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
咔嗒、咔嗒、咔嗒、咔嗒。
“对，下一个。”
起先，我完全没意识到这工作的强度。别人教我：“看，你只要在每幅画面中用鼠标点击两个被试的肩膀就行。”
咔嗒、咔嗒、咔嗒、咔嗒。
说到我自己的具体工作，我的数据整理就是从实验录像中提取被试在走廊中的位置。为此，我需要对着电脑屏幕一个接一个地过这些画面，轻点鼠标标记出画面中的人。画面由三个摄像头同时拍摄，通过三角测量来重建被试的位置模型。
“就这么着？”
所谓数据整理，就是在一大堆录像或者文字的原始素材里提取有效的数据化资料。就像咱们的总统选举，总得有那么半天时间，动员成千上万的人一起数每个候选人的得票。放到科学研究中也一样。不过我们能调用的人手只有一个博士生，而他得连着数好多个星期！
“对对，就这么干，把所有的录像都过一遍就行了。加油！”
实验阶段一过，我迫不及待地想看结果。新手上路的我，以为最艰难的阶段已然过去！剩下的就是舒舒服服地坐在办公室里，手里端杯咖啡，耳朵上夹支笔，做出各种不凡的科学发现了。可惜事情没那么简单，在实验结束和第一批实验结果出来之间，藏着一个大陷阱，没人会提醒你，全靠你自己摸索过去。这是一段彻底的孤寂时期，一段令业内人士一听就起鸡皮疙瘩的旅程：数据整理。当然没人会事先提醒科研新手，要不这一行早就断代绝种了。
这有什么难的？而且看到自己的实验拍出来的影像，是件挺让人兴奋的事。开始，我有意识地、慢慢地、尽量准确地按下鼠标。20多分钟过去了，几百个画面点下来，我开始心烦……而我观看的那两个行人甚至没走完走廊的一半！这下我开始感觉不对了。我丢下鼠标，掐指一算：录像总长8个小时，等于480分钟，每秒钟有12帧画面，所以要点……345 600帧画面！见鬼！
这个2006年在波尔多做过的行人相遇实验，算是我的入行洗礼式，也是我与科研的第一次真正接触。那时我的感受还相对模糊，喜忧参半。过去脑子里留存的关于科学家生涯的印象及想象，是达尔文乘“小猎犬号”在太平洋上航行考察，或是伽利略首次用天文望远镜探索星空，很明显，这些都跟我刚刚经历的相去甚远……
“数据整理”（dépouillement）这个词用得真是恰如其分。按照权威的《拉鲁斯法语词典》，这个词的本义是“剥夺某人拥有的一切的行为”。在科研语境下，我们可以将其解释为“剥夺一个博士生全部研究热情的行为”。几天以后，我眼也红了，指头也疼了，为了省时间，我连实验室也不去，干脆宅在家里干。事实上，我甚至不出卧室，不下床。从早到晚，我穿着睡衣，电脑搁在腿上，点击、点击、点击……录像慢吞吞地滑过屏幕，波尔多实验室走廊里那闷死人的场景，我又从头经历了一回，只不过身上穿的实验室白大褂换成了条纹睡衣。
345 600帧画面！
全都靠右！
研究行人行为模式很容易形成一种强迫症。道理很简单，你一出门就被你的研究对象包围。地铁里、超市里、大街上、音乐会散场时……行人无处不在。这就好比医生日夜被病人包围一样，足以令人发狂。我只要碰见一个路人，就不禁想到我的实验。在路上，你肯定也会碰到陌生人迎面走来的时候，你不假思索就会侧让一步。而我呢？每次都被这个问题困扰。想想吧，同一侧的人行道上，两人相向而行，为了不互相撞上，他们迟早得互相避让，两人都面临着同一选择：向左让，还是向右让？“那又怎样？”你会问。事实上，这两个人必须选择同一边，都向左让，或者都向右让。他们选哪一边不重要，重要的是保持一致。而且这个决定必须在几秒钟之内做出。这两个行人既不互相认识，也不做任何临场交流，而且他们只能试一次。在此条件下，理论上说人们都只能碰运气，随便选一边，比如选左边继续前进，并且指望对方做出同样的选择，也就是从自己的右边通过。在这种情形下，按照概率论法则，行人只有50%的概率能避免互相冲撞。但在现实中，我们并不会每两次相向而行就撞上一次。幸好如此，我们出门买面包才不必戴上防护头盔。到底是什么魔法指引每天走在路上的我们打败统计学的法则？在所有这些避让的瞬间，我们是如何达到一致的？正是为了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我才穿上了XL号白大褂，每日端坐在实验室。
