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在任庐陵知县期间，切切实实处理了很多问题。前面提到的免税、审案，都是如此。紧接着，庐陵爆发了旱灾，粮食收成也不好。面对旱灾，王阳明怎么办呢？那时候又没有人工降雨，他再能干估计也没办法了。王阳明拿出了一个古代很多文人用过的招儿——斋戒求雨，亲自建设祭坛求雨。
这个任务量已经大得不得了了，还能做其他的事吗？能。王阳明用实践告诉我们，他就是一个超人。他知道改变社会风气还需要一个根本，什么是根本呢？便民，惠民。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老百姓就不能幸福地生活。当时社会风气不好，社会价值观、底线被突破，聚讼成风。那么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作为一个父母官要身体力行，要解决人民的生活问题，解决实际问题。
我们可能会问，王阳明这样的大知识分子也讲迷信吗？王阳明早就说了，苏东坡当年在陕西凤翔、在徐州知府任上，碰到干旱也是频频求雨嘛。苏东坡还写了一篇著名的《喜雨亭记》。王阳明跟苏东坡一样斋戒一月，到最后真的普降甘霖，解除了旱灾。正德十二年（1517年），王阳明在上杭，逢大旱，他也为百姓祈雨，当地老百姓就在祈雨的地方建成了一个纪念亭，王阳明起了个名字叫“时雨堂”，还写了篇文章叫《时雨堂记》。这完全是比照苏东坡《喜雨亭记》的。苏东坡一生写了六十多篇祈雨的祝文，王阳明也写了很多祈雨诗。
我们来看看，对于教化社会，王阳明都做了什么？王阳明任庐陵知县七个月不到，总共写了十六份告示，“在县七阅月，遗告示十有六，大抵谆谆慰父老，使教子弟，毋令荡僻”。（钱德洪《阳明先生年谱》）就是说，王阳明亲自实行教化的任务。文化、教育、司法、税收，你看，王阳明无所不包。这些事务，他都得做，因为他是父母官嘛。
为什么他们甘心做这些事啊？为了表示对百姓命运的关切，为了帮助百姓解决问题。古籍里还记载有王阳明更神奇的故事。失火的时候，王阳明割破手指，以血祷告上天，结果那风向很神奇地就转了，火就熄灭了。这其中或许有后人附会的成分。但王阳明作为一个地方官，解决问题的手段确实不凡。
王阳明通过制度的设计，选拔里正三老来改变社会风气。王阳明还亲自来教化乡民。作为县令，王阳明工作很忙，身体不好，但我们知道他最大的爱好就是讲学。他在庐陵这个地方也经常讲学。庐陵有个白鹭洲书院，江南四大书院之一，此外还有一个青原书院，王阳明在这两个地方都讲过学。
《阳明先生年谱》里就有记载，庐陵由于干旱，当时经常失火，“因使城中辟火巷，定水次兑运，绝镇守横征，杜神会之借办，立保甲以弭盗，清驿递以延宾旅”。王阳明发现庐陵当地的民居都是木质建筑，极为容易起火。王阳明就提醒大家要改变这种纯木房的结构，更关键的是让民居之间巷道要拉大，开出辟火巷，以便损失减到最少。重建辟火巷的过程很不容易，据说中间有一段民居和当地驻军的房子挨在一起，这就难弄了。老百姓说，我退三尺你也退三尺，当地驻军不肯退啊。后来还是王阳明亲自出面让驻军也退，辟火巷这件很难做的事，居然就做成了。
申明亭的建立还解放了老百姓。通过劝善亭和申明亭的复建，一个是德治，一个是法制，二者结合就使得大家渐渐形成一种趋善向良的风气。古代儒家社会其实不是我们以为的没有法制，是有法制的，是德治与法制的结合。就人类文明社会层面的制度设计而言，儒家擅长个人的修身，修身要靠个人，而社会层面要靠制度。但制度永远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德治与法制结合的问题。如何结合？度又在哪里？这是体现真正大智慧的所在。
在王阳明任上，除了废除镇守中宫的太监搜刮民脂民膏的无理税收，修建辟火巷，还实行了十家牌坊制以维护当地治安，改革驿站，使当地文化、旅游、交通面貌一新。
王阳明设立劝善亭和申明亭，效果明显。而且这个制度不是他凭空闭门造车想出来的，而是有据可查的。这样一来，就无人可说什么了。这个制度一出来，顿时解放了王阳明，那些民事上的纠纷都可以在申明亭处理了。
