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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的记忆

除去偶尔流露出的诅咒情绪,他的日记的维度丰富,冷静记录现象,给出了历史性的分析。他将希特勒的崛起归咎于俾斯麦时代的失败和技术带来的大众反叛,“这场技术革命留下了一层可怕的灵魂真空——也许能填补这真空的只能是一群新崛起的信奉非理性和非机械主义的魔鬼”,而“这群暴民……他们不仅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堕落,还准备随时要求其他人跟他们一样吼叫、一道吞食沙土、一起退化”。

更重要的抵抗来自日记。“我的几个朋友借机警告我要小心写作,”莱克1937年9月9日写道,“我的写作全出自我的内心需要,不能停止,所以我只能漠视警告,继续写日记,我希望我的日记对记录纳粹时代的历史会有帮助。”他足够谨慎,将日记装在锡皮盒中,藏在后院、树林深处,出于恐惧,还不断转移藏匿地点。

他意识到语言的堕落加剧了政治与公共生活的衰败,“他们(纳粹)的德语是公共厕所墙壁上的德语,是男妓的德语”。他还看到第三帝国在强大无比的外表下的内在矛盾:“如果说德国的国家实力正处于高位,那为什么我们的话语却庸俗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为什么所有社会形态都变得恶劣了?我们怎么会变得如此地背弃协定、如此地不守信用?如果不仅德国官员说下流的语言,就连德军总参谋部和‘前线评论员’也说,德国怎么会变得如此下流?”

莱克的书未被焚毁,他没有公开反抗,也未流亡他乡,他选择了自己的对抗方式:他写历史小说,借由16世纪激进的新教徒的故事来影射非理性的现实;写法国大革命,赞颂公民勇气。小说暂时逃过了审查者的眼睛,终因读者揭发被查禁。

只有你能想象第三帝国的肃杀气氛,万众一心的狂热,你才可以意识到这些日记是多么叛逆,写作者需要多么大的勇气。灾难最终还是到来。“我以为就跟去一家旅馆住一夜一样,所以只随身携带了一个小提箱。他们来搜查武器:这不是一个好预兆。我要求请律师,但被粗暴地拒绝了,”他1944年10月14日写道,“很快我进了监狱。”

谁也未料到,这样一个人最终统治了德国,发起了一场针对文明的战争,他焚烧书籍、制造仇恨,把犹太人送进集中营,把德国公民变成了一群精神失常的狂热者……

被捕是因他拒绝参加“人民冲锋队”——它要充当抵御盟军的最后一道防线。纳粹德国的衰败不可挽回,人人都意识到这一点。早在1943年2月,当英美盟军在北非登陆的消息传来时,莱克就发现“整个镇子——甚至可以说是整个地区——都兴奋起来,仿佛每个人都喝了香槟酒一样。突然,人们的谈话变得坦率了,脸上似乎散发着光芒。漫长的冬日带给人们的艰难就要过去了……”到了1944年8月16日,他更是感到“空气里弥漫着死亡的气息”,遇刺后的希特勒更为歇斯底里,加剧了对德国社会的控制,像是一个垂死者的挣扎。

这给予他观察德国变迁的另一种视角,既有局内人的信息来源,又保持旁观者的冷静。他目睹了希特勒的发迹,他在1920年的慕尼黑看到这个退伍军人的不堪,“他背着吉他,戴着一顶邋遢的宽边帽子,手拿着马鞭”闯入一次聚会,在富有权势的主人面前,他充满敬畏,“只敢把半个屁股坐在椅子上,但他的腰是直立的……像一只狗在啃生肉一样,贪婪地侧耳倾听每个字”。他抑制不住自己的表达欲,讲起话来“像一个军队里的牧师”,在并无反驳的情况下,习惯性怒吼,他令全屋人倍感沮丧,“就好像乘坐火车时包厢里坐着一个神经病人一样”。另一次聚会中,他发现了希特勒不再紧张,更为钟爱布道,“把他的那本政治书的所有陈词滥调都浇到我的头上”“当他激昂地说话时,一缕油乎乎的头发会垂落在他的脸上,看上去就跟骗子一样”。

莱克未能逃过这挣扎。或许是纳粹军队的节节败退让他的神经松懈下来,他不仅拒绝参加“人民冲锋队”,还在给编辑的信里抱怨自己的版税被通货膨胀吃掉了。第一次被捕后不久被释放的幸运未能持续,1944年12月31日,他再度被捕,他被定罪于侮辱了德国货币。

莱克1884年出生于东普鲁士的一个上流社会之家,父亲曾出任威廉二世时的国会议员。他的人生道路与父亲期待的不同,他没有成为一名军人,反而以写作小说、戏剧评论与游记为业。他是精英圈中的一员,却从未赢得巨大声誉。

很可惜,1945年2月16日,他死于集中营。倘若再坚持3个月,他就能看到帝国之崩溃,元首在地堡内自杀。但他的日记留下来了,生命力比他想象得更长久。1947年,一家德国出版社将它出版时,没引起太多注意,一个亟于重建、想迅速忘记历史的德国,无心去面对伤口。17年后,当一家报社重又连载这组日记时,它引发了强烈共鸣,战后一代的德国人准备去理解历史的伤口。接着到来的英文版也没引来太多注意,但40年后,纽约书评再度以“现代经典丛书”的名义出版了它。

这是1941年7月21日的德国,在日记里写下感受时,莱克也清晰地意识到危险,自1936年5月写下第一篇日记时,这就已经确定无疑。

我在2013年买到了这个版本。当时的我正陷入一场小型的个人危机中,对自己的前途缺乏信心,也感到时代潮流正与我的个人价值背道而驰,深感无力。我喜欢它的题目《一个绝望者的日记》,更被它的叙述语调吸引,从第一篇的“斯宾格勒之死”起,作者就表现出令人折服的冷静。出于懒散,或是并未陷入真实的绝望,我从未读完它。但每当陷入焦躁,我习惯翻开它,哪怕只是读了其中几个段落,也会获得一种镇定。2016年,我不无惊异地发现,这本书有了中文版,这一次我读完了它。

听到行刺希特勒失败的消息后,弗里德里希·莱克在日记中写下:“整个国家都哀叹那颗炸弹被放置在错误地点,爆炸时间也不合适”,他感到“内心中深深的遗憾”。对施陶芬贝格伯爵——行刺中的主谋,他不无苦涩地评论,“哈,现在才动手,先生们,有点晚了。你们制造出了那个魔鬼,只要进展顺利,他要什么,你们给什么。你们把德国交给了这个十恶不赦的大罪犯,无论他在你们面前摆放下多么难以置信的誓词,你们都表示效忠……你们让自己成为他的奴隶……”

不无意外的是,它没引我进入绝望,反而给予我莫大的鼓舞。在那些冷静的语调中,你意识到,即使身处一个疯狂年代,你仍可通过自己的方式保持理性,你不仅为此刻的自己而活,你还在前人的审视下与后人的期盼中生活。这个德国人或许想不到,他在绝望时的喃喃自语,不仅帮助自己获得了平静,也将鼓舞很多后来者。

一个写日记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