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二十日，赵葵才带着五万宋军主力，赶到汴京与全子才会师。赵葵一到汴京，就指责全子才按兵不动，没有乘胜进攻洛阳：“我辈始谋据关守河，今已抵汴半月，不急攻洛阳、潼关，何待耶？”
此时，距离靖康之变（1127年）已有一百零七年，大宋王师终于再度踏入旧都。但全子才军看到的芜城却与《清明上河图》中的那个汴京大相径庭，四顾萧条，寒水自碧，废池乔木，犹厌言兵，昔日的繁盛帝都仅余居民一千多户、守军六百余人，只有大相国寺和原北宋宫禁“不动而已”。
全子才是有苦衷的。蒙古人在北撤时基本执行的是坚壁清野战略，留给宋军的都是无储粮的空城，而决堤泄洪又几乎令宋军的后勤粮运陷入瘫痪，故宋军一进入汴京就堕入缺粮的窘境。
六月底，全子才率军收复了宋太祖的龙兴之地南京应天府（商丘）。七月初二，全子才所部已抵达了汴梁东郊外。正当宋军准备攻城时，汴梁城内发生兵变，蒙军主帅崔立被杀，乱军以城来献。七月初五，宋军兵不血刃就光复汴梁，成就了岳飞终其一生都没有达成的伟业。
赵葵建功心切，不顾全子才和部将的劝阻，决意冒着断粮的风险进军洛阳。为了缓解缺粮困境，赵葵想出了一个梯次进军的法子：徐敏子率前锋部队一万三千人先行，杨义率第二梯队一万五千人随后出发，其他人待粮食到了再进军。尽管赵葵已尽力将军粮优先供给前锋部队，但也只够五日使用。
宋军开局进展异常顺利，甚至超越了主战派的乐观预期。从庐州到开封，全子才军一路几乎未遭遇任何像样的抵抗，蒙军似乎望风而逃。宋军此时最大的阻碍并不是什么蒙古铁骑，而是蒙古人造成黄河南岸决堤，宋军在一片泽国中行军苦不堪言，据《齐东野语》记载，“河水淫溢，自寿春至汴，道路水深有至腰及颈处”。
七月二十一日，赵葵到汴梁的第二天，即令徐敏子率军西进洛阳。为节省军粮，宋军将五日口粮分作七日食，勉强西行。二十六日晚，两百名宋军抵达洛阳城外，本想趁夜择机偷袭，但潜入城后才发现蒙军早已撤出城外。二十八日，徐敏子率主力一万三千人入城，正式光复了西京洛阳。就这样，宋军又取得了一场轻而易举的胜利。至此，三京尽入宋军彀中。
六月十二日，宋军正式出师。参与“三京之役”的宋军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赵葵率领的五万主力，由泗州（今江苏盱眙西北）渡淮北上；另一部分是由全子才率领的一万余淮西军，由庐州（今安徽合肥）北上。宋军此次军事行动看似规模浩大，其实起初参战的也就全子才这寥寥一万多人，而这支部队承担的军事任务却过于宏大：直取汴京。
从六月十二日出师到七月二十八日光复洛阳，宋军仅用了短短四十余天，未经大战，长驱直入，便建下了令人目眩的不世之功。
郑清之也想督促四川制置使赵彦呐出兵，“以应入洛之役”，但赵彦呐也如史嵩之一样抗命不遵。郑清之规划中的两淮、京湖和四川三路宋军齐出，最终只有六万余淮军参战。
赵葵迅速向临安发出了捷报，但新胜的宋军随即陷入了危机。收复洛阳次日，也就是七月二十九日，徐敏子所部粮尽，洛阳无粮可就，宋军只得采野草和面做饼而食。
史嵩之为何如此反对入洛，原因未明，但京湖军毕竟与蒙古人在蔡州城下并肩作战过，对蒙军的战斗力有最深切的了解，这很可能会影响史嵩之的战和判断。无论原因如何，由于史嵩之反对入洛，作为下属的孟珙自然很难带兵参战了。就这样，宋军大举进兵中原时，他们不仅少了一支参与灭金的精锐军团，更缺了一位宋军军神。
更大的危机潜伏在城外。二十九日当天，杨义率领第二梯队一万五千人抵达洛阳城东三十里的龙门镇，正在休整，遭遇了蒙古骑兵的奇袭。宋军自开战以来要么所向披靡，要么不战而胜，心态极其懈弛，甚至并未立哨设谍，仓促无备，一触即溃，大部分人在溃逃中溺死于洛水，只有主将杨义带着少数残部仓皇逃入洛阳城。
