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接着说：“成功与否，要看你看人的眼光准不准。跟企业家会面，听他们讲故事，你得判断他们的商业模式是否可信，是否合乎逻辑。”
“我们能筹到10万美元左右，”丹尼斯说，“在8~10年的时间里——要知道，我们都有全职工作——我们可能帮助创办了23家或24家公司。其中有18家非常成功。”
看了看表，丹尼斯跟MJ说：“你不妨留下来旁听一会儿要开的会议，有家公司准备过来做推介。”然后，他半开玩笑地说：“将来看到我要烧钱玩游艇、老爷车、火车、飞机之类的，你可要制止我啊。”
丹尼斯称，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在消防员基金保险公司（Fireman’s Fund）供职，他和一些朋友，比如比尔·鲍斯、约翰·布赖恩、比尔·爱德华兹和小布鲁克斯·沃克，时常会邀请企业家到旧金山的萨姆烧烤餐厅共进午餐。企业家先做推介，之后就到外面等5分钟，好让丹尼斯等人私下商量做出决定。
MJ留了下来，听他们的推介会。她不怎么紧张，一直在仔细观察，记笔记，还问了几个问题。桑迪·科兹格的建言一直在她的脑海中回响：“若想做成事，就要先入局。”
丹尼斯提出带MJ参观IVP的办公室。他说，1973年他开始在沙丘路挂牌经营这家公司，当时每天来上班，公司都是一片死寂。电话半天都不响一声。他笑称，那时候总是门可罗雀。“我常常开车在帕洛阿托南部到处转悠，观察那些挂在门口的招牌，”他说，“只要看到写着‘电子’的招牌，我就上门拜访，看看对方是否需要投资。一笔笔的投资就是这么来的。风险投资与其说是一个产业，不如说是一项活动。”
推介会结束后，MJ收拾东西准备离开，丹尼斯走了过来，与她握手，问她什么时候可以来上班。MJ看着他的手，难以置信，心想：“我得到IVP的工作了？我要到沙丘路上班了？”
丹尼斯告诉MJ，IVP的一个规模达2200万美元的新基金处于运营的第二年。“我们投资的是人和产品，”他说，“但我认同人比产品重要。即使产品没做成，对的人也总能够东山再起。”
在开着老旧的平托离开的路上，MJ心里燃起一股兴奋感，一如初到加州的时候。她并不抗拒做一个典型的中西部邻家女孩。她一直都很尊重她的母亲，母亲常常将“做个好人又不会少根毛”挂在嘴边。MJ为她的家人感到自豪。但是，当她的脑海中重新浮现桑迪·科兹格手提粉色公文包，坐上红色法拉利的情景时，MJ就知道自己想要更多。她并不满足于吃汉堡牛肉饼，她想要吃牛排。
“但是技术的好坏取决于它背后的人，”MJ指出，“英特尔向我证明了这一点。摩托罗拉的微处理器不比我们的差，但我们拥有一群了不起的、铁了心要战胜对手的人。我想说，我对人、人际关系和解决问题非常感兴趣。”她接着说：“我想要在有生之年做一件不朽的事情。”
特蕾西娅·吴
“我曾经在海军负责更换电源管和无线电发射机，”丹尼斯说道，“不得不说，电子电路不可思议的微型化，真是令人惊叹。再小的导电材料，都能完成各种各样的事情。”
在罗得岛州普罗维登斯市著名的奥利弗酒吧，特蕾西娅·吴点了杯啤酒，跟蓝领和学生常客打过招呼，便直奔桌上足球台。是时候找人虐一虐了。
两人谈到微处理器和日新月异的计算机领域，MJ对技术的领悟之深，让丹尼斯甚是欣赏。她更像是通才而非工程师，这一点他也很喜欢。他说，他本身是一位受过良好训练的电气工程师，手下也有不少工程师人才。
特蕾西娅讨厌失败——不管是玩桌上足球，还是做其他事情。在桌上足球台上，特蕾西娅快速发动攻势，她最好的朋友桑吉塔·巴蒂亚疲于防守。那些不认识她的对手，看她有一头梳理整齐的卷发，穿着健美裤和宽松的毛衣，就以为她很好欺负。但她杀招不少，不管是致命的旋转射门，从中场发起凌厉的拉射，还是出其不意的折射球。自以为是的对手如走马灯般换了一批又一批，他们完全无力招架特蕾西娅迅雷不及掩耳般的攻击。
“我一直对解决问题很感兴趣，”MJ告诉丹尼斯，“数学给我带来了一个观察世界的视角。它教会了我如何寻找正确的答案，也教会了我如何避免错误的答案，如何避免踩进误导性的概率和百分率数据的坑里。”
特蕾西娅身高约1.6米，长相稚嫩，看起来像一个十几岁的青少年。她总是被看低，在距离布朗大学几个街区的酒吧里也是如此。她于1986年进入布朗大学读工程学。她在工人阶级小镇米德尔波特长大，该农业中心位于纽约州布法罗市东北部约40英里处。学生们穿迷彩服上学，看《雇佣兵》（Soldier of Fortune）杂志，总逃课参加猎鹿季节的开幕日活动。大学毕业生通常要么参军，要么到当地的通用汽车工厂上班，或者到生产农药的农业机械公司的大工厂工作。
说着说着，她放松下来了，一只手松松地握着另一只，放在膝上。她姐姐常常跟她说，她有着面对混乱局面也能保持从容淡定的本事。
然而，在特蕾西娅家人的眼里，教育就是一切。哪怕她的西班牙语得了A-，她父亲都会很不满意。他告诉她：“我知道你聪明伶俐，不管做什么都能拿到A。”他不相信额外加分那一套：“对你来说得到额外加分并不是值得沾沾自喜的事情。不管老师教给你什么，你都应该掌握。”特蕾西娅曾因担心考试成绩而睡不着觉，只要有哪门课程没拿到满分，她就会很沮丧。母亲比父亲要宽容一些，会跟她说：“95分就是A了——已经够好了。不必强求100分。”
MJ向丹尼斯讲述了她在特雷霍特的成长经历，以及她在普渡大学、英特尔和斯坦福大学的时光，还谈到她坚强的母亲、父亲的教师生涯以及她的大家庭。
他们家早年的日子并不好过。多年来，他们一直是镇上唯一的亚裔家庭。1971年，为了逃脱当地对华人的烦扰，让特蕾西娅过上更好的生活，他们举家从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移居到美国。在米德尔波特，学校里有些小孩朝特蕾西娅做出拉眼角的歧视亚裔的手势；春季假期结束回来，他们看到家门口的邮箱被涂了标志着纳粹党的十字记号，屋子也被喷涂上“滚回家吧”的侮辱字眼。有天晚上，他们一家到附近的一个小镇吃饭，一直被当地人盯着看，那些人对亚裔顾客的出现感到十分惊讶。
