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故事大家都晓得，曹操想用徐庶，把他的母亲抓起来，以胁迫徐庶，使徐庶进退两难。刘备一知道这情形，就对徐庶说，我固然非常需要你帮忙，可是我不能做违背情理的事，如留你下来，曹操会杀你的母亲，使你一生都受良心的责备，你还是去吧！所以另一角度的结论就说，一个领导，应该深体人情，那么曹操应让靳允去救他的母亲才对。此所以曹操是曹操，刘备是刘备，他们两个的领导器度，绝对不同。
徐庶母为曹公所得，刘备乃遣庶归。欲为天下者，恕人子之情，公又宜遣允也。
（选自《历史的经验》）
接下来，又举了一个例子，就靳允违母守城这件事，做了另一个角度的结论：
把仁义当方法
能够对父母有感情，才能对朋友有感情，也才能对社会、对国家有感情，人的世界到底是感情的结合，所以靳允是不对的，应该先去救母亲。
或曰：“季文子、公孙弘，此二人皆折节俭素，而毁誉不同，何也？”
是以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允宜先救至亲。
——《长短经》
所以这里就上面的几个故事，为靳允违亲的事，做了结论说：
季文子是春秋时名臣，道德非常高。公孙弘是汉朝有名的宰相，此人来自乡间，平民出身，很有道德，名闻天下，虽然做了几十年宰相，家里吃的菜，还是乡巴佬吃的菜根、豆腐、粗茶淡饭，穿的衣服旧兮兮的，非常朴素。我们看《史记》公孙弘的传记，一长篇写下来都是好的，实在令人佩服，不好的写在别人的传记里了，这是司马迁写传记的笔法。公孙弘这个人实际上是在汉武帝面前作假，就像民国时期有个军阀，和士兵一起吃饭的时候啃窝窝头，回去燕窝鸡汤炖得好好的，外面穿破棉大衣，里面却穿的是最好的貂皮背心，公孙弘就是如此。季文子和公孙弘都折节，所谓“折节”，在古书上常看到，如“折节”读书。曾国藩有几个部下，器宇很大，但学问不够，受了曾国藩的影响，再回去读书，结果变成文武全才，这情形就叫作折节读书。换句话说，就像一棵树长得很高，自己弯下来，就是对人谦虚，虽然身为长官，对部下却很客气、很谦虚，所谓礼贤下士，也是折节的意思。这段书说，季文子、公孙弘这两个人，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尊荣，都不摆架子，自己也能俭朴、本素，可是当时以及历史上，对这两个人的毁誉，却完全不同。司马迁对公孙弘是亲眼看到的，写历史的人，手里拿了一支笔，绝不会姑息的，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可是中国的历史，大多都是隔一代写的，当代多是记录下来的笔记。由此观之，问题很大，隔了一代，就有许多事情不够真实。但是评论历史人物，却的确需要隔一代。在当代要批评人物，也得留点情面，这就有感情的成分存在，隔一代的评论就不同了，没有情感和利害关系，才能冷静客观。这里的两个人，在当时的为人处世形态和做法是一样的，当代的人很难评论，而后来历史的评论，完全不同。这是什么道理？
卫国的一位名叫开方的贵族，在齐国做官，十年都没有请假回到卫国去。而管仲把他开除了，理由是说开方在齐国做了十年官，从来没有请假回去看看父母，像这样连父母都不爱的人，怎么会爱自己的老板！怎么可以为相！
范晔称：“夫人利仁者，或借仁以从利；体义者，不期体以合义。”
卫公子开方仕齐，十年不归。管仲以为不怀其亲，安能爱君，不可以为相。
赵蕤说，范晔曾说过，人并不是各个都仁，有些人拿“仁”来做幌子，在政治上假借仁为手段，以达到个人的私利；另外有些人处处讲义，做事情讲究应不应该、合不合理，可是并不一定是为了一个义的目标而做的。
另一段故事：
季文子妾不衣帛，鲁人以为美谈。公孙弘身服布被，汲黯讥其多诈。事实未殊，而毁誉别者，何也？将体之与利之异乎？故前志云：“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强仁。”挍其仁者，功无以殊；核其为仁，不得不异。安仁者，性善者也。利仁者，力行者也。强仁者，不得已者也。三仁相比，则安者优矣。
刘邦与项羽争天下的时候，刘邦有一个大将王陵，项羽为了要他归顺，把王陵的母亲抓来。王陵的母亲已看出项羽会失败，刘邦会成功，自己被软禁后，知道王陵有孝心，一定不放心，意志不坚定，因此自杀，留了一封遗书，教人偷偷送给王陵，叮嘱他还是好好帮助刘邦，坚定王陵的意志，使他一心为事业努力，心里再没有牵挂，可以全心全意去帮助刘邦。