在联蒙灭金之役中，直接参战的为孟珙统领的京湖制置司精锐，听命于该战区的最高官员史嵩之。端平入洛军兴之前，宋理宗和郑清之本计划令史嵩之在京湖方向出兵呼应，与两淮之“协谋掎角”。但史嵩之坚决抵制开战，《宋史·史嵩之传》记载，他上书六条，“力陈非计”。宋理宗君臣只得退而求其次，转而诏令史嵩之负责为入洛筹划粮饷，谁料史嵩之仍然油盐不进，以荆襄疲敝为由推却，“荆襄连年水潦螟蝗之灾，饥馑流亡之患，极力振救，尚不聊生，征调既繁，夫岂堪命”，甚至向宋理宗放了反对入洛的狠话，“迕旨则止于一身，误国则及天下”，摆出“我不遵旨任凭处置”的强项姿态。
蒙古骑兵当然不是神兵天降，他们对宋军的缺粮与分兵了如指掌，在入洛的必经之路龙门设伏已久，故意放宋军第一梯队入城，再突袭第二梯队，以各个击破，分割包围。
陛下之将，足当一面者几人？勇而能斗者几人？智而善谋者几人？非屈指得二三十辈，恐不足以备驱驰。陛下之兵，能战者几万？分道而趣京、洛者几万？留屯而守淮、襄者几万？非按籍得二三十万众，恐不足以事进取。
南宋誓师北伐后，蒙古军队虽主动撤往黄河以北，却在三京一带密布哨骑，时刻监视宋军的一举一动，不战自退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主动示弱、诱敌深入之举。当宋军挟新胜于汴京与洛阳额手称庆时，蒙古人正秘密南渡黄河，张网设伏，只待宋军自投罗网，再作雷霆一击。
宋军要知道，按照参知政事（可理解为副宰相）乔行简战前的质疑，宋军没有二三十万精锐，不足以言战。《宋史·乔行简传》载：
龙门之战后，宋军第二梯队几乎全军尽没，只剩下洛阳城中徐敏子一支孤军。
然而，如此规模宏大的收复失地目标，宋廷仅仅动员了两淮方面的六万军队，且基本都是步卒。凭这点兵力就想收复三京，席卷中原，近乎痴人说梦，端平入洛从一开始便带有决策上的先天不足。
蒙古军兵临城下，徐敏子所部外无援、内无粮，困守洛阳等于坐以待毙，遂于八月初一弃城突围。宋军东渡洛水，起初尚能背水列阵，与蒙军相持，屡次击退对方的小规模进攻。次日，宋军大阵虽在蒙军的攻势下岿然不动，但这支断粮四日的孤军已无心恋战，徐敏子带领全军向南突围。蒙军见久攻不下的宋军大阵自我瓦解，果断下令追击。蒙古骑兵对密集结阵的宋军步兵固然无可奈何，但追杀行军中的步兵却是游刃有余，宋军起先的有序撤退很快演变为土崩瓦解。蒙军追亡逐北百余里，宋军竞相驰逃，死伤十之八九。
端平元年（1234年）五月，南宋中枢最终下了进军中原的决心，史称“端平入洛”。所谓入洛，更浅近的表述应当是三京之役，即收复东京开封府（汴梁）、西京河南府（洛阳）、南京应天府（商丘）。
徐敏子中流矢差点丧命，战马死于乱军。他徒步从小路侥幸逃出生天，南逃沿途收溃兵三百余人，吃了两天桑叶、七天梨蕨，于八月十一日才狼狈退至南宋境内。
再多的情怀，再多的谋划，在蒙军武力的绝对优势面前，都将化为乌有。
此时，赵葵和全子才仍身在汴京，当洛阳兵溃的败讯传来，两位中兴名帅当即定计“班师”，当晚下令士卒整理行装，次日凌晨全军撤出汴京。宋军在逃亡中丢魂丧胆，连蒙古人的影子都没见到，后军竟在风声鹤唳中溃散，将全部辎重遗弃在了中原。
无论主战派宣陈再多的国仇家恨和宏大战略，说千道万，其实他们最根本的失策在于高估了宋军的战斗力。
至此，为期两个月的端平入洛以阵亡三万之众的沉重代价惨淡收场。此时，临安还沉浸于光复三京的迷梦之中，忙于论功行赏，委任官员，殊不知收复失地已成黄粱一梦。
