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他从小就喜欢各式各样的机器，尤其是出了问题的机器。“好比有一次，妈妈的烤面包机不能用了，我就问自己：‘如果我是烤面包机，我哪里会出故障呢？’”于是，他把烤面包机拆开，找到毛病所在，并且修好了它。从此他就一直用这种设身处地的方式，练习如何修护越来越复杂的机械系统。发现新事物的惊喜永远伴随着他，现在他虽然即将退休，但工作仍带给他莫大的乐趣。
柯拉玛深孚众望的原因很简单：他熟悉全厂各阶段的作业，如果有必要的话，他可以接替任何人的工作。更甚者，他可以修理任何一架机器的任何部分，从巨型吊车到小小的电子监视器。最令人意外的是，柯拉玛不但能做这么多事，而且每次都做得兴高采烈。若问他，没受过正式训练，怎么会操作那么多复杂的引擎与仪器呢？他的答案令人疑惑全消。
柯拉玛从来不是个工作狂，也不会完全靠工厂里的挑战来肯定自己。比起将例行工作转变成产生心流的复杂活动，他在家做的事更了不起。柯拉玛与妻子住在市郊一所简朴的小平房里，经过许多年的努力，他们买下了左右的两块空地，其中一块空地上设置了一座石头园，园里有平台、小径，还种了大量花草和灌木。在安装地下洒水管道时，他忽生灵感：何不用它们来复制彩虹呢？当阳光洒落在细密的水柱间时，产生的七彩霓虹景象该有多美啊！他特意要选购喷水特别细密的喷头，却找不到合意的产品，最后只好自己动手设计，用自家的车床加工。现在下班后，他可以坐在后院走廊上，只要碰一下开关，就可以启动十多个喷水龙头，制造许多迷你彩虹。
柯拉玛5岁时移民到美国，读到四年级就辍学，他在这家工厂工作超过了30年，可是一直拒绝升任领班。他回绝了好几次升迁的机会，声称自己只想做一个单纯的焊接工，管理别人会使他不安。虽然他在工厂里职位最低，但每个人都认识他，而且一致同意他是全厂的灵魂人物。经理常说，只要厂里有5个像柯拉玛这样的人，他的厂就会成为这个行业的佼佼者；同事也说，没有柯拉玛，这家厂干脆关门大吉算了。
然而柯拉玛的小小乐园还有一个缺憾：大多数日子他都得去上班，回到家时，太阳通常已经落山，园里即使还残留彩虹，也嫌太黯淡。因此他从头构思，想出了一个了不起的解决方案。他找到了一种光谱与太阳非常类似的聚光灯，装在喷水器附近不显眼的地面上。这下他可真的弄齐了！纵然在深夜，只要一碰开关，他的房子就被包围在一片七彩缤纷的光幕与水幕当中。
话又说回来，对于工作未必与求生息息相关的都市劳工而言，又是怎样的情况？其实莎拉菲娜的态度并不局限于传统式农村，我们置身工业时代的纷乱中，往往也能发现莎拉菲娜型的人。柯拉玛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他参加过我们早期对心流体验的研究。60岁出头的柯拉玛在南芝加哥一家组合火车车厢的工厂做焊接工人，约有200人跟他一起在三间又大又暗、像飞机厂棚般的厂房里工作。工人以火星四溅的焊枪，把吊在空中重达数吨的钢板固定在货车底盘上。这儿夏季热得像烤炉，冬季从大草原吹来的寒风又呼啸着扑进厂房。成天金属相互撞击，声音嘈杂，说话要想让别人听见，一定得附在对方耳边吼叫才行。
柯拉玛是难得一见的“自得其乐性格”的绝佳实例，虽处于贫瘠的环境下——一个几乎毫无人性的工作场所，城市边缘一片杂草丛生的空地——却仍然能创造心流。在火车车厢装配厂里，他似乎是唯一能发掘挑战的人。别的焊接工接受我们访谈时，都说工作是一项负担，能避则避，每天黄昏下班，他们就冲进工厂附近的小酒吧里，用啤酒和笑闹宣泄一天的闷气，然后回家坐在电视机前喝更多的啤酒，跟老婆吵一架，一成不变的一天就这样过完了。
当然，并非所有工业化以前的文化都如此诗情画意，很多渔猎或农耕社会的生活都非常艰苦、野蛮而短暂。事实上，距川达兹桥村不远，就有几个社区，被一些外国旅行家描述为饱受饥馑、疾病与无知肆虐。要建立一种足以在人性的目标与环境、资源之间达成和谐平衡的生活方式，就跟建造一座能让人一走进来就满怀虔敬之心的大教堂一样不容易。我们不能单凭一个成功的例子就推断所有工业革命之前的社会都是如此。但不管怎么说，只要有一个例外，就足以反驳工作一定比休闲更无趣的论调。
或许有人会说，认定柯拉玛的生活方式比他的同事好，是一种要不得的“精英主义”——只要那些泡酒吧的人觉得快乐就好了，谁又能说在后院欣赏自制的彩虹是多么高明的生活方式呢？从文化相对论的角度看，这种论调言之成理，但我们知道，乐趣植根于复杂度的增长；在这个前提下，相对论观点不值一提。一个人若能像柯拉玛一样，把握与创造环境中的契机，他的体验品质很明显就超出那些甘愿容忍“荒芜”的现实、自觉没有能力超越现实的人，拥有的乐趣更多。