这仍是范晔的话，季文子身为宰相，他的太太们身上没有穿过好的衣服，鲁国人谈起来，都认为这是自己国家的光荣。可是公孙弘当了宰相，一辈子穿布衣服，而和他同朝的监察御史汲黯（这个人汉武帝都怕他，监察御史的职权大得很，皇帝不对，有时他也当面顶起来。古专制时代的皇帝也不好当的。汲黯讲话不大清楚，有点大舌头，好几次为了国家大事，和汉武帝争吵，他站在那里，结结巴巴讲不出话来，把汉武帝都逗笑了，依他的意见，教他不要急），这个骨鲠之臣，硬作风的人，就当面指责公孙弘是作假。季文子和公孙弘的实际行为都是一样的，可是在历史上，季文子绝对是好的，公孙弘则后世认为他在作假，是什么理由？这就要自己去体会。
昔王陵母为项羽所拘，母以高祖必得天下，因自杀，以固陵志。明心无所系，然后可得事人，尽其死节。
用仁义做手段来兴利，或为了天下的利益，或为自己的利益，一是为公，一是为私，差别就在这里。换句话说，历史是很公平的。如果真做了一件事，在历史上站得住，留给后世景仰，是的就是，非的就非。所以前人书上的记载（指孔子的话）说：“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有些部下怕触犯上面规定的法令，怕不合规定，勉强做到仁的境界，这就不是自然的，不是本身思想道德与政治道德的修养。所以，这几种为仁的表现虽然一样，但是仔细考核起来，内在思想上，心理的动机是有差别的。
同时这里进一步引用历史上类似的故事，以说明这个道理。
有些人天生的就仁慈，如以历史上的帝王来说，宋太祖赵匡胤就天生的仁慈。
《长短经》的作者赵蕤引用徐众对这件事的评论作为答案。徐众说，当程昱去游说的时候，靳允和曹操之间还没有君臣关系，而母亲是世界上最亲密的直系尊亲，在情理上，靳允应该为了母亲的安危而去，不应该听曹操的话不顾母亲而守城。
一部二十四史，几乎没有一个开国皇帝不杀功臣的，只有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成为历史的美谈。等于是坦白地说明了，他手下这些将领，在起义当时都是他的同事，当时他只是宪兵司令兼警备司令这一类的官，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同事们把他捧起来，当了皇帝，后来他也是很难办。做领袖的确很难，我们常说朱元璋刻薄，杀的功臣最多，如果人生经验体会得多了，到了那种情况，也真没有办法。朱元璋本来很好的，当了皇帝还念旧，把当年种田的朋友找来，给他们官做，可是他们在朝廷里乱讲空话，把当年小时候打架踢屁股的事都说出来，说一次还不要紧，常常说，连其他大臣都受不了，只有宰了。不要说当皇帝，很多人上了台以后，一些老朋友、老同学来了一起做事，也一样以老同学关系，在公开场合说空话。所以赵匡胤当了皇帝，一些同时打天下的人，恃宠而骄，使赵匡胤没有办法，只好请大家来吃饭，酒喝多了，饭吃饱了，对大家说，皇帝这个位置不好坐呀！大家说，这有什么不好坐，大家拥护你到底。赵匡胤说，你们当时把黄袍替我穿上就逼我做皇帝，假使有一天，别人也把黄袍替你们穿上，又该怎么办？这一下大家明白了，站起来问怎样才好，一定听他的。于是赵匡胤说，大家要什么给什么，回家享福好不好？大臣们只好照办。这就叫作杯酒释兵权，没有杀功臣。这是研究赵匡胤的这一面，他确实很仁慈。
徐众说：“靳允于曹公未成君臣。母，至亲也，于义应去。”
另一面来说，因为很仁慈，宋朝的天下，自开国以来，始终只有半壁江山。黄河以北燕云十六州，一直没有纳入版图。因为他是军人出身，知道作战的痛苦，也知道战争对老百姓的残害，他不想打仗，只想过安定日子，拿钱向辽金把这些地方买回来。这是历史另一面的研究。
靳允是三国时人，当时曹操带兵去打徐州，命令程昱留守后方重镇甄城，正在这样用兵的时候，曹操手下的另一员将领张邈又反叛了，于是曹操只好亲自迎战吕布。这时在战争的地理形势上，如果吕布将范城拿下来，就可以消灭曹操，所以吕布设法把守范城的首长靳允的母亲捉来，想要胁迫靳允为了救母亲而归顺。曹操也赶紧命令留守在甄城的程昱去游说靳允，不必考虑母亲的安危，要他固守范城。结果靳允被说动了，表示一定守城，绝无二心。这里就问起靳允这样做法，算不算是忠？
（选自《历史的经验》）
或曰：“靳允违亲守城，可谓忠乎？”
核心价值如何成为治理手段
魏太祖征徐州，使程昱留守甄城。张邈叛太祖，迎吕布。布执范令靳允母。太祖遣昱说靳允无以母故，使固守范。允流涕曰：“不敢有二也。”
中国文化把孝道看得严重，对于家庭教育来讲，素来就有以“忠孝传家”相标榜的。把这个“孝”字在政治上提倡实行而蔚为风气，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在西汉以后，魏晋时代正式提倡以孝道治天下。我们看到二十四孝中有名的“王祥卧冰”，他就是晋朝的大臣。以后南北朝、唐、宋、元、明、清一直下来，都是“以孝治天下”。历朝大臣，凡是为国家大问题，或是为爱护老百姓的问题，所提供的奏议，很多都有“圣朝以孝治天下”的话，先拿这个大帽子给皇帝一戴，然后提出建议，这是中国文化提倡孝的好处、优点。
