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如何去形容姑姑的一生呢？用最直观的说法，是被金钱困住的一生，是用吃苦来抵消生活磨难的一生。 五十四年来，她总是为别人活着，为丈夫活着，为儿女活着，连婚姻也是遵从了父母的意见，嫁给了同村的六舅舅。
如老家农村里因为各种机缘巧合结合的夫妻一样，他们也是争争吵吵一辈子，但也从来没说要放弃。
“挣钱”这两个字把她的人生缠得死死的。这好像是与生俱来的，一种被分配的命运。
在县城化疗治病的日子，姑姑把植物养得很茂盛，家里收拾得十分干净整洁。为了不至于坐吃山空和拖累儿女，在姑姑生命中的最后两年，六舅舅还是断断续续在西安的建筑工地上打工。毕竟，吃药、住院，都是钱。六舅舅已经五十九岁了，他得趁着农民工”清退令”在他身上生效之前，抓住在工地务工的机会，毕竟每天300多元的工钱，是干其他工作挣不到的。每次离家之前，六舅舅都给姑姑准备好一段时间的食物，塞满冰箱。直到下一次回来再待几天，陪姑姑几天，又去工作几天。如此周而复始。好在不少亲人都住附近，儿女也都在县城，姑姑的日子还算不上孤单。每次六舅舅回家，即使身体虚弱，姑姑都会准备好饭菜。最后一次，姑姑包好了饺子等他。
姑姑第一次外出打工是被母亲带出来的。
六舅舅掩饰了悲伤，在亲人的聚餐中依旧说说笑笑，但只要触及姑姑生前的具体细节，他总是无法控制强忍的泪水。
一切都源于几十里外一个叫千家坪的村子发现了大型钒矿。在我上高中的时候，同村的很多人都去那儿打工，回来告诉村里的人，那边在新建厂房，开挖山头，正是需要劳力的时候。
那次返乡所有的聊天话题几乎都围绕着姑姑的癌症及死亡展开。
我的父母便是其中一员。母亲在工地上给工人做大锅饭，一个月1000块，后来涨到1100块。父亲在矿区修大型水井，砌石墙，开始一天70块，过一段时间后涨到100块。工钱论天算，做就有，不做就无。从早到晚，一天要干十几个小时。
得知失去政府大楼的保洁工作后，母亲虽然遗憾，但也无可奈何。在那样的景况下，她必须送从青春时期就一直互相陪伴的姑姑最后一程。
那时候，父母在村里还种着庄稼，所以经常需要请假。有一年土豆成熟的时节，他们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回去收土豆。姑姑家亦如是。
母亲又想起姑姑很多往事。
我在高三暑假曾经在矿区待过几星期。我和母亲住在临时工棚里，每天给二十多个工人准备饭菜。母亲凌晨四点就得起床，晚上忙到深夜才能睡，起早贪黑。她既得精打细算不能浪费老板的粮食，又得让工人吃饱有力气干活，还要准时。
我正伸出双手准备去接她，就醒了。”
母亲常做的老三样就是臊子面、蒸馒头和大米饭。 工地条件简陋，一口临时搭建的超大铁锅，灶火靠烧柴。每次光和面就得和两大盆。好在母亲热情又灵活，跟工人们相处得很融洽。他们常夸母亲的饭菜做得好吃。也许是因为习惯了做大锅饭，母亲在不干这份职业之后，在家里做饭，经常会放多了盐。
“我心里知道她还生着病呢，怎么现在能走路的？ 怎么还来深圳了？我很着急，怕她摔倒，就想去扶她。
母亲充满干劲，忙得顾不上身边的女儿。我被她呼来喊去，打下手。工人们都很热情，有很多工人都有跟我一样即将读大学的儿女。母亲总是将我介绍给他们。 母亲没有念到书，这是她一辈子最后悔的事。我考上大学，或许令母亲感到满足，对刻骨的遗憾有些弥补。更本质的是，对一个母亲来说，女儿比自己书念得高，走得远，本身就值得开心，这样我就不必重复她的命运。
母亲在梦中跟姑姑说话：“咋了哇？显兰姐（姑姑的名字），你咋爬上来了呢？你咋跑我跟前来了呢？”姑姑没有回答她。
然而，那时的我正在焦急地等待大学录取通知，想象大学生活，无心关怀我的父母正在经历什么，只盼望着早点开学，早点结束在工地又热又脏的日子。我待到弟弟也放了暑假，我们便一起回了老家，父母仍旧留在那里打工。
梦里正是姑姑病得很严重的时候，她穿着水红色上衣，头上绑着带子，头发汗湿了，直直地走到母亲在政府大楼上班的工作间，推开门。深圳在下雨，马路像是用镜子铺的，雨把地面淋得”光（三声）镜镜”的。
这家大型钒矿隶属于一家国有企业，公司的官网上介绍，公司成立于2007年，注册资金3.24亿元，目前已形成年产2000吨高纯五氧化二钒生产线一条，年产500吨优质偏钒酸核（粉状）生产线一条，年产1000立方硫酸氧钒、电解液生产线一条。我的父母、姑姑还有其他一些亲人，便是在2007年之后，投入到这场轰轰烈烈的大型炼凯生产线的基础建设中。
姑姑去世后，常常给母亲托梦。母亲跟我讲述她的梦境。
姑姑得到的第一份工作也是在矿区做饭，50块一天，只不过是给老板们做。当时给老板做饭的厨子因为家中有事，请假一个月，紧急需要招工。母亲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姑姑，姑姑同意来顶替一个月。小老板有十几个，对饭菜的质量和速度要求比较高，姑姑做事慢，性格内敛，大批量、快节奏的工作要求让她无法适应。蒸出来的馒头往往没发酵好，用母亲的话说，结实得像石头。二十多天后，原来的厨子回来了，姑姑挣了 1000多块，此后，再也没做过大锅饭的工作。
“人死如远游，他归来在活人心上。”
当时的矿业公司正蓬勃发展，资金丰厚。不仅要开挖矿山，建设斜矿提炼厂，还要盖房子给工人住，盖办公楼。丢了工作的人，很快就可以在这里找到活儿干。搭钢管架、和砂浆、刷墙、刷漆、箍水井、收拾垃圾……这些工作在建筑工地上被称为小工。女工一天80块。姑姑在矿上做了一段时间的小工后，听说西安的工价更高（超过100元），在一个熟人包工头的带领下，和六舅舅一起去西安的建筑工地了。
从这个角度说，带母亲离开，有我的自私。
我的父母仍留在矿区，直到基本建设完成，再也用不到这些出力气的工人。
虽然我在亲人面前说，带母亲离开的理由是，故乡即将到来的冬天对她的老寒腿来说有些难熬，但另一个隐秘的理由是，我跟母亲相处得时间越久，我发现自己越离不开她。
后来，矿区招来了大学生。靠近矿区的农民们也发了财，拿了拆迁、山林补偿，还顺带解决了工作。我上高中的时候，每次坐去往县城的班车，都要经过矿区。
母亲把我的很多东西从老家带到县城的家里保存。 我小时候背过的书包，戴过的帽子、耳环，用过的日记本，一沓沓的手写信、明信片，照片，笔记本……她就像是我的生命档案馆，我跟她一起经历的所有事，她都记得。她绣了印有”家和万事兴”的十字绣给我，为我将来的孩子亲手做了四双老虎头的千层底布鞋、四双针织毛线袜、四顶兔子造型的毛线帽。那都是她因为腿病来回跑医院做康复的那年抽空做的。
那里的房子、马路、巨大的水井，都令我感到熟悉，有时候还会碰上在那里工作的乡民，跟我打招呼。那仿佛是充满朝气的几年，一座矿山，解决了四里八乡很多乡民的生计问题。
三十年后的焦虑跟童年时一样。
姑姑和六舅舅去西安时，也正是中国房地产蓬勃向上的年头。他们加入建设城市高楼大厦的农民工队伍。 他们跟着熟人包工头从西安市区到浦河、到宝鸡、到蓝田……他们是典型的工地夫妻，就像《百年孤独》里的吉普赛人一样，哪里有活儿干就去哪里。每到一处租最便宜的房子，吃最简单的饭，把汗水洒在城市，把年轻力壮的身体消耗在钢筋水泥的建筑里。
在面对工作中的压力时，我第一时间都会想到，我母亲在付出比我大几倍的辛苦，仍旧在工作，我不能轻易从职场退出。小时候，她要出门，我经常会黏着她，有时候她带着我，有时候不带。她不带我的时候，我即使是在玩耍，也会在心里盼着她回来。如果她长时间没回来，我便会很焦虑，心猿意马，干脆坐在门槛上等她。
母亲离开矿区后，曾跟姑姑一起在濡河的建筑工地待过一年。姑姑虽然沉默，做大锅饭不在行，但她很瘦，身段灵活。她擅长具体的事情，与六舅舅在施工现场配合默契，递钢管，刷漆，装防护栏……姑姑像男人一样干活，爬得很高，有时候需要上到几十层楼。母亲害怕，姑姑却很轻松的样子。
我头晕目眩，想呕吐，机器是白色的，从廊道另一头透过来的光也是白色的。我躺在那里，想到了死亡。此后母亲变得格外紧张，每天监督我吃药，把中药为我温好，每天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你今天好些了吗？
那一年，姑姑和母亲所在的工程队，在一个叫杏园村的地方盖了32栋楼。母亲至今仍记得那时的房价，高楼层4370元一平米，别墅区7400元一平米。母亲认识当地的一家人，一户四口，拆迁补偿了四套房子，还有几百万。甚至有传言，某个村里的村支书选举，候选人要家家户户上门发红包，不花几十万压根儿选不上。
