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经理在微信工作群里发了投诉的截图。
阿姨承认事实，但心里不服气。她没有可以去除异味的清洁剂。最近，环境公司为了降低成本，清洁剂的种类少了很多。洗厕所只靠一瓶漂白水。
阿姨争辩：“不给清洁剂，绿水（应该是氯水，阿姨不认识，就叫绿水）都不让保洁员用，就只给了一点漂白水。”
味道是从地漏里渗上来的。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已经很是干净，但实际上打扫厕所的阿姨也闻到了。
物业经理和环境公司经理有一个专门的对接群，保洁员不在里面。一旦有投诉，物业经理先把照片或截图发到双方经理都在的群里，管理保洁员的经理再把投诉截图转到保洁员所在的大群。微信群的出现，让保洁员的工作变得更加即时性，且要求效率。母亲手机里的消息提示音总是响个不停，这也导致母亲的工作令人更加异化和工具化。母亲无法接受我将她的微信在手机锁屏时设置为静音状态，即使在下班时间，母亲也总忍不住去反复查看微信群消息。有时候，深夜11点还能听到她的微信叮叮响。
租户跟物业告状：“厕所有尿骚味！”
虽然这个错误不是母亲的问题，但她实在看不下去了，在群里连发了几条语音。
一位保洁阿姨果然被投诉。
“拿什么香？得有东西才能香。
即便如此，卫生间地漏散发出令母亲五脏六腑都翻腾的味道。
“你说楼下商场的洗手间是香的，也不看看别人用的什么材料。
写字楼里的马桶都是日本品牌，马力很足，冲水很利索。
“那里还配有香薰蜡烛，你这给了什么？”
暴雨快来了。
在写字楼打扫卫生一年，母亲渐渐成了一个很勇敢的人。每次面对投诉，她总能守住自己的立场和节奏。
深圳盛夏炎热的天气，令一切都在腐败。高高耸立的写字楼在浓烈的阳光下晒焦，泛白，显现出疲软的姿势，仿佛要化掉。
有一次，她在群里被副经理点名，又是有人投诉洗手间的台面上有水。那时，母亲正在更高的楼层打扫另一个洗手间。
“我又没长翅膀会飞”
母亲看到群里的图片，没有忍住。她最讨厌别人不停地催促她。她发了语音过去，条理清晰。
翠竹阿姨离开后，母亲不知她的去向，也没能加上她的微信（或许是手机问题）。但一段时间后，母亲遇到了她，她在附近的小区里找到了清扫楼梯道的活儿。
“我看到了。台面有水她拍让她拍，那是她的工作。
有一天，母亲跟年轻的保安说：“帅哥，你可不能一直当保安，过两年，你去学个手艺。”年轻人笑笑，不说话。
“我还在上面，要一层层地做，我又没长翅膀，能马上飞下去。
母亲也常遇到另一个年轻的保安，只有十八岁，长得很清秀漂亮。母亲打心底觉得这么整天站着拿几千块钱工资，对一个正处于成长期的年轻人来说很是人生上的浪费。
“赶快去做得有一个过程，我要用腿走路，我又不是孙悟空会变分身，一飞就能飞下去。”
妈妈，我提醒她，这里是深圳，每个人最终都要相忘于江湖。
母亲不喜欢有人对她指手画脚。在母亲看来，保洁班组的副经理，虽然能干，但挡不住事儿，分不清轻重缓急。上面一投诉，她怕得要命，马上就截图转到保洁员的大群里。
后来母亲再次在电梯间碰到那位年轻保安时，他已经不记得她了。母亲反复提示，我们是老乡啊，年轻人还是想不起。
“作为领导，有些事能揽就应该揽了。有些事情，明明是甲方物业的问题，怎么能全部推到乙方和保洁员身上。比如纸巾太差，清洁剂太少，作为经理就应该向上反映。
父母那年的主要工作是去山上栽树。老板用个人承包的方式，谁栽得多就挣得多。栽一棵树4毛钱，父亲早出晚归，两个月挣了1万多块，栽了3万多棵树。母亲在那里负责做饭，五十多个工人，她一个厨师。他们租住在当地人的房子里，一个老奶奶常来找我母亲聊天。 两个月的工期结束，离别之际，老奶奶送给母亲一双手套，跟她说要保护好自己的双手。
“给她权力她不用，跟我们村原来那个村支书一样。 总是怕这个怕那个，让别人把你当下饭菜。你要抓住甲方的漏洞和问题。”
差不多十年前，母亲曾经和父亲一起去蓝田打工。 在他们的印象中，那里的人很穷，穷到本地没有压面机，吃面条要去村头富裕人家专门压。压完拿回来在院子里晾干，一顿吃一点。稍微富裕些的几家人，都是用柿子制作食用醋卖钱。
但副经理是一个听不得意见的人。每次开会，只要保洁员一插话，她就让人闭嘴。有时还骂很难听的话：“你这个聋子！ 一脚给你踹死。”
母亲常常在写字楼的电梯间遇到一位保安，通过对方的口音，她判断这个年轻人应该是陕西人。闲聊之后，她了解到对方老家在蓝田。
她也让母亲闭嘴。
我再次私下问了政府大楼的经理，他说，2022年政府大楼换了供应商，他也已经离开，去别的环境公司上班了。
“我们都长嘴了不让我们说话？我们长嘴了不让我们说话是什么道理？”母亲不明白。
她现在工作的写字楼，算上加班，一个月最多可以拿到3500元左右的工资。政府大楼周末和节假日没有加班需求，工资固定在2800元左右。因此，现在虽然辛苦点，但也赚得多一些。
这些意见母亲只跟我说了，并没有机会对她的经理说。副经理每天忙着应付各种检查和投诉，也累得够呛。她的胸前总是汗津津的，有着大块的汗渍。
母亲拒绝了。
检查卫生的督管虽然经常拍照投诉保洁员这儿干得不好、那儿干得不好，但碰上有租户在楼梯道抽烟却睁
“那我再去找找原来在政府大楼的经理？哪怕给他送点礼？”
一只眼、闭一只眼。有一次，母亲看到督管迎面碰上几个在楼道抽烟的人，督管什么也没说，等他们抽完，拿着扫帚去把烟灰扫了。所以，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态度，与他们所处的位置是紧密相关的。屁股经常决定了脑袋。
母亲在决定离开政府大楼之前，一直重复一句话：“我再也找不到那么好的工作了……”想到当初我再三催促母亲回老家照顾姑姑，现在想来，心里有一些内疚。当时我没有站在母亲的角度去考虑，只觉得她和父亲怎么能迟迟不动身，而忽略了一份”轻松”的工作在他们心里有多么重要，更忽略了他们再找到一份相同工作的难度。
副经理在开会的时候要求保洁员们每次见到她，必须说”经理好”。母亲很少说，她要么打个笑脸，要么点点头，这就表示说过”经理好” 了。
“没有，他没待多久就离开了商场了。”
面对投诉，母亲的态度是——做不成就不做了。
“那后来你被督管投诉了吗？”我问。
经理说，我又没罚你钱。
母亲的倾诉如滔滔江水。但当我要她实在受不了就离职时，她拒绝了。她说服自己的理由是，这些活儿可比她年轻时在农村务农，中年时在矿山、工地打工轻松多了。
“你凭啥罚我钱，我一没捡纸皮，二没犯错误。
“在商场工作的时候，有一次，我站在银灰色的大垃圾桶旁边，商场的物业督管一只手打电话，另一只手拿个白色的手机。我看到他对着我’咔嚓’一下，我并没有害怕，我没有违反任何规定，我没有喝水，也没有坐在那里，只是他看到我的时候，我站在垃圾桶旁边。 我不怕他投诉。”
“你上午罚我钱，我下午就不做了。”
“即使是在商场里，也不用像现在这样天天开会。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动不动就让人滚蛋，洗手间里什么都不让放，有一点水渍就要拍照投诉，你前面搞完后面就有人要上厕所，怎么可能没有一点水。工人捡一点纸皮卖、打卡迟到，都要罚钱投诉，在会上不允许任何人插嘴，别人都是错的，一说就是’闭嘴！ ’。
有些阿姨性格弱，也确实需要一份工作，被罚钱了还留在那里干。
母亲说：“还是在政府大楼的时候轻松。那个姓胡的经理挺好，经理也挺好。胡经理从来不说脏话，一直对我们这些保洁说，你们岗位大，你们辛苦了，争取明年给我们加工资。实在做得不好了，有时候还给工人们说好话，不会说让你滚，经理也基本不投诉工人。衣服、工牌都是免费的。这边工衣60块一件，工牌20块一个。
有一位阿姨，一个人负责六个楼层的卫生，还经常被批评，常常哭得眼睛红肿，要离职，又拿不到离职书。但是，有的保洁员却被安排到没有人办公的空楼层看房子，一天也不用干什么，工资照拿。母亲觉得很不公平。
一个周六，我去帮母亲打扫厕所卫生，下楼的时候，在电梯口碰到了她。她叫住我，说自己的手机出了问题，下滑的时候看不到流量和无线网络信号使用的标志。那是一个运行很缓慢的手机，我尝试了很久，也没能帮她解决问题，她又急着要去干活，就放弃了。
副经理想让人额外做事的时候，嘴巴就变得很甜，又是管保洁员叫家人们，又是叫姐。
我曾经碰到过这位翠竹阿姨。
有的人围着副经理转，但母亲绕着走。她觉得，只要把自己岗位做好，什么都不说，对方就拿你没办法。
翠竹阿姨被开除，当月的工资还扣了 100块。
面对不在她工作范畴的要求，母亲总是态度冷淡。
“奶奶语音里说得我心里很痛快，就应该这么说说经理。”
“待会儿再说”是她的口头禅。
“如果他要是这么对我，我一定把他好好说一顿再走，不然这口气怎么能出。我的岗位没有被额外关照，有些人岗位小，年龄也大，他们讨好经理。
有一次，开完会，副经理拍拍母亲的肩膀：
“你应该加一下阿姨的微信，私下给她支持。”丈夫建议，母亲表示认可。
“姐，你把十三楼再带着。”
被开除的翠竹阿姨在离职前发的语音，没几个人回复。大经理也没说话，母亲将此理解为经理不敢回复，我提醒她”他更多是不屑于回复”。
十三楼公司多、人多，难打扫程度在保洁员中是出了名的。并且多打扫一层楼并不会多一分钱工资。
我安慰母亲，你姑且就将他对工人的残酷理解为他对生活不如意的发泄。他本能选择了挥刀向更弱的弱者，生活将他变成了一个”恶人”。
“我一个人顾三层楼，这么大个岗位我还带十三楼？做不了，你去找岗位小的人做。”母亲把副经理的要求挡了回去。
但后来，我却从母亲那里得知，这位身高一米八、身材魁梧、看着像当官的、脾气暴躁、被工人称作”土豹子”的大经理，曾经对工人说，自己在外面欠债很多。前几年，他的老婆病了，借了亲戚不少钱。这位经理的微信头像是一家三口的自拍照，他的老婆看起来文静秀气，温温柔柔的样子。
“要是我哪天被开除了，我要把心里话说完了再走”。原来，母亲是抱着时刻准备辞职的心态在工作。
母亲感叹：“你在哪里打工都是一样的，做一天工有一天钱。没有十全十美的。有时候，把人气得要死，大岗位、小岗位一样多钱，有些人啥也干不了还得表扬，活儿多的还挨骂。”
她虽擅于隐忍，但从来不是一个擅于讨好别人的人，且受不了被不公平对待。在她几十年的打工生涯里，有好几次都是跟管事的闹翻后愤而离职。现在年龄大了，脾气还柔和了一点。
一家人都笑了。
“妈妈，你好像在哪里打工，都会跟人吵架。”我跟她开玩笑。
“你看，你妈妈打工也是有情绪劳动的。”丈夫插嘴。
母亲外出打工第一次跟人吵架，也是跟”垃圾”有关。
经理一开会表达警告时，就当着所有清洁工的面说，首先要开除的就是年龄最大的。圆大伯心里惶惶然，只能做一天工赚一天钱。他没有结过婚，是个光棍。他的生活与他那寓意着美好愿景的本名形成了巨大反差。
那是2013年下半年，母亲四十五岁，很健康。她的腿还没开始疼痛。我和弟弟在念大学，她和父亲供养了两个大学生，她感到充满希望和干劲。
圆大伯”七十二岁”，被老乡从四川带到深圳打工，目前负责写字楼外围的清洁。他的实际年龄是六十二岁，早年托人改了身份证上的年龄，人情费前后花了 1万块，才把新身份证办好。
一个乡民给母亲在县城附近介绍了一个垃圾分类的活儿，管吃管住。那时候，我家在县城没有住处。姑姑家已经在县城买了房安家。母亲坐班车进城，头天晚上住在姑姑家。
最近大经理的发泄矛头指向一位姓圆的保洁员。
第二天一早，母亲去找介绍人。他把母亲带到了十公里之外的废品处理厂。母亲和同伴们要做的工作是从已经捡来的塑料里挑油瓶，大的和大的，小的和小的，厚的和厚的，薄的和薄的，各归一类整理。这些塑料瓶被机械碎成粉末，清洗，装袋，拉走，再制作成新瓶子。
“上面也有人找他的麻烦，大经理说他来这边一定要把这里管好。但他在工人面前那么有官样，却是住在车库里，没有办公桌，也没有电脑。春季人员充足，他威风大，今天说让这个滚蛋，明天说让那个滚蛋。”
母亲被安排专门挑大瓶子，干到上午10点时，她已经装了十几车。紧接着，她又收到通知，马上要去另一个地方干别的活儿。
我问：“大经理为什么这么容易动怒呢？”
她停下来，站着休息了一会。这一站，就被管事的班长看到了。
母亲说：“我本来想在群里点几个大赞，说得好，说得好。想想还是要不得，我还在这儿干活。要不然，我肯定点几个大拇指，说得好，我看你在这里当一辈子官不成。”
班长指着母亲的眼睛说，不要偷懒！
23号上午，翠竹阿姨离开之前，在工作群里连发了五条语音。大意是说，她谁也不怪，走就走，但受不了这种侮辱人的方式。又不是杀人放火，不应该被如此对待。
他的动作和说话的语气刺激到了母亲。
那些因为不平等而激起的愤怒情绪，需要隐藏和否认，不能当场爆发，母亲不得不忍着满腔怒火。回到家中，母亲一股脑儿吐给了我们。否则，她要憋坏了。
“我就站了一会儿，你凭啥这么说我？”
但这些话，母亲一句也没有当着大经理的面说出来。
母亲用激烈的言语骂回去，对方也被母亲的人身攻击激怒了，两人闹到了老板那里。
“要有一个厉害的人治治他，他会善一点。谁给他下的命令，让他可以说罚钱就罚钱？我们劳动人民是光荣的，我们刷马桶挣的是光荣的钱。气气他！把他气得好好的！真的！”
老板好言相劝，让两人彼此放对方一马。但母亲坚决要走。她连中饭都没吃，就收拾东西离开了。
“我没有当面说，我还得待在那儿干活。他要说了我，我肯定反抗，我们所有人都走，看你们管事的能做成什么样。你说我们找不到工作，成千上万的人离了你们照样找到工作。
“不能让这样的人给我管着。”母亲甚至连工钱都没要。那时，干一天活儿的工钱是60块，半天30块。
“我想打工的奶奶，经理说话那么气人，奶奶为什么泪流满面却不说话。依我的脾气，我当场就要跟他吵起来，我娘都没这么骂过我，轮得到你这么骂人。你大经理可要永远在这里当大经理。恶人还要恶人磨，离了我们这些保洁你还就真过不了光景。
在保洁职场，尽管母亲显得如此”强硬”，但这份强硬是十分脆弱的，建立在她十分”小心翼翼”的基础上。
几秒过后，母亲说，她其实想了很多。
在高级写字楼，母亲别在右胸口第二粒扣子上方写有”保洁员”三个字的名牌编号是：0364。母亲每天都要佩戴名牌。入职的时候，经理明确告知过，若是没有佩戴会被点名批评，若是将名牌丢了，就要罚款30块，重新去领一个新的。我去购物APP上以”保洁员工牌” 为关键词去搜索，跟母亲所佩戴的名牌样式相同的，定价大多在3至5元。
“没有，不想看，啥都没想。”
有一天，开完晨会拍集体合照的时候，母亲被副经理发现没有佩戴”保洁员”名牌。头一天晚上她洗了外套，把名牌摘下来放在桌上，第二天上班忘了拿。副经理让母亲站到队伍后面去，免得被甲方发现。“只要没发现都好说。”保洁员们怀着这样的侥幸心态面对不遵守规则时的小失误。
“你也没看电视？”
为了让自己不那么热，母亲尽量待在有空调的卫生间里，但人们进进出出，她也不能待得太久。空调的冷气和热风在楼梯道交汇，黏稠的质感令母亲眩晕。有时候她很困，就坐在楼梯道的台阶上打一会儿瞌睡，但不能睡得太沉，总是在迷迷糊糊中惊醒，起来干活。她很担心被督管”捉”住。有一次，一个保洁阿姨坐在空置办公室里遗留的真皮白沙发上，把头靠在沙发边沿，似睡未睡。这一幕正好被巡逻的督管撞见，拍了照，被投诉，照片从甲方微信群流转到保洁员微信群，阿姨被一顿批评。“她运气太差了，被捉住了，罚了200块钱。”以前，母亲还有在空置办公室偷一会儿懒的念头，现在完全打消了。“那里在人眼睛皮下，太容易被捉到。”
“什么都没想。”
母亲的工服外套是灰色的，入职写字楼的时候，花120块买了两件。衣服不是很合身，XL的，外套把她的屁股都包住了。“穿得够够的，一天也不想穿了。”但无论天气多热，母亲还是得穿这件她从来没有看上过眼的衣服。
“那你等我们的时候想了什么没有？”
衰老
“12点多的时候，我醒了，发现家里的灯是亮着的，你们开门我都不知道。”
盛夏快过去了。天空呈克莱因蓝，云彩像棉花糖，一会儿变成海豚，一会儿变成花朵，一会儿消散了，一会又聚起来。太阳晒在皮肤上不疼了。
“你们两个都没回来，肯定是一起，我不担心。
8月25日，星期四。天气预报说台风”马鞍”即将登陆深圳。
“你怎么不发信息问问我，什么时候回来？”
这天，我被安排去上海出差。下午5点的飞机，这意味着我上午可以在家办公。
“我从8点开始等，等到9点44分，就上床睡觉了。”
父亲这天也被安排在家休息。
那天下班回家后，母亲蒸了馍，做了土豆片汤。 吃完饭，就一直坐在沙发上等我。也许当天晚上，她就想跟我倾诉一下。但那天是周五，我和丈夫跟朋友们约了聚餐，结束后还逛了夜市，回家的时候已经快12 点了。
母亲6点多就出门去一街之隔的写字楼打扫卫生了。
“开除可能是违法的，即使开除，也不能这么骂人啊。”在道义上，我站在母亲一边。
8点多，我被父亲接电话的声音吵醒，语气很焦急。 我匆忙起床，从父亲手里接过电话。是母亲的经理用母亲的手机打来的，说母亲突然肚子痛，需要赶快去医院。
“强调了，好几次开会都说了。”