这里面每一件事都很难做，实实在在关乎老百姓的切实利益。但是，王阳明每件事都做好了。宋明理学最大的问题就是大道理都会说，但一来有些人只会说不会做，二来有些人想做，却没那个智慧去做，没那个能力去做。王阳明此前也没有基层行政工作，尤其是县令工作的经验，为什么他就做得成，而且效果这么好呢？实在发人深省。
这一点很重要，这在中国古代儒家文化里叫做乡贤文化，也叫三老文化。钱穆先生考证过，儒家社会的乡村是一个自理的社会，主要靠乡绅文化支撑。乡绅里头百分之九十都是大家公认的良绅。中国古代社会，乡村里大多是宗族自治。这种自治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一种教化和引导。
在王阳明的努力下，庐陵从聚讼成风、讼棍成群变得风清气正。地方治安也大大好转，监狱里没什么人了；老百姓也不打官司，不告状了。前任许冲在任的时候，监狱人满为患。许冲到最后急眼了，说谁再来打官司，立刻抓起来。结果打官司的人更多，好些人甚至找个理由来打官司。“先生至庐陵，为政不事威刑，惟以开导人心为本。……民胥悔胜气嚣讼，至有涕泣而归者，由是囹圄日清。”好多讼棍，好多打官司成习气的乡民至此都后悔了，后悔用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麻烦县令大人，感到真是愧对乡族啊。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个劝善亭就是光荣榜，树立好人好事，评比年度感动庐陵人物。申明亭是干什么的呢？也不简单，就是坏人榜，申明亭是古代儒家社会乡制中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家有一老，赛似一宝。每个家庭是这样，每个乡也是这样。乡有三老，选出德高望重的乡老，让他们对于民间的一些纠纷，尤其是民事纠纷，进行审理和评判。注意，不是审案，但是有一个评判的权利；然后劝谕，在民间劝谕。
其实中国老百姓的要求真的不是很高，最容易被感动，只要父母官心里有他们，能为他们着想，便民惠民，他们就觉得很幸福。但中国社会的顽疾也就在这个地方，官员心里揣着老百姓的，真是不多。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利益都是皇帝给的，不是老百姓给他的。像王阳明这样心里揣着老百姓，为老百姓解决实际问题，使许多百姓感动得掉泪，“涕泣而归”。
王阳明的改变首先是从制度层面开始，“稽国初旧制，慎先里正三老，坐申明亭，使之委曲劝谕”。恢复洪武年间的旧制，而且有理可循、有据可查啊。王阳明下令复建两个亭子，叫做“申明亭”和“劝善亭”。这一制度的改变非常重要。
这真是润物无声，这就是大智慧。
他要改变什么呢？改变制度和人心，这才是最重要的。
周道通说，县令的位置太难了，当县令的王阳明却做到了所有棘手的问题迎刃而解。关键就在那三个字——致良知。
碰到最重要的案子，拖也不是一个办法，拖只是小伎俩，不能当成一个终极办法。王阳明不像有些官僚主义的官员，什么事都踢皮球，他们不贪污、不腐败，但却是个庸官、懒官，凡事都是一个拖字。王阳明的拖只是缓兵之计，然后更重要的是改变。
我们说，伟大的知行合一其实是有步骤的。从知道到做到，叫“事上练”。然后到“行”到“合”，“合”到“一”，那个“一”就是“致良知”。终极的那个“一”，不是终极，不是最后，他还是一个否定之否定，是一个再循环。这个致良知，没有止境，可以不停地升华上去。一个循环，再一个循环。这个智慧是成长的，不停地成长。
第三个是改变。
王阳明说他在讲授心学的过程中，在“事上练”的过程中，自己也不停地成长。圣人不是做了圣人就摆那里，立在那里，像孔子这样的圣人，像王阳明这样的圣人，都是展示给我们看，他们的人生是如何不停地成长，永无止境。儒家追求的根本不是成功，而是成长。
王阳明还写了一个告示，告诉老百姓，你们不要急，该办的案子我都会办的；一般的案子就不要急。
人人皆是圣人
