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希贤一行人到建康后，要求伯颜派兵护送入临安。伯颜唯恐随行兵多反易引发宋人误会，劝说称：“使节出使靠的是言辞而不是兵，有时候兵多了，反而妨碍使节的任务。”但廉希贤固执己见，伯颜只得派五百人护卫。
忽必烈很想早日征服南宋，又极其迷信天命，他把南宋国祚与上天佑助紧紧联系起来。他遣使谈判议和，乃至对灭亡南宋信心不足，都是基于天命观的。
为表谈判诚意，元军“各守营垒，毋得妄有侵掠”，但当元朝使团于三月十五日到达临安附近的独松关（今浙江杭州余杭区西北）时，伯颜的顾虑果然应验，南独松关守将张濡见使团人多势众，以为是元军来袭，便率军主动发动进攻，阵毙严忠范，廉希贤重伤被俘，在被送往临安的途中死去。
有论者将忽必烈的纠结归因为天命观：
《南村辍耕录》将独松关杀使事件的意义无限上升，甚至认为“藉使独松之使不死，宋之存亡未可知”。杀使无疑是南宋理亏，又给了元朝新的灭宋口实。但口实终究只是口实，影响更多的是进程而不是结果，无论有没有口实，忽必烈最终都会灭宋。
之后，他又在元廷内部解释派出使团的缘由：“如果南宋真能悔过来附，以往犯的那些错误，朕也就不追究了。”
宋廷接下去的操作令人大惑不解。据《元史·伯颜传》，宋廷一面托使节向伯颜带去右丞相陈宜中的口信：“杀使之事太皇太后及嗣君实不知，皆边将之罪，当按诛之，愿输币，请罢兵通好”；一面又将张濡当作有功之臣予以提拔。
攻克鄂州后，忽必烈曾忧心忡忡地召见姚枢，表达了对南宋“天命未绝”的忧虑：“现在伯颜虽然渡江，但上天能否终结宋祚，犹未可知。宋有三百年天下，天命早先在他们而不在我，不能把灭宋当作唾手可得。”
伯颜收到口信后，断言“彼为谲诈之计，以视我之虚实。当择人以同往，观其事体，宣布威德，令彼速降”，便又派行省议事官张羽随宋使往临安交涉。
时至今日，“邀索岁币”可能已无法达到忽必烈的预期。但岁币也好，逼降也罢，即使是漫天要价，也可看出忽必烈对议和的态度不无真诚的一面。
但睿智如伯颜，也还是低估了南宋局势的变幻莫测。四月，张羽使团刚到平江驿（今江苏省苏州市），又为当地南宋守军所杀。
至元十二年（南宋德祐元年，1275年）正月，忽必烈派廉希贤与严忠范使宋。据元人陶宗仪的笔记《南村辍耕录》，忽必烈对此次谈判成竹在胸，放言：“朕兵已到江南，宋之君臣必知畏恐。兹若遣使议和，邀索岁币，想无不从者。”
从这连续两起动机不明、自招其祸的杀使事件可以看出，无论从和战两端，还是从中枢与地方来说，南宋此时都已陷入了某种混乱的失序状态。
恰在此时，南宋这边发生了一起性质恶劣的杀使事件。
你说地方主和吧，在极短的时间内两次擅杀敌方使节，已无法再用“误杀”自辩；你说地方主战吧，元军主力一来就大范围请降。真相可能就是一个“乱”字：中央失去了对地方的控制，无论是主和还是主战，都无法有效贯彻下去。
内外交困之下，宋廷又生乞和之意，派使节联络吕文焕、陈奕和范文虎等降元之人，希冀他们能够从中斡旋，与元廷达成“和议息兵”。
郝经刚被放还，又出了这两次匪夷所思的杀使事件，蒙宋和谈似乎陷入了诅咒的怪圈。按理说，忽必烈应以此为口实，对南宋发动灭国的最后一击。
我朝三百余年，待士大夫以礼。吾与嗣君遭家多难，尔大小臣未尝有出一言以救国者，吾何负于汝哉……接踵宵遁。平日读圣贤书，自负为何，乃于此时作此举措！或偷生田里，何面目对人言语？他日死亦何以见先帝？
至元十二年（南宋德祐元年，1275年）四月，伯颜接到忽必烈的停止进军诏书：时暑方炽，不利行师，俟秋再举。
勤王之人寥寥，数十名官员竞相弃官逃匿，连右丞相章鉴“闻元兵日迫”，也托故“宵遁”，也就是趁夜逃跑，朝中为之萧然。太皇太后愤懑不平，诏榜朝堂，读之犹如悲鸣：
看起来，忽必烈有了“宋天命未已”的自我心理暗示，就有意无意地寻找一切理由拖延灭宋。忽必烈的心结，比任何南宋军队的抵抗更能阻滞伯颜的进军步伐。
事实上，即使文天祥“性豪华”为真，也丝毫无损他日后以身许国之形象。这至少说明，文天祥在成为我们熟悉的那个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完人之前，他也曾是热爱生活、锦衣玉食、贪恋人间烟火、纵情声色的贵公子。但国难当前，文天祥却以决然的姿态告别昨日之我，选择了一种颠沛流离且危于累卵的生活。
