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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襄

眼见包围圈日趋严密,援军又因范文虎、李庭芝内耗苦等不至,吕文焕心急如焚,决意自己干。咸淳六年(蒙古至元七年,1270年)春,吕文焕以步骑一万五千人、兵船百余艘,突袭万山堡。万山为蒙古造舰及训练水军之地,一旦失守,后果不堪设想。

史天泽采纳了建议,筑堡于襄阳城西、汉水之畔的万山,调张弘范部一千人戍守。

宋军人数远超张弘范所部,又是突袭,按理说张弘范应当率军撤入万山堡。谁料张弘范反其道行之,严令所部“敢退者死”,与宋军大打野战。张弘范先是按兵不动,结阵防守,待宋军气衰时,击鼓发动逆袭,宋军遂大溃。

当宋廷为了新任援襄主帅一筹莫展时,襄阳包围圈仍在收紧。至元六年(南宋咸淳五年,1269年)十二月,也就是吕文德病逝当月,时为蒙古万户的张弘范建言史天泽称:“我军围而不攻,是为了待襄阳自毙。但现在我们对襄阳的包围圈漏洞甚多,夏贵水军此前送粮入城,我军只能坐视,往来的商贩、行旅、士卒更是络绎不绝,这样下去,襄阳宁有自毙之时?为今之计,是在万山建堡以绝其西,在灌子滩建栅栏以绝其东,如此襄阳很快就完了。”

围襄期间,张弘范意气扬扬,曾写下一阕《鹧鸪天·围襄阳》:

争功也好,权力分割失策也罢,再或许是李庭芝投鼠忌器,从之后的局势发展来看,只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范文虎与李庭芝的龃龉损害了援襄大计。

铁甲珊珊渡汉江,南蛮犹自不归降。

将责任都推给贾似道可能也不公道。周密在《癸辛杂识》中说:“李庭芝避事悠缓,而范文虎以殿岩自居,颇有不受节制之意。故台臣虽有章言之,宣示二人,然无益也。”李庭芝个人的“避事悠缓”同样恶化了事态,这未必是李庭芝的性格所致,可能是因为他知道范文虎也是贾似道的人,宁可延误战局,也不想开罪贾似道。

东西势列千层厚,南北军屯百万长。

对于将帅失和,贾似道当然负有主要责任,但并不在争功等道德层面,而在于更深层次的军事体制弊病。吕文德死后,贾似道将这位他最信任的边帅的大权一分为四,由吕文焕、吕师夔、范文虎、李庭芝四人联合继承。贾似道可能认为这是最妥善的处理方法,“却导致了诸将争权夺利的斗争,各当事者反目相向,互相之间挑拨、抗争,其结果是使南宋的对蒙防卫能力受到严重损失,导致各种恶劣事态的发生”。

弓扣月,剑磨霜,征鞍遥日下襄阳。

不过,指望南宋政权对内万众一心,一团和气,而无任何钩心斗角,本就是一种浪漫的政治想象。内斗是政治常态,将南宋所有的政治失败、军事失败都推给内斗,至少是解释力不足的。

鬼门今日功劳了,好去临江醉一场。

两人的权力分割有些微妙。李庭芝是援襄主帅没错,但范文虎更像是敌前主帅,理论上受李庭芝节制,实际上却自行其是。两人的关系有些像明末广宁之战前熊廷弼与王化贞的关系:作为下属的王化贞架空了熊廷弼。当然,李庭芝只是指挥不动范文虎罢了,算不上被彻底架空。

襄阳解围的唯一指望就是援军了。

这一说法可能言过其实。李庭芝本就是贾似道集团中人,论与相府之关系应比范文虎更为密切,贾似道并无与其争功的动机。所谓贾似道特许范文虎直辖,更像是一种权力制衡。还有一种可能是,范文虎与李庭芝不睦,贾似道调解无果,只能听之任之了。

