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辞相风波，还是行边争议，贾似道都有能力将这些变成几乎年年上演的经典桥段，这也无怪乎当时的舆论及后世都会讥讽他的要君天赋了。
这里无从判断贾似道的内心真实想法，而所谓他暗中唆使众御史挽留一说也有捕风捉影之处。但有一点或许没有争议，贾似道对于是否行边也是忐忑不定的，他对宋度宗的强挽至少没有表示出反感。
即使在襄阳被围的朝不虑夕中，滥觞于咸淳初年的贾似道辞相要君闹剧仍在不断上演：咸淳四年（1268年）五月，贾似道以“乞骸骨”为由，欲告老还乡；咸淳五年（1269年）四月，贾似道“抗章请去”，宋度宗在内宴上恸哭挽留；咸淳八年（1272年）九月，贾似道因宋度宗祭祀明堂不依典故，唯恐后世将他与韩侂胄相比，愤而“七疏请去”。
贾似道在上奏中将自己迟迟不行边的责任推给皇帝的挽留，“倘陛下不容臣跬步离左右，纵有奇谋秘计，一无所施”。这说得可能也没错，宋度宗对贾似道的依赖已经超越了皇帝与重臣的关系，在襄、樊危在旦夕的那几个月间，贾似道数次要求行边，都被宋度宗否决。这也不难理解，对于一个内心虚弱的帝王而言，国势越是千钧一发，他越不愿意自己的精神支柱远离。
贾似道在咸淳三年（1267年）已至最高实职——平章军国重事，升无可升，但还是在这几次要君中获得了礼仪上的恩遇：据《宋史·贾似道传》记载，他从此前被特授的三日一朝延至六日一朝，继而又令十日一朝；入朝不拜，“朝退，帝必起避席，目送之出殿廷始坐”。
这段话也透露出了贾似道一些内心款曲。在他看来，襄阳之存亡固然重要，但若真丢了，只要他在，“尚可使江南无虞”。
对要君最激切的批判，出自宋理宗末年彗星事件中就曾痛批贾似道的大臣高斯得。高斯得在《书咸淳五年事》中直陈贾似道“内以要君，外邀名誉”，先将他与王莽相提并论，嘲讽他的劣迹“杂诸莽传，谁能辨之”；继而将他与两宋诸奸相比较，认为蔡京、秦桧、史弥远虽贪权位尚不求名，而贾似道意在二者得兼，诸奸相在朝中尚且有公开反对者，而“堂堂天朝，无一人发似道之奸诈”。高斯得还写了《要君》一诗，“圣人戒要君，春秋罪同弑”，“忍于君父前，用此军中诡”。
宋度宗急召重臣集议，贾似道深知李庭芝这是逼自己出山，无论他心中有何想法，出于政治正确，他还是只能在度宗面前大唱高调：“若办此事，非臣捐躯勇往，终未能遂。”但事到如今，就连一贯浮夸的贾似道也承认，就算他亲自出马，恐怕也救不了襄阳了，“然纵使臣行，亦后时矣，恐无益于襄阳之存亡，尚可使江南无虞，而不至内地之震骇也”。
文天祥也卷入了要君风波。度宗有两道挽留贾似道的诏书轮到文天祥当值起草，但对此嗤之以鼻的文天祥不仅没有照例对师臣歌功颂德，反而“语皆讽似道”。按照当时的政治惯例，凡拟草之诏令都要经由贾似道过目，但文天祥故意不呈稿。当贾似道得知文天祥绕开他，还起草了对他语含讥讽的诏书，勃然变色，唆使御史张志立弹劾文天祥，罢免其所有官职。为官十年屡遭罢斥的文天祥对朝局心灰意冷，毫无留恋地回家乡庐陵闲居了。
但李庭芝也并非一时意气，无论出于与师相的私人情谊，还是援襄大局，于公于私，他都有充分的理由，“他确信贾似道的出阵和亲自领导，是解决边将之间相互对立、互不协作的问题，以重新统一组织南宋诸边将对敌作战的唯一途径”。
据说当年文天祥与权宦董宋臣发生矛盾时，贾似道还从中斡旋，对他有回护之恩惠。但文天祥在公义之前，就是如此不近人情，拒绝成为权臣结党的对象。
