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先行的思维也印刻在庞大的针对女性的性化词汇中，比如“ho”（妓女）、“tramp”（淫妇）、“skank”（粗鄙丑女，心机婊）——详见第一章的内容——而这些词全都没有与之对应的男性版本。即便是那些褒义的强性别倾向的语言也会影响我们对自己的看法，只需想想我们小时候听到的基于性别的夸赞就知道了。“对小男孩的赞美通常是‘smart’（伶俐）、‘clever’（聪明）这样的词，”卡梅伦说道，“而对小女孩，人们大多会夸她们‘pretty’（漂亮）、‘cute’（可爱）。”这种模式是如此根深蒂固，我甚至发现自己在夸我的两只猫时也说了同样的话：“good boy”（好小伙）和“pretty girl”（漂亮姑娘）。这种用词差异往往会影响孩子们对自己的看法，而且会持续许多年——当然，这样叫猫大概不会对它们有什么影响。
另一个类似的情况是，“man”这个词出现在我们认为属于女孩的词之前：“manbun”（男士发髻）、“manbag”（男士手袋）、“guyliner”（男士眼线笔）⁺。这些词朗朗上口，但它们本质上所强调的观点是：化妆品和手袋等物品是女性专用的，因此让人觉得轻佻无用，如果商家希望吸引男性使用这些产品——而不是让它们在仓库吃灰——就必须以一种具有男子气概的方式重新包装它们。同理，像“mompreneur”（“妈妈”企业家）：“SHE-EO”（女CEO）和“girlboss”（女强人）这样的词表明，“entrepreneur”（企业家）和CEO实际上不是性别中立的词，而是被默认为“男性”的。这类词的存在也说明，当一名女性在商界努力奋斗时，我们会忍不住使她们的头衔听上去更娇媚可爱。“mompreneur”似乎象征着闪闪发光的女性力量，它当然也是社交媒体上很好用的一个话题标签，但在实践中，像这样的词语非但不能消除语言中隐含的性别歧视，反而强化了歧视。
显而易见，性别偏见一直存在于语言中，但直到现在，英语文化才意识到应该进行语言革命了，这是因为我们拥有了前所未有的翔实语言数据，以及我们对于探究以下问题产生了空前的情感动力：我们谈论性别时有什么具体的不同之处？我们在感知男性、女性和非二元性别者的言语时又有什么显著差异？
以上现象的核心是一种普遍假设，即许多受人尊敬的职业从业者——外科医生”、科学家、律师、作家、演员（甚至是非人类演员）——都是男性，除非另作证明。这种先入为主的微妙偏见，就反映在“女医生”或“女科学家”这类称呼上，暗示着这些职位天生就是男性的，而“模特”“护士”“卖淫者”则默认都是女性。
物理学和地质学研究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与之相比，对语言和性别的研究是全新的，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关于该主题根本没有任何论着和实验数据。这一研究领域的兴起恰逢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当时在政治上亟须理解英语中隐藏的性别歧视。那时，几乎社会语言学领域里的所有人，都想谈谈人们每天是如何使用语言来创造和反映他们的性别的。这些问题之前从来没有被正式分析过，而语言学家们在过去的研究中也犯了很多错误，因此学者们有大量的问题需要解决。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 90年代初，主流文化逐渐认为女性的权利问题不再具有紧迫性，许多研究也随之被淡化——尽管女性主义理论研究在学术界不再流行、但幸运的是仍然有许多少数族裔学者在该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比如金伯利·克伦肖（Kimberlé Crenshaw），她在1989年提出了“交叉性””的概念——总的来说、语言和性别的研究受到了阻碍，停滞不前。
偏见在语言中的表现方式极其隐秘，其中之一就是我们的语言还有文化会默认将男性视为普适的人类。这种思维在我们随后要探讨的无数语境中都有所体现，现在我们可以先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大部分时候，“man”（男人）和“person”（人）在英语中是同义词。“例如，如果有人以‘I saw this person the other day…’（我前几天见过这个人）作为故事的开头，那么听故事的人通常会把这个没有修饰语的‘person’理解为一个……中产阶级白人男性，直到下文明确标示并非如此。”匹兹堡大学研究语言和男性气质的学者斯科特·基斯林（Scott Kiesling）如是说，“男性所使用的语言通常也是用于评判其他群体语言的无形对照标准。”