到了沙丘路3000号，MJ把车停在露天停车场。她穿过寂静的院子，眼前矗立着一棵枝叶婆娑的橡树。56岁的丹尼斯一头白发，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穿着打褶的裤子和带扣子的衬衫，扎着一条有大锁扣的皮带。两人在丹尼斯的大办公室里坐下来，MJ试着平复紧张的情绪。丹尼斯的办公室里到处都是展示旧金山历史的石版画，还摆放着几辆缩小版的铜制火车。他告诉MJ，他小时候很喜欢看火车驶过唐纳山口。
特蕾西娅的父亲称参加啦啦队已经落伍了，加入体育运动队才是潮流。特蕾西娅同时担任高中曲棍球队、排球队和田径队的队长或者联合队长。她被选为校友返校节的皇后和舞会皇后。她和父亲持有NFL（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布法罗比尔队的季票，场上所有球员的技术统计数据，特蕾西娅都记得一清二楚。每年的赛季，虽然天气寒冷，但父女二人的看球热情丝毫没有减退。他们一起为新秀赛季一飞冲天的乔·克里布斯、名人堂四分卫吉姆·凯利和外接手安德烈·里德呐喊助威。特蕾西娅最喜欢的球员是防守端锋——布鲁斯·史密斯，他一直是联盟中最好的球员之一。
MJ告诉一些商学院的同学，她要接受机构风险合伙公司（Institutional Venture Partners，简称IVP）的联合创始人里德·丹尼斯的面试。但有同学提醒她：“里德·丹尼斯是不会录用女性的。”
特蕾西娅曾在父亲的牙科诊所帮助照看孩子和清洗仪器。她的第一份有偿工作来自汉堡王，她负责把馅饼放在传送带上，然后加上番茄酱、芥末酱、酸黄瓜和奶酪。身在这家快餐店的厨房岗位，她琢磨着如何转到更好的岗位上——在收银台工作或者在“免下车”服务区工作。只有资历高一些的女孩才能获得那些工作。
几周后，MJ开始到一些初创公司和风投公司面试。这一次，有了在英特尔供职的背景，她具备了招聘人员看重的资质。英特尔赢得了与摩托罗拉的战争，“粉碎行动”也标志着该公司从存储产品迈入微处理器世界，那是英特尔的未来。MJ亲身见识过动力十足的小团队有多大的威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特蕾西娅的父母一步一步地从洗碗工和服务员做到牙医与护士，米德尔波特也开始接纳他们。史蒂夫·吴过去的梦想就是成为美国小镇上的一名家庭牙医，融入当地社区，能叫出每一位来访者的名字。他的妻子伯莎成了他的业务经理。特蕾西娅一心想要融入当地的生活，从小就说英语。有很长一段时间，她坚决不碰米饭或中国餐，尤其是在公共场合。她吃了很多美式食品——巧克力派和巧克力蛋糕是她的最爱，于是她的身形一下子就从娇小变得健壮起来，别的孩子都开始纷纷调侃她。
现在，距离从斯坦福毕业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了，MJ帮助科兹格回答完学生最后的提问，然后送她离开。MJ非常欣赏科兹格的魄力，她坚强、自信，并且拥有属于自己的成就。科兹格一边坐进她的法拉利，一边告诫MJ要大胆想、大胆做：“既然有那个能力，为什么不行动起来呢？”
到了准备上大学的时候，特蕾西娅同时向布朗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罗切斯特大学和罗切斯特理工学院投递了入学申请信。当收到来自布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时，她欣喜若狂。但就在她刚向布朗大学寄出入学承诺书后不久，她又收到了来自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还获得了每年1万美元的全额奖学金作为经济资助。那天晚上，特蕾西娅把通知书拿给她父亲看，说：“这封通知书等于我在大学四年能获得4万美元，而且这所学校也很好。如果去上布朗大学，我将会耗尽家里的积蓄；选择卡内基·梅隆大学，则会给我们省下一大笔钱。”父亲看着她说：“不，你早就认定了布朗大学是你的第一志愿。我们将会用这所房子拿到二次抵押贷款，这能够让你读布朗大学。这可是你的梦想啊。”
MJ感觉自己仿佛处在宇宙的中心。当时，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在开发5150个人计算机，其处理器供应商将从摩托罗拉和英特尔中选择一个。为了让自己的事业更上一层楼，MJ决定离开英特尔去攻读MBA学位。她找格鲁夫要一封推荐信。格鲁夫告诉她，他并不确信MBA的价值，但最后还是给她写了推荐信。
特蕾西娅成为第一批跻身常春藤联盟学校的米德尔波特毕业生之一。但一到布朗大学，她就觉得，相较于那些来自精英预科学校的同学，她就像一个“土包子”。父亲跟她说：“在米德尔波特，你可以击败所有人。但在布朗大学，这是不可能的。要是想成为最好的那一个，你会把自己逼疯的。做最好的自己，就足够了。”
在公司组织的野餐、排球比赛和圣诞晚会上，MJ、苏珊·托马斯、约翰·多尔以及后来嫁给多尔的电气工程师安·豪兰都会聚在一起。出生于匈牙利的格鲁夫性格直率，处事严苛，要求没能在早上8点前到达公司的员工在一份迟到记录表上签字。只不过，有些迟到的员工并没签自己的真名，而是签下“查克·烤肉”“卢克·沃姆”之类的假名。
但是，要成为最好的自己，她还得克服另一个困难：男生们因为觉得她比不上男生，所以拒绝邀请她加入他们的学习小组。好在特蕾西娅从她最好的朋友桑吉塔那里得到了慰藉，桑吉塔也是一名工科学生，两人组建了一个学习小组。特蕾西娅的工程学研究领域是材料科学，桑吉塔的研究领域则是生物医学工程。
