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文天祥在《指南录》中的说法，同去的右丞相贾余庆“卖国佞北”，“惟是贾余庆凶狡残忍，出于天性，密告伯颜，使启北庭，拘予于沙漠”。
从对话看，文天祥似乎占了上风，伯颜是理屈词穷的一方。但更真实的情形是，伯颜因文天祥“举动不常”，将他扣留于军营，不放归临安。
据《指南录·纪事》，在当天的交涉现场，吕文焕就坐在文天祥旁边，但文天祥完全不予理睬。文天祥被拘后，吕文焕试图居中斡旋，劝慰文天祥，“丞相息怒，稍候一二日，就可以回临安了。”
若使无人折狂虏，东南那个是男儿。
文天祥极端鄙夷地痛斥吕文焕为乱贼。吕文焕也恼了，问：“丞相为什么骂焕是乱贼呢？”
三宫九庙事方危，狼子心肠未可知。
文天祥诘问：“国家不幸至今日，你就是罪魁祸首，你不是乱贼谁是？连三尺童子都这样骂你，哪里只有我一人这么说？”吕文焕辩解：“我守襄阳六年，朝廷未救。”文天祥驳斥：“力穷援绝，以死报国就是了。你不就是惜命想保全家小嘛，既负国又家声。现在整个家族都为叛逆，万世之贼臣。”
舌战当晚，文天祥余怒未消，在元军营中赋诗言志，题为《纪事》：
站在一旁的吕师孟见叔父被痛骂，跳出来反唇相讥：“丞相不是之前上疏朝廷要杀我吗，怎么朝廷就没听你的呢？”文天祥怒不可遏：“你们叔侄双双降北，没有灭你们的族，是我大宋失刑，你哪里还有面皮出来说话？我深恨没杀成你们叔侄，你叔侄若能杀我，正好成全我做大宋忠臣，又有什么可怕的？”
天祥见巴延（伯颜）于明因寺，因说巴延曰：“本朝承帝王正统，衣冠礼乐之所在，北朝将以为与国乎？抑将毁其社稷也？”巴延以北诏为辞，言社稷必不动，百姓必不杀。天祥曰：“北朝若以欲为与国，请退兵平江或嘉兴，然后议岁币与金帛犒师，北朝全兵以还，策之上也。若欲毁其宗庙，则淮、浙、闽、广，尚多未下，利钝未可知，兵连祸结，必自此始。”巴延语渐不逊，天祥曰：“我南朝状元、宰相，但欠一死报国，刀锯鼎镬，非所惧也。”巴延辞屈，诸将相顾动色。巴延见天祥举动不常，疑有异志，留之军中，遣坚等还。天祥怒，数请归曰：“我此来为两国大事，何故留我？”巴延曰：“勿怒。君为宋大臣，责任非轻，今日之事，正当与我共之。”
吕师孟为之语塞，一旁的蒙古人也相顾失色。负责看管文天祥的唆都事后向伯颜汇报此事。伯颜吐舌感叹说：“文丞相心直口快，真是一条好汉！”唆都也在私下称赞文天祥：“丞相骂吕家叔侄骂得好。”
文天祥并不认为自己是去请降的，甚至幻想劝服伯颜退兵。《续资治通鉴·宋纪》记载了两人这次言辞锋利的辩论：
文天祥被留下了，伯颜放其他人回临安，但因为宋廷降表“不称臣，仍书宋号”，让他们回临安更新一个版本再送过来。
时北兵已迫修门外，战、守、迁皆不及施。缙绅大夫士萃于左丞相府，莫知计所出。会使辙交驰，北邀当国者相见，众谓予一行为可以纾祸。国事至此，予不得爱身；意北亦尚可以口舌动也。初，奉使往来，无留北者，予更欲一觇北，归而求救国之策。于是辞相印不拜，翌日，以资政殿学士行。
此时，宋廷其实已在政治、军事上近乎全面瘫痪，在谈判中也彻底失去了博弈能力。伯颜见到临安溃兵光天化日之下抢掠杀人，甚至开始担心宋廷已无法控制临安局势，一面严禁元军入城，一面令吕文焕携带黄榜入城，宣慰临安军民，吕文焕还特意入宫安抚了太皇太后。