班固是《汉书》的作者，他认为对郦寄卖友的批评不对。所谓出卖朋友的交情，是为了个人的富贵利益，而忘了朋友的义气，才是卖友。郦寄的父亲帮助汉高祖打下了天下，而吕家把这个政权用阴谋手段拿去，这才是不对的。他能在这劫难之中，把吕禄骗出去，予以摧毁，他是为了国家，为了天下，这不是出卖朋友，只是在政治上，为了对国家有所贡献，使用的一个方法而已。
但是天下事谈到政治就可怕了，我们关起门来研究，也有人利用孝道作为统治的手段。谁做了呢？就是清朝的康熙皇帝。清朝孤儿寡妇入关以后，顺治很年轻就死掉了，接着八岁的康熙当皇帝，到十四岁正式亲政。老实讲，那时候如果是平庸之辈，要统治这样庞大的中国，是没有办法的。但这个十四岁的小孩很厉害，从亲政到六十九岁去世，统治了中国六十一年，清朝天下在他手里安定下来。
郦寄是汉高祖的秘书兼参谋郦商的儿子。后来周勃他们推翻了吕家的政权，恢复了汉高祖子孙的权位，这中间是一段很热闹的外戚与内廷之争。在这一段斗争中，周勃他们教郦寄故意和吕禄做好朋友。这时吕禄是执金吾，等于现代的首都卫戍司令。需先把吕禄弄开，否则这天晚上推翻吕家政权的行动就难于顺利进行。所以这天就安排了由郦寄邀吕禄到郊外去玩，于是由周勃他们在首都把吕氏的政权推翻，接汉高祖的中子代王来即位为孝文皇帝。后世批评郦寄，在他个人的道义上说来，是出卖了朋友。这个道理，究竟对不对，又该怎么个说法呢？
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中，如顾亭林、李二曲、王船山、傅青主这一班人，都是不投降的，尤其在思想上、学说上所做的反清复明工作，实在太可怕了。结果呢？康熙利用中国的“孝”字，虚晃一招，便使反清的种子一直过了两百年才发芽。
——《长短经》
清兵入关，有三部必读的书籍。满族人的兵法权谋，学的是《三国演义》，还不是《三国志》，当时几乎王公大臣都读《三国演义》。第二部是在背地里读的《老子》。每一个清朝官员，都要熟读《老子》，揣摩政治哲学，但表面上仍然是尊孔。另一部书是《孝经》。
世称郦寄卖交，以其绐吕禄也，于理何如？
说到这里，诸位读历史，可以和汉朝“文景之治”做一比较，“文景之治”的政治蓝本，是“内用黄老，外示儒术”。这么一来，康熙就提倡孝道，编了一本语录——《圣谕》，后来叫《圣谕宝训》或《圣谕广训》，拿到地方政治基层组织中去宣传。以前地方政治有什么组织呢？就是宗法社会中的祠堂，祠堂中有族长、乡长，都是年高德劭、学问好，在地方上有声望的人。每月初一、十五，一定要把族人集中在祠堂中，宣讲《圣谕》，《圣谕》中所讲都是一条条做人、做事的道理，把儒家的思想用尽了，尤其提倡孝道。
忠义矛盾怎么选
进一步分析，康熙深懂得孝这个精神而加以反面地运用。要知道，康熙把每一个青年训练得都听父母的话，那么又有哪一个老头子、老太太肯要儿子去做杀头造反的事呢？所以康熙用了反面，用得非常高明。此其一。
（选自《列子臆说》）
其二，当时在陕西的李二曲（李颙），和顾亭林一样，是不投降的知识分子，他讲学于关中，所以后来顾亭林这班人经常往陕西跑，组织反清复明的地下工作。康熙明明知道，反而征召李二曲做官，当然李二曲是不会去做的。后来康熙到五台山并巡察陕西，又特命陕西督抚，表示尊崇李二曲先生为当代大儒，是当代圣人，一定要亲自去拜访。
老子思想说到孝子，父母不好才有孝子，父母又好，家庭又好，个个都是孝子嘛！二十四孝都是父母不对，问题家庭，所以才出孝子嘛！这是道家的思想。国家坏了才有忠臣，国家永远太平，个个是忠臣，所以“忠”这个字也不需要。“利物不由于义，而义名绝焉”，真正利人利世，就不需要义，大家都是你爱我、我爱你，也人人自爱，就不需要什么慈悲啊、博爱啊，都不需要了。所以这个样子的天下，这个样子的人类，“君臣皆安，物我兼利”，自利利人都有了，个个能够自利利人的话，连“自利利人”这个名词都不需要了。“古之道也”，这个就是道家的道，中国文化道就在这里，这叫自然之道。
当然，李二曲也知道这是康熙下的最后一着棋，所以称病，表示无法接驾。哪里知道，康熙说没有关系，还是到了李二曲讲学的那个邻境，甚至说要到李家探病，这一下可逼住李二曲了。如果康熙到家中来，李二曲只要向他磕一个头，就算投降了，这就是中国文化的民族气节问题。所以他只好表示有病，躺到床上，“病”得爬不起来。但是康熙到了李二曲的近境，陕西督抚以下的一大堆官员都跟在皇帝后面，准备去看李二曲的病。康熙先打听一下，说李二曲实在有病，同时李二曲也只好打发自己的儿子去看一下康熙，敷衍一下。
他说“安上不由于忠”，真正要使国家天下太平，何必要靠忠呢？不需要提倡忠臣，乱世才有忠臣，天下都安定了，当然不需要忠臣。譬如文天祥是忠臣，我们为什么提倡文天祥呢？亡国的时候才有文天祥啊，不要复国就不需要文天祥了。你说岳飞是忠臣，碰到昏君了嘛！就出了岳飞，我们不希望历史上有昏君嘛！如果历史上都是明王，就没必要出岳飞了，所以道家的道理还是对的，真正的安定，不是靠忠。而一个真了不起的人，把社会安定下来，天下太平，你也不晓得他是忠臣，“而忠名灭焉”，所以他并没有忠臣之名。