直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期，随着对性别谱系和性别平等的兴趣重新涌入我们的头脑，普通人和语言学家才再次提出如下问题：一个男律师在法庭上叫他的女同事“亲爱的”算是性骚扰吗？“slut”这个词可以去污名化地使用吗？女性比男性更频繁地道歉吗？假如的确是这样，那这是件坏事吗？
我问牛津大学的女性主义语言学家、我心中的偶像德博拉·卡梅伦，英语到底是如何变得如此充满性别歧视的，它原本就是这样的吗？幸运的是，卡梅伦认为英语的DNA（元音和辅音）中并不包含性别偏见，但英语的惯常使用方式“表达（并再生产）了文化中一些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的假设”。这意味着，好消息是英语对女性和非二元性别者并没有“天生”的偏见；但坏消息是，英语的使用者集体同意以一种强化现有性别偏见的方式使用它，而这种方式往往是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
讲英语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望得到这些答案，这给了语言学家新的机会来收集数据，并纠正许多人仍然抱有的关于“男性和女性如何使用语言”的错误看法。是时候让他们的研究超越教室和学术期刊的限制，走向我们的会议室、早午餐桌和议员的办公桌了，因为这些发现能在推动性别平等的运动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语言和文化之间的联系是不可分割的，语言一直并将继续被用来反映和强化权力结构和社会规范。因为老白男统治我们的文化太久了，而语言又是创造文化和进行交流的媒介，所以是时候在这些事情上发起挑战了：我们如何与为何以现有的方式使用语言？以及我们使用这些语言的本意是什么？也就是要质疑一下我们每天所说的话，以及我们说这些话的语境，因为如果不假思索、下意识地使用一些简单的词，比如称呼语或脏话，很可能就是在强化一个我们本身并不认同的权力结构。
这批新研究中最令人兴奋的新观念之一是，女性所拥有的隐秘而强大的语言特质武器库——尽管这些特质受到了严重误解——是当今世界迫切需要的。（她们容智的“武器”包括更快地适应语言变化的倾向，以及提出利于团结的问题的能力。）深入当代女性主义语言学家的研究成果之后，我们就会明白日常语言是如何影响我们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的，而这将帮助我们把语言从阻止我们插话的力量中收复回来。
你可能注意到了，也可能没有：以上事件中的大多数主角都是男性——军人、贵族、商人和劳工、印刷工人、词典编纂者、制造业从业者和技术人员。因为在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从历史角度看，女性想做一些很酷的事情并不容易，在定义世界这件事情上她们很难拥有话语权。（尽管事实证明，从细节到整体，女性确实对语言的演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是一种独特的力量，我们接下来就会谈到。）
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就在于此。
大约也是在17世纪初的这个时候，北美掀起了殖民潮，美国的英语方言也由此吸收了法国和西班牙的殖民者，以及西非奴隶贸易所带来的影响。然后工业革命开始，随着新事物和新思想的产生——从蒸汽机、炸药、疫苗到计算机和互联网——大量新词进入了词典。短短几百年内，现代美国英语就诞生了。
