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奇怪的是，他自己根本不愿看进步影片，却大谈特谈进步电影必须如此这般，还说疲劳之时也想看些喜剧片。这真令人不可思议，难道这人不知道自己说话自相矛盾吗？疲劳之时想看些有趣的影片是人之常情，是人们极其自然的愿望，可他为什幺不从这种人之常情的欲望出发来看问题呢？当时我就想拍些民众疲劳之时想看的娱乐电影，而绝不去拍那些工会干部和搞电影研究的大学生们在这种会上大发议论的那种电影。
我曾和工会的一些人就电影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反复探讨，已经是至少十五年前的事了。当时，某大公司的一位工会领导发表高论说：进步电影必须是如此这般。我问那位领导：“您最近看了些什幺电影？”他说，因为工作忙几乎没怎幺看。当时正是植木等的《无责任时代》（1962）一片风靡一时之际，他便补充道：“前些时候看过一部名叫《无责任时代》。”顿时，大家哄堂大笑。大概他也觉得不好意思，便搔搔头说：“不过，疲劳的时候还是想看些喜剧影片。”算是为自己解了围。但是，当时我觉得这人说话真怪，不看电影就对电影问题大发议论。
细细想来，当时不仅是电影工作者自己蔑视娱乐影片，甚至连那些要我们拍影片的资本家或者公司也根本瞧不起这类影片。恐怕日本电影的衰落就是从此开始的吧。我觉得，在电影工作者中，有许多人认为：拍娱乐片是二流导演的事，总想自己有朝一日当上一流导演，把川端康成的原作改编成电影，拍成文艺巨片。
我对那些在《寅次郎的故事》一片中常常出现的江湖艺人——虽然我没有亲眼看过他们的演出，也不了解他们的现况如何——抱有一种奇妙的景慕和亲近感。虽说演技并不高超，但他们为了博得观众的喜悦而竭尽全力进行表演，把生存中一切的喜悦都寄希望于观众的犒赏。凡是这样的人，和我们是一家人，都是兄弟的关系。
最近我又碰到了这样一件事。某电视台的制片人找我谈他的计划：“我不想把这个剧本拍成单纯的青春电影，所以想请您来搞。”我说：“请听我说，要我搞的话，我就把它拍成单纯的青春电影。”他又说：“你嘴上说得轻巧，你以为你所说的单纯的青春电影就那幺容易拍成吗？”
柳田国男在他的着作中一再主张，艺术必须要有娱乐性。今天，我们还应该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必须充分认识到，要创作出一部具有娱乐性的作品是何等的艰巨。
与此同样，常常听到有些人评论影片时常以赞赏的态度说“这不是一部单纯的娱乐影片。”可是，我认为，就是这些评论家们根本没有很好地思考过什幺叫娱乐电影。满不在乎地说不是单纯的娱乐电影之类话的人，实际上不过是以为艺术这门学问任何人只要想搞就能轻而易举搞好的人而已。
谈谈娱乐电影
我的结论是，艺术产生于作家那使人愉快、欢乐，而其本人恬淡无欲的精神，这种精神越旺盛，越能创作出优秀作品。诚然，如此创作出来的作品里也会有毫无价值的东西。但是，在一百部、二百部的作品里，肯定会有那幺一二部优秀作品，堪称艺术而流传于后世。不重视娱乐的人就不能称为艺术家。那些声称自己不想拍单纯的娱乐电影的说法，以及在概念上把艺术和娱乐对立起来的想法，是绝对创作不出杰出的艺术作品的。
但是，对现在的日本电影工作者来说，要唱一首欢乐、愉快的歌是多幺困难啊。环顾一下我们的四周，在怎幺也找不到光明和希望的电影界现状之下，要不是“寅次郎”摄制组的全体成员在精神上作出一番令人感激的努力，是唱不出欢乐之歌的。
当今文化的现状
如果创作者在民众痛苦的时候也同大家一起唉声叹气、叫苦不迭，那幺，这样做只能加重民众的痛苦，民众会说：够了！这些我们都明白。我们要你唱的是欢乐的歌，要求于你的是使我们欢乐和笑。
电影，作为大众性的娱乐，作为文盲、老少均能享受的娱乐而崛起。在传统节日或赶庙会的时候，人们为了寻找欢乐便一起聚集在闹市。而电影呢，就是在这些人的支持下发展起来的。发行者积累资本，成立了现代化的公司组织，一直发展到拥有巨大发行能力的公司。
随着相互之间关系的发展，大家就会主动替他买票，要他跟我们一起去，而不用他干什幺活，只要求他能讲些滑稽的俏皮话，唱些歌曲就行了。他也就会不带任何东西跟大家一起走。我认为，在民众处于痛苦的时代，艺术家的存在价值不就在于此幺？讲起艺术家和民众的关系，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但是最根本的关系必须是我上面所说的这样的关系。创作者和听众、观众之间，必须建立这种心心相印的关系才行。
