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应该要了解一件事，在私人俱乐部里面，每个人总是想从别人身上得到什么——恩惠、邀请、介绍、投资等。为了使过程顺利些，必须对人建立起特定的印象。而我像所有领班一样，必须在这种过程中担任某种角色，我有义务让一切都进行得很和谐。因此，当马康度先生那一天稍早与我聊天，问我是否在欧洲其他俱乐部做过，我当然会很客气地回答他的问题，告诉他我在巴黎做过10年。当他在您面前对我特别友善时，我能怎么办？转身对您说，‘我从来没见过这个人’吗？”
“不，完全不会。”马歇尔说。
“当然不是，阿米。我了解你的意思。我只是很震惊你并不认识他。”
“我在高级俱乐部工作了30年，过去15年都是担任领班。我见识过各种场面，没有什么事情逃得过我的眼睛。我知道，施特莱德医生，您不熟悉这种俱乐部。请原谅我如此冒昧。”
“但是，施特莱德医生，你提到有点问题。希望不是很严重。如果严重请告诉我。我想俱乐部也应该知道。”
马歇尔点点头，“当然。”
“不，不。只是小事一件。我忘了他的住址，希望能找到他。”
阿米看来有点困惑。他瞄瞄手表，然后望望四周。大厅没有什么人，很安静。“施特莱德医生，我在午餐前有一点时间。请让我们坐下来好好谈谈。”阿米指着一个包厢，请马歇尔进去。他让马歇尔坐下后，询问是否能点根烟。深吸了一口烟后，他说：“请听我坦白道来，先生，而且不列入记录，您懂我的意思吧？”
阿米有点迟疑。他显然不相信只是小事一件，但马歇尔不愿意多说，于是他站起来：“请在大厅里面等我。我将尽力为您查询这方面的资料。”
“是的，而这与你假装熟识他有关，假装是他的老朋友。”
马歇尔坐下来，对自己的笨拙感到困窘。机会并不大，但阿米也许帮得上忙。
“有什么问题吗，先生？”
领班在几分钟后回来，交给马歇尔一张纸，上面写的苏黎世的地址、电话与马歇尔所知道的一样。“柜台告诉我，马康度先生是使用招待资格，因为他是苏黎世俱乐部的会员。如果您愿意，我们可以传真询问他们更多的消息。”
“那么，嗯……你是说？……他怎么会对你那么熟……我的意思是……他怎么会知道你在巴黎的俱乐部待过？他有在此用餐的资格吗？不，我的意思是，他是否在此开有账户？他怎么付账的？”
“请这么做。而且如果不麻烦，请传真给我。这是我的名片。”
“没有。我很确定，以前从来没见过那位绅士。你们俩共进午餐的那一天，是我第一次见到他。”
马歇尔转身要离去，但阿米又补充说：“您问我关于付账的问题。我可以告诉您，但是请保密，大夫，马康度先生总是付现款，而且非常大手笔。他给我200元当午餐费用，给侍者丰厚的小费，然后要我自己留下多余的钱。在这种事情方面，我的惊人记忆力是万无一失的。”
“那么在苏黎世呢？”
“谢谢你，阿米，你很热心相助。”马歇尔不情愿地抽出一张20元的钞票，塞入阿米的手中。他转过身，然后又突然想起了什么事。
“没有，先生，您一定弄错了。我虽然在巴黎的俱乐部工作过，但从来没在那里见过马康度先生。”
“阿米，我能不能再请教你一个问题？上次我见到马康度的一位朋友，一个身材高大的绅士，穿着有点夸张——好像是橘色的衬衫，红格子外套。我忘了他的名字，但他父亲曾经担任过旧金山市长。”
“你是说，你们只在旧金山见过一次面。他说他在巴黎的俱乐部也见过你。”
“那一定是罗斯科·李察森先生。今天稍早我看到过他。他如果不在图书室，就是在游戏室。请听我的一个建议，大夫，如果他在下棋，绝不要跟他说话，他会很不高兴。他对下棋很在乎。祝您好运，我会注意您的传真，您可以相信我。”阿米低头鞠躬，等待着。