至此，李庭芝已智穷力竭，只得不断上奏朝廷要求辞职，自称“襄围不解，客主易位……臣实有罪”，并不惜以“庸夫”自贬，“今之襄、樊，皆古今非常之变。天每以非常之人拟之，岂区区庸夫所克胜任”。李庭芝建议在京湖建置都督府，让更有威望和才干的重臣亲至前线指挥援襄，“这是李庭芝面对前线将帅相互牵掣，众将惟贾似道马首是瞻，自己无力驾驭指挥的尴尬局面，打算撂摊子不干了”。
当贾似道与宋度宗还在为了行边与辞相纠缠不休时，蒙军已开始了对樊城的最后一击。
尽管劝降失败，但李庭芝此谋不失为高明。李庭芝很可能听说了刘整在蒙古内部的尴尬处境。
二张援襄前，蒙军已攻占樊城外城，但对内城仍是望城兴叹。宋军守樊城的最大底气是，樊城与襄阳之间虽隔着汉水，但之间有铁索和巨木制成的浮桥连接。正如《元史·张弘范传》中张弘范对阿术献策称，“襄、樊相为唇齿，故不可破。若截江道，断其援兵，水陆夹攻，樊必破矣。樊破则襄阳何所恃？”
整受命以来，惟知督厉戎兵，举垂亡孤城耳。宋若果以生灵为念，当重遣信使，请命朝廷，顾为此小数，何益于事！
欲攻樊城，先断浮桥。至元十年（南宋咸淳九年，1273年）正月初，刘整与阿术命熟悉水性的士卒冒寒潜入汉水，用巨斧断木沉索，焚烧浮桥，断绝了襄、樊二城之间的联系。
忽必烈自然也知道怎么回事，《元史·刘整传》记载他诛杀了僧人，一面令刘整赶回襄阳指挥攻城，一面让他给李庭芝回了封语带嘲讽的信：
但攻坚终究是蒙古人的弱项，更何况要在短期内拿下樊城。为此，忽必烈将秘密武器“回回炮”调至襄樊前线。尽管此时已步入火药时代，金军在蒙金战争时使用过“震天雷”和“飞火枪”，但“回回炮”并不是一种火炮，而是一种巨石炮，或也可理解为一种新型投石机，因此写作“砲”可能更精准。
李庭芝知道军事上已力不能逮，便想用计招降刘整，建议朝廷封刘整为卢龙军节度，加封燕郡王。李庭芝的如意算盘是，如若招降成功自然算是意外之喜，若大概率不成，也能离间元朝与前方将帅的关系，或能改变战局。朝廷认为此策可行，遂命永宁寺僧人携带封诏、金印、牙符及李庭芝亲笔信潜入元境。元朝察觉后，大为重视，即派大臣严查此事。刘整自前线回京师面谒忽必烈申辩称：“此宋患臣用兵襄阳，欲以此杀臣耳！臣实不知。”
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遣使臣至波斯征召炮匠，旭烈兀长子、伊利汗国第二任君主阿八哈向伯父忽必烈献上了阿老瓦丁和亦思马因两位制炮专家，两人举家迁徙至京师制炮。因为这两人是来自西域的回回人，故大炮被称作“回回炮”和“西域炮”；又因大炮首先用于攻坚襄樊，也称“襄阳炮”。
咸淳八年（蒙古至元九年，1272年）九月，贾似道眼见李庭芝与范文虎的将帅失和已无法调解，迫于朝野舆论压力，终于解除了范文虎的援襄兵权，但为时已晚。
阿老瓦丁和亦思马因在《元史》中皆有传，可见其地位，也可见元军对战争新技术的开放性。据说“回回炮”发射的巨石重达一百五十斤，首次运用于樊城，便焚其护城栅，摧毁其角楼。
二张援襄以轰轰烈烈始，以功败垂成终。南宋外围援军意气消沉，再无力挽狂澜之志，按兵不动，坐视蒙军强攻襄、樊。
“回回炮”，再加上水师、汉军步兵的协力，樊城终于到了最后的时刻。
刘整命四名宋军降卒将张贵遗体运至襄阳城下，还故意挑衅称：“你们认得出张贵吗？这具尸体就是他的。”襄阳守军见状知外援至此已彻底断绝，涕泗横流，士气颓靡。吕文焕尽斩四降卒，将张贵与张顺合葬，立双庙以祭祀。
