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有可能，清末的一些中国留学生也会寄居于此，他们要来日本寻求拯救中国之道，或是逃避掉逼仄的日常生活。
凤鸣馆是小池家族在大正年代开始经营的，它的历史足以追溯到明治末期，它是那个年代的寄宿处之一，以价格低廉取胜。与当时散落在本乡的诸多小旅馆一样，它是东大学生、落魄作家以及前途无望的小职员们的首选之地，客人们往往会长包一个房间，在此睡觉、会客、为前途忧心忡忡。其中一位住客名为重光葵，他曾代表日本在二战受降书上签字，当他还是外务省的低级官员时，就住在凤鸣馆。
全因这些清末留学生，我住在凤鸣馆。在每一本近代史书上，你都读到陈天华投海、鲁迅对上野公园的描述以及那些风起云涌的学生杂志与集会。在清朝的最后10年中，东京才是中国的知识与政治风暴中心，这股风暴最终席卷了中国。但这些离开了故国的年轻人，他们在这个城市是如何生活的，怎样面对孤独、焦虑，他们的民族情绪、政治热情与日常生活的关系如何，我却所知甚少。
这是业主的坚持。小池邦夫是凤鸣馆的第三代继承人，他脸上有一种散淡、洒脱，谈起话来烟不离手，还能讲一口流利的英文。他是一个“庆应男孩”，中学与大学都在这所以开放、时髦、学费昂贵著称的学校度过。他毕业的20世纪70年代中期，正是日本经济起飞的时刻。他前往一家日本公司的纽约办事处工作，很是享受这个城市的无拘无束。当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回到东京，正是泡沫经济迅速膨胀之时，六本木的夜晚到处是挥着1万日元叫出租车的人，地产的价格几个月就翻一番，全世界都在谈论日本的经济奇迹，半出于继承人的责任，半出于懒惰，他放弃了大公司的工作，回来经营旅馆。
“前往参观时，要认清出口、入口，不可大声谈话”“厕所的木屐和草鞋，只许在大小便时穿着”“在吃茶果子时，应用筷子夹起，放在左手手掌中才吃，不可把筷子立即送入口中”，我在房间昏暗的光线下读《中国人留学日本史》，其中引用了清末的《留学生自治要训》。实藤惠秀的这本著作初稿写于1939年，至今仍是该领域的权威之作。当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被政治叙述左右时，它开创了生活史的研究。当人们习惯性将目光投射于宋教仁、鲁迅、秋瑾这些杰出人物的思想时，实藤关注那些普通留学生的日常生活：他们怎样坐船来到横滨，怎样坐火车到东京，对于日本饮食的不适，被日本高涨的民族热情震惊，以及日常的不快、思乡之情……他们不仅发现日本，也重新发现中国，发现自己的家乡。《新广东》《浙江潮》《新湖南》这样的杂志不断涌现，他们也为《新民丛报》与《民报》的辩论激动……
本乡五町上的凤鸣馆刻意保持着昭和年代或许还有一点明治尾声的小旅馆痕迹，朴素、安静，现代消费主义尚无处容身。这两层小楼铺就着木地板，走过时发出“吱吱”声，卫生间是公用的，还有一个装有马赛克地板的公共温泉池。
我沉浸于阅读时，推拉门被敲响，店内女侍要来铺床了，然后追问我明天的早餐时间。与100年前来自农村的年轻下女不同，如今的旅馆被一群老人家所掌控，他们的迟缓动作与镇定表情，似乎在提醒历史之延续。像100多年前的留学生一样，置身于日本时，我仍觉得笨拙不堪，不知腰该弯到何种程度，被吃饭的程序弄得烦躁，觉得自己像是这个礼仪国度的“野蛮人”。
朋友们散去，小桌上残留着水果、生鱼片以及半瓶生力啤酒。我坐在地板上，斜靠在墙边，打量着屋内。地板上的浅黄色草席，木窗棂纸窗，角落里的16寸电视——它的四角仍是凸起的流线型，灰色的转盘电话，你觉得铃声永远也不会响起……
我拿着毛巾，蹑手蹑脚地走下楼。正是旅行淡季，客房大多空荡荡的，只听到一对香港夫妇用粤语若隐若现地交谈。我走进空无一人的浴室，把自己浸入池中，那一刻，我感到突然而至的放松。或许，那些被陌生环境与对祖国的焦虑弄得焦躁不堪的清末留学生，也会在这洗浴的一刻终于感到释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