据《宋史·李庭芝传》,李庭芝屡欲进兵援襄,范文虎却“日携美妾,走马击球军中为乐”,还以“吾取旨未至也”作为托词,延宕出兵时日。

然而,问题偏偏就出在这里。吕文德之婿范文虎此时以殿前副都指挥使之职总领荆襄禁军,听闻李庭芝总揽援襄大权,不愿屈居人下,据《宋史·李庭芝传》,范文虎写信游说贾似道:“吾将兵数万入襄阳,一战可平,但无使听命于京阃(李庭芝),事成则功归恩相矣。”贾似道见信大喜,特许范文虎不受李庭芝节制,直接听命于相府。

范文虎此人,不听李庭芝号令不假,想绕过李庭芝直接向贾似道汇报也是真的,拖延出兵或许也有其事,但内斗归内斗,范文虎援襄还是积极的,甚至还有些抢功的意思。这也正如他写信对贾似道说的,“吾将兵数万入襄阳,一战可平”。

但未久便波澜又起。李庭芝主持援襄,除了个人的军事才具,还有一大优势就是其与贾似道的亲近关系,可以得到贾似道及其集团中人的倾力支持。

退一万步,就算范文虎不想援襄,贾似道能放任自流?

李庭芝入主荆襄,担任京湖制置大使,在当时的情况下已然是最优解了。

咸淳六年(1270年)九十月间,尽管迟了几个月,但范文虎大军终于出动了。范文虎率两千艘兵船来援。阿术与刘整不敢怠慢,亲自领军阻击于灌子滩。宋军大败,战死千余人,被俘战舰五十艘,范文虎乘轻舟逃遁。

据《宋史·李庭芝传》,有大臣从淮南返朝时,宋理宗问及淮事,大臣回答:“李庭芝老成谨重,军民安之。今边尘不惊,百度具举,皆陛下委任得人之效也。”

咸淳七年(1271年)四月,范文虎二次援襄,将大量粮食物资运入襄阳,但返程时再败于蒙军,被俘将领达一百余人。

据《宋史·陆秀夫传》,镇守淮南时,李庭芝以擅长聚拢人才名噪一时,“时天下称得士多者,以淮南为第一,号‘小朝廷’”。

六月,范文虎三次援襄,这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援军人数不下十万人,但结果还是惨败,范文虎乘夜遁去,“蒙古俘其军,获战船、甲仗不可胜计”。

不过,李庭芝并非单纯靠贾似道上位,其军事才华熠熠生辉于朝野间。朝廷讨论驻守扬州的人选时,宋理宗给了他一句赞誉有加的评语:“无如李庭芝。”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范文虎三次大举援襄,第二次还将大批粮草运入襄阳,解了吕文焕的燃眉之急,不可谓不尽心竭力,怯战之说更是不确。但是,从三战三败可以看出,范文虎此人的确是庸才一个。

贾似道镇守京湖后,遵照孟珙的遗愿重用李庭芝,移镇两淮时也带其赴任,可见此时李庭芝已被作为贾似道阵营的中坚将领培养。在秘密囚禁郝经一事上,李庭芝更是唯贾似道之命是从,干了不足为外人道的腌臜事。可能因为李庭芝日后有殉国光环在,后世提及囚禁郝经一事时总是倾向于淡化李庭芝的责任。

对于范文虎,贾似道有用人之失,或是出于制衡之权术,或是调解不利下的无可奈何,总之,放任范文虎与李庭芝交恶,可能是贾似道在襄阳之战中犯下的最大错误。

李庭芝高中进士后,担任孟珙的幕僚,主管机宜文字。孟珙去世时,一边遗表向朝廷荐贾似道接班,一边又向贾似道举荐李庭芝。李庭芝感念孟珙的知遇之恩,为其抬棺归乡,行三年丧。

但在《宋史·贾似道传》中,襄阳之战中的贾似道更像十恶不赦之徒:

李庭芝也是一名儒帅。二十岁出头时,李庭芝乡举未中,以策论上书荆襄边帅孟珙,希望投军报效。据《宋史·李庭芝传》记载,孟珙精于相面,见到李庭芝后对诸子感慨说:“我相过这么多人,没有超过李庭芝的,他的名位将来会超过我。”恰逢当时四川有战事,孟珙便任命李庭芝暂时担任建始县知县。李知县到任后,推行兵农合一,一年后,“民皆知战守,善驰逐,无事则植戈而耕,兵至则悉出而战”。

时襄阳围已急,似道日坐葛岭,起楼阁亭榭,取宫人娼尼有美色者为妾,日淫乐其中。惟故博徒日至纵博,人无敢窥其第者。其妾有兄来,立府门,若将入者,似道见之,缚投火中。尝与群妾踞地斗蟋蟀,所狎客入,戏之曰:“此军国重事邪?”酷嗜宝玩,建多宝阁,日一登玩。闻余玠有玉带,求之,已徇葬矣,发其塚取之。人有物,求不予,辄得罪。

咸淳六年(蒙古至元七年,1270年)正月,贾似道最终定下了援襄主帅人选:京湖制置使李庭芝(调任京湖制置大使后援襄)。但为了安抚朝野舆论,贾似道还是给了高达一个湖北安抚使的职位。

短短一百余字,列了贾似道在襄阳之战时的七宗罪:奢靡,大建楼阁亭榭;淫乱,娶妾无数,日日淫乐,连宫女、妓女和尼姑都不放过;残忍,爱妾之兄只是擅入贾府,就被活活烧死;嗜赌,终日赌博;玩物丧志,与群妾斗蟋蟀,不理政事,建多宝阁把玩文物;贪婪,听说名将余玠去世时陪葬了一根玉带,不惜掘墓盗宝;心胸狭窄,看上别人的宝贝,索要不得就报复。

在将相的共同杯葛下,高达援襄果然也就不了了之。

《钱塘遗事》“贾相之虐”一节,还记载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段子,贾似道的爱妾仅仅因为夸赞少年俊美,便身首异处:

据《宋史·贾似道传》,吕文焕听说高达援襄之议,也怏怏不乐,召门客商议对策,门客献计说:“朝廷见襄阳危急,才派高达救援,我们只要向朝廷报捷,高达就肯定来不了。”吕文焕深以为然,怡逢俘获数名蒙古哨骑,便矫饰为大捷向朝廷奏报。

贾似道居西湖之上,尝倚楼望湖,诸姬皆从。适有二人道妆羽扇,乘小舟由湖登岸,一姬曰:“美哉二少年!”似道曰:“尔愿事之,当令纳聘。”姬笑而无言。逾时,令人持一合,唤诸姬至前,曰:“适为某姬受聘。”启视之,则姬之头也,诸姬皆战栗。

贾似道对外放话:“吾用达,如吕氏何?”有大臣见状叹息说:“吕氏安则赵氏危矣。”

这些泛道德化的攻讦与渲染不无可疑之处,其作者苦心构建了一个经典的忠奸叙事:贾似道荒淫无度,刻意拖延援襄,是襄阳战事江河日下的直接责任人。

贾似道不出,朝野舆论又力荐名将高达。高达战功与资历齐备,又曾主政襄阳,是主持援襄的合适人选。然而,高达曾在鄂州之役中轻慢、得罪过贾似道,后又与吕氏军事集团交恶,因此遭到了两方的联合阻击。

贾似道拖延乃至放弃援襄,几成定论。《宋史》中就有若干旁证,如左丞相江万里和起居郎王应麟都因建言援襄,触怒了贾似道,被迫悒郁离京。

我们无从探究贾似道的内心款曲,但无论如何,他最后还是留在了临安。

宋人笔记的口径也大致如此。据《钱塘遗事》,宋度宗赵禥曾问贾似道:“襄阳已经被包围三年了吗?”贾似道连答带问:“北兵已退去,陛下是从谁那里听到这个说法的?”赵禥答:“正好有宫人这么说。”贾似道退朝后便去追查此人,找到后给她随便安上了一个罪名,将其赐死。