我问母亲在哪儿，她说在工作间。我让她待着别动，和父亲去找她。我带上了她的身份证和雨伞。马路上，雨尚未下起来，只是风很大。母亲在写字楼工作一年来，除了偶尔腿不舒服，很少喊疼。虽然只有几百米的距离，但我的脑子里闪过了很多可能性：食物中毒？ 胃溃疡？我想立马奔到她身边。我跑到大堂门口，扫场所码，坐货梯上到她工作的楼层。在工作间没有看到她，折返，下楼，再打电话，跑出一身汗。母亲说她在路边。
“那你们有规章制度说不准在中午时间热饭吗？”
她挎着帆布包，用手捂着肚子。
“奶奶气’瞎’了，当时没作声。奶奶哭得一抽一抽的，没吭一声。”母亲把同事中间比她大的老人都称呼为奶奶。
“妈妈，你怎么了？”
下班的时候，按照惯例，副经理要开一天的总结会，会场就在地下车库。本来都要散会了，大经理坐了顺风车来，专门为了批评翠竹阿姨。“直接开除，这是’死人’做的事。”大经理在会上大骂。
我和父亲奔向她，将她扶住。
当天下午快下班的时候，大经理来到母亲工作的楼层检查，卫生间的马桶边沿有一点点烟灰，他拍了照片发到群里。“那时候已经6点多了，我都下班了，我理都没理他，也没在群里回他。”这是母亲表达愤怒的一种方式。
“7点多干活的时候还好好的，突然就疼了。”
母亲没有正面回答。她说：“大经理做事太’绝’了，从一开始就不喜欢他，不跟他正面打交道。”
“哪里痛？”
我问：“那你是不是有些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肚子拐角这里，一阵一阵。”
她有些不好意思地辩解：“他没有说我，所以我才没有管。”
“你是不是没吃早饭饿的？”
母亲把手机递给我，让我看群聊记录。我用调侃的语气问她：“你在公司的时候不说话？为什么回家后如此愤怒？”
“吃了面包的。刚刚经理也让我喝水吃东西，吃完就吐了。”
12点23分，大经理在群里通知他的副手经理：“查一下是谁，如果是我们的人，追责，谢谢！还不如把老板的办公室当饭堂呢！”后面跟着愤怒的表情包。
“赶快去医院吧！我来打车。”
这是发生在22号中午的事情。
母亲坚持要先回家把工作服换了，换上日常的衣服。我和父亲扶着她回去。到家后，我用开水冲了一碗鸡蛋粥，但母亲喝不下去。
被开除的理由是，她把电饭锅插头插在了她所打扫的一家公司门口的插板上，刚好被来看房的客户撞见。 客户反馈给物业，物业在群里通知管理保洁员的大经理，大经理很生气。
我帮母亲去换衣服。
4月23日。吃完中午饭的时候，母亲说，她的同事翠竹阿姨被开除了。翠竹阿姨五十九岁，四川人，被老乡带来深圳做保洁有二十年了。
此时，我的父亲，居然拿出一个碗，盛满清水，试图在碗里将一双筷子立起来。
2022年的春天快过完了。
“爸爸！快出门！”
“经理做事太’绝’了”
那双筷子并没有立起来。
母亲跟我讲完她在厕所的遭遇，末了，不忘提醒我：“你在公司上厕所的时候，听到阿姨打扫卫生的动静，你一定要尽快出来，不要让阿姨等，等得很着急。”
父亲这么做，是有理由的。很小的时候我肚子痛，父亲也这么做过。在陕南农村，传说如果筷子能立起来，就是被逝去的亲人在天堂说坏话了，祷告祷告，就不痛了。
在我母亲成为一名保洁员之前，我从来只享受我在公共场所里的窗明几净，公司里的井井有条，没有想过，这些我无时无刻不在体验的”干净”与”方便”是怎么做到的？现在想来，那些保洁员经历的，大致与我的母亲类似。
但此时，我真的感到很无语。
深圳这座城市以”效率”和”金钱”闻名。但当年，二十四岁的我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的时候，第一感受却是，这里公园的公厕都相当干净、有设计感且纸巾永远不缺，博物馆、图书馆永远那么鲜亮，写字楼总是一尘不染。
我们下楼，出租车开到半路，母亲说她好一些了，要返回家休息，不去医院了。我坚持要去。到了医院门口，她又退缩，自我欺骗，对我说，我的身体我知道。
“真漂亮，漂亮得很！阿姨说不了假话！”
无论如何，这次她是不会赢过我。
美女问：“阿姨，真漂亮？”
扫码，测核酸，排队，挂号，抽血，验尿，做CT。测核酸的时候，棉签深深捅进母亲的喉咙，她在垃圾桶边呕吐了很久。不适感让她咳出了眼泪，满脸通红。快中午的时候，同在深圳的弟弟也请假过来了。
母亲曾对化妆的女孩说：“美女，你不化也漂亮，化更漂亮。”
很快，我们拿到了检查结果。让母亲痛到出汗的是尿道里的小结石。医生建议先输液，吃药保守治疗，告诉母亲要多运动，争取把结石尿出来，不用做手术是最好的。我的心稍稍放下了一些。不过想到，医生让她多跳跳，尿出来的可能性更大，而她的腿是无法使劲跳的，心又提起来了。
女孩的工作是金融业客户经理，化妆也许是让工作变得更加顺利的武器。
把母亲交给弟弟，我返回家中拿行李赶飞机。好在台风天并没有影响飞机正常起飞，我如期到达了上海。
有一次，母亲提醒：“美女，你化完妆了把垃圾甩到垃圾桶哈！”后面，女孩化完妆便会清理干净再走。
因为尿结石，母亲休息了三天，经理一直催她去上班。母亲把在医院的检查凭证发给经理，经理没再说话了。
但那个女孩也很热情，每次都会跟母亲打招呼，说，阿姨辛苦了。
我的母亲，对医院有着天然的不信任。因为那里是”花钱不眨眼”的地方。我不敢告诉她这次进医院的花费，但她还是在一堆单据中看到了，并表现出震惊。 “半个月白干了！”
她把一排化妆工具摆在一张平铺的纸巾上。清洗牙齿，安假睫毛，画眉……化完了纸巾留在洗手台上，化妆品遗留下的碎末等着母亲去收拾。
母亲的腿疾之所以至今还是隐患，与她对医院不信任有极大关系。
母亲常在女厕所里遇到一位来化妆的江西女孩。
第一次腿痛发生时，县城医生给母亲开了400多块钱的药。他建议母亲住院，母亲拒绝了，说自己还要挣钱，有很多活儿要干。药很灵，母亲喝了两天就明显缓解了，她觉得腿好了。第二次腿疾发作于她徒步十几里去参加亲戚的满月酒之后。当晚，她用烧酒加艾草敷腿。一敷，第二早上母亲就站不起来了。到镇上，医生说得去大医院作核磁共振。膝盖全乌了，肿得像石头。 去大医院一检查，膝盖积水了。医生抽了两针管黄色积液出来。随后，在我的强力劝说下，她来到西安检查。 左腿被确诊为滑膜炎。此后几年间，她无数次进医院做康复，忍受银针扎在腿上的疼痛，体重从154斤降到124斤。虽然花了不少钱，最终还是医院让她的腿不再那么受折磨。
嘴上经常喊着”罚钱”的副经理，在端午节，自费给保洁们买了好几百块的零食，还在保洁员微信群里发了红包，感恩大家的支持和付出，虽然每个人抢到的数额不多，但大家都很开心。当有人来跟她抱怨某某干活差劲时，她总是说：“大家都差不多，你看看她多可怜，多体谅一点。”
在深圳，她没有医疗保险，没有可以报销的项目。 她总想着有病要回老家县城医院治，那里可以报销。
保洁员最关心的就是工资错没错。发工资当天，每个人都会用心核算自己的加班时间、打卡记录，工资一分一毫都不能算错。一旦银行卡上的数额跟心里默算的数额对不上，保洁员们便会去找经理。有一位阿姨被发错了工资，哭着说：“我把花坛里的花都哭湿了。”经理一一核实，上报，帮保洁员维护权益。这时候，保洁员们评价起经理，常用的话是：“他也有自己的难处。是个好人。”
有一次我发现她状态很低迷，一直咳嗽。买了感冒药吃了并不见好转。连着两天，她拒绝了我帮她请假休息的提议。第三天下班，晚上9点多，她用方言跟经理请假。“经理啊，给你添麻烦了，我咳嗽得没用了，上气不接下气，浑身百节都痛。”在家待了一天，吃了药没有好转，她再次用同样的话请假。经理都准了。
平时对保洁员很”凶”的大经理决定站在保洁员一边，把问题往上报，第二天下午工资就发来了。
她坚持认为，感冒了不能沾凉水，不能洗澡。户外的温度有37摄氏度，两天没洗澡让她的身体散发出汗味。我说，医生从来没有说过感冒不能洗澡，并且水是热的。她不为所动。我放弃了沟通。母亲就是这样，她认定的事情很难被说服改变。
有一次拖了快一个月，工资还没动静。保洁员们很生气，决定不上工。开完晨会后，保洁员们都坐在休息室，保持沉默，无论经理怎么说好话，就是无动于衷。
她躺在沙发上，很痛苦的样子。我觉得她洗个澡，好好休息一下可能会舒服点，但她不会听我的。我们之间看似很近，但隔着跟银河一样的距离。
负责给保洁员们发工资的环境外包公司经常不准时发薪，一般都会拖延十天半个月，这已然成为一种默认。
母亲的经理们很可能非常了解她这种想要多赚钱的心理。每次母亲想休息的时候，经理都会跟她诉苦：“找不到人替代”“别人都没休息你为什么休息” “你看你还这么年轻，多做一天多赚一点二母亲往往心软，休假就变得不了了之。回到家中，她给我的一贯说辞就是：经理不给假。这像是一场合谋。
在保洁员的世界，抑或是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如果你抽丝剥茧，去看每一个行动背后的细节，你会发现，人，在本质上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只在于你是否有心去了解事物的另一面。
母亲在做保洁的三年里很少请假，这是其中一次。
“唉……我提醒他一下。”
对于母亲，她更在意的是，每去一次医院都意味着她那天的工钱”凭空消失”。她希望自己健康，并且常
“我知道X X X做事很辛苦了，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他好了，但是老板拍的视频又确实是事实啊。”
常安慰自己，“我的身体我知道，看了也没用二在我看来，这样的安慰背后，何尝不是恐惧。她更怕的是去一趟医院检查出一身毛病。因此只能自我欺骗，祈祷上天能够眷顾自己。
还有经理和副经理类似的对话：
母亲刚来深圳的时候，我带她去北大深圳医院运动科看她左腿膝盖的顽疾。生拉硬拽带到医院，在年轻的医生面前，母亲用方言一句句陈述自己身上的病痛，陈述自己左腿的疼痛过往，她说一句，我们给医生翻译一句。我心里惊讶于母亲对疾病的描述能力，她向医生诉苦说，在左腿上花的人民币都能做条”钱”裤子了；也惊讶于在我们面前哪儿哪儿都不痛的母亲，在医生面前，每按一处身体部位，她都说很痛。
“收到。”
医生建议她多休息，常做下蹲和扩胸运动。她无法坚持，把医生的建议抛诸脑后，只有在我们表达强烈反对时，才象征性地休息。
“最近一周集团每天都有领导下来检查，员工着装，戴口罩，礼貌用语问题。今天是集团X总下来检查，没有具体时间。”
我决定给父母做一次全身体检，在2022年国庆假期结束前一天带他们去。
母亲的工作群里经常有类似的通知。
一开始，他们推托不去。当我告诉他们，这是我所在公司的福利时，他们才同意去。
“收到！谢谢领导提醒。”副经理回复。
这是父母第一次在大医院里做全身体检。体检在早上9点，医院通知让8点半到。从家到医院，打车十分钟就可以到。
督管在工作群里提醒：“签到表的真正含义我都说过无数遍了，都提前签到了，卫生能做好吗？签到的考核将会在每月考核及费用结算里体现，这种错已经太多次了。@XX （经理）”
他们头天晚上谨遵嘱咐，晚上10点之后，不进食、不喝水。
母亲早、中、晚都要在表格里签到。有些阿姨会在打扫卫生之前先签到，有几次被物业发现了，对方就投诉。
第二早上，我起床去洗手间时，发现母亲已坐在客厅门口，一副完全准备好的样子。我告诉她，为了防止人多，我们8点出门就好，让她接着睡个回笼觉。但也不知道她有没有听，我继续回房睡觉了。
这是一份真正充满屎尿屁的工作。
出门的时候，母亲也没有听从我让她穿丁恤和运动鞋的建议，坚持穿了在她看来很凉快的宽松衬衫，以及她从老家带来的自己亲手做的千层底黑面布鞋。她认为这样才舒服，并不理会她可能是医院里唯一一个穿布鞋去体检的人。
有一次，母亲被投诉男厕所小便池外壁底部有污渍。那是一个视觉死角。母亲得歪着身子，蹲下来，把头低下、伸出去，才能看得到污渍在哪里。那些污渍常常是洒出来的尿液，顺着外壁流到了底部形成的黄印子。母亲的身体要折叠成一个不规则形状才能够得到，若是身材很胖的保洁阿姨，还得扶墙蹲下去，以防跌倒。后来，母亲的经理告诉她一个办法：打开手机的前置摄像头，拍一张照片，看看哪里有尿渍，再喷漂白水，用抹布去擦拭，有时候还要用到钢丝球。
“没有人会朝你脚上看你穿的什么鞋，舒服就行。”
保洁员们遭遇的投诉五花八门。
母亲惊叹于深圳医院里的干净与流程化。在我的引导下，她乖乖排队，抽血、称体重、做心电图、做脑CT。做CT的时候，母亲发现她起了个大早，但耳朵上的耳环却没有摘。她有点焦虑，手忙脚乱的，在我的协助下才终于搞定。
母亲跟我说：“啥人都有，有的人文明，有的一点都不，人跟人的教养有差别，我也理解。我还不是为了要挣一点钱，只能慢慢做，能怎么办？你不知道，保洁员不知道受了多少气丁
做完体检后，我带父母去莲花山公园散步。深圳短暂的秋天来了，虽然阳光还是明晃晃的，但已经不炽热了。人的心也跟着阳光明亮了起来。公园里正在为深圳每年11月底的筋杜鹃花展做准备。
母亲被奶茶气得偷偷哭过好几次，她恨奶茶。从年轻到年老，她没有喝过一杯奶茶。她不理解这东西有啥好喝的，为什么年轻人如此热衷于它，又如此浪费？
半个月后，体检结果邮寄到家。报告显示，母亲除了尿道有炎症外，也有冠心病风险。
最可怕的是奶茶杯子。母亲在厕所的垃圾桶里处理过无数奶茶杯子，但没有一杯奶茶是真正喝完的。奶茶从杯子里淌出来，粘到垃圾桶的纸上、塑料上，甚至滴到地毯上，变得湿淋淋、黏糊糊。她要用手去把杯子扶正，拿起来放在水龙头下冲洗干净，给垃圾桶换上干净的塑料袋，把洒到的地方用抹布擦干净，这样才不至于让废弃的奶茶液破坏更多地方。
此外，母亲的子宫里有一个躺了28年的节育环。
垃圾桶里什么都有。有人为了图方便，会在洗手池洗碗，把快餐的饭盒及剩饭剩菜倒进厕所的垃圾桶。泡发的茶叶、果皮，胡乱塞在一起。垃圾袋拎出来的时候，底部流出脏水。
节育环两侧带着小巧钩状的阴影，深嵌进肌肉组织，与子宫内壁粘连。这是计划生育留下的产物。我的母亲怀了六次孕，只留下了两个孩子。两次自然流产，失去的是两个女孩，两次被迫引产，被引掉的是两个男孩。
地板上、马桶里永远有毛发。母亲先用刮刀把毛发聚拢到一起，再用纸包起来，丢进垃圾桶。“一耙一大团，一耙一大团，多得很！”有一些女孩喜欢把束起来的头发解开，弯腰，低头，把头发从后脑勺甩到脸上，用手抓一番，再伸腰，仰头，把头发扎起来，像完成一种仪式。随之而来的是满地的头发。
面对我们姐弟俩都远在深圳的现实，母亲不止一次带着懊悔的口气跟我说，如果我多几个兄弟姐妹，他们就不至于没有孩子留在身边，不至于想回老家回不去。
女卫生间避免了尴尬的问题，母亲做起来更顺心一些。但难处是，洗手台和地板永远是湿的，需要母亲不断去擦拭。
我和母亲生活在一起。面对来自她催生的焦虑，我都会想到她体内的节育环。我想，或许是因为她曾经失去了四个孩子，所以才希望我和弟弟无论多难，都一定要有自己的孩子。
有人常躲在洗手间的隔间，坐在马桶上抽烟。地上铺一张纸巾，一根又一根。抽完后，用纸巾把烟灰和烟头包起来扔到马桶里。也有人就站着抽，烟头和烟灰弹落在马桶内部，有时候冲不干净，母亲便会遭到投诉。 这让母亲更加崩溃，她一次次反馈，表示抗议。
春天的时候，母亲喝了我们买给她的”驴胶补血颗粒”，断了半年的月经，突然来了一次，此后便彻底没了。被母亲称为”祸害”的月经，曾经无数次让她感到羞耻，在月经的前两天总是让她痛得直不起腰，让她不方便在工地上做工，耽误她挣钱。现在身体里的河流干涸了，母亲既感到轻松，也有些伤感。我说，妈妈，你彻底摆脱性别束缚，像你说的，跟个男人一样了。母亲嘿嘿笑。
后来，在楼梯道抽烟的人倒是少了，但他们把阵地转移到了洗手间。
母亲手机里她最年轻的一张照片是十年前我帮她拍的。她穿着蓝色上衣，站在老屋门口操场边的樱桃树下，左腿还很健康。照片上的母亲与我记忆中像男人一样的母亲很不一样，像一个彻头彻尾的陌生人，虽然留着短发，但不凌乱，没有一根白发。她的身体很敦实，很强壮，她从未化过妆，皮肤看起来白皙饱满，没有皱纹，眉毛修长，带着微微的笑意，眼神意味深长，甚至有些优雅。
因为楼梯道烟灰、烟头问题总被投诉，母亲的经理对抽烟行为也很厌烦，就帮着母亲一起向上反馈。经理也不比母亲工资高多少，也照样要干活。面对这样的局面，可能是动了恻隐之心——打工的怜惜打工的。
十年后，五十四岁的母亲体重比照片上轻了十多斤，身高仿佛也缩短了。她留了长发，并用染发剂染黑，绽放笑容的时候，眼尾的皱纹荡漾开来，像是要跑到头发里去。她的背有些微驼，像个老太太一样自然地背起双手，边走边东看看、西瞅瞅。
之后母亲再遇到这个小伙儿，他都会把烟头烟灰放在塑料杯里，自己带走，扔去垃圾桶。
母亲常在其他老年人身上看到自己身体的衰老。
小伙子笑了笑，说，以后不会了。
在经过广场上一群跳舞的大爷大妈之后，她跟我说，五十多岁这个年纪，就像她年轻时在农村见到的上了年龄的柴油机，往往越是要磨面的时候，越是容易打不上火，“扑通扑通”冒黑烟。这时候，通常的做法就是用打火机点着玉米芯，再去油箱给柴油机点火——“扑通扑通扑通……”终于开始运转。她感慨，现在人生就是到了需要这一把火的时候。要一次次点火，才能运转下去。
也许母亲的行为让这位年轻人感受到了道德压力，或者有了一些同理心和理解。
父亲则在这次体检中查出了轻度脑萎缩。
话毕，母亲转身赶紧去拿了纸巾和毛巾，蹲下来，把小伙子跟前台阶上的烟灰烟头收拾了。