我不打算在这几页过多谈论自己，但我想简略地告诉你们我是如何对语言和性别研究一见钟情的。这要从我还不懂语言学的时候说起，那时我还只是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长大的一个健谈的孩子。我的父母都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生物学家，性情温和，他们说我还没到三岁，就已经是他们见过的最话痨的人了。我从小就对语言着迷：为什么说某种方言或外语会完全改变别人对你的看法？单词在一个人的脑海中怎么会有无数种不同的组合方式，从而能描绘出不同的画面呢？——比如你说“recalcitrant”（倔强）或是“stubborn”（固执），会激起听者不同的情绪反应。前者“敢于”使用冗长的音节，并且将发硬音和发软音的字母c灵活地组合在一起；而后者总是让人联想起某个顽固不化、不断受挫的蠢货。我的父母在我十岁生日时送了我一本同义词词典，它一直是我最喜欢的礼物。
印刷出版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种大规模生产报纸和书籍的时髦新技术不但促进了识字率的提高，而且反过来创造了“语言需要标准化以便于印刷出版”的新需求。因此，英语的拼写和语法都得到了简化，最终，伦敦英语——伦敦是大多数出版企业的总部所在地——成了英语的标准形式。第一部英语词典也依照这种标准英语形式，于1604年编撰出版，当时它只包含了2449个单词；作为对比，《韦氏第三版新国际英语大词典》，包括补编在内，拥有多达47万个词条。
后来我上了大学，从基础入门课开始修语言学课程，你可以想象，当突然有一屋子的人和我一样，都迫切地想知道为什么我们会这样说话时，我有多高兴。在我上过的所有课程中，最令我着迷的是一门叫作“性、性别与语言”的课。事实上，在2011年我在纽约大学注册系统上发现这门课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性别与我们说话的方式有任何关系——尽管在上学前班的时候，我曾表示我应该成为整出班级戏剧的导演，而不是演一个叫丹尼·奥尔特曼的小角色，然后我就被不可挽回地贴上了“bossy”（专横）的标签。当然，最后我成功当上了导演，而且这出戏大获成功，但它使我背上了“苛刻女·蒙特尔”的绰号，直到上中学我才摆脱了它。另外，多年来，我的谈吐也一直受到老师和职场主管的斥责，他们认为我说话声音太大，“like”说得太多，更不用说他们十分厌恶我喜欢说脏话，认为这是不成熟的表现。但当时我想，或者至少是希望，所有这一切并不是因为我是一个女孩，而是因为我说话的音量超乎寻常地高。毕竟，我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喋喋不休”的女孩。
几百年过去了，一种被称为“元音大转移”（the Great Vowel Shift）的语言现象开始了。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英语元音明显变短——事实上，它们仍然处于变短的过程中——单词结尾的e变得不发音，英语的发音整体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另外，到了16世纪，得益于航海技术的进步，英国人开始与世界各地不同的人和语言打交道，这个过程也影响了英语的发展。还有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在此期间，人们对教育的渴望再次高涨，封建制度开始衰落，新技术新发明的出现，尤其是对语言而言最重要的印刷机的发明，都推动了英语的演变。
在大学里的社会语言学课上，我开始了解到英语中隐藏的一些微妙的性别刻板印象，比如“penetration”（插入）这个词是如何暗示并强化“性是从男性的角度出发，以男性为主体的”这一观点的，即性被定义为男人对女人所做的事。与之相反的词可能是“envelopment”（包住）或“enclosure”（包裹，包围）。你能想象如果我们用这类词来形容性，那生活将会多么不同吗？如果在任何特定的性场景中，语言都把女人定性为主导者（主体），这是否意味着女性的性高潮会取代男性的性高潮，成为性生活公认的终极目标？这类问题让我震惊。
古英语在不列颠一直使用到公元1066年，那时诺曼底公爵——又名征服者威廉，即一个长着灰色胡子、戴着镶满宝石的皇冠、让人害怕的矮个男人——入侵英国，屠杀了一大群人，并带来了一种早期法语。在随后的几百年里，英国出现了一种语言上的阶级分化，即穷人说英语，富人说法语。但随后黑死病席卷而过，杀死了大约三分之一的人。这使得工人阶级对国家的经济更加重要，到了14世纪，英语再次成为英国的主导语言。但那时，深受法语影响的英语已经演变成一种新的语言形式，被称为中世纪英语，你可能在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中看到过以缠绕的字体呈现的中世纪英语。