我终于熬到了隧道——或者说实验室走廊——的尽头，到了看最后结果的时刻，我已将所有数据熟记于心。我怎么能记不住？过去的几个星期，我都是在看着这十来个小时的慢放录像中度过的，以至于我能准确地讲出那个大个子、那个穿夏威夷花衬衫的小个子以及其他近百个被试在每1/12秒的时间里都干了什么。
“各就各位，预备，走！”
很明显，行人之间并不需要任何暗示动作，比如抛一个眼神或者动一下下巴，来协商彼此的行动。他们几乎不考虑对方，各自靠直觉前行。在出脚之前，他们其实已经知道自己要往哪边避让，没有犹豫，没有信息的交流，没有明显的手势，我们的实验结果清楚地表明：81%的被试“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往右避让，这似乎是一种本能行为。
老实说，最初我看到这个课题时，除了想起好莱坞电影中看过的几个恐慌场景以外，脑子里一片茫然。不过重要的是能搞研究，至于研究什么，对那时的我来说似乎无关紧要。就这样，我开始了我的冒险，而六个月以后，你瞧，这就是冒险的结果……
这现象难道不惊人吗？毕竟，这条人行道法则既没有明文规定，也没人教过我们。此外，这种条件反射只在我们感到需要配合的时候才会出现。如果前方站着一个一动不动的人，行人从右边和从左边绕开他的可能性是一样的。更奇妙的是，法国人走路往右让，日本人却往左让。事实上，避让的方向是一种文化特征。通过分析网络摄像头直播的世界各城市中心的画面，我注意到了这一点。只要盯着纽约时代广场的摄像头直播看上几个小时，就足以得知行人是习惯向右避让，还是向左避让。话说，我也花了好些天干这个……
起初，我的梦想是当个考古学家，像传奇的印第安纳·琼斯那样。或者当个古生物学家，用小刷子发掘恐龙化石也行，或者当个探索无垠宇宙的天文学家，给小行星起名字也行。反正在大学校完成三年信息工程专业学习以后，我不想当信息工程师。于是我调整思路，想要改行搞科研。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我偶然看到了一则招生启事：图卢兹第三大学（保罗·萨巴蒂埃大学）招收硕博连读生。研究方向：认知科学。研究课题：大众。
当然，这一机制并非尽善尽美，也有两个行人配合不好的时候。他们没选同一边，一个想往左靠，而另一个往右让，结果两人直奔对方而去。两人发现要出事故，又同时改变方向，但这没有什么用，他们差点在另一侧撞上。然后是同样的反应，再换另一边……这就像旋转木马一样可以重复好几圈，直到这两个倒霉蛋面对面停下来，互相尴尬地笑笑。如果你在倍速模式下看视频，这个场景就非常有趣，好像两个人在大庭广众之下突然跳起舞来，左一步右一步，动作一组接一组。为了节省时间，我就经常快进看视频，在我漫长而单调的工作里，是这些并不常出现的“行人小步舞”表演令我打起精神。
“各就各位，预备，走！”
行人找到了一种巧妙的方法来协同行动：同一个文化群体内的人群偏好相同的避让方向，比如，法国人选右边。然而，这条人人都下意识遵守的秘密法则从何而来？为什么不同国家的人各有偏好？
接下来的两位已就位，很专心地听着指令。他们注意到前任离去时的筋疲力尽之态，难掩担心的神色。指令很简单：两人分别站在狭窄走廊两端的红线后面，听到我的指令后，走向走廊另一端，同时避开对面走来的人。如此往复数次。“明白了？”他们点头。我离开走廊回到办公室。