康熙很高明，也不勉强去李家了。否则，他一到李家，李二曲骂他一顿的话，非杀了李二曲不可。杀了，引起民族的反感。不杀，又失皇帝的尊严，下不了台。所以也就不去了，安慰李二曲的儿子一番，要他善为转达自己的意思，又交代地方官妥为照顾，还对他们说，自己因为做了皇帝，不能不回京处理朝政，地方官朝夕可向李二曲学习，实在很有福气。
为什么表面不喜欢呢？因为道家有些话会使民智开，人们懂了以后很难统治，所以古代帝王不提倡。譬如碰到“忠不足以安君”这句话就很可怕，对国家效忠，皇帝不一定信赖，他说，忠臣有什么好处啊？把自己身体生命先牺牲掉，这叫作忠臣。“义不足以利物”，所谓“义”就是帮忙人家啦，见义勇为、拔刀相助就是义，侠客之道。义有什么好处？也不好，有时候对自己对别人都无益。人家打架同你什么相关？结果你去劝架，自己身上被捅了五六刀，害了自己。杨朱所讲的话令帝王很讨厌。但是道家的道理在下面，他也主张忠义，另外一面的道理一般人做不到。
康熙的这一番运用，就是把中国文化好的一面用到权术上去了。可是实在令人感慨的是，后世的人不把这些罪过归到他的权术上，反而都推到孔孟身上去，所以孔家店被打倒，孔子的挨骂，都太冤枉了。
杨朱这个道家的思想为什么在中国不流行啊？因为古代的帝王表面不喜欢，偷偷都是用他的，所以是挂羊头卖狗肉。中国历史有个秘密，“内用黄老”，政治上用的都是道家黄老的学问；“外示儒术”，外面招牌挂着孔孟，就是挂羊头卖狗肉。
（选自《论语别裁》）
杨朱说人生的境界，有好房子住，好衣服穿，好吃的饮食，有很好看的太太或丈夫，人生只要具备了这四个条件，已经够满足了，还对外面有什么要求呢？如果有些人四样东西都有了，欲望还不能满足，还向外面求，又买股票，股票又暴跌，贪求无厌，就是“无厌之性”。“无厌之性，阴阳之蠹也”，这个阴阳代表天地，贪求的人应该受这个毒害。“蠹”就是生在阴湿地方的蠹鱼，也叫书虫，书物就慢慢被吃了。
欺骗是好的策略吗
——《列子》
长平之战是春秋战国时期一个有名的故事。秦国大将白起打赵国，一夜之间，将赵国降兵四十万人活埋了。在后人的笔记中记载，有人杀猪，刮毛以后，背上现出“白起”两个字，这是讲因果报应，说白起直到现在，生生世世还是在被人宰杀。不管因果报应的事有没有，这是中国的传统思想，战争杀人，是为民族、为国家、为正义，不得已，所以没有罪。但如果为了私怨，尤其是对于已经投降了的人，还把他活埋，罪过可大了。根据历史经验，这样是绝不可能成功的。看清史，曾国藩、李鸿章打太平天国，李鸿章的淮军起来，不得已借用外国人的洋枪队。有一英人叫戈登，带兵帮忙打太平军，打到苏州的时候，有八个太平天国的将领带了好几万人向李鸿章投降，当时答应的条件，是仍旧给他们职务，后来见李鸿章的时候，有个人把他们都抓去杀了，以后这人的结果，还是很不好。而当时戈登对这件事大加反对，一个外国人尚且有这样的正义感，不主张杀投降的人，可见一般人的看法对白起很不以为然。
杨朱曰：“丰屋、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于外？有此而求外者，无厌之性。无厌之性，阴阳之蠹也。忠不足以安君，适足以危身；义不足以利物，适足以害生。安上不由于忠，而忠名灭焉；利物不由于义，而义名绝焉。君臣皆安，物我兼利，古之道也。”
赵蕤就提出长平之役这件事来讨论，白起这个人算是军事作战方面了不起的奇将吧？
忠义有什么好处
何晏曰：“白起之降赵卒，诈而坑其四十万，岂徒酷暴之谓乎！后亦难以重得志矣。向使众人豫知降之必死，则张虚拳犹可畏也，况于四十万被坚执锐哉！天下见降秦之将头颅依山，归秦之众骸积成丘，则后日之战，死当死耳，何众肯服，何城肯下乎！是为虽能裁四十万之命，而适足以强天下之战，欲以要一朝之功，而乃更坚诸侯之守，故兵进而自伐其势，军胜而还丧其计，何者？设使赵众复合，马服更生，则后日之战，必非前日之对也，况今皆使天下为后日乎！其所以终不敢复加兵于邯郸者，非但忧平原之补缝。患诸侯之救至也，徒讳之而不言耳。且长平之事，秦人十五已上皆荷戟而向赵矣。夫以秦之强，而十五已上死伤过半，此为破赵之功小、伤秦之败大也，又何称奇哉！”
（选自《列子臆说》）
这是《长短经》引用何晏的话，评论白起算不算一位奇将。
“利不与争期，而争及之”，有名有利，就有人来争。你盖一个庙，别人也盖一个庙，你有徒众，他也有徒众，你说你的一派好，他说他的一派高，世上的人最后还是争，万物都在争，生命以争斗而活，就那么可怜，莫名其妙。做公务员也好，教书也好，到处碰到排挤，大家心里头明白，嘴里不肯说，哪个地方没有人排挤啊？公司里当一个职员，你负责一点，能干一点，别人就嫉妒你，因为你不懒嘛！你懒了他也要笑你，反正进来一个新人总想排挤掉，最好都归自己，虽然自己也做不了。因此杨朱哲学的结论，“故君子必慎为善”，做人做事，讲一句话，应该非常谨慎才好。