二十日，宋廷派出了以文天祥、左丞相吴坚、右丞相贾余庆为首的使团，赴伯颜军中请和。文天祥在《指南录·后序》中记录了当时的心路历程：
据说太皇太后听闻大批元军驻屯钱塘江边后，在宫中向天祈祷，希望波涛大作，将元军一洗而空。但是过去波浪滔天的海潮居然三日未见，元军安然无恙。
文天祥接受了求和这个屈辱却又高风险的使命，但坚辞右丞相一职，于是宋廷改命贾余庆为右丞相。
此后，临安之降就被按下了加速键：正月二十四，伯颜入城，率元军高级将领巡视临安城，还有雅兴观潮于钱塘；二月初五，宋恭帝赵率领文武官员在宫中向北遥拜，以示归附，正式发布降表和谕降诏书；二月初六，太皇太后命左相吴坚、右相贾余庆及文天祥等人为祈请使，北上赴大都请命，向忽必烈面献宋廷降表；二月十一，由忽必烈颁发的《归附安民诏》送到临安……
陈宜中宵遁了，谢道清在无人可用中想到了文天祥：十九日晨，升任文天祥为枢密使，中午再拜为右丞相、都督诸路军马。太皇太后的意图昭然若揭，现在文天祥可以作为丞相出城求和了。
临安之降，是伯颜定义的宋亡标志。
这一天，元军进至临安北郊十五里处。伯颜一边保持进军，一边等着南宋丞相出城请降。
忽必烈此刻最关切的事情是，宋恭宗等“三宫”何日启程北上，以绝残宋势力的复国之志。伯颜奉命从速部署南宋宗室北上事宜。
第二天，正月十九日，张世杰、刘师勇等将领听说陈宜中遁逃，朝廷准备不战而降，也匆忙率部离开临安。伯颜听说后，派精骑五千追击陈宜中等人，无功而返。
三月十二，阿塔海、董文炳等元军将领进入宋宫宣读忽必烈诏书，当念到“免系颈牵羊”之句时，全太后闻之泣下，带着宋恭宗向北望阙跪拜，感谢忽必烈厚待降人之恩。
但伯颜不清楚的是，十八日当晚，陈宜中就已逃之夭夭了。舆论自然可以就此攻讦陈宜中畏敌如虎、临阵脱逃，甚至毫无担当，但若以这个时段的士大夫“平均道德水平”来看，陈宜中个人既没有投降，更没有以请降条件为筹码借机在新朝捞取高位，已经强于大多数南宋高官了。没有多少人有资格批判陈宜中。
全太后的表现并非全是做戏，可能真的也是喜极而泣。在南宋皇室的历史记忆中，易代之际的皇室命运为血色残阳所笼罩：北宋“靖康之变”后，徽、钦二帝及一万四千余名俘虏被押送至上京，路途中死亡近半，到了上京，女性被卖为娼妓，二帝则要忍受一种叫牵羊礼的投降仪式羞辱；金亡时皇室的命运更为惨恻，“青城之祸”中，完颜皇室五百余名男女，除了太后、皇后和少数妃嫔，剩下的人都沦为亡魂。
伯颜还有一点不悦，他嫌弃南宋纳降使臣官衔过低，要求南宋丞相出城，再议降事。
郝经在《青城行》中描摹了“青城之祸”的喋血场景，诗末还对金人靖康施暴感慨万端：
伯颜未必知道赵匡胤的名言“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但他的行为举止却与宋太祖面对南唐请和使臣时的霸道强横有几分神似。
天兴初年靖康末，国破家亡酷相似。
但伯颜并不想接受南宋任何“有条件投降”，或者说，他唯一可以接受的条件就是保全宋室子孙、不杀降，而就连这一点也不过是遵照忽必烈的郑重嘱托。
君取他人既如此，今朝亦是寻常事。
降表最关键的信息是：宋帝自削帝号，称大宋国主，“不忍臣祖宗三百年宗社遽至殒绝”。也就是说，南宋还幻想着保留政权实体，哪怕是如高丽一样作为半独立的藩属国依附于元朝。
君不见二百万家族尽赤，八十里城皆瓦砾。
