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冯佛伦丁教授。他想见你。”我低声说。
“叫她进来，亲爱的，一定是卡麦隆太太来谈裙子的事。”
“什么教授？”她问，拿下眼镜直视我。
“母亲，有人来见你。”我大喊，试图用声音盖过机器的嗡嗡响。她停下来抬头看我。
“他是个老师，音乐老师。”我匆匆地说，想掩饰自己的困惑。她站起来整理头发，伸手从袋子里拿出一个小粉盒，对着袋子里的小镜子开始朝自己鼻子扑粉。
达与迪不知为何知道我们有客人来访，已经在盘上放了茶与半个金丝雀蛋糕。当我走到房子另一端去通知母亲有访客时，听见缝纫机的滋滋声。我先敲门才开门。
“呃，我们没办法让他教音乐，我们没有那个钱。”她说完，把粉扑放回去，关上粉盒。我跟在她身后，不知道老博会受到何等接待。
我目瞪口呆。冯佛伦丁教授是德国人！我该怎么办？祖父去镇上的图书馆换书了，还好。你绝对料不到他与一个德国人面对面时会做出什么事来，就算对方是老博，我也不抱太大希望。我决定不告诉母亲，不然她可能当场又会发作一次。
然而我母亲在乡村长大，总是礼貌接待所有来客，无论他们目的为何。她进入客厅时，老博站起来伸出手。“夫人，”他微微鞠躬，“在下是卡尔·冯佛伦丁教授。”
“我还没有这个荣幸，不过一定没问题的。我们都是习惯荆棘之人，我是仙人掌，他是玫瑰。英国人与德国人相差不多。会很顺利的，你看着吧。”他说，这时我正要离开房间去吩咐迪与达准备咖啡跟蛋糕。
我母亲伸出手，老博轻轻握着，行了个礼，双脚并拢。“教授，请坐。你愿意跟我们一起用咖啡吗？”她伸出的手不及他腰部，他坐下来时，头跟我母亲的几乎同高。
“你认识我祖父吗？”我问老博。
“夫人，你真仁慈。今天有两件事。”他从脚边的网袋里拿出一个锡罐，里头种着一株小植物。它只有两片叶子，直直伸出锡罐，边缘有些粉红色，看起来就像两片淡绿色的兔耳朵。“请让我向你介绍唐印，在这一区很少见，常被误认为一般植物。但我向您保证，夫人，它是货真价实的仙人掌。”老博把锡罐递给母亲，母亲答她一定记不住名字，然后尴尬紧张地笑了。“是呀，这名字很难记，不过如果你愿意，也可以干脆叫它‘兔耳朵’。”他语带宽容地说，却让人感觉仿佛如此平凡的名字贬低了这株小仙人掌似的。
那么不用说我一定是他第一个朋友了，我高兴地打开大门让他进入大厅。在农场时我们不常有访客，不过接待过程是一样的。首先你让来客坐下，然后给他们咖啡与蛋糕。我请老博坐，他先站在中央的斑马皮上环视房间一眼，最后才坐下。他看见老爷钟，停顿了一下，说：“英国制，伦敦，大约一六八○年，很好的作品。”他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只金色猎表，弹开表盖，简单比对了一下。“一个月四分钟。”他说，把表放回口袋。我很惊讶他竟然知道老爷钟慢了几分钟，因为他说对了。我想也许祖父跟他说过这件事。
达与迪进来了。迪拿着盛有杯子与蛋糕的盘子，达则端着我们用来招待访客的瓷咖啡壶，迪把盘子放在轮车上，小心地把车子推向母亲。达挺直背脊，手臂僵硬，几乎是跪在地上才把咖啡壶放到轮车上头而不洒出来。很快达又被差回厨房去拿咖啡滤器。
我感到愚蠢又失望，我不知道他认识母亲。我跟着他上阶梯。“请你介绍我们认识。”到达门廊前时他说。
“你对她们说一百遍还是没用。我不知道她们的脑袋在想什么。”母亲叹了一口气，把那盆小植物放在轮车的盘架上。我一直站在她椅子旁边，现在她转过头来对我说：“你也下去吧。”
“我可以进来吧，嗯？”我跑下阶梯去帮他开门。“这是正式的拜访，皮凯，我来见你母亲。”
老博抬起头。“夫人，我请求你允许皮凯留下来。”
“早安，老博。”我跳起来。我发现要大声说出他的名字有点困难，尽管我在脑袋里已经说了千百次。
“谁？”母亲说。
“早安，皮凯。”他穿着白色亚麻西装，戴着一顶巴拿马草帽，我差点认不出他来。他拿着一只网袋，一根银制握把的手杖，腋下夹着一个牛皮纸袋。
“你的儿子，夫人，我希望他能留下来。”
我一边想，一边看着约一百零五辆卡车组成的部队通过，那是目前为止最多的一队，因此我没有注意到老博上山来了，他快到门边时我才看见。