他们都老了。我第一次深切意识到这件事。
“你怎么还在咳嗽？烟不敢吃多了，吃多了对身体不好。”
“挂在树杈上”
她笑着跟小伙子说：“帅哥，我一天要做三层楼的卫生，你在这里抽烟，我会被投诉。我们这甲方经理光投诉啊，一点烟灰都投诉，我一直挪腾都不中，前面刚搞完，后面又被投诉了。
有很多细节可以让你一眼辨别出在大街上碰到的阿姨是一位保洁员。她们的头发常常用发网兜住，盘在脑后，她们大部分都很瘦且微微驼背；她们喜欢穿比身体大一号的长袖长裤，有时候直接穿着工服，她们总是走得很匆忙，有些还能明显看出腿脚不灵便，来自湖南、湖北的居多，五十岁到六十岁之间；她们都说方言，面对陌生人更加细致的问询很谨慎！她们有一张疲劳的面孔，伴着黑眼圈和蜡黄的面色。
母亲还常碰到另一个抽烟的年轻人，同样很瘦。
母亲工作的写字楼位于深南大道上，是一片综合建筑群，于2013年开盘。这片建筑群包含两幢办公楼，一座酒店，两幢商务公寓，还有一个大型商场。
即使见到，母亲也发现，他会主动用塑料袋把烟灰和烟头带走。
负责将人们运到写字楼各个楼层的电梯分为三种：
师傅听懂了母亲的话，后面很少出现在楼梯道了。
货梯、客梯和贵宾梯。这是这栋大楼里人群阶级划分的隐喻，干体力活的走货梯，白领们走客梯，商界、政界要人走贵宾梯。
母亲停了停又说：“师傅，甲方经理光投诉楼梯道有烟头，你看，这墙上贴了这么大个牌子，吸烟要罚钱。要么你找张餐巾纸垫着，或者用一次性杯子接着，吃完了我给你扔。”
保洁员们没有权限乘坐白领上班时用的客梯，只能乘货梯。货梯的轿厢四壁被复合木板保护着，上面涂画了各种笔迹。连气味都不一样，带着尘土和汗水的味道。电梯上升和下降的时候，伴随着轰隆隆的噪音。
“烟瘾还不算大哦。”
很明显，这是一部专供像我母亲一样”做工的人”乘坐的电梯：保洁员带着拖把、水桶，快递员抱着摞得比自己脸还高的包裹，拉货员推着装满物品的推车，修理工背着工具袋……他们经常挤在一起，等着各自要去的楼层，脸上的表情总是很焦急。
“吃不了一包。”
保洁员没有权限乘坐客梯，但货梯则对所有人开放。尤其是下雨天临近上班打卡的时间，客梯太过拥挤，白领们便在客梯入口处打完卡，转头乘货梯。他们手中拎着雨伞和早餐，人太多的时候，早餐就可能会被挤瘪，跌在地上，鸡蛋破碎，粥洒满一地。
“师傅，你一天能抽一包？”
一位四十多岁的大哥坐在轿厢里侧的凳子上，专门负责开电梯。母亲称他为”电梯司机”。每当有人进来，他都会面无表情地问一句：去几楼？得到回复后，帮忙按下按钮，便低头刷短视频。他一天有12个小时得待在这个密闭的空间里，跟着电梯轿厢上上下下。我陪母亲去工作的次数多了，他便认识了我，表情也变得柔和了很多。每次我们进电梯或出电梯的时候，大哥都会调皮地伸出手，并说一句”请上车！“或”请下车！“，仿佛我们乘坐的是一辆顶级豪车。
见过两三次以后，母亲实在忍不住，走过去用方言跟他对话。
这辆”顶级豪车”也会偶尔出故障，“说坏就坏”。
她常碰到一个瘦瘦高高、大概四十多岁的男人坐在楼梯道上抽烟，一边抽，一边咳嗽。
一次，母亲正和保洁员老刘一起乘货梯下负一楼停车场开会，“唯当” 一声巨响，电梯停在了十三楼，一动不动。母亲、老刘以及开电梯的大哥三人面面相觑，还是老刘机智，赶紧给经理打电话，紧急报修。一会儿，专门给写字楼维修电梯、穿着深蓝色工衣的”工程师”小哥用工具打开了货梯门，母亲和老刘在他的帮助下转乘客梯下楼。这样的事情第一次发生时母亲感到害怕，后面就见怪不怪了。
一开始，在楼梯道抽烟的人很多，母亲首先想到的方式是给这些抽烟的男人说好话。她叫年龄大一点的男人”师傅”，叫年轻一些的”帅哥”。
写字楼里的一部部电梯让母亲想到矿井的升降梯，想到十年前在韩城煤矿的日子。早高峰时期，一群群年轻人像乌蚂蚁一样挤进电梯，电梯上升，一层层把他们运输到各自的工位上。下班时间，电梯一层层下降，他们又一个个回到城市里的家。煤矿矿井的升降梯也运送一个个青壮劳动力，只是方向刚好相反，上班是去地底下，下班是往地面上。那些母亲在下班时间遇见的年轻面孔和煤矿上那些脸被煤灰染黑的年轻人一样，眼神里都布满疲惫。
她的原则是，不吵架。“一吵就瞎，一吵就要作怪，害的还是自己。”
母亲所在的保洁员班组加上大经理和副经理共38人，其中只有8名男保洁，剩余28名都是女性，平均年龄超过五十五岁。男保洁负责写字楼外围卫生，女保洁负责大楼里的楼道、厕所及电梯卫生。母亲在写字楼做保洁，打交道最多的除了班组内的人，就是维修工了。 这些全员男性、年龄在三四十岁的维修工们和我们住在一个小区，物业公司为他们租了小区房做宿舍。母亲经常在上下班途中遇到他们，有时候还看到他们在天台上嗑着瓜子喝啤酒。
好在母亲是一个敢于表达的人。
写字楼里无论什么东西都是有可能坏的，而保洁员们遇到的突发情况就更多了：水龙头像泄气了一样说不冒水就不冒水，被堵塞的马桶，漫出臭烘烘的粪水，被按压多次的洗手液阀门垂头丧气，门锁不听使唤，无法开关：墙顶漏水，地板渗水，墙皮脱落；空调在夏天吹热风或干脆罢工……这时候，保洁员们需要用”报修”的方式来挽救灾难现场。
物业不敢提醒租户，就找环境公司的麻烦，环境公司就找该区域经理的麻烦，到经理这一层级，就意味着母亲有麻烦了。
“报修”有严格的流程：保洁员报给经理，经理报给甲方物业，物业在系统里下单，维修工人收到下单的提示才会去现场查看、维修。如若不走流程，无论情况多紧急，维修工们都会视而不见，不理会保洁员们的请求。报修从轻到重分好几个等级，保洁员们报修的时候，都按最严重的”加急”等级来报，如若不是”加急”，维修工们便慢慢悠悠。可是，所有人都报”加急”，便意味着没有”加急、有一次，一位维修工小哥跟母亲说：“阿姨，你别在周末报修，我们周末也想像那些坐办公室的人一样，休息一下。”母亲表面上同意了，但什么东西要坏之前是不会提前打招呼的，遇上紧急情况，还是得”加急报修”。修理完，被污染过的环境，遗弃的垃圾仍旧是保洁员来处理。
但真正要抽烟的人并不会理会这些，楼梯道上总是有烟头和烟灰，还有令人恶心的痰。
周六、周日是保洁员的大清洁日。
深圳市人民政府监督投诉电话：12345
工作日不方便清洗的贵宾梯红地毯要洗干净、晾干，在周日晚上铺好。贵宾梯是专门接待贵客用的，马虎不得。大楼的外墙、地面要用高压水枪冲洗，墙缝、地缝里冲洗不掉的污渍要用刮刀刮干净，或者直接用手去抠。写字楼大堂里的琴叶榕叶片要用毛巾一片片擦干净。大楼里五十二个洗手间要重新清洗一遍，工作日时只需要哪里脏了清洗哪里。
违者罚款50—500元
做这些工作的，绝大部分是像我母亲这样的阿姨。
NO SMOKING
母亲有一位同事姓皮，她的名字常被其他保洁员调侃，因为谐音近似”疲劳女”。阿姨倒是很乐观，她说，名字是我老妈取的，又不是自己选的。
禁止吸烟
有一天，母亲感叹：皮X X，疲劳女，我们都是一样啊。
楼梯道上挂着铁牌，上面写着：
皮阿姨五十六岁，江西吉安人，比我母亲还大两岁。2021年春天，她被小姑子带到深圳来找工作，之后就没回去过。在老家的儿子和老公说：“你连家都不要了。”阿姨解释说，没能回去主要还是因为疫情，行动不便不说，还耽误挣钱。来深圳之前，阿姨在老家帮人采菱白，一天挣150块，因为常年泡在水里，脚得了风湿。再之前，她在九江一家饭店做刷碗工，一个月2200元，阿姨刷了四年。
写字楼是明确禁止抽烟的，但总有人偷偷抽。
眼下，除了写字楼这份活儿，她还另兼了一份保洁工作。下午5点半从写字楼的岗位下班后，6点又赶到另一处地点工作至深夜。皮阿姨基本没有休息时间，开会的时候总打瞌睡，经理批评她：“你要钱不要命哦！ 坐下就打瞌睡。”阿姨在睡梦中弹起来，醒了。她很瘦小，一阵风就能吹倒的样子。因为缺少休息，她病过一场，好几天都没能来上班。问她为什么要如此辛苦，她说，儿子没念大学，在老家刷漆，还没娶上老婆，老公还在老家的工厂里，她因为年龄过了五十五岁，厂里不要了，才来深圳。
另一种麻烦情况是碰到抽烟的。
皮阿姨负责写字楼大堂的地板清洁，虽然只需要负责一层楼，但面积也有三四百平米，且人来人往。甲方要求，地板上不能看出有脏印。一个周日，阿姨正在拖地，一队装修工拿着梯子进来了，要修理大堂损坏的灯泡。刚拖完的地板上，赫然冒出两大排脚印，阿姨只得重新去洗拖把，再拖一遍，反反复复，不断地弯腰拖地，用毛巾擦拭，陷入无边无际的忙碌中，没有一点空隙留给自己。就像西西弗斯推石头。
张阿姨跟母亲一样，负责三个楼层的清洁，也要负责男厕所卫生。这栋楼的男厕所每个单独的隔间里没有垃圾桶，意味着所有脏物都得靠马桶抽水冲下去。一位男士上完厕所后把脏纸巾直接扔在了地板上。张阿姨拦住他，说了一句，不要把纸巾丢在地上。第二天，张阿姨遭到了报复，有人把大便直接排在了厕所地板上。阿姨跟副经理哭诉，气得哭了好几场，说有人故意害她。 但厕所里不会有监控，这件事最后还是以阿姨自己打扫了污秽作罢。
写字楼大堂的落地窗前有一个巨大的人造景观：四只拖着长长尾巴的孔雀落在一棵古老又雄壮的树上，地板上还蹲着两只。树下有一个大水池，水池边有热带绿植，营造出一种西双版纳风情。
因为相比母亲的同事张阿姨所遭遇的，母亲遇到的事都只是小巫见大巫。
这棵”孔雀树”已经有些老旧，孔雀是塑料做的，树干是石灰加褐色的涂料，树叶也是塑料片。打扫孔雀树的是来自四川南充的芙蓉阿姨，她是母亲所在班组年龄最小的阿姨，四十九岁，但出来打工已经二十二年。 2000年，她跟着老乡一起进厂，东莞、深圳都待过。芙蓉阿姨上的是下午班，从下午1点半到晚上9点半。上午半天，她在附近一家公司的食堂帮厨，一个月能挣4000多，两份工作的工资加起来有7000多块。
即便如此，母亲还是认为，自己接了这份工，就得做好。在这栋写字楼工作期间，她还没有被扣过工资，也认为没有遇到过特别不可理喻的人。
我问阿姨怎么看待自己这二十多年的打工生涯，阿姨笑笑说，其实没挣到钱。
有时候遇到上厕所的人多，母亲就在外面等着，或者先去干其他的。可想而知，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后，等着母亲的是什么。被弄脏的马桶，被淋湿的地面、洗手台……有的人还像打坐一样坐在马桶盖上，用母亲的话说，跷脚架手的，留下脏印子。
阿姨虽然只有四十九岁，但孙子已三岁了，儿子一家在攀枝花，日子过得尚可。
因为没有办法跟这里上班的人直接对话（违反保洁员的行为规范），母亲只能用眼睛观察：在这里上班的人年龄跨度很大：年轻人加班多：周末通常都有人；年老一点的大多是在那家食品公司，工资不高，要靠提成，多劳多得。
“孔雀树” 一个礼拜打扫一次，主要是擦树干和拖孔雀台（树下面的地板），羽毛上的灰尘掸一掸就可。“这棵已经老化了，可能过段时间要换新的来。”
母亲所打扫的三个楼层，加起来有十几家公司驻场上班。公司种类多样，包含证券、人力资源、投资管理、保险、芯片、食品，甚至还有一个高档会所。
我问芙蓉阿姨，除了这棵”孔雀树”，打扫卫生的时候有没有碰到别的让人难忘的事。阿姨说，那应该是给大堂里由几万颗水晶石串起来的五棵”水晶树”做清洁。阿姨指给我看，那五棵有着像云朵一样树冠的水晶石假树，被圈在一个大理石墙壁旁，正对着孔雀台。在灯光的照射下，它们亮晶晶的，闪烁着富丽堂皇的光芒。阿姨说，为了让这些珠子更亮，当时她和另一位阿姨用毛巾一粒粒擦拭，整整擦了两天。
厕所的隔间是高级写字楼里，唯一一个可以把自己关起来，只要锁得够紧，不会被外人突然闯入的地方。 当一个社畜被老板骂一通，没有比洗手间更好让人平息的地方。真正的职场人，哭完，洗完脸，还是要继续回到工位工作。毕竟翘班是可能会被罚钱和开除的。有些电话和信息只适合在洗手间里回复。母亲无数次听到有人在洗手间里约见面时间，有人跟电话里的人小心介绍自己，似乎是为了换工作。
在高度城市化和专业分工的今天，我们很难看到，完美的背后，一个普通清洁工的工作现场。我们只能想象，一位四十九岁的阿姨，在两天的时间里，擦了几万颗水晶石。我们对细节无止境的要求，最终的压力都落在了最基层的员工身上。类似的现象，在很多其他工种中也可以看到。我没有问芙蓉阿姨，擦完最后一颗水晶，她感受到怎样的工作价值。
我无法回答母亲，为什么年轻人要躲在厕所里，一待几十分钟。因为就我的职场体验来说，在高强度的竞争压力里，有时候，厕所确实可以让人平静。
母亲在写字楼工作的一年来，很多保洁员从入职开始就没休过一天假。一个时刻保持干净的超级城市背后，是一群人的过劳。
母亲感叹说，这里面的人，蹲厕所里上班是干什么呢？这些美女帅哥不就是在跟厕所上班？哪个倒霉的老板请了他们？
在所有保洁员里，你能一眼看出夏青的气质跟别人不一样。首先她显得年轻，另外，她化着妆，文了细长的柳叶眉。
面对厕所被投诉的问题，最终妥协的还是母亲。敲门无人理睬时，她总是走进去又退出来，等一等，走进去又退出来。无论母亲怎么语言暗示，反反复复，对方就是不出来，不断换着坐姿，手机砰砰响。
她在母亲负责楼层的一家食品公司里做保洁，每周固定来一次，一个月薪水1000多块。夏青是大凉山西昌人，家里有三姐妹，她是老大。阿姨说，她本来在一家会员制超市工作，公司有买社保。2019年前后，因为父亲生病，她经常要请长假回家照顾和处理家事。直到2019年年底，一天，她正在上班，接到亲戚打来的电话，说父亲去世了。她立即买机票回家，跟领导提了辞职。那时候，阿姨已经在那家超市工作十五年了，到五十岁就可以领退休金。
“保洁是城市的高级美容师，嘴上说得好听，没给一点尊重。”
2022年，夏青五十岁。如果三年前她没有辞职，也许现在就不用干这份保洁工作。“老大要承担责任。没办法。”阿姨跟我说。她打了好几份钟点工，这家打扫完，还要去另一家，时间很紧张。
作为甲方的物业经理来开会则是另一种姿态，客客气气的。他对保洁员们说：“你们是城市的高级美容师，不要感到丢人、低人一等，你们是最棒的、最优秀的。”他可能不知道，面对来自甲方的投诉，最委屈的就是站在台下，听他说这些赞美之辞的保洁员。他们宁愿甲方不要说场面话，而不是说完这些好听的话，转过头就投诉。
很多阿姨来深圳前一直过的是没有被规则化的农村生活，成为保洁员后，严格的打卡制度、每天的晨会、每隔一个小时的签到，让她们感到”头昏脑胀、来自四川、有着火爆脾气的冬容阿姨入职前就跟大经理打好招呼：“不要让我签字、开会，一开会排队，我脑子就炸了。”大经理应允了。两个月后，副经理不明缘由，让阿姨跟大伙一样，不能例外，否则就要换岗位。她很气愤，转身去工具房拿上自己的背包就离开了，算是辞职。公司没有扣她的钱，几天后她又在附近的写字楼找到了工作。
“她是硬干出来的一个经理，甲方看她能干，缺人了她顶岗，干得差的人她帮忙。”副经理一天要走三万多步。每天晨晚会，她总是告诉保洁员们，要认认真真地做，细细致致地做，要把这工作做好，不要被投诉，拍照投诉了要赶快去改正，不要找理由，上下班要注意安全，不注意安全，出了事故责任自负，还要罚钱。还有另一条不断强调的是：要听话，不要反对。她跟保洁员们开玩笑说：“我真是又当爹又当妈。”但保洁员们并不怎么领情。“她总是车钻辘话来回讲，没多大水平，说话像磨豆浆一样。”
在母亲的班组里，我是唯一一个进入保洁员休息室，会帮忙打扫卫生的保洁员子女。去的次数多了，大家就都认识了我，不等我问，总是热情地与我分享各种新发生的事情。
母亲的两位经理很怕甲方投诉。尤其是副经理，把甲方的话当命令，但不擅于管理，经常给甲方赔笑脸，关系却越维持越破碎，不时被骂得痛哭流涕。
以前我不是这样的。在母亲的打工生涯中，我曾多次深入过她的工作现场。那时，我与母亲的同事进行的是表面且客套的交流，我从未觉得我与他们会产生深刻联结。
保洁们被要求，在每天不同的时间见到租户要分别说：早上好、中午好、下午好、您好。这让我想到电影《楚门的世界》。母亲见到的，向那些说过早上好、中午好、下午好的租户，大概都是不会跟母亲有任何平等深入交流的陌生人——“如果再也不能见到你，祝你早安、午安和晚安。”我不知道母亲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对陌生人说出这些礼貌用语的，也许是怀着祝福的心情吧。
2013年夏天的一个暑假，我去母亲工作的钒矿看她。母亲的主要工作，是把矿土从车上卸下来，混合了盐、碱、煤后，再铲上分流盘。十四个盘子，上下各七个。按顺序，从头到尾，反反复复。“我都是用膝盖顶住铁锹往盘子上倒，每铲一下，都像是磕一次头。人家说，我磕头一天磕到黑。”工钱按处理的矿渣车数算，一车四百五十斤，从车上铲下来一次，再从地上铲上去一次。母亲经常一天铲六十多车，五六万斤矿土。晚上睡觉时，她甚至无法侧身。
副经理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又好声好气跟老周说，你赶快回去拿吧，我只是提醒你。老周回去换上工衣，继续上班。
有一天，她问我要不要跟她一起去工地，看看她是怎么”滚球子”的。我拒绝了。
话语的伤害性带来冲突。老周拍桌而起，跟副经理闹翻了。
当时四十五岁的母亲，穿得不修边幅，有时候还很粗鲁，遇到不公平的事，还会跟一同打工的男人干架。
副经理说，忘穿工衣，你来穿我的衣裳？