“是的，对不起，马康度。唉，我的惊人注意力出洋相了。但是，我真的记得您的朋友。虽然我们只见过一次，他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很高雅慷慨的一位绅士！”
“再次谢谢你，阿米。”没办法，马歇尔又抽出另一张20元钞票。
“马康度。”
马歇尔走进桃木镶板的游戏室，看见罗斯科·李察森刚好离开棋桌，朝图书室走去，准备读他的午报。
“哦，是的，我对您记忆犹新，还有马康泰先生……”
“啊，李察森先生，也许您还记得我，我是施特莱德医生。几个星期前我来这里与朋友用餐时见过您。您也认识我的朋友彼得·马康度。”
“阿米，你好吗？我是施特莱德医生。几个星期前，与我一起用餐的马康度先生提起你的惊人记忆力，但我想连你大概都不会记得我吧？”
“啊，是的，施特莱德医生。我记得，赞助讲座系列，恭喜你。很了不起的荣誉，与我共进午餐如何？”
至于现在，马歇尔假装很自在地朝领班走过去。
“不，谢谢。我今天下午还要看许多病人，但要请您帮个忙。我想要找马康度先生，不知道您是否有他的通信地址？”
到底哪里才是他的家？他是否有家？马歇尔心中思索着，这不是他第一次想这个问题了。他到底属于何处——阿乔之屋还是太平洋俱乐部？他是否要永远飘零在两者之间，花一辈子时间想要离开一边，前往另一边？要是有个精灵出现，对他命令道：现在你必须做出决定，二选一，它就会成为你永远的家。他会怎么选择呢？他想到了他与赛斯·潘德所做过的精神分析。我们从来没有处理过这个问题，马歇尔想。没有处理过“家”，也没有处理过“友谊”，还有如雪莉所说的，没有处理过金钱与贪婪。他花了900个小时到底分析了什么玩意？
“老天，没有。我在那天之前从来没见过他。很友善的老兄，但奇怪的是，我把我的投资计划快递给他，但快递公司说无法递送。他说他认识我吗？”
马歇尔脑中浮现了阿乔之屋的景象：足球队夹克，浓浓香烟烟雾，还有那位赌桌老大，教训他不得观看，因为“我们这里也会尊重客人的感觉”。还有那些噪音：筹码碰撞声、撞球声、开玩笑与大谈赌经的声音。太平洋俱乐部要安静多了：侍者摆设银器与水晶玻璃的声音，会员轻声谈着股票市场，意大利皮鞋走在光滑橡木地板上的清脆声音。
“我想是的，但现在我也不确定。我记得他说您父亲与他父亲在一起打高尔夫球。”
星期三的上午11点，马歇尔有一小时的空当。欧内斯特的辅导时间还是空着的，他出去散步，走到上次与彼得共进午餐的太平洋俱乐部，他又往前走了一条街，然后突然转过身，爬上了俱乐部的阶梯，穿过大理石的门廊，经过一排排闪亮的黄铜信箱，进入那有玻璃圆顶的大厅。在那里，穿梭于桃木皮沙发椅之间的，就是穿着礼服的领班阿米。
“嗯，谁晓得？很有可能，我父亲与许多知名人物打高尔夫球。还有……”他使个眼色，“与不少女人也玩过。啊，11点半。财经时报应该来了。大家总是抢着要看，所以我最好去图书室了。祝你好运，大夫。”
但是，数天过去了，彼得还是音讯全无，马歇尔对自己的投资越来越担心。虽然可以把钱赎回来，但这样就再也无法从彼得的生意中获利；因为惊慌而放弃这大好机会实在很愚蠢。这一切都因为什么？只是因为阿德里安娜没有来就诊？别傻了！
尽管与罗斯科·李察森的谈话没有什么帮助，但给了他一个方向去进行。马歇尔一回到办公室，就打开马康度的档案，抽出那张宣传马歇尔·施特莱德系列讲座的传真。那位墨西哥大学教务长叫什么名字？在这里——拉乌尔·戈麦斯。几分钟之内，他就联络到了戈麦斯先生——几天来终于能够找到一个人。虽然马歇尔的西班牙语很有限，但足以了解戈麦斯先生根本不认识彼得·马康度，更别说是收到一笔捐款赞助什么施特莱德讲座系列。还有，关于彼得的父亲，不仅在经济系没有马康度教授，整所大学都没有。
