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她怎么可能想到这个？
嘉宾：我觉得她想都没想到这一点，她不会想。
李玫瑾：对。我们受过教育的人可能会想得更多一点，想得更完整一点，但她是在那种山坳里长大的人，又带着四个孩子。其实，我在研究心理时特别强调一点，就是我们去分析一种心理现象的时候，绝对不能用我们的心理去理解那个人，一定要从他的生活经历、生活背景和他整个的心理发展脉络去研究他。我到监狱去做调研的时候发现，几乎有一半的女犯都是没文化的，她们连学都没上过。尤其是在贫困的地方，很多人认为女孩子大了以后一定会嫁人，干吗要让她去上学？所以，这是属于个人和国家之间的冲突了。从国家来讲，所有的女性都是母亲，按理说女性受教育更为重要。所以，我们从理性来讲，家里哪怕只能有一个人去上学，我也一定要挑个女娃。但是，我们很多家庭不是这样，认为男孩是我的，可以传宗接代，而女孩是人家的。所以，我们在研究犯罪当中就发现，女性往往受教育程度是更低的。
主持人：她老公是倒插门，入赘的吧？还有人说村民们没有给她评上低保，她是不是有一种怨气在里面。这都是猜测啦，现在国家扶贫工作组已经进村了，肯定是要调查了。你说像这种事情，我们很难站在她的角度去想她是什么人，因为她不是跟我们有一样意识的人。有一个人就说了：“她是怕孩子受罪，觉得她死了，孩子也活不好；要是我才不会这样做呢，因为我要是死了，就会引起媒体的关注，国家就会把我的四个孩子送到福利院去养，给他们一个较好的待遇。”
主持人：杨某某其实最后还有个希望，就是希望大女儿能去上学。
嘉宾：对。
嘉宾：没错。但是，如果要用一句掉书袋的话来说就是，我们的很多妇女没有完成社会化，没有进入这种社会体系。所以，我们站在这个地方去谈论她们，或者试图去理解她们，这是很难的。
主持人：也有人提到这个，甚至说跟她的奶奶有关系。
纵览中国法律，我们虽然有《妇女权益保障法》，有《未成年人保护法》，但是，仅“女童要接受完整的九年义务教育”这一基本的要求，在中国的许多地区和许多家庭仍是有名无实或难以实现。许多经济落后地区的习俗和观念决定了那里的家庭完全不为女童进行教育投资，这种结果也是危险的起点。要改变这种难题，只有通过社会理性的努力。
李玫瑾：这就跟她个人的性格有关了，跟她自身的心理有关了。我觉得她这个行为应该是想要去表达什么。作为母亲，她应该还是要有不忍心，即使在做这个事的时候，也要让孩子减少痛苦，对吧？但是，你看到她的行为是非常惨烈的。所以，我觉得她可能还有一点点对家庭的不太满意。
女性系人类的母亲，一个民族的素养取决于这一民族中每个人出生时母亲的修养与教育。社会必须对女童进行理性的关怀与关注，为女童制定特殊的法律规定。在这一问题上，我有些思考，虽不一定全面或正确，但我希望对这一话题和建议有参考作用：
主持人：我看那个调查说，她是拿斧子的钝面砸孩子。一个母亲怎么能够对这么娇小的孩子下手砸啊？为什么一个母亲要这么对待自己的孩子啊？我们不能想象。
其一，必须让所有适龄女童接受基础性教育。在经济水平未达到国家基本水准的地区，以立法和强制实施的方式要求所有适龄女童必须接受基本的义务教育。对女童的教育是一个国家最有意义的投入。考虑到仅免“教育费”仍不能够让许多观念落后的家庭同意女童去上学，所以还可规定，凡上学的孩子，由学校出资解决孩子早晨和中午两顿饭的问题。这对于贫穷家庭来说，或许能够成为鼓励孩子去上学的重要动力。同时还应规定，凡阻止孩子上学的家庭要受到责罚。比如，可以责罚父母到学校做义工。
李玫瑾：对，所以一个都不给你留。
其二，在全国所有地区的小学至中学，特地针对女童（含少女）设计并开设女性课程。这些知识对社会具有未来价值，如“女孩的自我保护知识课”“通过操作修养性情的手工课”“女性的生理知识”“女性的性别修养课”“恋爱和婚姻知识”“家庭生活知识”。这些课程可由专家编写教材，列为必修课而规定课时，以讲座的形式或指定兼任教师来完成授课。因为女性尤其是少女需要特殊的知识，这种知识在现代化之前的社会多由母亲来完成，但当社会进入迅速发展的变革时期，在家庭功能明显减弱的情况下，由学校来体现社会意志并完成这一操作就显得格外重要。
