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的普通人间戏剧因边界、战争而变得复杂起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我出生和成长的斯洛伐克地区曾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但在1918年，也就是在我出生的10年前，凡尔赛条约重新绘制了欧洲地图，并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捷克斯洛伐克是由三个地区构成：由斯洛伐克的农业组织拼凑而成的地区、由捷克人组成的摩拉维亚和波希米亚的工业地区以及喀尔巴阡山脉的俄罗斯地区。其中，斯洛伐克是我家所在的地区，它是由匈牙利人和斯洛伐克人组成的，而喀尔巴阡山脉的俄罗斯地区现在是乌克兰的一部分。随着捷克斯洛伐克的诞生，我的家乡匈牙利的卡萨，变成了捷克斯洛伐克的科希策。而我的家族变成了两种少数民族。我们是匈牙利民族，生活在以捷克人为主的国家中，同时我们也是犹太人。
过了几十年我才发现，我可以用一个不一样的问题来面对我的人生。不是：我为何活着？而是：我要用我被赋予的生命做些什么？
尽管犹太人自11世纪以来就一直生活在斯洛伐克，直到1840年，犹太人才被允许在卡萨定居。即便如此，城市官员在基督教贸易协会的支持下，也会为难那些想在那里生活的犹太家庭。然而到了19世纪之初，卡萨已经成为欧洲最大的犹太社区之一。不像在波兰等其他东欧国家，匈牙利的犹太人社区不是少数民族居住区（这就是为什么我的家人只会说匈牙利语，不会说意第绪语[1]）。我们没有被种族隔离，我们享受着大量的教育、专业和文化机会。但我们仍然会遇到微妙但显而易见的种族歧视，反犹太主义不是纳粹党发起的。在成长的岁月里，我内化了一种自卑感和一种信念，认为不承认自己是犹太人、入乡随俗、融合、永不脱颖而出更安全。要找到一种身份和归属感很困难。直到1938年11月，匈牙利再次吞并了科希策，我们感觉就像回到家一样。
也许每一个生命，都是对我们没有但希望有的和对我们拥有但宁可没有的事物的一项学习。
我们的家是一座古老的安德烈亚西宫建筑，它已经被分隔成单门独户的公寓。母亲站在我们家的阳台上，把一张东方地毯铺在栏杆上。她不是在清洁，而是在庆祝。匈牙利王国的摄政王阿德米拉尔·尼克拉·霍尔蒂殿下，今天抵达，欢迎我们的小镇正式回到匈牙利的版图上。我理解父母的兴奋和自豪。我们回来了！今天，我也欢迎霍尔蒂。我跳起舞。我身穿传统的匈牙利服装：一套鲜艳的大花刺绣羊毛马甲和裙子，白色波浪袖衬衫，还有丝带、蕾丝和红色皮靴。当我在河边做高踢腿的时候，霍尔蒂鼓掌了。他拥抱了舞蹈演员，也拥抱了我。
这些记忆留给我的是力量的象征吗？还是所受伤害的？也许童年是一块土壤，在这里，我们试着发现自己多么伟大，或者多么渺小。童年又像是一张地图，在这里，我们研究着自身价值的边界和大小。
“迪库卡，我希望我们能像克拉拉一样是金发。”玛格达在睡觉时低声和我说。
当我到学校时，父亲给我的这一季度的学费不见了，不知何故，我在这一连串的舞蹈中把它弄丢了。我检查了衣服的每一个口袋和褶皱，却仍然没有找到。整整一天，害怕告诉爸爸的恐惧感，使我觉得炽热的身子骨发冷。当他在家里举起拳头的时候，眼中根本没有我。这是父亲第一次打我，或者说，第一次打我们中的任何一个。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几乎想死。如果这样，父亲也许会因为他对我所做的事而感到痛苦，而且我希望他也会死去。
我们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废除宵禁和歧视性法律，但霍尔蒂的巡游是一个证明这一切终究会到来的起点。匈牙利国籍在某种意义上带来了归属感，但也存在另一种意义上的排斥。我们很高兴能说母语，作为匈牙利人的身份被接纳，但这种接纳取决于我们的同化程度。邻居们认为只有非犹太人的匈牙利民族才被允许穿传统服装。
