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以上分析结果中还有一个问题：英语使用者中不只男性会默认并坚持这种潜规则，女性也是如此。女性也一直用“honey”（蜂蜜；宝贝）、“cupcake”给别的女性贴标签，还总相互调侃“sluts”、“hos”和“cunts”。这是为什么？舒尔茨说：“显然不是女性自己创造了……这些诨名。”她们也不是第一个把男性描述成“pussies”和“sissies”的人。那么，我们为什么要附和它们呢？为什么这么多女性愿意使用这些令人不快的、男性发明的隐喻来互相贬低，却从未问过其中原因？
但将女性比作甜点是我个人最喜欢分析的模式。凯特琳·海因斯（Caitlin Hines）是旧金山州立大学的一位语言学家，她的大部分研究都致力于探明英语使用者把别人比作食物时的潜规则。1999年她进行了一项分析，发现女人被系统性地模拟为甜的、水果味的食物，比如果馅儿饼和纸杯蛋糕，而男人类同的食物更具“男子气概”，如“beefcake”（肌肉勐男）这个词。更明显让人不适的是，像海因斯描述的那样，与女性相关的甜点总是“外硬里软，中间多汁，要么可以切成不止一块——‘cherry pie’（樱桃派；处女的阴道）、‘pound cake’（磅蛋糕；丰美翘臀），要么可被想象为一份易拿取的或外有包裹的甜点——‘crumpet’（烤面饼；性感美女）、‘cupcake’、‘tart’”。你从来不会听到女人被称作冰激凌甜筒或者巧克力慕斯，因为人们认可并熟知“piece of ass”（臀部；性感的女人）的隐喻并一以贯之：女人嘛，是像单人份小糕点一样甜甜的东西，很容易到手的。
我先说个简单的答案。在我们的文化中，男性主宰一切，而女性则被教导要跟随他们的领导、要取悦他们，因此我们会想方设法去适应为我们设置的语义范畴：假正经或者妓女，贱人或者甜心，公主或者女同性恋。但是我也有一个略微复杂的答案，即上述现象的真正成因是女性更擅长倾听。康奈尔大学的语言学家萨利·麦康奈尔-吉内（Sally McConnell- Ginet）认为，总的来说，女性更善于捕捉与她们交谈的人的想法、感受和观点。理论上来说这是一件好事。但棘手的是，这通常会给男性更多的空间，让他们把自认为合理的特定隐喻投射到我们文化的集体词汇中，仿佛只有他们的视角是重要的。
而将女性比作动物和甜点的本质是把女性贬抑到与它们相同的地位，并使女性因为性而受到谴责。把人模拟为动物当然不是什么新鲜事，也不是女性独有的，几个世纪以来，所有性别的人都用野兽和家畜来形容人的习惯和外貌。女性当然也会拿别人——包括其他女人——跟动物做比较，她们之间相互调侃“bitches”和“cows”也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她们也把男人比作动物，比如一个男人很邋遢，或者将女性当作“性猎物”，他会被叫作“pig”。但女性用这些词都是对行为的比喻，并不是判断被比喻者多大程度上会为了取悦他人而“委身相许”。相比之下，当男人用动物来比喻女人时，其象征意义往往是这样的：女人注定应该被捕猎（像鸟一样），被驯服（像小猫或奶牛一样），或者让人感到畏惧（像美洲狮一样）。
麦康奈尔-吉内这样解释道：“当一个人说得越多听得越少，他的观点就越有可能像大家的共识一样产生一些作用，即使它根本不是共识。”她这样说的意思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女性对于一件事情是心知肚明的，即男性认为只有自己的观点是存在且重要的，所以他们才不会也无法选择能代表女性立场的隐喻。如果他们真这么做了，那“sissy”而不是“buddy”就会是称呼好朋友的词，“pussy”也许会代表“骁勇善战的女王”。“然而，亦如麦康奈尔-吉内所说：“一个人对与自己不同的观点越关注，就越有可能通过理解这些观点而趋于认同——有时甚至是不自知地——开始支持这些异见。”女性是慷慨包容的倾听者，却因此走上了被压制贬抑的道路。
这些包含“ass man”（恋臀男）、“stud”、“Don Juan”（唐璜）·的俚语，全部暗示着对男性滥交的完全认可。
男性编造的那些关于男性和女性的观点隐藏在大量脏话的潜台词中，即使是那些没有明确性别区分的俚语。想想“nasty”（讨人厌）、“bossy”和“nag”（爱唠叨）这些词吧，尽管这些词并非明显地与女性有关，但它们已经沦为专门用于女性的一类侮辱性用语。2017年，社会语言学家伊丽莎·斯克鲁顿（Eliza Scruton）进行了一项研究，她检查了互联网上的一个有超过5000万单词的语料库——这是一个很大的语言样本集合，以确定像“nasty”“bossy”“nag”之类的单词的性别倾向性有多高。简而言之，非常高。她的数据显示出，这些词在使用上明显偏向于女性，经常出现在“wife”（妻子）和“mother”（母亲）这些词前面。