嘉宾：她站在她的角度觉得已经绝望，而且她认为她的孩子活着也还是会绝望。我觉得她有这种想法。
其三，人在12岁以下，其活动场所除家庭以外，主要是幼儿园和小学。在这一阶段，女童最容易受到来自男性老师的性侵害。鉴于此，建议在这一年龄段，孩子的老师应以女性为主。事实上，人在12岁以下性别发展并不突出，可称为中性人。安排女性老师作为班主任，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幼女受到具有职业优势的男性的侵害。
李玫瑾：她是有一个长期积累的不良情绪，然后下了这样一个狠心的抉择，最后就是这么一个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她就想留下的孩子可能会更痛苦，所以她不如把他们全部杀死。我觉得她这个行为实际上也有她对生活的不满，甚至她内心可能对家庭、对丈夫也有不满。当然，这只是一种揣测了。
其四，社会可通过妇联、法律援助等方式帮助那些未婚而孕的少女。在司法中保护未婚而孕的女性，通过法律规定让当事男性必须承担其民事责任。同时，通过妇联机构对这类女性进行指导和帮助。
主持人：这个案件有一个细节惨绝人寰，就是孩子的奶奶来了，看到有个孩子还没断气，就说你把这个孩子留下，但杨某某说一个都不能留。你说她在行凶这一刻精神状态正常吗？
——摘编自李玫瑾随笔《保护女童：已非应然而须必然》
女性比男性更应该受教育
特别暴力的人往往是内心怯懦的人
李玫瑾：我认为这就属于造一个名词了，实际上还是因为她生得狠。我认为这里头有贫穷的问题，同时也有她自己家庭所特有的问题，再加上她本人的性格问题，这几个问题搅和在一块了。当然，我认为如果她能够得到很好的外面救助的话，可能她的心理压力会减轻一些。但是，她没有得到很好的外部帮助，包括她老公也不在身边。如果她老公在身边，可以两个人一起来带孩子，一块种地。但她老公又需要一些现钱，所以他需要到外面去打工。从这里头我看到了她的艰难，但是艰难也不能以这种方式来解决问题。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站在这儿说她什么，我们都属于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人。所以，我觉得我们更多的还是应该去反省这个案件，想想我们能够为这样的人群去做些什么，这是特别重要的。
主持人：过去有这么一个词叫“歇斯底里”，原来西方人认为这是一种妇女才会得的病，好像它最早的词根指的就是子宫的意思。过去某个年代认为歇斯底里是妇女的一种毛病。您刚才谈到有时候女性要是绝了意，在手段上能比男的更狠。那是因为大脑构造不同，还是气质类型不同呢？
嘉宾：我看还有人批评她，说她有“扩大性自杀倾向”。
李玫瑾：跳出这个具体案子来讲，在人类的群体当中，特别暴力的人往往是内心怯懦的人，然后他往往以一些非常残忍的方式来做事。这种人恰恰是生活中无能的人，因为他要是有能力，就不会用这种方式了。所以，处在社会底层，又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生活负担又非常重的女性，在做事的时候会用非常极端的强烈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痛苦，也就会用非常狠毒的方式了。
李玫瑾：我觉得她不太像有产后抑郁。因为产后抑郁往往是在坐月子期间，或者在孩子一岁之内，而且往往是她还在床上时看到孩子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杨某某不是，她的孩子有的已经五六岁了，都挺大了。
主持人：他们家的一个亲戚说杨某某在18岁的时候有自言自语的现象，但是另外两个亲戚又说她没有这种现象。从法医的角度来看，考不考虑她有精神疾患的可能呢？
主持人：也有人提出是不是可以考虑杨某某有产后抑郁的可能。