我母亲转向我。“你到底跟教授说了什么？谁是皮凯？”
我母亲补充说现在洛朗索马克大概到处都是德国间谍，他们大概正用当地的无线电电台与密码将讯息传给波尔纳粹，预谋从内部撕裂这个国家。我想到法官与史多佛先生，他们总是听着无线电收音机。我祖父说那里头说的都是废话，我可不这么想。
“那是我的新名字。我——我还没有告诉你。”我慌乱地说。我母亲笑了，但我知道她不高兴。
我也很高兴军队就在咫尺之遥。洛朗索马克是离此地最近的海港，希特勒显然会把这一地区的红脖子从那里送进海中。就算军队设在支线底，总比什么军队都没有来得好。
“为什么呢，亲爱的，你有个完美的好名字呀。”她有趣地看着我，然后转向老博说，“当然他可以留下来。不过我得说，我们家族恐怕没有什么音乐天分，而且学音乐对我们来说太贵了。”
我的希特勒恐惧突然又出现了。我发现如果他们从史瓦济兰过来，只要八十英里便可到洛朗索马克。我很高兴祖父有保姆在祖鲁兰的住址，我给她邮寄了十先令，我满满的爱，以及一张从前她搂着我拍的照片。如果她无法找人念信给她听，也会知道是我寄的，而我最初的逃亡计划也还有机会成功。
达与迪又回到房间站在她身旁，她没有看她们，伸出手取过刀子与滤器，不耐烦地撇撇头示意她们下去。
祖父在无线电收音机里听见这个消息时，说这是军方高层的典型做法，把军营设在支线底，无法迅速动员部队，更没办法很快到达洛朗索马克(莫桑比克共和国首都，现改名为马普托（Maputo）。)，而我们片刻都不能仰赖那儿的葡萄牙人保持中立。
“我很感激，夫人。”我母亲掀开咖啡壶。“黑咖啡就好，不加糖。”老博说，期待地往前靠。
两天后，我坐在前门门廊上看着军用卡车通过，发现在镇外三英里的山谷中将要搭起一个军营。贝佛德、雪佛兰与福特大型卡车，后头搭着防水帆布篷，已经连续两天不断经过我家门口。有些上头坐着士兵，有些则载着点三○三口径的来复枪，不过大部分的卡车上是帐篷、木头，还有其他用来搭军营所需的材料。
母亲给他倒咖啡。“教授，来块美味的蛋糕吧？”老博伸出手来婉拒，“不了，谢谢。”但我母亲显然误会了他的意思，她把一块金丝雀蛋糕放在盘子旁边，把蛋糕与咖啡一起递给老博。他接过盘子没有再拒绝。
明天我要写信给保姆，寄给她十先令。她一定很高兴，也了解有人爱她。我恍惚进入梦乡，一边想着不知他们得挖多大的洞才能埋葬胖海蒂；想着哈皮与希特勒打仗，也许比跟凿岩钻史密特比赛还简单一些；想着我将如何成为世界轻中量级拳击冠军。
老博将咖啡与蛋糕放在他两脚间的斑马皮上，拿起牛皮纸袋。“现在是第二件事。”他将纸袋递给母亲，眼神闪烁。
这惩罚蛮轻的，我本来以为会更重。达与迪在夜壶里给我放了三条冷香肠，两个大的烤马铃薯，还有一些橘子，很恰当的一餐。吃完除了上床睡觉之外没什么事好做。今天漫长但美好。寂寞之鸟飞走了，我长大了，跟一个叫作“老博”的人做了朋友，学到了一些新事物。大角大戟是一棵丑丑的绿色仙人掌，带有看起来危险的长刺；小斑芦荟是一种长着小斑点的芦荟，喜欢躲在岩石底下；而教授是教音乐的老师。还有，有棵玫瑰叫做“巴特太太”，另外一株叫做“帝国落日”。
“天哪，这是什么？”她说，拉开塞入的咖啡色封口，拿出一张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大的照片。我发现那是我坐在山丘岩石上的照片，心里很惊讶。“我的老天爷！”母亲瞪着那张照片，一时说不出话来。那照片拍得非常细，连石头上的地衣都拍到了，比我之前看到的都还要清楚。一道道阳光从银色的云际射入，直接照在我坐的岩石上，当时我不知道，但那真是一张杰出的照片。最后我母亲说：“你在哪里拍的？太哀伤了！为什么你要拍一张他看起来这么哀伤的照片？”
我回到裁缝间时，母亲坐在缝纫机前拆线头，除了因哭泣而发红的眼睛之外，看起来还蛮镇定的。我把茶放在机器旁边的小桌上，从口袋里掏出阿司匹林放在杯子旁边。“谢谢你。”她声音紧绷，没有看我，“现在直接回你房间，到明天早上之前都不准出来。”
老博揉着下巴，显然没有想到母亲的评价会是如此，他需要一些时间来思考回答。他跳过第一个问题，倾身回答第二个问题：“是呀，的确是。只有一张伟大的图能捕捉人笑的时候。法兰斯·哈尔兹的《大笑的骑兵》，十七世纪初期的作品。”他指指老爷钟，“差不多同时代他们也制造出了这个。夫人，人们用微笑来隐藏事实，但艺术家只关心如何表达事实。”他靠回椅背上，显然很满意自己的回答。
