詹姆斯引自希腊诗歌；《实用主义》，第297页。
理性的生活，“该名称指一切以意识性成果为依据的现实考虑和行为”。理性不是本能的仇敌，它是各种本能协调一致的结果；理性是被我们意识到的本性，照亮我们的道路和目标。它“是两种因素——冲动和观念的美满结合，如果将两者完全分开，人便会沦为禽兽或疯子，而理性的动物则是这两种怪物的结合，不再虚幻的观念和不再轻浮的行为共同成就了他”。理性是“人类对神性的模仿”[11]。
[69]亨内克（1860—1921），美国音乐、美术和文学评论家。——译注
3. 科学中的理性
[70]格里利（1811—1872），美国报纸编辑、政治领袖。1841年创办极具影响力的《纽约论坛报》，致力于各项改革、经济发展以及民众地位的提高。——译注
桑塔亚纳便如此与认识论来了个一刀两断。从此，我们便能轻装上阵，跟随桑塔亚纳俯观他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伟大重建——《理性的生活》。显然，对一个全新的哲学体系来说，这一认识论导论是一次不可或缺的洗礼。它是一种过渡，因为哲学依然穿着认识论的外衣作揖打躬，好像劳工领袖到了皇宫而一时穿上丝绸锦缎那样。终有一天，当中世纪的阴霾散去，哲学也将离开云雾缭绕的天庭，下凡处理人间事务。
[71]杜威最有名的著作是：《学校与社会》（1900）、《逻辑理论研究》（1903）、《伦理学》（与塔夫茨合著，1908）、《我们如何思维》（1909）、《达尔文对哲学的影响》（1910）、《民主与教育》（1913）、《明日之学校》（与女儿伊夫林合著，1915）、《实验逻辑论文集》（1916）、《创造的智慧》（1917）、《哲学的改造》（1920）以及《人性与行为》（1922）。如果想了解杜威的思想，后两部著作最为易读。
我们并非必须清除我们关于自然世界的观念，或在现实生活中时刻怀疑自然世界，因为唯有在超越自然的时候，我们才是唯心主义者，而平日里，我们依然是现实主义者……身在争辩之外时，如果我赞同自己并不相信的观点，我应感到羞耻。在我看来，放弃自己的主张，而在别人的庇护下苟且偷生，是小人之为，是懦夫之为……因此，在我眼里，现代作家中没人称得上是不折不扣的哲学家，除了斯宾诺莎……我坦诚地用自己的双臂拥抱自然，在不着边际的思考中，我把动物信仰当作我日日遵循的准则。[10]
[72]《达尔文对哲学的影响》，第8页；纽约，1910。
唯心主义没有错，但其影响并不大。没错，我们只能通过我们的思想来认识世界，但世界几千年的运转足以说明，我们的全部感觉真真切切地存在，因此，我们无须为未来担忧，便可接受这一人类的实际局限。“动物信仰”或许是一种神话信仰，但这神话也不坏，因为与任何推理演绎相比，人生要美妙得多。休谟的不足在于，他以为只要找到了观念的起源，他便破坏了观念的有效性：“在他看来，私生子是不合法的。看来，他还不及一位法国女士富有智慧，那位法国女士曾问道，难道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是自然出生[8]的吗？”[9]对经验真实性的怀疑在德国人那里发展到几乎病态的程度，好像一位疯子为了把手上本不存在的灰尘洗去，永不休止地冲洗着自己的双手。但在日常生活中，即使是这些“在自己心中寻找宇宙根基”的哲学家也并非如其设想，真的相信事物不被感知便不存在。
[73]《达尔文对哲学的影响》，第17页。
在桑塔亚纳这部一生中最后的、导论式的著作中，他提出应首先清理认识论这张牵绊了、阻碍了现代哲学发展的蛛网。在描述《理性的生活》之前，桑塔亚纳使用认识论专家熟悉的术语和手段讨论了人类理性的起源、有效性和局限性。他认为，人类思想有一大陷阱，那便是不经批判便认可传统的假设。桑塔亚纳不依常规地说道：“对深深扎根于传统与惯例之中的人来说，批判无疑是一件新奇的事情。”桑塔亚纳几乎对一切事物都抱着怀疑的态度：世界就像一条小溪，它透过我们不完美的感官来到我们面前；我们的记忆也不可靠，它浸染着欲望，过去便透过这不可靠的记忆来到我们的面前。在桑塔亚纳看来，唯有一物可确信无疑，即当下的经验——这颜色、这形状、这滋味、这气息、这质量，这才是“真实”的世界，对它们的感知便是“对本质的发现”[7]。