李玫瑾：我认为这个案件大家一看就能看出来，她如果有精神疾患，是不会在杀人之后我们才看出她有精神疾患的，应该在这之前大家就会看出她这人不正常了。另外，从她这个行为我们看得出来，她还是很平静地离开家的。
李玫瑾：对，她想不生的话，也不能由自己来决定，因为她的经济状况都是由男人所决定的。所以，我觉得在我们这个社会当中，女性的生活状况更值得我们去关注。
嘉宾：而且，她还让她一个亲戚以后有什么好吃的给她奶奶吃，我觉得这还是一个正常的人。
主持人：没有这个意识。
李玫瑾：从她的整个行为来看，这完全是属于已经想好的、不属于混乱的行为。我们把混乱的行为称为失常，但她的行为不属于失常行为，她完全是在她计划和控制范围内去做这件事情的。从她前后的行为来看，她完全没有精神状态异常的表现。要是她精神状态异常，她不需要把孩子领到山坡去，她就在家里拿出个斧子随便砍啦。她是把孩子领开了，不在家里做，而是在山上做，然后被人发现了，对吧？她把四个孩子都领了，一个都不差，然后往每个脑袋都砸了。所以，你看出她一个什么特点呢？她做这个事情是有考虑的，而且她是有安排的。所以，我认为她不存在精神异常，但这只是一种猜测。
李玫瑾：我认为这也是因为穷吧。在生育这个问题上你会发现，在世界范围内，发达国家的生育率特别低，越是穷的国家，生育率越高。在一个国家之内也是这样，一个人受教育程度越高，他的生育率越低。为什么呢？因为你上完博士就已经到一定岁数了，然后如果你要用你的知识去工作的话，你就没有那么多时间放在生养上。所以，往往就是闲在家中没有事情做的那些人生得多。或者是，有些女人在社会的底层，完全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只要一结婚就只有家庭了，男人有什么要求就做，要生也就生了。
主持人：她最后自己也服下除草剂，我觉得这个情况她老公看见都傻了。她老公外出打工回来以后，还有一个孩子还没断气，抱着就往医院跑，跑到半路上就断气了，又抱回来。我可能有些苛责，我觉得她老公最后也自杀了，像他这种遭遇这么大灾难的人，比如说当地一些干部或者救助的人员不得看住他一点吗？
主持人：那她为什么要这样生呢？
李玫瑾：人要想自杀是看不住的，明白吗？如果一个人想自杀，即使有别人陪着，他也会找个机会去做这事的。自杀也是一个人特别的一个抉择了，所以你看也看不住他，除非你能够打消他自杀的念头。要打消她老公自杀念头的话，这个村里的人包括村干部都是做不到的，必须得有特别专业的人来做。但我认为这也很难，因为我们知道人活着就是一份情意嘛，他所有牵挂的人都没了，这种情况下你看也看不住他，而且你也要睡觉，你也不能24小时看着他。
李玫瑾：是，她睡不了整宿觉，尤其有双胞胎更是这样，我们叫“按下葫芦浮起瓢”，按着这个，那个又起来了，所以要是在夜里头，基本上就得俩人轮流管，然后每个孩子喂完奶之后还要抱一会儿，因为你不抱的话他会漾奶，所以你大概还要有半个小时来拍气，让他把奶顺下去。因此，养孩子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关键是我们现在有一个恶性循环在哪儿呢？就是越穷的地方越生得容易。这个也有很多原因，但关键就是过去我们所说的：一个也是养，两个也是拉扯，三个也是带。但事实上对于女性来讲，这样高密度地生育的话，她是非常辛苦的。
嘉宾：除了李老师说的情意以外，杨某某老公的自杀也证明了杨某某的无望、无能，生活已经没有活路了。
主持人：是。现在除了留守儿童，还有留守妇女，她们的老公都在外边打工。你想杨某某其实才是个20多岁的女人，她一个人拉扯这么几个三五岁的孩子。我也听说过女人生了孩子以后，第一年几乎是不能睡觉的。
主持人：你说这种没有活路不是咱们所理解的，她还不至于饿死，对吧？那么，那是一种什么呢？
嘉宾：是。虽然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已经覆盖下去了，但是你从这个案件可以看出，还有很多人是在这个保障体系之外的。他们跟我们所说的文明和文明生活隔得太远，所以我们想用文明人的心理去理解他们是理解不了的。我看到有很多人还用心理学去分析人家。你提的问题在网上也有人这么提过，说她残忍，说母亲再狠也不应该杀孩子。我觉得这都是站在一个局外人或者自认为比较理性、文明的角度来评判别人的，事实上我们确实不好去理解她的内心生活。我记得十几年前中国的农村妇女自杀率在全世界都是较高的，中国的农村妇女很多年以来一直在社会的底层或者边缘生活，或者说在社会体系之外生活。