看看我们的文化，看看我们对女性的羞辱，脏话大多带有性暗示其实一点都不奇怪。“女人即性对象”是父权制最古老的修辞手法之一，这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数千年来的一种看法，即女性的个人欲望和性自由意志在本质上是坏的。即使只是简单地浏览一下我们语言中针对女性的俚语，也会发现女性的性欲是可耻的，无论一个女人如何处理她的欲望。我们的文化只给女人的欲望两种归宿：若性生活丰富，就让她获得妓女的骂名；若她选择禁欲，就给她贴上假正经的标签。20世纪70年代末，内布拉斯加大学的学者朱莉娅P.斯坦莉（Julia P. Stanley）在收集和分析了一系列针对女性性欲的流行俚语后，发现了这种无处不在的“妓女—圣母”二分法的语言证据。她总共记录了220个俚语，而隐藏在它们背后的隐喻都是完全负面的，也都无一例外地落在了这枚意识形态硬币的其中一边：“献身”的女人被归类为荡妇，而那些矜持的女人则被咒骂为冰雪公主。与此同时，斯坦莉所收集的有关男性的大多数性隐喻——总共22个，正好是女性那组的十分之——都具有积极正面的含义。
JSTOR Daily”的计算语言学家和语言专栏作家陆弛（Chi Luu，音译）曾经指出，辱骂是为了指责一个人的言行不符合说话人的标准，其最终目的是规训受辱者的行为以使之符合说话者对该群体的期望形象。“nasty”和“bossy”就是在批评女性没有表现出应有的甜美和温顺——因为她们想要太多的权力。同样，“wimp”和“pansy”（娘娘腔）这样的词指出了一个男人没有达到男子气概的标准——男人应有的样子。在一个如此重视男性的强硬和进取好斗、女性的优雅和恭顺的文化中，如果有人指责你不具备你所属的性别该有的样子，通常会让人感觉遭到了最严重的羞辱，因为这是在告诉你，你连自己最根本的东西都没做好，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自语言诞生之初，我们用来指代人的名称就象征着其指称对象的历史、地位和价值。我说的不仅仅是侮辱性指称，这个道理也适用于一个人的法定姓名。70%的美国女性仍然认为她们应该在婚后改随夫姓，而这意味着自己的人身所有权从她们的父亲转移到了她们的丈夫手中——她们或许没能意识到其中深意，或许是不愿意承认。我们并不是随机偶然地把一个女人等同于农场里的动物或者水果糕点，这其实显示出说话人相信（或者想要相信）事实就是如此。
基于性别的侮辱是有害无益的，因为它们是在传播关于男性和女性的有毒传言，而这对性别平等十分不利。那么我们就应该完全摒弃这类俚语脏话吗？事实证明并非如此。虽然我很讨厌在吵架的时候被骂“bitch”，却无法解释为什么我和其他很多女性都会主动使用这一章列出的很多性别诨名并且乐在其中。就我个人而言，我很自豪地把自己定义为“nasty”、“bitch”和“slut”，我和朋友们也喜欢这样称呼彼此。说来有点惭愧，不过我也觉得像“tart”和“hussy”这样的词说出来很有趣。
读到这些词的词义转贬过程不免让人有点心灰意冷，但通过观察研究其中的语义演变模式，可以看到在我们文化中普遍存在的、有关性别标准的重要问题。当讲英语的人想侮辱一个女人时，他们会把她比作以下事物之一：食物（如“tart”），动物（如“bitch”），或者性工作者（如“slut”）。这些正是劳蕾尔·A.萨顿在20世纪90年代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中注意到的主题。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在用语言系统性地将女性贬低为可食用的东西、非人类的生物和性客体，这一切并非巧合。相反，这样做是对我们整个社会的期待、希望和恐惧的公开声明。
表面上看，这些偏好似乎是对女性主义的背叛，但我想大多数语言学家会原谅我的。这是因为许多针对女性的俚语都朗朗上口，听起来很可爱。从语音来讲，“slut”、“bitch”、“cunt”和“dyke”（女同性恋）恰好拥有英语使用者最喜欢的、最常用的，有时甚至是幼时最先学会的词语所具有的发音模式。类似于“mama”（妈妈）、“dada”（爸爸）及其衍生词，英语中最流行的俚语——包括“boob”、“tit”、“dude”和“fuck”（肏）——都既简短又含爆破音。人类从一出生就极其喜爱b、p、d和t这样的塞辅音（stop consonants）----如果你跟牙牙学语的婴儿一起待过就肯定知道——而且这份爱会持续—生。一个词说起来越有趣，就越会被人一直使用；而且，既然像“slut”和“bitch”这样的词拥有一个有趣的词所具有的所有发音特征，它们如此持久耐用就是必然。这并不是说女人只是被男人洗了脑才想用这些诨名称呼彼此，而是经验证明它们的语音的确能带来愉悦感。