达与迪很高兴我没有挨打。她们很快帮我煮了一壶茶，在厨房桌子上转啊转的，让它冲得快一点。迪从水槽上碗柜里的大罐子中拿出两颗阿司匹林，我把药放在口袋里，我怕若放在茶碟上，会被溢出来的茶弄湿。
“天啊，教授，那些事对我们这种简单的乡下人来说太深奥了。他只是一个小男孩，你知道，我希望他能笑。”
我松了一大口气。这比较像母亲的老样子，她只是又发作了，我非常了解该怎么处理。“我去给你倒杯好茶，拿阿司匹林过来。你得好好躺一会儿。”我说完便离开了房间。
“当然！但是哀伤就如同理解一样，某些人很早就能体会。那属于智力的一部分。”
“如果你问我的话，我会说这样道歉还不够。你以为这一切对我来说很简单吗？我得试着在期限内赶出每一件衣服，没有资格说累。我只是你的母亲，是这地方的杂工。而你只关心那个黑女人，那个臭祖鲁黑女人！”她突然发起脾气，眼里盈满自怜的泪水。她抓起正在缝制的衣服遮住眼角，双肩发颤开始哭泣。“我觉得我快要无法忍受了，先是你祖父，然后是厨房那两个，现在是你！”她抬头看我，漂亮的脸孔因哭泣而扭曲变形。突然一小声哀鸣，她再次将脸埋进那件衣服，歇斯底里地抽泣起来。
我母亲挺直背脊。“教授，看来你很了解我的儿子，我无法理解原因，他才从寄宿学校回到家里来不到三天而已。”
我低下头，就像面对梅富时经常做的样子。“对不起，母亲。”
老博高兴地击掌说道：“寄宿学校！哈，那就对了。我想，寄宿学校对这个小男孩来说，就跟监狱没两样吧，对不对？”
“等一下！你还没有为你的举止向我道歉。”她的眼睛突然显得愤怒而锐利。
母亲开始表现出不耐烦的模样。她的手指不断地敲着椅子手把，那是大事不妙的征兆。“我们别无选择，教授，我生病了，只能视情况选择最有利的做法。”她看着双膝，她的咖啡动也没动。
“是的，母亲。”我转身要走。
老博似乎突然明白，自己的举止有点超出了界线。“原谅我，夫人，”他往前倾，“这么说并无意要惹你生气。你的儿子很有天分，我不知道是哪一方面，也不知道那天分如何，我只希望是跟音乐有关。今天我来这里请求你，拜托，夫人，让我收他为徒吧。”他轻声而迷人地对我母亲说。在他声音的安抚下，我可以感到她放轻松了。
我母亲继续说道：“今天下午我向主默祷时，他对我说话。你不会挨打，但是他不可被嘲弄，所以你现在马上回房间去，不准吃晚餐。”
“哼，我得承认，你对他了解似乎比他母亲还多。我看不出来他跟其他同龄小孩有什么不同。”她愠怒地说，然而我看得出来那是假装的，那称赞让她窃喜。母亲是个骄傲的女人，不希望得到别人怜悯。“但是不可能，教授，钢琴课又不是树上摘了就有。”
我从匹可·伯查那儿听过同样的话，这让我肯定了自己对主的看法。匹可·伯查、我母亲与穆佛瑞牧师三人都为同一个人工作。
“是呀，的确。不过我想也许可在仙人掌上头找到。”老博的湛蓝眼珠发出有趣的光芒，“我找小斑芦荟找了两年，从这里找到那里，到处找个不停。然后，砰！这男孩光是坐在颗岩石上，小斑芦荟就出现了。他是个天才，一定是的啦！”
过了一会儿她停下来，拿下眼镜，用拇指与食指揉着鼻尖，深深叹了一口气。“你伤了我的心，也深深伤了主的心。”最后她说道，“难道你不了解主爱你吗？”她不等我回答又接着说：“圣诗上说，谁从我孩子头上拔走一根发，就如同对我做一样。”
“你在说什么呀，教授，你们两个到底怎么了？”之前她有些发怒，现在则是完全被他迷住了。
当然，她不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一个接受审问与惩罚的老手。而我今天在山丘上转眼成长，现在要从我嘴里问出什么来是不可能的事。我是一个宁死不屈的家伙。
“夫人，唯一的上帝见证了我们在山顶上相遇，这张照片足以抓住那永恒的一刻。”他耸耸骨瘦如柴的肩膀，“一切都是命运，新的仙人掌专家来了。”
我来到母亲的裁缝间，敲了敲门。“进来。”她抬头说，我正好进门。然后她俯身向缝纫机，踩着电动踏板，又缝了好一会儿。
母亲看来不太知道要怎么应付。“教授，我是个重生的基督徒，在这个家里，只有赞美才会用到神的名字。”她说，大部分是为了遮掩困惑，也意在警告老博，别以为自己跟全能的上帝熟到可以随便开玩笑。