而不出战呢?贾似道同样会因此背上惧敌的名声。值此危急存亡之秋,作为举国寄望之人,贾似道背负了“安石不出,如苍生何”的道德义务。贾似道一手制造了鄂州完败忽必烈的战争神话,享受了由此带来的名望与权力,如若怯敌,那也只能承受神话的反噬。

还有一个段子是,钱塘西山樵家女张淑芳有才色,宋理宗时被选入宫,贾似道看中后藏匿于府中,日日淫乐。有无名氏题诗于临安市壁:

出战若取胜自然皆大欢喜,若败则是半世英名毁于一旦。当然,鄂州之胜很可能给了他足够的信心:一方面,吕氏军事集团的悍将们都可供他驱使;另一方面,他很可能如吕文德一样,高估了南宋水军的优势。

山上楼台湖上船,平章醉后懒朝天。

贾似道或也陷入两难。

羽书莫报樊城急,新得蛾眉正少年。

贾似道请战是否出于真心?《宋史》等传统的说法都认定贾似道言不由衷、故作姿态,但人性的真相可能更为幽深难测。

贾似道真的如此抗拒援襄吗?

不少朝中大臣的态度和宋度宗也基本一致,纷纷上书挽留贾似道。但据《宋史·贾似道传》,这些大臣背后有贾似道的指使,“每上书请行边,而阴使台谏上章留己”。

未必。他在襄阳被围初期或许忽视了襄、樊之战略地位,但很快也醒悟过来,自请援襄。从动机而言,说贾似道不愿亲赴战场至少还说得通,但他不派援兵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打击他的爱将李庭芝,还是为了坐视与己关系万千重的吕文焕及吕氏军事集团败亡?再或者,他这个丞相干够了,就盼着大宋亡国?

对于贾似道的请战,宋度宗断然驳回:“师相岂可一日而轻去朝廷,虽跬步之近,不可舍去。请勿重陈。”贾似道再次请战,表示行边速去速回,“欲权带职巡视,以三月为期”,宋度宗依旧不允。

这些猜想都有些离谱。从结果上看更是如此,从咸淳四年到九年(1268—1273年),包括范文虎这三次,宋军援襄至少有十三次,而成功抵达襄阳的也有三次。南宋水军多次出动了数千艘战船、数万水军,丝毫没有保存实力的意思。

贾似道这话自然有些自视甚高,但勇于任事、舍我其谁的意思倒也有了。贾似道也没说错,对于襄阳之战此等干系王朝存亡的国战,必须统摄各大派系之军,除了身为“师相”的他,还有谁能做到众望攸归?更何况,贾似道还是鄂州解围的战争英雄。

当时就有官员评论称:“今朝廷竭天下财力,以援一州而不能。”此言固然直指朝廷无能、贾似道无策,却也透露出宋廷为援襄确已竭尽全力。

以文德声望、智略高出流辈,仅能自保,今一失之,奚所统摄?矧诸名将器略难齐,势不相下,仓卒谋帅,复难其人。兵权不可无所归,边务不可一毫有所误。

纵然援襄负多胜少,也只能指斥范文虎、夏贵等将尸位素餐,碌碌无能,贾似道任人唯亲,用人失当,甚至还可以说他缺乏丞相总揽全局的才具与器宇,但又怎能推导出贾似道故意拖延甚至拒绝援襄?

迫于形势,贾似道只得自请赴荆襄战场巡边,直接指挥援襄战事。贾似道上奏宋度宗:

这里隐含的一层意思是:如果不是贾似道误国、范文虎惧敌,南宋本来是可以援襄成功乃至荡平襄、樊蒙军的。

宋廷起初有意擢升吕文德之子吕师夔接下重任,之后又属意夏贵,但援襄兹事体大,而这两人的资历、声望尚浅,难服军心。

这又是一种忠奸史观下的道德万能论。

吕文德死后,谁能受命援襄大计?吕文焕虽为吕氏军事集团二号人物,但毕竟身陷重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