何晏是魏国人，他说白起活埋了赵国四十万人是一大骗局，答应投降了就没有事，结果大家投降了，又把人家活埋，这不但是性情太残暴，以整个战略而言，实在失策，一定会失败的。假使在投降之前就预先知道投降以后会上当而死，这四十万人就是没有武器，赤手空拳抵抗到底，也很可怕，何况这四十万人身上都穿了坚硬的战甲，手上还拿有锐利的武器，真打下去实在不易征服。不幸，大家相信，而上当受骗而已。白起当时以为做得很高明，实际上是增加了秦国统一天下的困难。他这样一来，天下人都看见了，知道凡是向秦国投降的人，都不会有好结果。投降的将领被砍下来的头颅堆得像山一样高，归秦的众人的骸骨堆起来像丘陵那么多。从这次以后，秦国如果再与人作战，大家都认清楚了，要死的时候就壮壮烈烈地死，反正向秦国投降了也是死，何不抵抗到底。再也没有人肯向秦军投降了。为了希望得到一时的功劳，实际上更加坚定了各国诸侯守土的意志和决心，在战略与政略的道理上说，白起这个做法，是正在进兵的时候，自己削弱了有利形势，军事表面上胜利，而在政治、国际上，使自己的计划走不通。这是什么理由呢？因为赵国虽然失败了，但并没有亡国，假使再起来作战，赵国再出来一个马服君做大元帅，那这下一次战争，就不比前一次，这次秦国就会失败了。况且自白起这一手以后，列国都对秦国备战，秦国统一天下的进度就慢了。后来秦国始终不敢再出兵攻打赵国的邯郸，这不但是因为赵国经这次失败，由平原君起来当统帅，秦国怕了，更重要的是怕各国诸侯联合起来救赵。秦王知道这个道理，内心非常忌讳，只是没有说出来而已。
行善是第一步，第二步名就来了，第三步怎么样？天下事都会变的，“名不与利期，而利归之”。“期”是期望，就是希望、目的，有时也可说是目标。有了名以后你不求利益也不求钱，最后钱也来了，因为你有了知名度，很多机会可以使你发财，大财纵然得不到，小财就不必担心。
这一次长平之役，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战役之前，秦国的兵源不够，所以重新发一道命令，变更法令，凡是十五岁以上的青少年都要服兵役，拿了武器，到前方和赵国打仗。这仗打下来很惨，秦国十五岁以上的人，死伤过半。可见白起这一仗打下来，并没有消灭赵国，只是骗了赵国的四十万人活埋，而对于秦国的损害却无法弥补。以将领而论，白起并不是一个好将领。根据一员大将的修养，要懂得政治，懂得策略，有长远的眼光，中国历代一流大将都是文武兼资的。武功很高，很勇敢的，只是战将，不是大将，大将都是有高度的素养，就以近代史而言，大元帅曾国藩就是文人。
行善的“善”字不只包括善事，做任何好事都是行善。真正的行善，虽然目的不在求名，“而名从之”。事实上很怪，你越不求名，那个名自然而然会跟着来，那是真的。不过，你们年轻人不大信。当然，那要时间的累积，你三天就要效果办不到。我发现社会还是很公平的，真正的好人好事是盖不住的，它自然会出来。
这件事就是告诉我们，大而用兵，小而个人。与敌人正面冲突的时候，都是同样的原则，要言而有信，欺骗只可获得一时的胜利，可是其恶果，则是得不偿失。
所以真正的行善不是为名，中国文化叫阴功积德，阴功是人家看不见的，行善要阴功，累积下来才叫功德。出了钱，做了好事，还要表扬一下，你已经得了果报，有知名度了，晓得你是善人了，所以再不要期望有果报。
（选自《历史的经验》）
杨朱说“行善不以为名”。一个真正做好事的人，不是为了求名，为了别人表扬、宣传才去做，这不是好事，因为这是有目的的。我每年都接到要我推荐好人好事的文件，要我推荐几位，我说算了吧！这本是一个好事，假设一提倡，变成惯例，以后有人专走这个路子，那就失去意义了。所以官方常说要表扬老人，我说你们做做好事好不好！你不要害人嘛！人家活到七八十，把他们请来站在台上，你年纪轻轻还去训这些老头子半天，然后送些东西给他们，这样搞几个钟头回去非死不可，何苦来哉呢！这些都是糊涂蛋做的事，不读书，不懂事。真要敬老，你去给老人行个礼，东西交给他，门口贴一个“敬老”就好了。一定要把老人推上车子送上来，你不是玩人嘛！我看到世界上很多不通的事，有时候很气，不过我又怕把自己气死，只好笑一笑，也知道划不来，不值一笑，只好睡觉。所以人家问我信什么宗教，我什么都不信，我信睡觉。
言必信，行必果，只是小人
我们讲一个故事。有一个人嫁女儿，古代女子出嫁以前，在家里请妈妈训话。母亲说，没有别的话讲，你到了这一家做媳妇，不要做好事。这一句话好严重，女儿一听，那我专做坏事吗？母亲就骂她，好事都不做，坏事哪里可以做啊！这就是道家思想，也是杨朱的思想。