“我们在你床底那个夜壶里放了一些食物。”她嗫嚅说，然后两个人手拉着手，焦虑地低声啜泣，生怕此事被发现。
“夫人，我对神没有异议。全能的上帝造出仙人掌这种植物，如果神要选一种植物来代表他，我想在所有的植物里他会选择仙人掌。仙人掌拥有所有他尝试要加诸人类身上、最后却没有成功的祝福。让我来稍作解释。仙人掌有人性，但却不屈从，它生长在其他植物无法生长的地方。就算太阳烘烤它的背，强风将它从悬崖上拔起，被沙漠中的流沙掩埋或是口干舌燥，它都不曾抱怨。下雨的时候它储存水分以备艰时之需，它保护自己免受威胁，却不伤害其他植物。没有什么环境它无法适应，它耐性十足并享受孤独。墨西哥有一种仙人掌，每隔百年才在深夜里开一次花，这真是非凡物种才有的圣洁，你不觉得吗？仙人掌能疗治人的伤口，人从它的成分里可以触碰到神的脸庞或凝视地狱的入口。这是一种充满耐心与孤寂的植物，兼具爱与疯狂、美与丑、坚强与柔软。在所有的植物中，神想必是以自己的形象来造仙人掌的吧？我对它充满敬意，它是我的挚爱。”他停下来，指着锡罐里的小绿色植物说：“唐印，这小姑娘极害羞，我找她找了两年，现在她安稳快乐地在我的仙人掌花园里生活，什么八卦耳语都逃不过她的大耳朵。”
我进了厨房，达和迪眼神回避地说：“小主人，女主人要见你。”然后迪看着我，眼神透着绝望。达走过来伸手碰碰我。
“教授，我相信她很迷人，但是这一切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母亲说。我知道她觉得很迷惑，不理解老博说到最后到底是赞美了神还是亵渎了神。
大角大戟。我在脑袋里重复几次这名字，一棵傻傻的带刺老仙人掌居然有个这么大气的名字，我试想了一下，一个拳击手取这名字不知会如何，但马上就觉得不行。大角大戟这名字绝对不适合下一个轻中量级世界冠军。
“我的眼睛不太好，如果小朋友可以跟我一起去寻找收集仙人掌，我就教他音乐。这计划不错，对吧？仙人掌换莫扎特！”
老人在黑暗中回头：“真厉害，皮凯，一定要的啦！”
我母亲听了这新点子看起来蛮开心的。“他的外婆非常有创造力，你知道，她是个艺术家。不过我不知道家族里有没有音乐家，也许爸爸会知道。”她指着书柜两边的两幅画，“她的作品，”她谦恭地说：“她只画玫瑰。”
“再见，老博！”我说，然后又喊，“还有大角大戟跟小斑芦荟！”
老博没有转头看那些画作。“我一进来就看见了，非常棒。”
“原来你是住在英式玫瑰花园里的小朋友。”我们到达一排阴暗的桑葚树时，老博说，“很快我会带你去参观我的仙人掌花园。”虽然天色太黑我看不见他的脸，但可以感觉出他在微笑。“我的好朋友皮凯，我们会再见面的。”他轻轻碰我一下。我看着他高大而摇晃的身影，背着高出他头顶的大角大戟，往黑暗中去了。
让家族出音乐家的想法正中我母亲下怀。波尔人天生爱好音乐，逮到任何聚会场合都会搬出手风琴、吉他，有时甚至还有小提琴。在我母亲眼里，这是他们唯一的优点。如果能有个儿子会弹钢琴，加上弹奏的是古典音乐，绝对会符合她心仪已久的社交胜利。就算在说英语的大镇，家族里有一个古典钢琴演奏者，几乎与财富等值。
很快地，夕阳从灌木草原落下，我们赶紧下了山坡，小石头从前方滚落，我们想赶在天黑之前跑回家。下方第一道灯光亮起，烟囱开始吐烟，疲倦的仆人替白人主人准备晚餐，之后还得洗碗擦碟，最后才能回到自己的家。
我开始慢慢了解，这个相信重生、浸水礼、能说方言与持信仰疗法的使徒信心会，社会阶级很低。巴伯顿这城镇不会鼓励你在祷告时大声哭喊，或是在灵恩派教堂的地板上突然自发性地来上一场宗教性的骚动。我母亲不断挣扎，要保持她对主与他饶舌信众的忠诚，同时又向往成为“贵人”阶级。
“一点也没错！满分十分我给你十一分，一定要的啦！”他说，我们大笑起来。
弹钢琴的昔日尿尿鬼，承诺自己要变成平衡这家族社会阶级的主要工具。卡麦隆太太来访时双方正好成交，为了回报我愿意做老博跋山涉水的长期旅伴，我将获得免费的钢琴课程。我很努力才压下欣喜之情，保持伪装。虽然我对音乐这东西是一点概念也没有，但因为保姆的缘故，音调与和声很早便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老博。”我胆怯地回答。至此之前，哈皮是唯一一个让我能亲昵称呼的成年人，我觉得有点可怕。