当我独处时，我是最快乐的，我可以回到我的内心世界里。在我13岁时的一个早上，我如常地在上学路上的一个私人体育馆里，练习着我们芭蕾舞班将要在节日里在河边表演的《蓝色多瑙河》舞曲。灵机一动，我跳起了自己编排的舞蹈。我想象父母见面时的情景，同时分饰两角——当父亲看到母亲走进房间时，他滑稽地愣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我妈妈旋转得更快，跳得更高。我把整个身体弯成了一道弧线，就像快乐的笑脸。我从未见过母亲欢笑，也没有听过她开怀大笑，但我打从骨子里觉得她的幸福并未被发掘。
“最好不要让别人知道你是犹太人，”我的姐姐玛格达警告我，“那样做只会让其他人想要来拿走你的漂亮东西。”
我从来就不美丽，这点我母亲很清楚。但在我将要10岁的时候，母亲向我保证，我再也不用隐藏我的脸了。在布达佩斯的克莱因医生能治好我内斜的眼睛。在乘坐火车去布达佩斯的时候，我吃着巧克力并享受着母亲对我的专属关注。母亲告诉我，克莱因医生是第一位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进行眼科手术的名医。我太沉迷于旅行的浪漫和我完全拥有着母亲的这项特权，以致没有意识到她对我的警告。我从没有想过手术会产生疼痛，直到我被它所吞噬。母亲和她那些帮我们联系上克莱因医生的亲戚们把我颤抖的身体扶到桌子旁，倚靠着。比无限巨大的痛楚更糟糕的是，被爱你的人压制着而无法动弹的感觉。直到手术成功后很久，我能从母亲的角度来看待这个情景，她对我的痛苦也感同身受。
玛格达最年长，她总是告知我身边的事物。她经常给我讲一些细节，通常是一些糟糕的事，让我去学习和思考。在1939年，纳粹德国入侵波兰，匈牙利纳粹的箭十字党民兵在安德烈亚西宫占据了我们家楼下的公寓。他们向玛格达的身上吐痰，他们驱逐我们。我们搬到另一间公寓，它在科苏特市拉约什马路6号，是在一条小巷而不是主干道上，对我父亲的生意来说不太方便。这里本来是另一个已经去了南美的犹太人的家。我们知道其他犹太家庭正在离开匈牙利。我父亲的妹妹玛蒂尔达也已经走了好几年了。她住在纽约布朗克斯区，那是一个犹太人的移民社区。她在美国的生活似乎比我们的更受限制。我们不谈论离开。
使我最困扰的是母亲发现我在外祖父母家厨房时的脸色，并不是因为见到我在这里而惊喜，反而像是我的存在使她感到惊讶。就像我不是她想要的或者期望见到的那个人一样。
直到1940年，那时我13岁，箭十字党民兵开始围捕卡萨的犹太男子并把他们送到强制劳动营。战火似乎离我们很远。我父亲并没有被捉走，至少起初的时候没有。我们以否认身份作保护。如果我们没有引起注意，就可以继续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头脑中，我们可以保护好自己，可以使自己不被伤害。
我的外祖父母见到我很高兴。这是一个美好的早晨。我坐在厨房里，吃着坚果面包卷。但门铃响了。我外祖父去应门。过了一会儿，他冲进了厨房。他听力不太好，所以大声地警告我。“躲起来，迪库卡！”他叫喊道。“你的母亲来了！”他试图保护我，却把我出卖了。
但是在1941年6月的一天，玛格达骑了她的自行车出去。当警笛轰鸣时，她横冲了三个街区躲到外祖父母家，却发现有一半的地方已经荡然无存。感谢上帝，他们死里逃生了，但他们的女房东却没有。这是一次单独的袭击，一颗炸弹炸毁了一个街区。我们得知俄国人要对这些颓垣败瓦和死难者负责。没有人相信，但没有人能反驳。我们是幸运的，同时也是脆弱的。唯一可靠的事实是，在那一堆被打碎的砖块上曾经是一座房子。毁灭和物资缺乏成为事实。在巴巴罗萨行动中匈牙利加入了德国的阵营。我们的军队入侵俄罗斯。
在我8岁的一天，我打算离家出走。我想验证我是可有可无的，是受忽视的。我要看看我的父母是否知道我已经走了。我没有去上学，而是坐电车去了我的外祖父母家。我相信我的外祖父母——我妈妈的父亲和她的继母——一定会包庇我。他们和母亲因为玛格达把饼干藏在克拉拉梳妆台抽屉里的事，卷入了一场持续的战争。他们对我来说是安全的，然而他们也会处罚那些违反禁令的行为。他们会手牵手，这是我父母从未做过的事。他们没有故意扮演相爱，也不需要假装奉承。他们是令人感到安慰的——一阵牛胸肉、烤豆、甜面包和霍伦特炖菜的气味，这是我外祖母在安息日带去面包店做的炖菜，因为正统的做法不允许她使用自己的烤箱烹调。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被要求戴上黄色的星星。关键是要隐藏它，我们用外套把它覆盖。但即使我的星星没有被看见，我还是觉得我似乎做了一些不好的、应该被惩罚的事情。我不可饶恕的罪过是什么？我妈妈总是在收音机旁。当我们在河边野餐时，我父亲讲述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俄罗斯当囚犯时的心路历程。我知道那是他作为战俘时的经历——这是精神创伤，尽管我不知道怎么称呼这种创伤——那也关系到他会与宗教信仰产生距离。我知道战争是他痛苦的根源。但是战争，这场战争，仍然在别处进行。我可以不理会它，我会的。