伯颜不愿错过稍纵即逝的灭宋战机，据《元史·伯颜传》，他便回奏称：“宋人之据江海，如兽保险，今已扼其吭，少纵之则逸而逝矣。”忽必烈倒也没有坚持己见，便让人带话给伯颜，表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将在军，不从中制，兵法也。宜从丞相言。”
他（文天祥）的诗歌内容，充满了纵酒与欢宴、闲适的独处与广泛的远游，还有生日、晋升与分别等文人间通常的应酬。在年轻时代，他一直保持着上层社会的形象——无忧无虑、喜欢社交与慷慨大方……他周而复始地进行着逐渐奢华的活动。一直拖到三十岁，文天祥才有了自己的配偶与子女，这比宋代精英男性通常要晚得多。
但忽必烈显然还在举棋不定，只过了一个月，便令伯颜北还觐见。五月底，忽必烈在上都召见了伯颜。
有人出于维护文天祥历史形象的缘故，否认这条记录的真实性。但也有人予以采信：
忽必烈这次唤伯颜回京，所图者大。
天祥性豪华，平生自奉甚厚，声伎满前。至是，痛自贬损，尽以家赀为军费。
没错，忽必烈的确忧虑灭宋战事，但操心的不是进展过慢，而是过快、过猛。
《宋史·文天祥传》中有一小段不常被提及的记载：
虽然短时间内扼住了南宋长江防线，但元军正面临着战线过长而兵力捉襟见肘的窘境。据《元史·兵制》，当时元军“新下江南三十余城，俱守以兵，及江北、淮南、润、扬等处未降，军力分散，调度不给，以致镇巢军、滁州两处复叛”。为此，伯颜还向忽必烈要求紧急增兵，但元军此时在漠北、高丽、日本、吐蕃、西南等多个方向上都陷入了战事。因此，忽必烈的构想是，暂时停止对宋的大规模战略进攻，转而休整士卒，巩固占领区。
早就有人看出文天祥乃逢危救世之大才。两年前，前左丞相江万里就在潭州嘱托文天祥：“吾老矣，观天时人事当有变，吾阅人多矣，世道之责，其在君乎？君其勉之。”
但此时忽必烈最忧心忡忡的是漠北战事。海都联军正一路东进，直逼忽必烈在蒙古本部的核心统治区，甚至对上都也造成了威胁。而与灭宋战争迥然不同的是，忽必烈在海都之乱中时常处于守势。几方面一权衡，忽必烈萌生了将战略重心转向漠北的念头。他唤伯颜回来，固然是为了商议军国重事，更重要的是，他想让伯颜领军北征，全权指挥漠北战事。
文天祥回答：“我当然知道你所说的风险。但是，国家养育臣庶三百余年，国难当头，征召天下军队入援，居然无一兵一骑入关。我深恨于此，所以自不量力，不过是要以身殉国，希望借此激励天下忠臣义士闻风而起。义胜者谋立，人众者功成，只有这样社稷才有可能保全。”
面对忽必烈的“北方优先”战略，伯颜提出了“先南后北”的战略构想：灭宋只欠最后一口气，为免功亏一篑，只有乘胜进军，方可收得全功；而“北边之事，尚可徐图”。
身在赣州的文天祥“捧诏涕泣”，即刻变卖家产，着手招募豪杰，短时间内就聚集了一万余人。有人劝他：“现在敌兵分三道而来，直捣内地，你以一万乌合之众北上拒敌，无异于驱羊群而搏猛虎。”
忽必烈虽有心魔，但并非一意孤行，他再次被伯颜说服，最终坚定了一举灭宋的战略决心。但从伯颜灭宋后即赴漠北统军也可以看出，伯颜可能向忽必烈做出了某种承诺。
吕文德堂弟吕文福表面上也受命勤王，但行至途中竟杀掉了传诏信使，引军降元。
七月，忽必烈将伯颜从左丞相擢升为右丞相（元丞相之制以右为尊），并命阿术为左丞相。这固然是赏酬这对灭宋组合的战功，但或也可以视为继续将灭宋作为执政重心的政治宣示。
宋廷急诏各地勤王，结果只有张世杰、文天祥和李庭芝等少数将领应诏。张世杰率军千里入京，上下叹异。
八月初，伯颜奉命南下，重回南征军中。为了替伯颜筹集快速灭宋的援军，忽必烈在全国范围内搜刮军马，按照《史集》的说法，甚至中原的两万囚犯都被送到了前线，行前忽必烈还训诫他们戴罪立功。
丁家洲一败，南宋沿江诸郡望风披靡。至元十二年（南宋德祐元年，1275年）三月初，元军已至长江下游，兵不血刃地占领了战略重地建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