几个月的漫长夏日，我大部分时间都与老博在一起，攀爬巴伯顿周围的山丘。我们常冒险进入暗黑的峡谷中，丘陵多在山脉隆起处形成深折。那些布满树蕨的湿绿山沟，高大苍老的罗汉松，如须的地衣与野葡萄藤覆盖绿树枝丫，与太阳烘烤下布满芦荟、荆棘树丛、岩石与粗草的荒芜山丘，形成阴凉的对比。
我点头同意。然而我太害羞，无法大声说出那个词。他看出我退缩。“皮凯，我叫什么名字呀？”他随口一问。
有时我们会在树篷中看到一株独立的铁树，这残存的植物躲过了五十年前在丘陵间淘金的流浪矿工的斧头。山峦间点缀着深入丘陵与山腰的矿井，那些支撑着黑洞与甬道的木材，在运入坑道之前，也许已在世上矗立千年。
我看得出来他之前高亢的情绪产生了变化，脑子里不知正想着什么。然而转瞬间，他的双眼又闪烁起来。“教授是老师，皮凯，我很荣幸自己是个音乐老师。”他把手搭在我肩上。这是他第一次碰我，感觉自然而友善，就像跟其他孩子玩的时候会碰到一样。“你可以叫我老博。你知道，我也是音乐博士，这是同一件事。我太老，你太小，我们不要这么‘先生’来‘教授’去的，不需要躲在这么无足轻重的头衔后面。就是皮凯跟老博，我想，这决定不错吧？”
老博教我认识许多开花植物。帝王花开着满布斑点的白花，遥望即可见的一丛亮橘红通常是野生石榴树。我学会分辨不同种类的倒挂金钟树，在樟脑树前驻足，揉碎樟脑叶，嗅闻那美妙的香气。我认得野生栀子花的黄白色花蕊与水赤杨的花朵。高树间一串串爬满石松的藤蔓，有各式各样的名字： 旅人佳音、柠檬青豆、番红花绳、牛奶绳、戴维之根等。没有什么能逃过老博的好奇心，他教我许多宝贵的辨识课。很快地，在他向我解释灌木丛、峡谷与高山的生态系统时，这些树与叶、灌木丛、藤蔓与地衣也开始在我脑海里组合成井然有序的结构图。
他用大手巾小心地把芦荟包起来，放进帆布袋里，然后背起袋子。“你很专心，皮凯，我喜欢这样。教授是什么？这是个好问题。”他站在那儿看着即将逝去的夕阳。“教授是个喝了太多威士忌的人，曾经很会弹贝多芬、勃拉姆斯、莫扎特，非正式场合时甚至也弹弹肖邦。这人可以在维也纳、莱比锡、华沙和布达佩斯等地得到莫大尊荣，对了，还有一次在伦敦。”他耸耸肩。“但教授也是一个不再受小女孩尊敬的人，尽管小女孩连《筷子曲》(是首耳熟能详的简易钢琴圆舞曲，常是钢琴初学者弹的第一首曲子。)都弹不好。”
“皮凯，万物各司其职，一切都有所解释。大自然是连锁反应，一物跟着一物，物物相依。最小的跟最大的同等重要。你看，”他指着树苗旁卷曲的小藤蔓说，“中间那是臭木的树苗，将来会长成三十英尺高，但最后却是藤蔓获胜，臭木早在看见天空之前便会被勒死。”
我得说，我并不觉得太稀奇，不过他很快乐我就很高兴。“你还没跟我说教授是什么。”
他常举大自然的譬喻。“是呀，皮凯，在生命中，一个想法开始时总是很小，像棵小树苗。这时藤蔓会出现，想要勒住你的想法，让它无法长大，让它死去，这样你永远也不会知道自己那个天大的点子可以长到三十英尺高，穿过黑暗的树荫，触碰天空。”他看着我继续说，“害怕创新的人就像藤蔓一样，他们害怕新思想。你遇到的大部分人会是藤蔓。在你还是棵年轻植物时，那些人非常危险。”他锐利的蓝眼直视着我，“一定要听你自己的，皮凯。与其守旧不如犯错。如果你错了，没什么，你会学得教训，变得更强壮。如果你对了，便朝个人实现跨了一大步。”接着他会叹口气再斜眼看我，“专家，我说过专家什么，皮凯？”
“皮凯，我的朋友，你是个天才！看看你坐的这颗石头下面有什么，这是小斑芦荟(学名Aloe microstigma，日光兰科芦荟属，是南非常见的开花芦荟植物。)！”我站起来，跟他一起跪下往石头底下看。岩石底的草丛中长着一小丛有细小斑点的芦荟，那芦荟不比两先令大多少，就算很靠近也很难看见。如果眼睛没有受过训练，根本看不见。老人把杂草拨向一边，平趴在地上，将相机对着那株多汁的小植物，身后的夕阳让植物沐浴在一片亮红里。“光线很完美，我得快点儿才行。”他握着相机的手因兴奋而颤动。最后他按下快门，缓缓站起来，从工作服里拿出一把约瑟夫罗杰刀，用小刀割下四株芦荟，原处还留有两倍以上数量的芦荟。他把那株小植物拿给我看。“太好了，皮凯，虽然小但很完美，这是我们友谊的好彩头。”