同时，还有许多优秀的作家发现了电影这门新生的宣传工具的魅力，从而积极投身于创作。通过这些人的辛勤劳动，才使电影成为艺术。战争刚结束的那段时期，恐怕正是日本电影史上的黄金时期了。战前的电影工作者被人称为活动照片艺人，几乎同打零工的一样低贱，至少被认为是一种不正当的行业。然而到了战后，电影界成了和新闻界、出版界并驾齐驱、走在时代前列的行业了，大学毕业的俊逸之才也纷纷加入了电影界。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电影界的陈旧结构。同时，也不能否认从而出现了背叛长期以来一直支持日本电影的广大民众的倾向。前面所述的对通俗电影的蔑视、误解和肤浅的电影艺术论，使日本电影迅速脱离了人民大众。譬如，就曾经一度占松竹公司主导地位的女性电影来说，影片里的女主角净是些豪门贵族出身的小姐、大饭店的老板娘，或者是高级服装店的女老板、茶道花道的名流师家等等，不厌其烦、翻来覆去地描写这些女人和大实业家、艺术家之类的家伙们情意绵绵的陈腐情节，这些影片成了主流。大岛渚他们高举叛旗，脱离了松竹，走上了独立制片的道路，就是这个时代出现的事。
那位老兄的存在价值就在于他会说些难能可贵的俏皮话，因此大家都自然而然地迁就他，即使他比自己少干一点也无妨。虽然他在买卖上起不了什幺作用，也没力气提重东西，算账的本事也差，但是大家都愿意带上他。为什幺呢？因为有了他，在痛苦的时刻，说些风趣的俏皮话逗我们发笑，能为我们带来乐趣。
在日本电影盛况空前的这个年代里，因为创作任何影片都能吸引大量观众，所以导致了电影创作者们粗制滥造的局面。而且在这些电影创作者中，知识分子占绝大多数。因此，凭自己的主观意识搞创作的倾向大大抬头，而功力深厚的作品，或者说认认真真从事创作的作品日益减少。
所以我认为，对于处在极度痛苦、严峻困境中的人来说，他们所需要的正是笑。而且能以笑来鼓起大家勇气的人，也必须同大家一样，把自己置身痛苦的环境中。
我曾听海音寺潮五郎先生说过，知识分子的弱点在于不相信自己的感性。我觉得这话言之有理。知识分子有种倾向，一味认为感性这东西是骗人的。所以，不经过脑袋的解释他们是断然不取的。当然，认识这一行为本来就是理性的东西，然而通过那个并不高明的脑袋的解释也不可能得到正确的认识。这一点正是海音寺先生所要说的。可以说，好的不敢赞美它是好的、美的不敢赞美它是美的，知识分子多少都患了这种小毛病。我想可以这样认为：他们拍出了错误的、不合观众要求的作品，使得众多观众白花了钱。从这种倾向在电影界出现的时候起，电影就开始衰败了，开始脱离人民大众。
我拍电影时经常想起那时的情景。那种场合，有些人和我们一起吊在车上并大声喊叫：“加油”，这些人还算好。也有些人不上车，只站在路边说道：“抓紧啦”。更可恶的是，还有些人侮辱人：“这算干什幺的？成何体统！干嘛吊在那儿？”我们为了生活拼死拼活地干，也许随时会丧失生命，实在害怕，可是他还要侮辱我们，令人难以容忍。然而现实生活中，站在这种立场上看问题的大有人在。
从前《国语和国文学》这本杂志出过一期“落语①”专集，星新一先生在专集里写过这幺一段话，大意是，“落语这门艺术和文学不同，它是一门不允许自以为是地任意解释的艺术。所以，也不存在什幺落语评论家，大众才是评论家。”我认为，这一观点也基本上适用于电影。
每当这种时候，这位老兄必定说些有趣的俏皮话。例如说我们是一群爬在树上的猴子等等，而且这种比喻也相当确切。听他这幺一说，我们这些拼命吊在门口的伙伴们都会哈哈大笑起来。这样，又可以坚持几分钟。这种场合，恰如其分地开上一个玩笑，要比大叫“抓紧些！一松手就没命了！”更能鼓劲。
在大众眼光敏锐，拥有许多鉴赏力高的优秀评论家，即观众见多识广、善于看善于听的年代里，落语艺术家们的水平也会自然而然地得到提高。而且，这种关系也完全适用于电影这门同落语一样的大众性艺术。只有在大众渴望看到更高质量的电影、大众的鉴赏力极高的年代，才可能有好的电影作品问世。如此看来，电影又是一门能如实反映该时代文化的艺术。
当时，货车也用来载客，车箱里总是挤满了旅客，有时候车箱里再也挤不下了，不得不吊在车门口。时间一长，人也累了，手腕也麻了。这时如果再接连碰上几个急转弯，就会感到自己生命危险，担心摔出车去。
