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似道依然希望通过依仗吕氏集团其他将领出力御敌，戴罪立功，以渡过眼前危机，保住江南半壁江山，故而不允其罢官之请求，仍旧重用他们镇守长江中游一带州郡，以收抚其心。
贾似道不遗余力地回护吕氏亲族，固然缘于他才是吕氏军事集团幕后之总后台，但也不无审时度势之公心：
但很快贾似道就会发现，他还是高估了自己对吕氏军事集团的影响力，也低估了吕文焕的煽动力。
在襄阳之战中援襄不力，至多算是功过相抵的夏贵，甚至还在战后升了官，被任为淮西制置使兼庐州知州；之前是两淮安抚制置大使的李庭芝反倒被分了权，成了淮东制置使。
颇有几分荒诞的是，朝野最终认定的襄阳祸首是逼反刘整的俞兴。但此时俞兴已死，那就只有找他儿子俞大忠麻烦了，“追毁出身文字，除名”，相当于剥夺了名誉权。新任京湖制置使汪立信还声称只要对俞大忠用重典，“则人心兴起，事功可图”。
贾似道庇护吕文福和吕师夔也就罢了，毕竟这二人并未降元，任意株连也本非正道，但他竟连范文虎也保下了。据《新元史·范文虎传》，襄樊失陷后，作为贾似道亲信但锋芒尚存的陈宜中以援襄不力请诛范文虎，但范文虎为贾似道所庇护，“止降一官，仍知安庆府”。
南宋重手处置了一个和襄阳之败无直接关系的已故边帅之子，这就算除恶务本，天下太平了。
吕文焕降元后，吕文焕哥哥吕文福、吕文德之子吕师夔惶惶不可终日，上表请辞，但在贾似道的力保之下，两人都顺利过关。吕文福甚至和李庭芝公开辩论，声称吕文焕投降是受左右胁迫，“非由己心”，直到李庭芝拿出了吕文焕降元后自为先锋攻宋的有力证据，宋廷才下诏吕文福“勉力捍御，毋坠家声”。
黜陟赏罚后，宋度宗下诏求言，令“中外小大臣僚，有材识超卓、明控御之宜、怀攻守之略者，密具以闻”，一时间上书献策倒是不可胜数，但如周密《癸辛杂识》所嘲，“皆澜翻不急之语”，也就是空谈为主。
贾似道的责任追究不了，但范文虎这些吕氏军事集团的败军之将呢？
也有不是空谈的，但真正尖锐犀利的策略呈上去，又会引起轩然大波。还是京湖制置使汪立信，他当时有一封很有名的建言，一上来就将宋度宗和贾似道都骂进去了，“今天下之势十去八九，而君臣宴安不以为虞”。汪立信给出了上中下三策：上策是抽选全国五十余万精兵，都尽数集中于沿江，“无事则泛舟长淮，往来游徼；有事则东西齐奋，战守并用”；中策是释放被扣押的蒙古使节，不给蒙古人攻宋借口，同时“许输岁币以缓师期”，为整军经武赢得时间窗口；如果这两策都没办法实行，那就是天亡大宋，只有下策“衔璧舆榇”了，也就是早早准备投降吧。
机速房或可提高南宋中枢的军事决策效率，但仍然无法解决襄阳之战中暴露的核心问题：吕文德死后，前线没有众望所归、如臂使指的大帅，唯贾似道有这个威望和权势，但他不愿去或去不了。
贾似道见信大怒，掷于地上。因汪立信一目有恙，便大骂“瞎贼，狂言敢尔”，不久后就找了一个借口，将汪立信革职。
事已至此，贾似道再次自请前线督师，再为宋度宗所否。君相二人妥协出来的一个折中方案是：在临安建机速房。所谓机速房，《宋史·度宗本纪》的说法是，“以革枢密院漏泄兵事、稽违边报之弊”，但从字面上理解可能更为清晰点，也就是处理紧急军机大事的临时机构，功能上有些接近清中期后的军机处。如周密《癸辛杂识》所说，“凡急切边事，先行后奏，赏罚支用亦如之”。
伯颜出师当月，也就是咸淳十年（元至元十一年，1274年）七月，年仅三十五岁的宋度宗赵禥猝死，死因或与他好色无度有关。但宋度宗毕竟精准避开了亡国之祸，可谓死得其时，正如《宋史·度宗本纪》所言，“亡国不于其身，幸矣”。
“当不至此”固然是大言不惭，但宋度宗不让贾似道行边却也是实情。如果做一个谨慎的军事推演，只能说，贾似道即使行边襄阳，也很难改变襄阳失陷的结果，但大概率不会比日后的丁家洲之败更惨。毕竟，贾似道手中的牌面在襄阳之战时更漂亮，宋军士气也更高涨。
《宋史·度宗本纪》说得最为公允的一点是，南宋濒临亡国与宋度宗这个平庸却也“无大失德”的皇帝干系不大：
贾似道为推诿丧师失地的责任，对宋度宗抱怨：“臣始屡请行边，先帝皆不之许。向使早听臣出，当不至此尔。”
考其当时事势，非有雄才睿略之主，岂能振起其坠绪哉！
败讯传开，一时间举国哗然，矛头直指贾似道。
宋度宗驾崩时，还未及正式立储，在贾似道与皇太后谢道清的撑持下，四岁的宋度宗嫡子赵被拥立为帝，是为宋恭帝，次年改元德祐。被尊为太皇太后的谢道清虽有垂帘听政的名义，但朝政仍把持于贾似道手中。
臣一闻战眩颠沛，几于无生。不谓事不可期，力无所措，乃至此极！
贾似道或许真的有某种无法言传的人格魅力，贾似道的姐姐贾贵妃当年曾与作为宋理宗皇后的谢道清争宠，但贾似道还是成功地获得了谢道清近乎无条件的信赖与支持。
吕文焕降元一个月后，即咸淳九年（元至元十年，1273年）三月，贾似道才从李庭芝处得到襄阳城破的消息，自称：
但很快，在长江之滨的丁家洲，贾似道就将倏忽失去一切；就像在十六年前的鄂州，他忽地拥有了一切那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