几个世纪以来，“cunt”这个词一直单纯用来表示女性的外生殖器，不夹杂任何负面暗示；但是，就像许多其他指代女性气质的词语一样，它没能在词义转贬的洪流之中独善其身。尤其有趣的是，“cunt”的词义转贬过程与人类历史进程紧密相关。一万年前，当智人过着游牧生活，在不同的地方辗转流浪时，男人和女人都有多个性伴侣，女性性行为被认为是完全正常和美好的。但当人类停止了迁徙，独立而性生活自由的女人才开始为男人所不齿，因为一旦拥有土地变得令人向往，人们就希望能够把土地传给自己的孩子，而男人为了明确知道谁才是自己的亲生孩子，就必须让女人只忠诚于一个性伴侣。于是为了创建一种传承体系，社会变成了父权社会，任何女神式的性自由观念也就不复存在。伴随着女性性自由的终结，人们普遍开始对女性的性行为感到厌恶，把像“cunt”这样的词永远钉在了耻辱柱上——可能直到父权制消亡情况才会有所改变。
但是，之所以女性倾向的侮辱性词语如此令人难以抗拒，除了它们具有语音愉悦性以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其中的大多数词语不再被视为是完全贬义的。这要完全归功于词语的“收复再定义”，即人们主动地重新定义某些词语，彻底改变其含义及感情色彩。“收复再定义”最成功的词语出自文化中最受压迫的群体。比如说，“queer”（酷儿）这个词可能是近来最成功的例子，它曾经是针对同性恋者的具有排斥意味的侮辱，而现在它是经过学术界和LGBTQ+⁺群体重新定义的普通称呼，其过程令人赞叹。尽管有些人仍然认为“queer”一词作为称呼不甚妥当，但总的来看，它已经演变为一种自我肯定的总称，用于指代不符合主流性和性别规范的人。今天，人们可以在各种语境中看到这个词，比如真人秀《粉雄救兵》”的轻松标题；它也会被写在正式的工作申请表的性别栏里，紧挨着“男”和“女”。
不过，在诸多类似的词源故事当中，我最喜欢的是“cunt”。这个被认为是英语中对女性最具侮辱性的词，其实一开始并不是一种侮辱。 cunt的词源也存在争议，但大多数资料都认为它可以追溯到原始印欧语中“cu”的发音，表示女性气质；“cu”也与现代单词“cow”（母牛）和“queen”（女王）相关。拉丁语单词“cuneus”的意思是“楔子”，也与“cunt”一词有关；古荷兰语单词“kunte”也一样，并且赋予它令人难忘的结尾字母t。
尽管“bitch”“ho”“dyke”“cunt”等词语仍然被用作骂人的脏话，但它们也已然演变成了女性群体内部的爱称，这往往也是一个词语经历收复再定义的开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可以这么叫自己，但你不能”的规则会变得越来越宽松。还记得劳蕾尔·A.萨顿1992年的俚语研究吗？萨顿也发现，参与调研的许多年轻女性会称自己的朋友为“bitch”和“ho”，但并不是作为一种侮辱，而是为了表达喜爱和幽默。我的体验也是这样. 我自己就总是说“hey，hos”（嘿，婊子们）、“love you，bitch”（爱你哟，贱人）之类的话。
更惨的是“bitch”这个词，前面简单聊过，现在我们来一观全貌。语言学家推测这个词派生自古梵语单词“bhagas”，意思是“生殖器”，随后以不同形式被吸收入拉丁语、法语和古英语，最终被用来指生殖器暴露在外的生物，也就是一般动物。在那之后，它的词义缩小到“雌性动物”，几个世纪之后，“bitch”被用来指代“母狗”。直到公元1400年左右它的意思才首次从“野兽”转变为“人”，出现在当时的文字作品中，被用来描述淫乱的女人或妓女，这仍然是它在英国英语中的主要含义之一。随后，“bitch”的词义演变为表示某种弱者或者仆人，例如“Go fetch me my tea，bitch”（去给我端茶，贱人），或傲慢刻薄、令人厌恶的女人；还有一个动词用法，意思是“抱怨”：“There are so many English words to bitch about，aren't there？”（英语里让人想抱怨的词可真多，不是吗？）
这类收复再定义是怎么发生的呢？我们很大程度上要感谢非裔美国女性，是她们改造了“bitch”和“ho”。非裔美国人白话英语（AAVE）⁺为美国年轻人提供了丰富的俚语来源。它创造了许多宝贵的俚语. 如最新的“squad”（小队）、“fleek”（正点）和“woke”（对歧视敏感），以及古早的“bling- bling”（闪亮，光彩照人）、用“bad”（坏）表示“好”，以及短语“24-7”（一天24小时，一周7天）——得克萨斯大学的语言学家索尼娅·莱恩哈特（Sonja Lanehart）曾经告诉我，当她第一次听到一个白人新闻主播在电视上使用“24-7”这个短语时，她差点把饮料吐出来。一些女性使用非裔美国人白话英语的特定方式，对于性别侮辱类俚语的重新定义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许多非裔美国人白话英语使用者都是语言游戏大师，特别擅长“signifyin’”，也就是用言语幽默地把对方撂倒的辱骂艺术。多年来，这项精妙的技能已经在黑人群体之外流行开来。