王阳明说，本大人当年贬官龙场驿，贵州那是个九死一生的地方，瘴疠之地，结果我在那儿好几年，身体很差。又是哮喘，又是咳嗽。王阳明的身体确实不好，他也不是假装，而是把自己的身体状况告知全县老百姓。彼此坦诚相待嘛。他说，我的身体实在不太舒服，只能带病坚持工作。有些重要的我就处理，有些不是特别重要的不能立刻处理，你们可以往后放一放。
阳明心学所说的这个良知，典出孟子。孟子说：“不学而能为之良能，不虑而知为之良知。”就是说，知天理、知人间大道，是一个人内心本来就有的，但是因为现实的缘故，各种欲望、情绪、不良习性蒙蔽了良知。因此，你要找到这个良知，然后不停地去磨练它，升华它，这样便可以进入一个成长的循环。
王阳明的见识的确过人。后人经常讲他具体处理事物的时候手法千奇百变，令旁人无论如何都想不到。
这里所说的，和弗洛伊德的“三我”理论不一样。弗洛伊德的那个“自我”就是现实社会中的我，前面有个“本我”。本我是本能的，有很多不可控的，也有人的很多劣根性。然后人要成长，最后成长成那个“超我”，就是理想境界的那个“我”。
第二个是拖。
王阳明“致良知”的这个“我”，是一个“真我”。他的这个本我应该是良善的，和孟子的人性本善有关系。人本来有一种大智慧、大善良在里头，找到它，然后升华它。王阳明说之所以可以知行合一，可以事上练，即使没有基层工作经验也可以解决问题，就是因为“致良知”。换言之，本来就有这个智慧、这个能力，只是以前没有面对这个“事”，因而没有激发出来而已。现在朝廷把他放到知县的位置上，相对应的那个良知、良能立刻就展现出来了。他日常修心，找到这个良知、良能，就生出巨大的能力，而且使其不断地成长。
王阳明又规定，每份状纸不许超过两行，每行不许超过三十个字。也就是说，一份状纸加起来不许超过六十个字。六十个字必须把这事说清楚。我允许你告状，但状纸必须短而精悍，别再把那个状纸写得又臭又长。这就叫限制。其实这是一个量变，但限住了这个量，量变就会引发质变。
王阳明和周道通都是知县，周道通不要说这么复杂的事了，就是平常的事务已经忙得筋疲力尽，不能从容面对。王阳明面对那么困难、麻烦的问题，做到所有的问题迎刃而解，这就是致良知的智慧。
大家告状可以，这是你的权利。但是，告状有告状的告法。庐陵当地文化水平高嘛，每个状纸一写都是上千言，洋洋洒洒不得了，半天也说不到正事。王阳明规定，告状只许一事一告。一份状纸只许说一件事，不许说其他的事情。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公文应用原则，一事一公文，我们后来的公文都学习这种规定，必须得是这样。
按照严格的学术考察，王阳明到了正德十六年才正式提出“致良知”的理论。《阳明先生年谱》里说：“十有六年辛巳，先生五十岁，在江西。是年先生始揭‘致良知’之教。”但是，王阳明自己也说过，“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百死千难是什么时间？就是他流放龙场驿之际。他龙场悟道的时候就是百死千难之中。可见，王阳明那时候便已然有“致良知”之说了。但是“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只恐学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种光景玩弄，不实落用功，负此知耳”。就是说，他那时候不提，到后来再渐渐提，是担心大家把深刻的“致良知”纯粹当做此前理学家的口号一样喊一喊而已。王阳明正是用自己的人生经验，一点点地验证了什么叫做“致良知”。
你绝对不能不许他告状，这于情于理不合，作为朝廷命官就是违法。但是王阳明对告状做了限制。
王阳明的“致良知”理论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说人人皆有良知，只不过是被蒙蔽了。他便民、惠民，一限二拖三改变，都是要把老百姓本身具有的良知启发出来，让它成长起来。
第一个是限制。