我7岁时，我的父母正在举办一个晚宴。他们派我去外面打一壶水。回来时，我从厨房听到他们在开玩笑，“我们本可以省下那个的。”我想他们的意思是在我来之前，他们已经是一个完整的家庭了。他们有一个弹钢琴的女儿，还有一个拉小提琴的女儿。我想我是多余的，而且我不完美，也并没有我的位置。我们都以这种方式曲解事情，我们假设是这么一回事而从不去验证它的真假。我们还会编造一个故事来告诉自己，强化我们去相信确实如此。
放学后，我在芭蕾舞团待了5个小时，我也开始学习体操。尽管它开始只是芭蕾舞的补充练习，但我很快就对它产生了与芭蕾舞一样的热情，认为它同样是一门艺术。我加入了由我的私人体育馆里的女孩和来自附近的私立男子学校学生组织的读书俱乐部。我们读了斯蒂芬·茨威格的《玛丽·安托瓦内特：一个普通女人的肖像》。我们一起谈论茨威格发自内心，从人的思想角度去写历史的写作手法。在读书俱乐部里，有一个名叫埃里克的男孩。有一天，他注意到我。每次我说话的时候，我看到他都在盯着我看。他个子很高，有雀斑和红色头发。我想象着凡尔赛宫，想象着玛丽·安托瓦内特的闺房，想象着在那里遇见埃里克。我对性一无所知，但我很浪漫。我看到他注意到我，我想知道，我们的孩子会是什么样子？他们也会有雀斑吗？讨论结束后，埃里克走近我的身边。他身上的味道很香，像新鲜的空气，仿佛我们一下子就到了霍恩河河岸上的草地散步一样。
记忆是神圣的，但也令人困扰。那是一个将我的愤怒、内疚和悲伤，像饥饿的鸟儿在反复地啃着同一块老骨头那样纠缠在一起的地方。那也是我会去寻找“为什么我幸存下来”这个无法回答的问题的答案的地方。
我们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有着重要的分量和实在的意义。
我把他的指令如祷文般记在心上。我把身子往下沉，脊柱保持直立，收紧腹部肌肉，腿部向两边拉伸。我懂得怎样呼吸，尤其是当我觉得卡住不能动时。我想我的身体就像我姐姐的小提琴弦那样伸展着，找到精确的张紧度，使得整个乐器奏出奇妙的乐章。就这样，我做到了一个完整的劈叉。“好啊！”我的芭蕾舞导师鼓掌道。“保持住你现在的动作。”他把我从地上举起来，高高地举在他的头顶上。失去了地板的作用力，我很难让腿保持绷直的姿态。但有那么一会儿，我觉得自己像个供品，发出纯洁的光。“迪库卡，”导师说，“在生命中，所有能让你惊喜若狂的事情都来自内心。”我要花好几年的时间才能真正理解他的意思。而现在我所知道的就是我可以呼吸、旋转、踢腿和弯曲。随着我的肌肉伸展开来和力量不断增强，我的每个动作，每个姿势似乎都在呼唤着：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我是一个大人物。
我们谈论文学，讨论巴勒斯坦。这不是一个无忧无虑的约会，我们的关系不是随意的迷恋和早恋。这是面对战争时的爱。我们生活的城市已经对犹太人实行宵禁，但有一天晚上我们还是偷偷地溜了出去，没有戴上黄色的星星。我们在电影院里排队，在黑暗中找到自己的座位。这是一部由贝蒂·戴维斯主演的美国电影《走出过去的时代》。我后来才知道，在美国，它被称为《扬帆》。贝蒂·戴维斯扮演一个未婚的女孩，被她控制狂的母亲欺压着。她试图寻找真我和自由，但总是被她母亲的批评所击倒。埃里克认为这是一种关于民族自觉和自我价值的隐喻。我看到了我母亲和玛格达的影子——我的母亲喜爱埃里克，却因非正式约会惩罚了我；她恳求我多吃点，却不愿给玛格达填满盘子；她经常沉默和内省，却对玛格达发怒；她的愤怒虽然从来没有指向我，但却让我同样感到恐惧。
当我们换上睡衣，爬上床时，我抹去了对父母的担忧，取而代之地想起了我的芭蕾舞导师和他的妻子，想起自己两步并做一步地跑上楼梯去舞蹈室，还一边跑一边脱掉校服，穿上我的紧身衣和裤袜时的感觉。我从5岁开始学习芭蕾舞，母亲的直觉告诉她我不适合当一个音乐家，而是应该培养另一种天赋。就在今天，我们在练习劈叉。芭蕾舞导师提醒我们，力量和柔韧性不可分割——一个肌肉收紧了，另一个就会松开。为了保持持久和可塑性，我们必须保持内心坚强。
