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了各种检查，从验血到各项化验。大概检查发现了不少有趣的东西，但并没有猪流感或 SARS 的感染痕迹。几个小时后，一位面带歉意的公务人员告诉我，我可以走了。
所以跟他们走的时候我也明白了，仿佛看到了自己要在中国的病房里待上一个月的场景。
但问题是现在我不知道怎样找到接下来的航班，在巨大的、机库一般的北京机场里，我彻底迷失了。
当时是 2008 年，SARS 正闹得厉害，尤其是中国对这件事非常紧张。几天前我看到新闻报道，即便只有一点点感染的征兆，患者也会被遣返。很多人都被隔离了好几天。
我大概花了三个小时找行李和航班。上次来到机场航站楼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了，我都忘了这地方有多大，这里尤其如此。从 T3 航站楼的这一侧到那一侧甚至需要搭车。
我张大嘴坐在那里，其中一个公务人员一直在看表。他们用中文低声交谈了几句后，空姐对我说：“你需要跟他们走一趟，做一些常规的药物检查。”
在我拐错几个弯之后，离接续航班起飞只剩不到一小时了。
“好吧。”我说，心想眼下不是争辩的时候。
等到我上了飞机坐在座位上，整个人已经像块木头一样筋疲力尽了，我不禁长舒一口气。但没想到墨尔本又给了我当头一击。
空乘人员站在一旁给我翻译道：“他是中国的公务人员，需要测量你的体温。”
过海关的时候，突然有一只拉布拉多犬凑过来闻我的行李。
接下来，我看到两名穿制服戴口罩的中国公务人员走进来。他们在过道交谈了一会儿后，径直向我走来。来到我面前时，其中一个人取出体温计。
“对不起先生，请你跟我们走一趟。”一位警卫说。
“好奇怪。”我心想。
“上帝啊，”我心想，“我可能再也看不到妈妈了。”
还没坐上摆渡车，机长就广播了一则通知，开始讲的是中文，之后是英文。广播说未经允许，不能擅自离开自己的座位。
他们把我带到检查室，开始翻看我的行李，还拿出一个毒品探测仪扫描我的背包。从他们的表情，我能看出来情况不太妙。
旅行最初风平浪静。飞向北京的中国航班航行了 11 个小时。我在飞机上看电影、吃饭，但由于身体不适始终睡不着。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的处方药，另一部分原因则是伦敦潮湿的天气。大概是我冒雨卖了太久的《大志》，航班上我一直在流鼻涕，打了很多喷嚏。当时空乘人员和其他旅客看我的眼神怪怪的，直到飞机在北京落地，我才知道原因。
“很抱歉，你的行李可卡因测试呈现阳性。”警卫说。
我原以为去澳大利亚的旅途会很轻松，但事实证明我完全错了。旅程花了 36 个小时，这绝对是一场噩梦。
我瞬间目瞪口呆，这怎么可能，我不吸可卡因，周围也没有人吸可卡因。我的那些朋友根本买不起这个。
我心情沉重地前往希思罗机场。在贝尔的家中跟 Bob 告别时，他看起来并不太在意，显然他不知道我要至少 6 周之后才会回来。虽然他待在贝尔身边会很安全，但是我依然不放心。我真的已经成了一个过于思前想后的父亲。
他们说如果是用作私人用途，这就不是违法行为。
“如果你只是自己吸食可卡因，只要告诉我们就可以走了。”警卫说。
我很快就存了一些钱，都放在一个小小的茶叶罐里，慢慢罐子就满了。随着出发日期的临近，我终于为这次旅行攒够了所需的资金。
我解释了自己的情况：“我正在戒毒过程中，所以不会吸食任何毒品。”之后我还给他们看了医生开具的证明，解释我为什么会服用丁丙诺啡。
我的航班将于十二月的第一周起飞。于是在接下来的三四个星期里，无论天气好坏，我都从早工作到晚。外面下大雨的时候我会把 Bob 留在家中，但是大部分时间他都跟在我身边。我知道他不喜欢被关在家中，但是在走之前我不想让他生病。如果他再次生病，我就没办法去澳大利亚了。
