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悼很重要，”我说，“但是如果一直这样，其实是一种逃避。”葬礼是表达悲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我认为这是宗教和文化活动会明确包括葬礼的原因——会有一定的空间和结构，让人去开始感受失去，但是这也有个明确的终止期。从葬礼结束起，失去就不再是独立的一部分，而是和生活合为一体。如果我们一直停留在哀痛中，我们就会成为精神上的受害者，认为自己永远也过不去了。如果我们陷入哀痛无法自拔，那我们的生活也就完了。雷妮的哀痛，尽管很痛苦，但其实也是一种自我保护，将她跟日常生活隔离开。在葬礼上，她可以让自己免于接受这个事实。“你是跟去世的儿子还是跟活着的女儿在精神上交流多一些？”
雷妮盯着我说：“怀念我儿子是件坏事吗？”
雷妮看起来很烦恼。“我不是一个好母亲，”她说道，“但是我不想假装不痛苦。”
格雷格说：“她每天都去。”
“你不用假装，但是你是唯一能让你丈夫和女儿不会失去你的人。”我记得我妈妈谈到钢琴上她妈妈照片的时候哭着说：“上帝啊，上帝，给我力量吧。”她的痛哭吓到了我。失去让她产生了固着心理，就像有一个活动门，她有时走出来，有时陷进去。我就像是个酗酒者的孩子，怕她会消失，又不能将她拯救回来，但是这对我来说又像是责任。
听到我的问题，她仿佛受到了侮辱。
“我曾想，就让自己伤心下去吧。”我对雷妮说道，“但是这就像是圣经里摩西和红海的部分，你要自己穿过红海。”
“多久一次？”
我让雷妮去尝试新的东西转移悲痛。“将杰里米的照片挂在卧室，不要再去墓地哀悼他的离去。在你家里找到新的方式怀念他。每天花15到20分钟跟他在一起。你可以摸摸他的脸，告诉他你在做什么。跟他聊天，然后亲亲他，之后就开始你的一天。”
“格雷格去工作，我就去墓地。”她说。
“我很怕再抛弃他。”
我问她生活中留多少空间给悲伤。
“不是因为你他才自杀的。”
和曾经的我一样，雷妮并没有隐藏她的伤痛。她迁怒于她的丈夫。她将自己沉浸在失去中，逃避生活。
“你不懂。”
“如果你死了，对杰里米来说没有任何好处，对你也这样。”我对雷妮说道。
“生活中有无数事情你可以换各种方式去做。决定做了就是做了，过去就是过去，没有什么可以改变这些。因为一些我们永远不会知道的原因，杰里米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你不能为他做选择。”
她没有回答我。
“我不知道怎么活下去。”
“雷妮，亲爱的，”我说道：“是谁死了，杰里米还是你？”
“接受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他死了，你永远都不准备再快乐起来。但是你应该想办法走下去。要知道，你过得好就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她的语气充满了怨恨和敌意，我以为格雷格会退缩，他只是耸了耸肩。我意识到这不是第一次雷妮将丈夫的快乐当成对失去儿子的亵渎。我想到了我的妈妈。很多次我看到我爸爸试图碰碰她，亲吻她，但是却被她断然拒绝。她一直沉浸在失去母亲的悲痛中，把自己隐藏于悲伤中。有时候听到克拉拉演奏小提琴时，她的眼睛会有点光芒，但是她从不允许自己开怀大笑，调情，开玩笑，不允许自己快乐。
去年我收到了雷妮和格雷格的圣诞卡片。他们俩和女儿站在圣诞树下的照片上，女儿穿着红色衣服，长得很漂亮。格雷格和雷妮各用一只胳膊拥着女儿。在雷妮肩膀上方的壁炉架上放着杰里米的照片。那是他在学校最后的照片，穿着蓝色衬衫，笑容灿烂。他不是虚无的，是实实在在跟他们在一起的。
最后她说道：“你怎能这样，杰里米不能再跳舞了，你怎么能跳舞？我不能这样忘了他。”
我祖母的肖像现在放在位于巴尔的摩市的玛格达家里的钢琴上方。她坐在钢琴旁边教课，全心全意地指导学生。玛格达最近去做手术的时候，让她的女儿伊罗娜将妈妈的照片带到医院，像妈妈教导我们的那样：从死者身上汲取力量，让死者在我们心中永生，让痛苦和恐惧把我们带回到爱中。