三国时的广陵是现在江苏扬州一带，张超是当地太守，他把地方政事交给了下属兼朋友臧洪。有一次曹操在雍丘（现今河南杞县）这个地方把张超包围起来。臧洪听到消息，就光着脚哭着到处替张超求救兵，一面自己也出兵。同时因为袁绍是朋友，也向袁绍求救兵，可是袁绍没有理他。结果张超被曹操消灭，全族被杀。臧洪就为这一件事恨透了袁绍，而和他绝交，朋好变成了冤家。于是袁绍又兴兵围攻臧洪，破城以后，臧洪也被杀掉。
孟子反对杨朱，给他的罪名是他主张人都要为己。俗话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就近于杨朱的思想，是绝对的自由主义，以自我为中心，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可惜人做不到。人类是什么心态呢？你的就是我的，我的不是你的，那不知道是什么主义，讲起来很好听，反正不是杨朱的道理。孟老夫子反对杨朱，说他太自私，但是杨朱的自私有他哲学的基础，他的哲学理论是，人不但不做善事，当然更不做恶事。
后来一般人讨论这件事，就认为臧洪自己莫名其妙，头脑不清楚。三国那个时代，正是所谓纵横时代，等于战国一样，是没有道义的社会，谈不到要为哪一个尽道义。立身于社会中，对当时的环境看不清楚，而去讲道德、讲仁义，乱世中去讲太平时的高论，当然搞不好。在现在的时代，要想实行三代以上的礼乐之道，是走不通的。因此也可以看到孔子的思想并不呆板，他教我们要赶上时代。
——《列子》
《长短经》的作者赵蕤对这件历史首先提出了一个问题：假定有人问臧洪这样为张超而死，够不够得上是义气？他引用范晔的话，范晔是说，曹操围攻雍丘，消灭张超，臧洪为了朋友，到处请兵，可以说是一种壮烈的情操。而他赤了足，奔走号哭的行为真值得同情。因为英雄豪杰，在某种环境之下，对于是非善恶的取舍，与普通一般人的讲究仁义，在心理上是两样的。我们可以引用西方宗教革命家马丁·路德的名言，“不择手段，完成最高道德”。为了达到最高主义、最高理想，有时候内心尽管痛苦，也不得不做些小牺牲。在平时做人也如此，假定现在朋友、同事之间，家庭有了困难，即使下雨下雪，没船没车，走路也得赶去帮忙。但到了一个非常的时候，自己有大任务在身，那恐怕就不能顾全朋友之间道义的小节了。所以孔子说：“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这个话就很妙。孔孟之道总是教人忠信，讲话一定兑现，做事一定要有结果，而孔子却又说这样事事固执守信的只是小人。这么说来，是不是言不必信，讲的话过去了就算了呢？并不是。读书最怕如此断章取义，必须要看整篇才知道孔子的意思。也就是说，大丈夫成大功，立大业，处大事，有个远大目标必须要去完成的时候，有时就不能拘小节，小节只是个人应做的事。如为国家民族做更大的事，个人小节上顾不到，乃至挨别人的骂，也只好如此。
杨朱曰：“行善不以为名，而名从之；名不与利期，而利归之；利不与争期，而争及之；故君子必慎为善。”
另外一个观念。在三国的时候，袁绍、曹操、张超这一班人，和任何乱世时代割据称雄的人都是一样，有时双方和平订约了，有时双方又打起来，也和现代的国际局势一样，是个非常时期。每逢一个非常时期，不要以为国家之间有道义信用，实际上都是在作战，利害相同就结合，利害不相同就分手。每个人都在打自己的算盘，只要形势上有需要，利害上有关系就做，这是当然的。在这样一个时代，这一点都看不清楚，而去与人讲道义，就只有把命赔进去了。更何况，像三国时候，那种地方军阀互相割据的战争局面下，雍丘是一个非常危险、孤零零的偏僻地方，臧洪只知道自己的朋友张超被曹操毁了，以为袁绍也是朋友，去请袁绍帮忙，却不知道曹操与袁绍之间因为利害的关系已经结合。这就是说臧洪的头脑不够，对时势分析不清楚，如何去做好这工作？他想借袁绍的兵，把曹操打垮，这是很危险的。像吴三桂借清兵去打李自成，结果成就了满族人的天下。
做好事尤其要慎重
再以《孙子兵法》的思想来讲，不冷静地先求“谋攻”的关键，只是感情用事，以个人愤恨的私见影响作战决策，头脑就昏了，心理上情绪的悲哀、怨恨是军事上的大忌讳。这不只是限于军事，在工作上有时碰到紧急困难的时候，个人的情绪激荡之中，特别要注意，必须把这种情绪先除去，然后才能冷静，才能把事情分析清楚，“谋定而后动”。而像臧洪这样“徒跣且号，束甲请举”，和以前战国时候，吴楚之战，楚被吴打垮了，楚名臣申包胥到秦国去请救兵，在秦庭哭上七天七夜的情形是一样的。这样对个人节操而言是对的，但对事情而言是没用的，不能解决问题。
（选自《列子臆说》）
这个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个人的情操是一回事，处理事情的观点、看法、智慧的决定又是另一回事。如申包胥哭秦庭的故事，在他个人是成了千秋万世之名，但为楚国着想，借了外力秦兵去打吴国，前门驱狼，后门进虎，也不是好办法，还没有听说过这样能复国图存的。