就连“slut”曾经也是无辜的。这个词现在如此有争议，你永远不会猜到它其实源自中世纪英语中一个无伤大雅的词“slutte”，意思是“不修边幅的”女人。后来这个词有时候也用在男人身上——1386年，乔叟给笔下一个邋遢的男性角色贴上了“sluttish”（邋里邋遢）的标签。可是没过多久，它就扩展到指代不道德的、放荡淫乱的女人或妓女，然后到20世纪90年代末，该定义因“slut”在色情作品中的大量使用而得到强化。它还有一个男性对应词：“manslut”（男荡妇）。更匪夷所思，是吧？另外，如果“slut”无须前缀就默认是骂女性的词，那么“manslut”当然意味着只有女性滥交才是可鄙的。
对“bitch”的积极的重新定义，也与嘻哈音乐界的女性有着特殊的紧密联系。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黑人女性音乐人就开始用“bad bitch”这个短语来指代自信、有魅力的女人，而不是“刻薄或充满敌意的女人”——此处要赞美崔娜（Trina）1999年的歌《最飒拽姐》（“Da Baddest Bitch”），以及蕾哈娜的《大飒姐》（“Bad Bitch”）。嘻哈音乐还创造出了“heaux”这个词，这是“hos”更时髦、更讨人喜欢的拼法，我和我的女性朋友从2017年开始使用。那年，我在一首新歌的标题中第一次看到了“heaux”这个词，这首歌是少年说唱歌手丹妮尔·布雷戈利（Danielle Bregoli）的《这些妓女》（“These heaux”）。顺便一提，她是白人，但她无疑是从非裔美国人白话英语中学会了巧妙地重新拼写单词的技巧。“heaux”一词的发明可能只是出自玩拼字游戏的顽皮心理，但这足以驱动女性对它进行改进，使它隐隐地让人感到它可以赋予人力量、拥有新的含义。
我们从“hussy”（贱妇）开始。最初，“hussy”只是古英语“husewif”更简短、更甜美的版本，意为女性一家之主，是现代单词“housewife”（家庭主妇）的早期同源词。大约在 17世纪，这个词开始用来形容粗野的“乡巴佬”女性；然后，它变成了对所有女性的普遍侮辱、最终语义缩小到特指下流、厚颜无耻的女人或妓女。“tart”（果馅儿饼；骚货）这个词也走上了相似的道路。它曾经被用来表示一小块馅儿饼或者糕点，但很快就成了对女性的普通爱称，后来又专指吸引男性的性感女人，到了19世纪晚期，它沦落为对不道德的女性或对妓女的称呼——“不道德”和性工作者之间不能画等号，特此纠正偏见。
在以上语境中，“ho”和“bitch”不再是蔑称，而是成了团结和解放的信号。当然，有的女性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这些词，但对于这些感到不适的女性来说，把自己描述成“bitch”和“ho”其实可以是用来拒绝旧的女性标准的方式。萨顿这样分析道：“也许当我们用‘ho’称呼彼此时，我们是在认可一个事实，即我们都是女人，我们都有性生活，我们都自己挣钱，不依靠别人。而当我们称呼对方为‘bitch’时，我们是在直面这个男人世界的现实，并肯定我们在其中生存下来的能力。只有抵抗，我们才能重新定义。”
回头再来看那些与女性有关的脏话。我觉得这个话题非常有趣，而且会是鸡尾酒会上与人谈笑时的迷人素材。所以我想再谈一些曾经中性或褒义的词——哪怕只是个昵称——演变成骂女人或者与女人有关的侮辱性词语的历史过程。这些词语在某个时刻变得不讨人喜欢，而且总是涉及性。
一个词的再定义不必完全“去贬义”。收复一个词并将其重新定义的道路向来不那么顺畅。“queer”和“dyke”仍然会被用作辱骂同性恋者的脏话，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的“收复再定义”结果是失败的。语义的变化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相反，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中的一个意思会慢慢地与另一个意思重合，然后完全盖过后者。只要一个词的正面含义稳定地趋于普遍、变得更主流，到下一代开始学习这门语言的时候，他们就会首先掌握这些新赋予的含义。