最后他们终于发了善心，给我拍照后放我走了。这离我第一次走到入关处已经过去了一个小时。我还要赶另一趟去塔斯马尼亚的航班，又要飞几个小时。当我最终抵达塔斯马尼亚的时候，已经筋疲力尽了。
我现在唯一需要做的就是筹集 500 英镑，而这很容易。
之后我需要挑选好航班。最便宜的航班是先飞到北京，再转机去墨尔本。这条航线很漫长，要在北京停留很长时间，但它比其他航线都要便宜得多。我给妈妈发了一封邮件，写上了所有的详细信息，包括我的新护照号。几天后，我收到了她发来的一封确认邮件，说机票已经帮我订好了。我随时可以出发了。
看见妈妈的感觉依然很好。她早就等候在机场，长时间地拥抱了我。她流着眼泪，我想她一定很高兴看见我还活着。
要做的准备有很多。首先我需要一本新护照，但鉴于我最近几年四分五裂的生活状态，这一点并不容易。幸好在一位社工的帮助下，我准备好了一些纸质文件，其中包括了出生证明。
虽然我没有哭，但也很高兴能见到她。
在权衡了几天之后，我决定去澳大利亚。为什么不去呢？换个环境，多些阳光，没什么坏处。
她住的农场和信里所描述的一模一样。房子是平房，又大又通风，屋后还有一座大花园，四周有农田环绕，一条小河从田间潺潺流过。这是一个非常宁静的、如诗如画的地方。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我都会闲居在此，尽情地放松、恢复。
我还要为钱操心。即使妈妈能够为我买机票，我也不能空着手去澳大利亚。一番研究后，我发现在出发之前至少需要挣到 500 英镑。
两个星期之后，我觉得自己已经变得与以往不同了，在伦敦的生活焦虑差不多被抛到了千里之外。妈妈尽心照顾我，让我吃好喝好，我能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在逐渐恢复。终于，我开始修复我们之间的关系了。
我刚把这件事告诉贝尔，她就表示可以把 Bob 接到自己公寓中照看。我知道贝尔是值得信赖的，她也会照顾好 Bob。但是我依然不确定，如果我离开会对 Bob 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一开始我们并没有深入交谈，后来话匣子才打开了。一天晚上，我们坐在阳台上，看着太阳落山，我喝了些酒，全盘供出了自己的过往。这既不是一次忏悔，也不是一部好莱坞煽情片。我只是在不停地说着，说着……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很明显。
情感的闸门被打开了。多年来我一直用嗑药来逃避感情，而后来药物真的让我失去了感情。但渐渐我变了，我的感情现在回来了。
好处可以列出很多，但坏处也不少。首当其冲的就是 Bob 怎么办？谁能照顾他？他能等到我回来的那一天吗？我愿不愿意跟我的这个“知音”分开好几个星期？
当我说起过去十年自己是怎么过的时，和天下所有父母一样，妈妈看起来吓坏了。
另外一点显而易见的好处是，我还将在温暖的阳光下过一个惬意的假期。生活在伦敦的这些年里，我经常工作到夜晚，已经很多年都没有这样享受过了。之前调整处方药把我折腾得够呛，眼下这几周的休息正是恢复体力的好时候。妈妈说自己现在住在小农场里，离河很近，听起来很有田园风情。澳大利亚，准确地说是澳大利亚的风景始终在我心中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重新回到那里对我的精神状态也会起到很好的作用。
她几乎要哭出来了：“当我看见你的时候，我就猜到你过得并不如意，但是我从来没想到会如此糟糕。”
经过这些年的失踪和欺瞒，我知道这次去澳大利亚是一个跟她改善关系并且纠正自己错误的机会。我觉得自己必须这样做。
