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齐曼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我问过德博拉·卡梅伦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对英语的未来能有什么现实的期待。无性别中性代词要多久才能成为日常用语的一部分？我们真的能发明一套新的女性主义脏话词汇吗？我们会停止憎恶年轻女性、男同性恋者的说话方式吗？街头言语性骚扰和荡妇羞辱会彻底消失吗？
与齐曼的对话是我为这本书进行的最后一次采访。那是在2017年 12月底，当时加利福尼亚州现代史上最大的山火----托马斯大火正在我们身后的山上熊熊燃烧，将数千英亩森林夷为平地，空气中弥漫着灰烬。齐曼说：“我们越是朝着尊重非标准性别身份、创建与之相适配的语言的方向前进，遭遇的阻力就越大。”
卡梅伦推测这将是一条崎岖的道路。“我认为无性别中性代词——或者至少其中的一个，‘they’——会传播开来，它已经在词汇系统里了。但我认为歧视女性的语言仍然不会变少，”她从牛津给我写信说.“不幸的是，这是一个厌女症呈上升趋势的时代，人们的词汇使用反映出了整体的文化情绪。厌女症非但不会被抵制，反而会延续下去。”
然而，随着女性主义的声音越来越嘹亮（这预示着一场社会和语言革命即将到来），反对她们的声音也越来越大。“我们亲眼看见，这种能让所有被压迫者迈向更美好的世界的新进步叙事，不会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轻易就能成功，”齐曼在圣巴巴拉的一个大雾天对我说，“哪里有社会变化，哪里就会有阻力。”
就连波士顿伯克利音乐学院（一块田园诗般的自由飞地，里面随处可遇见18岁的原声吉他天才）的女性主义学者亚当·塞特拉（Adam Szetela）也认为，我们将面临一段艰难的道路。塞特拉告诉我：“我认为女性主义语言这一进步性的变化会遭到——其实已经遭到了——某些强烈反对和抵制。”他的理由是保守右翼及其“极右翼继兄弟”将继续坚定地阻止女性主义价值观在英语中的主流化。塞特拉认为，唐纳德·特朗普的总统任期尤其造成了倒退效应，需要几年时间才能扭转过来。“虽然在某些领域，一些过去可接受的说法现在因变得不妥而被淘汰掉了，但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却在日常生活中塑造着性别歧视……而且无须承担任何后果，”他在2017年12月给我的信中说道，“因此，特朗普时代那些即将成年的年轻男性所接收到的信息是，性别歧视言语是一种社会可接受的与女性联系、互动及谈论女性的方式。”
但人们对性别和语言改革的兴趣却时起时伏。齐曼说，21世纪初他正在申请研究生，想找人探讨跨性别身份认同和语言学，但是没人在乎，没人想聊。那时候，人们认为这个话题太小众了，没什么实用性。但10到15年之后，性别和性别平等问题开始再次成为文化前沿，我们用来谈论这些问题的语言也随之发展起来。
我甚至看到上述发展趋势的两面——进步的语言改革和随之而来的攻击——在一些无害的地方出现了，比如流行的在线俚语词典“城市词典”（ UrbanDictionary.com ）。我现在想到的词是“mansplain”。这个流行词的发明要感谢多产作家丽贝卡·索尔尼特（Rebecca Solnit）在2008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她在文章中讲述了一件事：她在一次聚会上被迫忍受一个陌生男人居高临下地向她解释一本历史书里的内容，她想让那个男人知道这本书其实就是她写的，却一点插话的机会都没有。索尔尼特个人并没有在文章中直接提出“mansplain”这个词，而在她的文章发表一个月后，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 LiveJournal·上的一条评论中，随后它的使用次数激增，先是博客写手，然后是主流媒体，最后进入了人们的日常对话。“mansplain”是一个美丽的合并词，填补了英语中的一个空白，描述的是一个许多女性都熟悉但曾经没有词可以形容的概念。这个词引起了轰动，2010年，《纽约时报》将其列为年度词语之一。自然，它很快就被收录到了“城市词典”网站上。
埃尔金和斯彭德等女性还准确地推断出，语言是社会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母语》、《邪恶词典》、罗宾·拉科夫的《语言与女性地位》都出版于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时，这并非巧合。在那个高度政治化的时代，社会赋权引发了语言赋权。