我在大学学喜欢的专业，坐在明亮的教室里听老师讲文学、哲学和电影，星期天还跟宿舍的姐妹一起购物，去图书馆看书，去参加社团活动——母亲在其中倾注了大量劳动。我正在经历的一切都是她没有经历过的。我在做这些事的时候，她正在忍受劳作时身体上的痛苦。 每次，她带着想要说教我的口气说”你不知道你妈有多累”时，我只有短暂的愧疚和短暂地为她感到不公平，过一会儿便抛诸脑后。我似乎是在理所当然地享受当下，故意忽略母亲。
有一次，保洁员老周早上起床太匆忙，忘了穿工衣。
拒绝和母亲去工地上看看的我，或许是因为怕看到母亲的”痛苦”。我上学的学费正是母亲”滚球子”挣出来的。我想到自己在学校毫无成就，甚至带着一些享乐的生活，就无法面对眼前的真实。我沉默面对母亲向我投射的期待目光，选择了不去回应。
不能少打卡。一位阿姨少打了两次卡，一天白干，还被罚了钱。阿姨跟大经理吵架，要辞职，经理威胁她，不干了就扣两个月工资。母亲将打卡记得无比牢靠，她从未遗漏一次，少打一次也就意味着一天的工资没了。
我想如今我可以诚实面对母亲的保洁员工作，愿意去倾听保洁员们的分享，本质上是因为我在社会这个大染缸的浸染中逐渐意识到，我和他们有一样的来处。我虽然做的是白领工作，但我们仍处在同一个阶层。
保洁员在写字楼打扫卫生的工作时间，不允许大声说话、接听电话或手机播放出噪音。有保洁阿姨因为放短视频被投诉。在上班期间，母亲挂掉了很多来自老家的视频请求。
最令我难受的，还是保洁员们老家亲人生病的消息。
这些加起来超过一百条需要遵守的行为与礼仪规范，需要保洁员们牢记并遵守。遇上甲方检查时，没被发现还好，一旦发现，轻则扣工资，重则开除。
来自贵州的云霞阿姨把手机里的照片拿给我看，上面是一张扎满根针、带着呼吸机、眼睛紧闭的男人的脸。我心底一沉。阿姨告诉我，那是她的姐夫，本来在广州打工，突然脑溢血，在医院已经住了一个多月了，姐姐云朵本来也在写字楼里做保洁，只好辞去工作，去广州医院照顾，天天喊丈夫的名字，但他一直没反应。
《员工服务礼仪》规定了保洁员们的常用客户沟通语、公共区域作业服务礼仪、微笑服务礼仪、写字楼作业服务礼仪、洗手间作业服务礼仪。
其他保洁员围过来，阿姨传着照片，大家除了表示同情也毫无办法。母亲安慰她说，自家大姐也是去年脑溢血，现在连饭都自己吃不到嘴，要人照顾。另一个阿姨插嘴，自己的老公也是脑溢血，在老家休养，好可怜。
《员工行为规范》规定了保洁员们的仪容仪表、坐姿、行姿、蹲姿及着装要求。
虽然把痛苦说出来没什么用，但心里会好受些。当每个人都分享出自己的痛苦，也许痛苦就没有那么令人难过了。
在保洁员的世界里，系统对他们的规训细化到非常细枝末节的地方。
过了两周，母亲告诉我，云朵的丈夫在广州的医院里去世了，运回了老家安葬。“靠营养针维持了一个多月，一直昏迷，没有开口说一句话。”因为变故，云朵彻底辞了职。
比如有一次，一个面积达四五百平米的办公室刚清空，地板上全是灰尘。大经理让母亲去打扫，母亲在群里反馈，办公楼里面的清洁不属于自己的职责范畴。这事不了了之。后来是母亲的副经理上来把这活儿干了。
也有阿姨直到离开时，大家才知道她背后隐藏着的痛苦。
只有小学三年级文化的母亲，从一个把智能手机当砖头，只用来打电话的人，学会了在微信群里上传健康码、行程卡，申报身份信息，学会了把微信工作群当作为自己争取权益的工具，遇到难处理的事情，她都拍图给领导反馈。
茉莉花阿姨是母亲班组里唯一一个在深圳拥有一栋楼的，且儿子念了北大。她的骄傲写在脸上，虽然很少跟其他人透露自己的私事，但对于家里在深圳有楼，儿子大学好、工资高这些事，她从不掩饰。
在深圳做保洁员三年，母亲已经懂得如何在工作群里跟领导交涉。
一个周六，母亲和茉莉花阿姨以及另一位叫梅影的阿姨，一起负责做贵宾梯的大卫生。从二十六楼擦到负四楼，整整半天，她们三个人在一起分工合作，一个人擦壁面，两个人擦电梯外面的木质栅栏式装饰。三个人一边擦，一边闲谈。
母亲既同情被开除的阿姨，也替大经理、副经理感到委屈，觉得他们的工作也干得不容易。
茉莉花阿姨边擦边说：“我啥都会做，这种打扫卫生，只要勤快就行，又有啥’巧’呢？我们这种打扫卫生没什么’巧’！”
大经理带着副经理，一个走前面，一个走后面，带着礼品，低着头，上门，去给那家公司的领导赔礼道歉，说对不起。母亲是在东北阿姨突然走了之后才知道，她因为吵架被开除了。
梅影阿姨插话说：“你这么有钱，为什么还来打扫卫生？”
一位东北阿姨被租户投诉卫生做得不干净，她气不过，就跟投诉者吵了一架，对方吵不过阿姨，就去找了阿姨的经理。
按照茉莉花阿姨的说法，她确实不缺钱。但她闲不住，一闲下来就打麻将，因此输了好多钱，有时候一天都要输掉大几千。来做卫生，把自己的时间填满，这样就没空去打麻将了。
被物业或租户行政投诉卫生没做干净都是”小事”，更糟糕的是保洁员跟租户起冲突。
茉莉花阿姨和她的老公上世纪八十年代来到深圳，靠开宾馆起家。后来买地皮盖了一栋农民房，自此实现财务自由。儿子月薪超过3万，每个月固定给阿姨发2000块的零用钱。母亲问，你有钱，怎么还点儿子的微信红包？阿姨说，我儿子说让我买好吃的，那为什么不点？
虽然她害怕保洁员因为工作没做好而被投诉，但真的遇到一些有实际难处而被投诉的情况，她和保洁员会彼此维护。他们是一条船上的人。
梅影的物质条件也不差，早年跟丈夫离了婚，一个人潇洒自在。她的女儿在香港工作，偶尔回深圳，她一个人住着女儿在南山的大房子。她告诉母亲，自己有100万存款，每个月还定期在网上买理财产品。
副经理是个胖胖的有着蓬勃生命力的阿姨，五十岁，脾气很大，遇上违反规则的保洁员，常说的一句话是：罚钱！
这个上午，令母亲的生活经验有些被颠覆。她再看梅影和茉莉花阿姨的眼光好像都不太一样了。母亲有些羡慕两位阿姨身上的自在和安全感，那可能是她一辈子都无法获得的东西。
副经理这次没有责难母亲，并对母亲说，辛苦了，不要担心。
后来梅影因为和业主吵架被开除了。能打破规则、不服从职场不合理的规则背后，是得有底气支撑的一她不像大多数保洁员那样，她有托底。
她特意强调不怕被投诉，并建议换个男的来做她这份工。
茉莉花阿姨和梅影因为住处离得不远，又在一起工作，成了好朋友。两人经常约着一起坐地铁回家。梅影被开除后，茉莉花阿姨还坚持在写字楼工作，但独来独往。
她在群里语音回复：你还能管着不让人上厕所？洗手台面上的水避免不了。中午我要回去吃饭，我转个背人就来了，前面做完，后面就有人来上厕所……我难道不吃饭，一直守着洗手台？我难道得一直等着他上完？
一次开会，茉莉花阿姨看着不对劲，身体左右摇晃。经理说，你有糖尿病还不快去休息。母亲这才知道她的身体并不健康。她也有不似表面的地方。
母亲很生气，她并不软弱。
五十五岁的蔷薇阿姨是湖南怀化人，唯一的儿子跟我在同一家公司工作，做程序员，但跟我不在同一座办公楼。阿姨跟我说，她跟儿子住在竹子林附近的小区，
她刚到家，就收到了督管发来的投诉。证据确凿。
儿子工作很忙，她除了做保洁，还帮儿子洗衣做饭。儿子在深圳这样的城市有一份薪水还不错的工作，或许令她感到骄傲。当其他保洁阿姨表示”你很有福气啊”，蔷薇阿姨大方地笑笑。
这并不怪母亲。在离开之前，她来来回回去厕所敲了三次门。当时已经11点多了，母亲的上午下班时间是11点。她听到里面的人在玩手机，视频发出很大的声音。她听得清清楚楚，但她敲门，对方就是不理。第三次被无视之后，母亲回家吃饭了。
但蔷薇阿姨总是请假，断断续续地工作，有时好几天不来，有时又突然出现。直到有一天，阿姨在微信群里发了一张高铁票的截图，告知经理，她要回老家了。
被投诉的洗手间问题全部属于母亲的岗位职责。督管发现的时候，是母亲的中午休息时间。她已经回到马路对面的家了。
原来，蔷薇阿姨患有严重的肾结石，到了要做手术的程度。母亲这才意识到，着薇一直在忍着痛做保洁。难怪她的脸色总是发黑，营养不良的样子。总是吃冬瓜，说冬瓜帮助消化。
（四）A座X楼男卫马桶有污渍 @XX
蔷薇阿姨没再来了。
（三）A座X楼女卫生间台面积水 @XX
来自湖北襄阳的芬芳阿姨六十三岁，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在深圳开工厂，但并未在深圳定居，小儿子是上门女婿。来写字楼做保洁员之前，阿姨带大了大孙子，在大儿子的工厂帮了五年工，还在医院打扫了三年卫生，直到因为超过了六十岁，被医院辞退，才找到现在这份工。
（二）A栋低区闸机口这里有好多水，麻烦安排处理一下 @X
大孙子快读高中了，芬芳阿姨坚持出来工作，让老伴留在襄阳照顾孙子的日常生活。
（一）北广场地面油污太多，安排人员处理一下 @XX
每到中午吃饭时间，夫妻俩总是微信语音来往不断。老伴把做的菜跟芬芳阿姨分享，芬芳阿姨把丈夫的语音外放给母亲听：“你看宝贝，我炒了猪头肉，还有鱼肉，你看你打工吃不上，辛苦了！”
中午12点11分到12点30分的二十分钟时间里，物业的督管在写字楼发现了四处清洁问题，分别拍了四张图片上传到工作群，并通知保洁员们的两位经理。一般都是副经理出面解决这些小问题，涉及开除和上门道歉的话大经理才会出面。
这样互相关心的亲密关系，令母亲羡慕。
这天中午，母亲又被督管投诉了。
母亲感叹：“你两口子真好！”
物业是保洁员们所属的外包环境公司的甲方，大楼里一家家的公司则是物业的甲方。物业害怕公司退租，保洁员害怕物业督管投诉，更怕租户投诉到物业。于是，事实上，母亲和她的同事们有三个负责对象——环境公司、物业、租户。
阿姨也感叹：“还真是，从年轻到老，没吵过架。”母亲更羡慕了，她想到常在她口中被称为”榆木疙瘩”的我的父亲。
疫情之下，写字楼不好租，物业对租户们很客气，生怕得罪了租户。保洁员就更不敢去得罪了。这让三者之间的关系变得有些紧张。
除了在写字楼做保洁，芬芳阿姨在下班后还去餐馆做小时工，洗四个小时的盘子，一小时22块钱。她想攒够40万养老钱，现在只有25万，缺口还很大。
有一次，母亲正在里面低头刷马桶，一位男士跨过黄色挡板从外面进来。母亲没注意，她发现时正要问话，男士却先发制人，说母亲把她吓到了。为了避免冲突，她只好退出去。
来深圳之前，芬芳阿姨和丈夫在老家种了十几亩地，每年收上万斤麦子，养了两头猪、几百只鸡。
打扫男厕所对母亲来说是极其尴尬的，每次她都小心翼翼。每次要去男厕所处理”污染”现场时，她都把黄色挡板放在门口，但还是有对提示视而不见的人。有的人看到母亲在做卫生，仍会进去站在小便池前就开始解裤子，忽视正在打扫卫生的是一个老年女性。母亲只能在他尚未正式开始之前，撤出洗手间。
保洁班组里的男性经常会被安排做需要使用机械的活儿，去打扫写字楼外围和做机动工。从外表看，他们也有一些可以被归纳的共同点：都在六十岁上下；因为工作需要，他们都穿黑色的平底鞋，走路总是很快：头发都理得很短，平头或寸头；很少有胖子，都有一双骨节凸出的手和一张历经沧桑的脸。
上午9点，当写字楼的白领们来到工位，开启一天的工作，保洁员们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大半。接下来，他们要保证的便是不要被”投诉”，应付各种突发情况，来回走动，不断擦拭，处理”污染”现场。
喜年是母亲所在保洁队伍里的机动工。每当有岗位需要助手，副经理就会喊：“喜年去做！”其他保洁员形容他：“喜年最听经理的话。”
男卫生间的流程类似。最难处理的是小便池里的尿渍，母亲只能用更多清洁剂，用更大力气擦洗。
他来深圳十三年了，当了七年洗碗工，三年保安，眼看着，保洁员的工作也干到第三年了。
接着，母亲开始拖卫生间的地板，腰、肩膀和胳膊一起用力。
我经常在周末碰到喜年拿着高压水枪在马路边冲洗红色地毯，白色水柱击打在地毯上，溅出水花，也冲走了污垢。有时候，他正拿着扫把清扫写字楼外围地板上的落叶，有时候，他在用大抹布擦洗墙壁……他看起来慢条斯理，性格温吞。喜年上连班，从早上7点到晚上11点，共十六个小时。晚上8点之后，白领们下班了，甲方的督管也不会再时不时来检查，他可以稍微松懈一下，不用干什么事。用保洁员们的话来说，临近深夜的这几个小时，就是”混时间”，挣一点”便宜钱”。
不是所有人都是文明人。母亲会碰到有人大小便后不冲水，排泄完盖上马桶盖就走，会遇到流在马桶边沿的经血，在地板上凝固成一朵鲜红的小刺花；会遇上有人像扯拉面一样一节节扯断纸巾，垃圾篓里的纸巾和卫生巾散落一地。母亲忍受着臭味、尿骚味和血腥味，收拾它们，收拾这些排泄污染物。似乎只要经过保洁员之手，一切都像是没发生过。母亲忍受，但她没感到恶心。母亲说，这是工作。“一个新马桶刷只能用二十天，就光秃秃的了。要不是为了挣钱，谁去刷马桶？”
写字楼一楼有一个堆放杂物的仓库，大门跟写字楼外墙的大理石壁面一样，因此一般人很少能注意到。仓库里是保洁员们日常做写字楼外围大清洁时要用到工具，还有地毯、纸盒、沙发、椅子、桌子、置物架、简易衣橱、水马（路障）、拖车……
隔夜的粪便、尿液发酵成黄斑污溃，滋生出霉菌和细菌。把坐垫掀起，清洁剂溶于水，用洁厕剂喷淋马桶内壁，刷洗，马桶内缘的污垢需要更加用力旋转刷洗。 马桶外侧底座也要刷洗。用黄色干毛巾将溅在马桶边沿的水滴擦干。被母亲用毛巾擦干的马桶，洁亮如新，像一个完美的艺术品。
在临近下班的那儿个小时，喜年会推门进去。一张放满报纸和明信片的白色桌子在仓库最里面，围绕着桌子的是一圈旧沙发。他在沙发上用自己舒服的方式坐下，开始趴在桌子上刷短视频——这是喜年的一大爱好。他常常分享自己打扫卫生的情景，获得了五万多点赞，还在上面与老乡联系。
母亲一般先清洁女厕所。
喜年眼下最愁的是儿子的婚事。他的儿子三十五岁，性格内向，在东莞一家企业做外包，因为疫情原因，父子俩已经半年没见过面。
我们遇到的很多体力劳动者，他们的手都很粗糙且关节变形，农民的手，建筑工人的手，环卫工的手，拾荒者的手，绿化工的手……他们为什么不戴手套？答案都和我母亲一样，不戴手套可以让工作做得更快。
喜年是云南楚雄人。他说，近十年，在楚雄的小姑娘出去就不回来了，男孩都是从外面带姑娘回来。“我们那时候过二十五岁就找不到对象了。我很着急，他还不急，现在这个年纪，是人家挑他，他没权利挑别人。”喜年的女儿远嫁到陕西汉中，他去过女儿家一次。“很穷，很差，把我女儿拐跑了，我已经不认这个女儿了。”
母亲把洁厕剂倒进马桶。她有时候会戴上黄色塑胶手套，但大部分时候她省去了这一步骤，戴上手套会让她的手指变得不灵便，无法快速干活。二十四个马桶要在上午9点前被清洁完，平均3分钟要清洁一个。还要留够时间清洁小便池，不快不行。日子久了，清洁剂将母亲的手部皮肤腐蚀，经常性脱皮，露出血丝，手指关节变得粗大。但她仍旧没有戴手套的习惯。我买给她的护手霜无法抵抗清洁剂的凶猛。
他出了30万存款帮儿子在老家县城买了房子，还花了12万装修。儿子每个月还1700元的房贷，但说房子他是不会住的，不想跟父母住在一起，被父母管教。他想试着在广东留下来。喜年再一次感到失望。
首先，她会用蓝色毛巾把洗手台及洗手台前的镜面擦洗一遍，给墙壁、门框擦一遍。接下来，顽固污渍用玻璃刀刮掉。紧接着，她便开始清理马桶和小便池。
喜年老家的房屋已经坍塌，县城的家儿子并不认同，他在深圳只有出租房，老了能去的唯一可称得上”家”的，估计只有花了他大半辈子积蓄的县城新房了。
六个卫生间包含三个男厕和三个女厕，共有十二个小便池和二十四个马桶。母亲备齐日用品，给绿植换完水后，便开始清洁工作。
我认识的许多保洁员都跟母亲和喜年一样，无论男女，总是在子女的婚姻上期待落空。
她要先为自己负责的六个卫生间上齐手纸、洗手液、护手霜、消毒液、棉签。中途一旦发现缺了，要立即补上。她还要给洗手台边缘的绿植换水，一个卫生间两盆，一盆绿萝，一盆富贵竹。母亲养得很好，叶片青绿，生机勃勃。
当其他保洁员问及母亲”你儿子结婚了吗”，母亲总是挂着尴尬的微笑。这已经不是她可以做主的范畴了，她带着忧愁的心情，说出像玩笑一样的方言：“我的儿媳妇还挂在树杈上。”
每天早上，母亲要在上班的白领大队伍到达写字楼之前完成对卫生间的整体清洁。
“挂在树杈上”，一种悬而未决、不稳定的状态。
母亲在写字楼的保洁工作流程可以总结为：由上至下，由里而外。母亲把常用的清洁工具都放在那只长方形墨绿色手提桶里，有十多斤重，走哪儿提到哪儿。长时间拎着水桶，导致母亲右肩经常疼痛，尤其是下雨天，她的右手连楼梯道的玻璃门都推不开。
这时，母亲身边那些儿子三十四五岁还没女朋友的保洁员，便会搭腔安慰母亲：“有女朋友就好，让孩子们顺其自然吧。”母亲也是这么安慰自己的。这些出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保洁员，婚姻大多被父母包办，传统得像亘古不变的河流。一切的选择的都是跟随”什么年龄干什么事”。当物质在当下农村年轻人的婚姻门槛中被抬升到至高无上的程度时，他们发现，在农村有房后，得在县城有房，还得在大城市有房，物质要求似乎变成了一个无底洞。“儿子没有成家，我都没有奔头了。”不止一位保洁员这么向我表达对生活的失望。有一位保洁阿姨，四十多岁的女儿经历一次失败婚姻后，近些年一直单身。阿姨劝说女儿再找一个，女儿的答复是：不合适，不如一个人过得好。
