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过去仍然萦绕在我的心头：每次我听到警报声、沉重的脚步声，或者是有人在大喊大叫，我就会感到焦虑、眩晕。我懂得这就是创伤。在我的内心，有一种近乎持续存在的感觉，一旦将要发生不对劲或者可怕的事情，我的身体会自动产生恐惧反应，让我逃跑，得到掩护，找个地方躲起来，远离无处不在的危险。我的创伤仍然可以从平凡的遭遇中浮现出来。突然出现的标识，一种特殊的气味，就可以把我带回到过去。那一天遇见杰森·福勒上校，已是我从大屠杀集中营解放出来30多年以后的事了。而今天，70多年过去了。所发生的事永远不会被忘记，也永远不会改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学会了如何回应过去。我可以很痛苦，或者我可以满怀希望；我可以沮丧，或者我可以快乐。我们总是有选择控制的机会。我在这里，这就是现在，我学会了一遍又一遍地告诉自己，直到恐慌的感觉开始缓解。
我很快就发现杰森创伤的根源。尽管我们有明显的不同，但还是有很多共同之处，我们都知道暴力，我们都知道惊呆是什么感觉。我自身也带着一个深深的伤口，以至于多年以来，我也无法把它完完全全地告诉任何人。
传统观点认为，如果某件事让你烦恼或让你焦虑，那就不要看它，不要对它细想，不要去那里。所以我们从过去的创伤和苦难中逃离，或者从现在的困境或冲突中逃离。在我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一直认为我的生存依赖于把过去和它的黑暗锁在门外。在我20世纪50年代初移民巴尔的摩的时候，我甚至不知道奥斯维辛的英文发音。即使我可以，我也并不想告诉你我在那里。我不想要任何人的怜悯。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
“好的，夫人。”他说，“好的，夫人。”
我只是想成为一名像扬基·都德[1]那样的花花公子，不带口音地说英语，隐瞒过去。在我对归属的渴望中，在我害怕被过去吞没的恐惧中，我极力地隐藏我的痛苦。我还没有发现，我的沉默、我渴望被接受，都是在恐惧中建立的，都是自我逃避的方式——那是不直接面对过去和自我的选择，在不折不扣的监禁生活结束后的几十年，我依然选择不释放。我与我的秘密同在。
杰森惊慌失措了一会儿。这是一个女人，一个陌生人，用浓重的匈牙利口音告诉他该怎么做。我能看到他四处张望，心里想：我怎么才能离开这里呢？但他是个好士兵。他站了起来。
那个总有紧张性精神病的陆军上校坐在我的沙发上一动不动，这让我想起了我最终发现的：当我们把真相和故事隐藏起来时，秘密就会变成我们自己的创伤，我们自己的监狱。偏离了逐渐减弱痛苦的目的，我们筑起了无法逃避的砖墙和钢筋栅栏，不顾一切地否认自己有接受自己的机会。无论我们是否接受自己，当我们不允许自己为我们的损失、创伤和失望而悲伤，我们注定要不断地重新体验这些损失、创伤和失望。
“我们去散步。”我说。我没有问。我给的是命令。“上校，我们现在就带苔丝去公园。”
自由在于学会拥抱所发生的一切。自由意味着我们鼓足勇气，一块砖一块砖地将监狱拆除。我担心，坏事会发生在每个人身上。这一点我们不能改变。看看你的出生证明，它有说生活将会很容易吗？它没有。但我们中的许多人仍然深陷创伤或悲伤之中，无法充分体验我们的生活。但这种悲伤我们可以改变。
在我研究杰森的时候，我知道要到达他的内心，我不会用情感的语言。我会用一种军人觉得更舒适、更熟悉的语言和他交流。我会下命令。我感觉到能打开他心扉的唯一希望，就是让血液流过他的身体。
最近，在肯尼迪国际机场等待飞往圣·地亚哥的航班时，我坐下来，研究每个路过的陌生人的面孔。我所看到的深深地触动了我。我看到无聊、愤怒、紧张、担心、困惑、沮丧、失望、悲伤和最令人烦恼的空虚。看到这么少的欢乐和笑容让我很难过。即使是生命中最阴暗的时刻，依然有体验希望、轻松、幸福的机会。平凡的生活也是生活。痛苦的生活，充满压力的生活同样也是生活。为什么我们常常要奋力去获得活着的感觉，为什么要让自己远离完整人生的感受呢？为什么把生活带入生命是一种挑战？
现在该做些什么呢？我希望时间可以过得慢些。杰森依然僵硬地坐在我的沙发上，虽然他是自愿来我这里，但他的内心仍然被囚禁，未能解开。我只有一个小时，一次的机会。我可以接触到他的内心吗？我能不能帮他化解他的暴力倾向呢？我能清楚地感觉到，就像空调一阵阵地吹过我的皮肤一样。我可以帮助他意识到，解开他烦恼和痛苦，通往自由的钥匙就在他自己手上吗？我当时不知道，如果那天我没能打开杰森的心扉，那么他的命运就会比进入医院的病房更糟糕——在真正的监狱里，在那里等死。我只知道我必须尝试。
