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糟糕的是，仅仅是“周围人会不守规矩”的念头，就足以让你加速抢占出口处空间这一珍稀资源，这样你才不会被落在后面。这就是“自证预言”：你对某一事态的预期导致你用行动提前做出反应，而你的反应行为恰好导致了事态发生。举例来说，想想某些荒唐的汽油短缺案例。本来一切正常，汽油储备充足，可如果车主们莫名其妙地开始担心能源匮乏，都争先恐后地冲向加油站，提前加满自己的油箱，那么这个行为本身真的会导致汽油供应不足。这个理论还能解释为什么家电打折总是引发人群冲挤，为什么某家大型连锁超市在2018年促销榛子巧克力酱竟引发哄抢。一旦人们相信他们必须得靠抢才能拿到商品，那这件事就一定会发生。
这就是一例典型的所谓“社会性困境”（social dilemma）：在此情境下，对每个个体最有利的行动，同时是对群体最有害的。从个人角度看，奔跑能增加生存机会，不过前提是其他人不能跑。19世纪初，经济学家威廉·福斯特·劳埃德（William Forster Lloyd）首次在另一种语境下揭示了这种社会性困境。对一个放羊的牧民来说，羊越多，利益越大。但如果其他牧民以同样的逻辑行事，牧草资源就会不足，整个牧羊人群体的利益也因此受损。行人与羊群同理，某些资源需要集体精打细算，共同使用。这资源对羊群来说是草地，对人来说则是出口周围的逃生空间。
那么该怎么办？物理学家的建议是，在靠近出口的地方架一根立柱。多古怪的点子啊！难道说障碍越多，人群疏散得越快？至少物理学可以证明这点。比如对海边的堤岸来说，提前将一股巨浪分流，能有效减缓其到岸的冲击力。对于“人浪”也是同一个道理。在最拥堵的出口前几米处提前分散人流，能够有效减轻最后瓶颈处的压力。这个办法经过用米、用羊、用人的测试，全都行之有效！可惜，这个建议在理论上完美无缺，但在应用时不切实际。除非是紧急情况下，否则在门口几米处竖起一个障碍物不仅有碍观瞻，而且可能让人找不到紧急出口——太不像话了！
你可能会疑惑，既然如此，大家还跑什么呀？疏散也没什么困难的，只要镇定地离场就行。但是，想象你置身于火灾现场，处在撤离的人群之中。你周围的人都遵守纪律，平静地移动着。你也一样，老老实实在队尾等着。突然，你回过神来，发现自己竟是最后几个离开现场的人之一。也就是说，你比别人的处境更危险。此时此刻，求生本能敦促你：快跑，这样就能更快去到安全的地方！于是你开始越过前面的人，而你前面的那个人自然也跑了起来……每个人都急着赶向出口，于是每个人都出不去了。
还有我前面提到过的人的从众天性在这时也会帮倒忙。我们能不能增加安全逃生出口的数量来疏散人流呢？不行。还记得我前几节谈到过的那个火灾实验吗？火警骤起，室内烟雾弥漫，能见度迅速降低，这时候怎么找逃生通道？如果你前面有人向某个方向跑去，你很可能会习惯性地跟着跑，接着又带动其他迷失方向的人跟着你跑。渐渐地，大多数人跑到了同一个出口前，造成一阵混乱，谁也挤不出去，而其他的求生通道则无人利用。
求生本能
那么人类是不是应该停止像羊一样“愚蠢”盲从呢？其实也不一定。人的从众本能也可以是一种积极力量，它让人群中那些熟悉环境的个体自然而然地引导整群人找到逃生方向。根据那个著名的“5%法则”，只需要几个人朝同一个方向走，整群人就会跟上。但这并不意味着全体人都应当聚集到同一个出口……该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