从创始人戈登·摩尔和鲍勃·诺伊斯，到首席运营官安迪·格鲁夫，英特尔上上下下倾其所有展开“粉碎行动”。英特尔的媒体策略师里吉斯·麦克纳也曾负责苹果公司的营销工作，他借助出自艺术家帕特里克·内格尔之手的照片，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耗资200万美元的广告营销活动。英特尔还祭出奖励表现最好的销售人员到塔希提岛旅游的招数。一位名叫约翰·多尔的年轻人斗志满满，全身心投入微处理器的销售当中。为了刺激销量，他还采用了包括视频在内的当时很新颖的一些营销技术。员工们都穿着印有“粉碎行动”的T恤——直到英特尔的律师认为“粉碎竞争对手”这个口号可能会招来不必要的反垄断担忧。
两人是室友，居住在位于校园外的珀金斯宿舍。据说那里的学生亲密无间，毕竟他们接触的外来访客并不多，跟校园也离得远。特蕾西娅和桑吉塔有不少共同点：第一代移民，孝顺父母，勤奋好学，有一个妹妹。各自的父亲都非常严厉，让她们走上了工科这条路。
转岗时机来得正好。几个月后，25岁的MJ成为英特尔“粉碎行动”的一分子，那是英特尔内部为了赢得与摩托罗拉之间的微处理器大战而启动的一项市场营销活动，成败在此一举。英特尔需要新的16位微处理器芯片8086“粉碎”与其竞争的摩托罗拉16位芯片68000。MJ与英特尔的一个“特种部队”一起辗转于全美各地，举办一场又一场的研讨会和推介会，倾力向客户推销并讲解英特尔的微处理器如何让制造流程自动化，如何驱动加工装配流水线和卫星的运行，如何改变商业运作方式，等等。
这对朋友都喜欢摇滚乐队和歌手——U2乐队、冲撞乐队、老鹰乐队、范·海伦乐队、大卫·鲍伊——都痴迷于卡拉OK（特蕾西娅还偷偷梦想过成为摇滚明星）。当然，她们也没忘记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两人都属于那种做完功课才会参加派对的学生。周三晚上，两人在一个还有其他朋友参加的联谊会里度过；其他的晚上，则是到奥利弗酒吧玩，喝啤酒，在桌上足球台上摧毁各路对手。
在英特尔工作一年后，MJ撞上另一堵墙。在该公司的第一年，她总是赶着给焦急的客户交付存储芯片，实在难受。于是，MJ决定转到产品开发部门，参与将新产品推向市场的工作。此时，她遇到了给她牵线搭桥的苏珊·托马斯。托马斯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是一名计算机科学家兼电气工程师。她于1976年加入英特尔，从事微处理器的市场营销工作，经常与销售人员一起出差，给潜在客户讲解微处理器的运行原理。托马斯帮助MJ转到微处理器生产工具部门。
特蕾西娅刚入读布朗大学时，校园里的抗议活动、静坐、绝食抗议、反种族隔离运动游行随处可见。学生们要求学校的财产托管人卖掉其所持有的南非公司股票。在华盛顿，特蕾西娅和桑吉塔也参加了提倡堕胎合法化的大型集会。但她们发现，自己学校也存在很多的不平等问题。大学第一年，有将近一半的工科学生是女生，两人很受鼓舞。但到了大四，一个班100名学生中仅仅剩下7名女生。她们调查了一番学生的情况，发现离开的女生在学术成绩上丝毫不逊色于还留在班上的学生。那些女生之所以决定离开，是因为看不到未来，她们在现实生活中认识的女性没有一位是工程师，她们不知道自己能用来之不易的工科学位做些什么。特蕾西娅和桑吉塔一次又一次地听到那些退出的女生说，她们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而还留在工科班的女生则有一个共同之处：有工科导师或者父母的鼓励支持。于是，这对朋友决定成立女工程师协会布朗大学分会，并共同出任联合会长。
MJ点头表示认同，她也有过四处碰壁的经历。她选择入读备受尊崇的普渡大学，而不是自费上印第安纳州立大学。读完大学后，她发现招聘人员对数学专业的毕业生并不感兴趣。企业在招聘广告上列出他们心仪的专业，学生只有专业对口才能应聘。MJ必须搞清楚谁来校园招聘，于是在面试室门口守着，等待招聘人员出来，或者跟着他们去洗手间以便找机会毛遂自荐。
两人也发现，布朗大学的女生还面临一些其他难题。工科的男生往往可以参加兄弟会，接触到其所存档的往年工科考题和学习指导资料。女生则没有这样的条件。因此，特蕾西娅和桑吉塔着手给未来的工科女生搜集和汇总工科问题、考题、家庭作业等资料，同时给女生设立前辈辅导制，将大三、大四的女生与大一、大二的女生一一配对。
科兹格告诉斯坦福大学的学生们，她有一条原则，那就是绝不在只有女性的组织团体面前发表讲话——她对“我做不到”的态度零容忍。她以自己最喜欢的信条结束演讲，一个专门说给班上的女生听的信条：“若想做成事，就要先入局。”
不管怎么样，特蕾西娅和桑吉塔总是彼此相伴。每逢要熬夜学习，担心自己睡过头错过考试时，两人总会很有默契地轮流学习，轮流小睡休息，轮流叫醒对方。期末考试前一周，她俩索性一起“定居”在科学图书馆的夹层。两人无话不谈——从实习的经历到约会，再到见过的渣男。
听到这里，MJ意识到她也是采取类似的方法来应对男性的轻视的。幽默回应——以及转移话题——在制止别人的不当行为时的确很奏效。每当班上的男生拿校园女生联谊会开玩笑时，MJ都一笑置之。MJ所在的斯坦福MBA班上共有305人，女生仅占约25%——75人。自1976年以来，每个MBA班都会成立女生组织，旨在促进女生的交流来往，增进情谊。MJ是1982届斯坦福商学院研究生院班级的“队长”。她们组建的社团名为“女性管理者”（Women in Management，简称“WIM”），成员之间会定期聚会。在结束聚会回宿舍的路上，她们班上的男生总会朝她们大喊：“哎呀，WIM（Women Impersonating Men）——装男人的女人——回来了！”