如果你问我在我所治疗的人中最常见的诊断，我不会说抑郁症或创伤后应激障碍，尽管这些情况在我所认识、喜爱和引导他们释放自己的人中都太普遍了。我会说渴望，我们太渴望了。我们渴望得到赞许、关注、爱慕。我们渴望自由拥抱生活，真正了解和做我们自己。
鉴于他所表现出的症状如此严重，如果我不能成功地对他展开治疗，我唯一的选择就是把他推荐给我的同事，威廉·博蒙特陆军医学中心的首席精神病医生——哈罗德·柯尔默博士。威廉·博蒙特陆军医学中心曾是我做博士研究工作的地方。哈罗德·柯尔默博士会让杰森入院治疗，诊断他的紧张症，并可能使用一种抗精神病药物，如氟哌啶醇。我能想象到杰森穿着病人服，目光仍然呆滞，身体非常紧张，肌肉痉挛的样子。这些症状经常是药物治疗精神病后的副作用。我完全相信精神病科同事的专业知识和那些拯救生命的药物可以治疗杰森的病，但是如果有机会使用干预治疗方法，我就不建议住院治疗。我担心如果不首先尝试其他治疗方法，而直接让杰森住院和服用药物，他会转变成另一种麻木状态。当神经系统发出信号时，僵硬的身体会因运动障碍而不自主地运动——不协调地手舞足蹈，不停地抽搐。这是身体在没有大脑允许的情况下运动的信号。然而，无论是由什么原因产生的，他的痛苦都有可能被药物所减轻。药物不能真正地解决问题。无论他自己感觉是好了还是比以前差了，就算我们错误地认为他有好转，都不得不面对他最终不可能痊愈的事实。
我对自由的研究，以及我作为一名职业临床心理学家的多年经验，让我明白了痛苦是普遍存在的。但是受害者是可以做选择的，受害者和受害之间是有区别的。在生活中，我们都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受害者。在某些节点上，我们会遭受某种痛苦、灾难或虐待，这是由我们难以或根本无法控制的人、机构或环境造成的。这是生活，这是受害。它来自外部，包括邻里的欺侮，老板的愤怒，配偶的暴力，情人的欺骗，法律的歧视，把你送进医院的事故。
一股不确定的感觉使我的身体紧张起来，意识也脆弱起来。在这关键的十字路口，我们这面对面的两个人，都是那么脆弱。我们挣扎着找到痛苦的根源，找到治愈的办法，就像完成一场冒险。杰森不是因为正式的转诊而到来，看来他是自愿到我的办公室来的。但我从临床和个人经验中知道，即使有人选择了治疗，他还是会保持多年的自我封闭状态。
相反，受害者来自内部。没有人能让你成为受害者，只有你自己。成为受害者不是因为我们身上发生了什么事，而是当我们选择坚持我们是受害者。我们显露出一个受害者的想法——一种思维方式，并成为僵化的、责备的、悲观的、陷入过去中的、不宽恕的、惩罚性的、没有健康的限制或界限的人。当我们选择限制自己生活在受害者的心态中时，我们就成了自己的狱卒。
他还是什么也没说。
我想要把一件事弄清楚。当我谈论受害者和幸存者时，我并没有责怪受害者。他们中的许多人从来没有机会拥有其他身份。我不能责怪那些被送到毒气室或是死在自己床上的人，甚至是那些撞到带电和带钩的铁丝网的人。我为所有被宣判有暴力和破坏力的人感到悲伤。我活着是为了引导别人在面对生活中的种种困难时更有自主权。
“告诉我你为什么来这里。”我再次询问道。
我也想说痛苦是没有等级的。没有什么事情能使我的痛苦比你的更糟或更好，没有一张图表可以描绘出一种悲伤比另一种悲伤更加悲伤。人们对我说：“我现在的生活很艰难，但我没有权利抱怨，这不是奥斯维辛。”这种比较可以使我们减少自己的痛苦。作为一个幸存者，作为一个“茁壮成长的人”，需要绝对接受过去和现在的事情。如果我们低估了自己的痛苦，因为我们对生活中的挑战感到失落、孤独或害怕而惩罚自己，那么对其他人来说，这些挑战似乎微不足道，我们仍然选择成为受害者。我们没有看到我们的选择。我们在评判自己。我不想让你听到我的故事后说：“我自己的痛苦不那么明显。”我想让你听到我的故事，然后说：“如果她能做到，那么我也可以！”
他的一只眼睛不安地眨了一下，但什么也没说。
一天早上，我看到两位背靠背的病人，她们都是40多岁的母亲。第一个女人有一个患有重度血友病的女儿。她大部分时间都在哭，问上帝怎能夺走她孩子的生命。我为这个女人感到痛心，她全心全意地照顾女儿，却被女儿即将离世所打败。她很生气，她很伤心，她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在痛苦中幸存下来。