与世无争的柯拉玛
庖丁解牛
这座位于阿尔卑斯山的小山村的生活向来不轻松。为了维持生计，每个人都必须精通多种技能，应付不同的挑战——从纯粹的苦役、需要技巧的工艺，到保存与运用特殊方言、歌谣、艺术品及复杂的传统——但文化的发展使生存在其中的人觉得这些工作乐趣无穷。他们的工作虽苦，却不觉得受压迫，他们都跟74岁的朱莉安娜有同感：“我很自由，我的工作很自由，因为我做的都是我想做的事。今天不想做，可以明天再做。我没有上司，我就是我自己生命的老板，我保持了我的自由，我也一直为我的自由而奋斗。”
在心流之下工作是发挥人类潜能的最好方法，过去有很多宗教或哲学流派都曾提出这个观点。对奉行基督教世界观的中世纪人而言，只要是为发扬上帝的荣耀，削马铃薯跟盖教堂的工作同样重要。在马克思心目中，人不分男女，都借着生产性活动构筑自我的存在；他认为，工作是唯一创造人性的途径。造桥、垦荒等工作，不但能改变环境，也把工作者从受本能支配的动物，转变成有意识、有目标、有技巧的人。
他们的子女也接受了访谈，他们对生活的态度也相当类似。但是年龄在20~33岁之间的孙儿女辈，却认同外界典型的工作态度：如果有机会，他们会减少工作，花更多的时间从事休闲活动，如阅读、运动、旅行、观赏最新的艺术表演。这种世代之间的差异一部分是因为年龄——年轻人通常较易对环境不满，渴望改变，对例行事务也比较不耐烦。在这个案例中，态度转变也反映了传统生活方式已遭到蚕食，居民的认同感及最终目标已不再与工作密切相关。川达兹桥村一部分年轻人老了以后，或许对工作的看法又会回到跟莎拉菲娜一样，但大多数人不会如此。相反，对于这些人，不得不做却不觉愉快的工作，与带来乐趣却缺乏复杂性的休闲活动，两者之间的鸿沟会持续扩大。
古代思想家的心流观中，一个饶富趣味的例子就是，2300年前中国的庄子所提出的“遇”的观念。“遇”可解释为追求“道”的正确途径，通常有“浪游”、“蹑空行步”、“游泳”、“飞翔”、“流动”等解释。庄子认为，“遇”是生活的正确方法——不计较外在的报酬，自然而完全地投入。简单地说，就是一种全然不假外求的体验。
川达兹桥村有十几位年纪较大的居民接受访谈，他们的年龄从66岁到82岁不等，而每个人的答复都与莎拉菲娜相近。没有人明确区分工作与休闲，每个人都把工作当作最优体验的主要来源，而且即使有机会，他们也不想减少工作量。
《庄子内篇·养生主》讲了一个庖丁解牛的故事，说明“遇”的含义。庖是职业，丁是姓氏，他在梁惠王（即文惠君）的御厨里负责杀牛：
不同的工作观念
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向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
若问她，假如把全世界的时间和金钱都给她，她要做什么？莎拉菲娜笑了起来，把上面的话重述一遍：替母牛挤奶、赶牲口去草原、整理果园、梳羊毛。莎拉菲娜对都市生活并非一无所知，她偶尔也看电视、阅读新闻杂志。她有很多年轻的亲戚住在大城市里，生活很富裕，拥有汽车、各种家电，每年出国度假。但他们时髦而现代的生活方式对莎拉菲娜毫无吸引力，她对自己扮演的角色觉得既满足又平静。
文惠君对于厨子在工作中感受到的心流深感匪夷所思，盛赞他解牛的神技，但庖丁不认为那是种技巧，回答说：“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他接着描述自己达到这种境界的历程，是一种对解剖牛体的神秘发乎直觉的体悟，最后牛肉经他一碰就好像自动分开似的：“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
若问莎拉菲娜生活中最大的乐趣是什么，她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帮母牛挤奶、牧牛、在果园剪枝、梳羊毛……事实上，她的乐趣完全在于她一辈子赖以谋生的工作。套用她自己的话：“这给我极大的满足，到户外去，跟人聊天，跟养的牲口在一起……我跟每个人说话——甚至是植物、鸟、花、动物。我觉得浑身舒畅、快乐；累了得回家真是一件不幸的事……即使工作很忙，一切仍是美好的。”
“遇”与心流