《宋史·牛富传》记载，樊城守将名为牛富，在数年守城中愈挫愈勇，多次将书信射入襄阳城中，与吕文焕相誓“固守为唇齿”，宋史称“两城凡六年不拔，富力居多”。蒙古发动总攻后，牛富与之血战十余日，城破后，率死士百人坚持巷战，渴饮血水，身负重伤后“以头触柱赴火死”。裨将王福见牛富殉国，感叹“将军死国事，吾岂宜独生”，也追随赴火自焚。
而张贵所部一路激战至龙尾洲，早已是精疲力竭，不意又遭到蒙古生力军突袭，伤亡殆尽。张贵也身中数十枪，力不能支而被俘，不屈而死。
范文虎虽畏葸不前，但他的侄子荆湖都统范天顺却是一条好汉。范天顺随二张一同援襄，此时也在樊城中。《宋史·范天顺传》中说，樊城陷落时，范天顺仰天长叹：“生为宋臣，死当为宋鬼。”言罢便自缢而死。
原来，就在两天前，范文虎派出的接应部队因惧敌，后退了三十里，这或许是军队避战的自主决策，也有可能是范文虎行前的面授机宜，毕竟，三次惨败已令范文虎从一个好大喜功的勇将沦为畏敌怯阵者。而蒙古人事先从帐前逃卒那里得到了情报，提前在龙尾洲布置了伏兵，以逸待劳。
樊城失陷前的最后一刻，吕文焕再次向临安告急，称“樊之力已不可支，再于襄城临江一面，植木栅立硬寨，誓以死守”。《宋史·贾似道传》中记载贾似道再请行边，朝中莫衷一是，监察御史陈坚等大臣也纷纷上疏挽留：师臣出了临安，“顾襄未必能及淮，顾淮未必能及襄，不若居中以运天下”。
鏖战中，张贵趁势突破敌军水师的拦截，已然接近范文虎允诺出兵的接应地龙尾洲。遥遥望去，洲头战船栉比，旗帜纷纭，逃出生天的张贵所部欢呼雀跃，举流星火以作指示。龙尾洲附近的舰船见到火光，向前迎来，做接应状。待两军即将会师时，张贵所部这才在惊骇中如梦方醒：这哪里是范文虎水军，这是蒙古人。
于是，贾似道仍然留在了临安。
此时，无底船发挥了奇效。张贵在上百艘无底船中竖立旗帜，士卒立于两舷诱敌。蒙古水军迫近后，急于立功的蒙军士卒争相跃入无底船，据说淹死了上万人。
破樊城次月，也就是至元十年（南宋咸淳九年，1273年）二月，蒙古对襄阳发动了最后总攻。蒙军将“回回炮”从樊城运到了襄阳城下，据《元史·亦思马因传》，回回炮“机发，声震天地，所击无不摧陷，入地七尺”；《元史·阿里海牙传》则说，“一炮中其谯楼，声如雷霆”。
张贵勇冠三军，部下更是悍不畏死，顺流疾下，一路斩断封江铁索，破围冒进，沿路蒙军惊惧退避。在突破最险要的地段后，张贵所部在夜半时分遭遇了阿术、刘整亲率的蒙古水军主力，两岸火光烛天，宛如白昼。
一时间，襄阳城人心惶惶，众多将领都偷偷翻城出降。再多的勇气与倔强，也经不住六年时光的侵蚀。
张贵见万事俱备，便按照预先约定的日期，于七月初七黄昏作别吕文焕，准备起航突围。出兵前，张贵突然发现一名帐前亲信失踪，此人因违反军法不久前被鞭挞过。张贵知道夜袭的消息很可能已经外泄，只得放弃原计划中的“衔枚隐迹”，转而大张旗鼓地强行突围。
蒙金战争末期，《金史·完颜娄室传》记载金哀宗曾哀叹：“北兵所以常取全胜者，恃北方之马力，就中国之技巧耳。”而今，蒙古大军除了这两者，又添了巨炮，天下谁能御之？
张贵招募到两个“浪里白条”式的好汉，据说能潜伏水中数日不食，让他们持蜡书潜水至范文虎处求援。这两位好汉一路碰到锁江木桩即锯断，竟然毫发无损地抵达了范文虎军营。这两人得到范文虎发兵五千人于龙尾洲接应张贵的允诺后，便又神奇地潜回襄阳报信。
这也正是蒙古无远弗届之资源与技术优势。
但前提是信使出得去。二张援襄成功后，蒙古人深受刺激，对襄、樊的防范更加严密，水路连锁数十里，遍布木桩，被《宋史·张顺张贵传》形容为“虽鱼虾不得度”。