有一段时间我总是感到心脏不舒服。我被固定在板子上，医生给我一个圆球，说你要到实在坚持不下去了才能捏，否则不要捏。我被推进做CT的机器里，耳朵里一直传来”吸气——呼气——屏住呼吸——吸气——呼气——屏住呼吸”的命令。我听着照做，命令间隙是巨大的噪音，“叮……咛……”，间隔时间有长有短，重复了大概二十次。
那时的母亲见过成群的人拿着现金去看房、买房。 十年后，回想当时的情景，母亲还是觉得不可思议。母亲和姑姑一起盖那些房子的时候，丝毫不觉得这些房子跟自己未来有什么关系，母亲唯一的想法就是把我和弟弟供出大学。现在，那里的房子早就超过了单价1万块。 当时，姑姑和母亲的工资是一天120块，年终的时候，老板耍赖，只肯给母亲算100块一天的工价，没有合同，门口人（方言，意思是”同一个地方的乡民”），又不能撕破脸，母亲心里很不爽快。她和姑姑从正月初七一直干到冬月，挣了2万多块。
她总是在我快下班时，发微信问我，回不回来吃饭？若是回来，她会掐着时间做好饭菜等着我。她总是用期待的眼神看着我，问，饭好不好吃？她肯定是希望得到肯定的回答，如若我否定了，她脸上会掠过一丝失望。一个女儿似乎是没有权利说自己的母亲做饭不好吃，但我通常会直接说出来：辣了，咸了。我发现，下一次她会调整口味，在我吃饭的时候试探性地问我：“不咸吧？”母亲离开深圳回县城前，叮叮当当在厨房忙了一天，包了几百个饺子冷冻在冰箱里，留给我做早餐。
那年冬天，姑姑和我们一起回到村里过春节。所有亲人聚在她家拜族谱，姑姑忙前忙后，十分开心。
她在深圳的时候，我每天下班回家，必定是先喊一声”妈妈！“，以确保她在家。
第二年正月，亲人们又去西安跟着那个老板干。但我父母放弃了，他们在县城郊区的国营农场找到了修剪和绿化的活儿。
突然的消失。
在建筑工地打工的年头，姑姑和六舅舅总是正月走，腊月回，坚持了六年。
我在害怕什么呢？
2015年冬天，姑姑在递钢管的时候不小心扭伤了手腕，中断了她的工地打工生涯。那个春节，用我母亲的话说，六舅舅焦虑得两眉蹙一眉，担心我姑姑找不到新工作，家里断掉一份收入。那时候他们已经在县城买了房，这当然是他们辛勤劳作的结果，花去的一分一毫都是血汗钱。
没过几天，她照样把手机丢在床上就出门。
正月里，正当六舅舅愁得很的时候，小区门口的修理厂缺一个洗车的，托人找可以立即上班的工人，管吃不管住。姑姑的手腕还没完全好，六舅舅便先代替她上了一段时间的班。不久之后，姑姑就接了班，六舅舅继续去西安建筑工地上打工。
她反而理直气壮：带个手机多麻烦，你还担心我被车撞，被人骗？我能出什么事，就过两个红绿灯而已，我这种乡下老太太，眼睛清楚得很！
直到确诊胰腺癌之前，姑姑都一直在这家修理厂洗车。最开始的时候工资是1500块一个月，第二年1550，第三年1600。到病情沉重到已经吃不了饭时，姑姑的洗车工作即将满四年，工资马上就要涨到1650元。她还惦记着检查完，回来继续做。
在深圳的时候，她也是这样，不带手机出门，有时候去买菜，有时候去天台。当我打电话的时候，发现她的手机在她房间的床上震动，我气急败坏，在她回来的时候严厉地质询她：你为什么不带手机？要是出了事情怎么办？出门为什么不微信说一声？马路上那么多人那么多车，谁知道会出什么事？
做这份洗车工作的几年里，姑姑双脚经年累月地穿着胶鞋，泡在水里，双手戴着手套，没有干燥的时候。然而，在县城，这是一份女性很难找到的”好活儿”，没有一点关系还无法获得。因此，即使在感觉到腹部非常不舒服，甚至肿起来的时候，姑姑都不愿意放弃这份工作。直到她吃不下饭，在亲人的催促下，才去西安检查，拿到确诊结果。姑姑辞了工，她私下跟母亲说，洗车的活儿不是很累人，还管吃管喝，淡季有时一天只用洗两三辆车，相比工地，算轻松的。
随着她离开的时间越久，房间里她留下的痕迹和气味越来越少，我发现我很想她。我发现她在深圳的时候，其实为我做了很多事。我经常一天打好几个电话给她，问姑姑的病情，问她在做什么，甚至有时候，她觉得我在浪费话费，表现出不耐烦，一句话没说完就挂断。她经常不带手机，不接电话。
洗车的时候，需要用水管浇水喷洗，一些椅角昔兄里的灰尘杂物都会被清理出来。硬币是常见的一种。在老家的方言中，硬币被称作”分分洋”。姑姑在洗车的三年多时间里，积攒了几大塑料罐的分分洋，她还送了母亲一些，说可以在婚礼的时候伴着糖果送给孩子们。 母亲帮六舅舅整理姑姑遗物的时候，看着那几百个一颗颗捡回来的硬币怅然若失。她与姑姑之间的关系，除却亲情，还有女人之间的理解与疼惜，毕竟她们的命运自青春期就早早地交织在一起，彼此托付，彼此帮衬。
母亲在深圳的时候，我经常感到她侵占了我本来就很”小”的家。她把捡回来的”垃圾”塞满床底，厨房里总是多出些瓶瓶罐罐，砧板和菜刀经常挪了位置，客厅的进门处总是有脚印，莫名的汗水味……她离开后，我重新规整、打扫了房间，把她房间的被套床单扔进洗衣机，被子拿上天台晒，床底的”垃圾”分类整理，砧板立在了我顺手的洗碗池狭槽处。一切都恢复了我喜欢的样子。
也正是因着这种节俭、勤劳，姑姑一家经营的日子在一众亲人中间是令人羡慕的：女儿早早嫁人了，对方条件也不错，儿子有稳定的修车手艺；姑姑和六舅舅一年还能挣几万块。等儿子再把媳妇娶回家，她的人生任务就算完成了。可就在一家人都松了一口气的时候，厄运却来了。
我除了要见见亲人们，也准备再次带父母来深圳。
姑姑什么都跟母亲说。
姑姑落葬，“大家具”也已完成。父母规整好老家的房屋，把一切收拾妥当，从村里回到了县城的家。
在母亲的记忆里，姑姑2018年就跟她透露过吃不下饭的问题。
我也利用国庆节假期返乡。
那一年，母亲因为腿疾在家休养。7月，有一次见到母亲，姑姑说：“春香姐，我一点都吃不了饭，你能跟我一起去医院看看吗？”
10月，陕南最好天气也来了，空气清爽。
她们约好见面，一起搭公交车去县城大医院，找一个她们都认识的王医生。王医生告诉她们，要去挂号，要办就医卡，她们很害怕这一系列的流程，最后放弃了，转而去找在汽车站门口开饭店的孙姓表叔。他在县城开了十几年饭店，认识的医生多。
“女的是菜籽命”
表叔跟她们说，去找一位姓曹的老中医看看，他门口挂个牌子，说是治了不少疑难杂症。
从深圳返乡的那天深夜，母亲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从县城大医院看完姑姑回家，开门的时候却发现，花草竟然全活着。那些吊兰像是烟花般炸开，爬满了阳台。
母亲和姑姑又马上奔赴中医馆。
她们彼此都称呼对方为”姐、两年时间，姑姑从确诊到离去，母亲虽有心理准备，但还是感到来得太快了。姑姑最后一次从医院化疗回来，在视频里跟母亲说，她走不了远路，托她照看的县城阳台上的花估计全部渴死了，城郊租种的那片地也已荒芜。
曹医生边号脉边对姑姑说：“我先给你当胃病治治，最好去检查一下子。我给你开三副中药，要是喝得见效呢，你再来找我给你开，要是喝得不见效呢，你就赶快再去大医院检查。”
母亲和姑姑是以”换亲”的形式，决定了自己的婚姻。姑姑用她一辈子的幸福赌上我父亲的幸福，我母亲则是赌我六舅舅的。她们都是为了哥哥。三十二年前的秋天，她们同一天结婚，送亲的队伍相遇在村里的古树下，姑姑和我母亲彼此交换手中的花手帕，也许就是在那一刻，注定了她们此后的惺惺相惜与信任。
姑姑拿着中药回家了，继续干着修理厂的洗车工作。
姑姑是母亲同性好友间最信任的人，每次出门远行，母亲都是把家里的钥匙交给姑姑，让她照看花草。
几天后，母亲打电话给姑姑，问她喝完药的感受。 姑姑说：“我强些了，喝完了我还上去捡两副喝喝。”母亲心里松了一口气。但姑姑其实还是吃不了多少饭，她也抗拒去医院。直到2019年端午节前夕，众多亲戚聚在一起吃饭，姑姑的身体从体征上看就知道不对劲，又黑又瘦。父亲罕见地发了脾气，让六舅舅赶快带姑姑去西安：“必须！ 一定去西安！”在一众亲戚的劝说下，姑姑决定听从亲人们的意见，去西安的医院检查。随后，她经历的便是漫长的化疗、放疗，医院到家，家到医院，两点一线。
花发多风雨，人生足别离。母亲从手机上给我发工程进展的视频，每一天都是阴雨绵绵。一个星期后，工程完工。母亲还是感到沮丧和虚无。“人生真是无意义啊，忙活一辈子，最后还要自己准备一个大盒子装起来。”
那一年，母亲在县城郊区的别墅里给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做保姆。老人患有肺癌，正在康复期，母亲像照顾一个孩子般照顾她。她们还一起种花生、种玉米、种秧瓜，一起逛超市，母亲为老人搓背、洗澡，饭端到手上，给她冲药、倒药。老人说吃什么，母亲就为她做什么。别墅有三层，很豪华。有鱼池，养荷花，有水晶石、转梯、古色古香的实木家具、昂贵的按摩椅。母亲包揽所有的卫生。有时候老人的儿女回来，母亲还要做一大桌饭菜。