就我所知，这类研究中只有一例让人类参与的实验，是由西班牙潘普洛纳的纳瓦拉大学做的。他们的伦理约束似乎比我们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更宽松。但是显然，他们也不敢找大学生参与这个危险的实验。这次完成实验的是西班牙军人。将近200名士兵，个个都有一米九高，训练有素，临危不惧。他们接到指令，要尽可能快地冲出体育馆的一扇窄门，必要时可以用胳膊肘撞人。现场当然设有防护措施，包括10个安保人员、覆盖危险区域的海绵保护垫，还有一个非常情况下的紧急叫停程序。如实验者预期的那样，士兵们越是着急，越是难以挤出去。理论被完美地证明了！
在探路的先锋和尾随别人的大多数之间，确实存在一种完美的平衡。如果效仿别人的人太多，大家会全堵在同一个出口前面；但指望人人都自行探路，从群体的角度看又是在浪费时间。其实，当探路者的风险显然更大。找不到出路，倒霉的是自己；找到了新的出口，等于在给别人开路。一言以蔽之，我们都更希望身边的人能够替自己冒险，探索未知的前路。
物理学家也注意到，欲速则不达的现象不仅发生在生命体身上。你可以在自己家的厨房里做个小实验：把1公斤的米缓缓地倒入漏斗，记下漏斗完全变空所需的时间，第二次把同样多的米一股脑儿地倒进漏斗，你会发现第二次的米漏得更慢。
事实上，对于从众心理在紧急逃生中的作用，我们的认识还很有限。如何在现实中检验上述假设呢？这回我们又要用老鼠来做实验了。一项新近的实验中，30多只实验老鼠被放进一个一半没入水中的笼子里，笼子有相对的两个出口。现场观察到的逃亡现象符合我们的理论假设：老鼠们的行动引发了连锁反应，它们都堵到一个出口前面，而让另一个出口空着。
无论从哪个物种身上得到的实验结果都一样：动物们越急，出入口就越是堵塞。个体奔跑得越快，群体疏散得越慢。这就是所谓的“欲速则不达”。1951年，心理学家亚历山大·明茨（Alexander Mintz）靠一个富有原创性的实验证明了这个原理。15名被试被要求取出位于瓶底的小圆锥。圆锥一头拴着线，被试只需简单地提拉自己手中的线头，就能将圆锥从瓶中拉出来。不过，圆锥只能被一个一个地拽出瓶子。要是15个人同时往外拽各自的圆锥，就一个也出不来。也就是说，人们需要协同行动。在没有外部压力的情况下，参加者们轻而易举地完成了任务。可是第二轮实验条件略有改变，实验者向瓶子里缓缓注水，这就逼着被试尽快拉出自己的小圆锥。一着急，大家的圆锥都堵在了瓶颈处，哪个都出不来了。
经济学家则在另一类情境中测试了人类身上的从众行为。一条街上有两家面对面的酒吧，一家夜夜爆满，另一家门可罗雀。要是你，会走进哪家喝一杯？第一家人满为患，一定会找不到座位，点单也要等很久；但第二家没人气，一定是因为它不太行！绝大多数人在这时候都会选择随大溜，让已经爆满的那家酒吧更加拥挤，让冷清的那一家直接倒闭。在现实中，即使两家酒吧的服务水平旗鼓相当，连锁反应也会让人们全都聚集在其中一家而忽视另一家，对两个相同的紧急出口来说也是如此。
幸好，科学家们不断另寻资源。既然不能观察受惊恐慌的人群，那就在相似的动物种群身上找研究支点吧。例如，西班牙的大众研究学者研究了一群羊在出栏吃草的时候，是如何集体挤过羊圈的窄门的。羊对食物的执着可不是闹着玩儿的。羊群在草料面前拥挤争抢之激烈，与人群争相逃命时的劲头并无二致。要引入情绪因素的影响，科学家们可以选择引起啮齿类动物的紧张情绪。菲律宾大学的物理学家们将一群老鼠关入淹了一半的笼子，这些啮齿类小动物立刻陷入恐慌。看过动画片的都知道，米老鼠怕水。尖牙利齿的小家伙们集体逃向笼门的行动，为研究者提供了检验人群在相似情形下如何反应的机会。对于昆虫，实验的道德约束就更宽松了，几滴杀虫剂足以在蚁巢深处引起群体恐慌。事关生死，蚂蚁们个个争先恐后，结果全部堵在出口。
虚拟大众研究
这下你明白为什么我不可能真的组织一大群人参加紧急逃生实验了，尽管理解进而控制这类高压情境显然是大众学的基本课题之一。炸弹警报、恐怖袭击、火灾、地震、海啸……现实中紧急疏散的情况并不罕见，我们却很难在此情此景下收集到便于科学分析的有效数据。没有数据，研究又怎么推进呢？