没过多久，我就意识到语言学专业的学生并不是唯一应该学习这些思想的人。显而易见，语言是现代性别平等运动的下一个前沿阵地，我们需要让世界看到这一点。
公元5世纪，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三个日耳曼部落，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突然出现在英伦三岛——他们的登岛行为也许十分友善，也许十分暴力，历史学家们并不完全确定；但从他们携带的锋利的金属武器来判断，我倾向于相信是后者。这些部落说的语言是“古英语”（Englisc），听起来有点像《指环王》里食人妖的语言，有很多卷舌r音、暗元音，以及低沉的、像含着痰一样的辅音。这种语言，连同几个世纪后来到不列颠的维京人所说的北日耳曼语一起，将原有的凯尔特语挤到了边缘。仅存的一点点凯尔特语和这几种外来语言结合在一起，最终形成了我们所知的古英语。这个过程在今天很难理解，除非你是一个古英语学者，如果你正好是的话——你好，书呆子，欢迎来读我的书。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了解到以下内容，比如在你最常说的骂人脏话中隐藏着的性别歧视；为什么说话带有气泡音、喜欢说“like”实际上代表着语言悟性高；街头混混对陌生女性吹下流口哨、大喊“嘿，辣妹！”的时候，他们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我们还会讨论，为什么以一种更具性别包容性的方式说话很酷，而居高临下、爱纠正别人语法的家伙逊爆了；为什么“男同性恋声音”会得到关注，而“女同性恋声音”却无人在意。另外，我们还将讨论“cunt”（屄）这个词的历史；“gossip”（八卦）到底是什么；如果男人从地球上消失，语言听起来会是什么样子（只是从理论上来说！我可什么都没暗示）；我们可以如何利用所有这些信息，来实现真正的改变。
为了让我们一起开始这段语言之旅，请允许我简要介绍一下英语是如何诞生的。
我们也会碰到一些复杂的问题，比如，真的有可能完全收复再定义“slut”这个词吗？我们能够永远杜绝街头的言语骚扰吗？我们无法百分百肯定地回答这些问题，至少现在还没办法。但读完这本书，你就会掌握所有你需要的“书呆子”知识，让你说话听起来像房间里最敏锐的语言忍者。我以我的经验告诉你，这种感觉不是一般地棒。
但是首先，我们需要了解相关历史。因为如果我们不知道许多说法是从哪里来的，收复英语就无从开始。你得先知道病因才能对症下药，对吧？好消息是，英语并不是由一群穿着长袍坐在房间里制定规则的白人男性发明的——虽然有时情况的确如此，比如法语，稍后会详细讨论。语言基本上不可能一经发明就永恒不变，相反，语言一直经历着持续不断的自然演化。
下面讲一段我自己的经历。我曾经用我仅有的一丁点语言学专业知识，成功说服一个和我背景完全不同的人——一个对女性应该如何说话有着自己顽固信念的人——改变了想法。那时我19岁，在纽约大学的课余时间照看一位教授的女儿，她在曼哈顿上东区的一所预科学校上学。与她同年级还有一个女孩，那个女孩的母亲常穿花呢裙套装，头发颜色像黄色水仙花，这位母亲成长于重视言行举止得体高于一切的家庭，而她立志要把这些优良原则传授给自己的女儿。
我们生活在一个很多人对英语感到不知所措、哑口无言的时代。但情况不是必然如此，我们可以收复英语，这本书将向你展示如何做到这一点。
我在地铁6号线上遇到了这位母亲，当时我们带着各自的五年级小朋友，要去曼哈顿下城的布利克街。我们坐下来寒暄了几句，然后我挪到旁边和两个女孩聊天，说着说着，我用了缩略语“y’all”（你们）称呼她们：“So how did y’all’s French test go？”（你们法语考得怎么样？）
更恼人的是，还有很多人——往往是一些社会特权阶层——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语言的演化。这群脾气暴躁的人声称不区分性别的词汇不符合语法，他们拒绝了解生理性别（sex）和社会性别（gender）之间的区别，还抱怨凭什么随口说说“slut”（荡妇）这个词就要被指责性别歧视，他们在美好的旧时代可没被指责过。这些人意识到了自己身份之下的语言根基在剧烈颤抖、变化，自然就把气泡音和无性别人称代词等语言现象视为不祥之兆，并且威胁着他们在世界上的统治地位，令他们毛骨悚然。因此他们固执己见，寄希望于如果他们能阻止所熟知的英语发生变化——任何语言学家都会告诉你这是徒劳——他们就能保住自己的特权社会等级并继续从中受益。