开工之前，母亲给了自己很多心理暗示。比如告诉我说，外公在五十岁的时候就为自己准备好了 “大家具”，但活到了八十八岁。奶奶也是六十多岁就做好了，也活到了七十六岁，所以不必在意。
老人是个热情又周到的人。姑姑每次化疗完，身体恢复一些，便会来老人这里找母亲。三个人一起聊天、散步，一起去山坡上捡板栗、挖野菜。那是姑姑生病之后相对自由的一年，癌症让她不得不休息，她终于不用再费心于挣钱，可以花很多时间跟自己的密友、亲人在一起。
或许是因为姑姑的离去让父母意识到，死亡的阴影已经如此逼近他们这一代，办完姑姑的丧礼，在母亲的主力推动下，他们决定趁着回到老家的空当，趁着村里七十岁的老木匠还能劳作，把棺材做起来。他们没有问我和弟弟的意见，固执地安排，将来某一天自己人生走到结尾时，必须在老家的祖屋，与出生地相连。他们把这项工程称作”做大家具”。
姑姑如同商山老家的很多亲人一样，总是先想到他人，忘了自己，总是认为熬熬就能过去，包括疾病。得了癌症，姑姑第一时间想到的并不是自己的痛苦，而是担心会拖累家庭，每一次治疗都是在亲人的再三催促下才去。深陷癌痛，身体无法自主，但大脑依然是清醒的，她仍操心那件我买给她的红色羽绒服会被亲人放进棺材或者烧了，不止一次说，要留给自己的女儿。给她寄回去的抗癌药，她留着，想着有一天能好起来。她还没有看到自己的儿子结婚。去世之前，在病床上，姑姑喊得最多的话就是，老天爷不长眼睛。
等父母在老家处理完姑姑的丧事，政府大楼的管理卫生清洁的经理告诉母亲，她的岗位招到了人来代替。 显而易见，母亲失去了在政府大楼的保洁工作。她和父亲干脆回到村里久未住人的老屋，在那里待了一个多月——母亲有件大事要做。
她肯定曾经感到无比害怕。病情稍微好转的那段时间，六舅舅出门务工，姑姑一个人睡一间屋子，她总是在枕头底下藏一把剪刀。在老家的习俗里，枕头底下放剪刀是为了在梦里与”恶鬼”搏斗。
2021年8月8日，姑姑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一天，是东京奥运会的闭幕日。遵从她生前的愿望，亲人们围着她，将她抱在怀里，最后从县城运回商山深处的老家。 她在那里出生、长大、结婚、生子，从那里走出去打工，经历波折，最后又回到那儿去。
现在回想起姑姑，会伴随着很多”如果”：如果她没有在建筑工地上接触大量油漆之类的化学涂料：如果她没有长时间在经常吸收汽车尾气的修理厂洗车：如果她第一次发现肚子胀吃不了东西的时候就去西安检查，如果身边的亲人能多关心她一点……她打工十年挣的钱，最后大部分都给了医院。但没有人能指责什么。
五十四岁的生日过后，姑姑加速衰弱下去，也不说话了。8月7日晚，母亲陪着姑姑到后半夜，握着她的手，看着她的生命一点点流逝。
秦岭南麓的商山地区，除了部分小县城，大部分山区属于典型的险山恶水之地。那里的人们不仅面临着地理上的闭塞，也面临着信息与精神上的闭塞。父辈的挣钱方式沿用着非常古老的路径——熟人介绍。以至于，我的部分亲人及一些乡民总是去矿山，去建筑工地，去修高速路、修隧道……去干那些又苦又累又伤身体的工作。这些挣来的血汗钱，他们自己舍不得花，大多用在自己儿女身上，或者一分一毫攒起来，在城里买房，给儿子娶媳妇。生病，一般都是去认识的那几个乡村医生那里抓点药；再严重点，就勉强去大医院做检查：到完全吃不了东西了或者疼痛难忍了，才会真的动身”上”西安。常常，从西安回来，都不会有什么好结果，这几乎成了一种常态，一种群体性悲剧。我总是听母亲说，她认识的乡里乡亲”突然”就得了重病，然后病逝的消息。
不久后，便又陷入沉睡。
他们经历了跟我姑姑相似的一生，如杂草一般，顽强地生存，一场大风刮过，有的还能爬起来，有的便湮灭了。他们活得很用力，面对这些普遍性的悲剧，人们似乎也总结不出什么，也不知道该怪谁。说到最后，似乎只能归结于，他们的命不好，姑姑的命不好。这是陕南腹地乡下人的悲歌。
“哎！哎！”“来了，来了……”
姑姑的坟在老家的青山之间，临着公路，亲人们回老家，都会下车去看看，在路边站一会儿说说话。老家村中的人越来越少，只留下几位高龄老人。故乡已经是一片事实上的孤寂之地。
她回答得很用力。
姑姑去世后不久，跟她一起洗车的同伴彩菊也确诊了胰腺癌。她和姑姑同龄，比姑姑洗车的时间更长，姑姑去的时候，她的月工资已经涨到了2000块。2020年，她经常觉得脖颈痛，又是做理疗又是拔火罐，但还是越来越痛。去西安检查，癌细胞已经扩散，晚期了。
“哪这么多人喊我？”“他们喊我去城里玩。”
彩菊是一个更苦的女人。三十多岁时，丈夫就在煤矿上因事故丧命。她靠着赔偿金养大两个儿子，又靠着拼命洗车供两个儿子念完大学。大儿子做了老师，小儿子毕业后在西安找到了工作，她却病倒了。因为姑姑的缘故，母亲也认识彩菊，她腿痛在家休养那年，经常去修理厂串门唠嗑，冬天的时候还去烤烤火。生病之后，面对残酷现实，彩菊说着一样的话：我得活着啊，我还有两个儿子尚未成家。
每到傍晚，姑姑便开始说胡话。那些已经离世的亲人的名字从姑姑嘴里冒出来，她迷迷糊糊地感到他们在喊她。
母亲常跟我说，女的是菜籽命，撒到肥地里就长成卷心菜，撒到贫地里就长成黄菜苗。在母亲看来，彩菊这样的命运，就跟一粒菜籽撒在了贫瘠的石缝里一样——落到贫处苦一生。
姑姑住院一个月后，医院不再接收。姑姑的农历生日要到了，她的儿女便把她接回了县城家里——亲人们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修理厂的洗车工马上又有新人顶上。一切似乎都没什么变化。
微信群里不断弹出的工作群消息让母亲心慌。她甚至还抱着姑姑能够好转，她能立即抽身回深圳工作的想法与祈愿。事实却是，姑姑的病一天天暗沉下去，吃了止痛药便是昏睡。看着此情此景，母亲也跟着亲人们一起时不时流泪。
我回乡经过姑姑第一次出门打工时的矿区，曾经热闹无比的山谷变得十分寂静。被挖出了巨大豁口的高山，张开了嘴巴，像怪兽，令人心惊。那些房屋，那些巨大的机器，那些曾经忙碌的生产线留在那里，锈迹斑斑，杂草丛生。没有了人。
事实上，母亲这次回乡，不仅是为了送姑姑走最后一段人生路，也是为了看望她的姐姐，我大姨。那段时间，大姨因为脑溢血刚做完手术，在县城中医院复健。母亲每天搭公交车，往返于两个医院之间，总是看完姑姑去看大姨，看完大姨看姑姑，一天天都消磨在医院里。无非是送些吃的，陪在她们身边，响应她们的需求。
“我们家我最有算计！”
她深知，这次回去，可能就要丢掉这份工了。在老家的日子，母亲的日常就是医院、家里两头跑。
“我们家我最有算计！”这是母亲最引以为豪的一句话。
母亲跟政府大楼管卫生的新经理请了两周的长假。
她抱怨我父亲最多的话是：“老头子一点算计都没有！”
母亲下了火车就直接去了医院。姑姑的癌细胞已转移至全身，癌痛让她身体蜷缩，大喊大叫，眼睛也已经看不见。姑姑抓住母亲的手，摸到了母亲手腕上我外婆留给她的银镯子，认出是母亲来了。她哭着说，春香姐，你咋从深圳回来了？你回来了怎么找得到工作？
哪怕她老了，她对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仍然深信不疑。“我把家顾得圆圆的。”“娘就是箍桶蔑，一家人不会散。”
二十五个小时后，他们抵达位于秦岭南麓的小县城。他们离家不到一年。
在深圳，每当看到我堆在门口的快递，穿不完的衣服，毫无章法的厨房，以及为什么养两只大肥猫而不养娃，她脱口而出的话都是：“你这个女子一点都没算计！”
父母如期出发。送他们去车站的路上，母亲一边说希望姑姑的病能好，一切平安无恙，一边又说要提前给姑姑”准备东西”，要买厚厚的棉花铺在棺材下面，要让姑姑的女儿买一套体面的衣服。她陷入对过往亲人死亡的回忆中，是如此地撕裂和混乱。
在母亲的语言里，算计是有计划、聪明、会安排的意思，意味着她利用好了每一天，把整个家庭的资源与人力都放在了合适的位置上。她在超级商场和政府大楼也是这样规划自己工作流程的细节。
出发前一天是周日，我带母亲去华强北逛逛。下午坐在街边休息的时候，母亲提到，老姚告诉过她，他的新工作是在华强北的电子厂做保洁领班。我建议母亲给老姚打个电话，约他见见，我们可以一起吃个饭。电话拨过去，母亲跟老姚交流了一番，挂了电话，她告诉我，老姚今天已经提早下班回家了，等下次他来香蜜湖的时候再见面。母亲有些遗憾。