大宋国主，谨百拜奉表于大元仁明神武皇帝陛下：臣昨尝遣侍郎柳岳、正言洪雷震捧表驰诣阙庭，敬伸卑悃，伏计已彻圣听。臣眇焉幼冲，遭家多难。权奸似道，背盟误国，臣不及知，至勤兴师问罪，宗社阽危，生灵可念。臣与太皇日夕忧惧，非不欲迁辟以求两全，实以百万生民之命寄臣之身，今天命有归，臣将焉往？惟是世传之镇宝，不敢爱惜，谨奉太皇命戒，痛自贬损，削帝号，以两浙、福建、江东西、湖南北、二广、四川见在州郡，谨悉奉上圣朝，为宗社生灵祈哀请命。欲望圣慈垂哀，祖母太后耄及，卧病数载，臣茕茕在疚，情有足矜，不忍臣祖宗三百年宗社遽至殒绝，曲赐裁处，特与存全，大元皇帝再生之德，则赵氏子孙世世有赖，不敢弭忘。
白骨更比青城多，遗民独向王孙泣。
当晚，智穷力竭的宋廷决意降元，遣知临安府贾余庆、监察御史杨应奎与宗室保康军承宣使赵尹甫等人赴皋亭山，向伯颜献上传国玉玺与降表，降表用语极谦恭：
以“靖康之变”和“青城之祸”来看，忽必烈对南宋皇室的确要优容宽厚得多，他言必称的“曹彬平江南不滥杀一人”，倒也是真心的。
正月十八日，元军三路大军会师于距临安仅三十里的皋亭山，元军游骑已经出没于临安城下，伯颜三路合击临安的战略部署最后完成，“在蒙军史上，攻临安之役思虑最精、动武最少，伯颜不仅协调三支大军分别进兵以确保其会师于皋亭山，而且对诸军严加约束”。
宣读诏书当晚，全太后和宋恭宗及百余名宫人出宫登船，太皇太后因病暂留临安。次日，太后、皇帝与宗室、外戚、大臣以下数千人会合，船队在元军的监护下向大都启程。俯首听命者有，誓死不从者也有，仅抗命投水的宫女就数以百计。太学生钟克俊投江而死前，留下一句绝命诗：“自许有身埋汉土，终怜无泪哭秦庭。”
毫无意外，太皇太后谢道清和陈宜中也再次否决了背城决战计划，但接受了文天祥的另外一项重大提议：让宋度宗长子赵昰、三子赵昺先行南迁。正月十七日，宋帝封赵昰为益王，判福州、福建安抚大使；封赵昺为广王，判泉州兼南外宗正事，并相继在陆秀夫等人的护送下，自陆路向温州方向播迁。
《宋史·徐应镳传》记载，太学生徐应镳带上酒肉来到岳飞祠，对着岳王爷长叹：“天不祐宋，社稷为墟，应镳死以报国，誓不与诸生俱北。死已，将魂魄累王，作配神主，与王英灵，永永无斁。”祭祀完毕，徐应镳将酒肉分给仆人们，待他们喝醉，自己带着二子一女登楼，在四周堆满书籍箱笥，纵火自焚。有一名没喝醉的仆人发现后赶紧叫醒其他人救下了主人一家。徐应镳一家获救后怏怏不乐，离家不知所终。第二天，有人在岳飞祠堂前的井里发现了徐家四口人的尸体。
张世杰和文天祥再次提出了“背城一战”的计划，先移“三宫”（即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帝）入海，以策万全，他们两人再率军与元军在临安决死一战。张世杰和文天祥固然披肝沥胆，但他们可能完全没料到，元军已完成了对临安出海通道的封堵，“移三宫入海”在军事上已无可行性。
跟随皇室北上的宫廷乐师汪元量曾作《湖州歌九十八首》，内有多首诗写到宋恭帝一行：
万事俱备，正月十六，伯颜如约至长安镇，而事到临头，陈宜中出于对伯颜随行大军的恐惧，可能也因为张世杰与文天祥的抵制，总之他失约了。
谢了天恩出内门，驾前喝道上将军。