这个地区最引人注目的特色是，居民的工作与休闲几乎无从区分，你可以说他们每天工作16小时，也可以说他们从不工作。意大利境内阿尔卑斯山区瓦欧斯塔的一个极小的川达兹桥村，有位76岁高龄的老太太莎拉菲娜，仍每天清早5点起床，为母牛挤奶。她煮好多份早餐，整理好屋子以后，视天气和季节而定，或者把牛羊赶到冰河下的草原上放牧，或照顾果园，或梳理羊毛。夏季时，她花好几星期的时间在高地草原上割牧草，然后把一大捆一大捆的干草顶在头上，徒步好几英里路，搬回自己的谷仓。尽管走捷径可以只花一半的时间，但她为了保护山坡，减少人为的侵蚀，宁可走人迹稀少的曲折山路。晚间她可能看点儿书，讲故事给曾孙听，或为到她家开舞会的亲朋好友演奏手风琴。
按照庖丁的解释，“遇”与心流好像是不同的过程。也有批评家特别强调两者之间的差异：心流是意识掌控挑战的结果，“遇”却是在一个人放弃对意识的控制时才出现。因此他们认为，心流是西方追求最优体验的态度，以改变客观环境为手段；“遇”则是东方式的，无视客观环境，着重的是精神的趣味与现实超越。
有些文化发展的方式能使日常的生产工作成为一种很接近心流的活动。有些团体里，工作与家庭生活既充满挑战，又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在欧洲的高山山谷里，幸免工业革命侵入的阿尔卑斯山村仍存在着这种形态的社区。基于对传统农业社会下工作经验的好奇，由马西密尼教授与法瓦博士率领的意大利心理学家访问了村中的居民，并且慷慨地提供访谈记录与我们分享。
一个人如何才能获得这种精神的趣味并超越现实呢？庄子在同一则寓言里，提出了一个极具洞察力的解答，但不同注释家对这个答案有截然不同的阐释：
热爱生命的莎拉菲娜
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
尽管如此，工作不见得一定不愉快。工作或许一直都很辛苦，至少比什么都不做更辛苦；但很多证据显示，工作能带来乐趣，而且往往是人生最有乐趣的一部分。
有些早期的注疏认为，这一段描写的是尚未臻至“遇”境界的拙劣的解牛者，但近代的英译者，包括沃森和格雷厄姆在内，都认为它谈的是庖丁自己的解牛方法。根据我对心流的认识，我相信后者的观点才是正确的。它说明了即使具备肉眼能见的技巧层次，进入“遇”还得靠发现新挑战（亦即引文中的“族”与“难为”）和培养新技巧（“怵然为戒，视为止……动刀甚微”）。
我们投注在物质目标上的精神能量越多，达到目标的希望就越不可及，我们必须耗费更多心灵与体能的劳动以及自然资源，才能满足不断升高的欲望。历史上，身处所谓“文明”社会里的大多数人，都为实现少数剥削者的梦想放弃了享受生活乐趣的希望。文明社会与原始社会差别的象征——金字塔、万里长城、泰姬陵，还有古代完工的许多寺庙、宫殿、水坝，通常都由奴隶建造，实现的则是统治者的野心，无怪乎工作会变得恶名昭彰。
换言之，“遇”的神秘巅峰并非如超人般一蹴而就，而得靠逐渐把注意力集中在周遭环境中的行动机会，等到技巧渐臻完美，一切动作就完全像发乎自然，给人出神入化之感。一位出色的小提琴家或数学家的表现，都有可能令旁观者觉得不可思议，其实这都可以用技巧与磨炼来解释。如果我的这番阐释没有错，那么东方的“遇”与西方的“心流”就可以融会贯通：两种文化的狂喜拥有相同的源泉。文惠君的厨子能在一般人想象不到的地方，从最卑下平凡的工作中，找到心流。更值得称道的是，早在2300年前，心流的动态结构就已经有人知之甚详了。
上帝为了惩罚亚当的野心，罚他到凡间工作，辛苦的汗水流到眉毛上。《圣经·创世记》第三章第十七节记载的这段情节，反映出很多文化（尤其是那些已进入文明阶段的复杂文化）对工作的观念：工作就是需要尽一切努力逃避的诅咒。没有错，因为宇宙的运作方式太没有效率，我们必须花很多能量才能满足基本的需求与渴望。如果我们不在乎吃多少，能否住在坚固牢靠、装潢华丽的房子里，或是否能享受最新的科技发明，工作的负担就轻多了，卡拉哈里沙漠里的游牧民族就是这么生活的。
阿尔卑斯山村的老农妇、芝加哥的焊接工与中国古代传奇的厨子，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工作辛苦而毫无吸引力，换了别人做，恐怕无可避免要觉得厌倦、单调、没有意义，但这三个人都把躲不掉的工作变成了复杂的活动。他们从工作中发现被别人忽略的契机，全神贯注于手边的活动，磨砺自己的技巧，让自己深深沉浸于互动之中，使自我变得更强大。这么一来，工作变得充满乐趣，投注了精神能量，再怎么不堪的工作也乐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