我在一些学术会议上报告这一实验结果时，经常会问听众这种行为的根源是什么，问他们有什么看法。经常会有人提出，这一现象跟人体的“偏手性”有关，意思是说，右撇子往右靠，而左撇子往左让。不过事实并非如此。比如，印度人相遇通常靠左避让，然而印度的左撇子并不比别的国家的更多。另一种假说似乎更站得住脚，认为行人走路跟开车是一样的。换句话说，按照各国的交通规则，驾驶者习惯在路的哪边行驶，走路时也往哪边避让。车辆靠右行驶的国家的人，走路就往右让。的确，在很多靠左行车的国家，如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行人也习惯靠左避让。不过也有例外。在伦敦的心脏地带牛津街，英国人习惯往右让路，他们开车却是一律靠左的。
“每位20欧元，感谢你们的参与。”
事实上，在学术界还存在一种简单并被普遍接受的解释，即避让方向的偏好并不取决于以上因素，它独立存在。莫非是魔法作用？不，我的研究恰恰是要证明这并非魔法。原来，行人持续不断地自我调适以配合对面来者的行为，是我们与大多数生物共有的一种基本认知能力——“强化学习”（reinforcement learning）。在一个特定族群中，反复出现的调适行为最终会形成整个群体的共同偏好。试想群体中的某一个人，他一次又一次往左靠，总是行不通，他就自然开始向右避让，而这又使得与他相遇的人也靠右避让……一种在个体和周围人之间的自然平衡逐渐形成，这是无须外在调节的一种杰出的群体自我调节。
脚步声停了，我该换人了。大个子和小个子被这单调的行动搞得没了精神，离开的时候步履拖沓。
根据这一原理，向左或向右避让的概率相同，只要群体认同，两边一样有效。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不同群体存在不同的偏好。另外，像交通规则这类外在事件也可能影响集体调适的形成。一开始，汽车司机会向他们习惯驾驶的那一侧避让对面的行人，而这一选择自然增加了行人朝相同方向避让司机的可能，即使行人并不开车。如此一来，尽管关联性并不是百分之百的，我们也能够理解为什么司机在哪边驾驶与行人往哪边避让是强相关的了。
随后我的同事西蒙带着另外两位被试到了。我看见他穿的白大褂，忍不住笑了。我也穿得一样。其实，搞大众学研究用不着白大褂，毕竟行人不会弄脏你的衣服。我们两个穿这身行头是为了树立权威感。毕竟，两个年轻的博士生整日坐在那儿观测人们在一条走廊里面对面行走，显得有点滑稽。所以我们才决定穿上白大褂，显得正经些。可我那件太大了，穿起来活像一件睡袍。“不好意思，只剩XL号的了。”实验室的人跟我说。我只好拿回家自己熨一熨，以壮威严。
发表、交流、重来
“各就各位，预备，走！”
我的头一个科研项目就这么完成了。我为自己最终可以揭示行人避让行为的秘密感到骄傲，我以为自己从此可以将研究材料束之高阁，转身投入别的新项目了。不料导师一个问题就把我打回了现实：“你打算把你的文章投到哪家刊物上啊？”
根据我的笔记显示，现在是这两位的最后一轮了，于是我发出最后一道出发令。
学者口中的文章指的就是一份科学发表物。作者在15页左右的篇幅中详尽报告所有他做过的和他发现的，以便与同行分享新知，达到生产公共知识的长远目标。这些充满方程式和术语的文章并不适合大众阅读，而是专门面向研究同一课题的专业人士写的。缺乏相关领域坚实基础知识的人读起这些刊物来味同嚼蜡，只有科研怪人们才会享受在洒满阳光的露台上边喝鸡尾酒边翻阅期刊。
怕被试太疲惫，我们时常换人。旧的走了，新的又来，一小时接着一小时过去，而我自岿然不动于屏幕之前。
另外，刊物和刊物还不一样，某些刊物的地位比其他的更显赫，而《自然》和《科学》则位于金字塔顶端。只有当你发现一颗适宜人类居住的太阳系外行星或一枚400万年前的南方古猿头骨，或至少发现一条攻克阿尔茨海默病的新线索，才有可能登上它们的版面。