我的母亲有两个信仰，一是挣钱，二是相信可以通过供孩子读书，送孩子们走出大山。而供孩子读书也需要钱。总之，挣钱就是母亲的信仰。她灵活变通，想尽办法，能省则省，能挣则挣，一分一毫地攒钱。
父母决定7月12日动身。我给他们买了从深圳直达县城的火车票。
挣钱要专注。母亲说：“一双手只能按一个鳖，哪能按两个鳖，人只能专注一样事。”
父母回乡的计划不得不被提上日程。
每当我显得好高警远，或者想鱼与熊掌兼得的时候，她就这么提醒。
母亲形容自己焦急的心情：心焦得都㩢得断。“㩢”在陕南方言中是指把一根木柴抵在膝盖上用双手折断的动作，这个动作伴随着忍耐、疼痛和断裂爆发前的煎熬。这也像是琴弦断掉的过程，在崩断前，经历了无数力量的拉扯。
在地图上搜索，从商南县城往城郊的山区腹地，便能找到我的老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整片墨绿色，那是巨大的秦岭，滑动鼠标齿轮，放大，那些像山体血管一样的线条，有些是河流，有些是公路，密密麻麻，人也依着河流和公路居住。
一晃到了7月，姑姑已经吃不了东西，眼看着状况一天天糟糕下去。
俗话说”八分山一分水一分田”，从地名就可以看出，这里不是什么经济发达之地。“沟” “村” “湾”“岭” “坡” “棚” “岩” “崖” “脑” “盘” “场” “滩” “塘” “墩”……这些都是地名里最常见的字。父母辈的婚姻关系也是围绕着这些地名展开，很少有人嫁到县城或外地，几个嫁到外地的妇女，还是因为被拐骗。在我的成长记忆里，读书、走亲戚、搭班车去县城，都要经过这些沟沟村村：东沟、文化坪、汪家岭、水井湾、梭子棚、千家岩、勒马崖、炭沟脑、吴家屋场、落马滩、芦毛塘、柳树墩……在我老家所处的位置，一条名叫”冷水河”的河流穿村而过，注入丹江。
从4月开始，全家人都被姑姑病情恶化的阴影笼罩。 那时候，母亲每天从政府大楼下班后，第一件事就是跟姑姑通视频电话，在路上，在天台上，在客厅，在阳台，在她自己的房间里。她们隔着屏幕说了很多话。
2021年10月，我回到县城后，父母花了一天时间陪我回大山深处的老家。这里盛放着母亲年轻力壮时留下的物证，每一处都印证着，母亲在与生活搏力时是多么有”算计”。
2021年春天，我们得到了姑姑病重的消息。
结婚要住在新房里，这是母亲当初答应嫁给父亲的条件之一。即使在漫长的婚姻生活里，母亲无数次责备父亲的”冷漠”，埋怨父亲不回应她喷薄的表达欲和浓烈的情感，但她仍为这座白墙灰瓦、足足两百平，屋檐笔直、屋梁有手工雕花，一度是村里最漂亮扎实的房屋而透出隐隐的得意。
然而，并不是所有事情都会朝母亲期待的方向发展。即使她总是跟我宣称，她这辈子计划中的事情一定会想办法办成。
被遗弃的房屋如同消失在时间洪流中的过去。看着仍旧完好的房子，五十三岁的母亲回顾她的过往，第一时间想到的却是：“如果是在深圳有这么大的场子该多好，哪怕只有四分之一，我的孩子也不用如此辛苦。年轻的时候，还想着老了把操场扩大，再在核桃树下盖一个洗澡间。你跟你弟估计要把老家丢了。”
面对并不稳定的环境，母亲不止一次跟我说，在政府大楼工作，让她感到被尊重，认识了不少好心人。母亲做得格外认真，她想着能一直做下去。
这座新房标志着父母年轻时新生活的开始。
几个月后，主管老姚被上级调走了，去华强北一家电子厂负责卫生清洁，他邀请母亲同去。但如同我们在职场上也会遇到的情况，领导换岗了并不意味着员工也得跟着走，母亲还是觉得政府大楼更方便，就留了下来。她说，有好几次，管理处领导去检查，表扬她的卫生做得好，她很开心。即使没有加工资，她还是感到得到了认可。这种认可，对母亲很重要。
母亲做的第一件有”算计”的事是建议父亲在农闲时间利用自己的手艺，赚取务农之外的收入。父亲的手艺是制作蒸馒头用的木制蒸笼。整个冬天父亲都在家里乒乒乓乓伐木板，测量，装订，用竹子编笼顶。腊月末，父亲会把这些蒸笼打包挑在扁担上，一头两只或三只，到几十里外的城镇去卖。在镇上卖蒸笼的钱，父亲置换成年货挑回来。至今仍留在屋檐下的那只水泥做的圆柱体火炉是某一年最值钱的年货。
保洁人手紧缺的时候，小山叔会利用中午和傍晚休闲时间打扫政府大楼的食堂，主要是拖地。打扫食堂没有额外工资，但可以免费吃和公务员一样的三餐，品类丰富。公务员们一个月900多块的餐费，每餐食物不限量，随便打多少都行。小山叔发现，其实公务员们都吃得不多，也不爱吃肉，反而是蔬菜、红薯、玉米、南瓜等素菜最受欢迎。对小山叔来说，打工管饭，这既免去了开伙做饭的麻烦，又省钱。所以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加班。六十一岁的小山叔来深圳前一直在建筑工地上盖房子，他盖了一栋又一栋的房子，看着房价从几千一平米涨到几万。直到有一天，他觉得站在钢管架上有些头晕眼花，差点摔下来，意识到自己不能再干了，需要做轻松一些的工作。再说，工地上也不会再要他了。在深圳工作的女儿把小山叔带来深圳。广东的食物让小山叔感到甜蜜蜜的，一切都很甜，连馒头里都放了糖。他希望这样的好日子能持续下去。
1997年，他们把”算计”着攒下的钱用来装修房屋。对于全中国人来说，那一年的香港回归是一件大事。对于我的父母而言，把土房子刷成白房子则是最要紧的事。母亲嫁过来八年了，她实在受不了房子的粗糙和简陋。“刮风的时候呼天呼地，泥土渣子从屋头上落下来，到处都是。你出生的时候窗户没玻璃，钉着塑料纸，外面呼呼响。”母亲擅长忆苦思甜，在深圳脚都伸不直的床上，被杂物围住的小房间，母亲不觉得苦，相比年轻时住过的”呼天呼地”的房子，深圳的房子至少不漏风沙，何况还能每天挣到钱。
小山叔觉得，月季也有了咖啡的香味。
他们装修好正屋，盖好厨房，还把厨房过道左侧的厕所屋顶改成了水泥平顶，用来晾晒粮食。1997年结束，母亲拥有了村里最敞亮的一栋房子。
活动室里有两台咖啡机，每天都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过来清洗机器，一个月可以赚5000多块。小山叔觉得这工作也太好干了。但小山叔不敢用智能咖啡机，因为他听保安说，这台机器是进口的，值很多钱，用坏了赔不起。小伙子很热情，主动邀请小山叔品尝咖啡，他帮小山叔打了一杯拿铁。“尝起来涩涩的。”但此后，小山叔也没主动去打过咖啡。那是小山叔人生中第一次尝到咖啡是怎样的味道。小伙子每次来清理咖啡机，都会清出半桶咖啡渣。深棕色的碎末散发出浓浓的香味，他对小山叔说，咖啡渣是极好的花肥。小山叔把这些咖啡渣装进塑料袋，放进帆布包里。他把咖啡渣带回女儿一家的出租房，埋在阳台的月季花盆里，月季一朵朵绽放。
二十四年后，连同母亲牵头做的”大家具”，堂屋里还有一台橘色的打麦机，一台灰色磨面机，一台压面机，一架手工木制风车，一个手工大木柜，一架大木梯搭在二楼楼板上。
有一位”处长”每周三都把家庭郊游用的脏垫子带到活动室让小山叔洗，洗完了还让拍照反馈，确保洗干净了。后面有几次，小山叔不发照片了，“处长”就没再提出这种过分要求。“洗是小事，感觉没被信任”小山叔说。
这个艳阳高照的秋日，我同母亲一起沉入对过去的回忆。每一个物件都提醒母亲和我，我们曾如此扎实地在这片土地上共同度过了十几个春夏秋冬。在田园消逝之前，我曾感受过短暂得像羽毛一样，有光泽又能飞舞的日子，它们成为我的记忆风景，时不时在我的头脑中闪现。
常来锻炼的是几个已经退休，但在政府大楼里仍保留有办公室的”处长”。他们总是一早就来跑步，练太极拳，有时候还加人合唱团。周六的时候，常有中年女性带着孩子和瑜伽垫来，孩子在阅读，女人在练瑜伽。
在故乡，春天的开始意味着劳作开始。最先种在地里的是马铃薯，接着是玉米，接着是各类蔬菜：上海青、大白菜、娃娃菜。母亲管种菜叫”兴”菜。“兴” 这个字第一次在我的脑子里变成了有场景的动词。如果允许的话，她在深圳，最”宏伟”的计划便是在公园的空地上”兴”萝卜、“兴”白菜、“兴”黄瓜……把公园变成菜地，而不是做保洁。
母亲就是在来来回回送垃圾的路上认识了小山叔。 小山叔负责的是政府大楼活动室的卫生。活动室是用来让公务员们休息的场所，面积有上千平米。里面有健身房、图书室，还有咖啡机。活动室里人不多，小山叔主要的工作是拖地板，擦桌面、镜框及墙面上的灰尘，活儿不多，每天收集起来的垃圾一只垃圾袋都装不满。有时候，小山叔要协助活动室的管理员给图书上架，给墙上的镜框换照片。