在通用汽车进行暑期实习期间，特蕾西娅在一个工程研究和设计部门工作。整个部门1000名全职工程师中，只有两名女性。每当特蕾西娅穿过一排排的办公隔间时，那些男同事总以为她是秘书，总让她帮忙冲咖啡或收寄邮件。有一天，比她大几岁的经理决定带她和一名男实习生出去吃午饭——去一家色情意味浓厚的餐厅。特蕾西娅觉得这次经历很不好受，她跟桑吉塔说：“吃饭的时候，那些女服务员的乳房就在我面前晃荡，真是让人难堪。”
“如果你纠结于性别歧视问题，”科兹格在斯坦福的课堂上说，“那么你就别想干成任何事情。”对于客户或者潜在客户的追求，她学会了用幽默来巧妙回避。“嘿，这个季度我很忙，也许下个财年才有时间。”她找到了一些窍门，既能打发追求者，又不会让他们太难堪，乃至于不愿意和她有生意往来。
临近毕业，特蕾西娅在波士顿久负盛名的贝恩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她背负4.2万美元的学生贷款，必须一毕业就投身职场赚钱。桑吉塔则前往麻省理工学院攻读生物医学工程的MD/PhD（医学博士/哲学博士）联合项目。毕业那天，当初的“土包子”特蕾西娅以最优异的成绩毕业，那是布朗大学的毕业典礼上授予的唯一一项荣誉。
科兹格接着娓娓道来，给全班学生讲述了其职业生涯中难以忘怀的一些故事。有一次，她出席一个商务会议迟到了，由于她是整个会议室里唯一的女性，因此很难不引起注意。有一位潜在客户以为科兹格是秘书，于是向她要一杯咖啡。“好！请问加奶油还是加糖？”科兹格毫不迟疑地答道。等她端着咖啡回来时，那个意识到自己犯错的人支支吾吾地向她道歉。科兹格跟他说：“没关系。只要你签了合作合同，让我给你烤饼干都行！”
这对密友一直保持着联系，特蕾西娅开始工作没多久，桑吉塔也开始在与贝恩公司隔河相对的麻省理工学院上学。特蕾西娅结识了一些比她早一两年进入贝恩的分析师：戴夫·戈德堡、詹妮弗·方斯塔德和蒂姆·兰泽塔。蒂姆的办公桌在特蕾西娅对面，两人不久就擦出爱的火花。
科兹格告诉全班学生，从未有女员工主动找她加薪。这让MJ感到非常惊讶。“男员工会找我直截了当地问他是否可以加薪。而女员工会觉得，她自己得具备各种技能和多年的工作经验，并符合所有的条件，才有资格谈加薪。升职方面，男性是看潜力，女性则是看实际绩效。”科兹格说。
1992年，特蕾西娅申请进入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商学院。她被两所大学同时录取，最终选择了计算机和技术背景强大的斯坦福大学。被这两所学校拒绝过的一些贝恩的男同事跟她说，她能被录取仅仅因为她是女性。她没做什么回应，只是生闷气。她心里很清楚，自己付出了比大多数人多一倍的努力，才走到今天这一步。
科兹格还是希望使用叠名，于是写下几个候选的名字。忽然，她灵光一闪：“一个妈妈的活儿，往往要两个男人才干得了！”因此她将软件更名为“MANMAN”，她的公司和产品随即一炮而红。
特蕾西娅开始认真看待与蒂姆的恋情，两人相处融洽，都钟情于体育运动，也有共同的生活目标。他俩都觉得加州就是他们的归宿。蒂姆希望像他父亲一样到商业银行就职。在通用汽车实习期间，特蕾西娅了解到，自己并不想成为工程师，并不想整天对着电脑制作CAD（计算机辅助设计）图纸。她更想成为一名产品经理。特蕾西娅心想，有了斯坦福的MBA学位，有朝一日她就能够在硅谷赚大钱——数十万美元的年薪也并非遥不可及。
科兹格谈到她的公司ASK及其软件MANMAN ［manufacturing management（制造管理）的简称］的发展历程。她最初打算将该软件定名为“MAMA”，直到她认识的一位CEO跟她说：“你能想象其他公司的高管当着董事会的面说，他想要获批使用MAMA（妈妈）系统来运行公司的制造业务吗？”
索尼娅·赫尔
MJ事先研究了一番科兹格的公司，心中有一连串问号。在科技行业当女性CEO（首席执行官）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她是怎么同时兼顾母亲和CEO这两个角色的呢？她在组建团队时看重的是什么？MJ的同学鲜少像她一样想涉足科技行业，他们大多数不是想成为管理顾问，就是想成为投资银行家。那个时候的硅谷还不是一个尽人皆知的、人人都向往的地方。
1989年，24岁的索尼娅·赫尔在波士顿的风险投资公司TA Associates（简称TA）做了几个星期的分析师，但她的工位上却仍旧没有座椅。秘书没有给她订购。
而在阿科拉，能接触到的新鲜玩意儿也就是自助洗衣店里的那台自动售货机。MJ给它投进一颗糖果的钱，它时常会多给几颗糖果。夏天，在巨大的水泥排水管里，凉快的内壁回响着MJ的叫喊声和歌声。MJ无拘无束，可以在城里随心所欲地游荡，她期盼着将来能做对的事情。MJ钦佩硅谷的发明精神，也尊崇它的革新精神。斯坦福商学院是又一扇让她从过去通向未来的大门，是一个让邻家女孩有无限可能性的地方。
索尼娅没有多想，只是很高兴能在这家公司工作。去TA之前，她听从母亲的建议，剪短了头发，戴上了眼镜。“那样你会得到更多的尊重。”母亲劝说道。在公司，一听说分析师同事们下班后要一起去喝苏格兰威士忌，她立即表示要跟着去，尽管后来发现那种酒很不好喝。仿佛没有什么能消减索尼娅对风险投资行业的热情。在这个开朗的、以“障碍就是我成功路上的垫脚石”为座右铭的蓝眼睛南方人眼里，这是一个再好不过的地方。
MJ顿时想到了自己的母亲。1950年，19岁的母亲和父亲成婚，她没有选择上大学，尽管当时大学能给母亲提供四年的奖学金。MJ一家住在伊利诺伊州阿科拉市，之后搬到印第安纳州特雷霍特市，在那里一家七口共用一个卫生间。一天花几个小时给孩子们烘焙他们最喜欢的美食，依照样板缝制衣服，是她母亲的日常生活。MJ心里清楚，在另一个平行时空，如果有机会，她的母亲多萝西·汉纳可能会成为像桑迪·科兹格那样的成功女性。