我整整一天干的就是这个，一连两个星期里，我把这几个词说了至少上千遍，没完没了！为了消磨时间，我自己和自己打赌：这两人会朝哪边让？或者哪一个会先让？
那么我的微不足道的“行人”研究呢？我曾坚信自己的研究结果石破天惊，值得载入顶级科研刊物，所以我首先向《自然》寄出了我的论文。仅48小时之后，对方回复了一封冷冰冰的、没有人情味的邮件，声称我的行人研究“很是有趣”，不过还请另投他处。我有点沮丧，转投别家，结果还是一样。在我一步步降低投稿杂志级别的过程中，其中有一家刊物回复我的时间比别家更长。历经几个月的等待之后，我收到了一份长达十几页的答复，说我的研究结果经过了三位匿名学者的评审，他们无情地驳斥了我的所有工作，不是数据分析不够精确，就是缺乏足够的同类研究参照。最终的裁决是：拒绝发表。我又花了一整年时间，才把这篇论文发表在合适的期刊上。
“各就各位，预备，走！”
几周后，我在办公室又收到了这家期刊的信，我好奇地打开一看……一张2 400欧元的账单映入眼帘。你敢相信吗？我当场就愣住了。科研原来建立在这样一套绝无仅有的、难以置信的经济模式上！研究者向期刊付钱来发表论文，读者向期刊付钱来看论文，简单地说，谁都要给科学期刊付钱。这就好比你开一家成衣店，顾客来买衣服得给你钱，供货的服装厂商还得给你钱。搞科研的人是多么想看见自己的工作成果公之于众，哪怕为此多付出几千欧元。
在墙的另一边，我忍不住打了个哈欠，无聊啊……我的任务就是坐在这把椅子上，对行人发出开始的指令，然后等着他们在大约15秒钟以后走到走廊的另一端，然后转身，再重新开始。
科研成果的交流还不止于此。发表以后，还要在各种研讨会上让尽可能多的人知道它，这一阶段大致相当于产品推广期，就跟丹尼·伯恩[1]在各大电视节目上轮番宣传自己的新电影一样。我第一次做这样的推广是在英国的华威大学。我记得那里有很多咖啡，每个桌角都放有装满的咖啡壶。在研究热情和咖啡因的双重刺激下，学者们能花好几个小时为最细小的实验环节吵得面红耳赤。你可以想象我第一次登上讲坛之前的压力有多大。幸运的是，科研工作者总体来说是比较随和的。事实上，我在很短的几年内就结识了“大众研究”圈子里所有的人物。这里有超级明星，也有学术新手，有细节强迫症患者，也有为一丁点新进展欣喜若狂的人。总之，没有人是来做陪衬的。白天，围绕科研的话题是唯一的主题。晚宴时，科学家们的头脑中更是充斥着各种能让整个学科改头换面的天才灵感……而这些想法他们在第二天早上宁愿忘得一干二净。
两人笔直地朝着对方走去。平均移动速度每小时4.5公里，并不算快。大个子似乎无意避让，瘦小的那个于是首先做出了姿态。他往右一步，让出了一条通道，而另一位只是在路过他的瞬间侧了侧肩，以几厘米之差，准确地避免了两人撞到一起。
在这样的研究氛围中泡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开始明白，原来大众研究并不只是盯着走廊里的两个人擦肩而过。它的内容之丰富让我始料未及：群体恐慌、紧急疏散、谣言传布、群体智慧等等。这些足以让我肯定，我的研究将大有可为。
我端坐在监控屏幕前，看着两个被试在走廊里面对面行走。一位是个结实的壮汉，步态迟缓拙重，脚步在房间里震起回声。他对面的小个子，穿短裤和夏威夷花衬衫，满脸迟疑，好像在疑惑自己为什么要掺和这桩苦差事。
[1] 丹尼·伯恩（Dany Boon）是法国喜剧演员和导演。他自编自导自演的喜剧片《欢迎来北方》（Bienvenue chez les Ch’tis）是目前法国票房最高的电影之一。
“各就各位，预备，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