当前线部队逼近俄罗斯的时候，我们永远不能预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家里亦因此纷争不下。在黑暗和因不确定而产生的混乱中，埃里克和我照亮了彼此。随着我们的自由和选择变得越来越受限制，我们每天都计划着我们的未来。我们的关系就像一座桥，通过这座桥，我们可以从现在的忧虑去到未来的欢乐。计划、激情、承诺。或许是身边的动荡要我们承担更多的义务，更少的质疑。没有人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我们知道。当我们连接到未来时，我们拥有彼此和一个共度一生的未来，可以像看见我们的手那般清晰地看见这一切。在1943年8月的一天，我们来到了河边。他带了一个相机，拍了我穿着泳衣在草地上做劈叉动作的照片。我想有一天我给孩子们看这张照片，告诉他们我们是如何维系我们的爱并兑现我们的承诺。
“这是什么问题。”克拉拉说。尽管她否认我的担忧，但我想已经从她眼里看到了认同。虽然我会尝试，但我们还是再也没有讨论这件事。我的姐姐们早早就知道，我们所谓的爱常常是有条件的。而我花了很多年才得知，这种爱是因为满足于你的表现而产生的奖励。
当我那天回到家时，父亲已经不在了，他被送往强制劳动营。他只是个裁缝，不关心政治。他对别人有什么威胁？为什么他会成为目标？他有敌人吗？有很多事情是母亲没有告诉我的。仅仅是因为她不知道吗？还是她在保护我？或她自己？她不会坦率地谈论她的忧虑，但在我父亲离开的那几个月里，我能感觉到她是多么的悲伤和恐惧。我看到她试图用一只鸡做几顿饭。她得了偏头痛。我们接待了一个寄宿者来弥补收入上的损失。他在我们公寓对面的街上开了一家商店，我在他的店里坐了很长时间，只是为了靠近他那令人安慰的仪态。
“妈妈爱爸爸吗？”我问我的姐姐们。父母间的隔阂和他们私下告诉我的一些伤心事，也让我忆起我从来没见过他们会盛装打扮一起上街。
玛格达，现在已经成年了，但没有继续上学。她以某种方法找到了父亲，然后去探望他。她看见父亲摇摇晃晃地把一张桌子从一个地方抬到另一个地方。这是她告诉我她去探望的唯一细节。我不知道这幅画面的意义。我不知道父亲在被囚禁期间被迫做什么工作，我不知道他会被囚禁多久。我有两幅父亲的画面：一幅就像我所认识的他那样，嘴里吹着烟圈，脖子上搁着卷尺，他用粉笔在昂贵的布上标记图案，眨着眼，正准备好放声唱一首笑话改编的歌。另一幅就是这幅新画面，在一个没有名字的地方，一个没有人的土地上，他抬起一个沉重的桌子。
我从来就是一个沉默和不起眼的妹妹。像玛格达会厌倦了当小丑、克拉拉也可能会讨厌当神童的事情是不会发生在我身上的。克拉拉不能阻止自己的与众不同，一秒都不可以。也不能将所有她习以为常的崇拜——这样她自身非常敏感的东西，从她身边拿走。玛格达和我必须为得到一些我们确信永远不够的东西努力工作。克拉拉担忧她可能会因为犯下一个致命的错误而完全失去它。克拉拉自3岁起，在我的有生之年，她就一直在拉小提琴。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在她非凡天赋背后的代价：她放弃了成为一个小孩。我从来没见过她玩玩偶。相反，她会站在一扇开着的窗户前练习小提琴，除非她能召唤一群路人听众来见证这一切，否则她无法享受她的创作天才。
在我16岁生日那天，我因感冒待在家里，没有去上学。埃里克来到我们的公寓，送我16朵玫瑰花并给了我甜蜜的初吻。我很高兴，但我也很伤心。我能做些什么才能留住这一切呢？又有什么是可以维持下来的呢？我将埃里克在河边帮我拍的照片交给一位朋友，我不记得为什么。为了更安全地保存吗？我没有预感到我会在下一个生日之前就要离开。然而莫名其妙地，我知道我需要有人来帮我保存我生命的证据，我需要像播种一样向周围培植自我的存在感。
“别逗了。”克拉拉生气地对玛格达说。她虽然比玛格达小，却跳出来保护我。“你知道在钢琴上方的画像吗？”她跟我说。“妈妈经常和它聊天的那个？那就是她的母亲。”我知道她说的那幅画像。我每天都会看到。“帮帮我，帮帮我。”母亲一边拂去钢琴上的灰尘，一边向画像呻吟。我觉得很尴尬，因为我们谁也从未问过母亲，画像里的人是谁。同时我也很失望，我的信息没有让我的姐姐们感到我有着特殊的地位。