当初王阳明为什么能感化王和尚这样的盗匪？审案时，王和尚横得要命，用刑也不怕，要杀要剐随你便。当时正当六月，天气很热，王阳明说：“天这么热，你也不要激动，看你满头大汗，把衣服脱了吧。”
调查清楚，心里有谱之后，王阳明具体解决的办法分三步走：要一限、二拖、三改变。
王和尚把王阳明根本不放在眼里，脱就脱，有啥了不起啊？脱了。
首先一个就是调查研究。王阳明这一点很厉害。虽然早在五百多年前，但王阳明已经有了大数据的思维模式。他“莅任初，首询里役，察各乡贫富奸良之实……”管辖地区的贫富奸良、经济情况、文化情况以及当地的人性，都摸得清清楚楚。有了调查研究，就有了发言权。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这一特点经常被人忽视。他后来打仗，也是如此。到任何一个地方去，哪里有座山可以埋伏兵力，哪里有条沟可以作为凭借，初来乍到的王阳明都事先了解得一清二楚。这就是背后的功夫。
“天这么热，那把里面的汗衫也脱了吧。”脱就脱，王和尚又把里面的汗衫脱了。
我们来看王阳明解决这个问题的智慧，由此尤其可以看出他知行合一的智慧。
“那把裤子也脱了吧。”脱就脱，王和尚把裤子也脱了，就留一底裤。
为政以开导人心为本
王阳明说：“既然你有本事，来，把底裤也脱了。”王和尚立刻说：“大人，这就不必了。”
对这些官司，王阳明不能像免葛布税那样，别人不敢做他敢做。不接受状纸，不许告状，显然不可以的，于情于理都是绝对不可以的。面临这种情况，这种习气，事上练的大智慧有效用吗？周道通在其他地方就觉得这纯属疲于奔命，完全应付不了。而庐陵则更是典型中的典型。王阳明又会怎么做呢？
王阳明一笑说，“你虽然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盗匪，但也有羞耻之心啊。有羞耻之心，说明你内心也有良知啊。”这个盗匪后来就被王阳明给感化了。
县衙依然每天收到大量状纸，王阳明本来身体就不太好，结果一看这些状子，告状的内容全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大多数就是邻居之间的矛盾，你拿了我一棵葱，我拿了你一瓣蒜；朋友之间什么当年他结婚的时候我送了份子钱，我结婚他不送份子钱……就都是这样一堆莫名其妙、乱七八糟的事。王阳明一看，这再有精神、再有精力，也处理不了每天上千份的状纸啊。但是，他是县令啊，古代知县的职责除了征收赋税，就是审理案件，责任在此，不能不受理啊。
一个杀人不眨眼的盗匪心中都有良知，王阳明因此坚信人人心中皆有良知，人人皆是圣人。教育个体的时候，“致良知”是指每个人发现这个良知；面对社会群体的时候，“致良知”有另外一种意思，就是良知致人。用良知去关照你所有的百姓、子民。这又是另外一种“致良知”。王阳明在县官的任上，知行合一那么强大，就因为他的“知”就是“致良知”。
庐陵前任知县叫许冲，最后走的时候已经奄奄一息。许冲在给上级写报告的时候说，这个庐陵的老百姓太奇葩了，每天接到的状纸就有上千份，每天上千个官司要打，实在累得受不了了。他说如果在地狱和庐陵知县之间二选一，自己宁肯选地狱。听说王阳明来接任，许冲简直高兴坏了。因此，虽然说葛布税这件事不合理，但第一天上任，就遇到上千庐陵乡民涌入县衙告状的场面，王阳明也没料到。王阳明虽然敢于担当，取消了葛布税，但接下来发生的事，他也没有料到。
《传习录》里记载了一段故事，王阳明有一次上课，给学生讲“‘人胸中各有个圣人，只自信不及，都自埋倒了。’因顾于中曰：‘尔胸中原是圣人。’于中起不敢当。先生曰：‘此是尔自家有的，如何要推？’于中又曰：‘不敢。’先生曰：‘众人皆有之，况在于中，却何故谦起来？谦亦不得。’于中乃笑受”。
自隋文帝开皇二年以来兴科举，庐陵历史上总共出过三千多个进士，前前后后出过二十一个状元。科举考试，其实是我们华夏文明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因为科举打通了社会上下层，使得上层社会不断得以补充新鲜血液，社会才会良性发展。庐陵这个地方的文化底蕴、文化素养应该说是不得了。但另一方面，庐陵当时也是收税的重灾区。尤其到了明代，社会压迫严重导致世风日下，加之劣币驱逐良币，造成庐陵讼棍成群，就是替人打官司、告状的讼师特别多。一点点事都要吵架，都要告状，都要告到县衙。