嘉宾：比如说第一层，他们家在村里边是独户，已经跟村里拉开了距离，几乎被屏蔽了，包括很多时候村里开会，他们家也没有人去参加，是吧？这样的话，她基本上生活中是没有圈子了。
主持人：他们为什么讲“蝼蚁”这个词，说是中西部很多偏僻地区像这种生活境况的农民家庭不在少数。
主持人：对。即便不说这个偏远农村里的妇女，就说今天城市里一个“80后”的年轻妈妈吧，她有四个从3岁到6岁不等的孩子，也没有人帮她，她一个人每天在10平方米的房子里转，你说她是不是也会发疯啊？
农村女性的生活状况更值得关注
李玫瑾：会啊。我自己虽然就一个孩子，我记得大概有两三个月就我自己来带，那时候就觉得情绪特别大，动不动就想哭。心理学上怎么来解释情绪呢？情绪就是人的需要在满足与否的情况下出现的生理反应、心理体验和外部表现。也就是说，情绪问题涉及生理上的问题。有时候生理上的问题很复杂，比如女性在月经期间会出现一些情绪的波动。
李玫瑾：对。我们看到前几年某地一个伯母挖她侄儿眼睛的案子，那个人平时也非常好，就是非常老实，从来不跟人争吵，是一个看上去性情很温和的人。这个母亲也一样，她的痛苦往往都被遮掩了，也无处去申诉，可能也没法去表达，她已经活得绝望了，觉得这个日子熬不到头，所以她觉得我要是死了孩子怎么办，就想孩子要跟我一起走。所以，我分析她的心理，这个事在咱们看来对孩子是怎么样残忍，而她是想反正我要是活不了，你们也没法活了，干脆你们跟我一块走，这样她就下了一种狠心，才会做这样的行为。我真的觉得这是让我们很悲痛的一个事情。我有的时候在想，但凡我们谁知道的话，都会伸一下援手。我认为这个社会是会伸援手的，但是我们不知道。刚才讲到“精准扶贫”的问题，其实我觉得中央出台这个政策是非常好的，但有时候这个经到底下一念就不知道被念成什么样了。按理说像这种情况，她有这么多的子女，家里有老的又有小的，应该是有补助的。确实，我也觉得这个悲剧是挺值得我们去总结的。
主持人：紊乱。
嘉宾：刚烈。
李玫瑾：对。所以，有些问题你完全去找外部的原因，你肯定找不到，但是它又跟外部有关系。有时候外部关系和他的生理关系又有一个时间差，比如说他这个刺激是3号发生的，但他的心情反应是过了三四天之后的。有时候我们生活中也是这样，你经历了一个事情，当时没事，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突然一下就觉得情绪低落，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提不起精神来了。这些都是非常复杂的。所以我说，杨某某这个女性一定是经历过生活中很久的一个挫折感，这个挫折感让她的情绪慢慢积累起来了，包括政府对她低保问题的处理，我认为这也是压倒她的一根稻草吧，但事实上还有很多她生活中的负担我们现在可能没有看到。
李玫瑾：一般像做这样一个行为，应该是下了狠心的，而且我认为她有这种心思应该不是一两天的事了。一般这种行为带有情绪，而情绪性犯罪有两种：一种是比较冲动的，可能从出这个犯意到做这个行为大概也就是一天之内的事；还有一种是这个情绪是慢慢积累起来的，但这个情绪是非常坚定的，不是冲动出来的。你刚才问到她为什么不用其他的方式，我想可能一个是文化的问题，再一个说句实话，弄毒药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我觉得她让我看到女性在犯一些案件的时候，有时候会比男性狠。
嘉宾：她没有盖房子，我觉得这也是一直在村里被议论的。因为村里其他人可能都盖新房了，只有他们还住在那种地方，这个本身在村里就比较受歧视了。这个压抑对她来讲，我觉得已经不是生活很苦的问题了，而是她完全找不到改善的路径了。
主持人：这个我都同意，但是我当时躺在床上百思不得其解，我觉得这恐怕不是唯一的原因。因为她作为亲生母亲，我就觉得她疯了！我要杀死自己孩子的话，我给他灌个农药好不好，怎么能够用斧子把他的脑袋给打烂了？你觉得这是女人能干出来的事情吗？