故乡的春天里，核桃树、柳树、桃树、樱桃树、李子树、连翘树、苹果树、泡桐树、香椿树，统统开始发芽的发芽，开花的开花。在深圳，母亲形容一棵树花开得好看，常常脱口而出的赞叹是：“开得花膨膨的啊！” “膨”是爆米花炸裂时的声音，是夏天拧开可口可乐瓶盖时的声音，是拆面粉时塑料袋爆破的声音，是放学后发现父母在家时开心的心跳声。开得”花膨膨” 的那些花，在母亲眼里，仿佛是在搞舞会，那么喧闹，那么轻盈。
政府大楼的可回收垃圾不会被丢弃，而是由每层楼的保洁员分类整理，送往负三楼的地下仓库累积起来，每个月卖一次。卖垃圾所得的钱，分给大楼里的保洁员。平均下来，每个月，因为卖垃圾，每个保洁员可以多拿150块钱。这令母亲感到公平，觉得政府大楼里的管理有方法。不像在超级商场里，捡纸皮还要被惩罚。
深圳是一个四季有花的城市，“中国第一个国际花园城市”并非浪得虚名。母亲很好奇，家附近马路边花坛里的花为什么总是纷繁多样还永不凋谢？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深圳这座城市，容纳的是五湖四海的人，所以柔韧性很高。这些来这里工作的保洁员、清洁工，无法在老家获得经济来源，却被深圳接纳了。
直到一个周末的深夜，她在和我一起散步途中，碰到了正带着二十个工人种花的湖南大叔郑江河。江河大叔五十八岁，来自常德。正在种花的工程队成员也大多来自常德，年龄最大的工人已经七十五岁。江河大叔是工程队队长，他们在深圳一个园艺公司下面工作，负责整个福田区马路花坛里花的更替，一个月工资算上加班在6000元左右。
给政府大楼扫外围广场的是保洁员里最年轻的一位。他看起来只有三十多岁，嘴里会一直嘀嘀咕咕，但表达不清晰，只顾低头干活，有一片树叶也会立马扫起来，像是有强迫症。后来母亲才知道，他是被老乡带过来的，可能患有自闭症之类的疾病，在老家找不到工作。
深夜马路上车少、人少，适宜工人们在路边安全开展工作。我和母亲遇到他们的时候，是晚上十点半，栽花工程才刚刚开始。身着橘色马甲的工人们，手里拿着小锄头，把旧花铲起，将一棵棵”千日红”花苗栽进泥土。被铲掉的还开着紫色小碎花的”蓝花鼠尾草”变成垃圾堆在路边，有市民挑选一些品相好的捡走，带回家栽种。
我后来才知道，政府大楼这份保洁工作，即便有法定节假日仍不好招工的一大原因，是这里不包吃住。假期多，钱就相对少。很多来做保洁的老人，在乎的一是能赚多少钱，二是要包住。如若儿女不在身边，深圳的租房成本是他们承受不起的。政府大楼里一部分保洁员承包了打扫食堂的活儿，他们可以在正式员工吃完饭后在食堂用餐，一日三餐管饱。
“千日红”装在黑色筐子里，从广州郊区花圃用卡车运过来，有一万棵。一筐筐”千日红”从车厢里搬下来，一盆盆卸在花坛边，等着工人栽种。车厢腾空后，司机要符卸完的空筐子摞起来，装回车厢，带回广州。 他们要加班至凌晨才能将一万棵”千日红”栽完。
相对于其他保洁员，母亲显得热情，也相对幸运。 她和我住在一起，我承包了她生活的大部分开支，她做保洁挣的这笔钱，就能按自己的心意存起来作为养老钱。
江河大叔告诉母亲：“这些花一个多月后又会重新换一次，不等它谢就会有人打电话。”江河大叔的日常就是带着工人们在城市四处流动，在深夜种花，哪里有活儿去哪里。他做这份工作十多年了。一个月后，母亲又遇到江河大叔，这次从广州运来的是一万多棵绣球，花坛又一次穿上新衣——十多年里，他一直在为这座超级城市创造一种”整整齐齐”的美。
母亲认为老姚是一个勤快的主管，有时候甚至有点主次不分了。他从不偷懒，人手不够的时候，很多活儿他都亲自上手干，多赚一点儿。也由于一天到晚都忙于多干活多挣钱，老姚并没有太多精力去管其他人。因此，每天早上打完卡，分配完任务，各自回到清洁岗位后，基本就不会再有人来打扰保洁员们，给他们安排一些其他的活儿。管理处的经理也很少去找保洁员麻烦，开早会的时候总是对他们说，你们辛苦了，只要干好自己的岗位，将来会帮忙争取给保洁员加工资。在这份工作里，母亲感到了信任。
在老家乡村，花就是兀自长在山上、路边、田边、河边……花开花谢，顺应四季。即使是在县城，母亲也没有找到走出几百米就可以看花的地方。“深圳真有钱，这些花都是钱买来的。没想到种花也能挣钱。”母亲对买来的”花园” 一样感到喜悦。在深圳，母亲最快乐的一个际遇便是，怎么到冬天了，街道两边还是”花膨膨”的！那些盛开似樱花的异木棉像是不知道季节。
作为清洁工主管的老姚，已经五十八岁了。他一个人在深圳打工，老婆在湖北老家带孙子，还有一个八十多岁的老母亲在老家需要接济赡养。他的好脾气常被其他保洁员拿来调侃或取笑，但他依旧乐呵呵的。保洁员们对他的评价是：老姚是一个好人。
而母亲在大山深处经历的冬天总是伴随着大雪。我小时候上学，要穿过一段竹林，才能去到学校。每到下大雪时，早晨，母亲推开门，发现门被大雪封住。往往这时，竹林里的竹子已被雪压弯，东倒西歪趴在小路上，挡住前去的路。母亲会拿起一把镰刀，或者找一根长竹竿，将一棵棵落满雪的竹子扶起来。此时，地上已是齐膝深的雪了，踩起来软软的。我常想象是踩在白砂糖上，很放肆，有时会抓一把雪，冰凉的雪碰到舌尖即融。天晴的时候，空气是清冽且干燥的，阳光荒凉得让人惶然，晒到五六点才落山。白日将尽未尽之时，枯黄色太阳照着房前屋后，像是永远也不会落下去。太阳落下去后，黎明又仿佛忘记到来。黑暗的夜空，黑暗的山，黑暗的村子，无尽的黑暗，令人束手无策的黑暗，黑暗像蛇一样在膨胀了的时间中爬行。
她的大部分工资用来接济儿女，一部分存着，和老乡们合租在附近小区，一个月租金1000元左右。云南阿姨有着和母亲差不多的口头禅：老了，挣点钱自己花，帮不了儿女，也不能拖累儿女。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云南阿姨是母亲遇到的唯一一位在深圳自己交社保，老后有希望拿到退休金的保洁员。
在黑暗中，我总喜欢跟母亲挤在一张床上。我的脚很冷，她把我冰凉的脚拉过去，放在她柔软的肚子上。 她的肚皮热乎乎的，她用双手捂住我的脚并发出惊叹：“你的脚冻得像棱冰一样！”在深圳12月短暂的寒冷里，母亲依然会保持这个习惯。我们坐在沙发上，她把我的脚搬起来，放在她的腿上。我们挨在一起聊天，似乎曾经疏远她的女儿又回来了。
一位云南来的阿姨，比母亲大两岁，一天要上三个班。早上7点去政府大楼，做办公室清洁；中午休息时间，她要去附近一个家庭做家政，下午6点下班后，她又赶去附近一个单位给十几个人做晚饭。加起来，一个月的工资超过1万块。她一个人来深圳已经十几年了，交了社保，六十岁后可以拿退休金。前几年她当了奶奶，同乡的老人一般会选择回老家带孙子，但她不愿意，而是每个月出2000块给儿子，让儿子找保姆照顾孙子。
深圳没有雪。母亲按照二十四节气”算计”日子。 冬至那天被称作”进九”，2020年冬至，她准备了白萝卜瘦肉馅饺子，给我念了一个烂熟于她心中几十年的谚语：
实际上，母亲在政府大楼的同事们大多都要打几份工。遇上这样的”富婆”保洁阿姨，还要等到她在深圳待得足够久的未来。
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六九，河边看柳，七九河开，八九雁来，九九归一，耕牛遍地走
广东，特别是深圳和广州，被外界认为遍地是隐形富豪之地。最被人玩味的一个段子是说，在深广，如果你遇到一个保洁员腰间系着数量可观的钥匙，那他可能是家财万贯的”包租公”或”包租婆”。他们刻意低调收敛财力，踏实本分地劳作。此类故事组成了外地人对广东的富庶想象之一。
在故乡”不出手”的”进九”天，深圳的气温是16.2摄氏度。她终于不用穿那条穿上就让她几乎无法迈步的棉裤了，她那条有些僵硬的腿，也不再用毛巾层层包裹。
闲聊时我问母亲，在政府大楼的时候，对公务员整体是什么印象？母亲说，她没有遇到过一个正在怀孕的年轻女性，也”没有一个胖子，他们都很友善，没有戾气”。
冬至时节，母亲还会制作酵母，用来蒸老面馒头，馒头带着点酸，又甜甜的，十分有嚼劲。酵母是母亲第一次在深圳蒸馒头时，用发酵过后的面团混合着玉米粉制成的。粉团揉成一个个小饼，放在天台上晒干，便是酵母头。此后每次蒸馒头就掐一点酵母头，那是母亲的秘方。
母亲对这些”处长”们印象都不错，跟她脑子里刻板的、威严的形象很不一样。
在这个没有明显四季的超级城市，母亲总感到在不休不止地过夏天。她有些微胖，夏天让她难熬。在超级商场时，空调温度开得太低，她受不了骤然变化的温差，冷热交替，让她像一包速冻饺子突然跌进了火炉里，又像烧红的铁块坠入冰窖里。政府大楼里的温度适宜，但她无法长时间在办公室停留。母亲可停留的工具房里只有风扇，她几乎要和那台摇头风扇长成连体婴儿了。一旦走在马路上，灼热的空气和阳光让她无处可藏，有时候还会遇到突然而至的暴雨，短暂得像是一个用尽巧思的玩笑，丢下便立即炸场。节奏快得令母亲还来不及撑开伞，便淋了雨。