穿花呢套装的母亲不高兴了。“y’all？”她喘着气，用手抚着胸口，“你不能不顾场合随口乱说‘y’all’，阿曼达。这是糟糕透顶的英语！人们会认为你很愚蠢……或者更糟，以为你是南方人！”“她看了一眼自己的女儿，摇了摇头。
我们也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发现受人尊敬的媒体和公众人物传播着对女性声音的批评，比如批评她们说话太夸张，过于频繁地使用“like”（好像；嗯）和“literally”（字面上；确实；简直）这样的词，还批评她们过度道歉。他们大肆宣扬类似的针对女性声音的批评，声称这些都是“女性主义建议”（但其实是伪女性主义的），旨在帮助女性说话时听起来“更权威”，这样她们就能够“被更认真地对待”。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批评根本没有任何客观的、符合逻辑的道理，他们的出发点仅仅是女人说话听起来不像中年白人男性。他们实际上在迫使女性处于一种自我质疑的状态，好让她们闭嘴。
我等的就是此刻。
现在是时候让性别和词汇的话题超越学术界，进入我们的日常对话了。因为人们发现，21世纪的美国处在一个独特而动荡的语言环境中。每一天，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自由地表达各种性别认同和性取向，与此同时，我们用来描述自己的语言也在随之演化。这很有趣也很重要，但对一些人来说这一切可能很难理解，也许会让一个原本良善的人感到困惑并开始戒备。
“其实呢，”我从座位上滑回去说，“英语中缺少第二人称复数代词，我觉得人们社交时有意识地使用‘y’all’就能有效解决这个问题。”这位母亲扬了扬眉毛。我接着说：“我本可以用‘you’（你/你们）这个词来称呼她们，但我想让你女儿知道，我是把她也包括在谈话中的。我原本也可以说‘you guys’（你们）’，这在日常交谈中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但据我所知，这两个孩子都不认为自己是男性。我一向尽量避免使用表示男性的词来称呼非男性，因为这样称呼别人会从根本上助长语言性别歧视，而语言性别歧视是许多人多年来一直反对的。所以我的意思是，如果这两个女孩都不是男生，那么当然不能用‘guys’称呼她们。你觉得呢？”
说到权力，你可能听说过，也可能没听说过一个词，“父权制”，也就是一种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结构。人类社会并非一直都是父权制的，学者们认为父权统治始于公元前4000年左右-——作为参照，智人已经在地球上存在了20万年。当人们谈论“粉碎父权制”时，他们的意思是从语言上和其他方面挑战这个压迫性的系统。这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因为在西方文化中，父权统治已经存在过久、令人厌弃了。
母亲对我露出怀疑的微笑。“也许是吧。”她说。
齐曼是一名语言学家，我为写这本书而采访的大多数其他词汇专家也是。语言学家这个职业经常被误解，并不是你学会几十门外语就是语言学家，他们也不会热衷于纠正人们用错的分裂不定式。事实上，语言学是研究语言在现实世界中如何运作的科学。其中一个领域是社会语言学，是语言研究和人类社会学的交叉领域。其实就在不久之前（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语言学家才首次开始研究人类如何将语言作为一种社会工具来团结他人、创建关系和维护权威等。在所有研究主题当中，最令人大开眼界且最具争议的无疑是语言和性别的关系，即人们如何使用语言来表达性别，性别如何影响一个人的说话方式、 以及他们的话语如何被听者感知理解。语言学家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发现，从最微小的声音单位到最广泛的会话类别，语言的几乎每一个角落都与性别有关。而且由于在很多文化中，性别都与权力直接相关，所以语言也必然如此，只是我们大多数人都意识不到罢了。