她双手紧握地坐着，一次次轻声念叨着“为什么”。
之后我和妈妈联系了，再次向她保证我的安全。我没想过有人会关心我的安危，这个念头自始至终都没有出现过。我只靠自己，只关心自己。但现在我已经不同了。
“为什么你丢了护照不告诉我？”
当时我还想开玩笑说，你们差点把我的心脏病吓出来。但对于出警来找我，他们显得并不开心。
“为什么你不给我打电话让我帮你一把？”
“别害怕伙计，你什么都没有做错。”我万分惊恐地打开门后，其中一个人说，“只是在大洋彼岸有人想知道你是不是还活着。”
“为什么你不去找你父亲？”
他们敲门的时候把我吓了一大跳。
她将这些全都归咎于自己，说自己一定是让我失望了。但我告诉她我并不怪她，其实是我让自己失望了，怨不了别人。
即便相隔很远，她对我的关心也从未停止。2005 年 7 月 7 日伦敦发生爆炸案的时候，我没想过给她打电话报平安。当时我很幸运，离爆炸地点很远，但在世界的另一头，妈妈完全不清楚我的情况。她仍和尼克在一起，那时尼克正在塔斯马尼亚警察局工作。不知他是怎样联系到伦敦市警察局帮忙的，查到我的资料后，几名警察在一个清晨来到我位于达尔斯顿的住处找人。
之后我们偶尔会联系，但也有好几个月都不联系，这让她很伤心。
“你并没有让我睡在硬纸板的盒子里，也没有让我吸毒。”这句话让她哭了起来。
不知道她当时有没有相信，但在人生的那个阶段，我也不在乎这些。
我们冰释前嫌，谈话更轻松了。我们谈起了在澳大利亚和英格兰度过的童年时光。不必再对她有所欺瞒，这让我很开心。我讲到自己小时候觉得她很冷漠，我是跟着保姆长大的，而且多次迁居也对我造成了很大影响。
撒谎的感觉并不好，但我没有勇气和胆量告诉她，我实际上露宿街头，吸食海洛因，每天都虚度光阴。
这让她很难过，但她说自己当时只是为了挣钱养活我们，让我们能有个落脚的地方。我知道她说的是真的，但仍然希望她当初能多陪陪我。
我一直在酒吧里给她编故事。
我们开怀大笑。这不是一次气氛压抑的谈话。我们都承认彼此是多么的相似，接着聊起我十几岁的时候跟她发生的一些争吵，我们都笑了起来。
在我的人生下坠到流落街头的过程中，我们曾联系过几次，但我从来没有告诉过她自己在这里的真实情况。过去的十年里我们见过一次面，她 2000 年来伦敦的时候，我们约在埃平森林附近的酒吧。当时我乘坐区域线地铁过来见她，聊了三四个小时。当初我并没有遵守承诺在半年后返回澳大利亚，我告诉她自己在伦敦组织了一个乐队，不想回澳大利亚，因为我们正在努力把乐队做大。
她也承认我们曾有过很多冲突。
最大的好处是我又能见到妈妈了。过去，我们之间的关系时好时坏，但她毕竟是我的妈妈，我很想她。
妈妈说：“我个性很要强，你也一样。你的性格是从我这儿遗传的。”
这是一个艰难的抉择，有很多利弊。
但我们谈得更多的是现在的事。她问了我许多关于戒毒过程以及何时能够彻底戒除毒瘾的问题。我告诉她还有最后一步要做，但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我将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彻底戒掉毒瘾。对于自己不了解的事，她只是专注地听着，我也一样。我们互相都有了更深的了解，不仅止于我们非常相似——这正是多年前我们会产生激烈冲突的原因。
但是现在的我已经变了，有了不同想法。我对生活的看法更清晰，曾经的愤怒和偏执也已经烟消云散了。因此我决定考虑考虑。
在那次长谈中，我多次提及 Bob。我随身带着一张 Bob 的照片，会把它给每一个感兴趣的人看，无论是谁。
如果是以前，我可能会直接把信扔进垃圾箱。我那时过于傲气和固执，拒绝接受来自家人的帮助。
当妈妈看到照片的时候，她笑着说：“他看起来像个小精灵。”