伯颜最忌惮的就是宋室逃海，为此，他密令东路军统帅董文炳率水军自海路登陆盐官（今浙江海宁西南），力图堵住宋室自海路南迁之通道。为了避免过分刺激临安，影响所谓的促降宋室全局，董文炳没有强攻盐官城，“县去临安不百里，声势相及，临安约降已有成言，吾轻杀一人，则害大计，况屠一县耶”，而是再三派人入城劝降，直到宋军终于放下武器。
白旄黄钺分行立，一点猩红似幼君。
伯颜素来对和谈意兴阑珊，唯一感兴趣的就是让南宋君臣早日请降。他之所以还愿意与南宋使节频繁互动，原因不外乎两个：其一，伯颜深知忽必烈对和谈的热情，与南宋使节保持接触也算是一种必要的对上的政治姿态；其二，伯颜担心宋室南逃，乃至漂流海上，和谈也是一种对宋廷特别是对太皇太后的“心理按摩”，让他们不至铤而走险。
北望燕云不尽头，大江东去水悠悠。
当陈宜中忙着与太皇太后博弈迁都时，伯颜大军仍在一路南下，于正月初三占领嘉兴。眼见战局日趋恶化，太皇太后又抗拒迁都，陈宜中只得改变初衷，转而支持太皇太后的意见，同意向忽必烈称臣纳贡。陈宜中还与伯颜约定，在余杭县长安镇（今浙江海宁西）面议和谈事宜。
夕阳一片寒鸦外，目断东西四百州。
这也使得，谢道清唯一可能离开临安的方式，就是亡国。
十数年来国事乖，大臣无计逐时挨。
在谢道清存在感并不突出的政治生涯中，反迁都可能是她最为醒目且一以贯之的政见。从宋理宗末年忽必烈南征开始，这已经是谢道清第三次站出来反迁都了，并且次次都发挥了近乎决定性的作用。而谢道清之所以反对迁都，可能也只是出于极其朴素的原因——“以安人心”。
三宫今日燕山去，春草萋萋上玉阶。
谢道清本来就不愿离开临安，现在更认定陈宜中和群臣在欺骗她，大怒：“吾初不欲迁，而大臣数以为请，顾欺我耶！”于是摘下簪珥摔在地上，气冲冲地回到宫中，群臣求见也闭门不见。
宫人清夜按瑶琴，不识明妃出塞心。
时移世易，陈宜中率领群臣入宫，向太皇太后请求迁都。谢道清开始并不同意，却架不住陈宜中的痛哭流涕，这才勉强答应。太皇太后随即命人整理行装，给百官发放路费，只等陈宜中通知即可出发。岂料，谢道清一直等到傍晚，仍不见陈宜中的踪影，原来陈宜中计划的是第二天启程，但在仓促之间，忘了约定具体时间，拖累太皇太后与皇帝白等。
十八拍中无限恨，转弦又奏广陵音。
陈宜中的替代方案是迁都。不到一年前，贾似道力倡迁都，陈宜中是此议的最激烈反对者，为此还不惜杀掉了替贾似道催促迁都的殿帅韩震。彼时，陈宜中反对迁都的最大原因恐怕不是出于政见，而是为了刻意与贾似道划清界限。
闰三月二十四，经过四十多天的长途跋涉，全太后与宋恭帝赵一行人抵达大都。但忽必烈此时已身在上都，宋恭帝等人再赴上都。
这一次，一向主和的陈宜中却坚决反对，除了出于公心，他可能也惧怕留下秦桧式的千古骂名。据《续资治通鉴·宋纪》，面对陈宜中的责难，太皇太后涕泣以对：“苟存社稷，称臣，非所较也。”
五月初二，忽必烈在上都正式举行接见南宋君臣的仪式。忽必烈特许前来朝觐的宋人依旧穿着宋廷朝服，当然，这也是最后一次了。
德祐二年（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正月初二，陆秀夫一行回到临安，向宋廷汇报伯颜拒绝以伯侄之称议和的噩耗。太皇太后谢道清决心再让一步，向忽必烈称臣，上大元皇帝尊号曰“仁明神武皇帝”，但希望能够保留原有的国土，即所谓“乞存境土以奉烝尝”。
忽必烈命人将六岁的赵领到面前，夸奖“宋主乃能察人心之向背，识天道之推移，正大奸误国之诛，斥群小浮海之议”，授开府仪同三司，封为瀛国公。相比当年金太宗封宋徽宗为昏德公，封宋钦宗为重昏侯，“瀛国公”这个封号体面多了。