襄阳城破在即，刘整的意思是“立碎其城，执文焕以快其意”，也就是趁势攻破襄阳，活捉吕文焕。刘整如此作为很可能是出于私仇，《元史·刘整传》记载他此前见吕文焕城头观战，便单枪匹马上前喊话：“君昧于天命，害及生灵，岂仁者之事！而又龌龊不能战，取羞于勇者，请与君决胜负。”被羞辱的吕文焕默不作声，但一旁的宋军伏弩伤人，刘整幸因甲坚未受重伤。
张贵入城后，吕文焕极力挽留他共守襄、樊。但张贵见襄、樊危在旦夕，又自恃骁勇，余勇可贾，便想联络范文虎，内外夹击，一举打破包围圈也未可知。
但还有一种说法是，刘整与同掌汉军的阿里海牙不合，意欲以生俘吕文焕为筹码与阿里海牙争功。
尽管张顺不幸殉国，但这仍然是一次神乎其技的军事奇迹：一支并非正规军的敢死队，九死一生，于万军丛中突破重重封锁，给被围五年的孤城送去救命物资。
然而，恰恰是阿里海牙反对强攻，据《元史·阿里海牙传》，他亲自率数骑来到襄阳南门劝降吕文焕：
乐极生悲的是，战后点兵，方才发现殿后的张顺失踪。数日后，有一具浮尸溯流而上，被甲执弓，一直漂到浮桥下，被认出正是张顺，“身中四枪六箭，怒气勃勃如生”。军中视其为神明，于江边结冢殓葬，立庙祭祀。
君以孤军城守者数年，今飞鸟路绝，主上深嘉汝忠。若降，则尊官厚禄可必得，决不杀汝也。
咸淳八年（蒙古至元九年，1272年）五月，汉水上涨，二张以红灯为号，乘夜出航，张贵当先，张顺殿后。敢死船队锐不可当，各船置火枪、火炮、炽炭、巨斧、劲弩，硬闯蒙古封锁线，蒙军虽众，“皆披靡避其锋”。船队转战一百二十余里，于次日凌晨抵达襄阳城下，城中久已断援，听说援军神兵天降，“踊跃，气百倍”。
据《新元史·吕文焕传》，阿里海牙此举是得到了忽必烈的授意。忽必烈还亲自诏谕吕文焕：“你等死守襄阳孤城已有五年，为你们的皇帝尽了忠。但现在势穷援绝，你们难道就不考虑城中数万百姓的生死吗？你若愿意投降，我将大赦城中所有军民，还会擢升你的官职。”
襄阳之战中最具传奇色彩的一次援襄即将启航。
很显然，阿里海牙更知晓忽必烈心意，而刘整可能并不清楚决策内情，或明知如此但还是建功心切，一意孤行。据《元史·世祖本纪》，早在至元八年（1271年）八月，也就是襄樊之战结束前一年半，忽必烈就下诏，“招谕宋襄阳守臣吕文焕”。
《宋史·张顺张贵传》记载，张顺和张贵在清泥河日夜练兵，激励三千民兵：“此行有死而已，汝辈或非本心，宜亟去，毋败吾事。”人人感奋。
曾任安南达鲁花赤的张庭珍也随行阿里海牙到襄阳城下，据《元史·张庭珍传》，他以襄阳民众之生死要挟吕文焕：
宋军打听到襄阳西北有一条汇入汉水的小支流叫清泥河，可顺流直抵襄阳城下，便打造轻舟百艘，每三舟相连，中间一艘装载兵士物资，左右两艘则将其底凿空上盖草席。
我师所攻无不取者，汝孤城路绝，外无一兵之援，而欲以死守求空名，如阖郡之人何！汝宜早图之。
束手无策之时，李庭芝以重金在荆襄一带募得骁悍善战的敢死民兵三千余人，又寻访到了两位“智勇素为诸军所服”的民兵首领——张顺和张贵，授任为义军都统。
恰逢此时襄阳城中又有将领出城投降，深感大势已去的吕文焕已有降意，但还是担心蒙古人不讲信义，《新元史·张宏传》记载他提出让重诺闻名的济南万户张宏担保，“得张济南一言，吾无盟矣”。张宏随即被遣入城内诏谕，再加上阿里海牙折箭为誓，吕文焕最终于至元十年（南宋咸淳九年，1273年）二月举城投降。
李庭芝空有一身文韬武略，此刻却几近无计可施：范文虎不受节制也就罢了，连续三次援襄惨败已经打空了他的军力及心气，此时的范文虎真的是惧战了；南宋屡战屡败之后，军力大损，府库枯竭，短时间内再难组织起大规模的援襄行动；不仅是范文虎，以勇猛闻名的夏贵在迭遭惨败之后，也犯上了“恐蒙症”，多次向朝廷乞请致仕——李庭芝很难再在军中找到一位锐气正盛的勇将。