在早春，父亲在工作营地待了七八个月之后，被释放了。他能在逾越节[2]之前一或两周的时候及时被释放，实在是恩赐。这就是我们的想法。他又拿起他的卷尺和粉笔。他没有谈论他去过的地方。
“你在开玩笑吧。”玛格达说，她的声音充满了讽刺，我一听就能听出来。她15岁，身材丰满，有着性感的嘴唇和波浪卷发。她是我们家里的玩笑家。当我们年幼的时候，她教我如何把葡萄从卧室的窗户扔进楼下露台上顾客的咖啡杯里。受她的启发，我很快就发明了我自己的游戏。但在那时，赌注发生了改变。我和我的女性朋友会在学校或大街上和男孩子们一起玩。我们会在学校或大街上大摇大摆地走到男孩子们跟前，“4点的时候在广场的大钟旁见我。”我们用颤抖的声音讲，眨着眼睛。他们会来的，他们总是会来。来的人有时激动不已，有时害羞，有时昂首阔步，充满期望。我和我的女性朋友会站在我那安全的卧室窗边，看着男孩们到来。
在他回来几周后的一天，我坐在体操室的蓝色垫子上做例行热身运动，指着脚趾，绷起脚板，伸直我的腿、手臂、脖子和后背。我又感觉我已恢复状态。我不再是那个因为眼睛内斜而不敢说出自己名字的小屁孩，我不再是那个害怕家人的女儿。我是一个艺术家，一个运动员，我的身体强壮而柔软。我没有玛格达的美貌和克拉拉的名声，但我有一副柔软和富有表现力的身躯，这个是我需要的唯一真实的东西——发育期的身体。我的训练和技能让我的生活充满了可能性。体操课上最优秀的人组成了一支奥运训练队。1944年的奥运会因战争取消了，但这给了我们更多的时间来为比赛做准备。
但是今晚我有一个特殊的认识。“当母亲跟我一样大的时候，外祖母就去世了。”我告诉她们。我非常确定这个信息的优越性，但这种优越性并没有在我这里发生，对我的姐姐们来说，这是旧闻，我是最后一个，而不是第一个知道的人。
我闭上眼睛，拉伸手臂，把身体向前穿过我的腿。我的朋友用她的脚趾轻轻地碰了碰我。我抬起头，看到教练径直朝我走来。我们挺爱她的，这不是性的迷恋，而是对英雄的崇拜。有时我们会绕远路回家，这样就可以经过她的房子了。我们会沿着人行道慢慢地走，希望能透过窗户瞥见她。我们妒忌她那不为我们所知的生活。因为有了当战争结束时参加奥运会的约定，我大部分的使命感都停留在教练对我的支持和信任之中。如果我能设法吸收她所教我的一切，如果我能满足她对我的信任，那么，伟大的事情即将发生。
当我走进卧室的时候，玛格达和克拉拉用一首她们为我作的歌来迎接我。她们在我3岁的时候作了这首歌，因为一次拙劣的医疗事故，我的一只眼睛变成内斜。“你很丑，你很弱，”她们唱着，“你将永远找不到丈夫。”自从那次意外以后，我会低着头走路以使我不要看到有人在看我那张不对称的脸。我还没有意识到，问题不在于我的姐姐们用一首刻薄的歌来嘲讽我，而在于我居然相信她们。我对自己的自卑感深信不疑，所以我从不用自己的名字介绍自己。我从未告诉人们，“我是伊迪丝。”“我是克拉拉的妹妹。”我会说。克拉拉是一位小提琴神童。她在5岁的时候，就掌握了门德尔松小提琴协奏曲。
“艾伊迪丝。”当她接近我的垫子时说。她用我的正式名字伊迪丝，不过加了爱称。“请来谈一下。”她用手指滑过我的背，把我引到大厅里。
“晚安，迪库卡。”父亲最终说。他用妈妈为我起的昵称，迪库卡。这些无意义的音节对我来说是温暖的。“告诉你的姐姐们，是时候关灯了。”
我满怀期待地看着她。也许她已经注意到我在跳马运动上的进步，也许她希望我能在今天的练习结束时，带领团队进行更多的伸展运动。也许她想邀请我吃晚餐。在她开口之前，我已经准备好答应她了。
我喜欢父亲的关注，就像母亲的一样珍贵……和飘忽不定。就好像他们对我的爱其实与我的关系不大，更多的是与他们的孤独有关。就好像我的身份跟我是谁或者我所拥有的无关一样，这只是衡量父母分别失去了什么的一个指标。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她开始说话。她仔细观察我的脸色，然后向窗外望去，望着夕阳的余晖。
“我希望你是一个男孩子，你知道吗？”父亲说着，“在你出生时，我砰地关上门，我为又生了一个女孩而发狂。但现在你成了我唯一能交谈的人。”他亲吻了我的前额。