见柳岳求和不成，十二月十七日，陈宜中又派宗正少卿陆秀夫、兵部侍郎吕师孟等人赴平江伯颜军中，表示宋帝愿尊忽必烈为伯父，世修子侄之礼，每年献银二十五万两，帛二十五万匹，这些与当年秦桧签订的“绍兴和议”完全一样。伯颜不允，宋使再退一步，提出改称侄孙亦可，伯颜再拒。二十四日，陈宜中又派柳岳前往大都，直接向忽必烈乞和。
“斥群小浮海之议”，似乎没逃跑是赵的最大功劳。
拒绝求和之后，伯颜进军平江府，守军不战而降，元军于十二月十一日占领平江。
从此，再无宋恭宗，只有瀛国公。
谁知三百余年后，寡妇孤儿亦被欺。
接见仪式结束后，忽必烈照例大摆诈马宴以示庆祝，南宋君臣也应邀参加。蒙古人本就极度重视宴饮，甚至将其与打仗、围猎并称，所谓“国朝大事，曰征伐，曰蒐狩，曰宴飨，三者而已”，而诈马宴则是蒙古宫廷规格最高的宴会。诈马宴上，出席之人都要身着同样颜色的衣服，这种一色衣被唤作“质孙服”，因此“诈马宴”也被称为“质孙宴”。
当日陈桥驿里时，欺他寡妇与孤儿。
据汪元量的《湖州歌九十八首》，大宴一开就是十次，菜品有羊肉、鹿肉、马肉、驼峰、鹌鹑、野鸡、熊肉。忽必烈还亲自以葡萄酒向赵和全太后劝酒，“须臾殿上都酣醉，拍手高歌舞雁儿”。众人酒酣后又唱又跳，营造出一种赵氏归心、天下一家的幻象。
后世有人写诗喟叹：
与宴的众人中，唯有察必皇后郁郁寡欢。忽必烈不解地问：“我现在平了江南，自此天下太平，众人皆喜，为何你却怏怏不乐？”察必答道：“我听说自古以来没有国家可以延续千年，只要我们的子孙不受到宋室这样的屈辱，就算是幸事了。”
伯颜此言直指当年宋太祖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从八岁的后周小皇帝柴宗训手中夺取帝位。
此时元宫有从南宋皇宫运来的各种奇珍异宝，忽必烈请察必观看，察必看后什么都没拿就走了。忽必烈派宦官追问皇后看中了什么，察必遣人回报：“宋人将这些宝物贮藏数百年留给子孙，子孙没有能力守护，尽归之于我朝，我怎忍心取一物呢！”
尔宋昔得天下于小儿之手，今亦失于小儿之手，盖天道也，不必多言。
忽必烈对南宋皇室已属宽宏，但察必皇后则有点关怀备至的意思了。察必念全太后是南方人，水土不服，数次请求忽必烈放她回江南居住。忽必烈训诫皇后：“你等妇人考虑问题不着眼长远，倘若放全氏回江南，流言一起，顷刻就有灭族之灾，这样反而是害了她。要是真爱护她，不如经常抚恤安慰，让她过上安心舒适的日子。”忽必烈不仅没放全太后南归，还把当时因病留在江南的太皇太后谢道清也接至大都。
伯颜还扔下一句充满因果报应意味的话：
除了怀柔，忽必烈自然也有雷霆手段。有两位北迁的南宋妃嫔不甘受辱，与两名婢女一道沐浴更衣，自缢于房中。一名朱姓妃嫔还留下四言绝命诗一首：
伯颜不为所动：“我朝皇帝即位之初，派遣使者持国书前来修好，你们拘留我朝使者十六年，所以要兴师问罪。最近又无故杀害我朝使者廉希贤，这又是谁的过错？如想让我军停止进攻，你们是想效法吴越国王钱俶纳土归顺，还是仿效南唐国主李煜奉表出降？”
既不辱国，幸免辱身。世食宋禄，羞为北臣。妾辈之死，守于一贞。忠臣孝子，期以自新。