吕文焕以孤军守襄六年，粮尽援绝而降，在襄阳最后的时光中，每次巡城，皆南望恸哭。吕文焕固然远比不上睢阳殉城的张巡，但自比李陵倒也贴切。
樊城内城守军派敢死之士突围成功，将襄、樊二城的岌岌可危上报李庭芝。
对于吕文焕之降，时人大多不忍苛责。周密《齐东野语》有言：“襄阳降，此天意非人力也。”刘一清在《钱塘遗事》中惋叹：“独守孤城，降于六年之后，岂得已哉？”宋末宫廷乐师汪元量的《湖山类稿》则认为罪责是贾似道的：“吕将军在守襄阳，十载襄阳铁脊梁。望断援兵无信息，声声骂杀贾平章。”
蒙军刻意避开了城防更坚固的襄阳，选择以樊城作为突破口，樊城破则襄阳顿失羽翼。
甚至日后拒当元臣绝食而亡的谢枋得此时也对吕文焕生出同理心，《昭忠录》中写：“文焕守襄六年，古无有也，势穷援绝，遂失臣节。议者遽加以叛逆之名，今沿江诸郡，有能守六日者乎？”以谢枋得的宽容立场，道德与忠义首先是用来律己的，而不是律他的。
至元九年（南宋咸淳八年，1272年）三月，也就是范文虎第三次援襄失利的大半年后，刘整与阿里海牙开始对樊城发动强攻。血战之后攻陷樊城外城，两千多守军以身殉城，但内城仍在宋军手中。
吕文焕真正失格的是，他降元后迅速倒戈相向，对旧主毫不留情，积极献策攻宋。至元十年（南宋咸淳九年，1273年）四月，献城两个月的吕文焕随阿里海牙赴大都觐见忽必烈，一见面就献上进攻鄂州之策，并且自请为前锋，被忽必烈封为昭勇大将军、侍卫亲军都指挥使、襄阳大都督；其麾下将士也被授予忽必烈直属的“侍卫亲军”的地位，并仍旧由其统领指挥。
为此，忽必烈又进行了新一轮的征兵动员，重点加强了山东与河南方向，以专心地对襄、樊发动总攻；同时，忽必烈又对征襄统帅部做出调整，命阿术总领蒙军，刘整与阿里海牙总领汉军。大概的意思是，汉军负责攻坚，蒙军负责野战阻援。
次年二月，吕文焕被拜为参知政事，行省荆湖，真正成为灭宋的马前卒。
内忧外患之下，忽必烈决定调整围而不攻的堡垒战法，启动攻坚战法，以求早日攻下襄樊。但这也算不上什么改弦易辙，更准确地说，是继续以堡垒战遏止援军入襄与城内突围，再以攻坚战为收官竞得全功。
明人何乔新的评价颇为中正：
至元七年（1270年），赵良弼受命出使日本，给镰仓幕府下“最后通牒”。蒙古驻扎在高丽北部的精锐部队也悄悄向南移动，护送赵良弼一行到达朝鲜半岛南部，并以备战态势威吓日本。
使文焕既降之后，屏居田里，不受官爵，终身不北面而坐，君子将原其情而恕之。顾乃引雠敌之兵，招其部曲，诱其子侄，以覆其君之宗社，虽欲辞叛臣之名，恶得而辞哉！
至元六年（1269年），高丽发生宫廷政变，推翻了亲蒙的元宗王禃，蒙古也不得不出兵干涉，助元宗复位。
卡尔维诺在《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中说：
忽必烈在这场旷日持久、前后赓续三十年的战争中居于上风，却无法彻底击败秉持游击战法的海都，更无法有效恢复对西北蒙古宗王的控制。也因此，忽必烈不得不长年在西北方向驻屯大量兵力，没办法全力南攻襄阳。西北战事是蒙古骑兵间的对决，这也意味着，汉军将在襄阳之战中承担主力。
放弃一切东西比人们想象的要容易些，困难在于开始。一旦你放弃了某种你原以为是根本的东西，你就会发现你还可以放弃其他东西，以后又有许多其他东西可以放弃。
窝阔台系诸王的首领海都是忽必烈最危险的对手，致力于“合纵”西北诸王结成反忽必烈联盟，他们声称汉化的忽必烈已不是真正的蒙古人。至元六年（1269年），海都与术赤系的金帐汗国、察合台汗国宗王在中亚答剌速河畔会盟，推举海都为盟主，对忽必烈用兵。