但没过多久，天生阳光乐观的她却开始自我怀疑。站在TA华丽的木镶板办公室的楼上，顺着螺旋形楼梯往下看，索尼娅突然意识到，自己是波士顿办公室里除秘书以外唯一的女员工。她心里想：“我能站在这里只是因为我是女性吗？”一个人闷闷不乐、自我怀疑了几天以后，索尼娅看着镜子，对自己说：“重新振作起来吧！”
科兹格说，她知道她并不想让自己的生活每天都围着孩子转。“我觉得，如果我自己都不开心，那么我也很难让孩子们过得开心。”
她意识到，纠结于性别歧视无济于事，生活中机遇无处不在。她住在灯塔山高级住宅区，离公司在波士顿市中心的办公室不到1英里，平常都是走路上下班。她喜欢下雪的夜晚，走在路上，身后的脚印迅速被雪花覆盖。树枝被厚厚的积雪压着，城市的声音变得柔和起来，连街灯也变得苍白，变成了奶油色。她穿着办公套装，里面是保暖内衣，那是在法林百货的地下减价商品区买的。刚开始在TA工作的时候，她只有一套黑色套装和一套海军蓝套装，她会把这些衣服混搭在一起穿一个星期。每当分析师同事说“索尼娅，你的保暖衬裤露出来了”时，她都会哈哈大笑。每天上班的路上，索尼娅都会遇到流浪汉迈克尔向她要钱，最后她和迈克尔达成了一项协议：她一个星期给他1美元，给了以后一个星期内他都不能再向她要钱。迈克尔为人友好，会逗她笑，他也很感激索尼娅送他暖和的冬衣。
MJ感同身受地会心一笑。也正是因为数学，MJ才上了普渡大学，而后去了英特尔。在英特尔，她参与了名为“粉碎行动”（Operation Crush）的、在公司历史上至关重要的一项大型市场营销活动，该活动帮助公司奠定了在芯片行业的统治地位。虽然不是工程师，但由于有数学背景，MJ还是能够搞懂英特尔复杂的芯片技术。和科兹格一样，MJ也有点儿像个野丫头。邻居的男孩在她骑车经过时教她怎么站着骑车，还教她说一些脏话。一天晚上，她父亲在晚饭时给大家讲了一件关于他的学校不幸的事情。“真他妈倒霉啊！”MJ脱口而出，大家哄堂大笑。
索尼娅和一位叫安妮·黑泽的女士合租了一套两居室公寓，两人是在法林百货购物时认识的。店里没有试衣间，两人只能用一排衣服作为隔挡进行试穿。她们合住在一栋有三个单元的大楼顶层，富有的邻居将不要的桌椅丢在楼道上，她们正好拿来装饰自己的公寓。顶楼有些陈旧，地板是倾斜的——弹珠会从厨房的一端滚到另一端——但胜在视野开阔，能看到芬威公园附近标志性的雪铁戈标志。房租是每人一个月500美元，她们常常一边洗碗，一边高声唱着她们最喜欢的歌曲——Salt-N-Pepa（女子说唱组合）的《推它》（Push It）。索尼娅还在冰箱上贴了一张苹果公司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的照片。
“我之所以选择学数学，是因为我读书很慢，”科兹格告诉学生们，“我喜欢对错分明的东西。我在成长过程中可能更像个野丫头。我妈妈给我买了一个女童子军玩偶，但我没有拿着玩偶玩，反而去玩它的包装盒。”
她父亲说得对，高中毕业后是得自己打理日常生活的一切了。她十几岁住在弗吉尼亚州的夏洛茨维尔的时候，有的女孩因为她“太过直率”而不邀请她参加舞会。她不喝酒、不沾毒，生活检点。她没能进入啦啦队，因为那些舞蹈动作节奏太快了，她跟不上。她也没能进入篮球队，但她主动请缨担任球队的统计员。她还参加了曲棍球队和排球队的选拔，但都没有入选。最后她进入了不需要参加选拔的长曲棍球队和学校合唱团。她和两个姐妹一起长大，其中一个和她是一对双胞胎。她有一张玛丽·安托瓦内特[1]式的天篷床，她的卧室里到处点缀着粉红色的装饰物品。
34岁的科兹格一身钴蓝色装扮，脚踩颜色相衬的高跟鞋。她曾用手头的2000美元存款在闲置的卧室里创办了ASK计算机系统公司。现在，她的个人身价已经达到6700万美元。她留着精心修剪过的长指甲，拎着粉红色的公文包，开着一辆崭新的法拉利来到斯坦福大学。
索尼娅毕业于弗吉尼亚大学麦金太尔商学院，在伦敦证券交易所工作了一段时间后，被TA聘用。她打动TA管理层的原因是，她自学了计算机技能。如今担任分析师，她的职责是物色有投资前景的公司，与它们的创始人和高管面谈，深入了解它们的商业模式，等到手握足够令人信服的信息了，就让TA最合适的合伙人介入并敲定投资。
1981年，MJ离开供职几年的英特尔，前往斯坦福大学攻读工商管理硕士（MBA）。她的一位教授杰克·麦克唐纳经常邀请商界精英来给MBA班的学生演讲。MJ有幸获得机会邀请来了今天的演讲者桑迪·科兹格——第一位成功带领科技公司上市的女性。
索尼娅学习东西很快。她懂得如何找到那些能够将解决问题的效率提高百倍的公司。她凭直觉就知道，了解要解决的问题、市场规模和商业模式与学习核心技术一样重要。进入TA的头两年，索尼娅便通过电话推销拿下了两个收益相当丰厚的项目——数据恢复软件公司OnTrack和个人电脑联网软件公司Artisoft。她是在计算机杂志上发现这两家公司的。
对MJ来说，她现在的生活跟过去大不一样。以前，她住在中西部一座小房子里，四周都是玉米地。她的母亲包办了家务粗活，晚上要在彭尼百货上班，还同时照顾丈夫和五个孩子。父亲驱车到离家50英里远的中学教书。每年夏天，MJ都不受拘束，骑着自行车四处游玩，吃着纸袋装的午餐，喝着酷爱牌饮料。过去，家里偶尔会吃一顿牛排，但为了省钱，母亲改成买汉堡牛肉饼。
但她心里很清楚，要想在金融界晋升成为合伙人，她需要有MBA学位。只有成为合伙人，才能获得交易的决策权，才能拿到至关重要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拿到的投资收益分成。投资合伙人还能把持董事会席位，能与创业者并肩作战。因此，她申请进入斯坦福大学、达特茅斯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商学院，最终被哈佛大学录取。美中不足的是，她交往多年的男朋友是被密歇根大学商学院录取的，两人已经进入谈婚论嫁的阶段，所以没能在同一个地方上学让索尼娅感到很伤心。与此同时，她也为入读哈佛大学感到兴奋不已。“我想要成为风险投资合伙人！”她告诉室友安妮。