那么女性相关的词语经历过词义转褒的语义演变吗？经历过，但这大多是因为女性把它们夺了回来并加以积极的改进（本章末尾会详细讨论）。可是在男性相关词语中找到像“buddy”这样经历词义转褒的例子更容易。例如，在古英语中“knight”（骑士）一词仅指年轻的男孩或仆人，后来经过词义转褒被用来指称英勇的贵族。“stud”这个词原本是指雄性种畜，后来变成了一个俚语，指性感、有男子气概的男人。就连“dude”（兄弟，伙计，哥们儿）这个词也获得了地位提升，在19世纪晚期它是脏话，用来羞辱一个做作浮夸的男人，今天它是英语里最受宠的词之一。
当然，词语的收复再定义是一个道阻且长的缓慢过程，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把旧词用在新语境中才会发生。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系统化的方法可以加速这个进程，行动主义”就是其中之一。看看“suffragette”这个词发生过什么变化吧：如今我们不再认为这个词是羞辱人的脏话，但它最初被发明的时候是“suffragist”（一个拉丁语派生词，表示意图扩大投票权范围的任何性别的人）一词的贬损版本，本意是对20世纪早期的妇女解放运动者的贬低和诽谤：胆敢要求投票权的都是没人要的丑老太婆：。显而易见的是，女性解放运动还远远没有取得成功，目前从中获益的基本上只有富裕的白人女性，但从语言学意义上讲，这些女性做了一件很酷的事：“suffragette”这个词一经发明，她们就毫不犹豫地把它抢了过来，把它放到海报上张贴出来，在街上大声喊着“suffragette”，还用它来命名她们的政治杂志，于是现在大多数讲英语的人已经完全忘记了它曾经是一个蔑称。
经历词义转贬的男性相关词语却屈指可数，唯一显著的例子是“dick”（屌）这个词。它最初只是人名“Richard”（理乍得）的昵称，莎士比亚时期成为所有男性的统称（就像乔·什莫）；在19世纪后期，这个词开始被用来形容阴茎，这可能要归功于英国军队里的俚语——多谢那些脏男孩；20世纪60年代，它逐渐被用来代表轻率自私或者卑鄙的人。然而“dick”是个倒霉的例外。“lad”（小伙子）、“fellow”（伙伴）、“prince”（王子）、“square”（侍从）和“butler”（管家）等众多男性相关词语都幸运地免遭词义转贬的残害。
最近几年，我们已经看到一些活动家试图复制这种成功。比如一年一度的抗议强奸文化⁵的“艾波·罗斯荡妇游行”（Amber Rose Slu t Walk）.或者一年一度的女同性恋者骄傲月活动：女同游行（Dyke March）⁺。当然，早在20世纪80年代第一次女同游行之前，女同性恋者群体就已经用“dyke”来形容自己了，但是1.5万名女性将“D-Y-K-E”骄傲地写在标语、运动衫和裸露的乳房上. 在街道上昂首游行的景象，无疑非常有助于这个词的词义发生演变。
跟“sissy”类似的是“pussy”（猫咪；阴部；懦夫），也是从一个女性相关的中性词逐渐演变成专门骂男人的脏话。虽然学者无法完全确定它的词源，但是一种理论认为它源自古挪威语，本意指布袋或者口袋。·《牛津英语大词典》中一个来自16世纪的词条给“pussy”的定义是，具有猫的特质（比如温柔友善和羞怯胆小）的女孩或女人。17世纪时，这个词同时比喻猫和阴道的用法开始出现。直到20世纪早期“pussy”才被用在男人身上，那时的作家把这个词与温顺而没有攻击性的男人联系在了一起。
在互联网时代，模因（memes）——病毒式传播的网络符号——也推动了将一个词的所有权从施暴者转移到受压迫者手中的过程，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nasty woman”（恶毒女人）。在2016年的第三轮总统辩论中，全世界都听到唐纳德·特朗普称希拉里·克林顿是“nasty woman”。不到24小时，这个短语就迅速被制成了gif动图、印上了一系列马克杯（我就有一个），还成了美国计划生育协会（Planned Parenthood）的数字筹款活动名称。这群“网络暴民”只用了大约一天的时间，就成功地从最先说出“nasty woman”的男人那里抢回了这个短语。这种时候互联网真是酷爆了。
另有例子显示，词义转贬的过程使得某些女性相关的中性词变成了既针对女性也针对男性的侮辱性词语。以“buddy”（兄弟）和“sissy”（姐妹）为例，今天我们会用“sissy”来描述一个柔弱或过于女性化的男人，而“buddy”是“好朋友”的同义词。许多人以为“buddy”和“sissy”两个词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但是最初二者其实是“brother”（兄弟）和“sister”（姐妹）的缩略语。只不过后来男性相关的那个词经历了词义转褒；而与女性相关的那个词与之相反，被冲进语义的马桶，落入了如今的贬义污水：懦弱可怜的男人，像个女人一样。实际上，语言学家已经确认，大部分针对男性的侮辱都来自对女性气质的描述，要么影射女人本身，要么影射男人身上的（刻板印象式的）女性化特质：“wimp”（软弱窝囊废）、“candy- ass”（胆小鬼）、“motherfucker”（杂种）。甚至“woman”（女人）这个词本身就有嘲笑效果，我就常听人说：“Dude，don't be such a woman.”（哥们儿，别跟个女人似的。）