“不要尽信专家意见。如果你问一只鸡，它会说自己肚子里塞的应该是蚱蜢、玉米跟虫子。”尽管重述百次，这句话还是让我觉得很有趣。
“我放弃了，先生，”我说，觉得自己很笨，“教授是什么？”他已经把身后的帆布袋放下来，又把相机握在手中。
老博让我看见，从岩石表面渗出的一抹小水流是如何一点一滴在它周围的湿地上招来地衣，然后灌木丛，再来是树木与藤蔓，直到山谷形成一个充满植物、昆虫、鸟类与动物生命的依存网络。“你一定要回到源头，回到岩石表面，回到开始。你知道得越多，越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人类是唯一可以将知识储存在身外的动物，这一点让人比周遭的生物更了不起。天底下没有新鲜事，只要你知道从前发生过什么，你就知道现在是什么状况。皮凯，你的脑袋有两个功用，它是你创新思考的所在，也是你的索引图书馆。让它告诉你要往哪个方向去，然后你会拥有前人脑袋所有的东西。”
我坐在一颗小石头上想找出答案，马上便知道他又考倒我了，感到心一沉。一开始我只是以为他的名字有点不寻常，像我自己的名字“皮凯”一样，我从来没听过有人名字叫作“教授”。但是话说回来，我也是唯一一个我认识的叫作“皮凯”的人，凭什么说人家？
老博从不数落别人。好几年后我才弄明白许多他说过的话，但是当时我照单全收，把那些话一一装进自己生嫩的怪脑袋里，期待成熟后会重温并理解那些忠告。他教我在阅读中寻找意义与讯息，做笔记，去巴伯顿图书馆查后续数据。图书馆员包思沃夫人总在我们俩走进去时叹道：“这两个邋遢家伙又来了！”她宣称自己得花上好几小时来擦去我们在借来的书的空白处做笔记时留下的铅笔痕迹。有一次老博坚称那些笔记让书更有价值，包思沃夫人挑眉说道：“教授，你指的是德语与幼儿园小朋友的笔迹吗？”
“好吧！那么我再给你一次机会。教授不一定是个先生，但先生可以是个教授。回答我这个问题，小聪明先生？”
老博耸耸肩，从书本中抬起头，摘去阅读用的金边眼镜说：“幼儿园，包思沃夫人，‘幼儿园’这词的写法也是德语(英语“幼儿园”（kindergarten）源自德语，为“Kinder”（小孩子）和“Garten”（园子）的组合词。)。”
“真的，冯佛伦丁教授先生，我想我可能猜得出来。”我抗议道，急于表现给他看。
不过我觉得包思沃夫人并不真的在乎，根本鲜少有其他人借阅关于鸟类、昆虫与植物的书籍。此外，反正大部分自然类的书籍都是老博捐的，他对小镇图书馆存有一种主人的态度。多年来他的小屋实在装不下这些书，只好把书赠给图书馆，因此在老博的脑袋里，图书馆等于是他小屋藏书的延伸基地。老博也教我读拉丁字根，如此一来我就不必仅靠记忆背诵，植物的学名对我也开始有了意义。
“是，当然！事后诸葛很容易嘛。”
我们攀爬高耸的悬崖峭壁，寻找仙人掌与其他多肉植物。夏天结束时，在山的另一边，在松散的灰页岩与褐色的粗草丛中，我误打误撞发现了“龙山”——一种带刺的小型芦荟。
“啊！如果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猜得到。”我说，马上说服自己事情一定是这样。
老博欣喜异常。“珍贵！真是太珍贵了！”他跳起来，但落地时踏空，一屁股跌落山坡，摔了约莫两百英尺才停下来。他小心地爬上来，手臂因擦过尖锐的页岩而流血，他满是风霜的脸露出羞赧的笑容，然而兴奋的双眼仍然透出找到稀有植物的胜利光芒。“这里地势那么高，在这地区发现龙山，简直是不可能的事！你是个天才，皮凯，一定是的啦！”
“好，现在你已经自我介绍了，可以来看看为什么大角大戟先生没有抓伤我的背。”我走到他身后，往帆布袋中一看。里头有把折叠式的铁锹，仙人掌的根部则包在麻布里，用一条粗绳绑起来。冯佛伦丁教授背部那一侧的帆布包是厚皮制的，长针穿不过去。“还算聪明吧，哈？”他嬉笑。
那是整个夏天的大发现，对老博来说，花在山丘上的每一分每一秒无论多么疲惫，都值得了。我们用相机做记录，然后采了六株小芦荟，留下多于两倍的数量，让它们附着在艰险而无遮蔽的山坡上。
“哈啰。”我对仙人掌打招呼，不太知道还要说什么。