保洁还需要会使用一些现代化设备：多功能洗地机、吸水吸尘器、高压射流机、高温蒸气机、烘干机等。
他们有一样的精神困境，似乎不看到儿子结婚、女儿嫁人，确认儿女获得世俗意义上的”幸福”，作为父母的他们就无法真正获得”自由”。
无论是在写字楼外围、洗手间还是楼梯道，当保洁员用湿拖把拖地的时候，必须放上”小心地滑”立牌，来提醒走过的人注意。如果有人因为地滑而摔倒，有牌子在，就不会找保洁员麻烦，否则摔倒的责任由保洁员承担。但还是有人视明晃晃的牌子而不见，专注于手机而没有在意脚底。有人在楼梯道摔破皮，有人在外围广场摔骨折，还有一次，三个人一起摔了。母亲记性很好，每次开始拖地前都先放上牌子。没有人在母亲打扫的区域摔里倒过。
而我的母亲，即使她的女儿已经结婚，也还是会担心那无法验证的猜测。她旁观我的生活，从一些细枝末节中判断我过得幸不幸福。如果我在婚姻中表现出悲伤或逃避，她总是第一时间站出来对女婿表达失望：“她什么都不图你的。”我的母亲用一种”道德绑架”式的语气跟我的丈夫说。
一个写着”正在作业 小心地滑”的明黄色塑料立牌——警示及明晰责任。
喜年的妻子也在做保洁，负责打扫地下车库的卫生。妻子木讷寡言，呼吸着污浊的汽车尾气，拿着扫帚和簸箕来回穿梭，每当妻子干的活儿被投诉时，经理就会在群里通知喜年大叔，或者打电话给他：“快去给你老婆帮忙！”他们没有住宿舍，而是和另外四家人一起在写字楼附近租了一间两室一厅的房子，最多的时候，里面要住12个人，每家每个月房租700块，骑车四分钟就能到上班的地方。喜年对自己每天的晚餐很讲究，要炒一份肉、一份鸡蛋和一份青菜，再配一瓶啤酒。虽然干着体力活，但他的状态并不苦哈哈。
黄色塑胶手套——消毒液会损害皮肤，工作的时候要戴。
老周是母亲班组的另一个机动工，是那个敢跟副经理拍桌子的人。他今年六十五岁，湖南邵阳人，跟”微信之父”张小龙是同乡。
长平推——扫积水。
在去写字楼做保洁前，老周在我居住的小区做垃圾分类。我常常在小区的垃圾房看到老周，他很瘦，总是佝偻着背在忙碌。小区的人把可以回收的纸壳、塑料瓶、玻璃等好分类的垃圾都递给他，他见到人总是笑盈盈的，筋骨很好的样子。
磨片——磨地板。
老周的弟弟小周也在深圳做清洁。我经常看到他来给哥哥帮忙，整个小区的废品回收都归这两兄弟，卖出去是一笔可观的收入，据说一个月可以挣到上万元。
马桶刷子——刷马桶。
2021年夏天，我在小区的天台上碰到过好几次小周。深圳夏天的温度都在30摄氏度以上，几乎每晚，我们一家人都会上天台吹风。风从海边来，我们往往待到10点多才下楼。天台的风景很美，可以望到远处的海。 天上有云与月牙，风不断地吹散云，它们像棉花糖一样，变幻着不同形状。
毛筒——把抹布卷在上面，擦拭洗手间台面溅出来的水。
我常常看到小周靠着天台边沿的栏杆，抽烟、给家里人打视频电话、刷手机。他貌似很怕碰到生人。也许看着我们一家人不像是有恶意的样子，他渐渐主动跟我们搭话。
玻璃刀——刮除玻璃和洗手间镜子上的顽固污渍。
原来，他就住在天台顶楼的杂物间。为了不被管理处赶走，他每天要等楼里的人开始睡了才敢上来。房间只有五六平米，说是房间，其实只是楼梯连接天台的一个狭长过道。里面摆满了他的生活物品，一张废弃的白色床垫就是床。
水刮子——刮类似口香糖之类的难以清洁的垃圾。
床头是衣服，床尾放了一个行李箱。桌子上有锅碗和辣椒酱，方凳上有矿泉水。一个小灯泡吊在床头，但他怕被人发现，很少开。东西都是捡来的。他洗澡、洗衣服都在天台上的水箱旁边，那里有一个公用水龙头，有一个用床单搭成的简易遮蔽处，住户在空地边养了不少花草。
圆形清洁棉——擦拭缝隙灰尘。
除了帮哥哥做垃圾分类，小周还负责打扫小区的卫生，每天早上4点半起床，做一个半小时。6点，他去另一个高档小区打扫车库，做八个小时，下午4点多下班，再回到我们居住的小区继续给哥哥帮忙。
母亲要用到的工具还有：
这些工作的工资加起来有6900块。每个月，他一天都不休息，像老黄牛一样，日复一日。之前他租了一个小单间，但上下班要走二十分钟，天气热了，来回很累，为了上班方便，他干脆住在了现在的过道里。
装置台的栏杆上还有三条抹布，黄色、蓝色和棕色，分别用来擦拭马桶、洗手台镜面及地板。
2020年秋天，深圳开始大力推广垃圾分类。每个小区都设置了垃圾分类投放点，新增了写有分类标识的垃圾箱。丢垃圾时，还有穿着红马甲的人来指导应该怎么投放。
这些清洁剂使用起来没有固定的顺序，但分不同场合，按需使用，不能浪费。
这些穿着红马甲的人在官方语境里被称作垃圾分类督导员。但他们的工作并不能保证垃圾真正完成分类，他们大多是在居民将垃圾丢到错误的垃圾桶时提出建议，同时将一些大件垃圾简单分类。而在保洁员的语境里，做垃圾分类督导算是挣一份”便宜钱”，不用花费太多力气，一个小时20元，每天两个小时，一般是晚上7点至9点，大多都被物业或社区安排给相熟的人做—小周和老周首先获得了这个岗位。
另外还要用到的十多种：氯水、化泡剂、尘推油、化油剂、不锈钢清洁剂、水泥溶解剂、二甲苯、天那水、家私清洁养护蜡、洁厕液、玻璃清洁剂。
做督导员虽然挣的是”便宜钱”，但也是一份处于时刻被监控的临时工作。督导前要在小程序”深分类”上点击”开始督导”，打卡，两小时后在”深分类”上点击”结束督导”，上传完成分类的垃圾桶照片、极少的睡眠和不断上涨的年龄，让老周记忆力减退。尽管他总是强迫自己记住打卡，但有时还是忘记，忘记一次懊悔一次，因为那意味着两个小时白干，无论如何申诉都没用，系统只认打卡记录，街道办按打卡记录付工资。
油性静电吸尘剂——清除木质栏杆或装饰品上的灰尘。
夏天结束时，小区更换了物业管理方。老周和小周同时离开了，垃圾房里不再有他们的身影，天台的杂物间也清空了。
多功能清洁乳——滴在地板，可以让地板变得光滑。
直到母亲在写字楼的保洁班组里偶遇来入职的老周，才知道他们已经离开了我们居住的小区。问起他的弟弟，他告诉母亲，去了福田另外一栋大厦做保洁。
顽固污渍克星-—滴在有顽固脏印的地方，一般是洗手间马桶及地板上的污渍。
于是，老周和母亲便成了同事。
洗衣粉/洗洁精——洗抹布或拖把。
算上在写字楼做保洁，现在的老周每天要做三份工：凌晨4点至6点，打扫一处小区的楼梯道及地下车库，每月4800元，早上7点至下午5点半，打扫写字楼外围，每月3300元，6点半至8点半，在一个待拆迁小区做垃圾分类督导，一个小时20元，一个月1200元。老周每天只能完整休息四五个小时，一个月共赚9300元，这在同乡眼中是很高的工资。
漂白水/去污粉/洁厕液——滴在马桶内侧，消除异味。
这些钱虽然看起来数字很大，但在深圳，这是老周用一天十几个小时的体力劳动以及极其节俭的生活换来的。
工具房墙上的装置台上放着不同种类、不同功效的清洁剂，母亲常用到的有七种：
我问老周，上班时不困吗？老周说，人年纪大了，睡不了那么多觉。
垃圾铲——装垃圾。
2002年，老周被在深圳做保安队长的同村老表带过来，二十年来，他一直在做跟清洁相关的工作，在各个物业公司或环境公司流转，还一度做过小经理。一开始，老周的工资只有500块。
尘推杆——清除玻璃、镜面灰尘。
一年年过去，做清洁这一行的人，薪水都是维持在比深圳市最低基本工资略高一点的水平。随着城市发展越来越快，对清洁人员的要求越来越高，要做的事越来越多，他们也越来越忙碌，重复做着机械性的动作，像
一只长方形墨绿色水桶——装水及常用的清洁工具。
陀螺一样转个不停。相比都市白领，他们更是一群真正用时间和体力换金钱的人。
一只灰色拖把——用来拖地板。
老周打算再干五年，干到七十岁就退休。在深圳，老周认识二十多个老乡都在做保洁。二十年里，老周用做保洁的钱养大了儿女，帮儿子买房、娶媳妇，现在人老了，挣的钱仍要补贴儿子。
洗手池——用来洗毛巾。
儿子不靠谱的婚姻令老周很苦恼，倒不是儿子找不到老婆，而是已经结了三次婚，结一次生一个孩子。大孙子已经上小学六年级了，学费和生活费由老周出。
水池——用来洗拖把。
一提起儿子，老周便满脸愁容。年轻的时候对儿子陪伴太少，总是用钱弥补，带着愧疚去溺爱，令儿子变得自我放纵。这三年，儿子在老周资助下开的快餐店、肠粉店、美容美发店都倒闭了，后来干脆回老家待着，照顾新婚老婆待产。
以下是母亲会用到的物件和工具：
面对儿子的境况，作为父亲的老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儿子开口要钱，他还是会给。他不给，老伴也会背着他偷偷给。他不打算管这些了，眼下就是能多干一天算一天。“老子还管儿子干啥，大了，管不了了！”若碰上一些小病，老周就硬扛。他睡觉的地方正对着空调口，夏天有一段时间，受风面瘫了，口脸歪斜，但老周坚持上班。在工友的劝说下，才去医院买药，用了好长一段时间恢复。
母亲做清洁工作时所要用到的工具，都放在这个小小的工具房里。
老周的女儿嫁在韶关，偶尔过节时会回老家看看外甥女，倒是给了老周不少安慰。
母亲的工作岗位内容是负责这栋写字楼其中三层的卫生，包括清扫楼梯、走廊、贵宾梯、消防道及卫生间。最重要的位置是卫生间。每个楼层的洗手间都会有一个专为保洁员设计的工具房。
弟弟小周也是被老周带到深圳来的。他的经历跟老周类似，用做保洁赚的钱给儿子在老家县城买了房和车，年老了，还在工作。
你可能难以想象，在深圳高级写字楼，一个保洁员要完成他的工作，需要将近三十种工具。
这像是母亲那一代农村人的宿命。他们用苦力换钱，养大了孩子，但孩子并没有如预想中那般，获得争取更好生活的能力。他们流汗到老，仍不得不继续托举家庭。
当下，保洁已经不是仅仅拿着扫把就可以做的工作。
“’老了’怎么办？”
若用宏大抽象的词汇来表达，保洁的工作是为人类的生存环境和卫生清洁提供有效保障，是为了让社会”更好”而洁净。对污物、排泄物的处理和清洁，不仅标志着我们需要一个干净的环境，也标志着文明。
母亲保洁班组的班长是在换了微信头像后，其他人才知道原来他当过兵。
在深圳的楼宇大厦、小区、学校、医院、工厂、街道、广场、马路、公园，只要有人的地方就需要保洁。 它包含擦除、冲刷和净化，是苦工、单调作业和体力劳动。
头像是一张青春的脸庞，穿着军装，戴着正中央贴有五角星的帽子。
“保洁是城市的高级美容师”
“班长”其实是一个虚职，并不掌握实际权力。他的主要工作是负责给这栋楼里的二十四部电梯签到，每个小时签一次。
母亲在这栋写字楼做保洁已经快半年了，我还没好好问过她，每天过得怎么样。
我是在一个周末帮母亲打扫完卫生，在一楼打卡机旁边等着母亲打完卡下班时，遇到班长的。他排在母亲前面。
靠在母亲的臂弯里，我玩弄着她的双手。我发现她的手指关节凸出，皮肤上有红色的小孔，变得很粗糙。问起来才知道，这是漂白水腐蚀的痕迹。虽然她一直在吃钙片，但她的腿每到阴雨天还是像天气预报一样准时地疼痛起来。
班长看到了我，母亲对他笑了笑，告诉他：“这是我女儿。”
我有时候会把头靠在她的臂弯里，闻着她身上从写字楼做完一天保洁后带出来的倦怠味道。我会想起，她带着年幼的我去山上背柴火的场景。我们爬了很久的山道，山里的树木散发出迷人的清香。中间走累了坐下，我在母亲怀里休息，她拨弄我的头发。说了什么我已经忘了，只记得那天阳光很好，我们坐在山路旁堆积起来的枯叶上。母亲那时候还很年轻，她身上的味道很和煦。
班长也笑笑，对我说：“你妈妈跟我们说过，说她跟你住在一起。”
聊天的时候，那些词语仿佛是从深层的岩石中沁出，朝着地下水的出口涓涓涌流。母亲的方言是立体的，构造出多维的世界，声色俱全。母亲经常用方言给我”放电影”。
打卡结束，我们一起走出大门，到了马路边。班长停下来，跟我聊了他的故事。
母亲拥有丰沛的方言词汇库，那是她的地下宝藏。
班长今年六十四岁，2021年10月4日加入现在这家环境公司做保洁，比我母亲早入职三天。他干了没多久，就因为沉着稳定的性格及良好的心理素质被安排当班长，每个月工资3500块。
母亲和我在深圳的生活累积得越久，我们的相处模式越随意。我们用方言夹杂着普通话的形式说话。我的丈夫是湖南人，当他不在场时，我和母亲会转成方言对话，那就像是一种从记忆里蹦出来的外语。我意识到母亲是我在深圳唯一需要用方言对谈的人（父亲会普通话），这种方言代表着一种很低微的出身，但也让我感到一种独一无二的紧密联结 些词句只有我和母亲能懂。
在来这栋写字楼之前，班长在另一座大厦里当了十年的夜班保安，从晚上7点上到第二天早晨8点。这份工作是他从原单位内退之后，政府安排的，每个月除了保安的基本工资，还有800块的政府补贴。
我们和母亲一样，都在用各自的方式，抵抗着各自人生中的”匮乏”。
做到2018年，他六十岁了。按规定，大厦的物业不能再聘用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于是班长正式退休了，每个月可以拿五六千的退休金。
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母亲的匮乏感呢？但我有时候想，来深圳的人难道不也大抵如此吗？深圳就像一条”贪吃蛇”，吃走我们的满足感。哪怕问年轻人，你来深圳的理由是什么？答案仍可能是两个字：搞钱。
“保洁员们都说你当过兵？”
母亲也是家里的修理匠。她舍不得扔掉任何可以修补的东西，直到它们坏得彻底，坏到修理的价格已经超过了买新的价格。
班长笑了，拿出手机给我看他的微信头像。
但最终，母亲没有带回那束花.她说，下班后拿着这束花进电梯的时候，一个衣服上挂着”工程部”工牌的男人指着母亲手里的花大声说：“这花是上坟用的，你看，都是黑色的包装纸。”母亲觉得不吉利，就把花塞给说话的人，让他扔到垃圾桶。“他不会说话，新嘎嘎、鲜亮亮的花，明明是别人送给办公室的美女的，他非得说是上坟用的。”
班长只念过小学，之后就在老家湖北枣阳务农。当兵是在二十岁，那是1978年1月，体检、政审通过后就正式入伍。一开始在荆门，1981年到锦州，在石油化工六厂。
被丢弃在电梯间的白色满天星，用黑色包装纸、红色丝带扎着。母亲看到后，拍了照片发给我，问，这花挺好看的，你要不要？要我就带回去。我回复她，还挺好看的，没人要的话，就带回来用玻璃瓶养着吧。
1983年秋天，班长所在的团跟着大部队南下深圳。 他作为一名基建工程兵，专门负责深圳的城市管网建设，他的工种是钳工，主要工作是拧螺丝。就这样，班长成为深圳改革开放城市建设中的一员。
母亲工作的写字楼经常会有一些被丢弃的绿植和花束。
在一份《深圳经济特区四十年大事记》报道里，这么描述1983年的深圳：9月，两万基建工程兵集体转业到深圳，参与深圳经济特区建设。他们用青春和汗水开出一条条马路，筑起一栋栋高楼，创造了三天建一层楼的”深圳速度”。
我想，或许在这座富足的城市里”捡拾”别人的丢弃之物，对母亲而言，有着不劳而获的欢喜，带着探索和发现的趣味。
那一年，班长二十五岁，正值青春年华。
那些别人丢弃的东西，她总是觉得有用。一旦我说家里缺什么东西，母亲就会阻止我购买：“你先缓缓，我帮你捡回来。”她不能理解好好的东西为什么要扔掉，万一哪天用得上呢？
他是两万分之一。
母亲没修好捡来的蝴蝶牌缝纫机，它被用来做了一段时间的置物桌。后来，因为家太小，缝纫机又实在太占地方，就被当作废品卖掉了，卖了70块。
他记得刚来深圳的时候，落脚在福田区竹子林。天天刮台风，住在一个山包上的简易房里，周边全是水稻田，毛花花的。有时候泡面都没得吃，只能找当地老百姓买一点，或者买从香港走私过来的食品。此后几十年时间里，结婚、生孩子，1991年才把孩子接到深圳，并分到房子，定居下来。他的工作一直是跟深圳的城市建设打交道。
我的童年在母亲的注视下长大。她总是用清澈如冷水河夏日碧水般的眼神，长久地注视着我。尤其是我趴在缝纫机上读书或写作业的时候，从背后都能感受到她的目光，有时我忽然扭过头看她，她会显得羞怯，假装看向别处。
班长参与了众多城市建设工程中的室内中央空调安装工作——深圳图书馆、深圳音乐厅、金威啤酒厂、深圳电视台大楼，等等。
我在五十三岁的母亲脸上看到了年轻的母亲。她坐在老屋卧室的窗户下，像水银一样的阳光一片片从窗子照进来，母亲坐在四只腿的高方凳上，脸上漾着笑容，弓着背，手脚并用。缝纫机机头上的针上上下下，线在针孔里飞速滑过，布料在她手里进进退退，变幻成各种边边角角。脚跟和脚尖轮换，在脚踏板上”扑通扑通”。 她在缝纫机上给我和弟弟做衣服、扎花鞋垫、做书包，针脚整齐密实。同时，它也是我们的写字台。
2007年，班长被原单位买断工龄，内退做保安，每个月拿固定退休工资，当年说好的股份因为原公司经营不善也没有了。
她没有捡回床，但她捡回了一个老式的蝴蝶牌缝纫机。缝纫机是小区一户装修的人家送给她的，机身上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父亲用拖车拖回了家。母亲搬来高脚凳，坐下来熟练地检查，原来机头生锈了，无论如何踩踏板都转不起来。母亲带着笑意，不断地调试，依旧失败。
“按道理你可以不用出来做保洁呀！”
保洁的职位，接触最多的东西就是各种被丢弃的”垃圾”。自从母亲开启她在深圳的保洁生涯，家里便经常凭空多出一些小东西，比如折了一条腿的小狗摆件，叶子变黄、根还有救的各种植物，已经不响的风铃，脏了的玩偶……她甚至还”为我”捡回了一个猫爪造型的沙发。一开始我很反对，但架不住她捡回来偷偷放进自己的房间里，只好跟她说，喜欢就捡吧，只要别有一天捡一个床回来就行。