现在到了有趣的部分：了解了性别侮辱如何演变以及它们的作用之后，我们必须弄清楚接下来要做什么。我们怎样才能进一步确保像“bitch”“slut”“pussy”这类词彻底去污名化且不再倒退回侮辱性词语呢？我们如何才能以一种既有趣又活泼的方式来使用语言，同时又不会延续有毒的性别刻板印象呢？
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了“master”（男主人）和“mistress”（女主人）两个词上。这两个英文词源自古法语，本意都表示具有权力权威的人。几十年后，只有后一用于女性的词被污染，含义变成了——如舒尔茨所说——与已婚男子“频繁私通”的淫乱女人。而“master”继续代表一个掌管某事物（比如家庭、动物，或性虐恋关系中的受支配者）的男性；也可以用于称呼一个掌握了某项复杂技能（比如空手道或烹饪）的人。现在告诉我，有哪个好看的烹饪竞技节目叫《厨艺女师》（Mistress Chef）吗？没有，从来没有过。要是有，我一定会看。
女性主义媒体大亨安迪·蔡斯勒（Andi Zeisler）联合创办并经营着“Bitch Media”——一个非营利传媒组织，其名称中就有一个收复再定义后的侮辱性词语。她告诉我，为了减少性别羞辱带来的伤害，我们可以采取的第一步是避免用它们来辱骂别人，也就是只在褒义的语境中使用它们：“Wow，impressive，she’s a bad bitch！”（哇，太飒了，她可真是拽姐！）而不是“Fuck her，that evil bitch”（肏，臭婊子）。
当你将某些特定的性别相关词语对照审视，就能发现针对女性的语义贬损化趋势。比如“sir”（先生）和“madam”（女士），300年前这两个词都是比较正式礼貌的称呼。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madam”变成了描述自负傲慢或性早熟的女孩的词，后来又用来指代秘密情妇或妓女，最终成了妓院老鸨的代称。与此同时，“sir”的含义从未发生变化。
另一个办法是，我们可以完全摒弃它们，毕竟并不是每一个侮辱性词语都能被收复再定义。有些女性主义者就认为“slut”这个词就应该被取缔而不是重新定义，因为用一个词“专门”来形容性经验丰富的女性，本来就是居心不良。就连“荡妇游行”的创办者艾波·罗斯自己也希望这个词彻底消失。2017年，这位模特兼活动家告诉《花花公子》杂志：“我今年的目标是……把‘slut’从字典里抹去。我要找到《韦氏词典》的总部在哪里，然后让我的粉丝来和我一起抗议，因为字典里对‘slut’的定义是女人——一个滥交的女人。”
英语中几乎每一个用来形容女性的词，在其使用过程中都会在某个时刻被涂上淫秽色彩。正如舒尔茨所写：“回顾语言的使用历史，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发现，一个用来形容女孩或女人的无辜词语，最初可能具有完全中性甚至积极的含义，然而它渐渐地有了消极色彩，一开始或许只是轻微的贬损，但一段时间之后它变成了脏话，最终变成了性别污名和侮辱。”
我们主动在日常对话中根除或重新定义“slut”，无疑比冲击《韦氏词典》的总部更有影响力。正如德博拉·卡梅伦曾经说过的：“向国王请愿是没用的……有意义的斗争向来源自草根运动。”但我很欣赏罗斯的想法，我也同意，如果一种社会文化不再如此强烈地厌恶女性的性主权，“slut”的概念以及这个词本身就不会再引起共鸣，随后自然也就不复存在了。某种语言表达消失的现象以前就发生过，例如“old maid”和“spinster”（老处女，老姑娘）·这类词早就过时了，因为到了21世纪，人们不会再批评一位女性到了40多岁仍然单身了。简而言之，当侮辱性词语所包含的偏见瓦解，这些词自然也就过时了。
20 世 纪 70 年 代，语 言 学 家 缪 丽 尔· 舒 尔 茨（Muriel Schulz）是最早扎进这潭“脏水”的研究者之一。舒尔茨曾担任加州州立大学富尔顿分校的语言学教授，现已退休。她于1975年发表了一篇著名的论文，《针对女性的语义贬损》（“The Semantic Derogation of Woman”）。舒尔茨在文中明确阐述了一些词的语义如何逐渐发生变化，并成为针对女性的“性别诨名”，例如“cupcake”（纸杯蛋糕）、“cunt”。词的语义演变有两种类型：其一是“词义转贬”（pejoration），即一个词最初是中性的或者褒义的，最终演变成贬义的；与此相反的过程则被称为“词义转褒”（amelioration）。