旅游？这样的公司要关门九天？马歇尔留话请马康度先生立即回电，事态紧急。稍后，他躺在那里思索时，旅游似乎没有那么奇怪了。显然发生了什么冲突，他想，也许是彼得与阿德里安娜，或阿德里安娜与她父亲，于是彼得在一时冲动之下就决定去散散心——也许带了阿德里安娜一起去，也许没带。如此而已。
马歇尔跌入坐椅中。他已经遭受了一连串的打击，现在必须后退一步，整理一下思绪。几分钟后，他的头脑开始恢复效率，他伸手拿起纸与笔，写下应该做的事情。首先是取消他下午的病人。马歇尔打电话留言给四名病人取消诊疗，当然他没有说明原因。马歇尔了解正确的做法是保持沉默，让病人自己猜想原因。还有损失的收入！四个小时乘以175元，700元的收入泡汤了——永远也赚不回来。
在周日午夜——苏黎世的周一上午九点——他打电话给彼得，但只听到很令人困扰的录音：“这里是马康度金融集团。马康度先生去参加为期九天的旅游。这段时间将不营业，但若有紧急需要请留话，马康度先生将会设法回电。”
马歇尔不禁怀疑，取消下午的诊疗是否象征了他生命的转折点。这似乎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从来没有取消过诊疗时间。事实上，他从来没有错过任何事情——不管是足球练习或上学。从小学开始，他就得到数不清的全勤奖。这不是说他从来没有生病或受伤。他像其他人一样会生病，但他够顽强，总能撑得过去。不过若是处于惊慌状态，谁也无法撑得过精神分析诊疗。
马歇尔有一名病人是临床心理学家，他时常提起他有一个支持团体，是由10名男性心理医生所组成，每两周聚在一起两个小时。他的病人说这种聚会很有帮助，他们也时常在需要的时候相互通电话。当然，马歇尔不赞成他的病人参加团体。若是更早，他会禁止。支持、肯定、慰藉——所有这些可怜的“拐杖”只能加强自怜，延迟了真正的心理治疗。但是现在，马歇尔却渴望能有这种团体。他想到赛斯·潘德在学会会议时所说的，关于当代社会缺乏了男性情谊的论题。是的，这就是他所需要的，一个朋友。
接下来要做的事：打电话给马文。马歇尔知道马文会说什么，马文也没有让他失望：“现在是银行营业时间——立刻拿那张担保书到瑞士信贷。要他们直接把90000元存入你的账户。而且要心怀感激，马歇尔，我当初坚持你要那张担保书。你欠我一次。还有要记住，看在老天的分上，马歇尔，你是在治疗神经病，别跟他们投资！”
我需要找个人倾吐一番。如果还能找赛斯·潘德就好了！但我已经断绝了那层关系。也许我对赛斯不该那么严厉……不，不，不，赛斯罪有应得，那样做没有错。他完全是自作自受。
一个小时后，马歇尔手中拿着担保书，朝瑞士信贷走去。在路上，他惋惜着破碎的梦想：财富、艺术收藏、写作的余暇，而他最惋惜的是那种圈内人的世界，高级俱乐部，黄铜信箱与尊贵的待遇。
我还能跟谁谈？我的表兄马文？绝不！马文有时候可以提供好建议，但现在不会管用。我无法忍受他声音中的骄傲。找一个同事？不可能！我已经违反了我的职业界线，而我也不确定能信任谁——特别是别人都忌妒我。只要这件事泄漏出去，我就要永远忘了学会会长的职位了。
而彼得呢？他是属于那个世界吗？当然他无法得到金钱利益——就算有，也是他与银行之间的问题。但是，马歇尔想，如果彼得这么做不是为了钱，那么他是为了什么？捉弄心理医生？他与赛斯·潘德是否有关系？或与那些想要自立门户的心理医生有关系？这是否只是个恶作剧？但是，不管这是否只是游戏，不管动机为何，我为什么没有早一点发现？我真是个该死的笨蛋！该死，贪婪的笨蛋！