“是这样的没错！”我很高兴她让了寸步，就继续口若悬河，“还有其他有趣的词可以用。我也可以说‘yinz’’，这在宾夕法尼亚州西部和阿巴拉契亚的部分地区很常用，但我个人认为它不太好发音。总的来说，我觉得‘y’all’是解决棘手的词汇缺口的最佳选择。我还知道，这个词被高度污名化了，因为人们将它与特定的地理区域和社会经济背景联系了起来，就像‘ain’t’：这个词一样。哦对了，‘ain’t’在 19世纪的英国上流社会中被大量使用。”
但是我们讲话的每一部分——我们的用词、语调、句子结构——都在向别人传递着隐形信号，告诉他们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应该如何对待我们。如果使用不当，语言就会变成武器；如果使用得当，语言就能改变世界。这听起来可能有点耸人听闻，但我保证一点都不夸张。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语言学家拉尔·齐曼（Lal Zimman）告诉我，我们文化中最大的误区之一，就是认为语言的作用远不如其他更具体的自由实现形式和压迫手段那么大，如同那句老话所说，棍棒和石头能打断你的骨头，但是言语永远伤不到你。“人们需要明白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手段，它可以使人受到伤害、感到欢欣鼓舞，也能使人得到重视和尊重。这真的非常重要。”齐曼说道。
“这是真的吗？”母亲坐直了身体。
坐稳了我亲爱的读者们，这本书即将为你呈现藏在英语背后的那片迷幻宇宙。语言是我们很多人习以为常的东西，这是当然，毕竟我们一出子宫就开始学习语言了——真的，我们六星期大的时候已经在尝试发一些元音——从那时起，我们便如此自然地使用语言，以至于我们从来没有真正考虑过说这样那样的话究竞意味着什么。从小到大，我都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学术领域专门研究语言运作的每一个微小细节，从发r音时你的舌头应该怎么卷怎么放，到为什么美国人这么喜欢英国口音。
“是真的。”我确认道，“话说回来，我很想了解你反对使用‘y’all’这个词的原因。可以跟我说说你的成长经历吗？”
可是如果我告诉你，800年以前“bitch”这个词与女人和狗没有任何关系，你会怎么想？那如果我告诉你，在现代英语出现之前，“bitch”最初实际上只是“genitalia”（生殖器）——任何人的生殖器——的另一个代称呢？在经过漫长而多变的演化之后，它才被用来形容雌性野兽，然后自然而然地演变出了现在的意思：专横、邪恶、不“赏心悦目”的女士。如果我告诉你，在英语中，一个完全中性甚至褒义的单词演变成对女性的侮辱的过程一直在进行着，你又会作何感想？我还要告诉你，我们所说的几乎每一个词的表层之下，都有一段丰富、迷人，有时甚至是暴力的历史，比任何迪士尼电影或CNN辩论都要戏剧化得多。如果我告诉你，语言正在不知不觉中，以一种惊人的、肮脏下流的，但十分迷人的方式影响着我们所有人的生活，你又会作何感想？
接下来的十站，这位母亲都在讲述她的人生故事——讲她的移民父母，讲她小时候父母为她设定的、严苛到难以想象的言语标准——当我们在布利克街下地铁时，我敢肯定，下次她想教训别人不可以说“y’all”之前会三思。我其实倾向于相信她再也不会这么做了。
当我说“bitch”（母狗；贱人，婊子）时，你会想到什么？让我猜猜，是跟你高中同校的那个女生吗？她鼻子小小的，用布兰妮·斯皮尔斯的同款香水，还从来不邀请你去她家开派对。不是吗？那这个词可能会让你联想到你以前的老板、室友，或者某个著名的女反派，比如库伊拉·德·维尔，那个杀狗的邪恶混蛋。也许你也会立刻想到凯莉安妮·康韦·的脸，仿佛一个突然从地狱蹦出来的小丑。又或者，它的字面意思会让你想到一只母狗。但不管是什么物种，总能有多种办法让一个雌性生物变成“bitch”。
我写这本书是为了帮助女性，以及其他被边缘化的性别群体，从语言文字中汲取力量，就像我那天在6号线地铁上那样。为了将长期以来被用来攻击我们的语言收复回来、重新定义，我们必然需要用知识把自己武装起来。厌倦了别人教训你该用什么声音说话？好消息是，语言学家对此也烦透了。现在就是改变这一切的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