话说回来，我们都和不同的侮辱性词语有着独特的关联。“slut”之于我就不同于它对于艾波·罗斯的意义，我已经很多年不用这个词骂人了，甚至想都没有想过。这只是因为我根本不认为“slut”是贬义的脏话，就像我认为“性生活丰富的女性是可鄙的”这种伪命题根本就不成立一样。我仍然在用“slut”这个词——不是很经常，就偶尔用一下——而且总是以一种积极的、充满力量的，有时还带有讽刺意味的方式，类似于劳蕾尔·萨顿所观察到的“ho”的使用情境，例如“I had the sluttiest night ever，it was amazing”（今晚玩得超级嗨，太开心了）。我和我的朋友们甚至经常用“slut”（和“whore”）来形容一个人对某物的狂热，比方说“Zack is such a whore for McDonald’s fries”（扎克真是个麦当劳薯条狂魔），或者“Amanda is the biggest wordslut I know”（阿曼达是个超级无敌炫词狂魔）。也许我喜欢说“slut”是因为它有我们都喜欢的那种有趣的、爆破性的单音节发音。也许是因为我个人没有太多被这个词辱骂的创伤经历。或许，也可能只是因为如果你对一句脏话进行足够多的分析思考，它带的刺最终会被消除，就好像当你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说一个词，它慢慢会变得没有意义而且听起来很奇怪。所以我愿意相信，终有一天，女性的性行为会永远不再受到谴责。到那个时候，任何人只要愿意都可以被称为“slut”，他们也知道其中几乎没什么冒犯的意思。
萨顿不是第一个通过实验来研究语言中大量性别歧视词汇的语言学家。“关于女性‘污名’的研究多如牛毛。”她在论文中写道，并指出研究一致表明，英语中针对女性的性与性别的侮辱比针对男性的要多得多。语言学家认为，父权制度下使用的任何语言都是如此，因为语言能从根本上体现其所属文化的信仰和权力结构。英语中针对女性的贬义词总是带有性含义，这也折射出西方社会中女性的整体境况，即要么美好如“treats”和“files”，要么恶劣如“hobags”和“hellpigs”。这是典型的处女/荡妇二元论——从对英语俚语的汇总来看，女人永远是两种性对象之一：一种是天真纯洁、矜持难得的美人；一种是古怪丑陋、水性杨花的荡妇。
然而语言不可能总是积极的。实际上，侮辱是一种可能永远不会消失的语言需求——我们人类太爱批评挑剔。因此，假如你发现你的确需要用到脏话来解决性别问题和性别歧视问题，可以试试想一些中性的词来表达，比如别用“cunt”骂女人，也别用“motherfucker”骂男人。更具体和有效的办法是，骂人只针对一个人的不妥行为，而不是针对其性别。比如说，任何性别的人做了什么恶心阴险的事情，我们可以骂他们“shit- filled，two- faced sneak”（满嘴喷粪、两面三刀的告密者），或者“goddamn villainous crook”（天杀的恶棍无赖），这样更有创意、更尖刻，而且直击要害——别再说没创意的“bitch”和“dick”了。
深入分析以上数据之前，我想先花一点点时间来“欣赏”一下某些俚语的创意——例如“skankly hobag”“helpig”这些想象出来的东西。然而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英语中到底为什么有这么多羞辱女性的不堪词语？而且为什么有些词说起来还挺有趣？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完全不带性别歧视地谈论人类对脏话的热爱？
如果你想让脏话库变得更丰富多彩，试试外语里的中性侮辱吧，我很喜欢。比如牙买加词“bumbaclot”，意思是“擦屁眼的厕纸”，或者讨人喜欢但有点难发音的俄语词“perhot’podzalupnaya”，意思是“尿尿孔上的皮屑”。
此前一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进行过一项类似的性别羞辱词汇调研，发现有关女性的俚语中有90%是贬义，而有关男性的只有46%是贬义。也就是说在人们日常使用的词汇中，羞辱女性的表达比羞辱男性的多。该调研同时也发现了一系列用于女性的“褒义”词语，但其中大多数与贬损女性的词一样都是基于“性”，而且常将女性比作食物，例如“peach”（蜜桃）、“treat”（美味）、“filet”（嫩肉）。