母亲也有遇到烟瘾和茶瘾都很大的”处长”。有一位看起来快退休的”处长”，一个人一间办公室。他的电脑总是停在系统碧草蓝天的界面。有时候母亲打扫到他那里，两人还唠唠嗑。“处长”有一个大烟斗，桌上和地板上总是有烟叶碎末和烟灰。他也爱喝茶，垃圾桶里总是堆满茶叶，茶锈斑斑。他笑着告诉母亲，自己快退休了，也没有太高的学问，年轻的时候运气好，就进到现在的单位，待了一辈子。他看起来不忙，经常有人找他签字。
在深圳，夏天从把落地风扇从床底拖出来清洗扇叶的那一天开始，洁白的扇叶吹出第一缕凉风，让拥挤的家变得凉爽。休息日，母亲会一早起床，在厨房叮叮当当，反复搓洗面团，制作凉皮。用黄瓜丝、胡萝卜丝、辣椒油、醋和酱油做调料。一个夏天，我省掉很多点凉皮外卖的钱。
“处长”安慰母亲，不要着急，在深圳连公务员都买不起，别说打工人了，慢慢来吧！母亲心里松了一口气，好像得到了一些安慰。
没有空调和风扇，但母亲记忆里山中的夏天却是凉爽的。
有一天，母亲斗胆问”处长”，深圳的房子为什么这么贵？跟黄金一样贵。母亲说，自己的儿子谈了广东的女朋友，却买不起房，焦虑得很。
山里的夏季，有着太阳照在成熟植物上让人晕眩的 气味。是麦子收获的季节，母亲带着我在田里收麦，双手拂过麦穗，穿身而过，麦芒划伤皮肤。麦捆在收割后的土地上堆成垛，一群群麻雀”叽叽喳喳”捡拾遗漏的麦粒。麻色的野鸡也来凑热闹。麦田坡边有一棵杏树，母亲就像信使一样，告诉我们，杏子快熟了，颜色已经变黄了……某一个周末，她就会在一次农忙归来，给我们带回黄澄澄的杏子。母亲用黄色麦秆给我做口哨，编织手环和戒指，用大树叶和藤条给我制作遮阳的凉帽。 我脚下是金色的田野，远山上有一阵阵蝉鸣。
还有一位”处长”，是个广东人，总有很多人去他那里谈事。“处长”有五十多岁，很瘦，面相和善，笑嘻嘻。母亲说，他就是当官的面相。往往，母亲去他那里打扫的时候，垃圾桶几乎没有垃圾，地板也干干净净，有时候早上去打扫，会撞见”处长”自己在擦桌子、书架和沙发。母亲能做的就是把他的垃圾桶洗得更干净。
夏天，也是河水疯涨的季节，家门口的小河总是哗啦啦唱起歌。母亲在河边的石板上浣洗衣服，塑料刷子刷过衣服的声音清脆悦耳。洗衣服时的母亲表情生动，动作麻利，像是与水在嬉戏。我的工作便是接过母亲洗好的衣服，晾在河边的灌木丛上。哪怕后来搬进县城，夏天母亲也总约着姑姑去找本地人才知晓的溪水潭洗衣裳。而在深圳，没有河流供母亲洗衣服，看着公园里雨后涨满水的池塘，母亲很快乐，她大胆想象：“要是能在这里洗衣服多好！”
第二天下午，母亲打扫到”处长”屋里的时候，看到”处长”女儿也在，她拿出了核桃。“处长” 一开始拒绝，母亲说只是想着孩子可能爱吃。“处长”接过核桃，说，那我就拿着吧，谢谢阿姨的心意。即使这样，母亲仍然觉得还是亏欠了 “处长”，无亲无故收了别人100块钱红包——她的道德观念就是这样，不能亏欠别人。
秋天。母亲便是在一年前的秋天第一次来深圳的。
有一天，母亲下班回家后对我说，想把家里的云南薄皮核桃送一瓶给朋友。我很好奇，母亲居然在政府大楼交到了朋友。她告诉了我，“处长”女儿最近在大楼里写作业，想要把早前那份人情还回去——核桃小孩子可能爱吃。
她还会再一次来。
过了一段时间，母亲经常看到”处长”的女儿下午会来办公室写作业。
我们正站在故乡的秋天里。屋旁一百多岁的核桃树叶子已经落了，屋后的白杨也只留下笔直的白色树干，叶子落在了屋顶上，父亲花了好几天清理。母亲好奇那架常在童年时摘给我吃的”野葡萄”还在不在？坟园里的”八月炸”（一种野果）熟没熟？正屋白墙上还留有母亲”晒柿饼”留下的钉子。秋天里，一串串柿饼挂在白墙上，有特别的美感。再冷一些，柿饼上会长满霜，像是落满了雪花一样。白花花的柿饼，在阳光下，母亲看得很喜悦，很满足。厨房边的平顶上常常都晒有黄豆、油菜籽、花生……红薯丰收的时候，母亲会把红薯蒸熟，去皮，切成条状，晒成红薯干。有无数次，我感到孤独的时候，就爬着木梯上平顶，躺下来，把双手当枕头，看云。天上的云不断变幻，飘散，年少的我应该在脑海里幻想了不少故事。
“谢谢你的红包。”打大半辈子工，母亲从没遇到这种事。“真是好人。”母亲心里想，怀着感激和歉疚收下了红包。在她心里，欠了 “处长”很大一个人情。
深圳的秋天，没有果实。连行道树上结的芒果都是不能吃的。但母亲会在超市里买很多黄豆和绿豆种子。
“处长”非要给，母亲无法拒绝。他可能把母亲当成养老没保障来深圳拼命的苦命人了。虽然事实确实如此。
她在我那不到一平米的简易厨房里，把黄豆绿豆装进用矿泉水瓶制作的底部用针头扎了孔的器具里，把底部用豆子填满，盖上透气的湿毛巾。新鲜的豆子在毛巾下泡发，长出嫩芽。有很多次，她出门前忘记给豆子们浇水，便嘱咐晚出门的我，一定记得。在母亲的呵护下，豆芽茁壮成长。整个秋天，我家的餐桌上都是最新鲜的豆芽，充满香气。
“处长，我不要，这是我们的职责。我没有什么能给你。”
回乡那天的午餐是在有着大理石桌面的方桌上吃的。冰凉的被切割成方方正正的石板背后有一个关于”财富梦”的故事。
“阿姨，你挺辛苦的，我给你一个红包。”
年轻时的母亲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我和小我三岁的弟弟身上。村支书曾问母亲：“春香，你大字不识几个，你家娃儿咋那么会上学呢？”母亲说：“我就是不识字才让娃儿上学呢！”父母将我们一路从小学供到大学，从乡村走向县城，再到省城，最后在深圳谋得工作。这一切，都有一种我们替他们实现了理想的错觉。
“我今天有点事，也来加个班。加一两个小时就走。”说完，“处长”转身回了办公室，不一会儿，他拿了个红包递给母亲。
母亲紧紧抓住每一次可以挣钱的机会。那是在2000年前后，村里的人像是集体发了一场意症，人人都做着一个跟暴富有关的梦。母亲在那时开启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打工”。
“处长，你今天咋也来加班？”
事情缘于村里很有威望的医生在自家田地里发现了一块特别的石头。那块石头有着晶莹剔透的质地，摸起来光滑冰凉。懂行的人告诉他，是大理石，并且可能有一整片矿源。这个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引来了一个河南的老板，他带来探测仪，用科学方法证明了整座山都埋藏着大理石矿。
“阿姨，今天星期六，你咋来打扫卫生？”
传言说，负责开采矿产的老板背了一麻袋人民币去县政府财务局。不久后，一批批河南人住进村子。那时，经济浪潮的海风远没有吹到内陆的陕西山区，青壮劳力基本都在家务农。“世外桃源”般的农耕生活就这样忽然被打破。每个人都觉得，携带着财富而来的老板也会为自己带来财富。村中的男女老少都加入到修路、筑房、开采的工程建设中。我的父亲母亲也在工地上，父亲一天挣20块，母亲一天挣15块。
4月的一天，星期六，“处长” 一个人在加班。母亲正在打扫走廊，“处长”看到了。
“那像是一段回到大集体的日子。”
后来母亲常去打扫，彼此就熟悉了。他很爱干净，垃圾桶里只有一些差错稿子的废纸。每次母亲去打扫的时候，“处长”总说，阿姨，我这里不用打扫。每次有新公务员入职，都是这位”处长”带着，一个个办公室介绍，让新人适应环境。
财富梦破碎得比想象中要快很多。矿产开采了一年多时间，矿质变差，大理石滞销，机器的轰隆声停了，河南人消失了。留下的机器被当废铁卖掉，切割好的大理石被村民抬回家。现在回到故乡，依然可以看到”财富梦”遗留下的痕迹：坍塌一半的土墙，遗留在山坡边
其中一个”处长”看起来还很年轻，瘦瘦的，云南人。母亲正月去上班的第二天，“处长”就给了她一个20块的红包，这也是母亲第一次领到广东的”利是”。
的钢管、储水桶和彩钢瓦，还有那堆积在已经荒弃的田地里的劣质大理石。最重要的印记是，一到下雨天，故乡的河道里，常常是泥水混合着碎石一起向前。矿产开采带来的”泥石流”危害经过了十几年的自然修复，仍然顽留。
她认识了各种各样的”处长”（这并不代表真实的职位，母亲统统称呼他们为”处长”）。