班长摇摇头说，都是为了儿子一家。
是如何缠着她想要一件新衣服的故事，她能说出一梦筐。她总给我买大一号的衣服，因为她”算计”着可以多穿两年，于是我一直穿着不合身的衣服长大。然而，现在每当我买回”大号”衣服，母亲都会做出”不合身”的评价。我如此爱买衣服，并且如此理直气壮，可能也是一种对匮乏的”复仇”。
他的儿子在给老板做司机，儿媳的工作在幼儿园。 一家人的希望都放在孙子孙女身上。
我们常因为”衣服”问题吵架，她在我拿回装着衣服的快递时，总是皱紧眉头。在我童年的时候，母亲很少给我买衣服，一般只有过年时才有新衣服穿。关于我
班长告诉我，孙子孙女上幼儿园、上补习班的钱，都是他从退休工资和保洁工资里出。儿子和儿媳的工资负责家庭日常开销，老伴负责做饭、买菜及家务活。一家六口住在原来单位分配的房子里。在深圳几十年，班长只有这一套房。
也许是一代人的共性，母亲很少表达她想要什么，经常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我每个季节给母亲买一套新衣服，但她很少舍得穿，总是穿着工作服。她总说，那些衣服，她一辈子都穿不完，不要再给她买了。但其实，她只是自己舍不得买一件，每当拿到新衣服，她还是很开心，只是试穿后就压了箱底。我不知道怎么改变她，只能在她每次出门的时候提醒她，可以穿穿新衣服。
班长还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但他们都留在了湖北。弟弟在襄阳卖菜，收入不错，一个月能挣1万多。
母亲下班回来，看着转了一天的风扇，亮了一天的灯，她脱口而出的是：“瞎了，这女子又费了好几度电！”
两个妹妹嫁到了枣阳，生活也还过得去。上次一大家子在深圳见面，还是儿子结婚的时候。
我的母亲就是这样，她对省钱如此”迷恋”。她的耳朵像兔子一样灵敏，眼睛像老鹰一样尖。在洗手间，在厨房，若是我忘了关水龙头，她会在离我几米远的地方大喊：“水龙头没关吧？”有时，她会在我行动之前，忘记腿疾，健步如飞地冲进去关掉。我每天比她晚出门上班，有时候忘了关风扇，有时候忘了关洗手间的灯。
有一次，母亲问班长：“你’老了’怎么办？”在母亲口中，“老了”便是”去世”的意思，她是在询问班长落叶归根的去处。班长回：“我老家都没房子了，都塌了，也没有人情往来。老了？老了再说。”
母亲最爱买的是土豆。还在农村生活的时候，他和父亲每年要种上万斤土豆。在深圳，时间充足的时候，她会在傍晚6点多吃完晚饭后，带上几个布袋子，去特价超市里挑土豆，然后等着，等到打折时间开始，再付钱。有时候，她能买到9毛8一斤的土豆，“简直太便宜了！”同是等着打折的老人看着母亲挑选出来的几大袋土豆，问母亲：“你买那么多干啥？你家开餐馆的啊！” 母亲笑笑，不置可否。土豆买得多了，母亲一个人扛不动，只能向父亲求救，父亲便晃悠悠去帮忙。我家的沙发底下永远有吃不完的土豆，沙发底相当于母亲在老家后山上的地窖，每次做饭，母亲就从”地窖”里掏几个，用它们做土豆面、土豆饼、酸辣土豆丝、土豆蒸饭、炖火锅、红烧土豆……
班长已经在深圳生活了三十九年，从身份和心理上，都已是一个深圳人。
母亲对价格异常敏感，从省钱中享受乐趣，甚至找到了一些道德优越感。她常常拿自己买的菜与我在网上买的菜对比：她2块钱买一大把葱，而我只买到几根，她买到的土豆只要2块4，而我的却要3块5；她买的豆腐有香味，很瓷实，而我买的，刀一切就垮架。遇上便宜的苦瓜，她会一次买五条，萝卜一次买三根，胡萝卜一次买一捆，洋葱一次买一袋——只是因为便宜。但她还是几乎不买肉，因为再便宜的肉也比蔬菜贵。每当我从连锁超市买回猪肉、牛肉，不小心让她看到小票上的价格，她都会惊呼：“咋得了哇！你买的是龙肉吧！”
自从2021年10月来这栋写字楼做保洁以来，三百天里，班长没有休过一天假。除了中间有一次因为疫情，所有活动都停止了，他带着被褥住在地下车库，被动休息了一天。
母亲每次买菜都要赶晚上7点钟之前去，否则菜品就所剩无几或者吃闭门羹。每到傍晚，菜场地板上到处都是被丢弃的菜叶。打岸后，员工把这些菜叶扫到门口，堆在一起。一些环卫工会来光顾，在这堆烂叶里面寻找还算新鲜的，带回家去。
班长居住的地方是一片十分老旧的小区。小区里有一个四川来的阿姨，补鞋手艺很好，我常常带着穿坏的鞋子找她修。每次经过那片小区，相异于周边高档楼盘的氛围，总是一下子摄住我的心。每栋楼下方的石桌上都有打纸牌或下象棋的老人，以男性居多，声音洪亮。 坐着的人身边还围着一圈看热闹的人。
对这些老人来说，这家菜场里的东西不只便宜，还有别的超市所没有的优点：售货员会耐心地给不会用手机支付的老人找零钱，并且允许他们挑菜。每个货架前几乎都站着老人，他们的双手在货架上扒拉，做着同一件事一把蔬菜不新鲜的部分掰掉，只称新鲜的部分。 卖杂粮的区域也如此。老人们把手伸进花生米堆，挑出颗粒饱满的，再装进塑料袋。
我跟班长聊起自己看到的场景，班长说，那些人都是他的战友。他们早在十几年前就退休了，生活只剩下了闲暇，每天的日常就是玩拖拉机、斗地主、打麻将……团里的战友们也都落在深圳，分散各处。大家境况遭遇不同，慢慢日常生活中就很难经常联络了。但每年八一建军节，战友们还是要见一次的。
来这里买菜的也几乎都是跟母亲年纪差不多大的老人，母亲找到了同类。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没几个年轻人，很吵闹，老人们夹杂着各自的方言，热烈交谈。
又一个周末，我再次在保洁员们位于写字楼地下二层的休息室里遇见班长。
来深圳100天后，母亲终于发现一家便宜的菜场，离我们租住的地方有两个红绿灯的距离。母亲从此便只去那里买菜。菜场位于马路边，在一排老居民区的一楼，三四平米的开间，长长的货架上摆满了菜，形成了一个热闹的集市。清早就开市，随着开门时间的延长，菜价越来越低，直到晚上打伴。
负二层是地下停车场。保洁员的休息室在停车场的最里侧，一片长条状的区域被隔成了三个房间。经理常常待在里间，中间放清洁工具和杂物，保洁员们待在外面一间。
母亲的上班时间是早上7点，6点半起床的她常常没有时间做早饭。如果头天晚上的晚餐是米饭，她就把剩下的饭菜留到第二天早上，用开水拌饭吃。如果我们趁她不注意扔掉，母亲就会很生气。再后来，每次吃完饭，她都抢着收拾碗筷，以防止我们偷偷扔掉剩余，直到我们在这个领域失去主权。
进门处是一个长方形的冷藏柜，里面放的是保洁员带来的餐食——大部分保洁员并不是像我母亲一样住在写字楼附近，可以中午回家做饭。靠近冷藏柜附近的柜子上有一台可以接热水的饮水机，并排还有两台微波炉，供保洁员们热饭用。房间中央是一张长两米左右的白桌子，相向各放一排椅子。每天早上和中午，保洁员们先到这张长桌子处碰面，然后再一起去室外集合开会。桌子上摆的最多的是保洁员们带来的各种颜色的保温杯，母亲的是银白色。
吃饭的时候，她要求我们吃掉碗中的每一粒米。如若电饭锅里的米吃不完，她会仔细用勺子刮锅底，同样做到一粒米都不剩。
因为是地下停车场改造而成的房间，保洁员休息室的顶部并排安装着三根巨大的排风管，占满天花板，发出轰轰轰的噪音，一秒都不停。两侧的墙上则贴满了需要保洁员遵守的各项规则，还有两只黑色的摇头风扇。 有一个空调，常年处于关闭状态。
如今在深圳，母亲仍不会放弃任何剩饭剩菜。
距离1点半开会还有十几分钟。
儿时的村子里，不止我们一家如此。物质上的匮乏，让人们无法舍弃任何一点油脂。人们往往把猪最好吃的部分留到最后，等食用时，肉早已远离了新鲜。这些看起来美味的肉块，经常一咬就掉渣，让人的舌头产生瘙痒感，难以下咽。
母亲让我坐在班长旁边的椅子上。他剃了头发，恍惚间我有些认不出来。他把手机递给我，让我看相册里他保存的孙子孙女的视频。他说，那是他的希望，他坚信他们会念大学，过上更好的生活，他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此投资。
夏天的时候，打开母亲封存的猪肉坛子，油腻的味道扑面而来，让人肚子里泛起涟漪，想要呕吐。有时候甚至会在坛口发现绿色的霉变绒毛。母亲用铲子刮掉霉菌，剩下依旧拿来食用。小孩子无法阻止大人，唯一的抵抗就是不吃。这些油脂混合物，也是父亲每次出远门必带的物品。用矿泉水瓶子密封起来，每次做饭的时候挤一些出来，成为重要的能量来源。母亲总说，外婆一辈子都没吃到一顿油脂丰富的饭，我们这样还算好的。
1点半到了。经理从里间走出来，开始召集保洁员开会。
没有冰箱，母亲会在天气变暖之前，把腌制好的猪肉炸出来。在家乡，这叫炼猪油。炸好的猪肉泡在炼好的猪油里面，几大坛猪肉和猪油的混合物放在板楼上。每天炒菜时取一点，从春天吃到夏天，再吃到秋天，直到冬天的另一头年猪长大。一头猪的肉和油，往往一年吃不完，就会留到第二年。等到把旧的吃完，新的又变成旧的了。回过头来，我们经常吃的都是不新鲜的猪肉。
保洁员们排成两队。经理面向保洁员，站在队伍的正前方。班长站在经理旁边，垂着手。
全家一整年吃到的肉类，都来自母亲喂养了一年、到年底才会宰杀的猪。新鲜的猪肉只能吃到立春前后。
一个每天都会重复的开场——
在我的记忆里，小时候，油脂并不十分缺乏，但不好吃。
经理对保洁员们大声说：“下午好！”
在刚来深圳，还未找到自己心目中价格公道便宜的菜场前，母亲吃得很少，几乎不买肉，她自己不吃，也不考虑爱吃肉的父亲。我曾多次劝说母亲，但收效甚微。
保洁员们回：“很好！非常好！”说完竖起了大拇指。
她对深圳的物价感到恐惧。母亲无法理解，为什么自己工作的商场里，一小盒牛肉可以卖到70块，一包青菜可以卖16块，一块豆腐可以卖9块……她常用老家的标准来换算，最常用的换算物就是面粉：这一盒牛肉，在老家都能买40斤好面粉了，牛肉一顿就吃完了，真划不来！
有时候保洁员们喊的声音小了，经理会调侃他们说，你们没吃饭吗？要求保洁员们重喊一遍。
最重要的问题还是关于吃。
经理安排完下午各自要干的活儿，保洁员们就散会，各忙各的。
在她的观念里，猫是牲畜，是用来抓老鼠的。那只在我童年时经常冬天钻厨房锅炉取暖的狸花猫，是不用额外花一分钱去养活的。母亲长年在厨房的窗台上放一个瓷碗，里面盛着用面粉和鸡蛋混合做成的面汤。猫捉不到老鼠的时候，就固定去窗台取食。而深圳家里的两只猫，很少吃人类的食物，只吃猫粮和罐头，用的猫砂也要花钱。母亲不解：“每年大几千块，干点什么不好？”
班长下午的工作仍旧是给大楼里的24部电梯每小时签一次到，附带检查其他保洁员的卫生工作，遇到不干净的地方及时通知纠正。
她对我首先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不养娃，要养两只猫？
我本来以为，班长的活儿应该很轻松，毕竟只是签个到而已。但事实不是如此。
母亲坚决反对浪费。
每一个在大城市生活的人，每天都需要用到电梯。 疫情之后，每天在电梯开门处的侧面都会有一张签到表，它的全称一般是《XXXX大楼保洁防疫电梯轿厢消毒记录表》。
母亲成长于匮乏的年代，受这样的教育。饥饿的乌云从未在母亲头顶散去，在心底形成阴影。
这张表是需要保洁员来签的。母亲所在的这栋写字楼，需要一小时给电梯消一次毒、签一次到。周日的写字楼没什么人，我决定先陪班长走一次签到流程，再去给母亲帮忙。
而是大事
班长工作要用到的所有工具都放在一个有盖的竹编篮子里，里面有消毒水、湿纸巾、干毛巾和黑色垃圾袋。因着班长有门禁卡，我得以窥见这栋高档写字楼的电梯内部（母亲和其他保洁员平时都走货梯，他们没有门禁卡）。与我平常见到的电梯最不一样的是，每一个轿厢里面都有一个古朴的实木方凳，上面放着酒精免水洗手液和一包纸巾。
这不是小事
“真不愧是高档写字楼。”我对班长感叹。
就可以节约八千万斤
每到一部电梯签到，班长要先把篮子放在自动门中间卡着，让电梯多停一会儿，一旦卡的时间过长，电梯就发出警报声。签完一圈下来，我们花了四十分钟，一小时已用去三分之二，紧接着，他又要开始签下一个小时的字。才2点40分，班长的微信步数已经显示超过一万七千。
每人节约一两粮
这样的工作，我体验了一圈就感觉很是重复。班长一天要往返十几趟，不能停。
我们中国有八亿人口
“签这个脑子还得清楚，不然就乱了，唉，眼睛都花了……”
粒米凑成梦
班长告诉我，有时候，他也会一次性把几个小时的到都签了，但前提是不能让甲方督管投诉，投诉了就倒霉。一个小时消一次毒其实很难做到。周末还好，工作日写字楼人来人往，不断消杀会影响电梯运行效率。有时候碰上大检查，保洁员们实在没办法，就在喷雾器里临时装水，先应付过去。
滴水汇成河
我们重新回到大堂的时候，眨眼间，班长弯腰捡了个东西，放进了挎在手上的竹篮里。我贴近去看，发现是一根白色的线头。他告诉我，判断地板干不干净的小诀窍：要对着光投射过来的方向，侧着去看，这样大理石上的灰尘、脚印就看得一清二楚。
每一粒粮食都是劳动人民用血汗换来的
班长的工作还包括分配物资。每天早上，负责打扫卫生间的保洁员需要从班长手上领取一天的纸巾和消毒液等。有时候，班长还需要帮副经理干一些很细碎的杂活，比如做登记表格。班长很少拒绝。“官大一级压死人。”他说。
同学们说
我告别班长，去楼上找母亲。
扔点馍算不了啥
班长在保洁员中口碑不错。
他满不在乎地说
可能母亲这一辈对当过兵的人有天然亲近感，但更重要的是，班长不找保洁员的麻烦，脾气好，很少主动发表意见，也不让人感到高人一等。
及时帮助他
一次，他去母亲所在的楼层检查，发现楼梯上有脚印，他招招手让母亲记得打扫。
同学们发现后
母亲跟班长说：“我们都是打工的，不要彼此为难。”班长点点头，表示同意。
他就扔掉了
那天，我问班长，你怎么看自己在保洁班组里面的角色？
时间一长发了霉
班长嘿嘿一笑：“我就是个小不点儿。”
把馍放在桌肚里
“一个红火人”
我们班上有个同学
一个星期四的下午，离保洁员们2点的集合会还有十几分钟。部分保洁员提前到了负二层停车场边角处的休息室，围坐在长桌上喝水，聊天。
母亲至今仍可以背诵1976年她小学三年级语文课本上，一个关于勤俭节约的故事。
六十八岁的木兰阿姨旁若无人地唱起了歌。
我试图去总结和理解这背后的缘由，我想也许应该是一种围绕她大半辈子、挥之不去的匮乏感与对缺少金钱的恐惧。一种对失去控制的不安全感。
南泥湾好地方好地呀方
带她来深圳，本意是想让她获得休息，学会更轻松地生活。事实却截然相反。
好地方来好风光
面对深圳美丽的公园，母亲总是感叹，深圳为什么这么有钱？这么有钱能不能给贫穷的老家分一点？她也很好奇，为什么每次去公园，无论什么时候，总是有人背着手在闲逛？深圳作为一个打工之城，这些人难道不用上班吗？劳动人民来深圳不是为了钱，还能为什么？
好地方来好风光
我是一个”坏”女儿。十分了解，母亲的软肋是她真诚、耿直、激烈又毫无保留的爱。
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
我跟母亲求和的方式是，抱抱她，然后跟她说”对不起”。当她听到这三个字，大部分时候会羞怯地一笑。 她听到”对不起”时的表情，跟听到我对她说”谢谢老妈”时的表情一样。
当年的南泥湾
母亲热衷于用微信步数来判断她关心的人那天有没有出门，通过早上锅里有没有剩下的面汤，来判断我是否晚起，是否来得及吃她冻在冰箱的饺子。在深圳，除了我这里，母亲没有别的住所可去。她不敢走远，一旦看不到家附近标志性的银行大楼建筑，就会心慌。我们教她如何坐地铁，但她总在临上车时打不开乘车码。像八爪鱼一样的地铁出口令她恐惧，万一下错了站，找不到回家的路怎么办？虽然她很想能够自如地搭地铁，去更远一点的地方，但没有我们的带领，她难以行动。受限于识字不多，她只能在熟悉的范围内活动。
到处呀是荒山
她又有那么多爱我的时刻。她总是心细如尘，满足我的各种需求，尤其是当我想吃什么的时候。我爱吃包菜，冰箱里的包菜便没有断过。每当我说我饿了，母亲只要在场，总是动身最快的那一个。我目腹之欲上的满足由母亲承包。母亲发豆芽、包饺子、做包子、腌萝卜，生日的时候她用擀面杖擀出光滑又有韧性的面条，用豆腐、鸡蛋和瘦肉做成臊子。我在她的喂养下变胖，又拼命去公园跑步减肥。
没呀人烟
我想起自己对她态度不好的时刻：教了无数次查工资的方法，但她每次仍在发薪日让我帮她查验是否到账：教她拼音输入法，但每次需要发文字消息时，她还是让我代劳。我想逼她学习更多知识，但她总以眼睛看不清楚书上的字为由而百般推脱。我有些不耐烦，甚至有时候故意不立即帮她做。
如今的南泥湾
她是那么传统，愤怒，激烈，控制。我想如若我是生活在民国之前，我的母亲估计是那种会按住号啕大哭的女儿给她包小脚的母亲。我想如果我在生活中遇到像她这样的陌生人，我不会想跟她做朋友。但她是我的母亲。她又是那么软弱，她的眼泪总是比我先流出来。她表达强硬的唯一方式是：“你给我买票，我要回商南！ 要不是为了挣几毛钱，我才不待在你这里！”
与往年不一般 不一呀般……