有些人的道德底线一旦被突破，就不知伊于胡底。
这个西北藩王是谁？“或许是对忽必烈早就心怀不满的窝阔台、察合台后王，或许是忽必烈的亲弟弟、已经在伊朗‘自帝一方’的旭烈兀，又或许是金帐汗国的蒙哥帖木儿汗。”总之，以上那段质问可视作蒙古西北藩王的一种群体性价值观。
吕文焕与刘整虽不和，但降蒙后的反戈一击却如出一辙。除了希冀以灭宋在新朝捞取军功，吕文焕可能也因上至贾似道、下至诸将的援襄不力而心生怨艾，必亲自统兵灭之方能泄心头之恨。但这也正是人性幽暗驳杂之体现，虽失格，但也并非骇人听闻。
本朝旧俗与汉法异，今留汉地，建都邑城郭，仪文制度，遵用汉法，其故何如？
重用吕文焕也是忽必烈政权的共识，正如胡祗遹在《寄张平章书》中所吁请：
《元史·高智耀传》中有一段突兀的记录。西北藩王遣使入朝，质问忽必烈：
吕生（吕文焕）世握兵柄，兄弟子侄布满台阁，宋君臣之孰贤孰愚，宋河山城郭之何瑕何坚，宋兵民之多寡虚实，宋兵刑政之得失巧拙，不为不知。
更令忽必烈忧心的是，漠北也风波再起。阿里不哥之乱于至元元年（1264年）平息后，蒙古本位主义势力并未偃旗息鼓，仅几年后便卷土重来。
对于此时的吕文焕而言，南宋是见死不救之故主，元朝乃既往不咎之新主，“在忽必烈政权中有许多汉人在为其效力，能力主义、绩效主义这一原则超越了人种及文明的差别。口头上的书生之论很少出现，靠华丽辞藻伪装自己的文人官僚之间的‘党派斗争’亦很少发生，比起包括书生在内、上上下下都充斥着无限嫉妒与斗争的临安南宋政界，这里自然是完美得多”。
我军围襄樊，六年于兹。戈甲器刃所费若干，粮斛俸禄所费若干，士卒沦亡若干，行赍居送，人牛车具飞挽损折若干。以国家每岁经费计之，襄樊殆居其半。
这一判若云泥的信息，吕文焕很快也会传递到其他宋军将领手中。
一位名为胡祗遹的蒙古汉臣在信中透露了一则关键信息，襄阳之战耗费了蒙古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
襄阳失陷，无疑是决定蒙宋战争走向的最关键一战。其一，蒙古实现了刘整浮汉入江的战略规划，再借助此战中崛起的水军，明确了最清晰的灭宋路径；其二，南宋各路军队在添油战术式的援襄中元气大伤，与元军的实力差距进一步拉大；其三，随着吕文焕降元，南宋军力最为雄厚的吕氏军事集团进入变节进行时，日后蒙古灭宋时，如《新元史·吕文焕传》所述，“时沿江诸将，多吕氏旧部，争望风款附”。
而蒙古尽管始终掌握着战略主动权，但在大肆筑垒与扩建水军的双重财政压力下，国力也显露出了难以为继的迹象。据《元史·世祖本纪》统计，自蒙军正式围攻襄、樊以来，因此而征兵、征粮的记载不绝于书，除了蒙军，汉军、回回（元朝时对回族人的称呼）军、女真军、西夏军都在征兵之列；蒙古的汉地统治区天灾人祸相继，蒙廷只得拨出并不丰裕的粮食储备用来赈灾，颇有疲于奔命之感。
集大权于一身的贾似道终将无法闪避滔天压力集于一身，他还能重演鄂州之战“再造王室”的奇迹吗？
如前所述，贾似道确已使出浑身解数，又是罔顾国库空虚，拨出五百万贯钱犒赏前线；又是令京湖制置司与各路援军驻地前移，以利就近增援；还命两淮宋军向山东、河南方向出击，以迫使襄、樊的蒙军回援。
予室翘翘，风雨所飘摇；王室多故，国步方蹇。
范文虎三次援襄失败后，云集荆襄前线的宋军士气萎靡，李庭芝也数次“自劾请代”，但南宋已无人可用，李庭芝的请求被宋度宗和贾似道驳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