“是故贤者慎所出”，因此贤人、有道德的人，小心谨慎自己的起心动念，对情感的发出非常谨慎。大家认为，我们心里头的思想，外面的人怎么知道？可是人之所以不同，有他的电感，你对一个人有所怨恨，对方已经收到电波了，他也不高兴你了。所以一切只能求于自己，这就是杨朱为己的哲学道理。
（选自《历史的经验》）
“发于此而应于外者惟请”。这个“请”就是“情”，杨朱也是明白因果报应道理的。任何人的思想行为，只要一发动，内外就有感应，相应的作用。这个道理是什么？就是情。人到底不是普通动物，还有一种情感的怀抱，其实动物也是，生物都是这样。
圣人不是只讲道德，不讲利害
杨朱应该是所谓自由主义思想的领袖、祖师爷，他的哲学你看多高明啊！他说“利出者实及”，你有利益给人家的话，实际好处就回到你身上，这也是因果问题，就报应回来。所以你给人家利益，还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怨往者害来”，你到处埋怨别人，看不起别人，人家也看不起你，也讨厌你。所以你去怨恨别人，马上反应过来是对你有害的。你看，杨朱的自由主义多么实际。
“内圣外王”是宋朝理学家惯用的名词，实际上这个招牌是庄子的，他们拿来用了，反过来就骂老庄，这种学术态度很不严谨，很不应该。
杨朱的思想是把个人主义发展到极点，绝对尊重他人的自由，各有各的范围，所谓自由民主的结果是绝对的自私、为己，杨朱就是为己。但是杨朱不是那么狭隘，他虽然为己，对社会有贡献都不干，但是别人的利益他也绝不沾。如果天下个个都是杨朱，我有我的自由，不妨碍你的自由，那天下太平了。可是人是绝对做不到的，口口声声讲自由的人，最喜欢妨碍别人的自由。我常说口口声声讲科学的人，绝对不懂科学。真正学科学的人，嘴巴闭住不敢讲，因为这个东西太难，这个问题很严重，他不轻视每一个问题。
下面来看庄子是怎样一条一条分析内圣外王的成就的。
杨朱主张“拔一毛以利天下，不为也”。你叫他拔掉身上一根汗毛，对社会有益，他都不干。孟子一生反对杨朱、墨子两家。墨子“摩顶放踵以利天下”，孟子反对，认为他陈义太高，理想太高，做起来太困难，要一步一步来，有限度的仁爱才是对的。同样，孟子把杨朱讲得好像一毛钱不值，可是杨朱有他的一套哲学思想，也是不得了的。
故乐通物，非圣人也；有亲，非仁也；天时，非贤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己，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
别人的利益绝不沾
——《庄子》
（选自《列子臆说》）
“故乐通物，非圣人也”，所谓圣人的修养，只限于通达人情物理是不够的，圣人还有进一步更高的通达。
那么列子的判断对不对呢？果然，后来郑国政变，郑子阳被杀掉了。如果列子接受他的赏赐，当一个什么官，那恐怕连吃饭的家伙也要掉下来了。可见人生处世，这个钱该拿不该拿，要有高度的学问、高度的智慧。《礼记》讲君子之道有句话，“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毋就是不可以，苟就是随便。不要随便看到钱就拿，要考虑该拿不该拿。碰到困难危险的时候，譬如说车祸发生了，只管自己逃跑，不管同车的人，这在中国文化上是不许可的，尤其是担当国家大事的，做忠臣孝子的，就要有“毋苟免”的修养。
“有亲，非仁也”，这个“仁”字与儒家解释仁义道德的“仁”并不违反，而是对孔孟思想更扩大的注解。“有亲”，亲人的私情。所谓真正的仁慈，是爱天下，没有私心。中间有所亲，有所偏爱，那已经不是仁的最高目的。如果是个大宗师，圣人之道，爱是普遍的，像下雨一样，好坏一律平等。
古人说“求于人者畏于人”。不管什么人，你只要求人，就怕人。“人到无求品自高”，一个人到了处世无求于人，就是天地间第一等人。由此你也懂了一个商业的原则，做生意顾客至上，做老板的总归倒霉，做老板的永远是求人啊！要求你口袋里的钱到我口袋里来，那个多难啊！然后讲我这个东西怎么好，那个态度多好多诚恳，叫作和气生财。所以你读懂了《列子》，就懂了人生。
“天时，非贤也”，这也是春秋战国时代对儒家的批判。《论语》提到“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儒家所谓圣贤之道，非其时不出来，社会环境不对不出来。但是庄子认为，真正的圣贤不为己，所以不论天时合不合都要出来，艰难困苦更要出来，这才是真正的圣贤之道。不过他又转过来说，“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这一句话也有一点骂儒家的味道，批驳儒家有利害不通之处。历史上看到很多读死书的儒家人，都有这个味道。庄子在当时前后也看到很多，所以认为这一班知识分子没有得道，不懂利害的关键。