可以通过养老待遇来控制生育
嘉宾：独门独户，因为她家与村里的房子隔得比较远。比如说，一个自然村大概有二三十户在一起，独户就跟他们隔了一点，这样他基本上没有参与村民的生活，而且在村民的眼里，他也是那种很难交流、很难沟通的人，觉得他是很奇怪的。我觉得这种远离主流人群的生活对人的心理冲击很大。
主持人：李老师，你还关心这种地方的妇女生育控制问题。
主持人：什么叫独户呢？
李玫瑾：对。其实跳出这个案件，我在研究犯罪当中经常会看到一类现象，就是有些家庭叫生而不养。生而不养的原因很复杂，但多数情况下还是跟贫穷有关。我觉得我们社会是否可以考虑一个政策，就是通过养老待遇来控制生育。也就是说，如果你能够计划生育的话，比如国家让你养两个，你生两胎之后要是有控制的话，等你到了55岁，就给你比较高的养老费，这样她就能控制生育了。因为现在我们发现，越是穷的人，生的越多。这会带来什么问题呢？增加了她本身生活的负重，还有就是孩子受不到很好的教育，这会造成恶性循环。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通过养老来控制生育。当然，如果你按计划生的话，国家也要给孩子一定的补贴，让孩子能够很好地受到教育。也就是说，我们要抓两头，一头是孩子的教育，一头是老人的养老费，把这两头控制好。你青壮年的时候自己去挣钱，对吧？通过养老费来控制生育也是非常重要的。
嘉宾：看到这个我也是特别难过，因为我小时候也在村里生活，知道她这种情况在我们湖北叫独户。假如把村民的生活也分主流生活的话，独户其实在村里处于主流生活之外。
主持人：你在农村待过，你觉得这是不是很有必要？
李玫瑾：唉，我觉得应该说还是生活的不易吧。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母亲也挺不容易的，她才结婚七八年吧，生育三次，生了四个孩子。我是做母亲的，我知道带一个孩子特别不容易，因为你至少在一两年之内是完全不能脱离他的，甚至你就睡不了整宿觉。你想她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有四个孩子，其中还有一对是双胞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看到她的丈夫经常在外面打工，可能在她跟前也就是父亲和奶奶了，所以我觉得她的生活应该是比较艰难的。我觉得低保被取消只是她生活中的一个方面，包括她家里有这么多孩子，丈夫又不在跟前，这一切可能是凑成她的一个巨大的重负了。
嘉宾：对，李老师说的这个很有必要。在这之外，我觉得城里的NGO（非政府组织）或者公益组织也应该更加深入地去做这些工作。这件事出来之后很多人还反省，为什么那个“免费午餐”计划和对这种所谓弱势群体的接触没有到位。
主持人：那天晚上我都迷迷糊糊快睡着了，我看手机上有《盛世中的蝼蚁》这么一篇文章。其实一开始引起我注意的还不是它后边较为煽情的部分，我第一次在这篇文章里看到这个案件的描写，当时就在床上叫了起来：“啊，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某省一个28岁的母亲杨某某，用斧子把自己一对5岁的龙凤双胞胎和最大6岁、最小3岁的两个孩子砸死了，还给他们灌了农药，最后她也自尽了，她老公安葬了他们之后也服用农药，一家人全死了。这是怎么回事呢？他们那个村是极端贫困村，他们家还是20多户里头最穷的一户，住在近乎危房的环境里，也就10平方米。有一种说法是他们家几年前被取消了低保，说是有个村民集体民主评议没有把他们家评进去。有人说他们家的收入好像过了那个线，但是也有人说她人缘不好，所以碰到村民集体评议的时候就被选下去了。李老师，我迫不及待请你说说这种不可理解的事情。
主持人：中国穷困地区的社会保障和支持太差了。
女性作案有时候会比男性狠
嘉宾：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