然而，如果你在“城市词典”上查阅“mansplain”排在前列的词条解释，会发现没有任何一个准确反映了其本义——至少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是这样。任何人都可以在“城市词典”上创建词条，该网站的所有内容全都来自用户，最热门的词条解释也是由用户投票选出的。从理论上讲，这样可以使我们记录和定义词语的方式更加民主化，但有时事情会出差错。“mansplain”被点赞最多的三个定义如下：
不过，这些女性确实做对了一些重要的事情。其中之一便是她们成功揭露了无处不在的男性中心主义，这种男性中心主义在正式的语言指南的编制中仍然存在，原因很简单，从古至今词典编纂、创制语法等工作一向只允许男性从事。比如说，你知道“lesbian”这个词直到1976年才被收入《牛津英语大词典》吗？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作家塞西尔·戴-刘易斯（Cecil Day- Lewis）的以下宝句被列为了该词的例句：“I shall never write real poetry. Women never do，unless they' re invalids，or Lesbians，or something.”（我永远写不来真正的诗。女人永远写不出诗，除非她们身体残缺，或者是女同性恋，或诸如此类。）
- 基本上指的是男人向女人解释某件事，却因此受到责备。说真的，就算你想，也编不出来。
2.即女人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向男人解释事情。
戴莉、卡普蒂、埃尔金和斯彭德对英语的看法是，只要改变一个人的说话方式就能改变其政治主张，这是一个非常乐观的理论。但拉尔·齐曼提醒我们，事情不是按照这种顺序发生的。他说：“任何语言改革都必须在文化变革的背景下进行。你不能先有语言上的变化，然后指望人们接受文化上的改变。”
3.女性主义者[原文如此]用高人一等的口气跟男人说话，只因为他们生而为男。
过往那些用女性主义词典取代传统词典的失败尝试证明，英语实际上并不是天生的男权语言。从实用的角度来说，无论语法指南是谁写的，我们其实都不需要彻底颠覆英语。正如我们已经发现的，女性在语言上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创新能力——从她们的俚语到她们的单词发音——她们可以很好地运用现有的英语来表达自己。更不用说，让一门语言女性化并不是从元音、辅音甚至词汇的女性化开始的，而是从改变语言使用者的意识形态开始的。
我敢打赌. 这些“定义”是那些受到女性的新能力——她们竟然找到了描述听男人说教时的感受的方法——强烈冲击，以及更喜欢诋毁女性，而不是倾听她们声音的男人们写的。在我看来，他们创建的词条完美证明了一件事：女性，以及所有受压迫群体，是有能力想出新词来表达曾经无法明言的经历的，但有时反对的声音往往大得盖过了进步的声音。
显然，她假设的两件事在《母语》出版之后的许多年里都没有发生。拉丹语俏皮的语调和古怪的词汇并没有取代英语，甚至没能给讲英语的人留下任何深刻印象。那个时期写就的任何一本女性主义词典也都经历了相同的命运。单一“女性语言”的想法存在着根本问题。德博拉·卡梅伦评论道：“我一直对‘表达女性看法’的语言这一想法持怀疑态度。这些看法是什么样的？它们属于哪些女性？没有任何一套看法是能让所有女性都认同的。”尽管相信集体姐妹情谊的想法非常美好，但女性经历是一个庞大复杂的光谱，而“姐妹情谊”并不意味着同一种经历。
这种事情听起来可能会让人感到挫败，但语言学家仍然乐观地认为，积极的转变很快就会到来。毕竟，虽然“城市词典”对“mansplain”的释义是错误的，但几个月后，我在线上《韦氏词典》（Merriam-Webster.com ）找到了这个词，它的词条令人宽慰地写道：“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方式向女性解释某件事，假定她对这个话题一无所知。”这更准确地反映了该词的原意。
苏齐特·黑登·埃尔金所创造的拉丹语比戴莉和卡普蒂的《邪恶词典》走得更远：她创造了一种功能完备的语言，就像《星际迷航》（Star Trek）里的克林贡语（Klingon），但比克林贡语更强大。拉丹语拥有完整的语法结构（其特点之一是包括修饰语，可以让说话者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情感意图，埃尔金认为这似乎是天然的女性化特点），也有一个发音系统（包括不同的声调，就像汉语普通话一样——德博拉·卡梅伦认为埃尔金这样做不是出于女性主义，而只是因为她“觉得有声调很酷”），以及一个精简的核心词汇系统。埃尔金希望拉丹语词汇系统能囊括那些她认为所有女性共有的，有关身体、社会和情感经历的词汇，而这些经历和感受从来没能被讲述出来，抑或需要好多个复杂的英语句子才能描述。