拥堵、社会性困境、连锁反应……紧急逃生显然是内涵最丰富、最具应用意义的研究课题之一。然而它也不能回避那个老问题：如何在实验中研究这些情形？
那么为什么不应欺瞒被试呢？首先，这在道德上有漏洞。更重要的是，如果后续的被试听说了这类幕后操纵，在接受实验之前会产生戒备提防之心。比如说，如果米尔格伦先生明天再邀你参加一项新的研究，你肯定会想：“这又是编好的一出戏！”在这种心态下，被试行为就失去了真正的实验价值。相反，如果研究机构公开信守从不欺瞒被试的原则，对被试的观察就会建立在更纯粹、更可信的行为基础上。
坐在电影院里看《阿凡达》（Avatar）的时候，灵感忽然降临我身！在这部由詹姆斯·卡梅隆于2009年出品的科幻电影里，一种计算机程序使片中角色能够控制他人的身体，操纵他们的化身（avatar）穿越潘多拉星球上凶险的丛林。操纵者舒舒服服地坐在指挥中心，任由他们的化身去历尽千难万险。
每个实验室都有各自要遵守的职业操守“宪章”。我工作的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在这方面属于警惕性最高的那一类，连事先对被试隐瞒实验真实性质这样的操作都不允许。像所罗门·阿希那样，跟被试说他接受的是一个视觉实验，结果他身边坐的都是些假装看错的科研“演员”，这是不行的；或者像关于权力服从的著名的斯坦利·米尔格伦实验那样，让被试以为自己在对他人施加高压电，其实电击对象只不过在假装疼痛，这种事也行不通。我们研究所宁肯错过科学发现的机会，也不愿意损害科学的正当形象。
如果有这种技术，就不需要科学伦理委员会的审查了！我们可以将虚拟的化身投入各种危险情境，而实验参与者则安全地待在实验室里。让一大群化身尝试从燃烧的大楼里逃生，这该是多么不同凡响的实验。
科学伦理委员会负责批准或者否决科学实验的预案，相当于科研界的警察局。如果你想在被试身上施加高压电击，以测试他们对疼痛的忍耐度，你还是打消念头吧。这实验绝对不会得到批准，永远别想。
真的能开发出这样的实验吗？在现实中确实存在许多技术解决方案。有些大众研究学者已经开始在虚拟环境下开展他们的实验了。比如美国布朗大学的心理学家威廉·沃伦（William Warren），他在对空间导航的研究中充分使用了这一手段。被试们戴上研究者设计的虚拟现实（VR）头盔，沉浸入实验室内的想象世界。在虚拟现实中，科学家们观察行人如何避开障碍，如何在建筑中反复摸索，如何找到逃生出口，而这一切都不需要离开实验室。
欲速则不达
我们应该也能用同样的方法，轻而易举地让一位被试置身于虚拟的危险环境中，观察其逃生行动。只不过我们要观察的不是单独的个体，而是整个人群！
这个实验第一次是在2016年做的，后来又重做过20余次。你肯定要问了，这么危险的实验，谁批准做的？难道没有科学伦理委员会监管我们的活动？且听我从头道来。
我们的方案是，招募40名被试来到实验室，每人面前有一台电脑，他们通过数字化身的主观视角去看世界，就像附在了别人的身体上。被试用操纵杆控制他们的虚拟替身：进、退、左顾右盼、跑、转身……他们有完全的行动自由。不仅如此，所有的参与者同时聚集在同一虚拟环境中，彼此还可以互动。你能理解吗？
等等，怎么回事？他前面那个人竟然掉头朝反方向狂奔。倒霉！出口被火封住了，出不去。蒂姆往回跑，心里却知道已经太晚了。又一波爆炸发生，大厦崩塌，我们年轻的大学生跟其他15个被试一样，都因没及时找到出口而“葬身”灾难现场。
想象你自己身在电脑之前，而你的替身却身处2001年9月11日上午8点50分的世贸中心双子塔的65层。借着替身，你看到身边的人来回忙碌。他们都是其他被试的化身。每个跟你一样坐在电脑屏幕前的真实人类，都操控着一个双子塔上的虚拟化身。猛然间一声巨响，爆炸中心近处的一切轰然坍塌，幸存者拼命逃向太平梯。快！你也朝着那个方向跑去，可路已经堵住了。你绝望地寻找另一个安全出口，可热浪灼热难耐。你的替身意识逐渐模糊，屏幕黑了……游戏结束。