“为什么现在来找我呢？”我问。这是我的秘密武器。我总是会在第一次见面时问我的病人这个问题。我需要知道为什么他们有动力去转变原来的想法。为什么在所有的日子中选择今天？他们想好开始和我一起解决问题了吗？为什么今天不同于昨天、上周或去年？为什么今天不同于明天？有时痛苦推动着我们，有时希望牵引着我们，影响着我们何时开始面对问题。“为什么是现在？”不只是问一个问题，而是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另一位病人是从乡村俱乐部来的，她也哭了大半个小时。她很沮丧，因为她的新凯迪拉克汽车刚刚送到，车身的黄色与她的预想有着细微偏差。从表面上看，她的问题似乎微不足道，特别是对之前那位因孩子去世而痛不欲生的病人来说。但我对她了解得很清楚后才明白，她因车的颜色偏差而失望流泪，其实是代表着她对生活中更大之事的失望。生活并没有按照她所希望的方式进行，一个孤独的婚姻，儿子又被学校开除，她为了丈夫和孩子而放弃了一个职业志向。通常，我们生活中的小烦恼象征更大的损失，看似无关紧要的担忧代表着更大的痛苦。
他没有回答，甚至没有眨眼。他让我想起了神话或民间故事中一个变成了石头的人物。有什么魔法能让他重获自由呢？
我意识到那天的两位病人，她们看起来如此不同，但彼此之间又有着共同之处。两个女人都在应对她们无法控制的局面，她们的期望被颠覆了。两人都在挣扎，感到被伤害，因为有些事情不是她们想要的，她们试图使已经发生的事实和自己期待的结果相一致。每个女人的痛苦都是真实的。每一个女人都被卷入了人类的戏剧中，身处那些我们看不到的境地，觉得自己没有准备好应付。这两个女人理应得到我的同情，两者都有被治愈的潜力。这两个女人，就像我们所有人一样，即使她们的情况没有改变，在态度和行为上都有可能选择将自己从受害者变成为幸存者。幸存者没有时间问：“为什么是我？”对他们来说，唯一相关的问题是：“现在怎么办？”
“我怎样才能帮到您？”我问。
无论你是处于生命的黎明时分，还是在正午或是深夜；无论你是经历了深深的痛苦还是刚开始遇到困境；无论你是第一次坠入爱河，还是到了老年失去了生命伴侣；无论你是正在从一个改变生命的事件中恢复过来，还是寻找一些能给你的生活带来更多快乐的小调整，我都很乐意帮助你发现如何逃离你自己的心智“集中营”，成为你注定要成为的人。我愿意帮助你体验脱离过去，摆脱失败和恐惧，摆脱愤怒和错误，摆脱悔恨和未解决的悲伤——自由地享受丰富、完美的人生盛会。我们不能选择没有伤害的生活，但我们可以选择自由，从过去中逃脱，不管发生什么，拥抱可能。我请求你自由地做出选择。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开始尝试和他沟通。在开始部分，我会介绍一下自己并分享我的经历和方法。有时候，我会直接调查并确认把病人带到办公室的感受。对于杰森，关键是不能操之过急地让他接受太多信息，也不能打击他脆弱的内心。他完全自我封闭着。我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来给他安全感，让他能冒着危险，向我展示他内心深处的秘密。我必须注意我对危险发出警告信号的肢体语言，而不让我的恐惧影响我的能力。
就像我母亲曾经为星期五晚上的安息日晚餐做的白面包那样有三条线，这本书也有三条线索：我的生存故事，我的自我恢复故事，以及我有幸带领之前的病人重获自由的故事。我尽可能地转述我所能记得的最完整的经历。病人的故事准确地反映了他们经历的要点，但我已经改变了所有的名字和识别特征，并在一些例子里，创造了完成相似挑战病人的组合材料。接下来是关于拥抱可能的故事，无论大小，它能带领我们从创伤走向胜利，从黑暗走向光明，从监禁走向自由。
杰森虽然有着运动员般的身高，体格瘦削，但他的身体僵硬，显得比正常人更呆板，蓝色的眼睛凝视着前方，下巴一动不动的，什么都不说地站在那里。我引领他到我办公室的白色沙发上坐下来。他僵硬地坐着，拳头压在膝盖上。我从未见过杰森，也不知道是什么事情让他如此紧张。我们靠得非常近，我可以轻易地察觉到他的痛苦，但他的思绪已经远去，迷失了方向。他甚至没有注意到我的银色贵宾犬——苔丝，正立在我的办公桌旁，就像房间里第二尊活的塑像一样。
[1] 扬基·都德：《胜利之歌》音乐剧的主人翁。
在1980年的一个夏天，当杰森·福勒上校走进我在埃尔帕索的办公室时，我并不知道他会将装满子弹的枪藏在他的衬衫里面。但他的出现使我莫名地紧张起来，我感觉到自己的肚子绷紧了，脖子后部也有刺痛的感觉。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是经历过战争的我能感受到危险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