柳岳见到伯颜，垂泣而言：“太皇太后年迈，皇上年幼，又值国丧之际；自古礼不伐丧，希望贵国怜悯我国，班师回朝，从此我们岂敢不每年进贡，修好于贵国？今日事情发展到这般地步，都是奸臣贾似道失信误国。”
忽必烈闻讯后大怒，下令砍下四人首级，而后悬挂在全太后居所，以示警诫。
十二月初五，柳岳奉陈宜中之命，带着国书去无锡乞和于伯颜。
谢道清在大都住了七年，于至元二十年（1283年）去世，享年七十四岁。汪元量作诗凭吊：
问探不明，有类儿戏，国安得不亡哉！
羯鼓喧吴越，伤心国破时。
这一荒唐无稽的骗局记于《宋史》之中。周密在《癸辛杂识》中浩叹：
雨阑花洒泪，烟苑柳颦眉。
为了和谈，宋廷还上演了一出闹剧。当时有一则传言说，伯颜看上了一名叫赵孟桂的南宋女子，纳其为次妻。谢道清闻之大喜，派使臣带着金帛送给赵孟桂，请她帮助促成和议。很快，赵孟桂有了回音，高深莫测地回奏了四个字：“和议将成。”谢道清又派人送金帛给赵孟桂，还附上一封言语谦恭的诏书：“敕孟桂，吾老矣，不幸遭家多难，嗣君在疚……尚赖尔委曲赞助，速成议和，以慰老怀。”但从此音讯全无。几年后，有人见到了赵孟桂，她说自己从未被伯颜纳妾，也并未得到过朝廷颁赐的金帛，更没有见到什么手诏。至此真相大白，“盖奸人乘危造为此说，以骗脱朝廷金帛耳”。
事去千年速，愁来一死迟。
主和派的代表是陈宜中，背后可能还有缺乏“君王死社稷”觉悟的太皇太后谢道清。对于张世杰、文天祥的决战计划，陈宜中明确予以拒绝，太皇太后也降诏“以王师务宜持重为说”，加以制止。
旧臣相吊后，寒月堕燕支。
以此时的元宋实力对比来看，这个计划自然没有多少成功的可能性，但所谓末世的勇气，本多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全太后在大都正智寺出家为尼，八十岁左右圆寂于寺中。忽必烈命词臣作挽诗悼之，其中有一首是：
一派是以张世杰与文天祥为代表的主战派。此时临安城守军再加各地而来的勤王军，总计有十余万人，文、张二人就此提出了背城决战计划：“今两淮坚壁不降，闽、广尚全域在手，王师与北军血战，万一得捷，则倾两淮之兵以截断其后路，则国事尚有可为。”
繁华如梦习空门，曾是慈明秘殿尊。
德祐元年（元至元十二年，1275年）十二月，元军即将兵临城下，宋廷此时出现了两派势同水火的言论。
一夕顿抛尘世事，半生知感圣朝恩。
常州与独松关一失，临安再次上演了百官竞相宵遁之热潮，甚至连礼部尚书王应麟与左丞相留梦炎也乘夜逃跑，太皇太后两次召还，他们都置若罔闻。
五千里外无家别，八十年来有命存。
临安西北面本有一险要关隘唤作独松关，也就是廉希贤蒙古使团被守将张濡误杀之处。张濡出身显贵，为清河郡王、南宋中兴四将之一的张俊四世孙。十一月二十二日，张濡见元军叩关，竟不顾劝阻，强行带兵出关迎敌，不多时便全军溃散，张濡突围而走，为追兵所擒。张濡勇则勇矣，但无论是杀使还是出关野战，都可见此人是自不量力之辈。
回首钱塘江上月，夜深谁与赋《招魂》？
《宋史·李芾传》记载除夕当夜，元军破城，李芾见事不可为，召全家十九人齐聚熊湘阁上，又命人积薪于楼下，吩咐部下沈忠说：“我已力竭，当死于今日，我全家也不能忍受被俘之辱，你把他们都杀了，再来杀我。”沈忠伏地叩头推辞，李芾严命他照办，沈忠只得恸哭应允，取酒给李芾全家畅饮，待喝醉后一一杀死，李芾也引颈受刃。随后沈忠纵火烧阁，回家亦杀死妻儿，再至李芾殉国处大哭一场，自刎身亡。潭州民众听闻后，也纷纷效仿举家自尽，“城无虚井，缢林木者累累相比”。