时间正在流逝，他得立刻出去。闯过一段大概20米长的走廊，他到了一处岔路口。往左还是往右？他怎么知道？这时蒂姆背后忽然被猛撞了一记。另一个被试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撞了他却什么也没说，朝左边的走廊夺路而逃，瞬间又消失在烟雾中。接着又出现了第二个人，也跟着往左去了。“他们肯定知道路，我跟着他们！”蒂姆跑到走廊尽头，又遇到一个岔路口。可这次，前头的两个人朝着不同的方向各自跑了。时间紧迫，于是蒂姆随便选了一边。真巧，前面就是出口！
如今的计算机制图技术完全能为此类实验制造极为刺激而真实的受试体验。凭借电子设备的力量，可用于测试的虚构情境种类可谓无穷无尽。尽管如此，科学实验毕竟不是电子游戏。在通过此种手段得出结论以前，我们必须确认虚拟化身的行为能够忠实地反映它们的操控者——即我们的研究对象，真正的人——在同等情境下的真实行动。解决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在虚拟环境下，将我们已经在真实环境中做过的实验重复一遍，并确认每个实验在两种环境下的结果都完全一致。这个验证阶段花了我们差不多一年时间。我们让虚拟的行人化身擦肩而过，亲眼证实它们也都靠右避让。我们又重新测试标准逃生时间，确认它们在真实环境和在虚拟环境中是一样的。虚拟人群与现实人群以同样的方式行事。实验终于能做了！还有最后一个小问题需要解决：怎么让被试像爱惜自己的性命一样保护他的替身？我们再次利用了人对经济损失的恐惧：若是被试的替身丧命，被试就得为此舍财。
蒂姆是个大学生，他参加实验只不过是想挣两个零花钱。那天他在慕尼黑大学的告示栏里看见这么一则启事：“科学实验寻找被试！酬金最高可达40欧元（依您的表现而定）。”他立刻照着小广告上的电话拨过去，随即敲定了下星期的面试。那时候，蒂姆哪里想得到，等着自己的是这么一番生死冒险！
这就有了本章开头的场景。大学生蒂姆控制着另一个“身体”，与另外36个由其他被试操纵的化身一道，左冲右突地在一场虚拟火灾中尝试逃生。为了让场景更真实，我们请被试们戴上耳机，沉浸在警报声和尖叫声组成的环境音里。实验结果既印证了理论假设，又与动物实验结果一致。窄窄的“生门”前形成了危险的拥堵，人群都朝这个方向使劲，谁也不去试着寻找别的生路。而且，人们感受到的压力程度越高，化身之间的冲撞就越频繁。我们用这个方法首次观察到了真人被试的实验结果，可以按需求反复进行实验，而且很好地控制了逃生时的种种外部变量。
“镇静，镇静！这只不过是个科学实验，根本没有真的危险。”蒂姆回过神来，不断在心里劝自己。尽管如此，他还是不由得心跳加速。他环顾身边，昏暗之中只见墙上亮着一行字：撤离大厦。其他十几个被试都在找安全出口，一个倒计时器提醒他，只剩一分钟时间让他撤到安全的地方去。
从灵感降临的那一刻，到我们的第一项成果于2007年首次公开发表，前后一共经历了8年时间。这是一个理论假设开花结果，不断经过检验和发展通常需要的时间。如今，技术已经过考验，各种令人兴奋的可能都可以实现。我们能用技术重建历史上的灾难现场，以便更好地破解它们。说不定哪一天，我的被试们就会发现自己登上了“泰坦尼克号”。我们甚至可以像在鱼群中混入机器鱼一样，在由被试控制的化身中间混入一个“假化身”，引领人流朝既定方向移动。依我拙见，“潘多拉星球”版的大众研究，未来可期！
爆炸使整座建筑物都摇晃起来，灯全黑了，灰色的浓烟瞬间布满大堂，警报四起，人群尖声喊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