雷妮的脸色一沉，她眼睛里的光芒渐渐消失。我们等着她开口。
“你还依然做噩梦吗？”我有一天问玛格达。
格雷格重谈此事时对他的妻子哭道：“我也失去了你。”
“是的，经常这样，你呢？”
以前会面经常保持安静的格雷格这时候急切地开口了。“我有话要说。”他说。他告诉我上周末他和雷妮去参加了一个朋友儿子的高中毕业典礼。这对他们来说是个忧伤的事情，就像地雷一样，对他们造成了摧毁性的打击，仿佛在提醒他们：因为杰里米的离去，他们不再拥有其他夫妇拥有的孩子了，提醒他们这无边无际的悲伤，每一天每个新的时刻他们的儿子都不会跟他们一起度过了。他们强迫自己去欣赏新衣服，去参加派对。那天夜晚的某个时刻，格雷格告诉我说，他意识到他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主持人播放的音乐让他想起了杰里米，儿子曾经对老式蓝调音乐专辑很有兴趣，当他写作业或者跟朋友出去玩的时候会用音响播放。格雷格看向雷妮优雅的蓝色衣服，震惊地发现从她的脸颊和嘴唇能清晰地看到杰里米的轮廓。他感觉到被自己对雷妮和儿子的爱淹没，想到某个温暖的夜晚，他们在一个白色帐篷里吃着可口食物时候那种简单的快乐。他邀请雷妮跳支舞，她拒绝了，站了起来，留下他一个人坐在桌边。
“我也是。”我告诉她。
看到他们，我很惊讶，他们的外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看起来都老了很多，但是又是不一样的变化。格雷格长胖了。他的黑发夹杂了白发。雷妮看起来并没有很差，但是因为格雷格的担心，我觉得她可能有点问题。她的脸很光滑，上衣有点皱巴。头发是新做的。她面带微笑，还开着玩笑。她说自己感觉挺好的，但是棕色的眼睛黯淡无光。
回到奥斯维辛，放下了过去，原谅了我自己。回到家后，我想，我做到了。但是这是暂时的，只有真正的结束才算是结束。
失去孩子的第一年，雷妮和格雷格的来访次数越来越少了。我已经好几个月没再收到他们的消息了。在杰里米该高中毕业的那年春天，我很开心接到了格雷格的电话。他说很担心雷妮，问我能不能过来。
尽管有那样的过去，不，正因为有那样的过去，玛格达和我在解放后70多年里才通过不同的方式找到了人生的意义和目标。我发现了治愈的艺术，玛格达成为了一个坚定的钢琴家和钢琴老师，同时她还发掘了新的爱好：桥牌和福音音乐。福音音乐听起来像是在哭泣——它有种让人完全释放情绪的力量。而桥牌以它的策略和控制力，让人有成就感，她是桥牌比赛的冠军；她将她的奖状框起来挂在墙上，与祖母的肖像正对着。
我们如此渴望了解真相，想对错误负责，对生活诚实。我们想要原因和解释。我们希望生活有意义。但是要问为什么就是停留在过去，与我们的内疚和遗憾为伍。我们无法控制别人和过去。
两个姐姐都一直在保护和启发着我，她们教会我怎样生存。克拉拉是悉尼交响乐团的小提琴手，在80岁出头的时候，因老年痴呆症而去世，在这之前她一直叫我“小东西”。跟我和玛格达相比，她对匈牙利籍犹太人的移民文化研究得更深。我和贝拉喜欢去拜访她和思斯，去品尝美食，沉浸在我们年轻时的语言和文化中。我们所有的这些幸存者并不能经常在一起，但是遇到那些父母无法出席见证的大事，我们还是尽可能聚起来。20世纪80年代初，克拉拉的女儿结婚，我们在悉尼见面，这次团聚，我们三姐妹都非常开心和期待，当我们终于聚到一起时，我们就像战争结束后在科希策发现彼此都还活着一样，激动得紧紧拥抱在一起。
在最开始几次拜访时，雷妮只是坐着抽泣，“我想让时间倒流！”她哭道：“我想要回到过去。”格雷格也在哭，但是很安静。当雷妮哭泣的时候，他经常将目光投往窗外。我告诉他们男人和女人表达悲伤的方式经常是不一样的，失去孩子对他们的婚姻来说，是劫难也是机会。我劝他们照顾好自己，让自己去愤怒和哭泣，踢打，喊叫，释放自己的情绪，这样杰里米的妹妹杰斯米（Jasmine）才不会被牵连。我邀请他们将杰里米的照片带来，我们可以一起庆祝他已经存在了16年的生命，或者说他跟家人一起度过的16年的岁月。我给他们提供了一些自杀幸存者的帮扶群体信息，这样当他们一直把“如果”挂在嘴上的时候，我就可以跟群体里的人们一起安慰他们。“如果我多注意他就好了，如果我那天晚上没有接电话，而是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就好了；如果我工作少一点，在家多一点就好了，如果我不迷之自信，认为白人孩子不会自杀就好了；如果我注意到一些迹象就好了；如果我对他在学校的表现少给一些压力就好了；如果那天我睡觉前去看看他就好了。”所有的如果反复回响，却无人回答：为什么。