跟我一样，老博起得很早，因此整个夏季，天刚破晓他便前来教我钢琴。“只要一年我们就可以有结论，不过那不重要，爱音乐才是一切。首先我会教你喜爱音乐，之后我们再慢慢学怎么演奏。”
我爬下石头来到他旁边。“皮凯，这是大角大戟(学名Euphorbia grandicornis，大戟科多肉植物，原产南非，别名麒麟冠、龙骨冠等。)，它是非常害羞的仙人掌，在这一带很难发现呢。”
我急于讨好老博，勤快地练习，然而我猜他看外表便知道我不会是什么天才音乐家。尽管我的进步比他为了生计而教的另一个小女孩还要显著，我显现出来的才能仍极有限。但接下来的几年里，那才能已足够唬唬我母亲，还有镇上所有重要家庭里母性坚强的女主人。在音乐会上（此处我必须赶紧加注，那不是以我为主角的音乐会）我代表了文化素养，而他们会刻意大声为我鼓掌。
笑得筋疲力尽后，冯佛伦丁教授从工作服口袋里拿出一条红色印花大手帕擦眼睛。“我的英语不太妙，对不对？”他要我下去坐在他身旁，“来，不罚了，太危险了，说不定这次我会笑死。来吧，皮凯，我给你看个秘密。”他拇指往后一甩，指着仙人掌说：“不过你得先对我背上搭便车的这个刺刺绿朋友自我介绍一下。”
这些场合通常出现在春天与秋天，总是让我母亲感到极为自豪。虽然音乐会也代表了一种与主的妥协。音乐会是魔鬼的玩意儿，与主的教导大相抵触。音乐会就像贷款那类事情，主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早就谴责过那些法利赛人与撒都该人了。为了替自己与我参与音乐会这件事辩驳，她指出（多半是要说服自己）许多伟大的古典音乐家都曾为教会谱过乐曲。
我站在岩石上，手放在屁股上单脚平衡站立，但每次我要说的时候就大笑不止，然后失去平衡。我们很快笑到几乎失去控制。我站在岩石上，冯佛伦丁教授在下面的地上跳来跳去，用手拍打大腿，仙人掌像个绿色婴儿一样攀在他背上。我可以顺利说出前面的部分，但是最后那句“一定要的啦”显然夸张了一点，我老是乐不可支地笑翻过去。
主对饮酒、抽烟、电影与跳舞这些事的好恶一样鲜明，除了芭蕾之外。
“对，有可能，这答案很好。”他缓缓摇头，“但是不对，皮凯，很抱歉，你得先受罚，之后再让你猜。”他压着自己脸颊。“让我想想……对了！我知道我们可以怎么办，你得跟我一样，手这样——”他把手放在屁股上，“我们一起单脚站着然后说：‘无论发生什么坏事，从今天起我再也不伤心了，一定要的啦！’”
芭蕾舞是镇上上流家庭中带有薰衣草香气的女士们珍爱的另一项事物，通常在我演奏钢琴之前会先有一段芭蕾舞表演。这两样文化活动组合成了一年两次的音乐会的内容。敝人弹奏肖邦，而那些穿着白色芭蕾舞裙、戴着鸭嘴纸浆头饰的六岁小儿，则随着留声机中泻出的柴可夫斯基《天鹅之舞》翩然起舞。
“你先把仙人掌在袋子里那部分的针都拿起来了。”
在由业余轻歌舞剧、爱尔兰式独奏、单人或团体六角手风琴表演、键盘手风琴与南非狱卒演奏耳熟能详的阿非利堪民谣吉他等大量通俗娱乐所制成的三明治中，我们是文化牛肉。为了弥补种族失衡，通常会来段吉尔伯特与苏利文(由剧作家吉尔伯特（William S. Gilbert）与作曲家苏利文（Arthur Sillivan）合作，以轻松幽默的歌曲形式改变了严肃的传统歌剧，是十九世纪最受欢迎的轻歌剧组合。)的男声四重唱。音乐会委员会认定一首英语轻歌剧曲目大略等于一打阿非利堪民谣，不管那些民谣曲子编制得多么美妙和谐、踢踏与击掌的节奏是多么明快。
“哈！皮凯，这是个好问题。我给你个机会想一想，不然你就得受罚。”
音乐会最后总是由圣公会诸圣堂合唱团带领群众唱《多佛的白色悬崖》作为结束。为了要向聚会中众多红脖子的表达自己的立场，波尔狱卒与他们的家人会在大合唱之前先行离开，这时一些留在原地但教养较差的成员则对他们发出鬼叫与嘘声。
“为什么仙人掌的刺不会刺到你的背？”那个帆布袋材料太轻薄了，根本无法挡住可怕的三英寸长针。