在我意识到这可怕的画面在我的脑海里形成之前，“是我的姐姐吗？”我问。克拉拉正在布达佩斯的音乐学院学习。母亲去布达佩斯看完克拉拉的演奏会后会把她带回家过逾越节。当教练在大厅里尴尬地站在我旁边时，不能正视我的眼睛，我担心是她们坐的火车出轨了。对她们来说，还有一周的时间，她们现在回家的话，时间还是太早，但这是我能想到的唯一的悲剧。即使是在战争时期，第一个让我想到的灾难是一个由机械造成的、人类错误造成的悲剧，而非人为设计的。尽管我意识到克拉拉的一些老师因为害怕将来会发生的事情已经逃离欧洲，其中包含一些非犹太人。
他似乎在提醒着自己。他把失望推回到阴影角落中去。我们走到了我和玛格达姐姐、克拉拉姐姐共用的卧室门口时，我能想象到玛格达正在房间里假装做着作业，克拉拉则擦着她的小提琴上的灰尘。父亲和我在门口又站了一会儿，我们俩都还未准备好离开。
“你的家人很好。”教练说话的语气并不能使我安心。“伊迪丝，这不是我的选择。但我必须告诉你，你在奥林匹克训练队的位置将会被其他人接替。”
“你将是在科希策里拥有最佳衣着的女士。”他告诉我，轻轻地拍拍我的头。“你拥有高级定制时装模特般的完美身材。”
我想我可能会呕吐。我觉得自己的皮肤很陌生。“我能做什么？”我梳理了在这几个月的严格训练中做错过的事情。“我不明白。”
“爸爸，你不只是一个裁缝。”我安慰他说，“你是最棒的裁缝！”
“我的孩子。”她说，现在她完全正视着我。更糟糕的是，我看到她在哭。与此同时，我的梦想像在肉铺里的报纸一样被粉碎，我不想同情她。“一个简单的事实是，由于你的背景，你不再有资格。”
父亲的挫败感让我感到很疑惑。他在我们镇里是大名鼎鼎的，也很受欢迎。幽默和欢笑使他看起来总是很舒服，很有活力，在他身边充满乐趣。他喜欢食物，尤其是肉类，他经常会不顾母亲控制我们体重的要求，偷偷喂我们吃。他的裁缝店赢得了两枚金牌，他不仅仅是一个只会缝结合线和摺直边的裁缝，还是一位高级定制服装设计师。这也是他能够遇见母亲的原因。当时，母亲正需要定做一条裙子，因为听闻他的作品能够展示每位女士独一无二的美而来到了他的裁缝店。不过，他曾经想做一名医生，而不是裁缝。这个梦想得不到他父亲的鼓励。每隔一段时间，他对自己的失望就会浮出水面。
我想起那些向我吐口水的孩子，称我为“肮脏的犹太人”。那些犹太朋友为了避免骚扰已经停止上学，正在收音机里收听课程。“如果有人朝你吐口水，回敬他们。”父亲教导过我。“这是你做的。”我考虑向我的教练吐口水。但反击将是等同于接受她毁灭性的消息。我不愿意。
“我对你的母亲很失望。”在我们离开厨房的时候，父亲故作低声地对我说。他是想让她无意中听到，还是这就只是一个我和他之间的秘密？我把这段记忆储存下来，留待以后仔细地琢磨它的两种可能性。然而，他声音里的苦涩使我害怕。“她想每晚都去歌剧院，过着奢华的大都会生活。而我只是一个会玩桌球的裁缝。”
“我不是犹太人。”我说。
母亲站了起来，正准备从火炉旁走到水槽边。父亲拦住她，举起她的手，让她沿着房间旋转起来。她生硬地附和着，脸上没有一丝笑容。他把她拉到身边拥抱着，他的一只手搭在她的背后，另一只手挑逗着她的乳房。母亲耸了一下肩，摆脱了他。
“对不起，艾伊迪丝。”她说。“很抱歉。但我依然想让你留在工作室，我想让你训练那个在团队中取代你的女孩。”她的手指又放在我的背上。再过一年，我的背部在她现在爱抚的地方被打断了。在接下来几周里，我将全部的生命放在这件事上。但是在我所珍爱的工作室的走廊里，我的生活好像已经结束了。
“女士们，”他说，“你们还没睡？”他衣冠楚楚地身着西装，踏着闪亮的鞋子，走进了厨房，咧嘴笑着，手里拿着一个小袋子。他用力地亲吻了我的前额。“我又赢了。”他自豪地说。无论是扑克还是桌球，当他和朋友比赛获胜之后，都会和我分享战利品。今晚他带来了一个装饰着粉色糖衣的小蛋糕。如果换成是玛格达姐姐的话，母亲通常会因为担心她的体重而夺走她吃蛋糕的待遇。但母亲向我点了点头，示意我可以吃。
在我被逐出奥林匹克训练队之后的日子里，我密谋着我的报复计划。它不会是仇恨的报复，而是尽善尽美的报复。我将向教练展示，我是最好的、最有成就的运动员和最好的教练。我将一丝不苟地训练我的替代者，我将证明把我从团队中裁掉是一个错误。在母亲和克拉拉从布达佩斯如期回来的那天，我沿着铺着红地毯的公寓走廊，一直往我们家公寓的方向做着侧手翻，想象着我的替代者作为我的替身，我自己是头号明星。
一阵重重的脚步声从门外的大厅里传来。在我听见钥匙碰撞发出的刺耳声之前，我就已经闻到父亲身上的烟草味。