这场春秋大梦，留下的是一个被抛弃的村庄。这一系列由一块矿石引发的变故，总让我想起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里描述的故乡”马孔多”。香蕉公司进驻”马孔多”，一切都开始改变了，但最终，一切又回到原点。如同”马孔多”，我故乡的人们的生活被这些确切发生的事实深深改变，只是如今，人们只能在对往昔的缅怀中漂泊。日子照常要过。暴富梦破碎，村里人也开始各谋出路，外出打工的人开始逐年增多。他们去伐木、去金矿、去煤矿、去钒矿……
母亲通过办公室门上的标志牌确定里面人的职位。
母亲第一次短暂而又付出沉重体力的”打工”经历，像是一个漫长的隐喻。在此后二十多年外出务工生涯里，他们的挣钱之路总是被各种不可抗力中断。他们无法做长期规划，总是临时决定，被动选择，没有告别就突然出发，突然归家。来深圳务工，是他们第一次抱着把”家”丢在身后的出发。
拖完后，她对这位男生说，帅哥（也是她来深圳后才学会的叫法），后面再有地板脏的时候，你直接来找我就行了，我不在楼道，就在工作间，几步就到了。她尽力保持笑容。
一开始，父亲跟着同村的乡民外出务工，母亲留在家里。这也是”算计”的一部分。
母亲不能理解，这种举手之劳为什么需要惊动一位保洁员的上级。她有些生气，但还是忍住了，拿着拖把，将地板拖了。
我能明显感觉到，困在农村里，被沉重农活包围的母亲，过得并不快乐。她参与了女儿的成长，又没完全参与。
但是，越是害怕，越是会发生。一天，母亲突然又接到了管理处的电话，说有一位男士打电话来说自己座位底下弄脏了，需要打扫。母亲接到电话后去查看，原来是下雨天，他脚上沾的泥巴零零散散落在了地板上，其实是很小几块，用纸巾擦一下即可，但他却打了电话给管理处。
她被沉重的农活缠得喘不过气，农忙季节，她一个人要处理田里大片的小麦、土豆、玉米，收上千斤农作物回家。而当时的我，只觉得母亲强悍又无理。记得有一次，我在卧室的窗户前，解一道怎么也解不出来的数学题，但身边没有任何人能帮我，我不断地擦眼泪。她看到后，第一句话是说：“你怎么这么没出息！题做不出来有啥好哭的。”
如果自己做得不好，她希望对方可以直接找到她，她就在几步路之外的工作间，有需要，她马上就可以去收拾干净，而不是大费周折打电话到自己的领导那里。
我念到初中后，她便断断续续外出务工。把家里的牲畜和农田托付给亲戚。她像个男人一样，干活动静很大，用很大的搪瓷碗吃饭，穿得不修边幅，有时候还很粗鲁。但她似乎全然不在乎。每个星期天离家去学校的时候，她总是问，生活费够不够？不够的话再给一点。 每当我表现出对学业不用心的状态，她总是能敏感察觉，要我多努力。
母亲最怕的就是她所服务的对象打电话到管理处，就像外卖员怕差评一样。
青春期的我怀着羞耻和愧疚面对强悍的母亲。当我身处那些家庭条件比我好的同学之间，当我看到别的同学穿名牌运动鞋、漂亮的新衣服时，我拒绝母亲给我的校服打补丁。尤其是他们的母亲是那么优雅和体面，而我的母亲与她们截然相反，但我又拿着她辛苦挣来的钱在念书。
母亲又跟女孩解释了一遍，自己不会乱拿别人的东西。此后，母亲每次去女孩所在的办公室打扫，都能感觉到女孩其实有点不好意思，弄得母亲反而有点过意不去。
初三，我转学到更远处的镇上，我的同龄人总是上学上着上着就消失不见。那些能结伴跟我去学校的人越来越少。我在路上遇到在河边玩水的女同学，她很冷静地告诉我，下周她就不来了。她们有的被提前招生去了职业学校，有的跟着家长去打工，有的谈起了恋爱、离校出走。
过了一会儿，母亲想想还是感觉自己被冤枉了。她对这种怀疑很在意，又走到女孩所在的办公室，倚在门框上，轻声问她：美女（这个称呼是母亲来深圳后学会的），快递找到了没？女孩说，是自己大意了，掺杂到桌上一堆东西里去了。
因为交通不便，没有公共汽车，我常被托付给来村里做生意的顺路货车司机。顺路去镇上的乡民大部分是男性，我要忍受他们在车上和其他村的男性一起说黄段子。在天色暗下来之前，我在内心祈祷，车快点开，快点开。每次抵达校门口，我几乎都是跳着下车，仿佛凌迟前突获缓刑的得救感。还有一次，母亲徒步五十公里把我送到了学校，在我的宿舍借住了一晚，第二天又走回去。
母亲把纸盒拿出来放在电梯口，先到下面那层打扫，准备返回后再一起收。但不一会儿，母亲接到管理处电话，问她打扫卫生时有没有拿女孩的快递。母亲有点懵，她确实没拿，但也只能跟女孩解释，自己只拿了桌子旁的纸盒，并且是跟她确认过了。女孩也没再坚持。
那时候的我无法理解，为什么人要吃这种苦，为什么从村里到镇上，怎么也走不出被群山包围的恐惧。但这一切似乎也给了我力量，让我更有意识地去读书，让我更坚信知识是有用的。很多年后，我向母亲讲起我每次搭车去学校时的无助与害怕，母亲只简单说了句：“那时候，实在是没办法。供你们读书需要钱。”我在无数时刻，都有一种”幸存者”之感。但凡我在青春成长期的任何一天做了 “放弃”的决定，我的人生也一定是随波逐流的。我那些从课堂上消失的同学，他们一定也曾感到害怕。
另一次，母亲打扫到一个女孩的座位下，桌子旁边有一些纸盒，她问女孩还要不要，女孩说，可以扔了。
我上大学之后，意味着需要更多的钱，需要父母更辛苦地工作。其中有一年，母亲跟着父亲上了韩城煤矿，成为煤矿上的一名厨师，顺便开了个小商铺。
还有一次，母亲去一间办公室收垃圾，敲门许久不开，就多敲了几次，过了一会儿，门打开一条缝，里面的人探出头来，轻声说：阿姨你晚点再来哦！原来他们在里面蒸煲仔饭，锅碗瓢盆摆了一地。不用说，又有一大堆垃圾等着打扫。
那一年发生的事，在母亲的记忆里如烧过的一场大火。
母亲对几间六个女孩坐在一起办公的屋子印象深刻。不论哪次去，垃圾桶里面都是饭盒、茶叶、纸巾，堆得满仓满栋。母亲曾经很委婉地跟她们说，也许这里需要一个更大的垃圾桶。
母亲通过老板在厨房门口石墩上留下的烟头数，来判断煤价是涨还是跌。跌的时候，总是有厚厚一层烟灰。煤矿上最大的老板，工人们叫他”大老金”。大老金很高很瘦很豪爽，在下峪口有一片四合院一样的四栋三层楼房，他极少出现在矿区。大老金嫁女儿，矿上所有工人也被邀请，流水席设在他家门口的街道上，马路上铺了红地毯，挂起红灯笼，来者不拒，来客不必随礼，宴席整整设了三天。
母亲负责的两层楼相邻，但卫生状况却截然不同。 上一层楼的人爱干净，下一层则不然。每天下午三点，母亲要提着一个大垃圾袋去收垃圾，常常下一层楼的垃圾分量是上一层的两倍。有人吃完水果，果核会用纸巾包起来丢到身旁的垃圾桶，有人则将垃圾随地扔。
开采煤炭为”大老金”和包工头们带来了巨额财富，邀请工人们参与他们人生中的喜事，是一种财富炫耀，也是一种施舍。父亲所在洞口的小老板，儿子满月酒也同样邀请了矿上的工人去吃席。宴席设在豪华酒店里，还请了乐队来唱歌。工人们在暗无天日的矿洞冒着生命危险挣钱，从未也舍不得自己消费去豪华餐厅吃饭。有一个参加宴席的工人乘坐电梯从一楼到七楼，那是他第一次坐电梯，电梯到了的时候他不知道该如何出来，迟迟不肯迈出双脚。
工作中，细枝末节的苦恼也不少。
那一年，陕西的年度煤产量为4.6亿吨，增长14.2%，平均煤价700元/吨。媒体如此形容那一年的煤炭价格：价格总水平大幅降低，中期市场价格急剧下滑，四季度以来基本保持平稳。
母亲偶尔会跟一个比自己儿子大不了多少的男生聊几句。他每天带一个包子、一个鸡蛋的早餐来上班。男生从东北考上深圳的公务员，总是很忙，有时周六还来加班。母亲问他，结婚没？有孩子没？ 了解之后，发现这孩子跟自己儿女的境况差不多，都是工作压力大，在深圳落脚很不容易。男孩告诉母亲，自己的父母也做过保洁，母亲因此更觉得亲切。
母亲最开心的时候，是老板给工人们发工资。会计拎着一大塑料袋100元的”红皮”进屋，等着工人一个个来结账。每次发钱，拆封的时候，会计都会问母亲借那把她在下峪口市场买的、平时做针线用的墨绿色手柄的剪刀，咔嚓一声，一万块钱就被剪开。母亲开玩笑说：“一剪剪几十万，一剪剪几十万，剪子发财哦！”
还有一个男生，总是肚子不舒服往厕所跑，一待就是半小时。母亲担心，他是不是工作上的事情做不出来，给急的。
领完钱，矿工们分成两拨去下峪口县城。一拨是汇款，像我父亲这样，把钱汇给在念书的孩子或留守在家的老婆：另一拨是更年轻一些的矿工，他们大多没结婚，去县城是为了玩”老虎机”（当时流行的一种赌博形式）。有矿工输掉了过年回家的路费，有矿工输到没了孩子的奶粉钱。
女领导个子高高的，很温和，她给过母亲很多东西：一大包口罩，一床小被子，几大包零食、水果。每次送出的时候，她都说，阿姨，你不要嫌弃，这些东西没坏，你拿回去。母亲还能怎么拒绝呢？她只能一个劲儿地说”谢谢”。