她用她理解的为我好的方式试图让我遵从她的计划，但我很少听从。她嘴上说着不会干涉我的生活，但又时刻观察我的生活。一旦我在家里表现得不开心，她总会怀疑我在给她脸色，嫌弃她。我以前不理解为什么有人说，家是令人窒息的地方，想要寻找一个地方遁逃。在这种时刻，我觉得那种能放下一切牵绊，去找到自己空间的人，其实是很自由的。
她的歌声充满激情和力量，身边的同事们很淡定，对此见怪不怪的样子。一问才知道，木兰阿姨爱唱歌是出了名的。一边刷马桶一边唱歌都是有的。
每当我做的一切决定，显得跟她毫不相干的时候，她最生气。
木兰阿姨是母亲所在的保洁班组里年龄最大的保洁员。她在2022年春节前几天入职，接替母亲的岗位，打扫三个楼层的走廊、电梯及洗手间。母亲以要回老家过年为理由，跟经理请了春节假，木兰阿姨入职那天就是母亲准备开始休假那天。
母亲看不惯我的花钱方式，认为我大手大脚，不存钱。我很生气地回总了她，说她的逻辑总是我过得好了是因为她供我上了大学，我过得不好则是因为不听她的话。她强烈地批判我，说我像牛一样犟。她举了很多”失败”的例子给我听，说我将来会像村里最失败的人那样，过着穷苦又落魄的日子。
开晨会的时候，木兰阿姨匆匆跑来，被经理发现没有穿袜子（按规定，每次晨会要拍一张合照）。
她一直在抱怨父亲，说他打断她的话、不长眼睛之类。即使弟弟到来，母亲明明是开心的，但她的控制欲和焦虑也让整个氛围处于紧张状态。她催父亲快点干活，说弟弟要赶车，要早点吃饭。可是弟弟第二天不用上班，当时才下午6点钟而已。母亲似乎从来没有学会从容，当她发现无法强迫我和弟弟按照她的意愿开展生活后，她有些气急败坏。她总是强迫父亲，但从没想过要和父亲真的分开。“女人是箍桶的蔑，没有女人，一家人就散了。”在母亲的观念里，有了孩子，死都不会离婚。 我七个月大的时候，母亲曾经带着我，要下河南，被父亲追了回来。那是她唯一次在离婚上准备做出行动。
“没穿袜子怎么拍照？”
小区终于可以自由出入的那一天，同在深圳工作的弟弟来家里做客。他带来了恋情进展并不顺遂的消息。 整个晚上，母亲都心不在焉。
木兰阿姨的老伴在写字楼的车库做卫生，归属另一家环境公司管理。得知母亲要请假，他推荐了自己的老婆。如若不是因为年底难招人，已经六十八岁的木兰阿姨是很难被聘的。
有时候，矛盾会集中在同一时段爆发。
被斥责没穿袜子的时候，阿姨的老伴刚好就在旁边，他立马把脚上的黑袜子脱下来给木兰阿姨。“你穿我的吧，赶快穿！”阿姨就这么加入了母亲所在的保洁员班组。
我们是母女，只能磨合，她不会放弃我，我也不可能放弃她。
第二天，母亲开始休春节假。直到半个月后，2022年正月，母亲复工后才跟木兰阿姨真正熟悉起来。
与理想中的天伦之乐不同，我们面临很多摩擦，甚至是”冲突”。我们深陷彼此纠缠、负担和依赖的关系。
母亲重回原来的岗位，木兰阿姨则被安排到更高的楼层，工作内容跟母亲一样。因为都性格刚直，干活麻利，受不了别人眼色，两人很快成了可以聊天的朋友。
我跟母亲相处的时间越久，越意识到，是她所经历的过去和所处的恶劣环境让她成为了现在的她。我无法改变母亲认知世界的方式，我也很难改变我自己。
木兰阿姨来做保洁前，在附近儿子为她和老伴租住的出租房里带小孙女。她只负责白天，早上把孙女从儿子家接过来，晚上再送回去。正式做保洁后，老伴辞去了在地下车库的清洁工作，回家带孙女。
在生活的艰辛磨砺下，母亲不得不一次次认命。父亲成了承担母亲情绪的一个出口。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他成了一个越来越沉默的人。基本放弃了对生活的掌控权，任由母亲安排一切。
两个人的角色倒换了。
即使她已经进入老年，也从来没有停止人生或许有另一种可能的想象。她与父亲的结合，就像是火与冰的相遇。他们生了孩子，一辈子为了生存挣扎。我父亲读完了高中，但限于贫困的家庭背景，他本可以当民办教师的名额被剥夺，成为一个农民。他一辈子辗转于各个工地打工，有时还带上母亲。
木兰阿姨性子直，脾气大。小孙女打不得骂不得，经常跟儿子”投诉”：“坏奶奶，臭奶奶……”出来工作，对她来说何尝不是一种自我解放。
当我提醒她回过头去看看跟她一起失学的同龄人，都嫁给了什么样的人，获得了怎样的命运；当我告诉她，妈妈，你也一直很努力，从没有放弃实现目标，你也很棒时，母亲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木兰阿姨是湖北黄冈人。2005年，她跟着儿子南下深圳，那时她还不到五十岁，但已经做了奶奶。阿姨的儿子出生于1977年，九十年代末期，考上湖北的一所师范大学，毕业被分配在离黄冈不远的荆州，工作几年后，觉得人生不应该被困在这样的小地方，且工资太低，便决定辞去教职，下深圳找工作，哪怕是在深圳做零工，也要离开湖北。
当母亲抱怨婚姻的无趣，抱怨怎么嫁了像我父亲这样的人时，会顺带提一句，如果读了书，她应该能走出去，嫁给一个医生、老师或者商人。总之家庭条件会比父亲好很多，会比父亲更浪漫，更会疼人。
上世纪九十年代，一个农民家庭供出一个大学生并不容易。儿子去上学的那年夏天，木兰阿姨和丈夫还在家中摆了酒席，请亲戚朋友们吃饭。
后来，改革开放的春风终于吹到这个秦岭南麓的小村落。已经结婚的母亲了解到读书原来是他们这一代人跨越阶层改变命运最主要的途径时，除了后悔，还有对命运不平等而感到的深深的无助。她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也无法原谅自己。她和父亲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拼命供我和弟弟读书。
决定离开湖北时，儿子已经结了婚，儿媳妇和儿子是大学校友，也做老师。大孙女刚刚出生，一切都很稳定。眼下儿子却要丢掉他们眼中的铁饭碗。夫妻俩劝不住儿子，但提了一点要求，还是要继续当老师。“考的是什么行业就做什么行业，你的命运自有安排，不是你想干啥就干啥。”
母亲曾无数次说起过她对放弃读书的后悔之意。天下若是有后悔药，她一定愿意吃一颗，在十岁那年，重新回去念书。她明白她是同学中间天资聪颖的那一个，母亲常说的一个例子是，二年级期末考试的时候，一道数学题是关于”闰年”的计算题。全班只有她一个人解出来了，连留级生都没有做出来。
为了照顾大孙女，木兰阿姨和丈夫跟着儿子一家一起迁徙到深圳龙岗。儿子听了母亲的话，在一所中学找到了代课老师的工作，只是待遇比在编老师差不少。 在当代课老师的两年里，儿子一边教书一边考在职研究生。
有一天，同生产队的一位女孩说，我们别上学了，在家里搞副业吧！母亲就这么跟着失学了。当时的老师来家访，找母亲和她的同伴时，她们吓得躲到了山上。 对于母亲的失学，外公外婆似乎很自然地接受了。母亲就这么不可思议又顺理成章地放弃了读书机会。
2011年，儿子终于成为福田区一所公立高中有编制的生物教师。第二年，儿媳妇也正式考到教师编制。一家人才算在深圳真正立了足。现在，夫妻俩一个是高三班主任，一个是高一班主任，在临近的惠州买了房，也申请到了公租房。大孙女已经快满十八岁，2023年就要参加高考。
母亲在七八里路之外的村里走读。当时的校长发明了一个早上”抢红旗”的竞赛活动。哪个生产小组的学生最早抢到红旗，就能得表扬，有红花。为了抢到红旗，母亲天不亮就被喊起来上学。那时候也没什么零食，母亲常常饿着肚子出门上学。
儿子和他的小家庭不断通过自身努力寻找更大发展机会的同时，木兰阿姨则在拼命挣钱。她不仅把大孙女带大，也一直在寻找自己的机会。
我想，除了我叛逃了她的”算计”之外，母亲当初极力反对我对另一半的选择的原因，有一大部分是担心我会落入跟她一样”一生为生计奔波”的命运。母亲原本有机会摆脱命运的安排。但她上小学的时候，时代动荡的涟漪在乡村还远未消去。
大孙女两岁半能走路、会表达的时候，木兰阿姨买了一辆小三轮车。早上5点，洗把脸穿好衣服就出门，去布吉农批市场批发甘蔗和菠萝，拉回来在儿子租住房子附近的街道上摆流动地摊，赚差价。一个菠萝进价7毛，买回来可以切成三瓣，插上竹签，放在装有盐水的玻璃瓶里，一瓣卖5毛，一个菠萝赚8毛。甘蔗要挑关节相距比较长的，关节离得越长越好卖。一车菠萝加甘蔗有四百来斤，能卖三四天，平均下来，木兰阿姨每周去一次农批市场，刨去成本能赚300块。
如今，她和我们生活在深圳。我不知道当年被母亲踩伤的脚趾后来是怎么好的，只是直到现在，我右脚小拇趾仍伸不直，也没什么知觉。但我将这件事说给母亲时，她怎么都不承认，她只记得我离开矿区的前一天，那位女儿远嫁湖南的”伤心的母亲”。她在那个场景里，似乎预感到了自己女儿未来的婚姻。
当流动摊贩也不能耽搁照顾孙女。阿姨买了一根牵引绳，一头系在自个儿腰上，一头绑在孙女手腕上，走
我谈恋爱后，有很长一段时间，跟母亲变得疏离，我怕惹她生气，尽量少跟她透露我在深圳的生活境况，报喜不报忧。她在商山脚下，我在深圳，距离太远，我们彼此都管不着对方。
哪儿就把孙女带到哪儿。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哭了。
大孙女六岁上幼儿园后，木兰阿姨找了一份给东北饺子馆洗碗的活儿，一个月900块。孙女五点半放学后，先把孩子接到饺子馆。在饺子馆洗了两年碗，又去宾馆洗，那里的工资更高。
她走得太急，把我推上班车之前，她一脚踩到我右脚的小拇趾上。很痛。我在一阵锥心的疼痛中，驶离了矿区，把母亲甩在身后，甩在了那个肮脏的环境里。
“什么苦都吃过！”在宾馆洗碗的时候，经常有婚宴，一摆就是十几桌。对阿姨而言，婚宴结束，那些脏了的碗筷，便是一场巨大的苦役，得提前计划好怎么去做。“用水把脏碗脏盘子冲湿，放到大塑料盆里，放洗洁精。大小分类，一秒钟捞一个，一秒钟捞一个，三个池子，一个放洗洁精泡过的，一个放基本干净的，第三个池子专门冲水，像流水线。”阿姨洗碗很快，还带了徒弟，要辞职的时候，店长挽留，不让走。
第二天一大早，我离开矿区。母亲送我，因为要赶班车，她让我走前面，她走后面，手里还拿着干花椒。
阿姨得出一个自己的真理：“管你做什么，专心一项，做得又快又好就是有价值的，一定把它做好。一个人无论在哪里工作，如果你做到让别人舍不得你走就是成功。每在一个地方就留下一个品牌，留下一个能干的印象。”
我沉默着，见证了这个令人悲伤的场景。
这一点阿姨也践行到了现在的保洁工作中。入职至今，她从未休假。每次遇上突发事件，经理都喊木兰阿姨去顶岗。母亲被检查出尿结石而请假的那个上午，便是木兰阿姨兼了母亲的岗位。阿姨说，能干就干，又不会累死人。
有一天早上，我们听到隔壁的阿姨在哭。阿姨也是商南人，跟丈夫一起住，丈夫下矿井，她负责照顾日常生活。早前，夫妻二人在老家跑乡村班车，阿姨因为一场车祸受了伤，做了五次手术才勉强站得起来。母亲问阿姨，为什么哭？阿姨说，她的女儿在湖南念了大学，大三就嫁给了一个湖南小伙子，对方家里很穷，女儿给人家生了一对儿子。女儿、女婿这几天来矿上看她，刚刚搭车走了。看到女儿过得艰难，她塞了 1000块红包给女儿。送走女儿后，阿姨收拾床铺时才发现，女儿又偷偷把红包塞回枕头底下。阿姨泣不成声，母亲劝都劝不住。当阿姨得知我也正在湖南读大学，便哭着劝诫母亲，不要让女儿远嫁。母亲紧紧抱住她，安慰着她。
木兰阿姨虽然年纪最大，但腿脚很好，走起路来飞快。
我跟她一起上山摘花椒。矿区的山头上是一片片的花椒树，矮矮的，一丛一丛。暑假正是花椒的成熟时节，母亲在中饭至晚饭之间，半下午的时候，在当地村民的招呼下摘花椒，摘一次能挣二三十块，我去给她做帮手。我们一起爬到高高的黄土堀上，成片的花椒树结着细小如红豆一般圆润紧致的果实。虽然采花椒时很扎手，但我还是很愿意跟着母亲一起去。我可以逃离矿区那呛人的煤灰。因为过度开采，山上到处是煤坑，这里一个大洞，那里一个大洞。我和母亲手牵手，小心翼翼，从来没有掉进去过。我跟她的关系变得像朋友一样，她问我在学校的事，帮我梳理头发，甚至问起我有没有喜欢的男孩。有好几次，我和她一起爬上山头专门去看黄河，河水很黄，很浑浊，在蛋黄般落日的光照下，平静得几乎静止。
有一次，她在其他保洁员面前很自豪地说：“哪个都做不过我！”
置身于那样的环境中，我感到很害怕。我跟母亲形影不离，她干什么我都跟着。
别的阿姨故意回思她一句：“现在是看年龄，又不是看你会做！年龄超了，你也干不久。”阿姨没再说自己能干的事情。
父母住在半山腰的工棚里，那里有一排房子，蓝色彩钢瓦的屋顶，水泥砖垒成的墙。父母占据了其中两间，一间用来住，一间是厨房。空气很脏，每个人脸上、身上都是煤灰，房间里没有一处是白的，被套、床单都漆黑，杯子的杯底都是沉淀的煤灰。工人们放工经过我们工棚的时候，全身也是黑的，只有眼睛是亮的。他们称呼对方为”黑鬼”。我也变成了 “小黑妞”，身上永远灰扑扑的。矿工们常跟父母开玩笑：“你俩是给别人供的大学生，将来会被狼吃了。”
木兰阿姨跟我的母亲一样，没有念到书，小学只上到二年级上学期。字没认识多少，但学会了不少红歌。十五岁，阿姨就和现在的老伴订了亲，二十一岁结婚。丈夫高高瘦瘦，脾气温和。“他得让着我，家里里里外外活儿都是我干，有时候把我惹毛了，我就在家里睡觉，活儿就没人干了，哈哈哈！他吵架了总跟我说，‘我是不惹你，不是怕你’”
2012年夏天，母亲和父亲一起在离西安250公里外的韩城下峪口煤矿上务工。大学二年级暑假的后半段，我从湖南长沙坐火车到西安，再转近三个小时的汽车到下峪口县城，然后坐5块钱一趟、专门从县城拉客到矿区的”黑车”，抵达父母所在的下峪口五里桥矿区，在那里待了短暂的一周。
年轻的木兰，在水田里插秧，一天能插三亩，不直腰，像机器-样前进。第二天早上起床，背上都是蚊子咬的红疙瘩。因为太能干，村里人形容木兰是人工插秧机和收稻机。村里搞基建，修桥梁，修水库，木兰像男人一样，挖土，挑土，一天要挑几个方。
她曾经无数次暗示我，重复讲一个我也曾见证的故事。这个故事的主题是”远嫁的女儿，伤心的母亲”。
因为能唱会跳，她还在村里的宣传队待了两年，婚丧嫁娶，她都被请去唱歌。现在，她打扫卫生时常唱的还是她年轻时会唱的那些——《太阳起来照四方》《浏阳河》《赤脚医生向阳花》……
七年前，当我选择了自己的爱人时，母亲表现出激烈的对抗情绪。我的爱人不是陕西人，家里不富有，跟我一样是”小镇做题家”，甚至还有些文艺，做一些不切实际、无法获利的事。母亲在亲人面前哭诉我的种种不是，不能自已。
一个周日，我去看母亲，遇到了木兰阿姨。她的工作已经做完了。
对母亲来说，记忆是生动的，是炽热的，也是永恒的。只不过以往她没有说出来，现在有了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们母女穿过时间和痛苦，达成连接。我想，外婆也许怀着巨大的愤怒，怀着对奉献和回报有着巨大不平等的绝望，选择离开这个世界。母亲的眼泪让我感到不安。外婆自杀这道伤口，在母亲这里似乎永远无法愈合，也是我们整个家庭共同的哀痛。
“阿姨，听说你唱歌很好听，唱一首听听吧。”
第二年秋天，生我那天，母亲在地里收了一天的玉米。晚上回家的时候，已七个多月身孕的她背着一篓玉米，上面还架了一小捆高粱。母亲说，那时候很有劲，像是骡子变的，驮重不知道驮轻。子夜时分，我穿过黑暗，来到人间。我出生后，母亲从窗户上看到了天边的亮光。我是一个早产儿，出生七天，都不知道如何吃奶，母亲用滴管一点点喂。“你跟小猫咪一样，整天睡在我怀里，胳膊就是你的枕头。”稍长大后，我仍是一个”药罐子”，三天两头去村里的赤脚医生家扎针、打点滴。有好几次，在生死一线上被抢救过来。“养你一个等于养两个孩子。”
阿姨没有推辞，清了清嗓子，唱起了《赤脚医生向阳花》。
三个月后，她肚子里有了我。
贫下中农人人夸
外婆离世时，母亲才结婚两个多月，年轻的她承受着失去母亲的痛苦，承受着生活的重压。
一根银针治百病
三十多年过去了，母亲已经快到外婆离世时的年纪，她梦到外婆的次数越来越少。在梦里，外婆经常生气，一句话不说，脸色阴沉。还有一次，母亲梦见外婆跑了，跑了五年，突然回来，却不进家门，躲起来了，母亲到处找找不到。她常常在一身冷汗中惊醒。
一颗红心呐
这成为母亲心里的一根刺，生命里的重大创伤。她没有与自己的母亲好好告别，没有好好完成分离。她与外婆的对话一直在持续，即使外婆已是一个消逝的人。
一颗红心暖千家暖千家
她不知道是怎么跟着自己的姐姐、姐夫又回到娘家的。她就这么失去了自己的母亲。长久以来，母亲都觉得，外婆是报复自己，用死亡惩罚她这个女儿。
出诊愿翻千层岭
母亲几乎昏过去，瞬间变成坚硬的石块。
采药敢登万丈崖
第二天，有一个老家的人来送信，说外婆去世了。
迎着斗争风和雨
年轻时的她并不爱我父亲。婚后的生活简直太穷了，许多方面都与预想中差很多。那一天吵完架，寻求娘家安慰无果后，母亲简单收拾了包袱，离家出走了，去了三四十公里外的姐姐家。
革命路上啊
我认识母亲的时候，她就是我的妈妈了。她总跟我说，她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候是”做女孩儿”的年月，无忧无泪。我曾在老家木箱子中的布包袱里，看到过母亲少女时代的老照片，她和她的五个表姐妹站在一起，位于后排居中，穿着扣子扣到脖颈的衬衫，笑着露出了洁白的牙齿，一根长辫子搭在左胸前，她看起来那么有生命力，眼神亮晶晶的，充满喜悦。少女时代的快乐太短暂了，顺从我外婆的母亲并没有得到幸福，她对生命真正沉重的理解，是从结婚后开始的。