德国人暗中在波尔战争中帮助波尔人。除了从枪炮军火买卖中获利之外，他们捐赠食物与医药补给，甚至派遣医护人员去看顾受攻击的波尔人。当时，因为英国的焦土政策，贫瘠不毛、不事生产的土地对波尔人的伤害远大于李梅特福步枪的射击。对波尔人来说，德国人是值得信赖的老朋友，握手即约，友谊为盟，至死不渝。在非洲荷兰归正会里，犹太人被视为谋杀耶稣的凶手，反犹太主义一直存在，而种族优越的概念从来不受质疑。在这个背景下，对许多波尔人来说，希特勒只是在做他分内之事，而且对某些人而言，他做得挺不赖。
“皮凯，皮——凯？我喜欢这个名字，发音很悦耳，我想这是不错的音乐家名字。”他抬头斜眼看着我，思考着，然后深吸一口气，仿佛下了什么重大的决定。“皮凯，我想我们可以当朋友。”他说。
等待狱卒与同情纳粹的人走出去后，剩下的群众会站起来，将《多佛的白色悬崖》至少再唱两遍，加倍重申他们对此时正水深火热的祖国英国之爱。为了让音乐会有个可泣的结束，表演者会在狱卒与其他阿非利堪人离开后，聚集到台上，人手一枝长梗玫瑰，代表着我们家族的优良血统。热泪盈眶的观众沉浸在矫作感伤的旅程中，回到一个我们大多数人根本不会见到的国家。他们全神贯注在我们这些表演者身上。我们站在那儿，七十八转的留声机中沙沙播着《天佑吾皇》，然后将长梗玫瑰掷向观众。
“皮凯。”我说，同时收回手。他的友善态度颇具感染力，举止并不透露出高傲。最棒的是，我从他说的话里听不出有什么言外之意。
接着祖父、母亲和我徒步回家，在这之前我们得先婉拒市长的邀约，他请我们到凤凰旅馆参加为表演者举行的传统会后舞会。世俗的舞会，一如这类典型所示，充斥饮酒、抽烟与跳舞，全都是上帝违禁表中的项目。
“我称这张照片为‘岩石上的男孩’。”他停下来，歪着头，“我想这名字不错，你答应了，对吧？”我点点头，他看来很满意，放开相机让它自然地垂在胸前，对我伸出手来。他站的地方太远了，我们的手碰不到，可我还是伸出手来，我们一起对空握了握手。这样的自我介绍似乎很完美。“冯佛伦丁，冯佛伦丁教授。”他收手，生硬地对我微微鞠了鞠躬。
而下一期的《淘金场报》会报道这场音乐会，封面斗大的字写的是狱卒愤怒走出会场。街头巷尾将饶舌好一阵子，镇上的要人会建议军队介入来扫荡纳粹党羽，或是把监狱迁到四十英里外一个叫内斯普路的阿非利堪小镇，反正大部分的囚犯都是从那里来的。
他说话的时候我匆忙站起来，有点胆怯，从一块岩石上俯视他。我站的地方比他高了整整六英尺。他对我，甚至是对石头，对天空做了一个手势。
我祖父打过波尔战争，有一次他在《淘金场报》的编辑汉金先生的游说下表达了自己的看法。然而他们并没有把他说的印出来，他说的是：“身为一个担架手，整场波尔战争我都吓得屁滚尿流。射击是那些浑蛋唯一一项比音乐还厉害的本事。没有他们的话，音乐会根本不值一只破鞋。”
“请你千万不要介意，我拍了你的照片。别的时候我不会这么做，那不礼貌。但是因为你的表情，没错，最重要的就是表情。没有表情的话，人类只是一大块肉而已。我猜你有困难，是吗？”
也许汉金先生觉得他的报纸已经替我们家做了很大的宣传，因为他再也不曾来询问我祖父对任何事情的意见，尽管狱卒在战时的每一场音乐会里都做同样的举动。但是可以靠包思沃夫人，她正巧是镇上文化活动的特派记者，而她的专栏——“费欧娜·包思沃的文化花园剪辑”——总是在报道我的表演。报纸刊出的接下来几天，母亲总是乐得晕陶陶的。那个月中每周有两次，我必须送些玫瑰花到图书馆去。
“今天的夕阳真美，对不对？这里一向是最好的观赏地点。”我转过身，看见一个高瘦的男人，比我祖父还高许多，或许也比祖父瘦。他戴着一顶阔边扁呢帽，雪白的头发垂至肩膀，满是皱纹的脸干净无须，肤色偏深，有一双过于年轻的湛蓝眼睛。他穿着卡其工作服，没有穿衬衫，手臂与胸膛也晒得黑黑的。工作服从膝盖以下缠着绑腿布，直到袜子与结实的登山靴上方。他背后绑着一个大型帆布袋，里头伸出一株高出他头顶约三英尺的仙人掌，深绿色的皮上插满了危险的棘刺。左手则握着一台看起来很好玩的相机，相机皮带挂在脖子上。
在取得我母亲信任的过程中，老博将他对音乐的热爱传给了我。也许我笨拙的双手弹不出来，但是我可以清楚地在脑中听见那些乐曲。在他给我的众多礼物中，对音乐的热爱也许是最重要的一样，就算他闲适安稳的生活突遭混乱，而我童年那段与他单独站在高崖上与山谷中的欢乐景象正悄悄消失，他仍持续教导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