母亲和玛格达在厨房里。玛格达在切苹果做果泥。母亲在搅拌着未发酵的薄饼粉。她们怒火中烧地工作，几乎没有留意我的到来。这就是她们现在的关系。她们一直在争斗，尽管是在没有吵架的时候，她们也是在对峙着。她们争论的主题往往是食物，母亲一直在意玛格达的体重，但是现在冲突已经发展为一种普遍的习惯性敌意。“克拉拉呢？”我问，从碗里偷拿了些已经砸碎的核桃。
“该睡觉了。”这就是我母亲说的。她弯下身去扫火炉下面的灰尘。
“布达佩斯。”玛格达说。母亲把她的碗往柜台上猛地一放。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姐姐不跟我们一起过节。她真的选择了音乐而不是我们吗？还是不允许她缺课，因为她的同学都不会去庆祝这个节日？但我没有问。我担心我的问题会把母亲即将爆发的愤怒推向沸腾。我回到父母亲、玛格达和我共寝的卧室里。
我等待着剩下的故事。我等待着最后的教训，或者是安慰。
在其余的每个晚上，特别是假期里的夜晚，我们都会围在钢琴旁，由从小就开始学钢琴的玛格达为我们演奏音乐。她和父亲一起，轮流地带领我们歌唱。玛格达和我并不像克拉拉那样有天赋，但是我们在父母的认可和熏陶下，仍然有着创作激情。在玛格达演奏后，就轮到我表演了。“跳舞吧，迪库卡！”母亲会说。尽管这更多的是一种要求而不是一种邀请，我还是会尽情地品味着父母的关注和赞美。接着是有着明星般吸引力的克拉拉拉起小提琴，母亲亦随之手舞足蹈起来。但是今晚我们家没有音乐。吃饭前，玛格达试图通过逾越节家宴的往事提醒我，让我振作起来。以前我在我的胸罩里塞袜子，希望给克拉拉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她不在的时候，我已经变成一个女人了。“现在你已经很有女人味可以到处炫耀了？”玛格达说。在逾越节家宴桌上，她延续滑稽古怪的脾性，用手指拨弄酒壶里依照风俗为先知以利亚而准备的酒。以利亚，把犹太人从危难中拯救出来。在每一个晚上，父亲可能都会笑，尽管只有他自己。在每一个晚上，母亲都会严厉地指责玛格达，结束这种愚蠢的行为。但是今晚，父亲太心神不定而没有注意到，母亲因为克拉拉的缺席而对责骂玛格达感到心烦意乱。当我们按照风俗打开公寓的门让先知进来，我感到一阵寒意，这与凉爽的夜晚毫无关系。在我内心深处，我知道我们现在多么地需要保护。
“当他们埋葬她的那个下午，我还认为他们把她活埋了。那天晚上，父亲让我去准备家庭晚餐，所以那就是我之后一直要做的事。”
“你试过去领事馆吗？”父亲问。他甚至不再假装主持逾越节家宴了。除了玛格达之外，没有人能吃东西。“伊洛娜？”
母亲从来没告诉过我这件事。我想知道更多关于一个女儿在她已经去世的母亲身边醒来时的细节。我也想把目光移开。这件事太可怕了，使我不敢想象。
“我已经试过了。”母亲说。就像她在另一个房间里进行回应一样。
“当我像你这么大时，婴儿们、我母亲和我都睡在同一张床上。有一天早上，爸爸叫醒了我，‘伊隆卡，叫你母亲起床，她还没有做早餐，没帮我拿出我要穿的衣服。’我转向还在被窝里的母亲。但是她没有动。她已经去世了。”
“再跟我说说克拉拉是怎样讲的。”
在她说话的时候，我不敢动，害怕会打断了她说话。
“还说？”母亲抗议。
“当我像你一样大的时候……”母亲又开始说。
“再说。”
我们坐在火炉旁。
她毫无表情地说着，用手指揉搓着她的餐巾。那天早上4点，克拉拉打电话给她的旅馆。克拉拉的教授，曾是音乐学院教授的著名的作曲家巴托克·贝拉从美国打来了一个警告电话：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德国人将开始握紧拳头，犹太人将在晨曦被带走。克拉拉的教授禁止她回卡萨的家。他想让她敦促母亲也留在布达佩斯，并把其他的家人送去。
“塔拉……”她说，“美国现在是一个该去看看的地方了。”我希望她会温柔地说出我的名字，就如她在说到一个从未去过的国家时的那般。对我来说，所有在母亲厨房里的味道，都是一出混合了饥饿和大餐的戏剧——一直是这样，即使是在极其渴望的大餐里也会上演。我不知道这种渴望是她的、我的还是我们共同分享的。
“伊洛娜，为什么你还回家？”父亲抱怨道。