尽管我们已经是中年妇女，尽管我们相隔甚远，搞笑的是每当我们在一起，就会回到我们年轻时的相处模式。克拉拉是我们的中心人物，发号施令，引人注目；玛格达好胜心强，桀骜不驯；我是和事佬，在两个姐姐之间周旋，解决冲突，并不表现我真实的想法。我们总是很容易就把温暖安全的家变得像监狱一样压抑。我们依靠过去的应对机制，成为了希望取悦他人的人。我们误以为这样的角色会让我们安全，不想成为这样的人是需要意志力和抉择的。
当雷妮和她丈夫格雷格（Greg）第一次来我这的时候，距杰里米去世刚刚过去几周。刚刚失去孩子，他们还来不及悲伤，一直处于震惊中。那个被埋葬的孩子仿佛并没有离去，依然鲜活。
婚礼的前一天晚上，我和玛格达看到克拉拉独自在她女儿儿时的房间里玩她的娃娃。我们看到的却不只是一个妈妈对她长大的孩子的眷念。克拉拉沉浸在玩家家的游戏里，像个孩子一样。我这才意识到，我的姐姐没有童年。她一直是人们眼中的小提琴神童，从未像个小女孩一样生活过。当她不在舞台上表演时，她在家照顾我和玛格达，像我们的小妈妈。现在，当她已经成为一个中年妇女，却在想过一下从未有过的童年。看到自己跟娃娃玩被我们发现了，她很尴尬，对我们大发雷霆：“当时我怎么就不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呢，如果我这那儿，妈妈就不会死了。”
在他的桌子上，她发现了几个字：不是因为你，是因为我自己。很抱歉让你失望了——杰里米。
听到她这样说，我感觉糟糕极了。我觉得作为幸存者的内疚感一时间全涌了上来。我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第一天说的话，记得的事，那陈旧的深埋在心底的信仰，不管是对是错，我觉得妈妈的死是我引起的。
第二天早晨，直到她将早饭端上桌，杰里米还没起来。她向楼上叫儿子的名字，但是他并没有回应。她将最后一片吐司涂上黄油后，上楼敲响儿子的房门，仍然没有人回应。她有点生气，直接打开房门。房间里很黑，百叶窗还关着，她又喊了一声，却疑惑地发现床已经叠好了。第六感让她将目光投向了橱柜的门。她打开门，背后升起一股凉气。杰里米的尸体挂在木杆子上，脖子上缠绕着一条带子。
但是我已经不再困着自己了。我能看到姐姐心里的牢笼，感受到她责备我和玛格达时的内疚和悲伤，我可以选择自己的自由，说出我的情感，愤怒，无能，以及痛苦和后悔，让这些情绪释放，并最终放下。我有时为了自己仍然苟活在世上而自我惩罚，我也曾有尝试释放这种情绪的需求。我会放下内疚，找回完整而纯粹的自己。
雷妮（Renée）的儿子杰里米（Jeremy）16岁生日的前两天晚上，她和丈夫在家看十点钟新闻，儿子走了进来。在电视机屏幕的闪烁不定中，她看到儿子黑黑的脸庞看起来很是烦恼。雷妮正要过去，亲密地拥抱儿子的时候，电话响了，是她在芝加哥的妹妹打来的。妹妹最近在闹离婚，经常半夜打电话过来。“我会处理的。”雷妮说道。她轻拍了一下儿子的脸颊，将注意力转移到郁闷的妹妹身上。杰里米说了晚安就向楼梯走去了。“好梦，孩子。”她对着孩子的背影说道。
有伤口就有伤痕。我回到奥斯维辛寻找死亡的感觉，这样我就可以最终去除它。我找到了内心的真实，找到了我想要找回的自己，找回了我的力量和我的纯真。
时间并不能治愈一切，要看你用时间来做了什么，当我们选择负起责任，承担风险，那么最后，等我们选择释放伤痛，放下过去和悲伤的时候，康复是有可能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