例如，拉丹语用不同的单词来表示“月经提前”“痛经”“月经轻松愉快”；有一些词用来区分沮丧和愤怒之间的细微差别，不论这种情绪是事出有因还是毫无由头，是别人造成的还是自动产生的；有一个动词是“doroledim”，用来描述一个女人暴饮暴食的行为，而引发这种行为的深层原因是她缺乏好好照顾自己的能力，同时又因过度沉溺某物——比如食物——而感到极度内疚自责；有一个名词“radiidin”，翻译过来是“非假日”，指往往变成了女性负担的假日，因为女人必须一个人包揽做饭、装饰房子、准备招待众多宾客的工作。这些只是埃尔金1800多个词中的区区几个，已然描绘出了她认为女性群体皆能产生共鸣的现象。埃尔金创造拉丹语并不是纯粹为了娱乐，她真诚地希望并推测，这套新语言会对现实的政治世界产生巨大影响。“我的假设是，”她在2007年接受采访时说，“如果我设计一种语言，专门为女性提供一种更完善的机制来表达看法，女性可能：a）会接受它并开始使用，或者b）接受这个想法，但不接受这套新语言……然后创建其他‘女性语言’来取而代之。”
在历史上，英语也经历过更大规模的进步运动——对于未来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迹象。“当女性主义得到广泛支持时，比如20世纪70年代，语言便会朝着更加女性主义的方向发展，”卡梅伦告诉我，“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继续为女性主义而战，拒绝被剥夺话语权。”
也许女性主义语言改革最令人钦佩——也是最失败——的尝试发生在斯彭德的书出版几年后，当时语言学家苏齐特·黑登·埃尔金（Suzette Haden Elgin）试图发明一种全新的“女性语言”来取代英语。1984年，埃尔金出版了一部名为《母语》（Native Tongue）的反乌托邦科幻小说，这部小说很像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的《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故事也设定在末日后的未来，美国女性没有任何权利，只服务于一个社会目的——生育和抚养孩子，她们完全受制于丈夫和父亲。在《母语》的世界中有一个例外：一群特殊的女性语言学家，她们在家庭之外从事翻译工作，帮助跟那些与地球取得联系的外星人进行交流对话[就和埃米·亚当斯（Amy Adams）在2016年的电影《降临》（Arrival）里的工作差不多]。在空闲时间里，这些女性语言学家秘密合作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语言，拉丹语（Láadan），该语言只表达女性的世界观。利用这种新颖的交流系统，她们计划推翻父权制，将自己从奴役中一劳永逸地解放出来。
按照齐曼的说法，这种拒绝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女性十分清楚那些藏在我们的语言使用以及现有语言学研究底下的政治角力。齐曼说：“我们不能只是假装在冷静客观地做语言学研究，而没认识到这些事情已然非常政治化了，甚至我们可能还要对此负责。我认为这是一种整体动向……我们的作为会产生影响，而我们要为此负责。”也就是说，就像在20世纪70年代发生过的那样，现在学术界和行动派也正联合起来，这将会是一股巨大非凡的力量。
许多第二波女性主义的活动家期待着与斯彭德的想法类似的理论逻辑能指导英语向前发展，并在发展过程中帮助实现性别平等。斯彭德的书反映出了对萨丕尔-沃尔夫假说（Sapir- Whorf hypothesis）的一种解释。萨丕尔-沃尔夫假说是在20世纪初提出的，用来解释语言对使用者世界观的影响。假说中的原理有两个版本：较温和的版本——也是更被广泛接受的版本——认为语言只会影响人的思考；而较激进的版本——斯彭德的理论与之一致——则认为语言能决定思维方式。根据斯彭德的说法，母语的语法和词汇决定了你对现实世界的内在固有感知——如果你的语言中没有哪个词是描述某个概念的，那么你就根本无法想象出那个东西或者那个概念。正因英语词典和语法都是由男性编撰的，所以女性亟须发明一种全新的、以她们自己的世界观为中心的语言。
但并非每个人都是学者。在我个人看来，在如此多的政治阻力中，我们普通人每天能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之一就是：学习知识，了解我们言语中每一个受迫害的元素——模煳限制语、句尾升调、咬舌发音、气泡音——背后都有一个合理的、强有力的、可证明的存在理由，然后怀揣着这些知识自信地生活。当有人试图质疑你的声音，或对你使用性别歧视语言时，要清楚地知道他们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以及为什么他们会被误导，这样可以帮助你与他们展开对话。根据我的经验，这是一种惊人的破冰方式，即使你们在其他方面几乎没有共同点。每个人心底里都想知道为什么人们会这样说话，如果你有一些这方面的信息，他们很可能是会听的。