革命路上 铺彩霞 铺彩霞
作为外婆中年后才生下的孩子，母亲得到了不少疼爱，也格外依恋外婆。当时她很顺从地听了外婆”成全哥哥娶到老婆”的建议，以换亲的方式嫁给我父亲。这是一切悲剧的起源。
广阔天地把根扎
“要不是你让我嫁给他，我也不至于过这么苦的日子！”无助的母亲把一切的责任归结于外婆。
千朵万朵红似火
在母亲的记忆里，她先是跟父亲吵了架，然后回娘家找外婆诉苦。本以为可以得到外婆的支持，但外婆没有站在她这边，反而说她不听话，劝她好好过日子。母亲绝望极了。
贫下中农啊
那是1989年秋天，正是黄豆收获季节，母亲刚嫁给父亲不久。母亲嫁给父亲并不是自主选择，而是外婆强迫的。用我母亲的话说，她牺牲了自己，给自己最小的哥哥（我六舅舅）找到了老婆，也就是我姑姑。
贫下中农人人夸 人人夸
外婆自杀前，母亲跟外婆大吵了一架。
广阔天地把根扎
她本来手里还在剥从外送平台上新买回来的蚕豆，不断涌出的泪水，让她的手顾不上蚕豆，全拿来携鼻涕了。那半个小时里，我面对的是一个泪涕横流的母亲。 我只能不断地拥抱她，递纸巾给她。
千朵万朵红似火
一开始她还是回避的姿态，说，事情都过去了，提也没用。但显然，记忆并没有放过她。她也需要向人倾诉。母亲记得外婆自杀前后的每一个细节。只是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坐下来，认真地向她询问、聆听。
贫下中农啊 贫下中农人人夸 人人夸
我的话刚出口，母亲的眼泪就开始在眼眶里打转，不断奔涌而出。
唱完后，阿姨哈哈大笑。“唱歌就是图个乐子。”
长久以来，外婆自杀这件事在母亲那一辈亲人的语境里，就只有”她想不开，然后自杀了”这个含糊不清的解释。
充满活力的木兰阿姨告诉我，她有十几件漂亮的旗袍，等不做保洁了，就天天穿。
一天下午，我终于向母亲问出了那个问题：外婆为什么选择了自杀？
辞去洗碗的工作是在2011年，那之后，木兰阿姨在龙岗的卫生站找到了做清洁的工作，一干就是八年，一度当了班长。
居家办公的日子里，我和母亲突然多了很多相处时间，必须要面对彼此。
大孙女渐渐长大，阿姨的空闲时间便多了。2018年前后，她一度陷入”赌博”，白天做清洁，晚上去街边的麻将馆打牌，有时候还买马和斗地主，陆续输掉了3万多块，几乎是打工一年挣的钱。“把老头子都气吐血了。”
明明有一万种表达方式，他们却偏偏选择最戳心、最气人的那句。充满仇恨和敌意，惯性是如此顽固。
“那是怎么戒掉的呢？”
“你才像你娘呢！”
“小孙女儿出生了，要带小孙女儿。”当儿媳妇告诉木兰阿姨再度怀孕的消息时，阿姨很开心，小孙女快出生时，阿姨便辞去了在卫生防疫站做清洁的工作，准备全身心带小孙女。
“你像你娘！”
但实际生活总少不了磕磕碰碰。
有时候，他们会互相挑最刺痛的话扎向对方。
为了带孩子，同时兼顾儿子和儿媳的工作方便，一家六口人挤在一起，两室一厅，老两口住在客厅，大孙女住儿童房，夫妻俩住主卧。那时，阿姨主要照顾小孙女，兼顾打扫和做饭，老伴则在母亲工作的写字楼地下车库做清洁。
父亲每次听到这句话都会扭转头，脸色变得黑红，不发一言。
阿姨脾气火爆，孩子闹情绪的时候，她总是忍不住凶几句。最危险的是有一次，她正在厨房炒菜，转身去客厅拿东西，一回头发现，两岁的小孙女把厨房门从里面关上了，开门的钥匙也留在厨房。
外婆是自杀的。从小到大，母亲每次和父亲吵架，当父亲占理一些，母亲明显要败阵的时候，她便拿出她的杀手钢：“你把我娘气死了！”
阿姨紧张死了。给儿子、儿媳妇打电话，但远水解不了近渴。阿姨急得要哭：“孙女啊，这要是把房子烧了，你赔不起，奶奶赔不起，爸爸妈妈也赔不起啊。”她蹲下来，安抚孩子，指导房间里的孙女站在小方凳上开门，好在，小孙女很聪明，竟顺利打开了门。阿姨冲进去抱起孩子，关了火。儿子赶回家，看着慌乱的母亲，却没有给好脸色。阿姨很生气：“孩子我也带了两年多，可以离手了，你们请人带吧，我不带了。”
母亲生命中自认为的很多不快乐、不幸福，用她的话说，都是源于听了我外婆的话，嫁给了一个错误的人。
儿子也没想到母亲的态度会如此急转弯。一家人坐下来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木兰阿姨和老伴搬出来住，夫妻俩白天都要工作，小孙女还是不放心交给别人带，那就白天跟着爷爷奶奶，晚上接回自己家。作为父母，阿姨还是心疼儿子，答应了这个方案。儿子给她在家附近小区另租了一个单间，一个月给老两口出2600元，其中1600元是房租，1000元是照顾孙女的生活费。
我问母亲，看到这里是什么感受？她望向了坐在身旁的父亲。
搬出来后，阿姨决定打破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格局，出来工作。她让老伴辞去在车库的清洁工作，代替她去照顾孙女。这一系列决定，阿姨做得丝毫不拖泥带水。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是如此”深圳”，讲究效率，务实，用最实用、最划算又最经济的办法解决家庭矛盾，维护利益与平衡。这种用市场经济解决家庭问题的方式，反而使双方都获得了自由。
在《我本芬芳》的结尾，自认为用真心相伴了吕医师六十多年的惠才，有一天，问躺在轮椅上念诗、有几分可爱的丈夫：如果有下辈子，你愿意再和我在一起吗？ “不愿意！”吕医师非常清晰地说出了这三个字。
在我小时候生活过的陕西乡村与小城，老一辈如果跟子女分开住，会被认为是遭到扫地出门和子女不孝。
母亲仅有的小学三年级的知识，令她无法认全书里的汉字。遇到不认识的就盲猜，联系上下文，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母亲基本读懂了书里的故事，里面的人物让她共情，也让她想到她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和她自己。他们都一样命途多舛，历经磨难，在时代的洪流中不断寻找生存的缝隙。
木兰阿姨让我想起童年，想起我的奶奶，想起她跟鸡窝的故事。
无力从中调和的我，从书架上拿了一本书给她，杨本芬的《秋园》。母亲看得很投入。一早一晚，独自一人在天台上边吹风边看。看完《秋园》后，她又看了《浮木》和《我本芬芳》。
奶奶在我上小学二年级时去世。她一直跟我们一起住在秦岭南麓山脚下的老屋，进门右手边很亮堂的那间房间就是她的。有一段时间，奶奶自己在房间门口搭了鸡窝，养了几只鸡。她在秋天从田里捡来的粮食以此派上用场。那些鸡把鸡屎拉得到处都是，一向很少发脾气的父亲向奶奶发火了，他主要还是考虑到人鸡共处一室很不健康。
父亲是一个有点轴且认死理的人，但他其实一辈子都生活在母亲的控制之下。我不知道这里面爱的成分有多少。有时候，我同情他，觉得他懦弱。但我也同情母亲，觉得她更可怜，遇上的是一个跟她在思想和情绪上不能同频的男人，无法理解她那些敏感的心思。母亲常说，要不是为了孩子早就离婚了。以前我当她是玩笑，现在我会很认真地跟她说，你想离我支持。她却沉默。 事实上，虽然母亲嘴巴不饶人，但在下雨的时候，第一个想起父亲没带伞，给他送伞的人是母亲。
于是，在一个早晨，父亲好言劝说无效后，把奶奶养的鸡从鸡窝里拿出来全扔在屋外，拆了她的鸡窝，吼了奶奶。记得那天，奶奶把自己的铺盖拿出来，要离家出走。当然，她也没走多远，就在自家的屋檐下。她表示当晚要睡在屋外，父亲没有理会。后来，姑姑回娘家好言相劝，父亲赔礼道歉，奶奶才从屋檐下搬回屋里。
有一天母亲又在生闷气。理由是父亲吃山药的时候，吐了渣在桌子上，她说父亲不该这么挑食。父亲回呛了一句：这关你什么事！于是，冷战就爆发了。母亲吵架时喜欢说一些极端的话，陈谷子烂芝麻的事情都往出倒，记忆力奇好，把很多罪名往父亲身上安。而我父亲，已经无力反抗。抵抗，意味着面临更大的冷暴力。
在我童年时，常听到或看到村里有老人离家出走。他们大多是和儿子儿媳闹矛盾，但都走不远，最后又自己回来。邻居家的王姓老人出走一天一夜，他拿了一把镰刀，一路披荆斩棘，把村里人常走的山路收拾得坦坦荡荡，最后又回来了。不像是离家出走，反像是一个侠客。而我的奶奶，在她的认知里，离家出走就是从屋里搬到屋外，让过路的人看看自己的儿子是多么不孝顺，让父亲迫于舆论压力再把自己请进去。最终，父亲还是向他的老母亲妥协了。直到奶奶起不了床，喂不了那些鸡后，那个鸡窝才得以真正被拆掉。
她跟同住在一起的父亲因为小事冷战。她跟自己丈夫生气的方式是不跟他说话，无论父亲跟他说什么，她都沉默，直到父亲跟她道歉，或者她心里那口气吐出来了，氛围才会缓和。
而二十年前，木兰阿姨就已经完全瓦解乡土社会的这套逻辑，学会接受新的生活秩序了。
每当我动身去做点什么家务的时候，母亲总是不放心，唠叨个不停：拖把没有拧干，纸巾扯得太长，抹布没有叠方正，胡萝卜片切得太厚，菜品没有准备好就开火……她总是快我一步，或者从我手里接过拖把，夺过菜刀。“你去工作吧，别干了，你放下，让我来！”
在南下深圳的这十七年里，木兰阿姨适应了城市生活。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是她作为父母为儿子牺牲的十七年。她和老伴用自己的勤劳托举起儿子一家在深圳立足，稳定地工作、生活。
在母亲”休假”时，我还是得线上工作。我们的房子没有书房，丈夫占据了卧室，我就只能在客厅。当我们同时都需要工作的时候，母亲就显得无所适从。她不知道她该干什么、待在哪里，总是在我眼前晃来晃去。
但木兰阿姨对自己嫁在老家县城的女儿是有亏欠的。木兰阿姨三十一岁，小女儿五岁那年，她突然吐血，进了急救病房，查出来是胃的毛病。医生符她的胃儿乎切掉三分之一。看着医生端出来的血肉模糊的组织，丈夫吓得大哭：“你把我老婆的胃都割完了，吃饭往哪儿里装？还怎么干得了活儿？”
生于春天的母亲在那一周度过了五十三岁生日。我买了松软细腻的海绵坯水果蛋糕给她给庆祝，母亲嘴上说着”不要浪费钱”，但表情是欢喜的。这是她第二次在过生日的时候有蛋糕吃。母亲第一次过生日有蛋糕吃是在政府大楼工作时，那时候，她说：“五十二岁才真正过第一个生日。”时间又过去一年，她吃了一样的蛋糕，许了跟上一次生日时一样的愿望。
医生安慰：“没事，用三个月慢慢恢复，把胃撑起来，就能复原。” 一开始阿姨只能喝一点水，过两天能吃一碗粥，再后来能慢慢吃饭，在丈夫的精心照顾下，她逐渐恢复了健康。
隔离并没有带来”浮生七日闲”。在无法工作的那一周里，她总是醒得很早。我起床的时候，常发现她在沙发上发呆，无所事事。如果是在村里，她可以下田，可以串门，可以做手工活。如果是在县城，她可以打扫，可以做早餐，可以去市场买菜。但在深圳，她总是有寄人篱下的感觉。她总是要征询我的意见，做饭是，买菜也是，打扫卫生又担心动静太大。如果我和丈夫不打开客厅的电视，她也从来不会主动打开去看。
母亲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呢？有一次，木兰阿姨和母亲在洗手间碰到，阿姨把衣服撩起来给母亲看腹部的伤疤。那一道竖着的长疤痕像一只螟蚣趴在她松弛的肚皮上。阿姨跟母亲聊起她的女儿，聊起她内心的愧疚与悲伤。
母亲在深圳的工种，按照职业划分属于环卫类别，是与城市运转密切相关的一环。母亲因为没有住在员工宿舍，被动获得了一段难得的”假期”。
“我把女儿亏了，”木兰阿姨说，“那时候没有钱，只把儿子供了出来，女儿没上大学，早早嫁人。”女儿生孩子的时候，因为要带孙女，木兰阿姨自觉在养育外孙女的事情上也没帮上忙。
直到2022年3月12日，深圳这座超级城市开启陷入因新冠疫情停摆的一周。
在写字楼工作快一年后，木兰阿姨准备辞职。
母亲按部就班地工作，几乎没有休过假。她度过了秋天，度过了冬天，在深圳过了第二个春节，再次迎来百花盛开的春天。
9月的一天，阿姨告诉我母亲，她不准备刷马桶了。 她要换工作。阿姨找到了两份钟点工，一份是给一家有很多茶室的资产管理公司洗茶杯，一个月700元，早上去干一个小时就好，另一份是给一家公司打扫室内卫生，一个月1500元，不用打卡，干完即走。“一共2200元，我挣这么多钱就行了。”阿姨很有底气，在深圳打工这么多年，他们老两口已经攒够了养老钱。她一年还有1000多块的农村养老金。“能放手就放手，不要那么拼，人生短短几十年，还能活多少年？很早就想通了。”
我问母亲，你为啥喜欢她？母亲说，深圳陕西人少，我们是老乡啊，并且她还帮我找了工作。
阿姨一点都不担心经理扣她工资。“他敢扣我工资，我用《劳动法》告他。”
母亲工作的写字楼就在环卫阿姨打扫的马路对面。 她们上班遇到，下班也能遇到，一天至少见两面。有空闲时，母亲就拉着她，在楼下的台阶上一起坐一会儿。
母亲很羡慕木兰阿姨的洒脱。物质条件不差，喜欢跳广场舞，还会玩抖音、唱歌，身体很结实，没什么地方痛。
我只能答应母亲。我让她先试试，做不了就休息。
阿姨的保洁工作辞了两个月才辞掉，每次跟副经理提起辞职，副经理都以没有人手接替而拒绝。
我是在晚上下班回家才得知，母亲已经领到工衣，决定第二天就去上班。那一刻，我很佩服我的母亲，她凭着本能智慧，自己找到了工作。看来，我们白天上班，把她一个人扔在家里，以这种方式让她在深圳休息，对她而言也是一种围困。很明显，母亲是在通知我，她找到了工作，她要去上班。她的语气并不是在征求意见。
直到两个月后，副经理跟大经理吵了一架，愤而离职。
母亲拨通传单上的电话，紧接着下午就去面试，然后就这么入职了这座写字楼的保洁队伍。
副经理在晨会上哭着跟保洁员们告别：“明天就不来了……”
13760X X X X X X。
隔几天，公司招来了一个新的副经理，新经理很自信，开晨会时跟保洁员们说：“做经理就要有做经理的样子，金子到哪里都会闪闪发光。”
深圳市X X环境管理有限公司现招聘身体健康保洁员多名：年龄18—60岁，男女不限。保洁员工资标准：底薪2900/月。上班时间：7：00-11：00，13：30—17：30。月休4天，有加班、加班费另算（有宿舍在车公庙泰然路X X ）。联系人：王经理
新经理不怎么管事，接近年底，保洁员的岗位职责越变越多。木兰阿姨趁着新旧经理的交接期，顺势走人了。
上午跟母亲聊完，中午，阿姨就打来电话。母亲和她在第一次见面的台阶上碰头。她给母亲带来了上面印有联系方式的传单：
阿姨离职那天，母亲专门做了几个陕西的葱油烙饼带给她。阿姨小心地塞进手提包。
原来，那些招工的人会把传单发给打扫马路的环卫工，让他们帮忙留意找人。阿姨租住的房子里有一大沓传单，都是那些招工的人留给她的。
我们再次遇到木兰阿姨是在她租住的小区里。一个周末，我陪母亲去回收站打听废品的价格行情。突然听到背后有人喊母亲的名字：“春香！春香！”
阿姨告诉母亲，对面的写字楼就缺保洁。
母亲几乎是要跳起来和木兰阿姨拥抱相认：“咋得了哇！碰到你了！”周边的路人被母亲太过开心的表情和惊诧的语气吓了一跳。她们自顾自地大笑、说话，不顾周围人的眼光。
“没找到活儿，我帮你找。”
阿姨戴着遮阳帽，身上穿着”公园服务”标识的浅绿色工服。看来她又找了工作，并没有如她之前所说，享受老年生活。母亲问及缘由，她说，现在在公园打扫厕所，只是暂替一位回云南老家的阿姨顶班。
母亲跟阿姨说，她想找保洁的活儿干。
“我带你去我租的房子看看。”不由分说，木兰阿姨拉着母亲的手，下台阶，开锁，进门。一切都乐乐和和的。
两人哈哈大笑，就这么认识了。阿姨来自陕西汉中，离我老家商洛并不远。遇上老乡让母亲感到格外亲切。
阿姨的房子租在破旧居民楼的一楼，房间是被改造过的单间，一个窄长的通间，光线阴暗。进去首先是床，然后是一张靠墙的简易桌子，用来做饭，算是厨房，桌子边上就是厕所。面积不足十平米。
“我俩都是陕西人。”
木兰热情地给母亲介绍，母亲一边看一边感叹：“这么大一点儿的房子要1600，太贵了，太贵了…… 这在我们老家200块都没人要……都没有老家的厕所大……”
“我还以为你说你是山西的。”
那一刻，母亲突然明白，为什么同在深圳租房的我弟弟，每次面对她要求去看看他在宝安月租2200元的”家”时，都以各种理由搪塞了过去。
“我说我俩都是陕西的，你说你是山西的？”
我问母亲，你觉得木兰阿姨是怎样的人？
母亲还是用老办法找工作——去询问那些跟她做类似工作的人。她关注楼下的环卫工阿姨很久了。母亲主动跟脚下放着扫把和簸箕、坐在台阶上休息的阿姨搭腔。一开始，因为彼此都说方言的缘故，她们都没有太听懂对方的话，都以为对方是山西人。直到母亲告诉阿姨她的手机号，阿姨拨过来，显示归属地为陕西。
母亲说，木兰是一个”红火人”。当母亲形容一个人活得热烈，充满希望，她会说那个人是一个”红火人”或”活泼人”。
回深圳后，我给政府大楼的新经理发去了微信，询问是否有新的岗位，看母亲还能否回到政府大楼。经理答复我：都满了，确实没有岗位。
母亲其实也是一个这样的人。
控制与匮乏