玛丽·简·埃尔莫尔（昵称MJ）
当索尼娅告知TA她将在夏季末离职时，公司的执行合伙人凯文·兰德里提出将她的薪水提高一倍，以鼓励她留下来。但索尼娅已下定决心要成为一名风险投资家，她深知，风险投资家在革命性公司的创办和发展过程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是金融世界中的未来主义者、导师和冒险者。此外，风险投资家和创业者正是她最喜欢的那一类人：乐观主义者。
回到宿舍，她走向床前，脱下衣服，然后一头钻进被子里。几个小时以后她要去上课，几天以后她要参加几场面试，其中一场的面试官是苹果公司的两个都叫史蒂夫的大胡子男人。
索尼娅已经证明了自己敏锐的交易嗅觉。现在，她想要做的是，参与建立那些会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公司。
清晨的阳光仿佛是她在计算机中心度过漫长夜晚后的赏赐。刚修剪过的草坪散发出清新的气味，洒水器的水洒在斯坦福大学校园里的声音，像节拍器的声音一般柔和舒缓。清新的空气四处弥漫，玛格达莱娜身着长裙，头上戴着雏菊，使劲蹬着自行车的踏板，在湿漉漉的小路上加速前行，身后水花四溅。
去哈佛的几个月前，索尼娅坐在TA的办公桌前，研究了《个人计算机杂志》（PC Magazine）背面的一则广告。广告上的一家公司引起了她的兴趣。她前前后后已经给一百多家公司打过推销电话了。这一次，她也拨打了广告上的电话号码，但提示忙音。几分钟后她又试了一次，还是忙音。她只好去看看邓白氏公司有关这家硅谷软件公司的研究报告。该公司致力于销售杀毒软件，得益于产品质量上乘，再加上有关世界末日病毒会摧毁全世界的电脑的预言甚嚣尘上，它正在快速发展壮大。
终于，斯坦福大学计算机中心的时钟走到了早上5点30分，下班时间到了。玛格达莱娜从包里掏出墨镜，跟夜猫子同伴们笑着道别后，走出门外。走在路上，她的裙子窸窣作响。整理好裙子，她骑上了自行车。
在广告中，那家公司想要寻找代理商来出售软件。索尼娅更仔细地研读了一番邓白氏的报告，写下了一些笔记要点：炙手可热的公司，杀毒软件产品，用户量250万，共享软件，1990年总收入700万美元，税前收入600万美元，有4000个大企业客户，前景光明，在做尽职调查。
随着大型计算机过渡到台式计算机，计算机行业变得日新月异。文字处理应用程序、数字电子表格和关系数据库陆续出现，这反过来又催生了对稳定的硬件平台的需求，但更重要的是，要有稳定可靠的软件系统。
索尼娅继续打电话，最后终于联系上了一个叫吉姆·林奇的加州圣克拉拉人，他在搭建一个国际代理商网络来销售公司的杀毒软件。索尼娅介绍了一下自己和TA公司的情况，然后表达了投资意愿。出乎意料的是，林奇并不是负责人，他把公司创始人汽车电话的号码给了索尼娅。她看了看表，此时是加州时间上午10点左右。她又看了一遍笔记，然后拨打了那个号码。
夜色渐渐褪去，玛格达莱娜把还在计算机中心的十几名学生打量了一番，心想他们当中有谁会成为成功的发明家、企业家，甚至家喻户晓的大人物。身处斯坦福大学或者硅谷的大环境，会让人不自觉地认为行走商界赚钱不是什么难事，毕竟这些地方到处弥漫着财富的气息，发财甚至成了理所当然的事。玛格达莱娜在斯坦福大学的朋友个个都很有钱，他们有父母帮他们缴清学费，衣食无忧。在这个地区，百万富翁似乎一夜之间就遍地都是了。而玛格达莱娜则必须要精打细算地过日子。她时常估算自己需要工作多少个小时才能和朋友一起下一次馆子，而且，每次下完馆子她总是会懊悔地对自己说：“这顿饭足足花了我四个工时的工资啊！”她把攒钱记录当作成绩单来看，恨不得在课后生活中也要拿满A。
“你好，我是约翰·麦卡菲。”电话另一头的人答道。
在美国，不管到哪里，玛格达莱娜周围几乎全都是男人。对此，她并不陌生，也不讨厌。她父母没有儿子，但在父亲眼里，她就是儿子。她的姐姐是被母亲领养回来的，家里只有她们两个孩子。父亲是一名商人，经常带玛格达莱娜参加各种商业会议，最后还让她就读土耳其的一所一流男校——这在大多数土耳其人看来简直匪夷所思。
索尼娅再次做了自我介绍，然后开始推介。过一会儿，麦卡菲说：“抱歉，我刚刚答应把我的公司卖给赛门铁克了。”赛门铁克当时的市值达到4.6亿美元，是最大的套装工具软件供应商。但在杀毒软件市场，它一直都不如意。
她注意到一对粗鲁的情侣，两人几乎每天晚上都到计算机中心来玩游戏。他们在玩的过程中时常大喊大叫，全然不顾周围埋头学习的人。她很喜欢的一个人今晚也来了，那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博士生，穿着裤子（从不穿裙子），一身装扮十分得体，留着一头棕色的直发，有抽烟斗的习惯，一言一行都很有范儿，玛格达莱娜很欣赏她。
“它出价多少？”索尼娅问。
令她惊讶的是，设计计算机软件的过程使她恢复了信仰。在土耳其成长时，宗教信仰意味着一切——部落和身份，比种族更重要。到少年时期，只身前往美国以后，玛格达莱娜开始信奉不可知论。然而，在工程学课程上钻研各种问题——设计逻辑门、端部浇口、输出、输入和寄存器——的过程中，她发现了自己的逻辑缺陷，为此感到十分欣喜。她成为斯坦福大学第一个设计复杂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VLSI）的班级的一员。她一丝不苟地设计，一遍又一遍地检查自己的作品，直到确信自己的设计毫无瑕疵。但她还是会出错。最后，她发现——又或者别人帮她指出——她的思维存在盲点。她逐渐意识到，个体逻辑不是绝对确定的。她不能仅依靠自己的大脑来获得确定性。工程学和计算机课程让她意识到，有很多超越自我的大脑思维和逻辑范畴的东西。她在计算机中心的其他人身上也有同样的发现。再聪明绝顶的学生，也有思维盲点。