列子又说：“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明天有一个人讲我不对，他就会派人来杀我了。因为这不是他的本意，只是受左右之言的影响。一个人到了某一个地位，左右旁边人的话很容易听进去，所以做一个领袖能够不听左右亲信的话，或者虽然听了，自己有高度智慧来分别，确实非常不易。
道家的所谓通利害，是怎么通呢？历史文化上常有争辩，儒家理论主张所谓临危受命，时代愈艰苦，愈要站出来，救社会，救国家，救天下。可是在中国历史上的儒家人物，真做到临危受命的并不太多，不得已的倒很多。道家表面上看来好像不走临危受命路线，多半认为时代狂澜不能倒挽，而走隐士的路线。
那些高位的人很痛苦，他们没有时间机会接触旁人，所以要想了解别人也很不容易。列子讲，他并不是真正了解我，只是接受了别人的建议，表示自己很有风度，爱天下士，因此送生活费用给我。青年同学在这个地方就要想一想，假使自己碰到这样高薪的机会，大概夜里睡不着啦！不要说这样，一张表扬状给你，都要贴在墙壁上看三个钟头，对不对？可是一个有学问、有智慧的人可不会这样。
历史上儒家经常标榜中流砥柱，或是倒挽狂澜，气派都很大。中流砥柱，等于说台风过后，石门水库的洪水流下来，一个人站在水中要抵挡水流，大概早就被水冲跑了，抵不住的。所以道家不做这种笨事，中流砥柱看起来很伟大，在那个时势的潮流下，除了一个人送命，历史上可以留名之外，对于社会没有贡献，对于国家没有补益。
列子没有被她吓住，哈哈大笑。他说：“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遗我粟。”你要了解，郑子阳要人送粮食给我，他并不真正了解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啊！这一句话很有道理，不管你们将来当了什么大老板，发财之后，要想透彻了解别人很难，接触人的机会非常少，人家接触你的机会也不多。任何地位都是一样，还有就是年纪大了，更是如此。换句话说，一个人到了某一个阶段，精力不够用了，事情太多了，不像当大学生的，上了四节课，游手好闲，坐茶馆里都觉得时间好长，一天过的日子很无聊。
道家认为要顺自然之势，就是所谓应用之道。明知洪流一下来，不是堤防能阻隔得住，所以要计算雨量多大，流程多远，等到水流到关键点，打开一条水沟，顺势就把水轻轻带走了。政治也是一样，所谓四两拨千斤，就把那个时代扭转过来了。所以说救世之道，必须要通利害，利害不通，非君子也。
她气极了，看看他，就耍脾气，自己捶起胸口来。她说：“妾闻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乐。今有饥色，君过而遗先生食，先生不受，岂不命也哉？”据我所知，有学问、有本事的人，妻儿生活过得都很舒服。现在你也有学问，有道德，有本事，结果我们饭都吃不饱，国家领袖送生活费给你，你却不接受！这一段如果演电视剧的话，她一定大哭大闹，几乎要自杀！
孔子在《易经》中说：“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只有圣人才真正懂得利害关键，进退存亡之道，而不失其正。假使不知进退存亡之道，就不是圣人，这种观念同道家的完全一样。所以庄子说“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这不是说君子比圣人差一点，如以学位比喻的话，圣人等于博士，君子等于是个硕士，大学毕业更差一点，这是随便做比方啦！
列子很穷，穷得连便当都吃不起，容貌都有菜色，发青了。有一个人就向郑国的领袖郑子阳讲，列御寇是有道的人，有学问，有道德，这样一个人在你郑国都无法生存，是这个国家的耻辱，也会使人觉得你不喜欢有道德、有学问的知识分子。郑子阳听了这话，马上就派官人送粟给列子。这个粟是五谷里的一种，古代社会粮食也代表钱币，同样有流通价值。列子看到粮食，很客气地行礼致谢，不接受赏赐。回到屋里，太太不高兴了。古代妇女多半靠男人过生活，结婚是买了长期饭票，结果列子这张饭票，连他自己都没有饭吃。
“行名失己，非士也”，历史上许多人为了好名、求名，所谓留万世之名，亡失掉了自己，这够不上是一个知识分子。我常常跟青年同学讲，关于名、利两个观念，我们不能不提到一个日本人，就是明治维新的大臣伊藤博文。在晚清中兴那个时代，他跟李鸿章是外交的对手，伊藤博文是日本第一批的留英学生，把西洋的风气引介回国，改变了日本。他有两句名言：“计利应计天下利，求名当求万世名。”这是全部中国文化思想，更充分表达了儒家的思想。所以说，如果只为个人一己之名，行名而失己的话，这是够不上称为知识分子的。
这个钱该不该拿
（选自《庄子諵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