尤其是宋理宗的出师檄文，“作为此役的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宫廷文书，对‘蒙古背约’或‘南宋如约’出兵之事，在理应申明的地方，却只字没有提及，而是讲了另外两条理由”，可见此说“连宋廷自身也没有承认，也不去宣传和张扬”。
宋人周密在《齐东野语》中对此役持论较为公允：
但很多学者对此持怀疑态度，专力元史的陈高华先生就明确指出，“并不存在蒙古答应归河南地而后来背约之事”。最有力的证据在于，“遍观当时南宋臣僚有关奏议与朝廷诏令、制诰等，竟然都未见有记载”。
是役也，乘亡金丧乱之余，中原俶扰之际，乘机而进，直抵旧京，气势翕合，未为全失。所失在于主帅成功之心太急，入洛之师无援，粮道不继，以致败亡，此殆天意。后世以成败论功名，遂以贪功冒进罪之，恐亦非至公之论也。
后世在为宋军出师寻找正当性时，曾有一个看似义正词严的说法：蒙宋结盟时，蒙古曾许诺灭金后将河南之地归还南宋，但战后背约，因此南宋才武力履约。这一说法的根据是《宋季三朝政要》中的记载。
不过，端平入洛几乎没有任何成功的可能性。赵葵和全子才固然狂妄轻敌、贪功冒进，京湖军和川军固然未及参战，军神孟珙固然不在场，但“宋军于洛阳所遇之敌，并非蒙军主力，人数也不多，只是蒙军的偏师游骑而已，但宋军已不能抵御了”。对此，时人其实也了然于胸，诗人刘克庄说宋军是“重兵溃于游骑”。大臣李鸣复说得更为沉郁：“偏师相遇，小小交战，而我军已不支矣。然其国酋将佐，犹深居草地，未尝出也。”
郑清之主战可能有三个原因：其一，得到了宋理宗的授意；其二，作为史弥远的“余党”，郑清之更需要边功来巩固自身岌岌可危的政治地位；其三，郑清之早年曾受赵方所托，当过赵范、赵葵兄弟的老师，大诗人刘克庄曾语带讥讽地评价郑清之师生，称他们“鸣剑抵掌，坐谈关河，鼻息所冲，上拂云汉”，均为纸上谈兵之辈。
蒙古人就是凭借这支可能主要由金末北方汉族人武装构成的偏师，先于蔡州灭金，继而于洛阳重创南宋北伐之师。在蒙古军主力不在场的情况下，大谈什么宋军的战术之失，进而渲染所谓的失去的胜利，无疑是自欺欺人了。
这场有关“大宋往何处去”的国是之争，最终以主战派得势而告终。主战派胜利的背后，除了宋理宗收复之志甚笃，宰相郑清之的支持也不容小觑。
究其根柢，端平入洛之败源于宋理宗好大喜功，主战派逢君之恶，在“收复三京”这样洋溢着政治正确的热血口号面前，轻启战端，军事乃至财政的考量都在决策中被选择性忽略了。虽说“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但战争也有其自身的独立运行规律，再正确的仗，终究还是得过实力这一关。
还有大臣试图以讽喻点醒宋理宗。太常少卿徐侨穿着一身破旧衣服进宫，宋理宗震惊于他的清贫，谁料徐侨反唇相讥：“臣不贫，陛下乃贫耳。”宋理宗愕然：“朕何为贫？”徐侨顺势说了一大段南宋和宋理宗面临的各项重大危机：权幸用事、将帅非材、天灾不断、盗贼并起、帑藏空虚、军饷克扣……意在劝谏宋理宗固本为先，用兵莫操之过急。
不过，哪怕端平入洛一无是处，它也不应承担与其无关的历史责任。一种很流行的说法是，端平入洛导致了长达四十余年的宋蒙战争，甚至被视为南宋亡国的罪魁祸首，仿佛没有端平入洛，宋蒙就可以在长期和平中相安无事。
虽立场不尽相同，但南宋大部分臣僚其实都反对出兵，认为南宋的国力、军力都不足以对蒙开战，当务之急是改革弊政，增强国力，切不可轻举妄动。《宋史·李宗勉传》记载，监察御史李宗勉认为，眼下大宋“士卒未精锐，资粮未充衍，器械未犀利，城壁未缮修”，“守御犹不可，而欲进取可乎”。《宋史·真德秀传》中理学大师真德秀则干脆质疑起“收复”的合法性：“移江、淮甲兵以守无用之空城，运江、淮金谷以治不耕之废壤，富庶之效未期，根本之弊立见。”