“2000万美元。”麦卡菲答道。
除了提供计算机方面的帮助之外，玛格达莱娜还辅导学生们（包括少数的几位女访客）展开各类研究，从编写基本软件到编写二进制机器学习算法，她都在行。刚进入斯坦福大学时，她以为自己将来会当医生，后来却发现医学预科课程枯燥乏味。现在，她即将获得工业工程（Industrial Engineering）学士学位，同时还将获得电气工程（Electrical Engineering）硕士学位——她是该“双E”硕士班中唯一的女生。不同于医学，电气工程和数字计算机设计出乎意料地打开了她的思维，帮助她发现自己在演绎推理上的缺陷。在钻研电路和数字计算机的绝对逻辑的过程中，她开始纠正自己的逻辑错误。
索尼娅脑海里闪过一连串数据。麦卡菲合伙公司（McAfee Associates）从一个家庭办公室起家，刚开始只有寥寥几名员工。但短短几年间，它已经占领了杀毒软件市场60%以上的份额。随着20世纪80年代个人计算机革命兴起，IBM个人计算机开放系统成为市场主流，病毒迎来了绝佳的滋生环境。曾效力于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和洛克希德公司的麦卡菲抓住了这一契机，开发出一款名为VirusScan（病毒扫描）的产品。该产品可有效克制病毒的基本复制技术。
玛格达莱娜担任计算机中心的计算机顾问，可以查阅学生们的功课。在无聊的清晨，她会翻阅文档打发时间。她发现，男生们写了很多关于电影（如《星球大战5：帝国反击战》和《猎鹿人》）、篮球［如密歇根州立大学在NCAA（美国全国体育大学协会）锦标赛中击败印第安纳州立大学］、音乐（如唐娜·莎曼的《坏女孩》和摇滚乐队The Knack的《我的莎罗娜》）、政治（如美国总统吉米·卡特能否击败好莱坞演员、共和党候选人罗纳德·里根从而连任）的东西。不过，在她的眼里，半夜三更逗留于计算机中心的男生大多都有些寂寞无聊，有的默默暗恋着同学，有的沉迷于讨论凯丽·费雪、西格妮·韦弗、法拉赫·福西特、杰奎琳·比塞特、黛比·哈利等明星的八卦。
凭借丰富的推销经验，索尼娅吸引了麦卡菲的注意力，避免让对方早早挂掉电话。麦卡菲提到，他想聘请一位新总裁，然后和他妻子迁居到位于科罗拉多州派克峰附近占地300英亩[2]的别墅。索尼娅暗暗跟自己说，想要做成交易，就要像猎鸟犬一样向目标发起猛烈追逐。
1977年，玛格达莱娜来到美国上大学，身上带着43美元现金和9个金手镯。父母告诉她，如果钱不够用，就把金手镯卖掉。但她一个都没有卖，这多亏她在上大学期间所做的两份工作，包括在计算机中心上夜班。她能说一口流利的土耳其语、亚美尼亚语、法语和英语。
于是，索尼娅提出另一个交易方案：“我们将出价2000万美元收购你公司的一半股权，另一半股权你留着。你以同样的价钱只出售一半的股权，并能保留另一半股权，既能享受升值收益，同时还能先拿到一笔钱。”
她的父亲从她小时候起就教育她，穿衣打扮要像个淑女，但思想要像个男人。玛格达莱娜小小年纪就穿着带褶边的裙子，戴着白手套，推着一辆装着玩具娃娃的玩具婴儿车。以前，在土耳其，孩子的礼仪教育甚至比文化教育还重要。当被问到长大后想做什么时，玛格达莱娜毫不犹豫地答道：“做木匠。”在当地，那不是女生该从事的职业。而玛格达莱娜小时候就很喜欢在家里的墙上钉钉子。即便被父母夺走锤子，她还是会另找工具来敲钉子。
麦卡菲说：“这个方案我很喜欢，我之前没想过。”
即使是现在，在与家乡相距近7000英里的地方，她有时也仍然会被那些本是阳光灿烂的时光，但却瞬间变得灰暗无光的记忆萦绕——在伊斯坦布尔附近的公共海滩上，那个美丽的下午原本充满欢声笑语、奔跑嬉戏、游泳奔腾，直到她被认出是亚美尼亚人。转瞬之间，沙滩上的其他孩子纷纷变脸，朝她脸上扔泥沙，逼她走开。然而，他们的排斥非但没有把玛格达莱娜赶走，反而让她更加坚定地要融入他们，与他们一起玩耍，挑战土耳其僵化死板的社会界限。回到家里，她盘算着怎样才能让自己再次受到那些伙伴的欢迎。她游泳水平很高，于是就向他们展示自己过人的游泳本领。她会用攒下来的零花钱给其他孩子买糖果或冰激凌，讨他们开心。
索尼娅这步棋走得很大胆。要知道，她只是一名年薪2.8万美元的分析师，连报价20美元的权限都没有，更别说报价2000万美元了。她与麦卡菲交谈完后很快就给TA的总裁杰夫·钱伯斯打了电话。钱伯斯在TA任职近20年，一手成立了硅谷的分公司。索尼娅给他留了一封语音邮件：“杰夫，这家公司你必须看一看。它的营收预期增长率超过90%，税前利润率也达到80%~90%。不过，公司的老板正在认真考虑把公司卖给赛门铁克。”
在土耳其长大的她深知，想融入周围的环境是要付出代价的。在很小的时候，她就被教育要保护好自己的亚美尼亚种族特性。在平常她会让别人叫自己“莱娜”，而不是教名“玛格达莱娜”。在玛格达莱娜成长的时代，在土耳其的亚美尼亚人经常受到诅咒和骚扰。在她祖父母的时代，亚美尼亚人更是遭到监禁和处决，就像几十年前饱受德国人摧残的犹太人一样。
杰夫·钱伯斯随即准备与麦卡菲会面，同时着手对麦卡菲的公司展开尽职调查。他还拉来了另一家公司——顶峰合伙公司（Summit Partners）一起出价2000万美元（各出1000万美元）收购麦卡菲合伙公司一半的股权。一年后，麦卡菲合伙公司成功上市，融资4200万美元。它从此开始腾飞，旗下的杀毒软件的企业客户量超过1500家，税后利润率达到让人瞠目结舌的45%左右，让一众同行望尘莫及。
玛格达莱娜知道，许多常客都才华横溢，她亲切地称他们为她的“各色怪咖”访客。她也知道，他们跟自己志趣相投——像她一样，他们也觉得工程学像是宗教信仰，只不过它是关于如何巧妙地拼凑错综复杂的拼图的。虽然这份工作必须通宵达旦，但她还是很喜欢这样一个让自己既能展现个性，又能融入其中的地方。