[74]《人性与行为》，第74页；纽约，1922。
桑塔亚纳是谦虚的（这不像一位哲学家所为），他认为除了自己的哲学体系之外，其他体系也并非无法成立。“如果他喜欢别人的体系，我便不强求他在思考时遵循我的体系。如有可能，让他擦净自己的心灵之窗，到时，展现在他面前的世界将更加灿烂、更加斑斓、更加美丽。”[6]
[75]《达尔文对哲学的影响》，第55页。
桑塔亚纳在前言中写道：“此书中是一个全新的哲学体系。如果读者在阅读时不禁失笑，我向他保证，他失笑时我亦在笑……我只不过为读者说出了他们失笑的缘由。”
[76]《达尔文对哲学的影响》，第21页。
2. 怀疑主义与动物信仰
[77]《创造的智慧》，第36页；纽约，1917。
《理性的生活》完成以后，桑塔亚纳享受着成名的荣耀，平日里吟诗著书，怡然自得。[5]随后，说来奇怪，桑塔亚纳在离开哈佛到英国定居以后，当全世界都以为他已经封笔时，1923年，他出版了又一部巨著——《怀疑主义与动物信仰》，他还高兴地宣布，此书仅是为一个全新哲学体系吹响号角。桑塔亚纳称该体系为“存在领域”。一位已到耳顺之年的人，竟能再次踏上远航的征途，一如既往地写就一本思想活跃、文风优美的著作，着实令人振奋。我们之所以从此书开始讲述桑塔亚纳，是因为它是了解桑塔亚纳全部思想的入口。
[78]杜威，“心理伦理学”讲座，1924年9月29日。
《美感》（1896）是桑塔亚纳的第一篇哲学论文。对此文，连素来就事论事的缪斯特伯格[4]也大加赞赏，称其为美国对人类美学的最大贡献。五年后，桑塔亚纳完成《解读诗歌与宗教》一书，该书由零散文章结集而成，可读性也更强。接下来的七年里，桑塔亚纳就像雅各布一样，为其所爱而默默工作，仅零星发表一些诗歌；期间，他准备着自己的杰作——《理性的生活》。这厚厚的五卷本（《常识中的理性》《社会中的理性》《宗教中的理性》《艺术中的理性》和《科学中的理性》）使桑塔亚纳一夜之间赢得声誉，而声誉的品质则大大补偿了五卷本《理性的生活》在流传方面的不足。站在我们面前是一个西班牙贵族的灵魂，一个嫁接在绅士爱默生枝头上的西班牙贵族灵魂：地中海贵族血统与新英格兰个人主义的完美融合——而首要的是，这是一个获得彻底解放的灵魂，他不受任何时代精神的骚扰，说话时带着异教学者的腔调，他从古代亚历山大走来，用冷静、傲慢的眼神环视我们小小的世界，用平静至极的说理和完美无缺的言辞敲碎我们的新旧梦想。自柏拉图以来，从未有过披着如此美丽语言外衣的哲学：用词奇巧，结构精妙，不但能洞幽察微，还带着嘲讽与智慧。作为诗人，他以丰富的比喻说话，作为艺术家，他又以棱角分明的段落说话。世上竟还有如此人才，不仅善于感受美的吸引，还能听到真理的呼唤。令人赞叹！
[79]《哲学的改造》，第140页；纽约，1920。
想必是受够了嘈杂而又匆忙的美国都市生活之苦，桑塔亚纳出于自保来到波士顿，想尽量离欧洲更近些；日后，从波士顿到剑桥和哈佛，桑塔亚纳也慢慢开始偏爱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不愿支持詹姆斯和罗伊斯[2]。面对同事声名鹊起，他付之一笑，微笑中隐隐地透露出一丝苦涩。桑塔亚纳平日里远离人群及出版机构，但他知道，能够以全美大学中最优秀的哲学院为家，他很幸运。“在理性生活里，这是一个清新的早晨，虽然云雾朦胧，但阳光会依旧灿烂。”[3]
[80]《哲学的改造》，第92页。
其实，桑塔亚纳对自己所在的国家并不满意，随着时间在大量的学习中渐渐流逝，他的心也越来越柔软，灵魂则像诗人般敏感（他首先是位诗人，然后才是哲学家）。