母亲的厨房只管小老板们的饭菜，不管工人，工人要独立搭灶。矿区的女性像我母亲这样挣工钱的很少。 她们大部分都是跟着丈夫一起，照顾丈夫。那年夏天，母亲在矿区遇到了很多怀孕的新媳妇，带孩子的年轻女人，五十多岁的妇女。男人们下井之后，她们其实没什么事可做，就围在一起聊天、扯家常、打麻将，或者上山摘花椒、看黄河。
让母亲印象深刻的是一位中年女领导，她打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给孩子的班主任，说到动情的地方，几乎是哭诉。孩子青春期，太叛逆，太不听话了，沉浸在游戏世界，而她希望孩子认真上课，念一个好大学。
事实上，我的母亲也是跟随我父亲，才选择去了矿区，她没有更多的路径可选择。那些在矿区带孩子做饭，显得百无聊赖的女人们也是没有别的路可选。
这时候，厕所就成了职场的”避难所”。
在恶劣的环境中，父母为我和弟弟攒够了下一学年的学费。她想，从今往后，她再也不会去煤矿了。
母亲虽然是”自由”的，但工作时间她需要遵守规则，不能随便去别的楼层。她常能待的地方就是厕所旁边的工作间。因此，她总能碰到一些人，他们来厕所并不是真的要上厕所，而是借用这个空间处理别的事情。
这一年，是母亲整个打工史里面永远无法忘记的一年。她用”凶狠”的态度对抗来自生活的”凶恶”。
母亲在办公室的工位底下清扫出最多的垃圾就是头发。她也发现，年轻人越忙，工位下清扫出的头发就越多，有的女孩工位下常常一次能扫出一小撮。
当她跟我讲起在煤矿的经历时，还是那么地”咬牙切齿”。母亲跟我讲述这些”苦”，总是会对比现在的”甜”。她常常带着后悔的语气：“那时候还是太老实了啊！不够有算计！要知道深圳的钱这么好赚，应该早点来。”
有时候，母亲去打扫，对方头都顾不上抬，像被电脑吸了进去。有一个女孩在厕所跟母亲倾诉，她的头发经常大把掉，孩子才不到一岁。她很灵巧，很活泼，经常给母亲一些自己的零食。母亲推托，但还是被硬塞了过来。一些遗弃闲置的日用品，大家也经常送给母亲，有的当垃圾处理掉，有的当废品卖，花瓶之类的母亲就拿回家。
我来深圳工作后，在这座超级城市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中产人士。他们没有一个跟我在老家遇到的人一样——从语言和着装能一眼看出，他是农民。初入职场的我也在极力避免让人从装扮和言语上，看出来我的自卑与心虚。幸亏我在的是一个包容的职场环境，大家都不在乎你从哪里来。
母亲以前以为公务员都很清闲。在她的印象里，只有很聪明、很会经营的人才能做公务员。但这里的年轻人都好忙，忙着写稿子、汇报，步履匆匆。有时保洁员都下班了，他们还在工作。
我进入一个崇尚自由的氛围，但我的精神世界仍在少年时代。因为曾经的记者工作，我接触到一些在深圳有名望、有权威、有见解的人。相比这些影响深圳的人，我更愿意去关注一些处于社会边缘的群体：丢了孩子的父亲，罕见病患者，自杀的母亲，写诗的打工妹。 我很不喜欢有人用鄙夷的、恨铁不成钢的态度去讽刺和批评那些来自农村的城市”失败者”。我会在心里默默远离这种人。
时间长了，母亲熟悉了自己的活儿，也在工作的空隙窥见了各式各样的面孔。
我做了很多练习，从学会不再贬低自己的童年，到能自如地回答”你从哪里来”“你的父母是做什么的”。 到将自身的经历和感受坦诚地用文字讲述出来，我走了很远的路。
保洁员们的工作内容是固定的，就是保持厕所、走廊和办公室的清洁。早上拖一遍，下午拖一遍，收两次垃圾，看到脏东西要及时打扫。没有垃圾的时候，时间就属于自己，哪怕发呆也好。在政府大楼里，没有人监控她，也没有人让她必须时刻保持移动。母亲很喜欢这种”小自由”，觉得在这里被人当人看，而不是下层的农民工。
这一天，我在老屋拍了很多照片。把一些遗留在老屋抽屉，小时候用过的笔记本带到了县城。还带回了一个历经一百多年时光，奶奶的父亲编织的篮子。篮子有着辫子形的锁口、稳固的弓形提手、紧密的花纹，表面已变成深褐色，蔑条上泛着铜色光泽，用它盛水甚至都不会漏——我要把它带回深圳。
一周后，母亲变得坦然，一切跟招工传单上写的一样，这让她感到舒心。他们说话算话，不像在商场的时候，请假都请不来——这是母亲有生之年第一次获得有周末休假的工作。对于坐在家里还能照常有钱拿，她感到很不可思议，在她以往的生命经验里，都是做一天工才有一天的钱。
2021年10月4日，我们一家从商南坐汽车至十堰，再从十堰转高铁至深圳。
每天早上7点上班，晚6点下班，中午有两个小时休息时间，一个月的工资是2800元。更高楼层大概是有更高职位的领导在办公，保洁员工资相应会高一些，一个月3200元。每周末，保洁员可以休息一天半（一般是周六上半天班）。
离开县城前，母亲如第一次出发时一样，不断洗洗刷刷，收纳整理，将能送人的食物都送给亲戚们。她再次去大润发超市买了玛丽珍样式的软底方口鞋，两双，一共30块。她第一次带到深圳的那双，经历了超级商场和政府大楼的保洁工作后，鞋底已磨破了。
第一天下班，母亲回家跟我说，这次的工作比上次的”自由”，感受要好，或许也因为是公务员办公的地方，人都比较礼貌。
母亲又一次”肩扛手提”地在秋天来到这座”火热”的城市。相比第一次出发时的茫然，第二次有我陪着，她底气很足，内心更有打算。虽然丢了政府大楼的工作，但她相信自己能再找到工作。
母亲的岗位工作是给其中两层楼打扫办公室里间、走廊和厕所。两层楼，加起来有近50个房间。要收拾垃圾的时候，母亲先轻轻敲门，再进去。经常有人跟她说”谢谢”，还有人跟她说”阿姨，先不用扫了”，母亲便安静地退出去，然后带上门。
“春香这次去深圳，肯定要待几年。”告别的时候，舅舅们说。
母亲正式入职，成为政府大楼保洁队的一员。名牌上的编号为：20038。政府大楼的办公室格局还是沿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风格，公务员的办公室是一个个小房间排列在走廊两边，有的里面六个人，有的四个，有的两个，有的只有一个，似乎是按科室职位划分。这栋大楼还是八十年代所在街道上最早建起的几栋高楼之一，站在天台上可以远眺深圳湾。送母亲入职的那天，尚未到工作人员上班时间，大楼里有一种寂静祥和的气息，阳光从玻璃幕墙透进来，洒在一道道门上，分出一道道横竖交错的栅栏。
母亲常常在深圳做梦，梦到老家。她梦见自己在一片麦田里，在一片菜地里，在绿油油的草地上，在郁郁葱葱的树林里。这些梦都跟绿色有关，在母亲看来，梦见绿色，预示着想念亲人，或者要有亲人上门做客了。
跟商场相似的入职流程，我帮母亲很快签好了合同。
我们在深圳，大部分亲戚都在老家县城，哪会有亲人这么频繁地上门呢。每次说完自己的梦，母亲都很恍然。
2021年，正月初七，阳光很好。我带着母亲去见老姚，他站在政府大楼的门口迎接我们。他穿着一身黑色的西服套装，上衣中间的一粒扣子摇摇欲坠，皮鞋的鞋帮和鞋底即将分离，一看就是常干体力活的人。他乐呵呵的，带着我们一路扫码，经过安保，进到地下一层。
在那事实上已经荒芜的故园里，过去没”钱”可挣，现在更如是。年轻时的父母，正是奔着能让子女走出去才背井离乡，现在他们的目的达到了，而回归田园的生活，却变成了一场虚构的幻梦。这个梦，在深圳这座抹去农村的城市，在这个连家中的阳光也要靠更多钱才能买到的城市，更是没有实现的可能。
传单上写：政府单位保洁，2800元一个月，无加班，不管吃住，法定假期正常休。
那个我曾经极力逃离，却在记忆里又一派田园牧歌的地方，构筑了我的精神内核。那些童年在山里飞奔的日子，躺在麦垛上吹口哨的日子，坐在屋顶看云的日子，在古树下乘凉的口子，等待炊烟升起的日子，在雪地里打滚的日子……那一个个瞬间绵延起来，时常抚慰和治愈在钢筋水泥里生活的我。如果有一天，我从深圳离开，回到田园，变成一无所有的人，母亲会支持我吗？答案可能是否定的。几十年来，父母所做的一切都不过是为了让我们走出来，在城市的缝隙里获得一个位置。她不能容忍我轻易放弃。尤其是，母亲为了这一切吃了那么多苦头，她更不能容忍白吃苦。
母亲的新工作是在路边接了一位保洁班长的传单后找到的。班长姓姚，后来成了母亲的主管，被称作老姚。他来深圳已经二十多年了，用在深圳做保洁赚的钱帮儿子买了房，现在则是给自己赚养老钱。
故乡也并没有我的”田园”，父母不在那里，那里便只有一日比一日更加破败的房子。被父母清理过后的屋场，只需一个春天，其中的荒草便能重新收复失地。
短暂的春节假期结束了。
眼下，对母亲自己而言更重要的是，找到一份新工作。
“他们没有一个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