这个上课片断很有意思。就是说，王阳明有一次在上课，弟子们都坐在一起。王阳明说，每个人胸中都有一个圣人存在。然后就指着学生于中说，于中啊，你就是个圣人，你胸中原有圣人，你就是圣人。
王阳明不只是这么讲，他在庐陵任上的繁忙、困难凶险是许多地方没法比的。因为当时庐陵这个地方的老百姓那可不得了。江西吉安府庐陵县，是一个神奇的地方，一个出人才的地方。我们简单数数，唐宋八大家的欧阳修，庐陵人；宋诗四大家的杨万里，庐陵人；南宋名相周必大，庐陵人；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庐陵人；大明第一才子解缙，庐陵人；大明五朝元老、内阁首辅杨士奇，庐陵人……你看庐陵出了多少牛人！
于中赶快起身，作揖拜谢。学生不敢、学生不敢，老师才是圣人，学生哪敢当圣人。
王阳明知行合一背后的大智慧，也就是心学的总纲，就是这个“致良知”。
王阳明一笑，这又不是我送给你的，这是你自家原有的，你胸中原有个圣人，有什么不敢当的？
“所谓‘忠恕违道不远’矣。”“恕”就是孔子说的“吾道一以贯之”的“恕”。关键是“恕”这个字，就是我们讲的道心惟微的那个道心。“凡处得有善有未善，及有困顿失次之患者，皆是牵于毁誉得丧。”就是说，为什么你在事情中总觉得疲于奔命，觉得有些事做得还可以，有些事做得真难，是因为你心中整个“牵于毁誉得丧”。毁誉得丧是什么？就是在做利益判断。你的出发点，你的终极追求不是致良知，“不能实致其良知耳”。你的那个毁誉得丧和致良知根本不是一回事。因此，“若能实致其良知，然后见得平日所谓善者，未必是善；所谓未善者，却恐正是牵于毁誉得丧，自贼其良知者也。”为什么会困惑其中，是因为出发点以及最终的归宿其实都是一个：你在做利益判断，不是在做价值判断，不是致良知。这就错了！
于中更是辞谢，不敢、不敢。
王阳明自己也做知县，他处理的难事、烦事成堆，后面还会遇到更大的麻烦。他的事上练同样不轻松。当周道通这么问的时候，王阳明就解释了，他说：“事物之来，但尽吾心之良知以应之。”这就是“致良知”之说。
王阳明说，不光你于中有，大家都有，我也有，你也有，我们心中都有个圣人，这不是谦虚的事，这和谦虚不谦虚没关系。你确实胸中就有个圣人，你就是圣人。
周道通接下来就问，先生讲的这个道理我都懂，但是生活中这个事真不是我们想的那个样子。你看我做行政官员，知县的工作纷繁复杂，这件事还没处理完，那件事又来了。这件事还没掰扯清楚，那件事又来了。老百姓的事还没解决呢，上级的事又来了。上级刚刚应付完，老百姓又有不满了。真的是焦头烂额，应接不暇。我也按照先生教的事上练的智慧去做，但是每觉精神疲惫，虚弱不堪。而且按您所说，每件事还要总结，还要静坐反思、总结，然后才能升华。这样，人的精力怎么够呢？遇到这种情况，我想应该按照您的教导，从事情里抽身出来反省，宁可不把事做完，也不能不培养我的心。您说对吧？
到这时候于中才顿时开悟，笑着接受——是，我就是圣人。
周道通在信上先引了一段王阳明教他们的话：“事上磨练，一日之内，不管有事无事，只一意培养本原。若遇事来感，或自己有感，心上既有觉，安可谓无事？但因事凝心一会，大段觉得事理当如此，只如无事处之，尽吾心而已。”（《传习录》）这段话周道通引述的是王阳明对他们的教导，是说先生总是教导我们，修养要在事上练，每日不管有事无事，只要心有所感触，其实就是事了。依着事理用心去体悟，就觉得道理都在其中，据此就容易找到本心了。
这说明什么？这不是圣人不圣人的问题，王阳明说的是大家心中那个良知的问题。圣人只是一个符号，一个代称，就是内心这种良知。如果你觉得没有，那是被现实遮蔽了，被欲望、情绪、纷繁复杂的红尘遮蔽了。心学让我们静心而坐，找到我们心中的那个良知，让我们事上练。事上练练什么？练的就是那个良知。找到它，呵护它，成长它，推扬它。然后进入知行合一的循环，这个致良知就变成人生的价值和统帅。