20世纪七八十年代，许多新的女性主义词典——通常也被称为“dyketionaries”（女同词典）——开始出现，但《邪恶词典》无疑是最著名的。作者的想法是，如果我们可以重新定义英语以反映女性看待世界的角度，那么我们也可以重新定义世界本身。虽然语言并不以这种方式运作，但戴莉和卡普蒂绝对不是唯一认为现有的英语从根本上有负于女性的女性主义者。1980年，女性主义学者戴尔·斯彭德（Dale Spender）出版了一本名为《男人创造的语言》（Man Made Language）的书，她在书中提出，由于英语是由男性创造的，故英语传达的是一套完全男性化的观点，这种观点潜移默化地给女性洗了脑，让女性误以为男性的观点是唯一重要且客观存在的。因此，我们需要一个重新想象的、由女性创造的英语系统来扭转这种思维方式。
有一次，我在一个朋友的后院烧烤，有一个客人，一个三十出头的男人，穿着灰色西装，戴着一块漂亮的手表，开始向大家讲述他那天早些时候看的新闻节目上的一个女人。他说那个女人把她自己一方的辩论搞砸了，因为她一直不停地说“you know，you know，you know”（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让人感觉她好像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说：“如果她能不说那句口头禅，我就会听她说话。”听他说话的时候我想起了那位来自上东区的母亲，那位因为我说了“y’all”而指责我的女士。
GYN/ECOLOGY（妇/科学）：干瘪丑老太婆用来揭露体制、意识形态与暴行之间联系的知识系统。
“我其实对‘you know’这个短语略知一二。”我插嘴说。然后我继续告诉这个家伙，“you know”不是一个下意识的填充词，而是一个有目的的话语标记语。我告诉他，女性如何经常用它来展示自信，以及模煳限制语为何是有争议的谈话中创建信任和同情的基本手段，但是由于存在对女性、自信、权威，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的种种文化偏见，模煳限制语总会被误解。“说实话，我今晚听你说‘you know’可能都有十几次了。”我笑着对那家伙说，“这不是什么坏事。”
CRONEOLOGY（干瘪丑老太婆年代学）：激进女性主义年代学。
我结束简短演讲之后，这个家伙用他那双又大又惊讶的眼睛看着我. 非常真诚地说：“哇，你这么了解人们的说话方式，真是太酷了。你不管到哪儿肯定都是房间里最有趣的那个人。”
HAG（丑老太婆）：女巫，复仇女神，哈耳庇厄，出没于父权制的树篱（边界）附近，恫吓蠢货，召唤并引导举止奇特、迷茫流浪的女人们到达原野。
我当然不是任何房间里最有趣的人——谢天谢地。但我讲这个故事的重点是，语言可以成为一个非常有用的切入点，或者说一个平等对话的契机，用以谈论更大的有关性别平等的想法，特别是当你掌握了酷炫的书呆子知识的时候，比如“you know”的使用模式和社会效用。
DICKTIONARY（老二词典）：所有父权词典；一群混蛋编出来的毫无创意的、被规训与压抑的词汇系统。
我们的终极目标是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母语》中描述的反乌托邦式父权未来，努力使我们的文化一点一点地朝与之相反的方向发展。“总体来说我是乐观的。”拉尔·齐曼在电话里满怀渴望地欢呼着告诉我，“我认为文化正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将为那些需要好东西的人带来更多好东西。”
戴莉和卡普蒂反传统的《邪恶词典》重新定义并调整旧英语单词、引入新单词，创造了一套灵动古怪、女巫般的新语言，直白地反映出了女性眼中的世界。以下是一些重要词条：
在这一点上，我可以看出齐曼和我真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一对天真的语言迷，发自内心（以及头脑）地相信变化就在不远的将来。“我不得不保持乐观才能渡过难关。”他笑着说，“你必须相信这是有可能实现的。”
1987年，两位疯狂、坚定的女性主义者，玛丽·戴莉（Mary Daly）和简·卡普蒂（Jane Caputi）出版了一本名为《韦氏第一版新星际邪恶英语词典》（Websters’First New Intergalactic Wicked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的书。这本激进的、充满女性力量的新词典旨在将英语，亦即二位口中的“父权语言”，转变为一种为女性而生、关于女性的语言。戴莉和卡普蒂是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的死硬派，她们真诚地相信女性性别在智力和道德上都是更优越的，一个由女性领导的世界应该是我们的现实目标（大部分政治右翼人士觉得所有女性主义者都是她们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