时人王埜的一番话颇具代表性：
主战派虽用心不纯，但出兵之议并非全然乖谬悖理。除了收复中原这种拿来压人的方向性原因，主战派也提出了两个切实的出兵理由。其一，蒙古灭金之后，师老兵疲，对惨遭战争荼毒的芜城也缺乏据守兴趣，塔察儿率军北渡黄河，中原军力空虚，这是难得的时间窗口，主战派甚至幻想可以不战而取河南。其二，金国降人向赵范、赵葵兄弟献计，南宋“非扼险无以为国”，金人守黄河，据潼关，在关河防线抵御蒙古人十余年，南宋自可效仿。
国家与蒙古本无深仇，而兵连祸结，皆原于入洛之师，轻启兵端。
再加上，赵氏兄弟也算知兵之人。绍定四年（1231年），赵氏兄弟击杀投降蒙古的两淮地方军阀李全，傲睨得志之余，连带着对蒙军的战力也不以为意起来，颇有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之轻狂。
清代大学者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中的阐发则更进一步：
但半年未过，这对兄弟就摇身一变，成为主战派。其主因自然是逢迎宋理宗丰沛的收复之志，也另有邀功的私心作祟，“赵氏兄弟见史嵩之、孟珙获蔡州大捷，分外眼红，故想再立新功，跃跃欲试”。
全子才、赵葵首倡收复三京之议，宰相郑清之力主其说，横挑强敌，两京卒不可复。而元兵分道来侵，蜀土失其大半，并襄阳亦弃之。宋之失计误国，未有如清之者也。
主战派的代表人物是身为边帅的赵范、赵葵兄弟，他们是名将赵方之子。绍定六年（1233年）十一月，宋理宗亲政之初曾分别召赵氏兄弟御前奏对。那时他们还没有什么主战倾向，《宋史全文》卷三十二记载，赵范大谈“国未富、兵未强，此今日之急务也”，主张对蒙施行羁縻之策；赵葵更是明确提出和蒙，“今边事未强，军政未备，只得且与之和”。
端平入洛的确是宋蒙战争的序幕，将其视作导火索大概也没错。但是，从当时的地缘局势来看，宋蒙“必有一战”，有没有入洛，蒙古大军迟早都会大举南侵。将战祸甚至宋亡的原因推给端平入洛，并不公允。
从太庙祭告灭金到三次谒陵，君王的主战信号已经释放得这么明晰，朝臣自然心领神会。
这并不是推测。端平元年（1234年）七月，宋军尚在北进途中，蒙古大汗窝阔台正在草原上召开诸王大会，首次明确提出了灭宋的战略目标，并有御驾亲征之意。《元史·塔思传》记载：“先皇帝肇开大业，垂四十年。今中原、西夏、高丽、回鹘诸国皆已臣附，惟东南一隅，尚阻声教。朕欲躬行天讨，卿等以为何如？”木华黎之孙塔思主动请缨：“臣虽驽钝，愿仗天威，扫清淮、浙，何劳大驾亲临不测之地哉！”可见，攻宋本就是蒙古的既定国策，或早或晚而已。
端平元年（1234年）四月，宋理宗下令在朝百官“集议和战攻守事宜”，又令“在外执政从官、沿边帅守并实封奏闻”。由此宋廷上下和战之说并起，聚讼盈庭，莫衷一是。有学者认为，至迟到此时，宋廷已在谋划收复河南的军事行动了。
在蒙古骤然崛起，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征服帝国的时代，南宋对蒙政策其实从来都不存在所谓的最优解。在蒙古冠绝古今的绝对实力面前，南宋的军政转圜空间其实相当有限，和、战、守三策各有利弊，但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南宋的存亡大计。
朕惟国家南渡之后，八陵迥隔，常切痛心。今京湖制置以图来上，恭览再三，悲喜交集。凡在臣子，谅同此情。
只能说，端平入洛很可能是南宋的最差解，在连起码的军事和财政准备都付之阙如的情况下，将收复希望全然寄托于蒙古人主动放弃三京。这哪里是什么北伐？分明是一场十赌九输的军事投机。