[81]《哲学的改造》，第177、176页。
上过先生的课并记得先生的人都知道，他就像一个严肃、可爱而内敛的精灵，他的脸庞好似文艺复兴画家笔下的使徒约翰的脸：深邃的眼神、仁慈的微笑，一半是淘气，一半是得意。说话时，先生那圆润洪亮的嗓音好似平稳的流水，抑扬顿挫的声音如礼拜仪式般流畅而稳重。至于先生的课堂，真好比是一首诗篇，错综复杂却又浑然天成，其价值不亚于一则预言。先生说话，一切都为听众着想，而不是把听众视作听话的机器；先生说话，总能在听众心底激起层层涟漪，让他们心潮澎湃，好似接到一纸神谕。先生的身上散发着一种神秘气息，令人肃然起敬；他看似遥远，实则充满无限魅力。他让人感动，自己内心却平静如水。[1]
[82]《人性与行为》，第303页。
他的一位学生如此生动地描述他：
[83]罗斯金（1819—1900），英国艺术批评家、社会批评家。——译注
桑塔亚纳1863年生于马德里，1952年卒于罗马。1872年，他被带到美国，直到1912年离去。桑塔亚纳在哈佛大学获得学位，并自二十七岁起在那里执教，直至五十岁。
[84]“心理学和社会科学”；《达尔文对哲学的影响》，第71页。
1. 生平
[85]《哲学的改造》，第75页。
一、乔治·桑塔亚纳
[86]《哲学的改造》，第203、205页。
我们首先来考察一下桑塔亚纳，虽然按时间顺序不该如此，在伟大的哲学家中，数他最为年轻，桑塔亚纳还代表着古老的异国学风，其微妙的思想、芬芳的文风仿佛鲜花被带离房间后空气中四处弥漫的花香。十有八九，我们将无法再拥有桑塔亚纳这样的人物，因为日后，书写美国哲学史的不再是欧洲，而是美国。
[87]《新共和周刊》，1917年2月3日。
这便是养育了林肯、梭罗、惠特曼、马克·吐温的美国。在这里，有“粗鄙实用的知识”，有“务实的居民”，也有“头脑冷静的商人”；这片美洲式的美国令威廉·詹姆斯动情，于是，詹姆斯在其哲学中对这片土地高呼万岁；在这片土地上，还诞生了约翰·杜威。
[88]《创造的智慧》，第4页。
另一个美国则是美洲式的美国。它旗下的人民，不论是东北部地区的欧洲移民，还是印第安纳州的土著人，还是牛仔们，都深深扎根于美国这片土壤，而非欧洲土地。他们的举止、观念、理想是土生土长的；他们的灵魂既没有沾染任何装点着波士顿、纽约、费城和里士满的家族文雅之风，也没有东部和南部欧洲移民反复无常的热情；这里的男男女女在近乎原始的环境和劳动中成长起来，一个个体魄强健，虽外表粗糙，心灵却率直而简朴。
[89]《达尔文对哲学的影响》，第19页。
众所周知，世上有两个美国。一个是欧洲式的美国。这个美国主要包括东部各州，在这里，老一辈心怀敬仰，翘首仰望异国的贵族制；而新来的移民则抱着怀旧的情绪思念着故土的文化传统。在这片欧洲式的美国国土之上，沉着稳重、温文尔雅的盎格鲁——撒克逊灵魂与焦躁不安、大胆创新的新民族精神发生了一场激烈的冲突。英国式的思想和行为准则终将屈从于笼罩它、淹没它的大陆文化，但当下，尽管英国式道德早已沦丧，美国东部文学依然弥漫着英伦气息。大西洋沿岸各州的艺术和审美标准依旧是英国的标准，文学传统依旧是英国的传统，我们的哲学——如果我们还有时间从事哲学研究的话，也依旧承袭着英国的思想传统。在这片孕育华盛顿、欧文、爱默生甚至爱伦·坡的新英格兰土地上，美国哲学思想的开拓者乔纳森·爱德华兹写下了自己的著作，并捕获、塑造了一位古怪的外来人物——美国最新崛起的思想家乔治·桑塔亚纳。当然，桑塔亚纳只是托了地理位置之福，才被称为美国哲学家，其实，他是一位出生于西班牙的欧洲人，在懵懵懂懂的童年时代被带到美国。而今，饱经风霜的他像来到天堂似的回到了欧洲，似乎在美国的日子只是他的一个准备期。桑塔亚纳沉浸在旧美国的“上流社会传统”之中。
[90]《创造的智慧》，第5页；《哲学的改造》，第26页；《达尔文对哲学的影响》，第45页。
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