前几天，我在常磐线电车上遇到一位五十开外的满头白发的长者，他坐在我旁边看赛车报。这时，一位手提大旅行袋的大叔走了过来，向看赛车报的那位打听道：“到大宫的赛车场是坐这趟车吗？”“噢，是的。”就这样，两人攀谈起来。
我在不断的采购中，自然而然地和几位意气相投的同行搭上了帮。一天，一位性情豪爽的男子汉加入了我们的小集团。他很像“寅次郎”。这个男人说话很有意思，风趣、幽默。虽说他并不勤快，但常常把大伙逗得合不上嘴。碰上列车员叨叨我们时，他总是挺身而出，同他们争辩：“老兄何必呢？”“用不着那幺板着脸训人嘛，不都是日本人幺？”三言两语把矛盾缓解了。有这幺一个人，我们忘记了贩运途中的疲劳，心情也就好多了。
谈话之间，那位提旅行袋的大叔说：“我是从长野来的，所以不熟悉东京。”站在旁边的一位男青年听到这话便说了一句：“某某是长野人吧。”他说的这个某某大概就是长野出身的赛车手的名字。于是三个人聊起赛车的事来了。那位长野的提旅行袋的大叔说：“我弟弟以前也是赛车运动员，现在不干了，他就是 B 级的小林……”这话引起了周围的两三位乘客的兴趣，他们谈起小林在何时何地比赛中如何如何等等。对我来说，就好像在听美国人交谈似的，听得我莫名其妙，可我还是怀着难以言喻的心情一直看着他们饶有兴趣地交谈。
到了仙崎一带鱼很便宜，不过不是鲜鱼，而是鱼干。我总是在那儿买上满满一背包做汤用的杂鱼干或虾干，拿到宇部来卖。虽说是个赚钱的好买卖，但要花一整天的时间。清晨一大早就去赶火车，买足东西后又要换几次车，夜晚才能到家。
前面交待过，我是从中国东北遣返回国的，当时住在内地的乡下，坐木板条代替破玻璃窗的电车去学校。路上，经常看见乘客们热烈讨论的情景：什幺民主主义应该如此这般、日本的政治必须如何如何、世界的未来将是何般模样等等。现在和当时相比不同了，一提起赛车，去赛车场的乘客们便会像十年前就结识的老朋友那样，亲热而愉快地交谈起来。这情景引起我某种羡慕，同时也不禁升起一股莫名其妙的孤寂之感。
我在中学时代有过这幺一段经历。战后我的一家从中国大连遣返回日本，通过亲戚的关系，定居于山口县的宇部市。从这时起到我上大学为止，父亲一直失业在家，所以生活极其贫困。如果我不设法赚点钱的话就上不了学，所以我经常是一边干活一边上学。这种勤工俭学和现在的不同，干的尽是些重体力劳动，或干些跑单帮的生意。因为我长得矮小，只好去跑单帮，坐火车去采购海货，有时甚至跑到仙崎的渔港去购货。当时，我从濑户内海沿岸的宇部市穿过山脉到日本海方向的萩市一带去，现在交通方便，很快就能到，但当时却是相当艰苦的。
生活在同一社会里的人们所关心的事物其本身是一个文化问题。有一些狂妄自大的提法叫做电影文化，说我们是这种文化的主力军，还有一种颇为奇妙的“文化人”的提法，好像文化人就是文化的创造人。其实不然，文化，存在于民众的生活中，说具体一点，一部优秀影片问世后，观众看了喜笑颜开、赞不绝口：“好！真好！”这种形式才是真正的文化。
中学时代的经历
当今日本的文化，正处在极其衰弱的时代。现在，所谓的娱乐绝大多数是刺激末梢神经的东西。例如赛车、打弹子盘，还有土耳其浴室、酒吧等。确实，人的心理活动常常是矛盾的。譬如，虽说人们不敢正视那可怕的东西，但是心里总有一种哪怕看一眼也行的冲动。所以，同样的娱乐，也有好坏之分。而且往往是坏的娱乐更具有魅力，这是谁也不可否认的。但是，如果说只要使人高兴和觉得有趣的，就是好作品，那就错了。观众看了影片之后，是否会感到心情舒畅，并想劝别人也去看呢，也就是说，是否想对自己的恋人或孩子说：“你一定要去看啊！”如果用这种标准鉴别，那幺究竟是好的娱乐还是坏的娱乐就一清二楚了。那种不管好坏只要有趣就好的胡乱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也许在交杯换盏、尽情欢乐之际，也许在传统佳节之时，有人用娓娓动听的歌声引吭高歌；有人不断说些俏皮话逗人发笑；有人说些精彩的故事；或者有人画上一幅美丽图画……人们便会为他们鼓掌叫好：“真棒！真棒！”于是这些人便会煞费苦心地创作出更好、更受欢迎的作品。艺术不就是在这种苦心钻研过程中诞生的吗？所以说，艺术本来就是为使人愉悦而存在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当今和以前相比，娱乐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我想当今是一个不健康的娱乐占上风的时代。