我们坐在火炉边的直背椅上。虽然我只有9岁，但是我能流利地读完这本成人小说。“我很庆幸你虽然没有美丽的外貌却有着聪明的大脑。”母亲不止一次这样告诉我，这是一个赞美和批评交织在一起的评价。母亲对我很严厉，但这次我很享受。当我们一起阅读的时候，我不需要和别人分享她，我可以独自拥有我的母亲。我沉浸在文字、故事之中并享受着与母亲同在一个世界里的感觉。斯嘉丽在经历战火之后，回到了塔拉，得知她的母亲已经去世，她的父亲万分悲痛。“上帝为我作证，”斯嘉丽说，“我再也不会挨饿了。”母亲合上眼睛，把她的头靠在椅背上。我想爬到母亲的腿上，把头靠在她的胸口。我希望她能用嘴唇轻吻我的头发。
母亲瞪了父亲一眼。“我们为这里所做的一切呢？我们应该离开它？如果你们三个不能到达布达佩斯呢？你想让我那样生活吗？”
虽然我很珍惜和母亲分离之前那段最亲密的记忆，但是我们之间却充满了悲伤和失落。我们在厨房独处时，她正在包装着大家吃剩的果馅卷。果馅卷是她用生面团做的，我看着她用手把它们分开，并像厚厚的亚麻台布那样盖在餐桌上。“念给我听吧。”她说。我从她的床头柜拿出那本残旧的《乱世佳人》。我们曾经一起读过，现在我们再一次开始读。在读到写在扉页上的神秘英文题词时，我停顿下来了。这是一个男人写的字，但不是我父亲写的。我母亲告诉我，这本书是她在外交部工作时遇见的一个男人送给她的礼物，当时她还没有认识我的父亲。
我不觉得他们有被吓到。我听到的只有责备和失望，父母亲经常游走在两者之间，就像盲目的梭子穿梭在织布机上。这就是你所做的。这是你没有做的。这就是你所做的。这是你没有做的。后来我才懂得这不仅仅是日常的争吵，而是在进行历史性和重要性的争执。父亲拒绝了去美国的车票。这次是匈牙利的官员用假文件接近母亲，敦促我们逃跑。后来我们了解到，父母亲都有机会做出不同的选择。现在，他们感到遗憾，他们用指责掩盖遗憾。
童年记忆往往是碎片、短暂的瞬间或是意外的相遇。它们一起构成了我们生命中的剪贴簿。它们是所有我们能留下的记忆，让我们明白并告诉我们，我们是谁。
“我们能回答这四个问题吗？”我的提问是为中断父母的忧郁。这是我在家里的工作，当父母之间的和平使者，当母亲和玛格达之间的和平使者。我不能控制我们对外做的任何计划。但在家里，我担任着一个重要的角色。我的工作就是作为最小的孩子去问四个问题。我甚至不需要打开我的哈加达[3]。我打从心里记得这段文字。“为什么这个夜晚和其他的夜晚不同？”我开始问。
如果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再久一点停留在我们手挽着手，完全属于对方的那段时光里了。我看着母亲、姐姐和我。我们弯着手臂，衣服下面沾满了灰尘。
在这顿饭的最后，父亲围绕着桌子走，亲吻我们每个人的头。他在哭。为什么这个夜晚和其他的夜晚不同？天亮之前，我们就会知道了。
此刻是我生命中出现重大损失的开始。70多年来，我一直反反复复地忆起我们三个在一起的这幅画面。我非常仔细地观察和研究画面中的每一处，希望能回忆起一些珍贵的地方。仿佛我可以重新回到那段还没有失去她们的时光。
[1] 意第绪语：属于日耳曼语族。全球大约有300万人在使用，大部分的使用者还是犹太人。而且其中主要是阿肯纳西犹太人在操用此语。
我就像是排在她们后面的那个人一样，从后面默默地看着我们这三个人。为什么只让我记起母亲的背影，而不是她的脸呢？她把长发杂乱地编成辫子，夹在头上。玛格达的浅棕色波浪卷发轻轻地披在肩上。我的黑头发盘在了围巾下面。我母亲站在中间，玛格达和我靠在她的两旁。很难分清是我还是姐姐撑扶着母亲，让她维持着站立的姿势。或者恰恰相反，是母亲用力撑扶着玛格达和我。
[2] 逾越节：犹太人最重要的上帝的节日，在圣历（犹太历）正月十四日。
这三个女人分别是我的母亲、我的姐姐玛格达和我。我们大家都不知道这是我们在一起的最后时刻，而且我们也不愿意这样想。或者是我们已经太疲劳，以致无法猜测将来会发生什么事。这竟是一个母亲和女儿们从此诀别的时刻。然而只有等到事情过去之后，才能体会到它的意义是那么深远。
[3] 哈加达：《哈加达》已成为保持犹太教传统的一个文化读本，也是向犹太儿童进行犹太史教育的一个课本。其体裁大都为宗教诗文、寓言和民间故事，属于拉比文学。
如果仅允许我从整个生命中提取一个瞬间，一幅静止的画面，那就是：在一个荒凉的院子里，有三个身穿深色羊毛大衣的女人手挽着手地等待着。她们已经筋疲力尽，鞋子上满是灰尘。她们站在一支长长的队伍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