蔡斯勒说，我们能做的另一件积极的事情是，注意在孩子身边不要使用性别歧视词汇。毕竟，在儿童和青少年时期，许多性别刻板印象已经固化。蔡斯勒建议说：“当年轻人称呼某人为‘bitch’、‘slut’或‘pussy’时，他们真正想表达的是什么？你要发挥积极作用，帮助年轻人认清这一点。”她指的是2008年的一件事，即一名大学生在希拉里·克林顿面前骂她是“bitch”。“我问他为什么特意用了这个词。”蔡斯勒回忆说。结果是这名学生实际上对希拉里·克林顿本人，或者她应该被怎样称呼并没有形成坚定、独立的观点，只是因为从小到大都听他父母这么骂希拉里，他就学会了。就像蹒跚学步的孩子在车里听到妈妈说“shit”（屎；该死）之后，也开始不停地说“shit”一样，我们从父母那里吸收了大量未经思考的性别侮辱。不论是向好的方向发展还是变得更糟，未来几代人用语言攻击别人的习惯在某种程度上是我们可以控制的。“语言中有太多的东西变成了默许存在的，”蔡斯勒说，“所以尽早意识到这一点并挑战它的合理性真的至关重要。”
学生们反馈的俚语总数达3788个，犹如五彩缤纷的大拼盘，涉及各种不同方面。（还记得人们激动时会说“booyah”·吗？啊，令人怀念的90年代。）其中共有166个词是针对女性或与女性有关的。萨顿把它们单列出来寻找其中的规律，并按以下主题将这些词分为四种语义类别：滥交、肥胖、邪恶、性感程度。数据库中最具代表性的词语包括“slut”、“whore”（妓女），以及“skankly hobag”（骚货）⁺，用来形容性关系比较开放的女性；“bitch”和“biscuit”（饼干；泼妇），指强硬不好惹的女人；“hootchie”（破鞋）和“pink taco”（粉塔可）`，即用外阴代表女性；还有“heifer”（小母牛）和“hellpig”（地狱猪）↑，表示一个女人外貌丑陋或无法勾起男人的欲望。
终止使用某些特定的词语并非出于政治正确或害怕冒犯他人。恰恰相反，这是对既定规则的反叛。拒绝使用“slut”和“pussy”这样的词辱骂别人，你就是在拒绝针对女性性欲和男性气概的不平等标准，就是在抗议社会对女性性独立的谴责，男性借此是在拒绝成为粗暴的男权沙文主义者。只要反抗的人足够多，那么每个人都会是赢家，因为一个更平等的社会也是一个总体上更放松、更富有同情心、更少人会被冒犯的社会。如果我们学习酷儿和女同的做法，把侮辱我们的词收复回来并进行重新定义，那么“冒犯”这个词本身就会被废弃淘汰。
萨顿将自己的语言天赋应用于商品命名并成功破解了变现密码，而在五年前，她其实着迷于另一种“命名”：性别羞辱。20世纪90年代早期，萨顿还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语言学系的一名研究生，她当时产生了一种难以抑制的研究渴望，即挖掘美国最流行的脏话背后的社会学含义。于是她进行了一项持续两个学期的实验：萨顿让她的365名本科生每人列出自己和朋友最常用的十个脏话俚语，并注明词义。随后她将这些词输入了一个巨大的数据库，类似于前网络时代的城市词典（Urban Dictionary）。萨顿的计划是从性别角度分析这些脏话俚语，从而找出女性与男性在更广泛的文化对话中的地位差异。
提高我们对性别侮辱的意识，可以让我们在描述别人的外表和行为时更慎重、更包容，从而表达得更准确。这种自觉意识反过来也会让人思考，性别的概念是如何潜入我们日常语言的其他领域的。如果我们要分析“slut”这个词的真正含义、出处，以及我们为什么说它、那么下一步自然就是对我们习惯性脱口而出的其他性别相关词语提出同样的问题、比如“woman”、“man”、“female”（女性，雌性）、“male”（男性，雄性）、“guy”、“girl”（女孩）、“she”（她）、“he”（他）、等等。为什么是性别和性，而不是其他可以用于鉴别人的特质在我们谈论别人的方式中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为什么通过语言来区分一个人的性别对我们如此重要？
最熟悉这种套路的人莫过于劳蕾尔·A.萨顿（Laure l A. Sutton），她是一位语言分析师、广告文案策划人，其职业生涯就创建在微妙的命名·艺术之上。1998年，萨顿创建了一家“起名公司” Catchword，致力于为那些不谙此道的企业主设计出吸睛又好记的品牌名称。 Catchword的客户范围很广，从好事达保险（Allstate）到麦当劳都囊括在内。你知道这个快餐帝国著名的麦咖啡法拉沛冰摩卡⁺吗？名字就是 Catchword 起的。你试试给这种两美元一杯、含420卡路里的咖啡奶昔起个更合适的名字？我赌你想不出来。
我觉得这里面一定有故事。
如果你想羞辱一个女性，就骂她是妓女。如果你想羞辱一个男性，就骂他是个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