“期待回信，”她写道，“爱你的妈妈。”
“哦，他确实是。”我得意扬扬地说，“如果没有 Bob，我现在都不知道自己会在哪儿。”
她来信的主要目的是向我发出邀请。“如果我给你买好前往澳大利亚的往返机票，你愿不愿意来看看我？”她问道。她说我可以在圣诞假期时过去，还建议我去墨尔本看看我的教父教母，我们曾经很亲近。
在澳大利亚的时光很美好，我可以在这里理清思绪。我知道了自己是从哪里来，想到哪里去。
我们很多年没有联系了。但抛开我们之间相隔千里的距离，信件还是让我感到亲切而温暖。她向我介绍自己搬去了塔斯马尼亚岛的新家，在那里过得很开心。
我有点儿想搬回澳大利亚了，毕竟我的家人在这里，在这里能支持我的人要比伦敦多得多。但是我仍然挂念 Bob，我不在他身边的时候，他肯定会感到失落，我也一样。想搬回澳大利亚的念头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当我启程开始 6 个星期的休假时，心其实已经在回程的飞机上了。
这是我妈妈寄来的。
我与妈妈道别，她把我送到机场，挥手送别。随后我去了墨尔本，在那儿跟教父教母待了一段时间。童年时，他们对我的影响也很大。他们经营着澳大利亚最大的私营电信公司，是澳大利亚第一家经营无线传呼机的公司，一度非常富裕。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非常喜欢在他们位于墨尔本的大房子里玩耍。我和妈妈关系变紧张之后，还和他们住了一段时间。
除去账单之外，我很少收到信件，但 2008 年 11 月初的一天早晨，我收到了一封信。这是一封航空邮件，上面盖的邮戳是澳大利亚的塔斯马尼亚岛。
当他们听到我的故事时，跟妈妈一样震惊。
他们承诺会在经济上资助我，甚至会在澳大利亚为我找份工作。但我再次向他们解释，我有责任回到伦敦。
几周后，我们就习惯了在漆黑寒冷的冬夜一起缩在新沙发里。我已经在期待和 Bob 一起过一个难忘的圣诞节了。但是在节日即将来临时，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
在托特纳姆一家很不错的二手家具店里，我淘到了一张漂亮的沙发。这是一张紫红色的粗布沙发，希望这种面料能经得住 Bob 锋利的爪子。家里的老沙发已经破烂不堪，部分原因是自然老化，部分则是 Bob 用爪子抓挠坏的。所以现在，Bob 被禁止抓挠新的沙发了。
归途一帆风顺。大概是因为我身体更加健康，看起来状态更好，所以通过海关和出入境的时候都没有遇到什么麻烦。我在澳大利亚的时候恢复得非常好，因此在回英国的航班上我几乎都在睡觉。
为了庆祝我的新生，我把房子重新布置了一下。每天，Bob 和我除了在地铁站外上班以外，还额外花了点时间买了油漆、靠垫和几幅挂在墙上的画。
我非常渴望再次见到 Bob，虽然有点儿担心他对我的态度会不会发生改变，甚至会不会忘记了我，但我其实根本无须担心。
但是已经没有那种危险了，多年来我从未有过这样好的感觉。回想过去的黑暗经历不由使我心惊，但我已经向前走了很远，不可能再回头了。
我一走进贝尔的家，Bob 的尾巴就翘了起来，从沙发上蹿下来奔向我。我给他带了一件小礼物——一对玩具布袋鼠，他很快就用爪子紧紧抓住其中一只。当天晚上我们一起回家的时候，他还像往常一样跳上我的手臂并坐在肩上。那一瞬间，我就把在世界另一边所经历的旅行抛在了脑后。我和 Bob 需要再一次共同面对整个世界，就好像我从未离开一样。
Bob 和我共同经历过的事情加深了我们之间的感情。接下来的几天，Bob 一直陪伴着我，就像一个坚守岗位的员工一样看着我，以防我毒瘾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