宋理宗对朝臣大打感情牌：
退一万步说，即使蒙古人真的如宋理宗君臣所愿，不战而弃河南，再坐视宋军师法金军，从容重建关河防线，那南宋就真的山河无虞了吗？
金亡后短短数月间，宋廷先后三次遣使赴西京洛阳附近的巩县拜诣祭扫祖宗皇陵，“如此频繁的相同活动，一方面说明宋廷急于‘恢复’故土的要求，另一方面又透露宋廷对三京地区正在进行军事侦察，酝酿着一次新的军事行动”。
答案自然是可疑的。端平入洛前，大臣吴潜就曾诘问主战派：“自潼关至清河三千余里，须用十五万兵，又须百战坚忍如金人，乃可持久岁月。”南宋或有十五万兵，但战斗力岂能“百战坚忍如金人”，因而也就谈不上据关守河的“持久岁月”。更何况，当年金人的关河防线拦住的也只是蒙古偏师，拖雷率蒙军主力一个“假道宋境”，关河防线就和马奇诺防线一样形同虚设。
但宋理宗此时的关注点不仅仅在内政的“更化”上，金之覆亡激发了他的“收复”之志，这位刚亲政的青年皇帝心中充满了建立盖世之功的雄心，一如当年的宋神宗。
以历史的后见之明来看，南宋的相对最优解应该是闭境自守，趁蒙军北撤之机整军经武，增强财力、军力，而不是像端平入洛那样轻于一掷，自损国力。
端平更化最孚众望的是，宋理宗部分出于个人对理学的尊崇，召还了真德秀、魏了翁、杜范、游似等一批理学名臣，一时间众正盈朝，时人赞为“小元祐”，将之与宋神宗去世后司马光等旧党当政的“元祐更化”并称。
但是，这一稳健政略却因最需要耐心、坚忍和长期主义，而往往在政治实践中异化为士大夫的空谈义理、凌空蹈虚，继而沦为因循苟且，逸豫而无为。
宋理宗甚至连史弥远去世前安排的右相接班人郑清之都没换掉，只是贬斥了史弥远最声名狼藉的几位党羽，就适可而止，还让郑清之成为端平更化的主持者之一。
入洛丧师后，主战派自然失势于朝堂，主守派推出了真德秀与魏了翁，希冀这两位举国交推的理学大师能够挽狂澜于既倒。真德秀入朝时，带来的救世良方竟是他亲撰的《大学衍义》；而魏了翁一见到宋理宗不是大谈“明君子小人之辨”，就是“修身齐家”。对于如何处理社会危机、寻找救亡之道，理学家们束手无策。这就是所谓“平日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吧。
端平更化一开始，朝中便充斥着清算史弥远的声音。但宋理宗大体上算是一个厚道人，对史弥远的拥立之功始终心存感念，不忍下手，“上以其定策功，终始保全之”，以“公忠翊运，定策元勋”给史弥远定性。
而曾经壮志凌云的宋理宗，经此一役已是心灰意懒、萎靡不振，对蒙政策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由锐意进取转为畏敌苟和。
宋理宗亲政后，大有刷新政治，澄清天下之志，下诏次年改元“端平”，以示与民更始，针对史弥远时代的弊政开启了一系列改革举措，史称“端平更化”。
但时至今日，蒙古人还愿意和吗？蒙古宰辅耶律楚材斥责宋使的一段话给未来四十余年的宋蒙关系定了主基调：
这份荣耀由宋理宗一人独享。自嘉定十七年（1224年）登基以来，赵昀委政于史弥远，垂拱而治，潜光隐耀九年，而今，赵昀终于等到了飞龙在天的一刻，《宋史·郑清之传》所谓“上既亲总庶政，赫然独断”。
你们只恃大江，我朝马蹄所至，天上天上去，海里海里去。
绍定六年（1233年）十月，也就是南宋应约出兵攻蔡州的同月，前后把持朝纲长达二十六年的史弥远去世，没有等到太庙祭告灭金的高光时刻。
在川蜀山城钓鱼城，也听得见蒙古人嗒嗒的马蹄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