瀛国公赵降元后起初也居于大都，忽必烈出于政治风险的考量，于至元十九年（1282年）将他和其他赵宋宗室人员迁徙到上都。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十月，忽必烈又将十八岁的赵打发到吐蕃学佛。赵此生再未踏入中原一步，被吐蕃人尊称为“蛮子合尊”和“合尊法宝”。至治三年（1323年）四月，元英宗硕德八剌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突然下诏赐死赵，此时南宋已亡国四十余年。
另一场是在潭州（今湖南长沙）。潭州保卫战从九月底一直打到十二月底，潭州守将李芾以区区数千老弱残兵，亲冒矢石，“人犹饮血乘城殊死战”，死伤枕藉，整整挡住了元军三个月。
元英宗以英锐与“以儒治国”闻名，为何猝然除掉赵？流行的说法是，赵曾经写过一首诗，“寄语林和靖，梅花几度开？黄金台下客，应是不归来”，诗中所寄故国之思引发了元英宗的猜忌。但据陶宗仪《南村辍耕录》，“此宋幼主在京都所作也”，元英宗又怎会如此介怀一首写于数十年前的旧作，不免有穿凿附会之嫌。
常州遂城破，除了单骑破包围而出的刘师勇，守城军士几乎全部战死，无一投降，其中还包括500名僧兵。一位藏在死尸下的妇人，看见有六名宋军背靠背相互倚靠，杀伤元军近百人后方力竭战死。伯颜恼羞成怒，违背了他对忽必烈的“不嗜杀”诺言下令屠城，据说全城只有藏于桥下的七人幸免于难。
赵被赐死的原因至今仍是待解之谜。藏文史料称赵被杀时“出白色血”，以神秘主义的方式隐晦表明赵乃含冤而死。
一场是在常州。伯颜三月入建康之初，宋常州守将便献城降元，两个月后宋将刘师勇率军里应外合，收复常州。十余天后，元军来攻，掀开了长达半年之久的常州保卫战之帷幕。十一月十六日，伯颜来到久攻不下的常州，亲督帐前亲军攻城，至十八日，伯颜亲军率先登城，竖伯颜之红旗于城头，元军将士气大振：“丞相登矣！”
赵死得不明不白，但一则离奇的传说为他复了仇。这则传说最早见于元末隐士权衡的《庚申外史》：赵在甘州白塔寺出家为僧，娶了一个回回女子为妻，后生一子。谁料元明宗和世后来路过白塔寺见“龙文五彩气”，就将该母子都带回宫，这个婴儿就是后来的元顺帝妥欢帖睦尔，其生父实是赵，而非元明宗。这个传说荒诞不经，广为流传。清代大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还煞有介事地考证了一番。陈学霖先生也考证过一则流传于蒙古人中的历史传说。据这则名为“元太子·真太子”的传说：朱元璋在1368年攻陷北京时，在后宫里发现了元顺帝没来得及带走的“小皇后”，朱元璋被其美色所惑，就决定娶她为妻。但朱元璋并不知道，“小皇后”此时刚刚怀了元顺帝的孩子，这个孩子也就是朱棣。多年后，“元太子”朱棣在靖难之役中夺得皇位，皇统遂重归蒙古黄金家族。
进抵临安前，元军连续打了两场硬仗。
这两则传说的故事脉络基本一致，背后的逻辑都是以荒诞传说来消解亡国之痛。
至元十二年（南宋德祐元年，1275年）十一月初九，伯颜一声令下，元军兵分三路，自建康、江阴、镇江出师，直趋临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