马歇尔不耐地望着雪莉所留下的一盆插花：一根长有苔藓的分叉杏枝，一根树枝与桌面平行，另一根垂直向上。水平的树枝末端有一朵孤独的白色杏花，朝上的树枝则有一圈熏衣草与豌豆，簇拥着两朵百合，一朵是白色，另一朵是红色。该死，马歇尔想，她竟有时间做这玩意！为什么弄这个呢？三朵花……又是一朵红的与两朵白的……他研究了一会儿这盆花，摇摇头，然后把整盆花推到桌子下面。
瑞士信贷在这里只有一个办事处，而不是银行，位于一栋商业大楼的五层。里面的职员接待马歇尔，收下了他的担保书，并保证他们有充分的权力可以处理。他说办事处的主任正忙着别的事情，稍后会亲自接待他。而且他们传真担保书到苏黎世也需要一点时间。
况且雪莉计划去爬山采集插花的材料。当天下午，她要出发时，她说她可能会在外过夜，她需要独处的时间。马歇尔想到自己可能会孤独地一个人过周末，不免有点害怕，他考虑是否该告诉雪莉，他需要她留下来。但马歇尔·施特莱德可不会求人，那不是他的风格。况且，他的紧张是如此明显，雪莉无疑想要逃避。
10分钟后，严肃正经的办事处主任请马歇尔到他的办公室。他察看了马歇尔的身份证件，抄下上面的字号，然后把担保书拿去影印。他回来后，马歇尔问：“我要如何拿回我的钱？我的律师告诉我……”
很扎实的心理治疗，马歇尔想，但自己对自己这么做就没什么效果了。自我精神分析有其限制；弗洛伊德那么多年来是怎么做的？马歇尔知道自己需要与别人分担这些焦虑。但是谁呢？不能是雪莉，最近他们已经很少交谈，而他与彼得的投资是谈不得的。她从一开始就反对。当马歇尔陶醉地描述他将要如何花赚来的70万元利润时，她只是嗤之以鼻地说：“我们活在不同的世界里。”现在雪莉越来越频繁地提到“贪婪”这个字眼。两周前她甚至建议马歇尔向她的佛教导师寻求指引，好克服困扰他的贪念。
“对不起，施特莱德医生，请把你的律师名字与地址告诉我。”
他假装自己是一名病人。冷静点！为什么这么焦急？让我们坐下来分析情况。只有一件事情：阿德里安娜没有赴约就诊。所以呢？投资很安全。几天内……我算算看……33小时后……你就可以跟彼得通电话。你有一张瑞士信贷的担保书，原来的股票自从你卖掉后已经下跌了2%；最糟糕的情况是你使用担保书赎回投资金额，然后以更低价买回你的股票。是的，也许你没有发现阿德里安娜有些问题，但你又不是先知；你有时候也会误判一些事情。
马歇尔把他表兄马文的资料给了他，继续说：“我的律师建议我要求直接存入我的银行户头。”
随着周末过去，马歇尔的不安也愈增。阿德里安娜到底在哪里？彼得到底在哪里？他根本无法专心，他把最新一期的美国精神分析期刊丢到房间另一边，对他的盆栽也不感兴趣，甚至无法计算他这周的股票获利。他在健身房花了一个小时举重，打了一场篮球，慢跑到公园。但没有任何事情能使他减轻心中的焦虑。
办事处主任沉默地坐着，看着那张担保书。
凌晨两点，马歇尔无法入眠，他翻寻药箱，想找出一些药厂给他的样本，一些镇静剂。这实在很不像他——他总是反对随便吃药，坚持受过适当精神分析的人只能透过内省与自我分析来处理心理上的不宁。但这个晚上根本不可能做自我分析：他紧张得无以复加，需要靠药物来镇定自己。他终于找到一些镇静剂，吞下两颗，不安稳地睡了一下。
“有什么问题吗？”马歇尔问，“这不是保证随时可以取回现金吗？”
马歇尔午夜打给彼得·马康度的电话并没有什么用处——他只听到了三种语言的录音，说明马康度金融集团周末不上班，周一早上才营业。苏黎世的接线生也查不到彼得住处的电话。这当然不令人意外。彼得时常提到“黑手党”，以及富有的人必须保护隐私以利安全。这将是个漫长的周末。马歇尔必须熬过去，等到周日午夜再打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