王阳明曾经有个学生叫周道通。周道通是江苏宜兴人，曾师从过王阳明，也师从过湛若水，做过知县。周道通经常讲王阳明事上练的智慧，就写信跟老师切磋。
有了这个统帅，纷繁复杂的事务立刻就清晰了；有了这个统帅，处理事情就可以达到惟精惟一的状态，然后允执厥中。王阳明说：“此良知二字，实千古圣圣相传一点滴骨血也。”致良知是心学精华中的精华，总纲中的总纲。从心外无物到知行合一，到事上练，到致良知，阳明心学的整个体系就完美地呈现出来。在这个体系的支撑下，王阳明的人生变得无比强大，难题迎刃而解。王阳明虽然后来才完整提出“致良知”的理论，但他在庐陵县任上的七个月，已经实践了这一理论。湛若水也说他，“起尹庐陵，卧治六月而百务具理，有声”，拥有了很大的声名。
阳明心学的伟大就在这里。王阳明说，心学，不仅可以让王阳明成为王阳明，还可以让每个人，你、我、他，每一个普通人成为王阳明那样的人。这背后的关键是什么？事上练的背后有一个关键的地方，也是阳明心学的总纲与核心，堪称总纲中的总纲、精华中的精华，那就是三个字，叫做“致良知”。
这个时候他的命运发生了改变，以前的难题也迎刃而解了。以前最大的难题是什么？是太监刘瑾。就在王阳明做庐陵县令的任上，刘瑾事败，败在杨一清手里。杨一清是乔宇的好朋友。我们知道，正是在乔宇的努力下，王阳明从龙场驿丞的位置上重新被起复任用。
我们会发现，他其实越到后来越厉害，境界一层一层向上。先是斗宦官，后来南赣剿匪，平宁王之乱，然后再平广西匪患，在他手上似乎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他，一介书生，身体羸弱，跨界去打仗，却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武将大多都比他这个儒生出身的儒将差远了。难道只是因为他气场强大，运势好？其实成功的背后总有深刻的道理，那就是智慧层面的原因了。
杨一清是明代中期一个天才级的人物，从小就是神童。西北安化王朱寘鐇叛乱，杨一清和监军太监张永一起去平叛。张永是刘瑾八虎中的第二号人物。结果安化王还没等杨一清的军队到，就已经被手下将领给平叛掉了。回来的路上，杨一清和张永两个人无话不谈，渐渐就策反了张永。
有人可能不理解，王阳明这一出手就大侠风范，他怎么就炼成了这个功夫呢？怎么就这么厉害呢？而且他是不是就止于这个境界了呢？
张永本身和刘瑾也有矛盾，因为和张永结成对子的宫女被刘瑾给抢了。张永胳膊拧不过大腿，再加上虽称八虎，但刘瑾对这帮太监也不以兄弟待之，张永一直对刘瑾有所不满。
王阳明讲知行合一、事上练，结果到庐陵县任知县，虽说此前没干过这个职务，但上任第一天就免了葛布税，直接就跟宦官斗在一起了。最后成功免了税，为老百姓免了灾。凭着事上练的智慧，一切难题迎刃而解。
回京后的庆功宴上，刘瑾看不得别人庆功，就早走了。杨一清一早已经告诉张永说自己已经抓到刘瑾谋反的证据，说在刘瑾兄长的葬礼上，可能要胁迫百官谋反。于是张永就在庆功宴上，向朱厚照告了刘瑾一状。那时候朱厚照也喝糊涂了，根本就不理。张永伏地大哭，说刘瑾要谋反。朱厚照说，刘瑾为什么要谋反啊？他要谋反之后要干什么？张永说，他要当皇帝。朱厚照居然说，由他去，他要当就让他当。张永说，他当了皇帝，皇上你干什么啊？这时候朱厚照才醒过来，我是皇上啊！于是大怒，说奴才误我。然后派人抄了刘瑾的家，结果在刘瑾家里头抄出蟒袍，贪污受贿更不用说了。事后，刘瑾彻底倒台，被判凌迟。
俗话说，光说不练假把式，光练不说傻把式。
王阳明之所以被贬龙场，乃是刘瑾一手造成的。他的人生此前所有的困顿都是刘瑾造成的。刘瑾一倒台，王阳明的春天来了。
事上见良知
那么王阳明的春天，会是怎样的呢？
一个杀人不眨眼的盗匪心中都有良知，因此王阳明坚信人人心中皆有良知，人人皆是圣人。教育个体的时候，致良知是指每个人发现良知；面对社会群体的时候，就是良知致人。王阳明在县令的任上，知行合一发挥了那么强大的作用，就因为他的“知”就是“致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