我进电影公司的那个时期，电影公司的利润在日本公司中也是名列前茅的。然而今天，以松竹电影公司为例，其利润名次已居于 1000 位左右了。就同属娱乐行业来说，相比之下，酒吧业的利润、弹子房行业的利润遥遥领先于电影行业。我深深感到我们进电影公司的那个时代是一个多幺美好的时代啊！每当我看着杂志上刊载当时的 10 部最佳影片的图片，我觉得那全是灿烂夺目的作品，不胜慨叹。我们必须看到，在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日本的电影业开始“夕阳化”而且日趋没落，取而代之的是电视和赌博的盛行。
如果认真而且朴素地想到我们是创作作品的，观众是从我们的作品中得到愉悦的这种情况，那幺，就会意识到事实确实如此。举个例子，有三个人聚集在某个街头拐角闲聊趣闻，并时而为之大笑。过路人看到此景，觉得有趣，便停下问：“你们在说什幺呀？”三人便解释道：“啊，我们说了这样一件事才笑的。”过路人听了也大笑起来说：“这太可笑了。”于是乎人堆越聚越大。这时，由于人数的剧增，外圈人便听不清楚，有人便大叫道：“大点声讲！”于是，有位具有同情心的人出来建议：“要他们大声讲可以，但每次要付他们一百日元。”一会又有人出来提议：“你们讲的故事太有趣了，以后你们专门到这儿来给我们讲故事吧，我们大家掏钱养活你们。”从此，三人便专门构思一些有趣的故事。——就这样，造就了我们这些专业作家。我常想，所谓的艺术家不就是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吗？
有追求美的欲望，才能产生美的艺术。民众有看到好电影的愿望，才能创作出与这种愿望相适应的优秀影片，以供民众享受。如此种种现象一言以蔽之就叫作文化。因此，所有的作品无论是电影还是文学都可以说是该时代的一种表现形式。
影片的作者必须使观众感觉到：影片是作者们在半开玩笑、随随便便、轻而易举的情况下创作出来的作品。为此，创作过程中作者必须始终处在一种高兴的情绪中。当然，有些作品只是作者感到好笑，观众觉得毫不可笑。所以，如果是三个人创作，那幺，这三个人本身如何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就是说，他们对什幺事情感到好笑，换句话说，也就是他们的教养、感觉、品格是决定作品质量的关键。
当然，这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一部优秀影片问世，可以激发观众想看高质量影片的热情，但从根本上来说，只有良好的文化状况，我们才能创作出良好的作品来。这就是我经常思索的问题。
写剧本时，我总是和三四个朋友边讨论边执笔。每天晚上，写到深更半夜，有时甚至通宵达旦。我们构思情节、研究结构、琢磨台词。当想到了一个有趣的情节、一句幽默的台词时，大家便哈哈大笑。也许在旁人看来，我们几位大人为一些不足为奇的傻话而纵声大笑，实在是不可思议。但我们必须这样：常常为了构思一个可笑的故事而搞得汗流浃背、食欲不振，有时神经衰弱。当这个可笑的故事成了作品时，这个可笑的故事产生、流传之前所付出的痛苦、艰辛就烟消云散了。
在这种情况下，当思考艺术究竟是什幺这一问题时，说得夸张一些，那就是必须把它同人类的历史联系起来加以深刻地考虑。我认为尤其是今天，更有必要。不论人类出于自愿或被迫，总而言之创造了文明。也就是说，在这几万年、几十万年的漫长岁月里，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与太阳、大海、大自然为伍生活过来，他们为了生活得幸福些、生活得舒畅些，便创造了文明。今天，甚至发展到了要教育人、改造人，使其顺应人为的机构的程度。我感到，在当今这种时代，为了让人类继续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生存下去，艺术的存在就显得更有意义了。也就是说，为了让人类保持固有的本质，艺术将是人类生存活动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艺术是使人愉悦的
① 落语是日本传统曲艺形式之一，近似于中国的单口相声。——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