只不过，那时候索尼娅已经身在哈佛商学院了。她学习交际两不误，没多久就成了哈佛大学风险投资俱乐部的主席，也由此得到不少接触行业先驱的机会。她亲自飞往加州会见那里的风投传奇人物，并成功邀请了约翰·多尔、IVP的里德·丹尼斯和MJ等人前往哈佛与学生面对面交流。多尔当时已离开英特尔，加盟了负有盛名的风险投资公司KPCB（凯鹏华盈）。丹尼斯与MJ是一对好搭档。
夜灯闪烁不定，嗡嗡作响，玛格达莱娜的一身新衣裳引来许多学生偷瞄。她的服饰大部分都是在校园外的加州大街上的一家二手服装店买的，一件只需一两美元。没多久，学生们的注意力又回到了数字设备2040（Digital Equipment 2040）上面，那是一台超大型计算机，会让用户产生一种它一直在盯着自己看的错觉。这台计算机安置在玻璃后面的冷却室里。LOTS计算机中心的常客通常有三类：仍在写学位论文的学生，有的甚至毕业十年了都还在写；工程学或计算机科学的研究生，他们来做研究，或者玩《龙与地下城》、《乒乓》（Pong）或《小行星》（Asteroids）等游戏；来使用社会科学统计软件包（SPSS）的社会科学研究生——通常是该中心里仅有的女性访客。
1994年，27岁的索尼娅从哈佛毕业，随后进入风投公司门罗风投。该公司的办公室就在沙丘路上，与里德·丹尼斯创办的IVP相邻而立。索尼娅本可以留在东海岸，但在她心目中，沙丘路才是能让她走向成功的黄砖路。就是在这个地方，“叛逆八人帮”离开脾气暴躁但才华横溢的威廉·肖克利创办的半导体实验室，创办了仙童半导体公司，而后又创办了英特尔。就是在这个地方，钟情于大麻和热水浴池的诺兰·布什内尔遇到了红杉资本创始人唐·瓦伦丁，并投资了雅达利公司。就是在这个地方，阿瑟·洛克起初很不情愿地为不修边幅且“让人厌烦”的史蒂夫·乔布斯提供投资和建议，并帮助后者创立苹果公司。就是在这个地方，风险投资家托马斯·帕金斯联手科学家鲍勃·斯旺森创立了基因泰克公司。就是在这个地方，戴维·马夸特对微软的早期投资让他收获了一辆崭新的红色法拉利。就是在这个地方，拉里·埃里森建立起了一家名为甲骨文的初创公司，并从风险投资家唐·卢卡斯那里获得贷款来维持其关系数据库公司的运转。就是在这个地方，阿瑟·洛克将风险投资定义为“拿资本去冒险”的行当。
正当玛格达莱娜输入用户名“Y.Ynot”登录系统时，一位计算机中心的常客来找她。他打印了一张长长的纸，上面显示了他正在使用的软件和他写的代码。玛格达莱娜手里拿着铅笔，仔细研究纸上的东西，就像防伪专家甄别画作中是否有造假痕迹一样，没多久她就发现了一行有错误指令的代码。当错误代码被纠正以后，那个研究生心满意足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1994年7月，索尼娅踏足加州当天，新一期《时代》杂志正好上架，封面故事标题赫然写着：“互联网的奇异新世界”（The Strange New World of the Internet）。互联网在飞速发展，触角已经从军方和学术界伸向平民百姓。该封面故事提出了风险投资家和企业家等人都在思考的一个问题：“世界上最大的计算机网络，过往专属于科学家、黑客和计算机迷，如今则涌入了律师、商家乃至数以百万计的新用户。在网络中，人人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吗？”
玛格达莱娜本人则有些让人难以捉摸。她有着厚重的红棕色长发和深棕色的眼睛，颇为引人注目。上班时，她还会穿舞会礼服，佩戴头饰，或者穿20世纪60年代风格的时装，因而更受瞩目。她钟情于几何图案连衣裙、花样图案紧身衣、高跟鞋，以及任何带雏菊图案的服饰。夜班也许沉闷乏味，让人煎熬，但她并没有哀怨，至少还会用古怪的装扮来给自己（也包括周围的人）的生活增添几分色彩。
索尼娅心想，肯定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在母亲的陪伴下，她开始四处寻找住处。从一个街区到另一个街区，她一边开着车，一边留意道路两边是否有挂着“出租”告示的房屋。但这里是旧金山湾区，找个地方落脚一点都不轻松。
那是1980年的晚春。玛格达莱娜在斯坦福大学的低负担分时系统（LOTS）计算机中心上夜班，负责解决学生们老套乏味的问题：“我用完分配的内存了。”“我的软件一直在无限循环运行。”“我无法登录我的账号。”诸如此类。
到门罗风投上班的日子日渐临近，索尼娅仍然没有找到住处。该公司的一位合伙人听闻以后，主动提出索尼娅在找到房子之前，可以先住到他家招待客人用的小房子里。但她也需要帮一个忙。他妻子是一名妇产科医生，刚生下三胞胎没多久；这对夫妇需要索尼娅下午5点前回到家，临时代为照看三个孩子。
玛格达莱娜·耶希尔骑着自行车穿过校园，气喘吁吁地来到斯坦福大学计算机中心上班。她穿着一身白色及地长裙，头上戴着黄色雏菊。晚上10点，办公室里全是玩《龙与地下城》游戏和写工程学论文的人。玛格达莱娜抚平裙子，打开背包，坐到办公桌前。她身后的墙上写着“计算机顾问”。
索尼娅没有停下来想一想，换作一位具有她这般资历的男性——拥有哈佛MBA学位，曾帮助TA公司完成多笔进账数千万美元的交易——是否会被请求去当保姆。她只是很高兴总算有个落脚之处了。如果需要她帮忙照看合伙人的三胞胎以及另外两个小孩，她也愿意去做。这只不过是她成功道路上一个小小的障碍。正如她时刻提醒自己的那样，障碍就是她成功路上的垫脚石。
玛格达莱娜·耶希尔
[1] 玛丽·安托瓦内特，法国路易十六的王后，生活作风奢靡。——编者注
1980—1994年
[2] 1英亩约等于0.004平方公里。——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